作者：王竞超，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2期

王竞超认为，因全球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日印对华威胁认知强化等因素，日印准同盟未来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然而，日印国际秩序设想与战略自主指向的差异、相关安全领域合作障碍等将制约两国准同盟的发展。未来一段时期，日印准同盟将使中国周边乃至“印太”地区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并使东盟国家面临利益诱导与“选边困境”。

（一）日印准同盟的未来前景

第一，由于内外因素的推动，日印准同盟具有较大的深化与拓展空间。首先，“特朗普2.0”时代全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累积，将从侧面推进日印准同盟的持续发展。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尽管美国官方反复强调美国对于“印太战略”、对华遏制、盟伴体系的重视，但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孤立主义倾向仍使日印对美国是否会实施战略收缩存在疑虑。未来数年内，美国是否会减少对盟友安全承诺、弱化与伙伴国安全合作，并从亚太乃至“印太”战略收缩，已成为美国主要盟伴共同担忧的课题。因此，日印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国，为对冲“特朗普2.0”时代的战略风险、维护乃至塑造于己有利的安全环境与地区局势，将持续强化双边安全合作，两国准同盟关系也将获得“发展机遇”。

其次，日印对华威胁认知也将推进两国准同盟关系的深化。一方面，日印两国与中国边界与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纷争错综复杂，矛盾持续激化。在此局势下，日印意图东西呼应、陆海联动，尽可能分散中国政治和军事资源，缓解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海军持续壮大、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使日印颇为焦虑，成为两国未来维持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封锁、走向深蓝的趋势日渐清晰。不仅如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在印度洋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使视印度洋为“内湖”的印度颇为恐慌，其同日美等一道抹黑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常经济合作的行为屡见不鲜。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是，日印对华威胁认知不断固化，并成为两国准同盟得以维系和强化的重要动因。可以预见，在安全上日印仍将以东海、台海、南海与印度洋的“三海一洋”为抓手，以中印边境问题为牵制，携手阻遏中国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海外利益，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壮大。

最后，由于现实需要，日印准同盟的具体合作领域将得以拓展。在军事后勤保障领域，日印因地缘限制，亟须在印度洋、西太平洋沿线互相给予军事物资、设施、人员和燃料补给等支持。在军事情报共享领域，日印将以监控中国军舰、海警船为重点，发挥各自地理和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两国围绕“印太”海洋情报共享和分析的合作水平。在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日本防卫产业有“出海”的需求，印度则对日本军工企业投资、军事技术共同研发抱有较高期望，水下机器人、潜水艇、军用无人地面车辆等装备的研发或将成为两国未来的重点合作方向。日印在以上领域的合作诉求将为两国安全合作提供长期动力，也是日印准同盟得以维持、强化的核心因素。

第二，日印准同盟也面临多重制约。首先，日印两国的国际秩序设想并不一致。日本意图维护并巩固西方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希望借助印度维持地区均势、强化遏华力量。与日本相比，印度对于本国定位和国际秩序有截然不同的考量。关于印度崛起后要成为怎样的国际力量，莫迪已有明确阐述，即印度要成为“领导型大国”，而不是仅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力量。因此，日印对于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设想差异较大，这对两国准同盟的未来发展将是较大挑战。

其次，日印各自通过实施准同盟、多向结盟政策谋求战略自主，但两国的目标指向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依然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其与印、澳、英等国构建准同盟并开展安全合作的目标在于对冲日美同盟威慑力下降的风险，并顺势拓展战略自主空间，战略避险的性质较强。与日本相比，印度实施多向结盟政策、构建与日本等国准同盟关系，其目标在于充分实现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战略自主，进而引导大国权力相互制衡，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把印度打造为全球大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日本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核心标准构建准同盟不同，印度主要基于国际局势的演进来调整结盟对象，政策较为多变。因此，印度对于强化印日准同盟乃至推进美日印、美日澳印等小多边合作等方面有较明显的投机色彩，政策呈现“钟摆式”变化，未来不确定性较大。

此外，就具体领域而言，日印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合作进展缓慢、阻力较多。尽管近年来日印安全合作稳步推进，但当前仍偏重于物资提供、情报信息共享、联合演练等领域，两国虽在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联合研发等方面达成诸多合作意向，但现实进展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防卫产业虽在特定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但也存在防卫装备价格偏高、国际军售经验不足、部分关键技术与部件对美依赖等短板，影响了印度引进日本装备与技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日本对印度防务透明度与出口管控机制存有疑虑，认为出口至印度的武器与技术存在可能流入第三方甚至交战国的危险，日本政府与企业就此对向印度的防卫出口抱有疑虑。

最后，就次级安全合作协定而言，RAA的难产将制约日印准同盟水平的进一步提升。RAA作为支撑准同盟的四大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一，既是衡量两国准同盟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准同盟关系走向成熟的必备要素。日印一旦签订RAA，将意味着双方可大大简化彼此派兵入境流程，更为便捷地利用彼此军用港口、机场等设施，并允许对方在本国驻军，有利于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准同盟遏制力与威慑力将明显提升。然而，目前日印尚未启动RAA谈判，签订协定更是遥遥无期。其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基于维护本国战略自主、捍卫主权的考量，与别国发展安全合作存在明显底线，即不能允许别国在印拥有军事基地、长期在印驻军。日印RAA的难产，将使日印难以充分对接彼此地缘优势与军事资源，进而抑制两国准同盟发展水平的提升。

（二）日印准同盟的消极影响

随着日印双边关系不断提升，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次级安全合作协定相继签署并落实，共同参与的双多边联合演习日渐密集，日印准同盟对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的现实或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一是日印准同盟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复杂。近十年来，日印以“陆海联动”为路径推动国家安全战略、协同对华施压的趋向日益明显。在日印“陆海联动”的合作框架下，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与中印边界形成“三海一洋一界”的五大地缘政治风险点，并可能“以点成线”，构成完整的“印太”遏华链条。未来，日印或将“默契配合”，分别在中国东向、西南向的相关风险点择机对华施压甚至挑起摩擦，协同分解中国政治、军事战略资源。由此，中国可能在陆、海两个维度同时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周边安全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是日印准同盟为基础的小多边机制影响力将日益扩大。在“印太”复杂多变的安全局势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日益扩张化，其着眼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贯彻2022年新“安保三文件”的路线方针等目标，正在加速搭建应对特定议题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意图在日美同盟以外扩大同盟范围，将军事触角向“印太”广域延伸，主动塑造地区安全环境。未来一段时期，以日印安全合作为基础，日印美、日印澳、日印英等小多边机制将浮出水面并趋于完善，对“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冲击将不断加大，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安全困境”与阵营对抗态势，严重干扰正常的区域经济合作。

三是东盟国家面临的利益诱导将持续“加码”。东盟国家地处“印太”核心位置，是日印军事力量投射的重要目标区域。日印在多次首脑会谈及“2＋2”会晤中，均将获得东盟国家支持列为关键议题，高度重视东盟战略地位，意图将日本“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IPOI）与东盟“印太展望”（AOIP）有效对接，期待三者产生协同效应。可以预见，未来日印将以基础设施开发合作、防卫装备与技术援助、联合军事演练等为诱饵，力争将东盟国家拉入遏华阵营。对此，长期以来拒绝在各大国间“选边站队”的东盟国家采取何种政策将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