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最初以期刊连载的形式发表，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通过对老舍职业转型后自由创作心态的分析，以及他与《宇宙风》期刊合作关系的考察，并结合其生活状态、期刊约稿机制和文本传播途径等多方面因素，可以揭示《骆驼祥子》得以生成的深层原因。老舍将故乡北平的市民生活经验融入文学书写，既熔铸了自身对底层社会的深度体验，又贯通了前期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时借助期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骆驼祥子》在相对开放和双向互动的商业出版机制中得以成形。由此，可以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复杂机制与具体程式。
作者：王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李宗刚（通信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2期
近年来，文学生产研究成为学术界焦点议题。研究者或以经典作家作品为对象，或聚焦社会空间变化的隐喻意义，或回归创作现场探讨经典诞生的深层逻辑，或以期刊为切入点分析文学生产与新文学生成、发展的互动关系。这种多元路径研究契合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基本特征，为揭示创作规律提供了新视角。期刊连载是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生产方式，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经典作品均采用边创作边发表的方式。这种独特的文学生产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完成后发表截然不同，且作家创作难免受读者反馈影响。由此，《骆驼祥子》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与其经典化之间的关联、背后的文学生产机制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外在场域的多维蓄能与《骆驼祥子》的孕育
在《骆驼祥子》创作之前，老舍的中长篇小说虽有一定影响，但未获广泛认可。这既源于教学秩序对创作的束缚，也反映出作品建构单薄、与社会现实疏离等缺陷。《骆驼祥子》的创作则呈现出全新面貌，这与老舍职业转型后的创作环境、理论积累及实践探索密切相关，是多重外在场域共同蓄能的结果。
其一，在《骆驼祥子》创作前期，老舍始终坚持创作实践与理论化思考，并在写作和生活中保持平和状态，这无疑为《骆驼祥子》的孕育生成提供了助力。在正式进入《骆驼祥子》创作流程之前，老舍的创作实践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他的创作持续推进且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他完成一定程度的理论化构建，为后续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种回溯、思辨、前瞻的思维状态积聚成文学创作势能，在《骆驼祥子》的文学架构基本确立后，便以不可遏制的创作惯性推动了文本生成。同时期，老舍已沉潜于写作与思考中，并在日常展现出宽容、平和与释然的处事态度。结合同时期老舍写给陶亢德的书信可知，他已经决定依靠写作养家糊口。加之老舍本身对物质的要求不高，因此职业变动对他来说，不仅摆脱了外在的束缚，还为《骆驼祥子》的持续创作提供了保障。
其二，在《骆驼祥子》孕育期间，老舍的文学理论类课程教学实践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潜在影响。从《骆驼祥子》的孕育过程来看，老舍的文学理论素养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路线图”。近七年的教学经历对老舍文学理论素养起到了强制性的积累和内化作用。中西方文学理论建构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开辟了新视野，深化了其对中外文学思潮演变的认知。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老舍详细论述了创作缘起、故事结构及对生活内核的挖掘，特别是如何将车夫、骆驼、卖车等线性叙事升华为剖析社会病态的样本。他的文学理论积淀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在构思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轨迹时，老舍不仅融入了中国文学理论中“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工具”的创作观，还借鉴了西方文论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剖析。他将祥子的挣扎与底层生命的叩问相联结，以个体悲剧映射时代困境，赋予故事更为宏阔的社会批判维度。这种教学中的理论思考与创作中的实践探索相互印证，表明作家的文学理论素养已然转化为潜在的思维活力，并成为构思和酝酿长篇小说的内在动力。
其三，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期间发表的两次演讲，延续了他在文学理论类课程中对文学创作本质论的深入思考。两次演讲分别为“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和“幽默之真谛”，文学性突出，思辨性强烈，呈现出“创作/教学—思考—演讲—再思考”的不断深化态势。“文艺中的典型人物”演讲于1936年1月，对《骆驼祥子》的选材、构思也起到了前瞻作用。次月，老舍在青岛狮子会做了一场有关幽默的演讲。这场演讲显示了老舍在这一时期对文学创作中幽默力度、方向性、取舍性的持续思考。因此，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期间的文学演讲，立足文学发展规律及文学创作本质的理性思索，同时也增进了其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及文学实践的自觉。
《骆驼祥子》的孕育与生成是多重因素动态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作者还需回到最本真的创作土壤中，深入挖掘素材，并勇于突破既有的创作窠臼，方能将积聚的创作势能真正转化为实践成果。
主体心态的调整与《骆驼祥子》的生成
通过对《骆驼祥子》文学生产历程的深描可见，在前期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有效支撑下，老舍以平和而自洽的创作心境重返北平的生活场域，深挖创作素材，勇于突破幽默风格的惯性书写，最终将积聚的创作势能转化为内在的艺术突破，成就了这部文学经典。
其一，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绝非刻意强求或勉强为之，而是在一种极为自然的状态下开启了这段文学生产历程。这便使得老舍既沉潜于《骆驼祥子》所营构的文学世界，又能在诸多社会关系中汲取从事文学生产的外在动力。作家创作时的心态对文学世界构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深入文学世界，贴近人物内心，依循其情感逻辑与行为轨迹进行创作，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创作《骆驼祥子》时，老舍状态极佳。1936年7月，他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专职从事文学创作。这一职业身份的转变不仅是其创作模式的重大调整，更深刻重塑了他的内在心理结构，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实际上，老舍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并将《骆驼祥子》作为“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来看待，是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这一炮要是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由此可见，老舍在这一时期通过主动调适心态、深度投入创作实践，积极探索职业作家的生存路径，激活了创作主体的自觉。
其二，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并未将笔触伸向虚幻世界，而是回归自己青少年时代真实生活的北平。这为他构建文学世界找到了根基，并逐步将北平的物理空间升华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地标。当老舍听闻骆驼与人力车夫的故事并萌生创作动机时，恰好再次激发了他借助“祥子”实现“精神还乡”的渴望。老舍把骆驼和人力车夫作为北平意象的核心载体，既源于客观地理经济条件差异，更潜藏着“想北平”的主观特殊情感。明确创作方向后，更重要的是做好充分的素材积累。老舍在开启《骆驼祥子》创作前，对人力车夫的生活方式展开了全方位观察与深度体验，入迷似地搜集资料，向朋友询问骆驼的生活习惯，同时结识了很多人力车夫朋友。同时，他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极为重视语言描写，细腻精致的京味儿语言带给读者亲切、活泼之感，堪称现代小说的语言典范。值得关注的是，在创作《骆驼祥子》时，老舍始终怀着对百姓的认可与同情，沉潜到骆驼祥子的文学世界中，成为完全走进“祥子”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代言人”。这种基于城市平民文化立场并结合自身文学理论素养的创作方式，使老舍笔下的祥子呈现出血肉丰满的车夫形象，建构了独属于老舍精神原乡的文学世界。
其三，《骆驼祥子》是老舍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相结合的基础上，最终完成化蛹为蝶的自我突围。在创作《骆驼祥子》之前，老舍便已经踏上文学之路并小有名气，但是他对早期作品多持自省态度。这种创作反思既揭示了老舍在特定时期艺术探索面临的困境，也彰显出作家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意味着他始终在寻找自我的突围之路。作家如何在文学创作上实现自我突围？老舍的《骆驼祥子》创作轨迹揭示出一条关键路径：作家需要反复打磨作品，通过持续性的文本淬炼与语言实验，最终实现艺术层级的跃升。凭借对文学世界的沉浸式投入，虚心倾听他人意见并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反复雕琢，老舍最终使《骆驼祥子》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创作自信也是实现突围的重要标志。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展现的创作自信，不仅印证了作品自身的艺术高度，更使其具备了成为文学经典的潜质。
然而，一部作品从创作完成后的“自我认可”到获得广泛的“经典认同”，不能仅靠文本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创作者的夸赞褒扬，还需依托大众媒介的传播赋能。只有通过商业化、大众化的传播，《骆驼祥子》才能从作家个人的巅峰之作迈向现代文学的经典之列。
现代期刊的传播赋能与《骆驼祥子》的备受推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期刊的发展日趋多元，逐渐成为现代文学传播的关键载体。其中，《宇宙风》对《骆驼祥子》的传播赋能堪称期刊媒介参与经典建构的典范，其通过稳定的合作基础、系统的传播机制与分层的宣传策略，使这部作品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为作品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传播基础。
其一，上海的传播媒介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提供了充裕的物质资助，从物质和心理层面推动了《骆驼祥子》从酝酿、组稿、创作到发表的全过程。从物质资助层面来看，“论语派”出版传播机构在经济效益方面给予老舍极大优待，构建了“约稿—创作—宣传—发表—评论”的良性文学生产过程，为他成为职业作家提供了物质基础。从心理支撑层面来看，老舍与陶亢德相交甚深，因此，他在1936年8月动笔写《骆驼祥子》之前，直接与陶亢德约定“每月月首您给我汇80元；我给您一万至一万二千字”的稿酬细节。当时通信不便，老舍这看似谦逊的商量语，实则是单方面告知期刊主编，且认定对方会接受。对比同时期山东地区“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维持基本生计的生活支出至少为15元”，老舍的收入相当可观。因此，《宇宙风》为《骆驼祥子》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和心理支撑。这种文学生产与商业运作的良性双向互动，是确保老舍在辞去教职之后仍然能够顺利完成文学经典创作的强有力支柱。
其二，规范化的商业出版模式推动老舍文学创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而基于信任与情感连接的出版合作关系则为经典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论语》自创刊后从第4期开始发表老舍的作品，并在第5期将他列入长期撰稿员名单。同时，老舍与出版方的往来既有正常的业务关系，也夹杂了朋友间相互帮忙的情感成分。老舍与“论语派”出版机构关系密切，他更愿意与上海地域传播媒介展开深度合作，多部短篇小说及《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 等长篇小说的发表问世便是明证。这种合作关系既充满商业化考量又饱含情感联结，不仅为老舍提供了稳定的创作输出渠道，更促成其文学创作质量的持续精进。《宇宙风》的出版传播效能超越了纯粹的商业范畴，构建起双方的信任纽带，使作家与出版方达成价值共识。正是这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使得老舍的文学探索获得充分支持，不仅加速了文学作品的持续产出与广泛扩散，更为《骆驼祥子》跻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行列提供了传播动能，夯实了经典诞生的基础。
其三，《宇宙风》通过前期预热宣传、重要节点刊发、编辑精细加工以及单行本出版后书评推广等成熟的商业出版运作手段，依托与老舍之间的深厚情谊与高度信任，从多重维度助力《骆驼祥子》这一文学经典的诞生与传播。从1936年至1940年，《宇宙风》对《骆驼祥子》的“暖场”、连载、宣传环环相扣，以教科书般的商业出版运作，直接促成了这部文学经典的横空出世与广泛传播。1936年新年之际，《宇宙风》发表重要声明，将老舍置于首位，同时还公开了老舍写给编辑的信，并提前发布“在这短期的休息中我们已经跟他约定写一个长篇”的广告语。随后，在《骆驼祥子》完稿并交付期刊的1936年8月至1939年5月，《宇宙风》将宣传发挥到极致。《骆驼祥子》于1936年9月16日刊登，正值《宇宙风》出版周年之际。为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宇宙风》将《骆驼祥子》特意延后至少三期，选择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刊发，表明出版方对老舍的高度重视。陶亢德又以《本刊一年》为题不遗余力地宣传《骆驼祥子》。这一系列宣传操作一气呵成，吊足了广大读者的胃口，也足以证明编辑部的用心。
不难看出，《宇宙风》以专业化的商业出版运作，贯穿了《骆驼祥子》文学生产的全链条：从前期合作的协商、稿酬标准的拟定，到约稿流程的推进以及宣传推广的布局，形成了系统性的传播赋能体系。这种以深厚情谊与高度信任为基石的现代大众媒介，既精准对接了作家的传播需求，又充分诠释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推动《骆驼祥子》从期刊连载的阶段性文本转化为反复再版、广泛传播的单行本，成为跨越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总而言之，《骆驼祥子》的顺利面世，既是老舍以饱满的热情和激情全身心地沉潜到文学世界的结果，也是他通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理性思辨、积聚创作势能的结果，同时还得益于《宇宙风》商业出版机制的有力促成。这一文学生产过程有力佐证了经典文本有机生成的内在规律。正是从《骆驼祥子》开始，老舍以独特的语言艺术逐步构建出独有的北平文学世界，将市民阶层的生存本相熔铸为作家匠心独运的艺术形象，实现文学自觉与文化使命的深层共振，正式跻身于中国现代一流作家的行列。由此说来，老舍的《骆驼祥子》的文学生产恰是多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蕴含着现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