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国胁迫越南签订《甲戌和约》后，中越传统宗藩关系遭到破坏，法越冲突随之升级至中法冲突。法国试图通过战争叫嚣，威胁和讹诈中国主动做出退让。为探测法国对华政策的虚实，唐廷枢及其执掌的轮船招商局成为对法情报工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军队入越平息北圻叛乱后，针对法国阻碍中越接近的举措，唐廷枢组织招商局商董赴南洋考察，拓展东南亚情报渠道。此后又积极策划中国使团对越南的考察。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唐廷枢亲赴海外侦探情报，构建起以巴黎为中心的情报网。外事情报工作是唐廷枢家国情怀的抒发，但在实践中也给招商局运营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唐廷枢/ 轮船招商局/ 中法冲突/ 情报工作
作者简介：高俊(1975— )，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25年第6期 第48-58页
唐廷枢是民族航运业的先驱，在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期间有感于外商垄断中国航海利权，参与组建有华商入股的协和、北清、华海三家轮船公司，与外商展开竞争，“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①1873年6月4日，唐廷枢被李鸿章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两个月内就取得募股近百万的佳绩。②1875年2月上海洋务局成立后，唐廷枢兼任会办，协助处理“中外交涉一切事件”。③随后数年间，唐廷枢先后办理丹麦电线案、④德国“安纳”帆船案、⑤西班牙“索伯拉那”商船案、⑥乌石山教案、⑦夏威夷卡拉卡瓦国王访华等重大外交事件，⑧又以翻译身份全程陪同李鸿章赴烟台，⑨与威妥玛交涉滇案，签订《烟台条约》。李鸿章对唐廷枢业务能力甚为嘉许，曾在家信中评价身边几位核心幕僚，称“唐景星最专精可靠”。⑩
在唐廷枢执掌轮船招商局期间的一系列涉外事务中，以中法冲突中的情报工作历时最久，用力最勤，建树最丰。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这一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分析双方政策和态度的调整，或是从国际法角度论述中方在缔约过程中的抗争，以及特定人物的评价等，(11)很少涉及情报工作对战争进程和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未彰显情报机构或是个人在此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尤其是迄今并无专文论及唐廷枢从事多年的情报活动，其在对法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事迹长期湮没于史。本文对唐廷枢担任招商局总办期间，特别是从北圻叛乱平息后其在招商局内组织专人赴南洋考察，到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亲赴海外侦察情报这一时间段，在中法冲突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从事的一系列情报工作进行考察，并就这项工作给唐廷枢本人和招商局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评析。文中除引用已经出版的中法战争相关史料文献外，还充分发掘和利用招商局档案、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以及《字林西报》《华友西报》《申报》等近代中外报刊，从而对本研究主题进行完整、清晰的勾勒和评析。
一、对法情报工作的缘起与招商局海外情报网络构建
1862年，法国胁迫越南阮朝签订《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占领南圻三省，攫取通商权和自由传教权。(12)这一时期法国政局动荡，加之普鲁士崛起的制衡，法国政府避免和中国在越南发生直接对抗，这与清政府以绥靖手段维系传统宗藩体制的策略颇为契合，法越冲突尚未升级至中法冲突。1874年初法越签订《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时，将越南不再需要臣服中国正式写入条款。(13)法国的这一举动，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正视中越宗藩关系面临崩坏瓦解的局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中枢要津，是法国政客眼中“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及“最有威信和最强有力的领袖之一”，(14)且是“现在有而且是惟一有权力谈判的人”。(15)李鸿章出于拱卫京畿和巩固海防考虑，密切注视法国在越南的兵力部署，以期谋定后动。唐廷枢及其执掌的轮船招商局成为对法情报工作的主要力量，而法国亦将其视为情报战场的对手。(16)
李鸿章倚重唐廷枢及招商局从事对法情报工作，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唐廷枢自身能力足以保证该项工作顺利进行。得益于早年就读马礼逊学校接受全英文教育及任职香港巡理厅翻译、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以及上海江海关正大写、总翻译的历练，(17)唐廷枢的英文娴熟程度得到母语者认可，“唐景星的英语说得就像是一个英国人”。(18)1862年唐廷枢编著的六卷本《英语集全》在上海发行，(19)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套英文教科书，数十年间多次再版，成为社会精英人士常备的工具书。(20)在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十年间，唐廷枢与其他洋行在上海、汉口等多地竞争，“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几乎未尝败绩。(21)其次，作为官商合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在获取朝野多方奥援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出任总办之初，唐廷枢利用业务之便在香港为福州船政学堂选拔兼备专业潜力和情报资质的青年学员。(22)福州将军文煜及福建巡抚丁日昌对唐廷枢赏识有加，多次征召他赴福州帮办政务。(23)唐廷枢的个人才干和轮船招商局的平台优势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情报工作屡有建树。
唐廷枢对涉外情报工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试图将招商局船队打造成一支可辅助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的预备役力量，“凡遇国家装兵运粮，随时奉遵差委”。(24)在任总办的头一年中，他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成这一目标：第一，迅速扩建船队规模，提出各省都要和招商局对接至少一艘轮船的“一省一船”方案，“该计划由轮船招商局提议并经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皇帝陛下，确信已获批准”；(25)第二，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等通商口岸，以及外洋之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西贡、吕宋等19地设立分局，开展商务并从事情报工作；(26)第三，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要求沿海各省将所有寄往京师的要件统一交由轮船招商局传送。(27)上述计划得到李鸿章支持，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如1874年日本制造牡丹社事件之际，招商局调拨“伊敦”“海镜”“永清”“利运”等轮船，将淮军主力唐定奎部6500名兵员从镇江运往福建前线，“唐军月杪必到瓜洲，我船亦即须开往”。(28)中国军队调防及时，挫败了日军侵占台湾的图谋。在后来的“索伯拉那”案交涉中，(29)李鸿章密令唐廷枢及招商局轮船对在中国近海游窜的西班牙军舰进行跟踪监视，“勿被仓猝劫夺，致堕其要挟之计”。(30)由于情报工作及时准确，清政府在处理该案时措置得当，西班牙图谋未能得逞。
19世纪70年代初，航运业在列强搜集中国情报方面饰演着关键角色，往往一条新航线的开辟就是其情报触角的延伸，据《北华捷报》上的《上海航运情报》披露，当时进出上海港的远洋船舶几乎都来自怡和洋行、马立师洋行、旗昌洋行、禅臣洋行等英美德公司。(31)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是搜集中国经济情报的大本营，英国领事每年都会根据江海关的航运贸易记录向本国政府提交领事报告。(32)1873年，总理衙门为解决中外交涉中日益棘手的海外华工问题，先后派陈兰彬、容闳赴美洲大陆考察海外情形。唐廷枢亦遵照李鸿章指示开拓远洋航线，构建招商局海外情报网络，并以招商局内熟悉美洲业务的商董陈树棠和翻译薛明谷具体负责。1876年，清政府预备筹设旧金山领事馆，经李鸿章推荐，陈、薛二人被总理衙门内定为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正、副领事。(33)此后，招商局加快布局美洲大陆的步伐。1879年10月20日，招商局“和众”轮从广州驶往檀香山，尝试开辟北美航线。(34)次年添置“美富”轮，将航线成功延伸至旧金山。李鸿章极为重视北美航线，亲自为“美富”轮题名。(35)除了这一重要航线，招商局还于1873年9月间分别开辟上海至长崎、神户航线。(36)唐廷枢指示商董黎荫泉常驻长崎，商董何筠如常驻神户。(37)随着海外航线陆续开辟，唐廷枢一手构建的情报网络得以不断拓展延伸。
民间外交是招商局情报网络上的重要一环，也是唐廷枢情报工作的强项。唐廷枢广泛结交外侨朋友，以联络感情，拉近彼此距离。担任总办之初，他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联合发起创办格致书院，(38)在该书院成立后以招商局总办身份担任华人首席董事，与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外侨领袖长期共同管理书院事务。(39)在招商局自欧洲定购的“江永”“江宽”轮船抵达上海后，他亲自举办酒会，特邀沪上领事官员、外侨领袖及其家属出席首航仪式。(40)为解决上海、宁波两地外侨暑期出游难题，他指示招商局开辟上海—宁波—普陀山航线，获外侨交口赞誉。(41)为打消外界对招商局经营不透明的猜疑，他允许外侨派代表在年度账略正式发布之前审读样本，并邀请他们出席发布会。(42)他还订阅了所有在上海发行的外文报刊，与《远东杂志》《教会新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晚邮》等刊物的发行人或主笔交往密切，这些报刊不时报道轮船招商局及唐廷枢本人的最新消息，《远东杂志》甚至整版图文并茂介绍唐廷枢生平事迹。(43)此类民间渠道交流，层次丰富，形式灵活，为其积累了丰沛的人脉资源，也为其日后亲赴海外搜集情报带来了便利。
二、北圻变乱后招商局主导的越南考察
法国虽已在《第二次西贡条约》中摆明欲废止中越传统关系的意图，但迟迟未敢挑起对华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态度的转变。英法在侵华议题上虽多次合作，但在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开始在中国西南边陲渗透，法国势力北进必将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英国对法国激进的对华政策反应冷淡。此外，德国深知法国对普法战争的失败耿耿于怀，力图报复，乐见中法在一场战争中相互削弱。法国政客没有必胜把握发动对华战争，却又不甘止步，于是蓄意释放战争烟雾，试图威胁中国主动退出。1879年6月8日，法国外交官土尔克(Turque)公开叫嚣，称法国必须占领北圻，“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44)嗣后，法国军队不时进入北圻活动，军舰沿红河一带游弋。
为探测法国对华政策的虚实，李鸿章密令唐廷枢安排招商局广州分局于越南运粮之便，侦察法国的军事部署情报。(45)唐廷枢指示其胞弟、广州分局董事唐廷庚执行这项机密任务。招商局广州分局与越南商务往来密切，法越《甲戌和约》签订后不久，唐廷枢就安排招商局“厚生”轮执航南洋航线，借机掌握越南情形。(46)唐廷庚多次前往西贡、顺化、海防等地运粮，利用业务之便结交了阮文祥等阮朝权臣。
法越签约后，越南北圻相继爆发持续五年之久的黄崇英、李扬才叛乱。法国趁乱加强控制越南内政外交，阮氏政权多次向中国乞援助剿。1878年10月，清政府令广西提督冯子材率清军入越，在广东、云南守军及刘永福黑旗军协助下平息了北圻叛乱。此后越南有意恢复对华朝贡，因法国从中作梗，信息阻滞，沟通迟缓。本年，唐廷枢派招商局商董张鸿禄、温宗彦赴东南亚拓展情报渠道。张、温二人足迹遍涉今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槟榔屿、新加坡等地。1880年3月，张鸿禄、温宗彦回到上海向唐廷枢汇报法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越南南部情势及当地华人规模，“法属之越南南圻六省有四万六千人”。唐廷枢对此情报极为重视，禀请李鸿章重视华侨力量，“民为邦本，此等人应亟招徕，即使一时不归，亦可为我心腹”。又请添置一艘500吨级轮船用于越南航线，“越南需万担浅水轮船一艘”。(47)同时建议加大东南亚布局力度，以新加坡分局商董陈善继会同中国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联合经营，“由局寄给权柄单，暨印章凭信，庶事权划一”。(48)9月，李鸿章奏请架设天津至上海间电报干线。(49)津沪线于次年建成后，招商局和北洋官署间密电往来更加高效和隐蔽。
针对法国进逼态势，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致函总理衙门，称法国内多党争，外无盟援，断不可对其示弱，“我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50)总理衙门也认为：“越南积弱已甚，为中国藩篱计，实不能以度外置之。”(51)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特使宝海(Albert Bourée)会谈时提出警告：“越南属中国已久，贵国如欲吞灭，中国断不能置之不问，理合预先声明，吾国政府颇为此事关心。”(52)本年，招商局与阮朝政府拟定办理越南漕运章程，计划在宁海、顺安两地建造招商局粮仓，各设一名董事，“凡一切认纳皆由该贰员办理”。(53)唐廷枢指示唐廷庚会同阮朝礼部左侍郎陈叔讱及右侍郎范炳，商议具体细节。阮朝君臣同意轮船招商局在海防、顺安两地购置土地，开设新局。(54)年底，李鸿章根据唐廷枢提供的初步情报，与两广总督张树声等商议派遣密使赴越南，详细侦察法国在越南设防情况，“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吾圉”。(55)经唐廷枢推荐，唐廷庚获张树声札饬出使，李鸿章又选派马复贲、黄秀玲、李春华协同出使，“密属唐廷庚等于照料粮运之便，详确查探，据实禀报”。(56)
1882年1月15日，唐廷庚一行携李鸿章馈赠越王礼物，搭乘招商局轮船经海路进入越南。唐廷庚随即前往顺化密晤越王阮福时及协办大学士阮文祥等。越王顾忌法国耳目，派阮文祥与唐廷庚密谈，越方提出三项请求：一、派员进京联络，入总理衙门学习历练；二、派员前往英、法，向欧洲各国阐明越南系中国藩属；三、中国政府饬令两广总督申明保护边境军民，支持坚持抗法的刘永福及黑旗军。(57)为示亲华诚意，越王致函李鸿章，告知唐廷庚来越情形，又将象牙、犀角等特产交唐廷庚回馈李鸿章、张树声。(58)越方此番表态，说明其秉持在中法冲突中选边中国，不惜开罪法国的立场，足以消除中方疑虑。
在中国使团抵达之前数日，驻西贡的法国总督曾密令两艘法国军舰调防广南海面。因广南与都城顺化近在咫尺，唐廷庚接获这一情报后甚为警惕，“窃思法谋既已发露，则侦探西贡军情刻不容缓”，派李春华立即前往西贡，“会同代办招商局之张霖密行侦探，分别飞禀”。数日后再派黄秀玲驰赴广南，“会同代办招商局之周星南探听一切”。后侦探得知法国此次调防，意在夺取保胜，驱逐驻扎该处的刘永福黑旗军。又探得刘永福已知悉法国图谋，准备拼死抵抗。唐廷庚综合各方情报，分析刘永福真实想法尚不可知，“究不知其果真心为越，将致死以拒法人；抑自度力不足以敌法，预为脱身之计”。(59)后与马复贲赴保胜黑旗军驻地考察，发现刘永福健康状况堪忧，且兵员有限，“刘永福烟瘾甚重，年逾五旬，外强中干，所部不足二千，若法兵深入，恐难久支”。(60)这些前线情报成为李鸿章评估刘永福黑旗军忠诚度及战斗力的重要参考，也成为清政府利用但不重用黑旗军策略的依据。李鸿章后来明确告知张佩纶，其所抱有的凭刘永福黑旗军足以防御进犯北圻的法军的想法实则大谬，“法人兵力不足取刘之说，毋乃视刘永福太重，而量法太轻”。(61)
法国在越南军事部署情况是中国使团此行考察重点。此前盛传法国在北圻增添军营、驻扎重兵，唐廷庚亲赴北圻重镇海防、河内两地侦察，证明并不属实，“海防传说法人已预备兵房，欲暗行于海防、河内添兵，本道访之，并无确耗”。(62)马复贲侦探北圻法军设防细节时，发现红河流域水浅滩多，山势险峻，法军轮船吃水较深，在河内至保胜之间很难随意航行，更难深入保胜以北，一旦开战，重型船炮无用武之地。唐、马随即自招商局海防分局密报李鸿章，认为中国守军沿红河两岸依托地势设伏，必能出奇制胜。李鸿章根据上述情报，做出“法人不过张声势”的判断，预言“越中北圻地势大有可为”。(63)
中国使团考察行程横贯越南北圻、南圻多地。1882年4月5日，唐廷庚应越南所请，返香港为刘永福黑旗军联络购置军火，马复贲留越继续考察。(64)11月间，越王密召唐廷庚商谈机要。(65)12月11日，唐廷庚赴顺化，密商越南遣使来华一事。(66)1883年1月23日，李鸿章致电曾国荃，告之已札饬唐廷枢及轮船招商局妥为安排越使访华行程，次日又通报总理衙门越使来华时间定于正月底，“密电沅浦制军转饬唐廷庚，商同越南派明干大官一二人，于正杪航海来华备问”。(67)2月20日，唐廷庚与越南使臣范慎遹、阮述抵达香港，同日招商局自上海密电李鸿章，建议越使此次来华行程尽量保密，“范宜勿事声张，先乘商局船来申，再请电示行”。(68)3月8日，唐廷枢自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局密电李鸿章，禀告唐廷庚及越使一行当日已抵达上海，招商局准备调派轮船送来天津觐见。(69)17日晚，唐廷庚、马复贲陪同范慎遹、阮述抵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复命。(70)持续一年有余的出使任务终告达成。
唐廷庚、马复贲等人秘密出使越南，是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对法情报工作的一次重大行动。唐廷枢积极策划并促成了此次行动。为确保计划顺利，唐廷枢派招商局“康济”轮入越供使团调遣，指令招商局各员及越南各处代办全力协助。通过此次考察，中国对法、越情势有了相对明晰认知：首先，越南阮氏政权不愿沦为法国附庸，朝野在与中国恢复传统藩属关系上立场基本一致。其次，法国在越南的兵力部署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压制性优势，其海军力量在红河上中游难以发挥重大作用，战争仍将以陆路为主。李鸿章预言“刘永福、陆之平各股，果肯出死力相拒，设法埋伏掩击，即钢皮船能行，亦不敢遽行”。(71)情报的精准性和判断的前瞻性已在战争爆发后得到验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中方重拾战略自信，不再迁就法国的叫嚣和讹诈。这些变化对中法冲突的走向和结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战争爆发前夕唐廷枢海外之行
1883年初，法国风闻中国密使在越活动细节，以及中国军队应越南使臣之请进驻北圻，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惩戒阮朝政权。3月27日，就在越使赴天津觐见李鸿章后不久，法国出兵攻陷越南南定省城，随即移师河内，声称将进剿刘永福黑旗军，同时强行封禁中国在越南的情报据点招商局海防分局，将局里所存代运粮食查封拍卖。(72)后又直接占领招商局大楼，将之用作军营和库房。(73)中国在越南的情报渠道遭法国强行切断，“越南顺化国都向借招商局船能驶进海口可以传达消息，现被法人禁阻，局船不能往来，顺化文报俱梗，故其国内情形亦无探报递到”。(74)唐廷枢向法国公使宝海连发两封通电，抗议法国罔顾国际公法。宝海收悉后即将电文转呈法国外交部长。(75)法国单方面、无预警动用武力取缔招商局的行径，直接将中法冲突推至战争边缘。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判断法国单凭在越南境内的兵力一时断难宣战，战争爆发时间及持续时间取决于法国本土派往远东的增援军队规模，当务之急是掌握法国国内的动员力度以及茹费理新内阁的战争计划。此次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月18日，唐廷枢于兵凶战危之际匆匆受命，搭乘法国“加禄根”号邮轮从上海出发经东南亚前往巴黎。李鸿章对此次情报工作重视有加，指示北洋在海防经费中预支电报费用，“道员唐廷枢往法国巴黎坐探军务，电报费银七百五十九两一钱二分二厘四毫九丝”。(76)
唐廷枢此行海外，同行者有美国秘书白竦及袁祖志。(77)为避免引发外界疑窦，招商局声称此行系商务考察，“欲推广招商局生意，故特亲往履勘各处可设码头之处”。(78)21日抵达香港稍事停留，次日赴广州拜会曾国荃密商两广防务，24日离开广东继续行程。(79)5月1日，抵达新加坡后在中国领事左秉隆陪同下参访华人社区。(80)30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程抵达意大利。(81)
唐廷枢莅欧之初，时曾纪泽滞俄未归，(82)中国使馆及德璀琳等人协助其工作。6月6日，在德法边境侦探法国集结兵力情况后，自瑞士吕珊密电李鸿章，报告所获法国派遣援军来越细节：“安南原有法兰西兵三千、本地兵五千，后添法兰西兵三千，新放提督哥勃(引者按：又译孤拔)总领，西七月初十即中国六月初七可到海防。”(83)次日李鸿章收到电报，紧急通知总理衙门，冀火速传达云南、两广前线，“祈飞致滇、粤豫防”。(84)9日，又自巴黎密电李鸿章，告知法国政府有进攻天津计划，但尚未得到议院批准，法国军舰目前已抵达越南海面，提议“商船停走越南、新嘉坡各口”，以避其锋芒。(85)同日致电招商局上海总局，令所有往返南洋船只一律回国。(86)12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转述唐廷枢密电所陈，称法国铁甲兵船数量远超中国，海战无胜算，且南北海防渐趋吃紧，实难兼顾，但云、粤两地有山险可依，陆路易守难攻，加强军需补给即可应对。(87)上述情报为评估局势及做出相应战备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自此中方基本遵循轻海路重陆路的御敌方针，福建和浙江海防依然孱弱，云南及两广地区守军规模则有所增强。
6月16日，李鸿章引述唐廷枢密电具折上奏，认为法国攻打天津计划旨在牵制北洋兵力，“道员唐廷枢巴黎来电，云法廷议发兵攻天津，殆欲牵制臣军不得南下之意”。又根据所掌握的舆情，分析法国近期增兵实因5月间纸桥战役失利所致，“法国自同治十年受德人惩创，上下卧薪尝胆，无日不图报复，正欲借拓地立威，称雄西土，其藐视越南，岂肯甘心释手，况因愤添兵，亦无中止之理”。(88)认为就当下局势而言，避战言和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89)这一主张俨然可见清政府此后奉行的“一面留以可和之机，一面仍示以必战之局”对法交涉策略。(90)
6月19日及20日，唐廷枢连续密电李鸿章称法国政府对在北圻的行动存有争执，国内舆论倾向和平调停。(91)22日，密电李鸿章报告法国政府的战争推演计划，即先以5000名士兵攻占北圻，如该计划不可行再与中国调停解决，并献策“我军须先立地步，稳扎坚守，彼亦无法”。(92)李鸿章深以为然，饬令在云南、广西前线督战的唐炯、徐延旭依计而行。鉴于法方有战与和两手准备，李鸿章在与法国特使脱利古会谈中，也讨论了调停解决越事的方案。本月，一直关注中法冲突的德璀琳从巴黎赶赴伦敦会见金登干，告之中法交涉乍见一丝曙光，“李与脱利古第一次会谈，和平有望”。(93)德璀琳、金登干都是赫德的得力助手，和唐廷枢素有来往，他们为中法谈判积极斡旋奔走，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英国政府的表态。
唐廷枢深知英、德对中法冲突立场微妙，在巴黎侦探情报期间计划赴两国游说，争取加强中英、中德关系以对法国有所牵制。7月上旬，唐廷枢到达伦敦，遍晤英国朝野政治人物及民间友人。鉴于鸦片贸易影响两国关系多年，唐廷枢接受了英华禁烟委员会主席沙夫茨伯里伯爵及执委会的邀请，就此发表一次公开演说。20日下午，唐廷枢前往安妮女王公馆，全程用英文进行演讲，批评欧洲对华鸦片贸易的短视行为，以及鸦片对中国人健康的危害。出席演讲活动的有英国贵族、下院议员、军事将领、伦敦会牧师等各界名流。(94)26日，唐廷枢又赴格拉斯哥船厂参观，该厂曾为招商局建造多艘轮船，双方都有意继续合作。此次唐廷枢与该船厂洽谈定购两艘轮船，以备日后运行于津沪航线。(95)
8月5日，唐廷枢抵达柏林，李凤苞前往火车站迎接。(96)唐廷枢此行与李鸿章拟借助德国遏制法国的策略有关，当时北洋有聘德国海军将领来华任职的设想，伦敦的英国报纸即时透漏了该消息。该报还探听到唐廷枢参观位于德国基尔的伏尔铿皇家造船厂的行踪，称中国和德国拟签订定购两艘军舰的合同，约定九个月内交货。又称中国原本属意委托英国建造，但因中法战事迫近而临时改向德国定购。(97)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英、德两国军火商和制造业主显然都具有极强吸引力，这也是唐廷枢此行所要明确传达的信号。
唐廷枢在欧洲活动期间，越南局势于7月下旬因越王阮福时病亡和嗣君遭废黜突变。8月19日，法军侵入顺化威逼阮朝签订城下之盟《癸未和约》，明确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政府随即强硬以对，密集增援北圻守军。唐廷枢指示招商局协同运输兵力，将3000名士兵从南京紧急运往越北。(98)总理衙门随之准予越南新国王遣贡使入京请封，由李鸿章规划具体路线。(99)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太多转圜余地。双方都在为战争全面爆发做最后准备。
9月下旬，唐廷枢回到巴黎。24日，与长期在越南活动的法商涂普义会晤，两人均认为法国此次兴兵实际得到的商业利益有限，因为北圻商务主要由华商和英、德商人经营。唐廷枢随后将此次会谈内容详禀李鸿章。25日上午，李鸿章在接见脱利古时即转述此观点，后者也表示认同，“我亦知于法国无甚利益，但事已办到如此，断难退缩丢脸”。(100)法方的这种非理性的矛盾心态，无疑是其惯用的讹诈政策和极限施压伎俩的折射。
10月初，唐廷枢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前往巴西，此行首要目的是开辟南美航线，以完成招商局商务及情报网络上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有局轮遍航世界之意。”(101)而紧盯唐廷枢行踪的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在写给政府总特派员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102)10月13日，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Pedro Ⅱ do Brasil)亲自接见唐廷枢，听取开通航线的建议。27日，巴西《农业时报》刊文介绍唐廷枢及其推行的计划，声称华人移民蜂拥而至将会造成巴西社会的动荡和混乱。(103)由于巴西国内舆论环境不利，加之唐廷枢在考察期间发现华工遭受歧视和虐待现象并未有实质改善，开通南美航线的条件显然尚不具备。在巴西考察月余，唐廷枢返回欧洲，随即启程回国。尽管计划遇挫，唐廷枢仍持续与巴西政府官员协商沟通。1884年1月19日，唐廷枢与巴西总领事和副领事同船返抵上海。(104)
情报工作是此行海外的重中之重。为达成使命，唐廷枢远涉重洋，横跨三大洲，通过与官方、民间的多层次交往，获取了大量重要军事和商业情报。情报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拓展，唐廷枢的语言天赋和社交能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他以巴黎为中心，构建了足以覆盖欧美和远东的战时情报网，这让他在万里之遥也能及时掌握海外精准讯息。1月16日晚6时左右，时在归国途中的唐廷枢于香港收到巴黎情报人员密电，得知法国当日运输5000名士兵14日所需军粮到河内、拟攻打北宁的绝密消息。(105)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对此次情报工作嘉勉有加，唐廷枢回国后不久，李鸿章以其“远出外洋、勋劳懋著”，奏请朝廷赏加布政使衔，醇亲王奕亦附此议。(106)唐廷枢由是获得与疆臣同列的殊荣。年中，李鸿章再次保奏，推荐将唐廷枢作为驻外钦差候选送部引见，称赞其“堪备各国使臣”之用。(107)
四、结语
唐廷枢从事涉外情报工作逾十年之久，几乎和他担任招商局总办职务相始终，这项工作给他带来至高声誉，但由于经常离局，疏于日常管理，以致招商局内滋生不少矛盾和隐患。此次远行海外，招商局日常管理工作按惯例交由徐润负责。1883年初，华商风闻欧洲市场生丝歉收，大举借款囤积生丝。年中，中法战争谣言四起，引发上海市面恐慌，加剧生丝滞销，市民客商纷纷向钱庄提款。10月，钱庄倒账风潮愈演愈烈，一度享有盛誉的轮船招商局股票和开平矿务局股票跌至谷底。徐润、张鸿禄等主事者应对乏术，亏欠颇巨。外电披露直隶总督署紧急拨付招商局10万银两，以纾解危机。(108)20日，李鸿章致函张之洞，告之倒账风潮导致招商局出现经营危机，已召唐廷枢年底回国料理。(109)同时饬令盛宣怀筹议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俟唐道回沪后，再随时察酌饬遵”。(110)
从起初处置丹麦电线案，到后来各种外事交涉此起彼伏，唐廷枢经年累月忙于涉外情报事务。折冲樽俎，弭患无形，固然功在国家民族，也是唐廷枢家国情怀使然，但在实践中却是对其企业管理工作的一种干扰。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曾言：“景星初尚专一，自雨生招令入闽后，渐涉纷骛，两年以来，局事最为纷挐。”(111)这样的状况无事或可维持，一旦变故发生，矛盾就会集中爆发，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上海倒账风潮过后，轮船招商局在多方瞩目下进行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改组。盛宣怀借此重回招商局执掌大权，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督办。(112)本为招商局掌舵者的总办一职遭变相削弱，唐廷枢逐渐被边缘化。1884年6月，唐胥铁路延伸至天津段开始动工，唐廷枢长驻开平矿务局天津总局，不再主政轮船招商局，也不再参与重要的外交事务。中辍持续多年的涉外情报工作对于唐廷枢而言确有未竟之憾，却也让他在最后数年间能专注于矿务、铁路等实业领域的耕耘。
[收稿日期]2024-11-14
注释：
①《轮船招商局上李鸿章禀》，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117448-9。
②李鸿章：《复沈中丞》(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六日夜)，《李鸿章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47页。
③冯焌光：《苏松太兵备道冯札委唐廷枢》(光绪元年二月)，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0-861页。
④丁日昌：《复总署书》光绪二年，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33-934页。
⑤丁日昌：《上总署论安纳船事宜书》(光绪二年)，《丁日昌集》下册，第936页。
⑥丁日昌：《上总署论索伯拉那船事宜书》(光绪三年)，《丁日昌集》下册，第966-967页。
⑦李鸿章：《复总署论闽省洋楼被毁案》(光绪四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366-367页。
⑧李鸿章：《附唐廷枢开具夏威仁国王密属节略》(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8-19页。
⑨《李伯相到烟台情形》，《申报》，1876年8月25日，第1版；《芝罘通讯》，《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下册，第859页。
⑩李鸿章：《致李瀚章》(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1卷，第132页。
(11)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章扬定、倪腊松：《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政策和态度探析(1880—1883)》，《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郭卫东：《约章龁：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抗争》，《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马平安：《奕劻与中法战争》，《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
(12)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6页。
(13)陈重金：《越南通史》，第383页。
(14)《驻华公使宝海致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0年6月5日)，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三)，中华书局，1999年，第341页。
(15)《脱利古致外交部长电》(1883年6月18日)，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四)，中华书局，2002年，第513页。
(16)《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致何罗》(1883年8月31日)，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四)，第866-867页。
(17)"Mr.Tong King Sing",The Far East,Shanghai,Vol.4 1878,pp.143-144.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铅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第58页。
(18)《费伦(Robert I.Fearon)致何德(Albert F.Heard)函》(1873年1月6日)，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清华学报》新2卷第2期，1961年，第169页。
(19)《英语集发售》，《上海新报》，1862年12月13日，第1版。
(20)据曾纪泽日记，他1877年丁忧期满，入京承袭一等毅勇侯爵位，其间经常研习《英语集全》。参见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708、745、746页。
(21)《旗昌洋行F.B.福士致金能亨》(1872年6月11日)，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22)《具奏福州电线业经筹办完结抽销原立合同另立议约等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09-002-05-024，第460页。
(23)《咨报闽省洋务襄理需员请调候选道唐廷枢等来闽遣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05-006-03-030，第1245页。
(24)《轮船招商局上李鸿章禀》，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117448-7。
(25)"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0th,1875.
(26)《招商局帐略》，《申报》，1874年9月16日，第3版。
(27)"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ly 16th,1874.
(28)《唐廷枢、徐润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030815。
(29)“索伯拉那”号是在西班牙注册的商船，船主为华人叶虎。1863年1月该商船在台湾近海遭风，被盗匪所劫。1876年底，西班牙因古巴华工条款与中国产生分歧，重提这笔旧账要挟清政府让步，称如不满足所提条件，即以其在菲律宾的驻兵赴台直接解决。总理衙门接报后，即派福建巡抚丁日昌率精锐部队增防台湾。为防西班牙讹诈，丁日昌派专人赴菲律宾寻访叶虎并拿到其书面证词，又将船员和目击者谢跻、侯钦两人带回作证。1877年5月28日，经丁日昌推荐，总理衙门委派唐廷枢赴厦门与西班牙驻厦门领事交涉此案。后经多轮谈判，最终只以赔付失事船主结案，“经唐道驳诘百端，该领事理屈词穷，已愿就赏恤一层了结”。参见丁日昌：《再上总署书》(光绪三年)，《致总署书》(光绪三年)，《丁日昌集》下册，第964、967页。
(30)李鸿章：《致总署：论班国兵船来华》(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1卷，第534页。
(31)"Shanghai Shipping Intelligence:Arrivals & Departures",The North China Herald,Aug.17,1872.
(32)李必樟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33)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1卷，第495页。
(34)"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October 28th,1879.
(35)《轮船招商局第七年帐略》，《申报》，1880年9月26日，第3版。
(36)《译西字新报》，《申报》，1873年9月3日，第2版。
(37)《保险招商局告白》，《申报》，1876年4月12日，第6版。该公告从1876年4月12日至5月11日每日刊出。
(38)《沪上将设格致院》，《申报》，1874年6月18日，第1版。
(39)《上海格致院董事叙议记录》，《申报》，1874年9月4日，第2版。
(40)"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November 13th,1876.《招商局江宽新船游吴淞记》，《申报》，1876年11月13日，第2版。
(41)"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August 1st,1877.
(42)"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0th,1878.
(43)"Mr.Tong King Sing",The Far East,Shanghai,Vol.4 1878,pp.143-144.
(44)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第71页。
(4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页。
(46)《接续轮船招商局第三年帐略》，《申报》，1877年4月21日，第3版。
(47)《轮船招商局上李鸿章禀》，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117448-7。
(48)《唐景星致直督李鸿章禀稿》，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下册，第986页。
(49)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折》(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9卷，第158-159页。
(50)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甲申正月二十三日)，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194页。
(51)故宫博物院辑：《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2卷，第2页，1932—1933年故宫博物院排印本。
(52)《法国宝使来署问答节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第20页。
(53)《轮船招商局代办越南漕运粮米及所有应定章程》，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021644。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轮船招商局档案：《招商局史略》，第78页。
(5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豫筹办法折》(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8页。
(56)李鸿章：《附：照录唐道廷庚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26页。
(57)李鸿章：《附：照录唐道廷庚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27页。
(58)李鸿章：《附：照录越南国王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28页。
(59)李鸿章：《附：照录唐道廷庚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26页。
(60)李鸿章：《致总署：论法越兵事》(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19页。
(61)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11页。
(62)李鸿章：《附：照录唐道廷庚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26页。
(63)李鸿章：《复两广张振轩制军》(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10-111页。
(6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寄马复贲来禀等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02-05-006，第500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越南请为刘永福潜置军火似可许其自向香港购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02-05-007，第512页。
(65)《向法使解释中国并未派使去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05-01-006，第1161页。
(66)《抄送马复贲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05-01-007，第1164页。
(67)李鸿章：《复总署：豫筹越议》(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02页。
(68)《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法国内有事遂难派使商议及越使抵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05-02-004，第1242页。
(69)李鸿章：《致总署：论法越兵祸》(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16页。
(70)李鸿章：《致总署：论法越兵事》(光绪九年二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18-219页。
(71)李鸿章：《复两广张振轩制军》(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11页。
(72)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九年三月十八日夜)，《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23页。
(73)《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致何罗》，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867页。
(74)《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向总署抄送越南陪臣来禀》，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325页。
(75)《宝海致外交部长》，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268页。
(76)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2卷，第268页。
(77)唐廷枢：《〈瀛海采问〉序》，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鄢琨校点，岳麓书社，2016年，第10页。
(78)《观察出洋》，《申报》，1883年4月19日，第1版。
(79)《总办往欧》，《循环日报》，1883年4月24日，第3版。
(80)《观察行旌》，《申报》，1883年5月24日，第1版。
(81)《总办行踪》，《申报》，1883年6月13日，第2版。
(82)曾纪泽于1880年以驻英法公使兼驻俄公使，多次在俄游说以孤立法国，其言行素为法国政府所不容。本月茹费理内阁要求中国政府将其召回。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83)李鸿章：《唐道廷枢由瑞士国吕珊来电》(光绪九年五月初三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页。
(84)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五月初三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页。
(85)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5页。
(86)《西人传言》，《申报》，1883年6月20日，第2版。暨"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ne 22nd,1883.
(87)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5页。
(88)李鸿章：《密陈法越交涉遵旨统筹全局折》(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184页。
(89)李鸿章：《密陈法越交涉遵旨统筹全局折》(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185页。
(90)《军机处密寄署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谕》(光绪十年四月初十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第5册)，第334页。
(91)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9页。
(92)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五月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61页。
(93)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38页。
(94)"Mr.Tong King Sing on the Since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The Friend of China,August,1883.
(95)《定造轮船》，《申报》1883年7月26日，第2版。
(96)《摘译西报》，《申报》1883年9月19日，第2版。
(97)《西报译要》，《申报》1883年9月27日，第1版。
(98)"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August 22nd,1883.
(99)李鸿章：《致总署：请准越南由海道告哀》(光绪九年八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56页。
(100)李鸿章：《附：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74页。
(101)《招商局之创办者唐公景星传志》，《招商半月刊》，1928年9月1日，第1版。
(102)《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致何罗》，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866-867页。
(103)Tong-King-Sing,Jornal do Agricultor,Rio,27 de outubro de 1883.
(104)《行旌抵沪》，《申报》，1884年1月20日，第2版。
(105)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117页。
(106)《津信摘录》，《申报》，1884年3月9日，第2版。
(107)盛昱：《论唐廷枢奏》(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76页。
(108)"Local",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6th,1883.
(109)李鸿章：《复张香涛中丞》(光绪九年九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287页。
(110)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11)李鸿章：《复两江沈幼丹制军》(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178页。按，雨生指丁日昌。
(112)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23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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