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茆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引 言
蛊，作为一门古老的“黑巫术”，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长期的记载，直至今日仍让我们联想到湘西等地。依《隋书·地理志》，其制作方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如此，因最后存留物种的差异，蛊有不同的命名。在历史上，还有过蛤蟆蛊、蜈蚣蛊、金蚕蛊的记载。
因其“黑巫术”的性质，蛊案在历史上也备受王朝打击。在《唐律疏议》中，蓄蛊被明确列为十恶之“不道”。史料中也可频繁出现相关狱案的记载——自隋至唐的猫鬼狱，即其之兴风作浪，隋文帝一朝兄弟相残、太子更易，“牝鸡晨响，皇枝剿绝”；武则天因对之恐惧，不得不移住东都洛阳。宋代，仍频繁地发动对蛊案的打击。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历来关于传统中国之蛊的研究，著述已可谓丰富。有从民俗史角度，有从政治史角度，有从医疗史角度，有从文化史角度，还有司法史角度的研究。本文则欲从洗冤文本角度切入研究。虽然一代法医史专家贾静涛曾于其专著中略有提及与此相关的论题，但尚无专文研究。传统中国的司法检验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即有较多记载，但系统成书，今日可知的则是宋代的《洗冤集录》，宋代以后，又有深化、发展。因蛊最终伤及的是人的身体，乃至生命，故各类洗冤录等检验用书中对其有所记录。本文即拟通过对清代洗冤录文本的探析，分析蛊案在清代司法中的变化及其成因。
展开全文前，需要先对“蛊”之所指做出界定。本文所言的“蛊”采用律文中的定义，依唐律，“五曰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魇魅”，疏议进一步解释到，“蛊有多种，罕能究悉……或集合诸蛊，置于一器之内，久而相食……造谓自造，畜谓传畜……若自造，若传畜猫鬼之类”，而所谓魇魅，疏议同样有文曰，“有所憎嫌前人而造厌魅，厌事多方……或图画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钉眼，系手缚足”。这个定义，也为后世所沿用。依此，所谓画人像、刻人身，作刺心钉眼，只能算作厌；而以虫、物蓄造，毒害于人，方能作蛊。故我们所熟知的汉武戾太子案，只能严格作厌。需要声明的是，前文所述猫鬼之狱，疏议中将之归入蛊，《诸病源侯论》也释之曰，“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蜮，而根据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隋室猫鬼狱也如蛊一样，蓄之以窃财、害人，故无论从律疏、观念，抑或手法，列入“蛊”之名类下无疑义。
一、清代洗冤文本中的中毒知识记载及相关蛊案之质疑
在清代的洗冤文本中，延用了宋《洗冤集录》关于蛊毒的记载。但是，放在知识演进、深化的大背景下，对比其变化，就能发现一些疑点，且值得我们去追寻、思索。
（一）清代洗冤文本中关于中毒知识的深化
清代的洗冤检验以乾隆初年官修《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为圭臬，它系在宋《洗冤集录》基础上由清人增补而来，可称之为律例馆本。在著述主体的性质看，律例馆本是官修，而《洗冤集录》是宋慈的私人著述。在体例上，宋本是五卷，清本是四卷。关于中毒的检验，宋本只有“服毒”一门，律例馆本则将之分为四门，分别是“论中毒”“服毒死”“诸毒”“意外诸毒”。其中，“论中毒”相当于服毒之普遍征象；“服毒死”相当于检验之方法；“诸毒”则是列举各类不同毒物之中毒，包括蛊毒；“意外诸毒”则主要类似食物中毒。就此言，律例馆本中知识记载体例明显较宋本更为合理。
宋本对蛊毒的描述具体有两条，一是关于普通的蛊毒，一是关于金蚕蛊。前者是放在“虫毒”的描述中，实际上就是蛊毒的内容，因为《平冤录》、《无冤录》皆径作“蛊”字，其云：“中虫毒，遍身上下、头面、胸心并深青黑色，肚胀或口内吐血，或粪门内泻血。”关于金蚕蛊，该条描述分三层，但第三层实系“药毒、菌蕈毒”，故实则只有二层：“金蚕蛊毒，死尸瘦劣，遍身黄白色，眼睛塌，口齿露出，上下唇缩，腹肚塌。将银钗验作黄浪色，用皂角水洗不去。一云如是,只身体胀，皮肉似汤火疱起，渐次为脓，舌头、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
比较一般中毒，前条蛊毒征象实并无特殊处。至于金蚕蛊毒，为何会银钗黄浪色（古人验毒均系用银钗），可能与金蚕本身的纹理有关，也可能是古人在此基础上的推想。
这两条记载均为律例馆本洗冤录所延用。在律例馆本之后，清人对蛊毒知识的增辑，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理论的提升，二是成案与检案的增补。以下两书则分别为其代表，且在清代洗冤录文本中影响较大。一是许梿的《洗冤录详义》，成书于咸丰四年，其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绘出了中国有近现代意义的人体骨骼图谱。二是《洗冤录集证》，最早由王又槐所作，后有他人不断增辑，书名也随之以补注、重刊等命名，本文拟选取道光二十四年《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以下为行文简洁，径以《详义》《集证》名之。在案例选取上，二书也稍有差别，前者更侧重于成案，后者有时只是个案的简单检验记录，只起广以见闻的目的。
有关中毒知识记录，律例馆本较宋本有明显增加，且主要体现在毒物种类上，《详义》与《集证》则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拓展。先以“诸毒”门与宋《洗冤集录》“服毒”门进行比较。在宋本中，除蛊毒、金蚕毒外，另列有鼠莽草毒、巴豆毒、砒霜、野葛等七类毒。律例馆本在九类毒之外，另列有冰片、水银、盐卤、草乌头毒等九类，《详义》本则再增以蟾酥、官粉、铅粉等四毒，《集证》又添闹杨花等毒的解说二条。“意外诸毒”部分，系宋本所无，除食物中毒，如三足鳖、瓶花水等颇为不经内容，存而不论外，律例馆本添有“煤炭毒”一条，即今之煤气中毒，《详义》延用之，《集证》则又增以粪毒、鸦片等六项。显然，从知识比较上看，清人在中毒种类的认识上，较宋人远为拓展，已是两倍有余。
（二）关于清人洗冤录文本中蛊毒记载的质疑
但是，将清人对蛊毒记载与其他中毒知识相互参映，则让人生有如下质疑。
一是《详义》《集证》均没有收录有关蛊毒的任何成案与检验所见。这显然是与二书搜集成案、记载检验所见的宗旨相背离。与之相反的是有关砒霜的记录，明人李时珍曾质疑宋代为何不重视砒霜之毒，“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清代洗冤文本中对砒霜之毒着力颇多。先是，律例馆本将宋本中砒霜与野葛毒原合立的一条分出，自成一条；后《详义》“诸毒”篇中，又收录有四个成案，在《集证》中，除有一成案与前者同，还另有成案一，检验所见二。此外，《详义》《集证》增辑的服蟾酥毒、官粉、轻粉、盐卤毒等，也皆有成案或检验所见附入。
二是无论律例馆本，抑或《详义》《集证》，增辑的蛊毒知识普遍与案情审理无关，而资料主要来源于医书与笔记小说类。律例馆本的增辑部分，都体现在小注上，于“蛊毒”后增加了蛊的制作、识别等内容；“金蚕蛊”部分则增以“滇蜀湖广闽粤皆有奸人畜之……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蚕随以往”的知识说明；另有“状似灶鸡虫”的药思蛊之说。除药思蛊之说无法考外，蛊之制作介绍与《隋书》基本无异；蛊之识别则出自明代张介宾之《景岳全书》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金蚕蛊”相关的知识添增则与宋蔡绦之《铁围山丛谈》、鲁应龙之《闲窗括异志》记载相类。均明显与司法无关。《详义》本增有七点，一是律文，另有四条是关于中蛊症状与治疗的，且明确来源于《冯氏医说》《述异记》《闽小记》《五岳游草》，另一条是关于“相制之蛊虫”治疗的，大抵源于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另两条关于蛊之识别及未死之征象的，则不可考，也明显与司法无关。《集证》仅在律例馆本原文上层增添条目“蛊毒”“金蚕蛊毒”六字外，无添增其他任何知识，而《集证》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过往检验之证。
所有知识的形成，都有其时代的烙印。宋人对砒霜之轻视，是因为至宋《开宝本草》中才详细记载了其药性，“砒霜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隔，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飞炼砒黄而成，造作别有法。”而且砒霜还须经过提炼，又涉及到造作工艺问题，尚不能广泛使用，很少发生相关的中毒案件。从清代洗冤文本增辑的蛊毒知识看，不仅没有实际案例，且明有所征的是，明清之外的史料占据多数，如六朝1条、隋2条、唐1条、宋2条、明2条、清1条。知识来源构成上的差异，让我们不能不对蛊毒案件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二、 关于清代蛊案的进一步搜寻与旁证
清代洗冤文本有关蛊毒记载的不足，是否又与检验用书本身所载案件有限有关呢？以下从清代普通成案与相关律例修订入手，作进一步分析与推断。
（一）清代普通成案中关于巫蛊的记载
成案在清代司法中具有重要价值，谓“成案如程墨”。依清律，断罪须引律例，但在律例无正条，或有漏隙之时，成案则可予以参考，因其都经过三法司的核准及皇帝首肯。清人为此也纂有很多成案集，此处以“普通成案”名之，是为了与洗冤文本中的成案相区分。
清代成案类书非常繁多，本文只从时间段上，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搜寻、比较。首先，从便于检索考虑，优先选取电子文献《基本古籍库》上的成案集，分别是《驳案新编》《驳案续编》《刑案汇览》《新增刑案汇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续编》。其中，《驳案新编》所辑案件自乾隆初年至四十九年，续编则是乾隆至嘉庆年间的驳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及其续编是嘉庆、道光年间成案；《刑案汇览》及其新增，则分别是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绪十一年。值得一提的是，许梿均有参与《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及其续编的编辑，后者还是其独辑。因乾隆之前的案例犹有不足，再增以纸制本的《例案全集》及《成案汇编》。两者分别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十一年，所选成案为康熙朝和雍正至乾隆朝初期。考虑到地方特色，又增以《粤东成案初编》，作者朱橒，所辑皆是广东嘉道年间之成案。
在基本古籍库，径以“蛊”为中心词检索即可；另三本补增检索用书，主要在“名例律”（宣示蛊毒为十恶之“不道”）与“人命门”（具体规定其死刑、缘坐之惩处）进行检索，基本古籍库中，只检索出10个出处，再去掉“蛊惑”等无意义词，所涉及的具体案件均非造蓄蛊毒本身。至于《例案全集》及《成案汇编》，没有检出相关案例。侥幸的是，《粤东成案初编》检出一个案例，其蛊毒制作方法亦大抵与《隋书》所载相符。该案之具体分析，见于下文。对比前引宋乾德二年一县即驱逐326个蓄蛊之家的情况看，可见，清代发生蛊毒的案件大幅度退化。
（二）关于清代律例的进一步考证
清代律例条文的修订、衍变也可提供另一个视角的佐证。大清律源自大明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例文。清人谓“有例不用律”，例较之律更好反映了清代的司法动态。
自唐代开始，就明确将蛊毒与魇魅等列入十恶。元代，因采生祭鬼猖獗，予以严厉打击，明代则改之“采生折割”，并加入十恶之不道条，“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若采生折割。造畜蛊毒、魇魅。”唐律还规定，涉蛊罪者家属因缘坐被流放后，既不能遇赦放还，也不得于蛊犯身故后，听其还乡。盖其缘由，“蛊毒家口，会赦犹流，恐其涉于知情，所以例不听住。”意在避免同居者知其蛊术，而复毒人。
具体在律例中的归类，唐至明清则稍变化。唐置于贼盗律中，宋刑统延袭之，但将唐律的原有分立三条“造畜蛊毒”“以毒药药人”“憎恶造厌魅”，合为一条，后二者附于前者之下，即“造畜蛊毒”下附“毒药药人”“厌魅咀咒”。明代则从“贼盗”门分出，另立一门，相关蛊毒等条移置于于此，其名改为“造畜蛊毒杀人”。清代亦如此，薛允升即注曰，“此仍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
清代“造畜蛊毒杀人”条中的例文仅增辑两条，一是关于“诸色铺户人等货卖砒霜信石”，“知情故卖”抑或“贪利混卖”需区别对待；二是关于“毒药毒鼠毒兽误毙人命”，将毒药置于不同地方也需区别对待。二例分别成于乾隆与嘉庆时期。这两条例文其实与蛊毒无关，增辑于“造畜蛊毒杀人”条下，是因其下有“以毒药药人”的内容。
清代有关蛊毒例文的近似空白，也是颇不寻常的。清代律文自乾隆初年成型以后，即开始进行修例工作，大抵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直到同治九年最后一次修订止，清律的例文也增至1892条。清代的修例或反映了一些重大的司法活动，如秋审。秋、朝审在明代已有雏形，清雍正三年正式入律，“但关于这一制度的具体情况，律中并未涉及而全部规定在条例之中”；或由于律文不足而需不断细化，如杀一家三人，需要在人犯、被害者的服制关系间不断权衡；或由于频繁的案发，如对邪教的惩治，但无论如何，其基础性起源必须是相关案件的高发、频发。清例能够关注到毒鼠药位置的不同在人命案中入罪的差异，却在相关巫蛊案件的修订上始终保持空白，结合前文的比较，大体上可以判断，清代有关蛊毒的法律只是承继了唐律，借以发挥宣示性作用。
三、为何消失？关于清代蛊案的进一步思考
从太子更易、女皇移都，到司法中的几近冷寂，一个被历代王朝法典宣示为十恶的犯罪在清代发生如此变化，成因何在？以下拟从观念史与司法史视角做简单解读。
（一）病因观念史上的自然变迁
蛊毒案件的发生、扩大与最后退化，首先是病因观念史上的变迁。太史公曾在评价屈原时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人类一直在尝试对病痛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蛊毒，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人类对病痛解释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将诸虫置于皿内，相互咬噬，最后存者毒性最强，本来就不符合物种的产生与进化。而从古人对相关症状的描述来看，虽可怖，却也极模糊，站在今日角度看，更类似一个或急或慢的各类致命性疾病的箩筐综合。
蛊作为病因之成立，有据可查最早是在东汉末年。虽然今人常从“蠱”字的象形上解读，画三虫于皿上，即有象征蛊毒制作之义，但并不能从上古的文献中，直接解读出其黑巫术的本义。《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凡驱蛊，则令之，比之。”郑氏注：“毒蛊，虫物而害人者”，并无任何的蓄、制之义。上古至两汉有史可载的黑巫术，皆为厌魅之术，而非蛊毒，典型如武帝时的戾太子巫蛊案，以桐人为其行巫之据，明显是厌胜。北宋孙奭在《律附音义》中也曾提及，“今律云‘厌魅’，皆谓邪俗左道，若汉之‘巫蛊’是也。”
言其源于东汉末年，是因为在杯弓蛇影故事中，主人公对蛇可入腹的隐忧，已具后世对蛊恐惧的雏形。至晋代，更多异闻开始出现。《搜神记》中有一位叫张小小，能令人中蛊，致便血；并另有两则关于犬蛊、蛇蛊的故事，如“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新妇不知，将作蛊的大蛇“作汤灌杀之”，全家遂遭殃，大体奠定了后世故事的原型。《隋书》进一步丰富了制蛊手法，如制作时辰等，虱蛊、哈蟆蛊等更多样的蛊虫开始出现，宋代又有金蚕蛊，但仅是物种的变化而已。
这个时间曲线的变化，正好与中古时的病因观变迁相一致。中古时代，受宗教，特别是道教的影响，是一个充斥鬼神怪诞的时代。医疗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中古病因中“注”概念的蔓延，如李建民曾言，中古时代是一个“注病恐慌的时代”。注者，属之意，意即凶鬼恶尸附着人身让人致病，先祖的灾戾之气，也可反复传易给后人；但中古也是一个对虫与蛊高度恐慌的时代。魏晋六朝的一些医术高明者，可炫耀于人的，也常与治虫有关，典型如华佗。此时道教也非常活跃，陈寅恪曾论及六朝人最重名讳，而“之”、“道”等字不避。道教徒认为，体内有三尸九虫，修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杀三虫，“三尸消灭，九蛊不生，身有奇毛，早得神仙。”虫与蛊本同，只是后者更偏重于人的蓄制罢了。如果我们进一步联想到道家炼丹，诸种丹剂于灶炉内的混杂，可比之诸虫于器皿中的厮杀。正因此，在隋时官修的《诸病源侯论》中，有“蛊毒病诸候”两卷。
但是，随着理学的复兴，道教的地位逐渐下渐。相对应的是，“气”在身体观与疾病观中地位的回归与凸显。张载甚至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南宋的陈言，则提出了疾病的“三因观”——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它虽然粗糙，但在指导思想上，已显现出了与中古注、蛊说的明显区别。在更后世医书中，明代《景岳全书》六十四卷，只于一卷“诸毒”门中，附有“蛊毒”内容；清代官修《医宗金鉴》九十卷中，只于妇科某卷某门下列有一条有蛊毒相关者，但也脱离了蛊毒本义，更类似于鼓胀之鼓。
可与之反证的是，在疾病治疗中，动物入药的比例大幅提高（早期草药为主，药典即常以本草命名），取象比类思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先是孙思邈以脏立方，元代忽思慧明确提出“羊五脏补人五脏”，明代李时珍再发明之，“以骨入骨，以髓补髓”，“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以胃治胃”。至此，以形补形、以脏补脏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导致一个间接后果，元明以后，采生之术愈演愈烈，不仅被增入了十恶之“不道”律，清末还引燃民众对基督教堂仇恨的火苗。与采生之术的繁荣相比，蛊毒则陷入了沉寂。
（二）传统司法实践中的应对理性与专杀权的控制
自宋代后，传统中国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中，病因观的变迁只是社会思潮影响下之一端。而司法同样也受有理性化的影响，《洗冤集录》的诞生，可谓这一理性化的集中反映。也是在宋代，相关官员在审理巫蛊案件时的认知开始出现分歧。在一个案件中，审理的主簿官员余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胜愤诃，系于庭下，砺刃断其首”，对相关人员严厉处置；而鲁有开知金州时，“有蛊狱当死者数十人”，他认为“欲杀人，衷谋之足矣，安得若是众邪”，可知其对巫蛊的危害不予置信。对比汉代，人们不仅对巫蛊之害深信不疑，并因此引发了严重的狱案，甚至还以其近似之术来审案，如成哀时的李子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埳，以卢为椁，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则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正是因为前人巫蛊狱案的惨痛教训，真德秀即强调，“独推原武帝之失，以儆来者”。
明清时代对巫蛊案件处理的理性，还体现在对相关证据把控的从严上。明代雷梦麟即强调，“若蛊毒不堪以杀人，虽造畜之，无能害人也；虽以其术教令人，无能使人害人也，不用此律。”从造蓄提升到“能害人”，说明强调犯罪结果，已近似将蛊毒认同为普通毒物了。在《粤东成案初编》所收蛊毒案例中，案发广州府顺德县，当事人罗杜氏为妾室，因妒妻所生之子而用蛊杀之。案件最后的认定采用的是检验法，即认为受害者的骨殖与一般中毒一样，都改变了色泽。如此操作，实将蛊毒认同于普通毒物了。且该案例最后以成案的方式公布于众，说明了这种认定方式也已得到广泛认可。
专杀权的全面集中控驭也有重要影响。在死刑问题上，汉时“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直至宋朝，“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但宋朝的专杀权是通过地方三司平行的稽核来控制的，死刑下放到路一级，只有疑狱才需奏谳。如此，就会出现不同地域官员对死刑认定上的差异，鲁有开和余靖对巫蛊案的不同态度，正是这种认定上差异的反映。明代专杀权的控制集中到中央，但对死刑二度核准的控制，主要是下派官员到地方主持秋审，如此仍产生地方差异。清代自康熙朝开始，将秋审的核准权全部上提至中央。对专杀权的全国统一控驭，相当程度地减少了地方官员在死刑认定上的恣意。它导致的另一影响是，刺激了清代文书写作的繁琐化与程式化。今日所见清代题本上，记载有各级官员于案件审转中的认定记录。在州县一级，自接报始，依次有勘验、叙供、作看等，依级上行，至府、司、督抚，府司两级除可简略只作供看无异表述外，督抚则需对其审讯再次做出详细记录，并就拟律给出明确意见。由此形成了极其刻板的程式乃至套语，郑秦曾感叹，“看多了清代档案……谁都会为这死板的格式，程式化的文牍感到厌烦”，但他又继而指出，“如果从司法制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套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诚哉斯言，层层上报的文牍，繁琐、刻板的表面，实也蕴含着另一种制度理性，它相当于间接告诉地方官员办案的基本程式与操作规范、证据要求，不失为一种标准化审案程序。于此，也大致框定了官员的心证范围与证据要求，对于带有臆想化的蛊案来说，也限制了相关指控中最终证据的形成。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