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10年，英属印度总督明托炮制了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新外线”，成为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雏形，影响深远。英印炮制“新外线”的目的是试图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由喜马拉雅山脚推移到山脊，在印度阿萨姆和中国西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以确保印度所谓的东北边疆安全。从“新外线”的走向来看，在察隅和珞瑜地区，英印有意忽略了僜人和珞巴人属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历史与事实，分别将藏人与僜人的边界门巩、门巴人与珞巴人的边界萨通两个部族边界作为中印边界；在门隅地区，“新外线”遵循了19世纪70年代划定的中印边界线走向，真实反映了中印双方长期以来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新外线”的所谓划界依据有力证明了其非法性和随意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麦克马洪线”同样继承了这些特点。
关键词：英属印度/ 中印边界/ “新外线”/ “麦克马洪线”/ 部族边界/
作者简介：霍仁龙，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5）。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5年第5期 第15-24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西方人所绘西藏地图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BTQ012)阶段性成果。
1910年10月23日，英属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1905-1910年在任)在发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利(Viscount Morley，1905-1910年在任)的电报中，炮制了一条新的中印东段边界线——“新外线”(the new Outer Line)，其走向大致从门隅地区的达旺东部开始，沿北纬29度向东延伸，最后到达察隅地区的日马。①“新外线”的位置相较于19世纪下半叶英印提出的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作为国际边界的“外线”(Outer Line)②大大向北推移。
“新外线”成为此后英印单方面划定中印边界线进而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重要参考，如在1911年下半年，英印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军事远征并试图划定中印边界线时，即明确要求：“假如选择的边界界桩点大体符合我的前任(即明托——引者注)在1910年10月23日电报中所指出的边界线，则代表了正确的、作为地方承认的西藏领土边界线。”③“新外线”也成为“划定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一系列划界建议中的第一个建议”，④并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印两国的边界领土争端。虽然由于英国本土政府和新上任的印度总督的反对，“新外线”并未真正实施，但其依然是近代英印建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进而侵略中国西藏领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⑤
国外相关研究多认为“新外线”是英印对中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进行所谓“渗透”的被动反应。⑥国内相关研究多将“新外线”看作英印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重要步骤之一，是英印制造的系列“战略边界”中的一条。⑦然而国内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新外线”的所谓划界依据问题。英国学者兰姆甚至认为：“在1910年，印度政府的确对于西藏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非佛教徒部族之间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⑧既然如此，这条“新外线”是依据什么标准提出的，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在不同区域的战略意图又是什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发现的英属印度陆军部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英人考察报告、中印边界地图资料等史料，研究“新外线”炮制的背景、战略意图及其在察隅、珞瑜、门隅地区的具体走向和划界依据等问题。本文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新外线”及“麦克马洪线”所具有的非法性及随意性特点的理解，进而为我国的边界争端谈判提供一定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一 “新外线”炮制的背景与战略意图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其中，西藏是两个帝国争夺的焦点，出现“一隅藏地，两国并争”的局面。⑨1888年和1903-1904年，英国两次发动侵藏战争，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打开了西藏的神秘大门。20世纪初期，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下，清王朝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引起英国的警惕。1910年3月31日，英国印度事务部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刻意利用自己的宗主权对西藏产生实际影响，结果将是以强有力的管辖取代达赖喇嘛的软弱统治。于是，必须首先考虑这一变化将怎样影响英属印度与西藏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关系。”⑩
宣统二年(1910)川军入藏时，为保证侧翼安全，赵尔丰派程凤翔部进驻桑昂曲宗。程凤翔于宣统二年二月十四日(1910年3月24日)到达察隅。(11)中国加强察隅地区管控的活动进一步引起了英印的注意，1910年5月，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即得到消息称：“有1000名中国军队到达了日马，并要求西藏官员交纳赋税。在拒绝服从后，这些官员被投进监狱。”(12)
英印政府认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活动，使得英印必须要仔细考虑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部族地区的边界问题。(13)但英印政府也面临着选择困难：如果允许中国人前进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一系列行政管理上的不便就会出现；但如果将英印的领土扩展到山地部族以北，又有可能与敌对的山地部族发生冲突，并将英印卷入不便承担的义务中。(14)最后，英印政府选择了后者。
据明托所言，他之所以要提出“新外线”，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军事当局将中国在西藏尤其是察隅地区的军事活动定义为“前进行动”，对印度东北边疆地区造成了所谓的“威胁”：“中国人在日马(Rima)的活动和我们与东北边疆地区相邻部族区域的未来关系问题导致了区域性的焦虑。”印度军事当局认为需要改变现在“不健全的策略”，(15)故而炮制出所谓的“新外线”。英印试图通过“新外线”达到如下目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将外线扩展到可能必要的地方，以保证在外线以内或以外没有除我们之外的其他国家力量与部族之间发生关系或交流，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一个缓冲区。”(16)
可以看出，英印将中国在西藏，尤其是察隅地区正常的军事行动看作一种“威胁”，故试图把“外线”向中方一侧推移，建立一个缓冲区，以确保英印东北边疆的所谓安全，继而炮制了“新外线”，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二 “新外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及其所谓依据
察隅地区(17)作为沟通印度阿萨姆与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通道，其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自19世纪前期即被英印所关注，成为英印在侵略中国西藏时重点觊觎的对象。(18)察隅河下游即下察隅地区居住着中国的僜人，清末民国时期的中文文献中称之为倮罗，英文文献中称之为米什米人(Mishmi)。(19)
(一)“新外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
英印总督明托认为“新外线”在察隅地区“从东经96°向东南尽可能地到达察隅河的日马，然后穿越察隅河谷到达伊洛瓦底江与察隅河的分水岭”。(20)在近代中外文献中，日马有日马村和日马地区即下察隅地区两层含义。关于日马村。据《西藏自治区地名录》，日马村位于28.4°N，97.0°E附近。(21)历史时期，日马村是下察隅地区的中心。宣统二年，程凤翔率军到达察隅，驻地即在日马。据1911年到察隅地区进行调查的英国军官贝利(F.M.Bailey)(22)所绘“贝利穿越西藏东南地区和米什米山区路线图”，(23)日马位于察隅河东岸，桑曲和贡日嘎布曲交汇处以南、拉丁村(Late)以北。日马亦可作为下察隅地区的总称。清末苟国华上报赵尔丰关于察隅地区的情况时即提到：“绒密即下杂隅之总名。”(24)任乃强认为绒密即日马。(25)所以，日马也经常指代下察隅地区。在明托关于“新外线”的论述中，认为“中国人在日马的活动”为印度东北边疆带来了“威胁”，此处的“日马”即指下察隅地区。
1910年印度陆军总参谋部撰写的《西藏军事报告》更加详细地描写了“新外线”自东向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边界线)从沙玛(Same)以南20英里的地方继续向西，从察隅与米什米地区的分界处穿过察隅河。”(26)沙玛位于察隅河西岸、拉丁村以南。沙马以南20英里正是藏人与僜人的部族分界处门巩(藏文为Mon-gung，约96°9′E，28°N)，英文文献中写作曼尼克莱(Manekre)。(27)
(二)情报来源及所谓划界依据
英印对察隅地区部族边界的情报主要来源于传教士、印度东北边疆地区官员和探险家等不断对这一地区所进行的调查。1851年，法国传教士克里克(M.Krick)到达藏人村庄瓦弄(Oualong)，进而到达沙玛附近，并提出瓦弄是第一个藏人村庄，藏人与米什米人的边界位于瓦弄南部。(28)
1885年12月至1886年1月，首任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尼达姆(J.F.Needham)对察隅地区进行调查，目的之一是发展与米什米人和藏人的关系，最远到达距离日马1英里的地方。(29)尼达姆认为，门巩是察隅与米什米人的边界。在尼达姆绘制的“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示意图”中，门巩地名下标注“米久人与西藏地区边界”(boundary between the Miju and Tibet country)。(30)米久人为米什米人东部的一个分支。据笔者所见，这是英印边疆官员首次提出将门巩作为西藏与米什米人的边界。
1907年11月，第二任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威廉逊(N.Williamson)到察隅地区进行调查，最远到达门巩南部的萨底(Sati)。威廉逊说西藏人未阻止他靠近，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到达日马，但“因反对英国臣民进入西藏的命令非常严厉，我必须在距西藏领土很近的地方返回”。(31)所以威廉逊也赞同将门巩作为西藏与米什米人的边界。
1910年，印度陆军总参谋部根据尼达姆的调查结果，认为从所谓“西藏边界”的门巩到日马共27英里，如果扣除从营地算起到门巩的1英里，则门巩到日马共26英里，(32)其中门巩到沙玛20英里，沙玛到日马6英里。(33)所以，印度陆军总参谋部将“新外线”划定在沙玛以南20英里，即门巩附近。
据程凤翔于宣统二年在察隅地区的调查：“若杂瑜、倮罗交界之处，在东南三站之压必曲龚，以小溪为界。”(34)压必曲龚是察隅河西部支流压必曲(英文文献中为Yepuk)与察隅河交汇处，门巩村即位于河口南部。(35)所以，门巩作为藏人与僜人(即英文文献中的米什米人)的部族边界在清末时亦得到程凤翔的确认。但将门巩看作中国西藏与米什米人的边界，将米什米人地区视作英印领土则是与历史和事实相悖的。1870年英国人古柏(T.T.Cooper)对察隅河下游进行调查时，米什米人即声称自己“是西藏政府的臣民”，(36)故在其所绘“米什米地区图”中，将中印边界线绘制在西流后的察隅河沿岸。尼达姆的调查也发现，西藏对察隅河下游的米什米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且米什米人被称作西藏人的“看门狗”。(37)宣统年间，倮罗等山地部族向清政府投诚，(38)继而赵尔丰在这一地区设置行政区划进行管辖，(39)也印证了英印在这一地区的调查结果，即下察隅的米什米人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总体来看，在察隅地区，英印炮制的“新外线”试图将藏人与僜人的部族边界门巩作为中印边界，进而把原属于中国的下察隅地区划入英印领土，是没有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三 “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走向及其所谓依据
珞瑜是中国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的地区，上珞瑜主要以门巴族为主，珞巴族主要分布在下珞瑜。近代英印将中国的珞巴族从东到西分为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阿波尔人(Abors)和阿波尔人以西靠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米里人(Miris)、达夫拉人(Daphlas)和阿卡人(Akas)等。(40)
(一)“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走向
在珞瑜地区，英印总督明托认为“新外线”从乌达古里(Odalguri)北部“向东北延伸到东经94°，北纬29°，然后向东到东经96°，北纬29°”。(41)印度陆军总参谋部在《西藏军事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走向：
从察隅河开始向西北方向延伸，到达大体位于北纬29°，东经96°的波密(Po-yul)，波密虽然实际上是独立的，但名义上在拉萨管辖之下，因此必须包括在西藏境内。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波密的南界在哪里，只能大体确定在北纬29°线与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引者注)交汇处的萨通(Sa-tong)附近。从这一点往西，经过两个经度，我们的认识是极度缺乏的，但边界将西藏与阿波尔和米里部族地区分开。(42)
可以看出，英印不得不承认波密属于中国西藏管辖，故将“新外线”划在波密南部，但其对波密南界的地理位置并不确定，只好将北纬29°线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的萨通认定为中印边界所在地。英印对雅鲁藏布江以西到门隅以东的地区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将西藏和阿波尔人与米里人的部族边界作为中印边界。
(二)情报来源及所谓划界依据
关于波密南界的情报，英印主要通过间谍班智达(Pundit)的秘密考察获得。(43)南姆·辛格(Nem Singh，代号G.M.N)是一名锡金僧人，在接受了印度大三角测量局的短期培训之后，于1878年8月从大吉岭出发到西藏进行秘密考察，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测量泽当以下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44)南姆首先到达拉萨，从拉萨南行到达泽当，顺雅鲁藏布江而行，最远到达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后的甲拉西登(Gyala Sindong)附近，从“西藏雅鲁藏布江南部低地地区推测图”(45)中看出，甲拉西登位于今墨脱县加热萨乡附近。(46)南姆认为，白马岗地区(今墨脱县)属于西藏管辖，居住着珞巴人(Poba or Lhoba)和一些从不丹迁徙来的移民。(47)南姆的考察结果和塞拉普·嘉措(Serap Gyatso)的观察基本一致。
塞拉普是一名蒙古喇嘛，1856-1868年在白马岗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定居了12年。塞拉普认为，从北部的多雄拉(Doshong)和德木拉(Demu)(48)到南部的白马岗地区都在波密土王甘南木(又译为呷纳木)第巴(49)的管辖之下，邦勾村(Dangam)是白马岗最南部的一个村庄。甘南木的权力仅相当于西藏的一个宗本。(50)甘南木指上部波密，除管辖曲宗、松宗、倾多等三地区外，还管辖南部的白马岗及下珞瑜地区，受驻藏大臣的节制，并向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纳款输诚。(51)所以，英印从19世纪后期即认识到波密及其南部的白马岗地区是西藏领土的一部分。
金塔普(Kintup，代号K.P)是一名锡金裁缝，曾于1878-1879年随南姆到西藏考察。1880年，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再次派金塔普和一名喇嘛到西藏进行秘密考察，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从甲拉西登开始沿雅鲁藏布江到达印度阿萨姆，以证明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Dihang)是一条河。(52)
金塔普到达白马岗地区，顺雅鲁藏布江南下，当其经过萨通(Satong)到达安京(Anging)时，发现有许多珞巴人居住。(53)在1887年印度大三角测量分局绘制“坦纳上校根据K.P提供信息所绘藏布江示意图”(54)中，萨通位于北纬29°线上，雅鲁藏布江东岸，地名下标注“此点以下皆藏语地名”。“根据Rinzin Nimgyl提供信息的雅鲁藏布江修正图”(55)显示，萨通位于仰桑曲(Yangsong Neh Chu)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北部。据《西藏自治区地名录》，阿米吉刀位于雅鲁藏布江沿岸，北纬28.9°，东经94.9°，(56)所以，萨通应位于阿米吉刀附近，被英印认为是白马岗在雅鲁藏布江东岸与珞巴人的分界点。
在雅鲁藏布江西岸，据金塔普调查，西藏管辖的白马岗地区南部到达邦勾，邦勾以南是独立与非常野蛮的珞巴人(Lo Karpo)，“藏语地名与西藏人的影响也在邦勾停止”。(57)与上文所述塞拉普的观察结果类似。邦勾位于昔勒帕抵曲与藏布江交汇处，被英印认为是白马岗在雅鲁藏布江西岸的南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珞瑜地区，“新外线”试图将白马岗的门巴人与珞巴人的分界线当作中印边界线，但这一边界划分标准并没有合法性，因为萨通和邦勾南部的珞巴人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在1862年，英印与阿波尔人经过谈判后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英印为阿波尔人(珞巴人)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铁锄、朗姆酒、盐、鸦片和烟叶，阿波尔人需要遵守以下约定：“第二条，民荣阿波尔人承认英国领土延伸到山脚的边界线，并在此保证尊重这一边界。……第四条，民荣阿波尔人承认所有居住在民荣山边缘的平原地区的居民为英国臣民。第五条，民荣阿波尔人保证不进行以骚扰英国领土内的居民为目的骚扰和跨越边界线的活动。”(58)可以看出，为避免阿波尔人的滋扰，在提供一定补偿的前提下，英印承认了位于山脚下的边界线，阿波尔人并不属于英印管辖。
这一地区的调查资料也显示珞巴人归属中国西藏管辖。传说白马岗是一个“不种青稞有糌粑，不养牦牛有酥油，不修房子有房住”的好地方，是人们想象中的仙境，吸引了大量来自门隅地区的门巴人迁移到白马岗地区。随着门巴人数量的增多及活动的扩大，在18世纪中后期，门巴人和珞巴人之间的矛盾不断突显，并最终导致冲突，门巴人在波密土王的帮助下把珞巴人赶到了白马岗以南。最后，双方经过谈判，约定以雅鲁藏布江东岸的仰桑曲为界，以南为珞巴人居住地，以北主要为门巴人居住区。同时，在地东设立地东宗，管理门巴人事务；在阿米吉刀附近设立嘎朗央宗，专管珞巴人事务，两个宗的宗本都由波密土王任命。(59)所以，虽然仰桑曲为门巴人和珞巴人的分界线，但仰桑曲以南的珞巴人地区仍为波密土王治下的嘎朗央宗管辖，是中国西藏领土的一部分。
(三)英印对米里等部族北界的认知
印度陆军总参谋部在《西藏军事报告》中所提到的“米里部族”是对分布在阿波尔人以西至门隅以东的米里人、达夫拉人和阿卡人等部族的统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印认为米里人与达夫拉人的北界位于西巴霞曲支流坎拉河(Kamla)南部的山脉，北与安卡人(Anka)或阿帕塔尼人(Apa Tanung)相邻。(60)
据1854年对米里地区进行调查的英印阿萨姆助理专员道尔顿(Dalton)观察，阿波尔人、米什米人和达夫拉人属于同一种族，米里人相对较为文明。(61)关于达夫拉人的归属问题，英印认为虽然不清楚达夫拉人与西藏的关系如何，“但这一地区充满了中国的商品”。(62)而达夫拉人以北的阿帕塔尼人，据1874年对达夫拉地区进行军事远征的英国军官格雷汉姆(Graham)称：“即使不实际隶属于西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西藏的影响之下。”(63)
1872-1873年，阿卡人与英印进行了划界，边界线位于山脚下的鲍罗里河(Bhoroli)到卡里-迪克莱河(Khari Dikrai)之间。阿卡人的一支卡帕觉人(Kapachors)开始时试图要求更多的领土，拒绝承认这条边界线，但最终在1874-1875年承认了这条边界线。(64)
可以看出，在1910年“新外线”提出之前，英印对米里人、达夫拉人和阿卡人北部边界的认知相对较为模糊，西巴霞曲支流坎拉河的南部山地被认为是米里人和达夫拉人的北界。1910年以前英印都未将这三个部族所在地都看作英印领土，如在1881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阿萨姆省地图”(65)中，米里人、达夫拉人和阿卡人都被画在英印领土以外，处于中国西藏领土范围内。
总体来看，“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走向经过门巴人与珞巴人的边界萨通村，是班智达对中国藏南地区进行秘密考察的结果。关于西部米里人等部族的北界，英印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位于坎拉河流域的南部。“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战略意图是试图将中国的珞巴人，即英文文献中的阿波尔人、米里人、达夫拉人和阿卡人等山地部族全部纳入英印的领土范围。这也是为何英印总督明托在炮制“新外线”时，特意强调需要获得更加丰富的部族边界情报的原因：“每个部族领地的自然与范围；中国或西藏确认的部族的范围，如果有的话。”(66)但从英文和中文文献、地图资料来看，这些山地部族并不属于英印管辖，反而处于西藏的管辖之下，或与西藏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可以看出，“新外线”在珞瑜地区的走向具有非法性和随意性的特点。
四 “新外线”在门隅地区的走向及其依据
门隅地区是中国门巴族的世居之地，以波拉山口为分界线，北部为错那高原，包括错那县勒布到达旺的广大地区，南部为门隅谷地，包括申隔宗、德让宗和打陇宗等。(67)英印将门隅地区的门巴人称为布提亚人(Bhutias)。19世纪，英印官方主要与南部门隅谷地的门巴人打交道，关于错那高原的相关情报，则主要通过班智达的秘密考察获得。
在1910年明托的“新外线”构想中，明确将门隅地区划归中国西藏：“从西藏领土的达旺地区东部开始——这一地区像一个楔子插入到英国领土的乌达古里(Odalguri)北部。”(68)在《西藏军事报告》中，印度军方进一步说明了“新外线”的走向：“大概从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引者注)开始向西南方向延伸，直到英国阿萨姆的边界，即乌达古里以北大约10英里之地。然后有一小段地区的边界是非常明确经过划界的，向西到达德旺吉里(Dewangili)，然后折向北，到达错那宗以西的28°纬线。”(69)以看出，在1910年，英印将乌达古里以北大约10英里处作为中印边界线所在地，且承认部分边界线已经划定。
(一)19世纪70年代部分中印边界线的划定
据1846年时任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本土步兵团民政官的巴特勒(J.Butler)记载，达旺地区处于西藏范围内，是西藏领土的一部分，最远到达乌达古里以北一日程的乌木拉塔(Umerathal)。当七王(Seven Rajas)(70)到卡里阿帕拉平地(Kooreahparah Dooar)(71)时，当地居民要提供繁重的劳务，还要上交赋税。1839年英印吞并了卡里阿帕拉平地，并在乌达古里建立了警察站。(72)所以，在19世纪前期，英印即认为门隅地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且边界线位于乌达古里附近的乌木拉塔。至19世纪中后期，乌达古里成为西藏与阿萨姆之间重要的贸易市场，来自拉萨和其东部、西部甚至北部地区的商人都会来这里贸易，其中有些来自中国内地。(73)
英印将门隅南部谷地分为三个地区：(74)一是卡里阿帕拉平地的七王地区，居住着布提亚人或叫门巴人，他们称自己属于达旺管辖，而达旺又是西藏的领地，故七王地区自然归属西藏。在1843-1844年的冬季，七王在来自达旺的代表的陪同下，与英印总督代理人助理进行了会谈，签署了一项协定，门巴人正式放弃对卡里阿帕拉平地的所有要求，由此而获得每年5000卢比的补偿金。(75)七王的补偿金主要花费在乌达古里市场上，将换得的商品送往达旺和拉萨。虽然该协定使英印将卡里阿帕拉平地这一两属地区纳入英印单方的管辖之下，但并未改变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脚延伸的走向。(76)
1872-1873年，英印政府正式划定了阿萨姆与门巴人之间的边界，边界线从西部的德奥萨姆河(Deosham)延伸到东部的洛塔河(Rowta)，距离乌达古里17.6公里，(77)“这条边界线由英国官员提出，并被布提亚人和前来视察的西藏官员所欣然接受”。(78)兰姆认为：“这条边界线似乎是英国人认为的唯一一条西藏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的印藏边界线。”(79)
二是查尔平地(Char Dwar)，(80)位于卡里阿帕拉平地以东，或叫作“四通道”(the four passes)。查尔平地与阿萨姆的边界线也在1872-1873年划定，从西部的洛塔河到东部的噶布鲁河(Ghabroo)。1876年2月在与达朗(Durrung)副长官的会面中，部族首领同意了这一边界。(81)
三是最东端的特本吉亚(Thebengeas)布提亚人，属于达旺管辖。(82)他们每年都去查尔平地的市场进行交易，这部分的布提亚人行为较为平和，只接受英属印度每年145卢比左右的布沙。(83)
可以看出，门隅南部的门巴人处于西藏达旺的管辖之下，1872-1873年，英印主动提出划分中印边界线，得到门巴人和西藏政府的认可，形成了一条基本沿喜马拉雅山脚而行的边界线，与中印传统习惯线基本保持一致，(84)1910年明托正是以这条线作为“新外线”在门隅地区走向的主要依据，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印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
(二)英印对错那高原的认知
19世纪中后期，英印关于门隅北部错那高原的情报主要来自班智达的秘密考察。1873年7月，纳恩·辛格(Najn Singh)从列城(Leh)出发开始对西藏进行考察，1874年11月到达拉萨。纳恩根据当时的形势放弃了北京之行，决定沿返回印度最短和最快的道路直接向南走。纳恩经过泽当，到达错那宗。他发现错那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三四百家商店，霍尔人(Hor)、(85)拉萨人和阿萨姆地区的人都在此交易，宗本收取贸易税，并提交到拉萨。
来到达旺，纳恩观察到，除达旺寺外，所有达旺河谷的村庄都由错那宗管辖，达旺的南界扩展到英印边界北部的乌达古里附近，包括德让(Dhiragn)和普东河(Phutung)流域。在“班智达纳恩·辛格从拉达克经西藏到阿萨姆路线图”(86)中，“英国边界”(British boundary)绘制在乌达古里以北，北纬27°以南。
1874年12月24日，纳恩在达旺被扣留，原因是达旺的喇嘛向拉萨官员提出，许多来自拉萨的商人被允许和阿萨姆直接交易，使得达旺寺的收入遭受损失，最后他们得到拉萨的命令，此后商人不再被允许通过错那宗所管辖的地区。由此，达旺寺几乎将所有与阿萨姆的交易成功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也说明达旺寺受拉萨的管辖，并非纳恩所认为的达旺寺完全独立于错那宗和拉萨。被放行后，纳恩于3月1日到达英印领土乌达古里。(87)纳恩成为第一位成功对门隅地区进行考察的英印间谍。
1875年3月，来自印度台拉登(Dehra Dun)西北部山区的拉拉(Lala)从大吉岭出发，到西藏进行秘密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之一是对雅鲁藏布江下游进行测量。(88)当拉拉越过边界到达岗巴宗时，因被怀疑去西藏的意图而被西藏骑兵逮捕，并解送到日喀则，在日喀则被扣留了5个月才得以释放。拉拉离开日喀则，到达泽当。他考虑到去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危险性，放弃了原有计划，转向达旺方向。(89)拉拉考察了达旺地区的军事情况，发现有500名西藏士兵驻扎在达旺，由3名军官统领，兼管民事。拉拉在达旺再次被抓，并阻止他继续向南通过达旺地区。拉拉在被押送至拉萨的途中被释放，最终从日喀则返回印度。(90)
结论
1910年，英印总督明托炮制了一条远超“外线”的“新外线”，对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提出，乃至当今中印边界纠纷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属印度陆军部档案、近代英印在中国藏南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印边界地图资料等，研究了“新外线”炮制的背景、战略意图及其在察隅、珞瑜和门隅三个地区的具体走向和划界依据。1910年“新外线”的最终目的是要“确保一个缓冲区”，以保证英属印度东北边疆的所谓安全问题。在察隅和珞瑜地区，“新外线”都有意忽略了僜人、珞巴人等归属中国西藏管辖的事实，将中国国内的部族边界作为中印边界，进而将大片中国领土划入英印领土范围内；在门隅地区，“新外线”则遵循了19世纪70年代所划定的中印边界线走向，真实反映了中印双方长期以来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认为“麦克马洪线并不是印度政府任意强加在弱小的西藏头上的东西。它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91)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英印将中印边界线推移到其“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导致“新外线”在察隅和珞瑜两个地区的走向具有非法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麦克马洪线”同样继承了以上特点，绝非如尼赫鲁所称那样。
注释：
①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②关于“外线”和“内线”的研究可参考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梁俊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235页。
③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Marquess of Crewe,September 27,1911,IOR,L/P&S/20/FO/87-3.
④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52页。另可参考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⑤霍仁龙：《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
⑥代表性研究如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65页。H.K.Barpujari,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Vol.3,Inner Line to Mcmahon Line,Gauhati:Spectrum Publications,1981,p.160.D.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London:Barrie and Rockliff,The Cresset Press,1969,pp.145-146.D.V.Zou,M.S.Kumar,"Mapping a Colonial Borderland:Objectifying the Geo-body of India's Northea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0,no.1(Feb.,2011),pp.141-170.
⑦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吕昭义、柳树：《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赵尔丰察隅境域“护照”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伍昆明：《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梁俊艳：《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1911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等。
⑧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42页。
⑨《文硕奏洋人力求游历藏众坚拒请饬总署熟筹边防等机宜折》(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9页。
⑩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March 31,1910.IOR,L/P&S/20/FO/87-2.
(11)《程凤翔杂瑜情形禀》(宣统二年二月十三日)，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12)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May 26,1910,IOR,L/P&S/20/FO/87-2.
(13)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Earl of Crewe,December 22,1910.IOR,L/P&S/20/FO/87-3.
(14)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Earl of Crewe,December 22,1910.IOR,L/P&S/20/FO/87-3.
(15)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16)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17)察隅旧称杂瑜，1912年改设察隅县，本文除在引文中仍保持原文写法外，其余部分皆使用察隅。
(18)霍仁龙：《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
(19)为行文及引用方便，本文在清末民国的语境中使用“倮罗”或“僜人”一词，在英文语境中使用“米什米人”一词。
(20)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21)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测绘局、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地名录·甲种本》，第152页。
(22)贝利(又译作贝尔立，1882-1967)担任过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和驻亚东商务代办，后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是英国侵藏的重要推动者。
(23)F.M.Bailey,"Journey through a portion of South-eastern Tibet and the Mishmi Hill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39,no.4(Apr.,1912),pp.334-347.
(24)《委管杂隅热巴委员知州衔补用直隶州州同苟国华议禀》(宣统三年八月初一日)，《察隅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25)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文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601页。
(26)The General Staff,Army Head Quarters,India,Military Report on Tibet,1910,L/MIL/17/14/92.
(27)房建昌：《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邢玉林主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0页。
(28)E.T.Dalton,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872,pp.14-15.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Calcutta:Home Department Press,1884,pp.48-49.
(29)G.L.S.Ward,Military Report on the Mishmi Country,Simla:The Government Central Printing Office,1901,p.11.
(30)"Mr.J.F.Needham's Journey along the Lohit Brahmaputra,between Sadiya in Upper Assam and Rima in South-Eastern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Supplementary Papers,Vol.2(1889),pp.487-556.
(31)N.Williamson,"The Lohit-Brahmaputra between Assam and South-Eastern Tibet,November,1907,to January,1908,"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34,no.4(Oct.,1909),pp.363-383.
(32)General Staff,Headquarters,India,Routes in Tibet,1910,L/MIL/17/14/93.
(33)"Mr.J.F.Needham's Journey along the Lohit Brahmaputra,between Sadiya in Upper Assam and Rima in South-Eastern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Supplementary Papers,Vol.2(1889),pp.487-556.
(34)《程凤翔禀抵察隅等情形》(宣统二年二月十七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本书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0页。
(35)吕昭义：《清末中印边界东段察隅南界标界史实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6)T.T.Cooper,The Mishmee Hills:An Account of a Journey Made in an Attempt to Penetrate Thibet from Assam to Open New Routes for Commerce,London:Henry S.King & Co.,1873,p.245.
(37)G.L.S.Ward,Military Report on the Mishmi Country,p.17.
(38)《程凤翔禀倮罗土官拟来投诚仍回防察隅》(宣统二年五月初十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第659-669页。《夏瑚日记》，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第22页。
(39)《收复桑昂曲宗等地设官分治并请奖出力员弁折》(宣统二年十二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本书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5页。
(40)Intelligence Branch Division of the Chief of the Staff Army Head Quarters,Frontier and Overseas Expeditions from India,Vol.4 Nort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Tribes,Simla:Government Monotype Press,1907,pp.160-179.
(41)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42)The General Staff,Army Head Quarters,India,Military Report on Tibet,L/MIL/17/14/92.
(43)关于班智达在中国西藏的秘密考察活动，可参考D.Waller，The Pundits：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霍仁龙：《19世纪英国在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影响——以河流水系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3期。
(44)H.J.Harman,"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 of Nem Singh in Eastern Tibet,1878-79,"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1,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65-1879,Dehra Dun:The Office of the Trigonometrical Survey,1915,pp.209-213.
(45)"Conjectural Sketch of the Country to the South of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Great Tsan-Po River of Tibet,"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1,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65-1879.
(46)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西藏》，中国地图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47)H.J.Harman,"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 of Nem Singh in Eastern Tibet,1878-79,"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1,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65-1879,pp.211-212.
(48)《西藏自治区地名录》，第51、40页。
(49)《卫藏通志》卷15《部落》有载：“工布江达之东南，行十五日，上波密地方，系甘南木第巴管辖；下波密地方，系达赖喇嘛所管，派营官办理事务，现今济咙呼图克图本籍也。”
(50)G.Strahan,"Account of the Lower Tsang-po by the Mongolian Lama Serap Gyatsho during 1856-68,as Related to Lama U.G.,Sub-inspector of Schools and Late Explorer,Survey of India," 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s of Serap Gyatsho,K-P,U.G,R.N,P.A,in Sikkim Bhutan and Tibet,Dehra Dun:The Office of the Trigonometrical Branch,Survey of India,1889,pp.5-7.
(51)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52)H.R.Thuillier,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Calcutta: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888,p.lxxxix.Dihang/Dihong,英国称雅鲁藏布江下游为底杭河。
(53)H.C.B.Tanner,"Kintup's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Darjeeling to Gyala Sindong(Gyala and Sendam),Tsari and the Lower Tsang-po,1880-1884,"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2,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79-1892,p.337.
(54)"Sketch Map to Illustrate Colonel Tanner's Memorandum on the Course of the Sangpo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K.P in 1886-87," in H.R.Thuillier,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p.lxxxix.
(55)"Revised Sketch Map of the Course of the Tsang-Po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Rinzin Nimgyl in 1889,"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2,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79-1892.
(56)《西藏自治区地名录》，第2页。
(57)H.R.Thuillier,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pp.lxxxix-xc.
(58)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reface,pp.43-44.亦可参见吕昭义：《19世纪中期中印边界东段的若干协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59)《门巴族简史》编写组、《门巴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门巴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珞巴族简史》编写组、《珞巴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珞巴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60)J.F.Michell,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A Topographical,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Calcutta: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883,Reprinted in 1973,pp.239,255-256.Intelligence Branch Division of the Chief of the Staff Army Head Quarters,Frontier and Overseas Expeditions from India,Vol.4 Nort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Tribes,pp.167,170.
(61)E.T.Daldon,"On the Meris and Abors of Assam,"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Vol.14,no.162(Mar.,1845),pp.426-430.
(62)Intelligence Branch Division of the Chief of the Staff Army Head Quarters,Frontier and Overseas Expeditions from India,Vol.4 Nort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Tribes,p.167.
(63)J.F.Michell,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A Topographical,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p.284.
(64)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reface,pp.24-25.
(65)The Province of Assam,1881.
(66)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67)《门巴族简史》(修订本)，第2-3页。
(68)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October 23,1910,IOR,L/P&S/20/FO/87-2.
(69)The general staff,army head quarters,India,Military report on Tibet,L/MIL/17/14/92.
(70)七王指边境地区门巴族头人的头衔，并非有七个王。
(71)Kooreahparah Dooar/Kuriapara Dwar，卡里阿帕拉平地/山口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阿萨姆之间，是从娘江河谷南下经达旺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乌达古里的古商路沿途重要通道，阿霍姆王国北部传统习惯线正穿越该山口，英国入主阿萨姆前该山口及山口下的平地为两属地带。Dwar为山口、平原、河谷之意。相关研究参见吕昭义：《19世纪中期中印边界东段的若干协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72)J.Butler,A Sketch of Assam: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Hill Tribes,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46,pp.195-199.
(73)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p.15-16.
(74)Intelligence Branch Division of the Chief of the Staff Army Head Quarters,Frontier and Overseas Expeditions from India Vol.4 Nort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Tribes,pp.161-162.
(75)"An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Changjoi Satrajah,Sreng Satrajah,Cheeng Dundoo Satrajah,of Naregoon and Tong Dabee Rajah,Chang Dundoo Bramee,Poonjai Bramee,of Takhal Tooroom,dated 24th Maug 1250 B.S.-1844," C.U.Aitchison,A Collection of Treaties,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Vol.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892,pp.183-184.
(76)吕昭义：《19世纪中期中印边界东段的若干协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77)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23页。
(78)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reface,p.18.
(79)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23页。同时参见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80)查尔平地/山口，为中国西藏地方南部边境珞巴族的一支阿卡人居住地与英属印度阿萨姆达朗县交界的山口，传统习惯线穿越该山口，山口及山口以下的平地为两属地带。见吕昭义：《19世纪中期中印边界东段的若干协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81)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reface,pp.18-19.
(82)J.Butler,Asketch of Assam: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Hill Tribes,pp.202-204.
(83)A.Mackenzie,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preface,p.19.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ve States and Frontier tribes of Assam for the Year 1897-98,Shillong:The Assam Secretariat Printing Office,p.16.
(84)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1904-1914》，第233-235页。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85)霍尔人，Hor，藏语中的蒙古人，居住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炉霍、道孚县一带，藏族传统所称的康区北部，被称为霍尔地区，这里应该泛指来自康区或西藏东部地区的人。
(86)Map illustrating the journey of the pundit Nain Singh through Great Tibet from Ladakh to Assam,1877.
(87)H.Trotter,"Account of the Pundits journey in Great Tibet from Leh in Ladakh to Lhasa,and of his reture to India via Assam,"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47(1877),pp.86-136.
(88)D.Waller,The Pundits: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p.217.
(89)J.B.N.Hennessey,"Report on exploration of Lala in South-Eastern Tibet,1875-76,"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1,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65-1879,pp.197-198.
(90)"Narrative of the route-survey of explorer Lala,from Darjeeling to Shigatse,Tsetang,and Tawang; and from Shigatse back to Darjeeling via Gyantse and Phari,1875-76," in 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8,Part 1,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1865-1879,pp.199-206.
(91)《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9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第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