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对中国西藏地方长期非法探查、测绘。这一测绘过程以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印度测量局为主导的官方活动为主，又以支持探险者入藏为补充。通过数十年的非法探查，针对中国西藏全域的测绘基本完成，并体现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还有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中，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帝国扩张印记的地图对中国西藏领土的完整呈现，更加说明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毋庸质疑。
关键词：皇家地理学会/ 印度测量局/ 中国西藏/ 测绘/ 地图/
作者简介：任富龙，男，1995年生，河南周口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历史地理研究》(沪)2025年第3期 第123-136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西藏历史地图集”(18ZDA191)。
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西藏进行非法探查测绘，并取得显著“成果”。黄盛璋等在清代阿里地区以及东段的中印边界历史研究中对英帝国的测绘活动有所整理。①房建昌通过多语种史料，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地图测绘作系统深入研究②，对班智达入藏测量绘制的地图做一定梳理，对“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做专题考证③。王学清、邓恒祥亦对清代、民国时期西藏的测绘演变做了归纳。④霍仁龙对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以河流水系为中心的非法测绘及影响进行研究。⑤
“清代西藏地图多出自入藏者之手”“雍正以后的西藏地图史实际上是英印方面的入藏者占主要内容”，这些“英印方面的入藏者”与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联系密切，印度“测量局首次按今日地图经纬度的规制绘制了西藏地图，包括了今日的西藏自治区，然后派人从西部及西南部入藏，逐渐填补了不少空白点”。⑥杨浪《关于近代西藏地图》⑦和任乃强《西康地图谱》⑧中列举大量涉及康藏的地图，其中多数外文地图是由印度测量局和皇家地理学会出版，民国时期国内出版的大量涉藏地图也有参考这些地图。“作为一个半官方的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近代英国涉藏活动和西藏知识生产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⑨印度测量局作为英属印度官方的测绘机构直接负责英属印度有关测绘与地图的出版工作。各类探查者搜集的关于中国西藏的信息都会汇集到印度测量局、皇家地理学会。
本文以1860年为研究起点，围绕印度测量局、皇家地理学会两个专业权威机构，以经过专业测绘训练并具备较高测绘水平的入藏者所绘藏区地图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英国零星、局部的探测活动，逐步勾勒英国在中国西藏的整体测绘活动过程。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英帝国在中国西藏地区非法测绘活动及相关地图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实测活动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附“另议专条”要求中国允许英帝国“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或是从印度进藏“探访路程”⑩，“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英国成功地迫使清廷开放西藏，允准外人入藏游历探险”(11)。条约虽然签订，但英方进入中国西藏依然面临多种阻碍，成功者寥寥。为此英帝国采取多种方式入藏，如派遣间谍班智达，出动军队武力进入，支持探险者入藏考察或派遣官员进藏访问。
(一)英帝国官方主导的测绘活动
1.1865-1892年间谍班智达对中国西藏的秘密探查
1861年，印度大三角测量局蒙哥马利策划的“穿越喜马拉雅探查”项目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12)蒙哥马利选择了部分喜马拉雅地区土著进行训练，以便顺利入藏展开探查活动，这些人被记录为“间谍班智达”(13)。
“间谍班智达”秘密进入中国西藏，对西藏主要道路进行测绘，非法获取并向英帝国提供了大量具备基本准确性的信息。其探查结果主要由印度测量局负责人蒙哥马利和其后的沃克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上首次公开。1889年，印度测量局出版间谍班智达对锡金、不丹、中国西藏的探查报告。(15)1915年，英属印度出版《印度测量局记录第8卷(两部分)》(14)，公布1865-1892年间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和周边地区的探查”记录，内容包括班智达的文本报告和印度测量局根据测量数据绘制的地图(表1)。
2.1903-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中的英军测绘
1903-1904年，英帝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军利用战争对中国西藏进行非法测绘，主要分两线：一是进军拉萨并沿途测绘，二是由部分人员组成噶大克勘测队(Gartok Party)从江孜绕噶大克经西姆拉返回印度进行测绘。荣赫鹏(16)同时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沿雅鲁藏布江向东勘测的请求，但被拒绝。
英军进入拉萨沿途取得的非法测绘结果主要有三类。一是三角测量：完成拉萨与印度连接处45000平方英里土地的测量，固定可视域内重要山峰及其高程数据；二是地势测定：以1英寸∶4英里比例完成17000平方英里土地的绘制，其中以1英寸∶2英里比例对春丕谷、江孜及拉萨周边3000平方英里进行绘制；三是路线图测绘：以1英寸∶1英里比例完成大吉岭到拉萨的路线绘制。此外，英军还绘制了江孜和拉萨城镇的大比例尺平面图。噶大克勘测队取得的结果包括平板仪测绘西藏西部约40000平方英里、日喀则至雅鲁藏布江源头段、玛旁雍错地区并解决相关疑问、萨特累季河从源头至流入英属印度的部分，还有印度河的噶大克支流即森格藏布源头。(17)
3.1911-1914年英属印度使团、远征军对藏东南的探查、测绘活动
1909年，萨蒂亚政务官威廉逊(Noel Williamson)从阿萨姆平原越过中印传统习惯线进入中国西藏境内，沿察隅河而上，行至今瓦弄附近返回，并沿途非法探查、测绘。1911年1月，威廉逊一行再次穿越传统习惯线非法进入中国藏东南地区，他在抵达西辛(Sissin)不久后身亡。该死亡事件成为英帝国从“不干涉”到“前进”政策转变的最佳借口，深刻影响了英属印度在东北边疆地区的政策。(18)
英属印度以威廉逊之死为由，谋划展开以“惩罚阿波尔人”为名进入中国藏东南地区的探查行动。1911年5月10日，印度总测量师就“西藏和阿萨姆北部与东部部落地区的边界，以及获取这个地区地理信息的重要性”等问题致电英属印度外交部(19)，从而在随后的行动中印度测量局派员随远征军行动，对中国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测绘。
1911年10月初，英属印度政府下达关于阿波尔远征军、米里和米什米使团的命令。阿波尔远征军前往阿波尔地区，勘测墨脱以南雅鲁藏布江下游和丹巴曲流域间的区域。米里使团调查“从不丹边界以东到底杭河分水岭以西，大约在10000平方英里”区域，最终米里使团的探查聚焦于西巴霞曲及其支流坎拉河和克鲁河流域以及周边2000平方英里地区。(20)米什米使团负责底杭河和察隅河流域之间的探查。1912年，米里使团活动结束，阿波尔远征军和米什米远征军1912-1913年继续在相关地区活动。
1911年，贝利(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从北京出发到达汉口，经汉口—万县—成都—打箭炉—理塘—巴塘—澜沧江边的盐井—怒江边的门工到达察隅地区的卓瓦寺。再从卓瓦寺北上，至然乌湖旁的休登寺后返回，后从卓瓦寺南下至日玛，顺察隅河而下进入印度。(21)1913年，在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贝利与莫斯赫德上尉(Morshead)带着麦克马洪赋予的使命非法进入中国藏东南地区进行“无护照西藏之行”并途经达旺返回印度。(22)贝利与莫斯赫德从丹巴曲流域的米培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墨脱，大致沿雅鲁藏布江向西而行，抵达山南泽当后南下，经达旺返回印度，基本路线为墨脱—羌纳乡—米林镇—里龙乡—扎西塘—洞噶—朗县—加查—洛布萨镇—藏噶—泽当—达旺。
4.英帝国通过珠穆朗玛峰探险对周边地区测绘
192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登山协会联合代表团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得到印度国会秘书、印度总督和驻军司令以及锡金政务官支持，随后珠峰委员会成立，荣赫鹏担任主席。1921年英国登山探险队启动对珠峰北侧的考察，目的有二：一是找到合适的登山路线，二是对珠峰周边地区进行测绘。探险队以考察珠峰北面为重点，于1922年3月底在大吉岭集合出发，穿过锡金进入中国西藏境内，经春丕谷—帕里宗—岗巴宗—定结宗—萨迦宗，自萨迦宗南下沿着扎嘎曲而上抵达珠峰北侧。(23)他们详细记录了攀爬绒布冰川的过程(24)，绘制标注了等高线的珠峰攀爬路线图，对两次珠峰攀爬做了影像记录(25)，并对周边岗巴县、定结县、定日县、聂拉木县区域进行测绘(26)。
5.零星的官员入藏测绘活动
1885年12月至1886年1月，萨蒂亚政务官助理尼达姆(Mr.J.F.Needham，the 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at Sadiya)从萨蒂亚出发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上穿越中印习惯线深入西藏察隅河谷的日玛(Rima)。(27)1888年皇家地理学会出版尼达姆探查日记，并依据威尔科克斯上尉(Capt.R.Wilcox)和间谍班智达A—K探查的位置信息绘制其路线图。皇家地理学会在制图时指出尼达姆的高度数据存疑，他的仪器似乎有很大仪表误差。(28)
1891-1892年，波尔上尉(Capt.H.Bower，17th Bengal Cavalry)与印度测量局班智达阿塔·瑞姆从拉达克地区出发，经阿里地区北部进入那曲，经丁青—类乌齐—昌都—芒康—巴塘—理塘—打箭炉抵达雅安地区。
1922年，英国地质学家海登(Henry Hubert Hayden)入藏，印度测量局辛格(Gujjar Singh)随同。辛格对以申扎县、班戈县为主的地区进行测绘，路线主要从拉萨出发向西北而行穿越堆龙曲谷地，经羊八井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脉到达申扎宗；从申扎宗沿格仁错北岸而行至私荣藏布河谷入孜桂错附近；从申扎宗沿格仁错南岸而行至玛亚附近，继而向西而行经申亚至当惹雍错东岸。(29)
1922年，锡金政务官贝利对羊卓雍措周边进行测绘。1922年贝利访问拉萨，印度测量局派员随同进藏，往返沿途测绘总计9493平方英里，其中6589平方英里区域为初次测量，2904平方英里为既有测绘数据修订。这一过程综合运用多种测绘方式，其中由平板仪测绘(往返不丹的主要路线及其周边区域)和摄影测量(西藏南部的羊卓雍错、普莫雍错、嘎拉错、多庆错的湖区)完成5345平方英里精确的测绘，4148平方英里是实地踏勘的简单测绘，同时使用经纬仪进行三角测量。(30)
英帝国官员卢德洛(Frank Ludlow)、谢里夫(George Sherriff)以采集植物、收集花种的名义对中国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探查。1933年，两人在锡金政务官威廉逊的陪同下探查不丹东部和经中国西藏拉康、江孜、帕里返回印度沿线。1934年卢德洛和谢里夫探查错那和马果地区。1936年2月9日，卢德洛、谢里夫与K·拉姆斯登(K.Lumsden)博士一起离开克什米尔，前往中国藏东南地区的西巴霞曲和锡约姆河的源头探查。1938年卢德洛、谢里夫和G.泰勒博士(31)探查扎日和多雄拉之间的区域。卢德洛和谢里夫的非法测绘活动以用“花卉研究”为掩护，紧密围绕麦克马洪“红线”区域展开，尤其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口重点探查。
(二)探险者的测绘
英帝国除官方入藏外，还支持探险者入藏游历以获取非法测绘信息。探险者入藏多进行科学考察，陈发虎等《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概况》(32)对这些国外探险者做了汇总，此处不再赘述，仅关注在藏测绘的探险者。
圣乔治·李透代尔(St.George Littledale)及夫人特丽莎·哈里斯·李透代尔(Teresa Harris Littledale)和其侄子(Mr W.A.L.Fletcher)于1894年11月10日离开英国，取道中亚前往中国西藏考察。他们于1895年1月5日到达新疆喀什噶尔，向东而行经莎车、和田，3月19日到达且末。再从且末向西南出发沿车尔臣河穿越可可西里进入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境内，经色林错东岸南下，从纳木错西岸抵达念青唐古拉山脉，随后另择路返回色林错。再从色林错向西(路线大致与今天G317国道相合)，抵达阿里的日土，并于10月27日进入拉达克。(33)
1899-1902年斯文·赫定调查中国西部期间，他先勘察色林错以北地区(今西藏、新疆、青海三省/自治区交界地带)，沿色林错向西至拉达克，再经拉达克向北进入新疆，到达喀什噶尔，并全程展开地理探查测绘。
金顿·沃德(Frank Kingdon-Ward)(34)作为20世纪著名的“植物猎人”，以“华金栋”之名活跃在中国西南边疆。1930年，他因“地理探险以及关于中国和西藏植物分布方面的成就”(35)被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创会奖章(Founder's Medal)。沃德1924年在锡金甘托克拜见锡金政务官贝利，获取进藏护照并得到贝利1913年在雅鲁藏布江沿线探查的秘密报告后进入中国藏东南地区，全程勘测雅鲁藏布江流域今山南泽当至林芝市鲁朗镇巴玉段，及通麦到日多乡段，并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对错高乡、朱拉乡、娘蒲乡这一区域亦有探查。1933年，沃德从阿萨姆非法进入中国西藏，经察隅河谷沿上察隅穿越阿扎公拉(the Ata Kang La)向北考察八宿地区。1935年，沃德非法越界，对紧邻喜马拉雅山脉的门隅地区、加玉地区、三安曲林地区、扎日地区重点探查。
考贝克(Ronald John Henry Kaulback)1933年曾随沃德进藏探查，他的主要工作是绘制地图，因护照原因，考贝克到达阿扎公拉后无法再随沃德前行便返回缅甸，他对往返沿途进行测绘。(36)考贝克和约翰·汉伯里特雷西(John Frederick Hanbury-Tracy)于1935年5月至1936年11月在中国藏东南地区重点探查了18个月(37)，足迹覆盖今林芝市察隅县和波密县，昌都市边坝县、洛隆县、八宿县、左贡县，那曲市嘉黎县、比如县和索县区域。考贝克深入藏东南怒江流域，“这一区域是此前没有欧洲人进入的”(38)，他作为专业人员测绘“近25000平方英里区域”，填补了英帝国对这一区域的认知空白。
二、皇家地理学会《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西藏和周边地方》
皇家地理学会1∶3800000的《西藏和周边地区：根据最新信息绘制》(Tibet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compiled from the latest information，简称“《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1∶2500000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较长时段内在不断获取中国西藏的有关信息后修订出版，具有连续性与系统性。这些地图为系统、深入地分析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地图绘制的演化提供了参考，有助于厘清其地理认识脉络。对于地图上有关中印边界画法的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的成果(39)，在此不过多阐释。
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当是同时期欧洲对中国西藏认识的权威地理文本。笔者找到1884、1894、1900、1904、1906年共计5个版本。1906年版基本准确绘制了西藏阿里地区(78°E—84°E，32°N—36°N)的湖泊、河流、交通路线，对阿里至泽当段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绘制相对准确，且增加大量沿途地名标识。这5个版本中，中国西藏东南区域内容基本没有差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走向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下游流向则有模糊、错误的画法，并未真实、准确地绘制，今昌都、林芝地区除去传统经四川巴塘—洛隆—江达—拉萨的路线外，其他区域基本空白。
1892-1906年英帝国一直未能深入中国藏东南探查。1894年版绘制时，当地的信息实际来自班智达纳恩·辛格在1874-1875年和班智达A—K在1879-1882年穿越喜马拉雅的结果。(40)因他们都未完成对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流域的探查，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图也无大变动，地图依然有误。
1911-1913年，英帝国非法越界对中国藏东南探查、测绘，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地图绘制。1913年底，雅鲁藏布江自山南泽当到巴昔卡段的探查完成，1914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和周边地方》(41)展现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流域新的测绘成果。该版地图首次准确绘制了雅鲁藏布江下游今“藏南地区”，只余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林芝和昌都地区尚属空白。直至20世纪30年代沃德和考贝克的测绘成果才填补了这片空白，藏东南由此完成全域覆盖。
1917年版《西藏和周边地方》(42)内容基本没变，但表现方式有很大改变。它采用晕渲法让地形起伏更明显，同时修改颜色，表达要素更清晰。1938年出版1919年编制的《西藏和周边地方》(43)，与1917年版相比差异较小，主要区别在于地图上未画出边界线。
1936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1∶2500000《西藏高地和周边地区》(44)一改边界画法，首次公开将非法“麦克马洪线”以“红线”标出。这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英帝国官方首次公开出版有麦克马洪线“红线”画法样式的地图。该图上，中国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的边界并未全部呈现，仅有中国与锡金、不丹、缅甸以及中印边界东段。中国西藏东南地区，从不丹以东到缅甸段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边界以非法“麦克马洪线”样式，用“未定界”(undemarcated)符号绘制。印度总测量师确认“印藏边界没有被划定(demarcated)，将它以‘未定界’显示是无异议的”(45)。
1936年版的《西藏高地和周边地区》并非传统地理测绘成果，其核心功能是为配合英帝国伪造《艾奇逊条约集》，为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提供依据。这幅由英帝国印度测量局绘制的地图“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46)。这幅地图上，英帝国官方首次将英属印度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平原往北推进到喜马拉雅山山脉主脊。但此次的地图边界画法变更仅限英帝国内部小范围传播，未对外公开。
“1944年，由英国新闻部、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主导制定的《中国地图》备忘录，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边疆尤其是西藏地区的地图绘制标准和具体方法。”(47)自此，英帝国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定为中国地图中西藏地区边界“标准”画法，要求之后出版和发行的地图一应遵循。
三、英帝国测绘里程碑——1∶1000000《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
(一)《印度和周边地区》项目诞生背景与概况
1891年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上，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提出一个关于比例尺为1∶1000000的《国际世界地图》提案，即“IMW提案”。英帝国对此积极响应，在国际地理学大会尚未确定具体事宜之际，印度测量局就已开始筹划1∶1000000《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1898-1899年间，该项目索引图开始制作，并印刷《比例为1∶1000000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投影》的专题报告。1900年，《专题报告1——比例为1∶1000000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投影》(48)正式出版；1903年，该项目说明修订版面世。1909年，第一届国际地图委员会会议在伦敦召开，讨论该地图通用规范和生产方法，并于1913年在第二届国际地图委员会会议上通过有关协议。此后印度测量局用时多年，对印度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地图绘制，“是用地图对大面积区域进行覆盖的最早完成者之一”(49)。1937年1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地图政策会议决定“出版和保持一个最新系列的1/M《国际版世界航空地图(无图层版)》Carte Internationale du Monde with Aeronautical and Unlayered Edition以取代《印度和周边地区》系列”(50)，标志该项目结束。
英帝国通过上文提到的探查活动获取中国西藏局部众多的实测数据。此类测绘数据累计整合后集中体现在《印度和周边地区》系列地图中，据《印度和周边地区系列表索引》，涉及中国疆域(72°E—104°E，20°N—40°N)的地图有30幅，具体如图1所示。
笔者根据找到的地图对图名和版本做初步整理，同一图号的地图因印度测量局修订部分图名有所变更。(51)印度测量局不断完善这些地图的同时，还制作了更大比例尺的地图，1∶1000000的4°×4°地图由16幅1∶253440的1°×1°图组，以及1∶253440的地图又由4幅1∶126720图组进一步呈现该区域的信息，最大比例尺为1∶63360。这些地图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1 《印度和周边地区》涵盖中国西部疆域索引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测量局出版的1∶1000000《印度和周边地区》索引图绘制(Survey of India，Survey of India General Report 1918-19，Calcutta：Printed at the Photo-Litho Office，1920)。底图使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天地图。
图2 1∶1000000地图的分幅说明
资料来源：此图根据印度测量局91号地图命名规则说明改绘，Survey of India Map Catalogue-provisional edition，Printed at the Photo-Litho Office，Survey of India，Calcutta.1945。
(二)《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的影响
笔者查阅台湾“中研院”的“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发现民国政府对此系列地图也比较重视。1942年军委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出版的《西藏》(52)一图(比例尺1∶2500000)明确标注：“本图系依照印度测局一九一七年出版二百五十万分一英文西藏图译绘，并参照本局出版之有关该地之各种图，及申报馆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新地图，亚新地学社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出版之中国分省图，法人宝脱勒伊所著清光绪三十年出版之西藏全图，暨一九四一年出版之百万分一印度新图酌予修正。”国民政府译绘的即1917年版《西藏和周边地方》图。此外，国民政府还曾大量译绘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各种地图，供内部使用。
1930-1933年，《申报》在“编制纪念《申报》六十周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等，搜集到当时可能获得的中外地图7730幅”(53)，其中应包含印度测量局出版的一系列地图。任乃强编制“康藏标准地图”时亦参考上述众多探查者的成果及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地图，尤其是印度测量局1∶1000000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54)
笔者在美国地理学会发现大量《印度和周边地区》系列地图。1942-1943年间美国政府曾派托尔斯泰和多兰(Ilia Tolstoy and Brooke Dolan)一行进入西藏，此系列地图成为早期美国认知西藏的重要参考。1942年，英美签署《Loper-Hotine协定》(Loper-Hotine Agreement)，“这使得美国军队可以使用英国庞大的地图和大地测量数据”(55)，美国因此获得英国多年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测绘成果，为其介入中国西藏事务提供了支持。美国陆军制图局(Army Map Service，Crops of Engineers，U.S.Army，Washington，D.C)基于印度测量局地图编制的《U502》系列地图，其核心来源就是《印度和周边地区》系列地图。英国将其政治意图嵌于地理信息，借共享地图信息之机向美国传递其塑造的中国西藏形象，为后续美国干预中国西藏地方事务提供了“诱导”。
四、结语
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实测是服务于其国家扩张的需要。“英帝国绘制的殖民时期的地图不是简单地显示边界、河流和山脉，而是通过使用不同的配色方案标明哪些地区是‘英国财产’，哪些是‘独立国家’。”(56)印度测量局在绘制地图的同时也在地图上发现领土、圈占领土。(57)
英帝国与俄国在帕米尔高原角逐，令其首先对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展开实地测绘。在英帝国对中国沿海地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英属印度策划“穿越喜马拉雅探查”项目，秘密派遣间谍班智达进入中国西藏探查。进入20世纪后，英帝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于1904年攻占拉萨并沿途探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英帝国趁乱非法越界，对邻近印度东北边境地区的中国“藏南地区”大规模、大范围实测。随后英帝国支持“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进入中国西藏探查。无论是官方主导的行动，还是零星的入藏探险者，所有探查结果均要向相关部门提交，包括测绘的地图与数据。
“地图测绘虽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和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58)19世纪后期，英属印度在解决西北边疆问题中产生“科学边疆”的概念。(59)20世纪初期，当英属印度的边界问题从西转向东时这一模式被沿用。英帝国通过对中国西藏持续的非法探查、测绘，逐步丰富其对中国西藏的认识，并体现在地图绘制上，成为其对中国西藏政策调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准备”基础。英帝国对中国藏东南地区的探查与测绘直接为其殖民扩张提供支持，尤其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60)，麦克马洪所画的边界方案即非法“麦克马洪线”的源头正是基于1911-1913年英帝国对中国藏东南的测绘成果。
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测绘地图既为其妄图调整中国与英属印度的边界提供支持，同时也是英帝国染指中国西藏地区领土的实证。1915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印度测量局记录第8卷(两部分)》显示，英帝国历时30年左右的探查所出版的地图中，涉及中国藏东南与英属印度阿萨姆的边界，是沿着阿萨姆平原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交界地区的传统习惯线而走，表明传统习惯线在这一时期是得到英帝国承认和遵守的。1913-1914年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英国虽主导非法“麦克马洪线”的炮制，但并未在会后立即将其纳入官方地图中，这也表明非法“麦克马洪线”并不为英政府所认可。这是英帝国承认中国拥有“藏南地区”主权强有力的历史证据。
注释：
①黄盛璋、王士鹤：《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清代中印东段边界的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无出版信息，第7-38、70-100页。
②参见房建昌：《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西藏测绘史略》，《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清代西藏历史地图的编纂、史料及方法》，《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54页。
③房建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④王学清、邓恒祥：《清代、民国时期的西藏测绘考略》，《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
⑤霍仁龙：《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影响——以河流水系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3期。
⑥房建昌：《清代西藏历史地图的编纂、史料及方法》，《历史地理》第24辑，第334-354页。
⑦杨浪：《关于近代西藏地图》，《地图的发现·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6-135页。
⑧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401页。
⑨赵光锐：《皇家地理学会与近代英帝国的西藏知识生产》，《史林》2020年第4期。
⑩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光绪条约》，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85页。
(11)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2)T.G.Montgomerie,Report on the trans-Himalayan explorations,in connexion with the 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 India,during 1865-7:Route-survey made by Pundit-,from Nepal to Lhasa,and thence through the Upper Valley of the Brahmaputra to its sourc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1867,Vol.12,No.3,pp.146-175.
(13)对间谍班智达的研究结果颇多，国外有1973年印度测量局拉瓦特著《19世纪的印度探险家们：对喜马拉雅、西藏、蒙古和中亚的探险说明》(Indra Singh Rawat,Indian Explorers of the 19th Century:Account of Explorations in the Himalayas,Tibet,Mongolia,and Central Asia,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Govt.of India,1973。还有另一版本：Indra Singh Rawat,Indian Explorers of the 19th Century:Account of Explorations in the Himalayas,Tibet,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Govt.of India,2002)，1990年沃勒的《班智达：英国对西藏和中亚的探查》(Derek J.Waller,The Pundits: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0)，迈克尔·沃德的《印度测量局和班智达》(M.Ward,The survey of India and the Pundits,The Himalayan Journal,1999,Vol.55,[2020-12]http://gffgg767dc357e8ca4410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j/55/10/the-survey-of-india-and-the-pundits/)系统地论述印度测量局派遣班智达入藏测绘的细节。相关成果有刘爱兰编译：《印度班智达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房建昌：《〈西藏志〉所载清代后期入藏路线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房建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14)Survey of India,Trigonometrical Branch,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s of Lama Serap Gyatsho,1856-68,Explorer K-P.,1880-84,Lama U.g.,1883,Explorer R.N.,1885-86,Explorer P.A.,1885-86 in Sikkim,Bhutan,and Tibet,Dehra Dun,1889.
(15)S.G.Burrard,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ring Regions,Part 1,1865-1879,Part 2,1879-1892,Dehra Dun: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1915.
(16)荣赫鹏即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年5月31日—1942年7月31日，英属印度政府官员，他曾领导1904年英帝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
(17)C.H.D.Ryder,Exploration and survey with the Tibet Frontier Commission,and from Gyangtse to Simla Viâ Gartok,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05,Vol.26,No.4,pp.369-391.Thomas Holdich,et al.,The geographical results of the Tibet Mission:Discussion,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05,Vol.25,No.5,pp.493-498.刘亮：《20 世纪初荣赫鹏侵藏英军对拉萨等地综合探察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8)对于威廉逊事件具体可参见梁俊艳：《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1911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19)印度国家档案馆档案：1911.Government of India.Foreign Department.Secret E.Proceedings,August 1911.Nos.436-451.Telegram P.,dated the 24th(received 25th)July 1911.From-His Majesty'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London,To-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Simla.
(20)S.G.Burrard,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Vol.4:Explorations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1911-12-13,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80.
(21)皇家地理学会地图：Sketch map of the route of Capt.F.M.Bailey through south eastern Tibet and the Mishmi Hills,scale 1∶1000000,by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2)Julie G.Marshall,Britain and Tibet 1765-1947:A Selec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Tibet and the Himalayan States Including Nepal,Sikkim and Bhutan,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5.
(23)C.G.Bruce,Darjeeling to the Rongbuk Glacier Base Camp,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2,Vol.60,No.6,pp.385-394.
(24)E.L.Strutt,The East Rongbuk Glacier,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2,Vol.60,No.6,pp.395-400.
(25)George I.Finch,The second high climb,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2,Vol.60,No.6,pp.413-422.George Leigh Mallory,The first high climb,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2,Vol.60,No.6,pp.400-412.George Leigh Mallory,The Mount Everest photographs,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2,Vol.60,No.6,pp.422-424.
(26)参见徐永清：《珠峰简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4-398页。
(27)在今天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
(28)参见皇家地理学会地图：《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示意图》(Sketch Map of the Lohit Brahmaputra)。
(29)H.H.Hayden and C.Cosson,Sport and Travel in the Highlands of Tibet,London:Richard Cobden-Sanderson,1927.可参中译本：[英]海登、[英]考森著，周国炎等译：《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西藏地质探险日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0)F.M.Bailey,Through Bhutan and southern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24,Vol.64,No.4,pp.291-297.
(31)G.Taylor,Botanical Department of the British Museum
(32)陈发虎、王亚军、丁林、姚檀栋等：《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概况》，《地理学报》2022年第7期。
(33)George R.Littledale,A journey across Tibet,from north to south,and west to Ladak,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896,Vol.7,No.5,pp.453-478.
(34)中文有多种译名，对其介绍研究详见芦笛：《麦克马洪线与探险家：英人瓦德在近代中国西南探险活动中的动机、地理与政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3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肖萍、向玉成：《金敦·沃德的康藏考察及其成就与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张皓：《20世纪上半叶华金栋对藏南的地理调查及其影响》，《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曹津永：《博物探险、环境与文化：金敦·沃德中国西南及毗邻区的科学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35)F.Kingdom Ward,For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and work on botanic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Tibet//Ian Cameron,To the Farthest Ends of the Earth: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0-1980,London:Macdonald,1980,p.268.
(36)Map 1(showing Mr.Kaulback's outward route as far as Rima,and route of his return journey to Fort Hertz),Map 2(showing the more northerly part of Mr.Kaulback's route),Ronald Kaulback,The Assam Border of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34,Vol.83,No.3,pp.177-189.
(37)对于此次考察考贝克在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学会的演讲，参见Ronald Kaulback,A journey in the Salween and Tsangpo Basins,South-Eastern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38,Vol.91,No.2,pp.97-121。Ronald Kaulback,eighteen months in south-eastern Tibet,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7,Vol.24,No.4,pp.551-566。考贝克出版《萨尔温江》(Ronald Kaulback,Salween,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39)、特雷西出版《西藏黑河》(John Hanbury-Tracy,Black River of Tibet,London:Frederick Muller,1938)，记录了此次探查经历。
(38)Charles Close,et al.,A journey in the Salween and Tsang-po Basins,south-eastern Tibet:Discussion,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38,Vol.91,No.2,pp.121-122.
(39)黄盛璋、王士鹤：《中国地图有关中印边界的画法的分析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曾世英：《从制图学的角度来看“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测绘通报》1959年第14期；戴超武：《中国和印度有关地图边界画法的交涉及其意义(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40)J.T.Walker,Note on the R.G.S.Map of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894,Vol.4,No.1,pp.52-54.
(41)印度测量局地图：Tibet and adjacent countries.Reg.No.215.D.D.D.1914-S.I-1500.scale 1:2500000.Heliozincographed at the Survey of India Offices,Dehra Dun。
(42)印度测量局地图：Tibet and adjacent countries.Reg.No.25.E.D.D.1917-S.I-1000.Heliozincographed at the Survey of India Offices,Dehra Dun。
(43)印度测量局地图：Tibet and adjacent countries.Reg.No.433X.D.D.1938-1,000.Compiled 1919.Heliozincographed at the Survey of India Offices,Dehra Dun。根据地图上的信息显示此图在1919年编制完成，在1938年出版。
(44)印度测量局地图：Highlands of Tibet and surrounding regions,scale 1∶2500000,Reg.No.D.D.D.36(D.O.2-I/2M)500.1st Edition 1936,Heliozincographed at the Survey of India Offices,Dehra Dun。
(45)印度国家档案馆档案：Brigadier H.Couchman,D.S.O.,M.C.(Surveyor General of India,to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New Delhi),File No.524-X/37(Sec),1937,No.865/s.Calcutta,the 23rd March 1937。
(46)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
(47)赵光锐：《界划西藏：20世纪40年代英国有关西藏地图的“政治规范”》，《史林》2022年第4期。
(48)Colonel St.G.C.Gore,R.E.,Survey of India-Professional Paper-No.1.on The Projection for a Map of Indi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on the Scale of 1∶1000000,Dehra Dun: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Trigonometrical Branch,Survey of India,1900.
(49)[美]诺曼·思罗尔著，陈丹阳、张佳静译：《地图的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7-198页。
(50)Survey of India,Survey of India General Report 1939,Calcutta:Printed at the Photo-Litho Office,1939,pp.77-78.
(51)具体编号如下：42(Pamirs 1918),43(Srinagar 1916、1930),51(Yarkand 1917、1923、1926),52(Leh 1923、1925、1934),53(Dehra Dun 1915)、(Delhi 1925),60(Eastern Turkistan 1917)、(Keriya 1923),61(Tibet and Eastern Turkistan 1912,Thok Jalung 1918、1926),62(Manasarowar 1925、1936),69(Charchan 1920),70(Thok Daurakpa 1918,Tibet and Eastern Turkistan 1906),71(Nepal and Tibet 1904,Ting—Ri Dzong 1925,Shekar Dzong 1926),72(Nepal Bihar 1912)、(Katmandu 1918),75(Lop Nor 1920),76(Ed Dzong 1920),77(Tibet Sikkim and Bhutan 1912,Lhasa 1919、1927),78(Nepal Sikkim 1907,Darjeeling 1917、1942),80(Makhai 1920、1921),81(Trashi Gompa 1920),82(Namcha Barwa 1919、1929),83(Bengal 1913)、(Dibrugarh 1924),89(Suchow 1920),90(Jyekundo 1920),91(Assam 1904; Batang 1925、1926),92(Eastern Bengal 1905,Bhamo 1932),93(Burma China 1904; Mandalay 1927),98(Lanchow Fu 1921),99(Taochow 1921),100(Yunnan 1911,Khating Fu 1922),101(Yunnan 1910,Yunnan Fu 1925),102(Burma 1904,Mengtsz 1934)。
(52)军委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西藏》，《西藏(双拼)》(1/2500000)，民国31年(1942年)，“中研院”人社中心藏，档案号：B-5414-0062-1。
(53)曾世英：《从制图学的角度来看“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测绘通报》1959年第14期。
(54)具体参见任乃强：《康藏标准地图提要》，《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458页。
(55)Brigadier Martin Hotine C.M.G.,C.B.E.,Survey Review,2013,Vol.20,No.151,pp.2-5.
(56)刘秧：《印度测绘局的“地图开疆”》，《读书》2022年第1期。
(57)Ian J.Barrow,Making History,Drawing Territory:British Mapping in India,c.1756-190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8)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
(59)袁剑、刘玺鸿：《“科学边疆”及其实践——19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印度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60)1911-1914年英帝国对中国藏东南的探查与地理测绘在其政策调整中发挥的作用，参见张发贤、陈立明：《从战略理论到反复勘测：“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