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初，维生素作为治疗脚气病的药物传入中国，并因疗效显著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由此，维生素开始在中国传播，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人士的关注。随后，维生素强身健体的功效被放大，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宣传，摇身一变成为“强身强种”的“秘方”，甚至同民族国家建构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维生素不仅是西方科学的象征，还是国人表达政治诉求的媒介，体现了中西方器物和技术交流过程中科学与政治的交织。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75)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维生素/ 脚气病/ 科学与政治/ 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姜兴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医疗社会史研究》(京)2025年第1期 第44-75页
在晚清以降的“世变”中，科技的引入和运用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探讨技术演变的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它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及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维生素作为西方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发现，在20世纪前40年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成果斐然。①20世纪初，维生素及其产品进入中国后，成为时人热议的对象，以治愈脚气病为开端，维生素学说逐渐在国内传播，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甚至被塑造为“强身强种”的“救国良药”。皮国立讨论过维生素在近代中国的商品化，但忽略了维生素知识传入的具体过程及其社会影响。②李力庸研究营养知识在台湾日据时期的传播时，涉及维生素议题，但没有对维生素知识在大陆的传播情况进行深入探究。③王公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师生战时捐赠中国维生素始末》一文中概述了维生素的发现史，④但并未论及维生素在华的传播过程和反响。总的来说，上述研究虽涉及维生素的历史，但由于研究旨趣不同，往往忽视了维生素传入时中国社会对其接纳的过程，即器物与技术交流背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⑤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维生素物质和知识从1910年前后传入，到1937年救国主题逐渐取代“强国”话语之前，维生素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及影响，进而分析这一时期中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交流过程中科学和政治交织互动的面相。
一 因病而起：脚气病与维生素
(一)维生素知识的初步传入
脚气病⑥是一种流行于亚洲的疾病，名称来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⑦此病曾长期困扰中国人，学术界对它也有丰富的研究。范行准、廖育群等学者曾考证古代脚气病的病因、出现时间和真实性等问题，⑧他们多将维生素B1缺乏所引起的脚气病视为真脚气，但这或多或少体现了查尔斯·E.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所说的“诊断的暴政”，即在过度依赖诊断技术的过程中，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环境对疾病概念的塑造。⑨司马蕾(Hilary A.Smith)认为中国古代的脚气病是变动的，它折射出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疾病认知的影响。⑩梁其姿借鉴了司马蕾的研究方式，指出东亚及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专家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工具来解释Beriberi/Jiaoqi/Kakké，她认同文化差异对脚气界定的影响，并提出脚气病在近现代中国的再现与当时的“现代化”密切相关。(11)上述研究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本文无意于继续研究近现代医生对脚气病诊断的准确性，毕竟脚气病作为一种复杂的疾病，即便在今日，仅凭症状描述也难以精确鉴定。正如廖育群后来所言：“以近代的实证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真正的脚气病，但其存在的历史并非简单到古今一脉，但见脚气之名即有脚气之实的地步。”(12)因此，本文试着去理解时人对脚气病的观察和看法，进而追溯他们用营养学解释脚气病的动因和经过。由此或许更能理解梁其姿教授提到的脚气病在近现代的“再现”问题，(13)以及20世纪经济、文化转型对时人疾病概念的塑造。
“Beriberi”是脚气病的英文名，最早出现在16世纪葡萄牙人的书信交流中。(14)19世纪东南亚脚气病日趋严重，对土著和殖民者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15)荷兰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组织了“佩克哈林委员会”(The Pekelharing Commission)开展脚气病研究，随后，艾克曼(Christiaan Eikmann)、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等人发现脚气病是常食精米所致，因为精米缺乏人体所必需的元素。(16)1912年，卡西米尔(Casimir Funk)从米糠中提取出较为纯净的晶体，称之为“Vitamine”(17)。随后他将脚气病归结为维生素缺乏症。上述研究对日本有一定影响，脚气病在日本被称作“Kakké”，它是“脚气”的日语发音，“Kakké”和“Beriberi”被当作同义词使用。(18)在19世纪末之前，日本对脚气病的认知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汉方医对其具有权威的解释力。(19)19世纪晚期，脚气病在日本军队中频繁暴发，高木兼宽通过改良饮食遏制了日本海军中的脚气病，并在其研究中使用“Beriberi”一词，(20)不过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陆军部的注意。(21)1908年陆军部成立“临时脚气病调查会”，日本开始接触到艾克曼等人的研究，(22)但日本医学界对脚气病的病因分歧很大，直至1925年前后官方才正式承认“维生素缺乏说”。(23)随后，“Kakké”出现的频率减少，“Beriberi”成为脚气病的主要用语。(24)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除西方传教士外，中国获取信息的另一渠道。(25)20世纪初，有关脚气病维生素缺乏说开始从日本传至国内。
1910年，医学家丁福保在《脚气病之治法及原因》的序言中介绍了脚气病的历史。他认为日本脚气多发的江户与中国的江南地势相近，两地的脚气病为同一种。(26)在此前提下，他介绍了日本的各种脚气学说，(27)尤其肯定了榊顺次郎氏的米毒说。(28)1911年有人撰文介绍日本用糙米治疗脚气病事例。(29)顾任伊1912年翻译了日本铃木、岛村二位博士最新的脚气病研究成果，并介绍了铃木从米糠中提炼出的“亚倍利酸”，推论这是一种可缓解脚气病的新营养素，但还缺乏临床证实。(30)1915年，周家骧介绍维生素时称：“(Funk)自糠中析出一种纯粹结晶物……乃名之曰VitaminC17H20X2O7，为维持生命所不可缺之窒素化合物也。夫脚气病Beriberi之因Vitamin缺少而起，吾人知之久矣。”(31)1917年，《妇女杂志》刊登了一篇美国医学博士海塞尔(Dr.Heiser)有关中国脚气病的文章，作者认为“米之精英全在外层，科学家所谓未塔麻(Vitamin)是也”。(32)除了科普性论文，报刊中亦有一些解释维生素药用原理的专业性文章。化学家郑贞文撰文指出：“水溶性乙种活力素，不特对于脚气有特别的功效，且为平时营养上必不可缺的物质。虽其生理的作用还未十分明了，然由种种实验的结果推测，恐和食物中碳水化物的新陈代谢有密切的关系。”(33)新发现还表明，脚气病患者双腿肿胀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后，脑神经发炎、身体节制机能失调所致。(34)
可以看出，1910～1920年，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脚气病的病因和治疗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认为脚气病=Beriberi=维生素缺乏症。不过，这一认识在社会上还不算流行，维生素药品未投入医用。1912～1921年上海海关报告显示，工部局监狱通过使用未经抛光的大米来治疗脚气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5)1922年11月，松江流行脚气病，《申报》报道称“现患者辄多不就，虽迭经中西医研究，尚无良好治法”。(36)1924年内务部为派代表参加关于脚气的国际医学会议，致函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时，也称不知该病的病因与治法。(37)
1925年前后，日本的脚气药品传入中国。其实早在1910～1911年，日本都筑甚之助和铃木梅太郎就利用米糠提取物制成药剂。(38)在纯维生素B1制剂问世之前，他们的药物在日本医治了很多脚气病患者。(39)该药于1925年前后传至中国，其用药报告大量刊载于《日新治疗》上。在众多报告中，以巴拉努妥林(Paranutrin)为最多，它是由日本大阪教授尾关荣博士研制，经盐野义商店出品的新药。(40)此药有“内服及注射用两种，就中注射液确奏特效”。(41)该药在医界颇受推崇，1925～1930年便有百余篇用药报告刊出，此现象前所未有。在这类报告中，医生先强调缺乏维生素B是患脚气病的主因，随后详列各患者治疗过程。治疗方式以注射巴拉努妥林为主，有时还辅以泻血法或其他利下剂、强心剂等。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该药疗效不错，广东韶关第四病院军医周子豪称，截至1928年，该药“所治疗痊愈以出院者，达数千名”。(42)此外，巴拉努妥林见效甚快，2～3日便能改善病情，完整疗程也仅需10～25天。(43)
除巴拉努妥林外，《日新治疗》上还有“阿利攀”“安的培利培林”“赐贝而仁”等10余种维生素B制剂的报告，它们对治脚气病都有不错的效果。西医俞琰如称：“脚气病症自维他命B学说倡导以来，治疗界大放异彩，研究者几多，市贩维他命B之制品，遂大流行，异名同种之药品，实难指屈。”(44)然而，关注维生素制剂的刊物多为《日新治疗》等西医期刊。这或许是因为该制剂多为注射剂，用量标准明确且需与其他西药联合使用，所以此时并未引起中医报刊的广泛关注。即便如此，用药报告和实际疗效也强化了维生素B学说对脚气病的解释效力。有人说：“往昔维他命学理未阐明之时，脚气之原因，初无一致，因之疗法，亦不过对症而已。兹者经诸大家之研究，已证明该病为白米中毒，即由维他命B缺乏所致，疗法遂因之大变。”(45)原先西医的电击、泻下和饮食疗法几乎都变为补充维生素B，传统的鱼毒说、传染病说亦随之成“明日黄花，全无研究之价值矣”。(46)总的来说，至20世纪20年代末，维生素缺乏说和维生素制剂均已传至中国，为脚气这一疾病提供了新的病理阐释和治疗方式。
(二)中西医对维生素的认识：以脚气病为例
中医对脚气病素有研究，在清末出版的《脚气刍言》和《脚气症经验良方》两书中，作者曾超然和符丽生对脚气病的病因、表现、治法的认识都是传统的，即将脚气归结为湿气过盛，分歧之处在于湿气的来源、治疗方式等，(47)他们都没有提及西方和日本对脚气病的研究。维生素缺乏说传至国内后，很快引发了中西医的争论。这一过程很好地反映出维生素缺乏说传入时，医学界对它的关注情况。通过厘清争论的来龙去脉，分析医界专业人士对维生素缺乏说的态度，亦能展现维生素知识传入的方式及其被国人接纳的历史过程。
中医对维生素的第一种态度是反对和批评。《中医世界》编辑陈中权认为，西医尚未研究出维生素的化学成分，“治脚气，以泻水泻血为主，然非治本之计，不若中医之能面面顾到”。(48)类似说法在一场中西疗法的争论中也有体现。
许晚成是文化书店的编辑，常发表与卫生相关的文章。1925年，他提出“麦饭有治脚气病及其他如肾脏病、神经病等之效力，为西医所公认”。(49)1927年又发表《中西医治疗脚气病之科学观》一文，指出：
脚气病大概下腿浮肿，心跳甚急，心窝苦闷，食思减退，尿少便秘，脉搏频数……今西医考定，食米之国多患此病者，谓米经精凿，则米中所含一种银皮酸之原质缺乏，血液中遂失抵抗之力，多食糙米，可免此病。倘已不幸而罹此病，宜专食麦类豆类，忌食米饭。至中医以为此病忌面食，不主泻，实无科学知识，又不明解剖生理卫生诸学，故与西医背道而驰也。故我人执科学之理评之，西医是中医非也。(50)
许氏认为银皮酸能预防和治疗脚气病，但他对维生素理论的认识并不深入，所以才用“科学知识”“生理卫生”等较为含糊的词批评中医。
此文很快便引起丁福保学生吴虎的注意，吴氏批评许晚成扬西抑中的做法。他先追溯了历史上脚气病病名、病因及疗法的变革，并认为脚气病是湿气所致，即“总必先由人之气血素虚，而后风寒湿得以乘之”，(51)与曾超然、丁福保的意见一致。(52)在治法上中医能对症下药，如风气胜者用败毒散，湿气胜时用胜湿汤等，中医面面俱到，更胜一筹。对于中医忌用面食，不主泻一说，吴虎指出中医疗法“总以行气逐水，运脾化湿为主旨，乌得谓不主泻?”(53)而忌用面食，是因为面食中含有碱汁，能助湿，不利于患者康复。吴虎逐一回应许氏所谓中医治法不妥、不明生理卫生诸学的指责。但细究后会发现，吴虎对银皮酸缺乏论并不能提出新见解，而其面食能助湿，不利于患者康复的看法亦不准确，因为中医一般认为碱具有去湿热、食滞的作用，只是胃薄者忌服。(54)可见吴虎的反驳并未切中要害，甚至还有纰漏之处。
承忠对许晚成扬西抑中的行为颇为不满：“晚成君所谓心跳甚急，尿少便秘，下腿浮肿等证，及原因足部沉有血中之水分云云，此非纯粹的脚气病，乃兼水肿之流。泻治固不谬，而辨证则未分晰也。”(55)至于忌用面食，是因面“虽能去湿，不能流气，且病后胃液大亏，须借米食之濡养，忌面食之壅滞”。(56)承忠认为中医能够根据病症虚实、患者之身体状况来决定饮食，相较于西医更为周到，借此反驳许晚成“西优中劣”的观点。吴义民也从维护中医的角度加入讨论。他反对许晚成中医不主泻之说，认为中医能对症下药，即“何者宜温，何者宜利，何者宜泻，各有分寸，何等灵活。不似西医之心粗胆大，无论如何，动辄以泻为能事耳”。(57)他对银皮酸也发表了看法：“盖糙米不经精凿，则所谓银皮酸质存在，自足以抵抗血毒。”(58)根据上下文推断，这里的毒应指湿毒。他认为银皮酸可解湿毒，仍站在中医的湿气说立场，足见他中西调和的倾向。总之，四人围绕脚气病的病因和疗法展开讨论，在他们看来科学与否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对泻法的理解也不同，争论草草结束。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维生素B缺乏说对中医界部分人士的影响不算深刻，维生素知识在此时尚未普及，他们之中不乏对维生素持怀疑态度者，尽管对脚气病的看法充满矛盾，但他们还是想用科学、生理卫生等西方词语来自证其可靠性，也会暗中采用西医疗法。
中医的第二种态度是中西汇通。中医秦丙乙认为：“近世西方学者，认食米为造成本症之利器，正非不经之谈。其说谓食米悉经机制，而尽去其麸皮，不知所去之原料，实含多量之滋养质(西说谓维他命)，而食米具助湿之性，全赖此原质以胜之。考诸本草，麸皮实有祛湿逐水之功，则西说固未尽无稽，而确有见地也。”(59)秦丙乙已知米麸中的“银皮酸”是指维生素，见识更进一步。不过后文提到维生素有祛湿功效，说明他本质上仍认可湿气说，认为中西医治法虽异，原理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到本草记载麸皮具有祛湿逐水的功效，但在常见的脚气病药方(如鸡鸣散、除湿汤)中并没有使用麸皮的记载，或许这也是他对中医的回护之处。
1930年以后，中西汇通的现象增多，著名中医丁仲英称营养素缺乏是患脚气病的远因，湿气入侵则是近因，治疗时可在患者食物中加入米糠，而且它比槟榔更为有效。(60)有人认为中西医的疗法有互通之处，中医虽不知脚气病是缺乏维生素B所致，但“常指示病家食糠，食含维他命丰富之豆类麦类，又禁止病人食白米，其宗旨亦与西医相同也”。(61)不过传统脚气病药方，如鸡鸣散、除湿汤和吴萸木瓜汤等都是用槟榔而非米糠，后者多被西医采用。杭州医士桂良溥认为文献中提到的“湿”是指郁血，中医对此早有记载。干脚气病因在于血虚，这与西医所说的人体营养不良、血液抵抗力差是一个道理。(62)他的这一提法或许是受杜亚泉用血液循环概念解释中医气血不和的影响。(63)中医名家何廉臣在《脚气病研究》一文中提到东亚新医学家研究所得，并且将他们的研究与中国对脚气病的认知结合起来。所谓干脚气是银皮酸(维生素A)缺乏，血液失去抵抗力所致。在中西汇通这点上，他与上述医士不谋而合。他也提出“新说”，即西洋因腐败肉类、土地湿润导致的脚气，与中国湿脚气的原理一致。我们虽然不知道作者的理论来源，尤其是西洋脚气基于腐败肉类的论断，但从有限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维生素缺乏说对其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在中西调和方面的努力。在治法方面，他对补充银皮酸也很认可：“若干脚气，当以养血润燥，舒筋壮骨为君，加减虎潜汤主之，三物大补汤，一味活鳖汤，皆可选用。即用新发明之糠精，惟他命A丸，亦多奏效。”(64)总之，他对维生素学说持乐观态度。
中医对维生素学说的认知有一个趋势，即由最初的反对，再到中西兼容或用西医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医。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颇多。首先是中医长时间对脚气病治疗效果不佳，在理论上没有突破。(65)其次是环境因素，20世纪上半叶，中医在西医技术、教育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科学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出现以“科学”阐释或者附会中医医理，以及中药西制、科学国药等现象。(66)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医便采用中西汇通的方式来解释脚气病。但无论如何，“以西释中”从本质上讲仍能体现出他们对维生素缺乏说的认可。
20世纪30年代前后，维生素B缺乏说更为流行。比如海军中脚气流行，军医便开始采用补充维生素B或者注射维生素制剂进行治疗。(67)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一篇文章中，将脚气病归因于维生素B缺乏。(68)卫生署出版的《脚气病》开篇便提到脚气病“是由风湿之毒所致，这种解释，完全是虚无缥缈之谈，没有一点实在的证据，不足以使人相信。现在经过新医学家详细研究，知道脚气病的发生，是由于食物中缺乏了一种营养素的原故……这种营养素，名叫做‘第二种生活素’(Vitamin B)”。(69)在此之前，军人是脚气病的高发群体，且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70)军政部首都第一陆军医院在其年度报告中，亦将脚气病归因于营养缺乏，并建议食用豆类、麦粉，或者牛乳、豆浆等食物补充营养。(71)
药学书籍也记载了以维生素缺乏说为理论依据的脚气药物或处方(见表1)。
在上述药学书籍中，有面向开业医师的处方手册，如《临床药物学》、《小儿科及其处方》和《新药物学纂要》，书中列举了安替佩利佩林(Antiberiberin)、乙种维他命(Vitamin B)、安磺灵(Oryzanin)等10余种药的用药依据、用法、剂量，内容十分详细。(72)面向社会大众的药方集或科普读物，如《新药大成》《世界各国新药集》，则介绍药物名称和原理，提及的药物相对较少。(73)《日用新本草》则是供家庭日用的药典，此书自称以科学方法解释民间单方本草用药原理和用法，颇有“以西释中”的意味，故名“新本草”。其在解释稻、麦的效用时称，“米糠的成分，含着‘维他命’，就是脚气预防素”。(74)这些药典的作者多为职业医师，书中的内容专业程度比较高，其中既有专业的脚气处方集，亦有常见西药，甚至还有民间治脚气的药品，它们的理论依据均为维生素缺乏说。
但不论是《日新治疗》中提到的维生素制剂，还是药典中的治脚气药方或药品，或需要与其他药品配合使用，或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获取和使用的门槛都较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西药进口量顿减，游资涌向西药业，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西药市场发展迅速，(75)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药，其中便有治疗脚气的秘制药和专利药(见表2)。商家为了增加销量，往往会注明它们的药理作用、适应证等信息，这为了解时人脚气病的认知变化提供了参考。
20世纪20年代，脚气病多作为湿症中的一种出现在广告中，如“立退脚肿丸”和“立愈脚肿丸”的功效都是行气利湿，“配宝灵精”的功效是清热通积，它们专治风湿，兼治脚气。由于上述药物多为秘制药，药品说明中没有记录其成分和用药原理，但从药效来看，制药者显然是将脚气归结为湿气过盛。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三德维他命”“星牌乙种维他命”等补剂开始在市场上频繁出现，广告在解释药理作用的时候，往往将维生素知识列于其中，不排除商人想借助“维他命”等西式词语来营销，但它用一种新的方式解释脚气病，而此时与脚气病并列的是消化不良、贫血、衰弱等营养缺乏症状。由广告内容变化可以看出，维生素发现后引起脚气病概念的变化，治疗上也采用补充疗法，正如西方世界所经历的那样。(76)维生素学说在30年代后，成为脚气药业中常见的学说，它反映出较新的脚气病研究成果。维生素制剂的长期流行，也体现出民众对维生素的广泛接受，毕竟广告是厂商与消费者互动的成果，需要满足市场的需求。(77)
20世纪30年代始，用维生素学说来解释和治疗脚气病，在官方卫生机构颁布的政策、军队医疗记录、专业或普及性的药典，甚至一些市贩小报(78)以及个人日记中均有体现，(79)涵盖各个领域，可见该学说影响之广。1931年，著名医学家沈鼎鸿在《东南医刊》上发表文章提到：“脚气的原因，在学术界中悬问已久，历来有中毒说、传染说、营养障碍说等种种意见。其后，中毒说、传染说好似消影灭迹；一般唯营养障碍尤其是维太命B说是认。”(80)此外，司马蕾的研究也显示，在20世纪20～30年代，“当中国在有效的政府领导下开始工业化时，脚气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81)脚气病的再现与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相关，(82)即与城市贫民、监狱、军队和学校的单一膳食制度，以及精米加工技术密切相关，毕竟常食精米导致脚气病，是以缺乏其他营养摄入源为必要条件。当中国引入这些易诱发脚气病的外部因素时，国民政府已知道以何种方式应对，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相较西化更早的日本，脚气病流行程度却没那么严重。由于脚气没有成为“国民病”，国人没有形成有关脚气的集体记忆，所以才会出现廖育群先生提到的近代将脚气与脚癣语义混淆的情况。(83)
总的来说，脚气病最初被认为由湿气引起的疾病。随着维生素知识和相关药品的普及，它最终被官方确认为一种营养缺乏症。与此同时，维生素知识体系和相关产品亦传入中国，其影响超出了治病的范畴。
二 由点到面：维生素知识体系的传入
20世纪30年代是维生素研究的“黄金时期”，(84)维生素缺乏说作为解释脚气病的新理论进入中国。除了维生素B以外，其他维生素的知识亦迅速传开，国内学者也着手进行相关研究，此亦体现出维生素知识传播中“科学化”的一面。
在维生素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候，相较于脚气病议题，中西医对其他维生素缺乏症的争论较少。(85)原因可能有三：第一，维生素学说处于发展中，西医对其没有全面了解，中医则更少(正如上述中医对脚气病中的维生素知识理解粗浅一样)，面对这种基于西方生物医学、化学发展而产生的新知识，难以找到与维生素相对应的知识体系来进行辩驳，争论案例少，而且模式与脚气病雷同。(86)第二，除脚气病以外的维生素缺乏症——干眼症、坏血病、佝偻病和不孕症，致死率不高，致病因素复杂，维生素非决定性因素，加上中医对其认识积累相对脚气病较少，(87)所以中西医没有就这些疾病争论。第三，可能还与维生素B的“示范作用”有关，维生素B显著的疗效证实了维生素对于人体的价值，如缺乏维生素，易患疾病。如有人称“近来医学进步，维他命之效用，亦渐阐明，由其所在物质与效用之异，而别之为Vitamine A、B、C、D、E五种，乃人体生活机能不可或缺者也，否则使人致特种之病型，称之为维他命缺乏症”。(88)沈仲圭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医，他曾在以中医学研究为主的《三三医报》上发表了两篇介绍维生素的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维生素的发现史、种类、性质、作用、分布和缺乏症。(89)其中一文称：“维他命一名，实有物在，非空想也，将来之研究，或有人造维他命出，亦未可知也。”(90)其对维生素的重要性已有相当的认识。
从数据来看，与维生素有关的文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迅速增多。以创办于1915年的《科学》杂志为例，1915～1929年与维生素相关的文章仅4篇，1930～1937年则为55篇。在《盛京时报》中，1906～1929年与维生素相关的文章仅有2篇，1930～1937年则有29篇。从文章数量变化可知，上述两种期刊对维生素内容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以小见大，若以“维他命”、“维生素”和“生活素”为关键词，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检索，剔除重复出现的文章，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变化趋势(见图1)。
由图1可知，1920～1937年与维生素直接相关的中文文章有703篇，其中1920～1929年有82篇，1930～1937年有621篇。就内容而言，这些文章主要介绍维生素的发现史、分类和作用。就影响范围而言，这些文章不仅刊载于上海、广东、北京和南京发行报刊，还出现于东北、西安、广西等地方刊物(共45篇，占比约***％)上。就文章所刊载报刊类型而言，除医学期刊外，还包括重要的政治刊物，如《中央日报》《中央时事周报》《军需杂志》。大致可以看出，从30年代开始，维生素知识迅速在国内传播，不仅影响到沿海地区，对西部地区也有一定影响。维生素知识受到医界、政治界报刊广泛关注，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除报刊外，维生素知识也频繁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中(见表3)。
图1 1920～1937年与维生素相关的文章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16～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1850～1951)。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维生素知识已出现在各类中学教科书中，它所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初高中学生。从内容看，教材着重介绍维生素的发现史、分类、分布、性质和作用，尤其强调维生素是西方的最新发现，是科学进步的体现，突出其科学意义。
从形式上看，教科书具有特殊功能和固定读者群，维生素知识在其中以“权威性”面貌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维生素理论得到教育界认可，具有“规训”作用。(91)
维生素知识借助报刊和教材广泛传播，其影响也超出医学界。维生素是治脚气病的药品，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时人认为，维生素“不仅限于防治疾病方面。按照现今营养学家的眼光，它的重要，是因为在化学上，它是食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正常生命的维持所必需”，(92)将维生素作为衡量营养价值的新指标。药学博士连瑞琦提到：“关于各种食品之配合及调理，常不可不注意维他命之缺乏或消失，此于营养上颇为重要，故有明了各食品中维他命之含量，并其种类之必要。”(93)但其时国内对维生素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有人对中国常见食物的维生素含量进行细致研究，研究者基本都参考英国医术研究委员会(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mmittee)制定的维生素分布表。(94)此表在30年代初期影响很大，国内学者引用颇多。(95)尽管已有参考标准，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情况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部分学者对中国常见蔬菜、水果等的维生素含量进行了研究(见表4)。
上述研究特点有二。一是力求在经济与健康间达到平衡。他们的研究目标以中国常见的蔬菜、水果为主。如陈朝玉提到：“当前水果价高，难以普及民众，且习惯相沿，食青菜时，恒经一度加熟煮沸，结果维他命C完全破坏。是以为维护健全优秀国民立场，势不得不寻求以营养为目的，以经济为原则之质量兼优，堪供生食而富于维他命C之食物也。”(96)罗登义也研究了几种常见蔬菜的维生素C含量，以便于民众挑选价格低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97)侯祥川比较了中国柑橘及其制成物(如柑皮、柑汁)中维生素C的含量。(98)1938年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最低营养需求量》时，营养学家就强调维生素摄入需与经济条件相适应。(99)二是注重实用性。陈朝玉十分重视儿童健康，他认为中国婴儿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是维生素缺乏，所以建议妇女在怀孕或哺乳期间摄入足量维生素。(100)他以“维护国民之健康计，为预防小儿坏血病计”，(101)研究常见蔬菜中维生素含量。吴宪则为孕妇制定《乳母及孕妇之食单》，单列出适合孕妇的富含维生素食品，以及推荐食用量。(102)医家陈邦贤在《儿童营养问题》中重点介绍维生素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作用，并制定了“食品生活素含量表”，供家长参考。(103)
他们的研究也为医院、军队、监狱和工厂安排饮食提供了指导。(104)此后维生素研究一直受到重视。抗战时期，在卫生署主导的营养改进运动中，曾专门制作宣传画呼吁民众多食富含维生素食物。(105)在食物营养问题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维生素营养问题提及最多，涵盖了维生素的作用、分布以及补充方法等。(106)1941年，教育部在检发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训令中，提倡通过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烹饪蔬菜要避免维生素流失。(107)显然，维生素营养问题成为政府施政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内容。
维生素借治疗脚气病这股“西风”进入中国。国人对维生素的认知是渐进的，由于维生素的发现与脚气病密切相关，所以它最初被视为特殊药物。但随着相关知识的传入，时人逐渐意识到它还是人类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营养素。维生素的“真正意义，实不仅限于防治疾病方面。按照现今营养学家的眼光，它的重要，是因为在化学上它是食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正常生命的维持所必需”。(108)国内营养学家也对维生素知识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实践，这体现了维生素知识传播过程中科学化的一面。但正如民国时期卫生概念“泛政治化”一样，(109)维生素也有被政治裹挟的一面，商人和部分知识界人士将维生素与国家的强盛联系起来，维生素被卷入民族国家的叙事。
三 维生素与强身强种
(一)维生素补品与强身健体
鱼肝油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D，在维生素发现之前，鱼肝油便已作为补品进入国内。从1881年开始，《申报》上便有售卖鱼肝油的广告。1910年以后，进口的鱼肝油种类增多，诸如解百勒麦精鱼肝油、司各脱鱼肝油等，1913～1919年，仅江海关进口鱼肝油的金额就达174746海关两。(110)至20世纪30年代，鱼肝油进口量较为稳定(见表5)，表明市场对其存在持续需求。
在宣传方面，早期商家多强调其补养功效。如1881年《申报》中一则鱼肝油广告称，其“有益于肝肺，不据男女老幼，凡有面色黄瘦，精血衰败，兼先天不足而身体柔弱，若服此油，无不立效，若久服之，而精神坚固，更兼身体肥大，其功无穷矣”。(111)不过没有载明它的成分、发挥作用的原理等信息。1918年，同样有广告称“鳘鱼肝油流行我国数十年来，无人不知此油之功能伟大，盖其一能改良血液，二能增补血珠，三能抵御劳损，四能补益肌肉，凡体弱、血薄、肺病者，服之无不变弱为强”。(112)其中也没有说明鱼肝油的补养原理。1925年以后，随着维生素知识的传播，广告商开始提及产品中所含的维生素及作用。如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广告称其“富于维他命，Vitamines即生活素，功专治咳却病，强身健骨，补血生肌，功效确切……凡大病之后，身体孱弱，以及小孩发育滞钝，常服此乳，能使体力增强，精神焕发，并助小孩发育”。(113)类似的宣传还出现在加味麦精鳘鱼肝油、松鹤牌麦精鱼肝油、王培元乳白鳘鱼肝油的广告中，不过它们更多是将维生素作为宣传，并未详细说明维生素的药效机制，亦未解释何为维生素。而做了这方面工作的，反而是一款并不大含维生素的补品——百龄机。
百龄机是九福公司1923年生产的补品，它的成分是硫酸亚铁、磷酸钙、淀粉酶、酚酞等，(114)它并不像鱼肝油产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起初宣称百龄机有增添血液、助消化、增进身体中钙磷质的吸收、畅大便等功能。(115)1925年，深谙广告之道的商人黄楚九便用维生素理论宣传造势。
维他命为保持人体生活之要素，人体各细胞组织均含之，凡营养料由血液传递至各部后，必经“维他命”之触媒作用，始能化合而成各细胞组织之本体，又“维他命”已为完备之原质，入人体后，即能直达各部。(116)
从叙述来看，维生素在人体吸收食物过程中发挥“触媒”作用，使营养物质“化合而成各细胞组织之本体”。由于百龄机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所以它能使营养“直达四肢百骸，六脏六腑，人体何部亏损，可以随时滋补也”。(117)随后，广告商又用“‘维他命’学说”解释百龄机“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原理：“维他命为保持人体细胞健康之要素……人体如缺乏维他命，即患发育不全、脚气、坏血病等症。”“人人皆宜，效力万能”的原理则是“饮食中皆含有少量之维他命，然烹调之时，即失效力，故人体每无足量之维他命，以供需用”。(118)尽管文中对维生素的描述不甚全面，也很难断定这是否为黄楚九自“艾罗补脑汁”后编造的另一出骗局，(119)但这种广告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百龄机与西方的新学说——维生素理论联系在一起，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普及维生素知识的作用。
还有商家为抓住商机，直接以“维他命”命名产品，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就有三德维他命(1929)、维他命鸡汁(1930)、信谊维他赐保命丸(1930)、维乙膏(1930)等10余种。正如生物化学家王兆澄所言：“近来欧风东渐，所谓维他命者，又与之俱来矣。于是移其盲信中国补药之精神，转注于外国之补品。故外国补品，如洪水之澎湃，汹涌而来，年年漏卮，颇为可观。”(120)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维生素广告与之前有不同之处，此前的鱼肝油广告多是仅提及维生素，百龄机则是夸大维生素对个人健康的作用，而1929年的三德维他命广告在强调维生素保健作用的同时，将维生素同民族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
(二)维生素的泛政治化宣传：从强身到强种
三德维他命广告先是宣传它有促进新陈代谢、营养四肢百骸，以及解决精神亏损、身体虚弱等31种健康问题的功效，(121)有时厂商又用大量图像暗示三德维他命有保持身体健壮的功效。如《返弱为强奇术》一图展示了壮汉与瘦小青年的形体差距，再配上“返弱为强”四个字，潜台词呼之欲出：维生素能使身材高大、健硕。(122)《德国陆军士官雅各君实验维他命强壮状态》一图展示了常服用维生素的健壮白人男性，暗示维生素强身健体之功效及其西方属性。(123)有时药商也会用夸张的案例来宣传维生素能永葆青春。(124)尽管这是广告的宣传手段，但广告本质上是消费者和厂商互动的结果，它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消费者的愿望。三德维他命如此连篇累牍地做这类宣传，想必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对于滋补身体的需求和市场需要。它为迎合时人尊西崇新心理，注意使用新名词吸引读者，利用“西方”这一符号效力，来展现三德维他命在强身健体、强脑益智和延年益寿方面的功效，竭力将维生素产品与强国强种联系在一起。
1928年7月2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宣布废除中美片面协定关税制度，打破了修约外交的僵持局面，对于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25)1929年4月27日，国民政府又继续向美、英等国发出照会，要求各国“及早”撤废领事裁判权。(126)于是，广告商借助时事，巧妙地将三德维他命与政治事件结合起来。
提倡中国国民健康运动，尤为目今同胞之确切需要。盖身体健康为民生主义之本，种族强壮为民族主义之纲。……美商三德洋行参药部发行健体强身之二十世纪最新发明补品，第一种生活素“三德维他命”，引起全国同胞之狂热欢迎。(127)
签订新约对当时的民众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之事，亦是中国反帝事业取得进展、国际地位提高的体现。三德维他命暗示国民政府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但要想进一步实现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还需培养健康和强壮的国民，三德维他命便能起到强种强国的功效。
此外，国内重大政治仪式中也不乏三德维他命产品。1929年6月1日是孙中山先生的奉安日，三德洋行便趁机在报刊上宣传“维他命”产品。
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三德灵药是救世灵药!努力奉行总理遗嘱!合作提倡健康运动!五权宪法是全世界最完善的政体!“三德维他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补品!……(128)
广告用相当正面的文字提及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和五权宪法，目的是借孙中山的权威和官方的宣传方式营销产品，并借奉安大典这种重大活动，将三德维他命与国族建设联系起来，意图营造出三德维他命与三民主义同样重要的假象，间接地宣传了维生素对个人、国家的重要性。
另外，三德维他命还利用“东方病夫”“强种强身”等极易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词语宣传造势。有广告称：“中国统一告成，急需物质建设与心理建设之完成，其基本要件，端在国民种族之健康。打破退化之暮气，改造虚弱之身躯，建设伟大之极强壮体魄，现出活泼之新国民精神，以一洗东方病夫之陋名。”(129)而在改造和建设之法中，最易奏效的便是补充维生素。还有广告称维生素是“强种强身之先声”，(130)是将来洗刷国耻的重要方法；或称“今中国革命告成，欲使国势强盛，须先求民种之壮健，‘三德维他命’盖为强种救国之无上补品云”。(131)其宣传的内在逻辑是，维生素补品因含有维生素，能够强身健体，人人食之，便能“强种强国”。这一宣传方式很快便被其他药商掌握。
九星公司称其维他命麦精鱼肝油“补肺治痨，除痨镇咳之特效药，稳妥灵验，常服无害，强种强国惟赖于斯”。(132)惠民奶粉曾打出“强国先强身”的口号，因为“内中维他命(即生活素)质料极富，为唯一强身健体之补品”。(133)那威鳘鱼肝油商家称其为“强种最要最廉之利器，为国计，为家计，人人皆宜服用那威鳘鱼肝油，盖匹夫有责也”。(134)此外，像苏伯第、乳白鳘鱼肝油等商家，也将其产品与“强种强国”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民族孱弱、外侮日深，中西大药房举办特价活动，且不忘呼吁顾客强国强身、勿忘国耻。(135)
综上所述，1923年，百龄机的厂商开始利用维生素理论增强其产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1929年，以三德洋行为代表的厂商夸大维生素补品的作用，利用各种营销手段以及政治事件，将维生素与个人健康、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消费者的反应，但众多厂商频频将维生素及其产品与“强种强国”捆绑，亦能据此推测出该产品有相当大的市场。而广告本身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外，还体现了消费者的愿望，即通过提升个人健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心理期待。也正是基于消费者对补品和其“强种强国”价值的认同，药商持续使用这一口号。因此，即便维生素补品价格不菲(平均2～3元一瓶)，(136)从30年代开始，它在市场上仍行销不衰，甚至每年有3～4种新产品上市。
除了药商将维生素补品与民族复兴联结在一起，知识界也开始鼓吹维生素对于民族复兴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前，这一联系还不算明显。如陈香贻在《生活素》中写道：
旷观世界各国，其民族之身强体壮，高大精悍者，一半固由于嗜好运动，而其他一半则由于食物之选择与配制。食物之选择，不可不知其中之重要成分，生活素者则主要成分中之尤要者也。(137)
陈香贻曾在南通大学学习农学。(138)他从学理上论述种族身材差异，是由维生素摄取不同所致。他也看到了种族差异及潜在的危险，因此在文末称“纂述是篇，以广传播，愿国人知之，且进而行之，则民强国富，不难预卜矣”。(139)但相较于广告商对维生素补品的夸张宣传，他还相对保守。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意识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知识界人士围绕民族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包括维生素议题。钱永彰认为，由于国人不注意摄取维生素，“数千年之老大民族，竟至大部瘦弱无力，以之与强大有力之暴邻相抗，不禁令人有劫运之忧……兹草斯篇以广宣传，愿国人知之且行之，则民强国富不难预卜也”。(140)作者将民族衰弱、日本侵略(应指九一八事变)时无力御辱归结于维生素摄取不足，由于时势变化，他的论述较陈香贻感性得多。此外，薛任在《维他命》一书中写道：
生殖率、乳儿死亡率、哺乳力，以及其他一切的生活能力，都和维他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真不仅是关系一身一家的幸福，而全社会、全国家、全人类的盛衰消长，无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为小儿死亡率的高低，及一般国民体质的强弱，种族的盛衰，都和维他命有相当的关系，必须全体国民对于维他命有相当的认识，才能养成持久、忍耐的精神，使死亡率可以减低，国民的体质可以增强，种族可以兴盛。(141)
作者认为维生素不仅与人的一切生理活动相关，而且与国家盛衰有关系。他也将补充维生素视作“强身强国”的手段。因此，要解决中国小儿死亡率高、国民体质弱、民族危机严重的问题，需要从饮食改革入手，补充维生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谢惠，他在《维他命浅说》一文中认为摄取充足的维生素，维持饮食平衡，“不但孩童时代，可少病疾；即于成年后身体之高度、重量、强壮、健康，以及子嗣之优秀，甚至影响于民族之强盛者，确已获得显著之效果矣”。(142)既然维生素如此重要，那么应如何利用它来改变现状，返弱为强，甚至实现民族复兴呢?谢惠在文末提出应“迅速运用科学之方法，管理大众之饮食，而调整其物质，则因营养之平衡，体魄必能日趋于强健，民族复兴之机，其将紧于此也耶?”(143)他直接将维生素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
维生素的功效为何会从个人健康层面延伸至“强种强国”层面呢?或许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福柯发现，从18世纪开始，人不再仅隶属于家庭，人口的利益——健康水平、生命长短，便成为一种治理的目标或手段。(144)与此类似，面临内忧外患，清政府于1908年设立统计局试图精确统计人口，设想通过“人口的质与量的控制来达到国富的目的”。(145)这种将人口转变为国力的思想在知识界中也流行开来，如严复、梁启超等人将个人的强大视作国家实现富强的先决条件。(146)甲午战后，新式传媒不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均有大幅提升，(147)有关国民教育改造的论述在报章杂志上屡见不鲜。(148)辛亥革命后，个人不再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而是需要持续教育的“国民”。与之对应，国家亦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亦变得更具合理性。
其次是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五四”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国内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围绕“民族自决”议题向对外的反帝与对内的反封建展开。(149)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全国实现了初步的统一，改订新约运动随之而来。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兴盛、国内形势剧烈变动之际，广告商才有契机将维生素补品与政治事件挂钩，与“强种强国”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郑大华指出，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后。(150)随之知识界围绕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因此，商家利用“强种强国”这一口号包装维生素补品，同时知识界也试图在维生素与个体健康和民族生存之间建立联系。(151)还有人将中国人身高、体重等均劣于西方，(152)归结于营养不足，归咎于中国的传统饮食，并希望用西方营养学来改善中国人的营养水平，改变中国的现状，维生素只不过是这种宏大叙事中的一环。(153)但正如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的研究所指出，在英属东非关于营养不良的辩论中，英国最终将殖民地的营养不良问题归结于本地文化和本土人对食品营养价值的无知，并用此掩盖了殖民统治导致的贫困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154)马克·斯维斯洛克(Mark Swislocki)也认为营养学将中国工业化问题定义为文化转型问题，新的营养知识有助于在文化方面为国民党的资本劳动政策辩护。(155)在维生素这个议题中，商人和知识界人士虽然将普及维生素知识、补充维生素视为“强种强国”的途径，但这实则暗中将中国的贫弱归因为文化问题，而没有提及更为根本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将中国人的“弱小”归结为营养知识的缺失，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近代国家的贫弱做了隐性“辩护”。
结语
维生素是近代西方科学的新发现，它具有中立性，在中国经历翻译、流通和演变的过程。维生素最初被用于治疗人们身体上的病痛(脚气病)，改善国人的健康，最后还满足知识精英和国民改造国民体质以避免“亡国灭种”的愿望。科学化与政治化是维生素知识在华传播的两个面相。正如营养学知识最初传入中国时，(156)它为国人带来了新的饮食观念，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营养学在用于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也被用来解释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议题，如中国传统饮食导致中国人瘦弱，素食使中国人变得麻木、懦弱。(157)这揭示西方科学在华传播过程中，既有通过与传统观念竞争自证其科学性的一面，也有被政治裹挟和影响的一面。但对于后者，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科学知识得益于政治性的包装和宣传，其传播和影响范围得以扩大，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甚至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注释：
①Kenneth J.Carpenter,"A Short History of Nutritional Science:Part 3(1912-1944),"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Vol.133,No.10(2003),pp.3023-3032.
②皮国立：《当“营养”成商品——维他命在近代中国(1920～1931)》，刘维开主编《1920年代之中国》，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第345～371页。
③李力庸：《食物与维他命：日记史料中的台湾人营养知识与运用》，李力庸等主编《新眼光：台湾史研究面面观》，新北：稻乡出版社，2013，第265～279页。
④王公：《美国康奈尔大学师生战时捐赠中国维生素始末》，《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⑤文中的“政治性”主要是指政治化宣传，即将维生素相关的知识、产品与身体、种族、民族国家建构联系起来，使其超越原有的领域或性质，成为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表达思想的资源与概念工具，并非狭义上的政治。此处参考了彼得·伯克提出的大众文化的“政治化”概念。见[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13～347页。
⑥脚气病(Beriberi)又名硫胺素(维生素B1)缺乏症，主要表现为疲乏、食欲差、恶心、急躁、双腿麻木等，多发于以加工精米为主食的人群，并非由真菌感染形成的脚气(脚癣)。除非特别说明，文中提到的“脚气病/脚气”均表示维生素B1缺乏症。
⑦葛洪：《肘后备急方》，王均宁点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第78页。
⑧廖育群：《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范行准著，伊广谦等整理《中国病史新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第245～252、353～360页；彭卫：《脚气病、性病、天花：汉代疑问疾病的考察》，《浙江学刊》2015年第2期；范家伟：《东晋至宋代脚气病之探讨》，《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
⑨Charles E.Rosenberg,"The Tyranny of Diagnosis:Specific Entities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Milbank Quarterly,Vol.80,No.2(2002),pp.237-260.
⑩Hilary A.Smith,Forgotten Disease:Illnesses Transformed in Chinese Medicin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1)Angela Ki Che Leung,"Weak Men and Barren Women:Framing Beriberi/Jiaoqi/Kakké in Modern East Asia,ca.1830-1940,"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eds.,Gender,Health,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7,pp.195-214.
(12)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69页。
(13)Angela Ki Che Leung,"Weak Men and Barren Women:Framing Beriberi/Jiaoqi/Kakké in Modern East Asia,ca.1830-1940,"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eds.,Gender,Health,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p.214.
(14)Kenneth J.Carpenter,Beriberi,White Rice,and Vitamin B:A Disease,a Cause,and a C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24.
(15)Edward Bright Vedder,Beriberi,New York:William Wood & Co.,1913,pp.10-30.
(16)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The Analyst and the Medical Man," The Analyst,Vol.31,No.369(1906),pp.395-396.
(17)“Vitamine”一词是由生命“Vital”和氨“Amine”合成的词，20世纪初，西方学界发现维生素中并不含有氨基，1920年前后，德拉蒙德(Jack Drummond)建议去掉代表氨基的字母“E”，统一用“Vitamin”(维生素)表示这一物质。该词传入中国后，曾被音译或意译为维他命、维生素、维得命、生活素、活力素、维太命等。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在叙述时统一使用“维生素”，在引用史料时，则采用原来的译名。参见江清君编《维他命对于生物之关系》，陈延炳译，《齐鲁医刊》第10卷第4期，1930年，第157～158页。
(18)Duane B.Simmons,"Beriberi,or the 'Kakké' of Japan,"[英]哲玛森：《海关医报》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第244～245页。将“Beriberi”等同于“Kakké”及“脚气”，在温州海关医官的文章中亦有反映。参见Dr.MacGowans,"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ên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1,"[英]哲玛森：《海关医报》第3册，第496页。
(19)廖育群：《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新史学》第12卷第4期，2001年。
(20)Carpenter,Beriberi,White Rice,and Vitamin B,p.10.
(21)有关日本陆军部和海军在脚气病研究方面的分歧，可参阅Hilary A.Smith,Forgotten Disease:Illnesses Transformed in Chinese Medicine,pp.129-135。
(22)Alexander R.Bay,"Beriberi,Military Medicine,and Medical Authority in Prewar Japan," Japan Review(Nichibunken),2008,pp.111-156.
(23)Kenta Omori,"Studies on the Cause and Treatment of Beri-beri in Japa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6th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for Tropical Medicine,Tokyo,1926,pp.183-204.
(24)Hilary A.Smith,Forgotten Disease:Illnesses Transformed in Chinese Medicine,p.138.
(25)[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634页。
(26)丁福保并没有怀疑日本的“Kakké”、西方的“Beriberi”与中国的“脚气”有本质上的差别，这种观点在19世纪末海关医官和20世纪许多中文医刊上亦有体现，争论集中在脚气病的病因和治疗方式方面。其实同一种疾病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很常见，它们是不同知识体系下的产物，但将其解释为同一种疾病的历史经过，也是其背后知识权力转移的过程。司马蕾和梁其姿研究显示，日本有关脚气病的知识最早来自6世纪的中医，19世纪日本有关脚气病的认识又受到西医的影响，20世纪初中日交流频繁，日本的医学知识及传染病的新名称被引入中国。日本脚气病的研究传至国内时，“Beriberi”作为“脚气”的英译是其知识的一部分。
(27)丁福保：《脚气病之治法及原因》，《函授新医学讲义》第5期，1910年，第1～2页。
(28)丁福保：《脚气病之治法及原因》，《函授新医学讲义》第5期，1910年，第42页。
(29)李司提：《治脚气之法》，《益智丛录》第492期，1912年，第8页。
(30)《米糠有效成分亚倍利酸之研究案》，《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第17页。
(31)周家骧：《Vitamin说》，《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15年，第1～4页。
(32)外厂：《美人海塞尔第五次游历中国考察钩虫病脚气病记(译大陆报)》，《妇女杂志》第3卷第2期，1917年，第7页。
(33)郑贞文：《二十年来化学的新进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纪念号)，1924年，第33～34页。
(34)顾毅：《“维他命”(Vitamin)B与脚气病之关系》，《日新治疗》第26期，1927年，第50页。
(35)《贸易报告：SHANGHAI》，《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京华出版社，2001，第440页。
(36)《地方通信：新流行之脚气病》，《申报》1922年11月16日，第10版。
(37)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第170～171页。
(38)大森憲太『脚気：日本食餌の欠陥に関する研究』吐鳳堂書店、1927年、69頁；山下政三『脚気の歴史ビタミンの発見』思文閣出版、1995年、374頁。
(39)山下政三『鴎外森林太郎と脚気紛争』日本評論社、2008年、378頁。
(40)汤璞逊：《脚气新治疗药巴拉努妥林之临床实验》，《日新治疗》第4期，1925年，第1页。
(41)鲁一勤：《脚气新药巴拉妥努林之特效》，《日新治疗》第3期，1925年，第31页。
(42)周子豪：《脚气疗法》，《日新治疗》第36期，1928年，第25页。
(43)俞廸人：《脚气治疗法之进步与最近之治验》，《日新治疗》第68期，1931年，第20～21页。
(44)俞琰如：《论脚气与“维他命”(Vitamin)B》，《日新治疗》第20期，1927年，第30页。
(45)俞廸人：《脚气治疗法之进步与最近之治验》，《日新治疗》第68期，1931年，第17页。
(46)俞琰如：《论脚气与“维他命”(Vitamin)B》，《日新治疗》第20期，1927年，第28页。
(47)曾超然：《脚气刍言》，清光绪十三年广州聚珍堂刻本，第11页；符丽生：《脚气症经验良方》，劳守慎编《济众录》，1906，第153～162页。
(48)陈中权：《脚气病浅说(未完)》，《医光》第1卷创刊号，1928年，第15～16页。
(49)许晚成：《麦饭与米饭之比较》，《申报》1925年10月25日，第17版。
(50)晚成：《中西医治疗脚气病之科学观》，《申报》1927年3月20日，第14版。
(51)吴虎：《驳晚成君之中西医治疗脚气之科学观》，《医界春秋汇选》第1期，1927年，第216页。
(52)丁福保：《脚气病之原因及治法上编》，《函授新医学讲义》第4期，1910年，第2页。
(53)吴虎：《驳晚成君之中西医治疗脚气之科学观》，《医界春秋汇选》第1期，1927年，第216页。
(54)鲁永斌辑《法古录》，何永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第293页。
(55)承忠：《读吴虎君驳晚成君中西医治疗脚气之科学观后再进一解》，《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第14页。
(56)承忠：《读吴虎君驳晚成君中西医治疗脚气之科学观后再进一解》，《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第14页。
(57)吴义民：《读吴虎君驳晚成君中西医治疗脚气科学观之我见》，《医界春秋》第18期，1927年，第14页。
(58)吴义民：《读吴虎君驳晚成君中西医治疗脚气科学观之我见》，《医界春秋》第18期，1927年，第14页。
(59)秦丙乙：《脚气概论》，《上海医报》第63期，1930年，第198页。
(60)丁仲英：《沪上易生之脚气症》，《康健周刊》第35期，1933年，第34页。
(61)《福州近几年才流行的脚气病》，《国医药旬刊》第1期，1932年，第5页。
(62)桂良溥：《脚气论》，《中国医学院毕业纪念刊》，1936年，第353页。
(63)杜亚泉撰，何幼廉选录《六淫新解》，《绍兴医药月报》第4卷第3期，1928年，第161～163页。
(64)何廉臣：《脚气病研究》，王慎轩编《中医新论汇编》，上海书店，1992，第70页。
(65)百忍：《脚气病之疗养》，《中医疗养专刊》第1卷第1期，1939年，第49页。
(66)有关中药“科学化”的研究，可参阅李彦昌《共识与分歧：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由来与多元实践》，《人文杂志》2020年第4期。有关中医“科学化”的研究，参见陈勇《中医科学化的困境——以风行一时的“柳枝接骨术”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67)军务司医务科：《脚气及咯血防止救济法》，《海军公报》第3卷，1929年，第175～176页；曹峨：《白米与脚气病之关系》，《军需杂志》第1卷，1930年，第26～27页。
(68)刘瑞恒：《脚气病》，《励志季刊》创刊号，1931年，第72页。
(69)内政部卫生署：《脚气病》，内政部卫生署发行，1932，第1～2页。
(70)陆公康：《关于吾浙军队脚气流行之感想(未完)》，《广济医刊》第1卷第3期，1924年，第54～57页。
(71)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工作报告书(下)》，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发行，1931，第5页。
(72)张克成编《临床药物学》，上海生活医院，1933，第861～864页；郭竹庵编著《小儿科及其处方》，平凡社出版部，1933，第204～205、417～419页；卢谦编《新药物学纂要》，卢氏医院，1933，第127～137页。
(73)梁心编《新药大成》，广东光华医科大学出版部，1932，第41～43页；顾寿白编《世界各国新药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第49、68页。
(74)房雄：《日用新本草》，中西书局，1931，第98页。
(75)陈新谦、张天禄编著《中国近代药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第25～26页。
(76)随着维生素的发现，以及“内分泌”概念的兴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医发现疾病不仅与特定的细菌相关，也可能是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这种认识推动了补充疗法(Replacement Therapy)学说的流行，以及维生素和激素制剂的兴起。参阅Stuart Anderson,Making Medicines:A Brief History of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s,London:Pharmaceutical Press,2005,pp.179-185。
(77)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第141～142页。
(78)孙纬才：《维太命与脚气》，《社会日报》1933年10月4日，第1版。
(79)谭延闿曾长期受脚气困扰，他在日记中记载了1914～1929年治疗脚气的经过。谭延闿并不排斥西医，他曾多次使用阿司匹林、威廉士红色补丸和兜安氏补肾丸等进口西药，但在治疗脚气一事上，他偏爱传统的祛湿利泻药物，如日记中有他用赤豆、冬瓜和针灸法治疗脚气的记录，他甚至在车若水的《脚气集》中寻找治疗方法。20世纪20年代末，维生素学说对他产生了影响。1928年3月19日，他记载道：“遇何冬彦，言曾患脚肿，服糠精丸而愈。偕祥往买不得，遂归家。”1930年3月14日，其兄弟谭泽闿患脚气病，他记载道：“又言大武手恐米毒，因言渠病此三年，至两足不能动，俄顷又如常人，医不能决，后乃知米毒，乃绝对不食米而愈，仍维他命之说也。吾言不能他食者将奈何，曰，食糙米，多食萝卜、青菜可救济。”引文见于《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第7册，第410页；第16册，第207页；第18册，第460页；第20册，第266页。
(80)沈鼎鸿：《脚气原因研究分野中之最近趋势》，《东南医刊》第2卷第2期，1931年，第127页。
(81)Hilary A.Smith,Forgotten Disease:Illnesses Transformed in Chinese Medicine,p.148.
(82)Angela Ki Che Leung,"Weak Men and Barren Women:Framing Beriberi/Jiaoqi/Kakké in Modern East Asia,ca.1830-1940,"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eds.,Gender,Health,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p.201.
(83)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第156～157页。
(84)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至1960年，维生素研究领域的19位科学家分享了14项诺贝尔奖。参见顾君华《维生素传》，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7页。
(85)皮国立认为，20世纪20年代，国内中医较少反对维生素学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维生素也多持乐观态度。参阅皮国立《当“营养”成商品——维他命在近代中国(1920～1931)》，刘维开主编《1920年代之中国》，第356、370页。
(86)有人用五谷五味五性对应维生素，或者称“荣气与脾关系消化，以其生荣在于谷气，即近来西医所研究之生活素”，或者猜测“中医所谓火气，疑是缺少维他命，所谓凉药，疑是里面含养维他命”。论述较少，认识较为简单，认识方式与脚气病类似，即“以西释中”，或者中西调和。引文分别见张子英《国医之维他命学说》，《卫生杂志》第3期，1932年，第2页；陈希芝《维他命的功能》，《快乐家庭》第1卷第4期，1936年，第126页；张蕴忠《中西医学融化论》，《国医公报》第2卷第1期，1934年，第6页。
(87)李约瑟、黄兴宗：《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6分册《医学》，科学出版社，2008，第508～512页。
(88)邓立诚：《维他命B之生理作用及其缺乏症》，《东南医刊》第2卷第1期，1931年，第76～78页。
(89)沈仲圭编，张心弼著《维他命Vitamines》，《三三医报》第4卷第11期，1926年，第23～26页；沈仲圭编，仅著《维他命提要》，《三三医报》第4卷第14期，1926年，第23～25页。
(90)沈仲圭编，仅著《维他命提要》，《三三医报》第4卷第14期，1926年，第23～25页。
(91)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2页。
(92)许振英：《维他命The Vitamins》，《中华农学会报》第117期，1933年，第54页。
(93)连瑞琦：《维他命(Vitamin)》，《医学与药学》第2卷第2期，1933年，第46页。
(94)江亭：《新营养素——维他命(附表)》，《国闻周报》第2卷第31期，1925年，第21页。
(95)如徐达斋《饮食品中维他命之含量》，《东南医刊》第2卷第2期，1931年，第233～236页；彭乃琦《维他命概说(附表)》，《读书中学》第1卷第2期，1933年，第65～66页；张希渠《维他命论》，《文艺的医学》第1卷第2期，1933年，第51～53页；连瑞琦《维他命(活力素，维生素，生活素)Vitamin》，《医药学》第10卷第9期，1933年，第28页；阮其煜《生理学问答：普通食物中所含的维他命(仿蔡翘)》，《济生医院月刊》第40期，1934年，第6页。
(96)陈朝玉：《关于黄瓜甜瓜莲菜及枣维他命C含量之预报(附表)》，《科学》第15卷第6期，1931年，第931页。
(97)罗登义：《北平产二三蔬菜中丙种维生素之含量》，《学艺》第13卷第5期，1934年，第47页。
(98)侯祥川：《中国柑属及其制成物之丙种维生素：附表》，《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9期，1936年，第729～742页。
(99)"Minimum Nutritional Requirement for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Vol.55,No.4,1938,pp.310-323.
(100)陈朝玉：《维他命E之生物化学》，《科学》第18卷第10期，1934年，第1289页。
(101)陈朝玉：《维他命C之生物化学(附表)》，《科学》第17卷第12期，1933年，第1909页。
(102)吴宪：《营养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153～154页。
(103)陈邦贤：《儿童营养问题(附表)》，《医事公论》第3卷第14期，1936年，第11～17页。
(104)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第382～395页。
(105)《关于抄发第一次营养改进运动周图书展览简章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训令(附简章)》(1941年4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210001002010000173000。
(106)《食物营养问题讨论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0年12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640008000590000012000。
(107)《关于检发学校学生营养补救办法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训令(附办法)》(1941年5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210001002350000001000。
(108)许振英：《维他命The Vitamins》，《中华农学会报》第117期，1933年，第54页。
(109)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273～290页。
(110)《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2册，第168～171页；第65册，第176页；第69册，第264～265页；第73册，第290页；第7册，第306页；第81册，第285～286页；第81册，第257页。
(111)《新到鱼肝油》，《申报》1881年11月15日，第6版。
(112)《气煞鳘鱼》，《申报》1918年1月12日，第15版。
(113)《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申报》1925年1月10日，第15版。
(114)张静宇、王玉祥主编《实用药事管理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第153页。
(115)《百龄机药片治病一览表》，《申报》1923年11月9日，第6版。
(116)《答案披露》，《申报》1925年8月20日，第6版。
(117)《答案披露》，《申报》1925年8月20日，第6版。
(118)《答案披露》，《申报》1925年8月20日，第6版。
(119)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
(120)王兆澄：《维他命之制造(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之二)》，《化学工业》第6卷第1期，1931年，第28页。
(121)《三德维他命主治功效》，《申报》1929年7月19日，第14版。
(122)《返弱为强奇术》，《申报》1929年4月24日，第7版。
(123)《德国陆军士官雅各君实验维他命强壮状态》，《申报》1929年7月19日，第14版。
(124)《五十六岁之英国女飞行家》，《申报》1929年7月25日，第15版。
(125)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第656页。
(126)《关于领事裁判权致六国照会》，《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12号，1929年，第113～115页。
(127)《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提倡中国国民健康运动》，《申报》1929年4月21日，第10版。
(128)《三德洋行祭文》，《申报》1929年6月1日，第15版。
(129)《人类生活上之大革命》，《申报》1929年4月28日，第15版。
(130)《五九日蚀之珍闻》，《申报》1929年5月8日，第7版。
(131)《摄取鳗鱼中之维他命救国》，《申报》1929年5月14日，第15版。
(132)《维他命麦精鱼肝油》，《申报》1930年4月22日，第4版。
(133)《惠民奶粉》，《申报》1930年11月22日，第13版。
(134)《匹夫有责》，《申报》1936年9月6日，第9版。
(135)《中西补品买一送一》，《时事新报》(上海)1934年9月18日，第4版。
(136)以1933年为例，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维生素补品价格如下：维他命那威乳白鱼肝油，大瓶2.5元，小瓶1.5元；维他命麦精鱼肝油，大瓶2.25元，小瓶1.25元；维他命牛肉汁，加大瓶5元，大瓶1.5元；维他命鸡汁，加大瓶5元，大瓶1.5元；新奥鸡蛋鱼肝油，每瓶2.5元。这类补品每瓶的量不多，如信谊维他赐保命丸，每瓶百粒，每日需服三次，每次两粒，仅可服约17天，价格则高达每瓶6元，而1933年上海工人每月实际收入仅为14.8元。参阅张忠民《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与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调查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8页。
(137)陈香贻：《生活素》，《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号，1927年，第81页。
(138)尤世玮、杨树德主编《我与张謇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270～271页。
(139)陈香贻：《生活素》，《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号，1927年，第81页。
(140)钱永彰：《生活素》，《三师汇刊》第3期，1931年，第211～217页。
(141)薛任编著《维他命》，正中书局，1936，第31～32页。
(142)谢惠：《维他命浅说(下)》，《民族》第5卷第6期，1937年，第1081页。
(143)谢惠：《维他命浅说(下)》，《民族》第5卷第6期，1937年，第1090～1094页。
(144)[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89页。
(145)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第45页。
(146)[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2016，第234～237页；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第3页。
(147)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新北：稻乡出版社，2005，第97～151页。
(148)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2002年。
(149)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9页。
(150)郑大华：《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第64页。
(151)Jia-Chen Fu,The Other Milk:Reinventing Soy in Republican China,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8,p.72.
(152)吴宪编著《营养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135页。
(153)吴宪：《吾国人之吃饭问题(附表)》，《独立评论》第2期，1932年，第15～19页。
(154)Michael Worboys,"The Discovery of Colonial Malnutrition Between the Wars," in David Arnold,ed.,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p.208-255.
(155)Mark Swislocki,"Nutritional Governmentality:Food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Radical History Review,No.110(2011),pp.9-35.
(156)季鸿崑：《〈化学卫生论〉的解读及其现代意义》，《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6年第1期。
(157)吴宪：《吾国人之吃饭问题(附表)》，《独立评论》第2期，1932年，第15～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