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能源转型加速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美国加紧对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新布局，并在盟友间引发了显著的政策共振。通过基于政策过程的跨国政策扩散机制构建，以及对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扩散机制的比较，研究发现，政策扩散呈现显著的机制分化，扩散结果也形成系统性的“趋同—异化”谱系。日本以理性学习为主导，催生工具性异化；欧盟由竞争驱动，形成防御性对标；加拿大以策略性模仿为主，高效复制政策模板；澳大利亚由社会学习主导，导致选择性趋同。结论表明，霸权国政策的跨国扩散是一个被国内政治过滤的复杂政治过程，理解其内在的差异化逻辑，对于研判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动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政策过程；政策扩散；供应链联盟战略
目前，国际社会对关键矿产概念并无严格统一定义。由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地位和矿业领域话语权的差异，各国对关键矿产的定位也不同。普遍共识是，关键矿产指那些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价值，但供应稳定性风险高，影响或制约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安全的矿种。关键矿产供应链则是这些矿产从开采、加工、运输到最终使用的全球性复杂网络，涉及多个环节和行为体。该网络极为脆弱，任何一国或一种矿产的供应中断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冲击众多下游产业，导致全球产业链断裂重组，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随着清洁能源转型加速，全球对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的需求持续激增，确保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然而，由于资源地理集中、项目投产周期长、环保标准趋严等因素，关键矿产供给难以快速匹配需求增长。自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与地缘冲突叠加，进一步放大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风险。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通过更新关键矿产清单、审查供应链风险和出台系列政策等措施，争夺供应链的控制权和规则制定权，以确保自身关键矿产供应的安全与韧性。
美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政策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反应，主要经济体纷纷将保障资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提升至国家战略优先位置。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主要盟友都制定或更新关键矿产清单，推出兼具经济与政治属性的关键矿产战略，对供应链进行重新布局。各方的关键矿产清单高度重合，其政策目标均强调供应安全与韧性，政策内容均呈现本土化与盟伴化倾向，政策工具也大体相似。这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驱动了显著的政策趋同？若简单归因于共同威胁或霸权强制压力，则遮蔽了跨国政策扩散背后复杂的因果机制，也难以解释在相似压力下政策趋同表象下的政策异化。为此，本文引入政策扩散理论的分析视角，致力于探究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盟友间的扩散遵循何种差异化的过程与机制。通过对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四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揭示理性学习、竞争、模仿与社会学习机制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语境中被激活和组合，从而对当前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政策趋同与异化现象提供一个机制性解释。
一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美国及其盟友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是近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资源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聚焦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关键矿产战略，分析其政策演进、驱动因素与潜在影响，总结其基本特征并进行对比分析，考察美国及盟友在关键矿产领域日趋紧密的跨国合作。学者们关注到美国与盟友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现象，主要形成了国内政治、共同压力和政策扩散三种解释框架。
（一）国内政治解释
有学者提出，不同国家面对类似的问题压力时，可能作出相似但独立的反应。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都面临着大国博弈加剧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在应对相似压力的国内政治进程中，各国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巧合地作出了相似的政策选择。有学者认为，这种独立趋同可能由外部经济冲击或相似的文化与制度背景所驱动。例如，加拿大基于自身经济发展、同盟利益和治理需求，存在主动使其政策立场“美国化”的内在动机，从而在关键矿产政策上向美国靠拢。然而，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与相互依存程度极深的背景下，各国完全独立地找到高度相似政策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已显著降低。
（二）共同压力解释
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间也会出现政策趋同现象，这表明仅靠国内功能需求无法解释多个国家相似政策的快速出台，外部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不同政府同时或随后引入某种政策，一是因为它们正式同意合作并协调其程序，二是因为它们被霸权国、捐助国或国际组织等外部行为体强迫这样做。面对关键矿产格局变化与供需缺口压力，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趋同主要通过三种外部机制实现。
第一，合作机制协调。有学者认为，美国采取机制嵌套策略，将关键矿产议题嵌入既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拓展至由其主导构建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利用现有合作机制的路径依赖主导“标准”的规则构建，降低“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协调的成本。第二，塑造“共同威胁”。美国正是通过“言语行为”将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塑造为普遍的“国家安全威胁”。有学者提出“复合安全化实践”框架，指出美国通过安全化话语实践和安全化政策实践的双重机制推动盟友政策协调以应对所谓共同风险。第三，强制性施压。有学者认为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中的电动汽车补贴条款，变相迫使盟友调整供应链政策，以符合其要求。同时，美国还直接施压，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采取限制投资、合同审查、附加条件等方式阻碍中国企业正常经营，从而在行动上实现政策对齐。
共同压力似乎很好地解释了美国及盟友政策趋同的原因，其中的机制嵌套、安全化驱动和强制因素揭示了美国利用传统联盟体系向关键矿产领域延伸的制度惯性。然而，该框架往往将盟友视为同质化整体，既低估了其安全认知的显著差异，也无法解释政策趋同表象下的异化。首先，盟友对供应链风险的认知存在分歧。美国将供应链风险塑造为国家安全威胁，旨在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而欧盟更侧重于“经济去风险”叙事，强调维护产业自主与经济安全。其次，盟友在供应链中的结构位置不同。对于日本、欧盟等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政策重心是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国，核心压力则在于平衡联盟安全议程与自身资源经济利益。可见，共同压力既难以充分说明美国盟友的政策采纳差异，也无法有效捕捉其在外部强制与内部自主之间的复杂权衡。
（三）政策扩散解释
国内政治与外部因素的作用难以截然分开，仅关注单一因果机制会导致推论偏差。国家的政策都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美国盟友很难摆脱其影响独立决策。外在压力能影响但无法决定政策选择，国内决策者仍保有重要自主权。随着国家间互动日益紧密，跨国政策扩散已成为各国采取相似政策的关键因素。各国在制定政策时，既需基于国情作出独立选择，也必然受到他国政策的影响。这正是基于沟通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依赖但不协调”的政策扩散过程。
政策扩散理论已被应用于解释其他领域的政策趋同。例如，美国2022年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全面管制措施后，通过密集的外交活动，迫使拥有关键技术的荷兰和日本在2023年也相继出台了类似的管制政策。同样，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提供与本地化生产挂钩的巨额补贴，引发了全球绿色产业投资的虹吸效应，促使欧盟、韩国等随即推出了各自的产业支持计划。然而，若将此类分析框架直接移植至关键矿产供应链领域，则面临双重适配性问题。其一，议题属性不同。半导体等领域的博弈围绕技术标准与产业模式展开，而关键矿产受制于地理禀赋刚性约束及资本技术密集特性，这种硬性约束重塑了扩散路径与效果。其二，联盟内部分化。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盟友分化为资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两大群体。这种结构性分歧使美国安全议程的扩散与盟友经济议程产生碰撞，形成了远比技术联盟更为复杂的政策互动景观。
现有研究多将政策扩散作为描述性标签，缺乏对扩散机制的类型化区分与实证检验。本文构建可操作的政策扩散分析框架，不仅分析政策趋同表象，还通过对美国核心盟友案例的比较，剖析其政策目标、内容与工具在扩散过程中所依赖的差异化机制，揭示盟友基于自身定位与利益的策略选择，从而深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研究。
二 跨国政策扩散的理论分析及机制构建
本部分融合政策扩散理论与政策过程视角，试图构建一个能够解析扩散过程与动因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聚焦于议程设置与政策方案制定两个关键阶段，着力辨析理性学习、竞争、模仿与社会学习四种核心机制。通过将宏观的结构性压力转化为可观测的过程机制，揭示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如何被盟友采纳与转化。
（一）跨国政策扩散、政策趋同与异化
政策扩散是指某一政治环境中的政策、制度或理念被不同时空的政策制定者所采纳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探究决策者为何以及如何对其他政府的决策作出反应。当这一过程跨越国界，即一国的政策创新影响或被他国政府采纳时，跨国政策扩散便得以发生。国家间相互依存度越高，跨国政策扩散的可能性与频率也越高。通常，地理邻近、语言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间信息流通更便捷，政策扩散更易发生。然而，随着全球互动加深，这种扩散已逐渐突破地域与文化限制，尤其是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政策需求方会主动汲取外部经验，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跨国传播。
政策趋同指各政治实体的政策特征向某些共同点变化的最终结果。传统研究常将政策趋同视为政策扩散的核心证据与终点，政策扩散是引发趋同的原因之一。然而，政策扩散并不必然导致政策趋同，反而可能催生政策多样化。简单以趋同作为唯一终点，窄化了扩散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采纳国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霸权主导的联盟体系中，政策扩散可能呈现出宏观战略趋同与政策实践异化并存的复杂形态。美国的压力使盟友在“保障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议程上高度趋同，但实现路径却因国情而异。本文核心关切并非扩散与否，而是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扩散过程中，其盟友呈现出的多元化政策回应——是高度趋同，选择性采纳，还是创造性转化？因此，本文并未将趋同视为政策扩散的终点而是分析的起点，试图解释为何在共同的霸权压力下，盟友政策呈现出趋同与异化并存的复杂图景。
（二）跨国政策扩散的因果机制探究
有学者将跨国政策扩散定义为相互依赖但不协调的政策制定过程，并区分了四种核心因果机制。一是学习机制，决策者系统评估他国政策选择的过程与结果，借鉴成功经验以解决本国问题。二是竞争机制，决策者为应对他国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或竞争优势受损，而采取相似政策以维持自身竞争力。三是强制机制，强势行为体利用非对称优势将其推行的政策强加给弱势方。四是模仿机制，决策者采纳某项政策，主要迫于提升合法性或符合规范的压力，而非基于工具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虽然这四种扩散机制已成为学界进行跨国政策扩散分析的惯例，但其在实际分析中存在模糊性。
首先，学习机制本身包含理性学习与社会学习，实践中很难区分政策采纳是基于效用计算还是对合法性的追求。其次，学习与竞争机制难以截然分开，因为任何提升自身能力的政策学习，其结果往往直接改变国家间的竞争态势。最后，最具争议的是强制机制的归属。主流理论更强调政策扩散的自愿性，认为扩散只包括“不协调的相互依赖”，不包括国际合作和强制。当政策采纳源于经济制裁、准入威胁等外部强制时，应属于政策转移而非扩散。然而，当研究焦点转向霸权国向其深度嵌套的盟友体系推广政策时，纯粹的强制与自愿的二元对立便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压力与内部选择相互交织，传统政策扩散理论框架面临挑战。
（三）基于政策过程的跨国政策扩散机制
对政策过程的忽视导致了现有政策扩散研究的局限。跨国政策扩散并非一国的政策直接被他国采纳，其间需经历问题界定、议程确立、方案设计等阶段。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最终的政策采纳，忽视了政策创新如何通过扩散影响他国政策过程的前期阶段，这正是理解扩散机制的关键。根据阶段启发法，政策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议程设置，即识别与界定政策问题；二是政策方案制定，即确立目标与设计解决方案；三是政策实施与评估；四是政策修订或终结。政策扩散与这些阶段特别是前两个阶段的互动，是揭示政策如何被他国采纳转化的核心。
政策的方向和轮廓在议程设置阶段即被决定。一个问题必须进入政府议事日程，才能转化为政策问题，进而确定目标并规划方案。政策扩散能在此阶段就塑造政治辩论，影响特定观念在主流政治话语中的接受度。政策方案制定阶段则涉及确定目标、内容与工具等具体选择。当政策创新者（A）和追随者（B）的政策出台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且出现了政策趋同的结果，要判定跨国政策扩散需要明确A的政策创新是否影响B的议程设置和政策方案制定。由此可能出现表1所示的几种情形。
情形1：A的政策创新未影响B的议程设置与政策方案制定，却出现了政策趋同结果。此时B完全独立决策，从问题构建到方案实施均未受A影响，可能是双方内部因素、所面临问题或政策知识的相似性使其作出了相似的政策回应，两者没有政策创新者和追随者之分。这是独立的巧合反应，不属于政策扩散范畴。
情形2：B独立将某一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但在随后的政策方案制定阶段，通过理性学习借鉴了A的经验，从而导致政策趋同。理性学习驱动的政策扩散并非机械复制。追随者在获取信息后会进行理性分析，有选择地采纳与自身发展期望相契合的部分。政策环境相似及施政观念交流并不一定能引发理性学习，只有当政策创新与追随者的政策发展期望相交汇，特别是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时，政策扩散现象才会变得显著。
政策创新能产生驱动扩散的外部性，通过改变他国决策条件促使其将外部影响纳入考量。基于既有研究，本文主要考察三种类型的外部性。一是基于物质利益与相对收益理性计算的经济外部性。当政策创新改变市场竞争格局、投资流向或贸易条件，使追随者面临切实的收益或损失风险时，该外部性便触发扩散。二是源于复杂决策中对减少不确定性需求的信息外部性。政策创新为追随者提供了关于政策可行性、有效性与实施细节的宝贵知识。三是与身份认同及规范性承诺相关的观念外部性。当一项政策创新被建构为进步、负责任或合乎社会规范的象征时，采纳它便成为获取国际社会或国内关键群体合法性认可的重要途径。政策创新的外部性首先体现在采纳者的议程设置中，三种外部性构成辨析不同扩散机制的理论基础。
情形3：A的政策创新通过经济外部性影响B的议程设置。B需要评估采纳该政策的成本与效益，从而接受或拒绝政策扩散。若预期弊大于利，B可能拒绝采纳并进行独立的政策设计，这未必导致政策趋同。反之，若为规避未来的竞争劣势以及减少政策调整成本，B会采纳A的政策创新，从而导致竞争性扩散。
情形4：A的政策创新通过信息外部性影响B的议程设置。鉴于前瞻性政策的效果常具不确定性，独立设计政策未必能找到最优解，也难以验证其有效性。因此，为规避风险并提高效率，B倾向于模仿A已被验证的政策方案设计。这种基于信息外部性的模仿行为是一种高效决策模式，通常会导致两国政策出现高度趋同的结果。
情形5：A的政策创新通过观念外部性影响B的议程设置。此时，B关注的核心并非政策带来的实际收益，而是其能否提升自身合法性、是否符合共同认知。决策者会被那些广泛认可、显得“适当”的政策方案所吸引，尤其是当追随者越多时，该政策越具吸引力并易于被内化。在这种情况下，B通常不会独立寻找政策方案，而是呈现出社会学习机制下的政策扩散。
在关键矿产这一高度政治化的领域，经济、信息与观念三种外部性在实践中常交织并存。以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为例，它既引发了产业链的经济竞争，也提供了税收补贴的信息蓝本，更包裹着“民主供应链”的观念叙事。因此，政策扩散通常是多种机制并存的复杂过程。表1所示的政策过程与扩散机制的对应关系是辨析不同扩散机制理想类型的分析框架，其价值在于识别特定政策阶段中的主导机制，而非进行机械的简单归类。此外，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美国的强制压力作为关键背景，深刻塑造并催化了盟友的政策扩散机制。一是扭曲理性学习，使盟友在评估政策时，将顺从美国的地缘政治损益置于政策效果本身之上。二是催化竞争，使盟友因担忧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而产生强烈危机感。三是引导模仿与社会学习。在美国持续的安全化叙事和制度压力下，采纳美国政策范式可能被联盟内部建构为“适当”乃至“唯一”选项，从而促进规范内化和行为效仿。
三 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形成及其扩散效应
为建立一个从政策创新到政策扩散的完整分析链，本部分首先运用政策过程框架剖析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政策的生成逻辑与核心构成，明确其作为扩散源头的具体内涵，进而结合强制性压力背景和趋同—异化的谱系性结果，对美国政策在其主要盟友间产生的扩散效应进行整体性分析。
（一）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议程设置
关键矿产供应链议题在美国能够迅速上升为国家优先政策议程，并催生出后续的政策方案设计，是问题凸显、政策储备和政治推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威胁的显性化和议题的“安全化”建构。美国长期存在的供应链问题在2017年后迅速被定义为紧迫且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源于三大驱动力。一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激化。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将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视为地缘政治筹码和潜在武器，过度依赖中国不仅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还会危及国防工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转。二是经济与技术转型的内在压力。清洁能源转型大幅提升了锂、钴、镍、石墨和稀土等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其供应安全直接关系到美国未来的经济与技术领导地位。三是突发事件的催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供应链韧性”从抽象概念变为切实的公共与产业问题，推动相关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核心。
第二，长期的政策储备推动解决方案形成。美国关键矿产议题的背后，存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包括政府机构、智库、行业协会和学术界在内的政策共同体。美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来持续监测全球矿产资源动态，并定期发布矿产品概要和关键矿产清单。这些报告为识别依赖风险、量化脆弱性提供了科学依据，是政策讨论的权威信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核心智库，长期以来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系统性地分析了供应链风险，并提出了包括加强国内开采、构建战略储备、深化盟友合作、推动回收利用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第三，跨党派共识与总统的强力推动。关键矿产议题是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少数能形成跨党派共识的领域。共和党主要从国家安全和对华竞争的角度支持，民主党则关注其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和创造绿色就业的作用。这一共识为相关政策的顺利出台奠定了基础。同时，美国总统利用行政权力强力推动该议程。特朗普政府连续签署第13806号、13817号和13953号行政命令，首次将关键矿产供应链依赖定性为“国家紧急状态”。拜登政府上台后，随即发布第14017号行政命令，要求对关键矿产等供应链进行百日审查，并启动了全政府范围的政策协调与设计。
（二）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方案制定
在完成以“安全化”为核心的议程设置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进入具体的方案制定阶段，形成了一套以目标、内容和工具为骨架的政策体系。这不仅体现了美国应对供应链挑战的战略思路，更成为其盟友进行政策学习、模仿或竞争性回应的具体蓝本，为理解后续政策扩散的路径与差异提供了经验基础。
第一，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一个整合了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与地缘竞争的系统性闭环。首先，国家安全是最高优先级。美国将对中国关键矿产供给的过度依赖定义为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其供应链脆弱性被认为直接关乎国防能力与关键基础设施稳定，任何中断都可能削弱军事优势和国土安全。其次，经济繁荣是核心驱动力。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获得矿产，更要掌握由矿产驱动的未来高价值产业链，尤其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和半导体等领域。通过激励本土开采、加工和回收，美国试图创造高薪就业、重振制造业，并在全球清洁能源竞争中占据领导地位。最后，地缘政治竞争是深层逻辑。关键矿产供应链竞争不仅是资源之争，更是围绕未来产业领导权、技术标准与国际规则的全面博弈。美国正利用技术、金融和联盟优势，构建以其为中心、排斥战略对手的小多边治理体系，旨在联合盟友制定供应链新规则，削弱中国在全球加工与精炼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美国的政策目标为后续分析盟友的扩散机制提供了重要指引。在政策扩散过程中，若盟友全盘接受并内化了美国的政策目标，表明其认同美国建构的威胁认知与战略规范；若盟友对美国的政策目标进行了基于本国情境的筛选与重构，则表明可能是理性学习机制占主导。美国清晰的目标设定，本身也创造了一种竞争环境，迫使盟友思考如何在该战略框架下定位自身，以避免被边缘化。
第二，美国的政策内容呈现出本土化和盟伴化并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美国着力强化国内供应链，包括提升本土开采、加工及回收能力，以增强其完整性与竞争力。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为降低对外依赖及掌握核心环节，都在持续推动从矿山到回收的国内产业链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构建排他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盟。美国标榜“民主国家联合体”，推进“友岸外包”，在政治趋同标准下重塑供应链网络。通过将关键矿产议题深度嵌入其主导的七国集团（G7）、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各类多边机制，并牵头创建如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印太”经济框架、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等一系列针对性倡议，美国试图联合盟友制定规则、协调行动。同时，借助投资、援助及资源外交等手段，将亚非拉等资源国纳入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以系统性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力。
这种二元结构为理解盟友的差异化扩散机制提供了线索。本土化创造出一种基于利益的竞争场域。它向盟友发出强烈的经济外部性信号，即要么融入美国主导的本土供应链并获益，要么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驱动盟友调整政策以争夺投资与市场机会。盟伴化则营造了一种基于身份的规范场域，通过制度嵌套和共同叙事，强化身份认同。这种信息和观念外部性为盟友模仿行动和内化规范提供了土壤。
第三，美国政府动用了一套多样化且相互配合的政策工具，涵盖财政、规制和外交三大领域，展现出全政府的行动特征。首先，财政工具是核心支撑。美国通过大规模产业政策为国内关键矿产生产、加工和新技术研发提供直接资金与税收激励。2022年3月，拜登政府援引《国防生产法》为电池矿产的开采、加工与回收提供资助；《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为30多个关键矿产项目提供约400亿美元贷款与税收抵免；2024年4月，能源部部署数亿美元专项支持供应链建设。其次，规制工具提供制度保障。国内层面，美国通过修订法规简化采矿许可、制定可持续标准、建立回收体系，以改善产业环境。对外层面，美国运用出口管制与外资审查阻止竞争对手获取关键资产与技术，并通过推广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计划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等方式，塑造有利于“民主国家矿产”的规则与成本优势。最后，以外交工具构建联盟网络。美国将关键矿产议题嵌入多个双边与多边机制，如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以协调投资、共享情报、降低风险。与日本、欧盟等达成关键矿产协议，更是将外交关系转化为享受美国国内经济利益的“准贸易伙伴”资格，使外交直接服务于供应链重组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目标。
美国的政策工具箱为观察不同扩散机制提供了最具体和直观的经验证据。例如，理性学习机制表现为盟友对美国政策工具进行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而模仿机制最典型的体现则是盟友对美国标志性政策工具的近乎照搬。
（三）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盟友间的扩散效应
判断美国政策的跨国扩散必须符合以下认定标准：一是美国和追随国的政策出台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二是相似政策的出台并不是由某些特定的国内情况独立作用所致，也不是由相似的外部推动力在各国同时发挥影响所致；三是追随国了解美国相关政策的信息，并在国内的政策辩论引用该政策经验。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引力和地缘政治压力下，其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已在全球盟友间引发政策扩散，呈现出一幅趋同与异化并存的复杂政策图景。
政策扩散的首要证据是清晰的时间先后顺序。美国率先调整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政策冲击波。其中，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的巨额补贴和歧视性的本土化要求成为关键引爆点，其核心盟友迅速作出反应。欧盟于2023年3月正式提出《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和《净零工业法案》，其内容和目标与IRA高度呼应。加拿大2022年和2023年的联邦预算推出数十亿加元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应对IRA的挑战。澳大利亚则在2023年6月发布了新版《关键矿产战略》，明确提出要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战略竞争。 虽然各国共同面临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及对供应链依赖的担忧，但其政策响应的时机、紧迫性与具体设计，均清晰指向美国政策创新这一特定干预变量，而非仅是对上述宏观背景的独立反应。这一美国先行、盟友跟进的时序，构成了政策扩散的关键证据。
盟友政策明确援引美国经验是证实扩散的直接证据。在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存在效仿、学习与吸取经验的强烈动机。政策信息的传播并非随机，而是通过既有的共同联系与制度网络进行。政策创新者会通过促进规范和提供知识来加强和引导信息流，从而影响他国的政策选择。美国通过众多双边及多边机制加强与盟友的沟通，这些定期会议与频繁互动为官员们提供了稳定的信息交流渠道，使美国政策得以在决策圈广泛传播。在相关会议上，盟友官员的发言频繁提及与美国进行政策协调及共建标准，这直接证明了美国政策信息被熟知与引用。这些合作机制不仅为盟友了解美国政策提供了便利，也放大了政策的外部性，促使盟友在制定本国政策时，主动考量并借鉴美国的现行做法，从而影响其最终的政策要素选择。
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扩散过程发生在强制压力的背景下，并在盟友间呈现出趋同与异化并存的政策结果。凭借联盟领导地位及“友岸外包”、出口管制等政策工具，美国显著提高了盟友不跟进的政策成本，迫使它们必须回应。宏观上，盟友政策呈现出趋同性，均强调供应链安全、降低对华依赖，将供应链合作限定在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上“可信”的伙伴范围内。然而，各国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政治传统的差异，对美国政策进行了本土化调适，呈现明显的政策异化。
四 美国关键矿产政策在盟友间扩散的案例分析
政策扩散本质上是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很难将一种机制的运作与另一种机制完全区分开来，但各国政策系统的结构性差异仍会促使某类机制呈现主导性。本部分对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主要盟友日本、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扩散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识别每个案例的主导扩散机制，以此解释政策扩散的核心特征与内在动力，并揭示该机制如何决定了盟友在政策趋同与异化谱系中的独特位置。
（一）日本：理性学习主导的多机制协同
美日共享的价值观及战后形成的安全依赖，为日本采纳美国政策提供了深厚基础。这种长期协调关系也形成了政策上的路径依赖，使美国始终是日本决策的关键参照。双方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共同脆弱性，以及汽车、电子等重要产业的高度重叠，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学习动机。在美国经济引力与地缘政治压力下，日本的政策回应呈现出以理性学习为主导，融合了竞争压力与社会学习动力的复杂形态。
1.议程设置：基于长期脆弱性认知的自主问题识别
日本作为矿产资源匮乏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大国，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矿产供应，对资源安全的担忧早已深植于国家战略之中。早在21世纪初，日本便推出“确保稀有金属安全战略”，系统布局海外资源保障、回收利用、替代研发及战略储备；2006年，着手启动针对关键矿产的储备政策；2012年，将关键矿产纳入资源保障范畴。因此，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在日本决策者眼中并非全新议题，而是印证并加剧了其长期存在的供应链脆弱性。随着能源转型加速与国际资源竞争激化，日本进一步将关键矿产供应提升至经济安全层面，强化储备制度、推动回收创新并加强国际研究合作。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联盟压力与产业竞争压力，但日本的议程设置仍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主要为其提供了威胁紧迫性的印证与方案可行性的参考，从而助推其既有的政策议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2.政策方案制定：理性学习与高度本土化的政策创新
日本的政策产出呈现了理性学习机制的主导性，其政策目标、内容与工具均建立在对美国经验的深入评估与创造性转化之上。2020年3月，日本出台《新国际资源战略》，提出推进供应来源多元化、加强战略储备、深化国际合作等举措，以保障供应链安全。2021年4月，日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双方在关键矿产议题上的协调步伐。日本最终形成了与美国相似的政策目标，强调通过提升供应链韧性应对供应风险，并积极参与多国资源勘探与开发项目，拓展供应渠道，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在政策内容上，日本表现出与美国的同步性。一是为支持国内关键矿产产业，日本加大了对本土冶炼、加工等环节的扶持力度。2023年，经产省发布《重要矿物稳定供应确保措施方针》，为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冶炼及加工环节提供资金与研发支持。基于资源匮乏的现实，日本将技术创新视为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根本出路，持续投资于替代技术、回收技术及精炼技术，并积极探索海洋矿产资源的开发。二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上，日本借鉴美国“友岸外包”思路，在国内保留高附加值加工环节，将中间环节转移至“友国”。同时积极开展资源外交，近年已与巴西、刚果（金）、加拿大等资源国建立合作，以多元化渠道保障关键矿产供应。
在政策工具上，日本基于理性学习对美国的国家主导模式进行了创新性改造。与美国侧重需求侧的税收激励不同，日本延续了其传统的由经产省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公司（JOGMEC）主导的供给侧推动模式。2023年，日本政府宣布为JOGMEC提供超过1.5万亿日元的巨额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本国企业在海外的矿产勘探、开发与加工，并大规模扩充国家储备。这并非对美国政策工具的简单复制，而是将强化国家干预的经验嫁接到自身成熟的产业政策体系中。此外，日本的资源外交作为其独特工具，虽受美国联盟网络启发，但具体执行更依赖于独立的经产省体系与政府开发援助模式，对资源国实行“精细化”分层分类管理，体现了理性学习过程中的高度选择性与适应性。
日本的理性学习过程受美国压力和多重机制的协同塑造。一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设定了战略底线，要求其政策方向与美协调。二是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及欧盟、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催生了日本强烈的危机感与横向竞争动力。三是美日同盟的规范性框架为日本政策设定了基本的战略方向和安全化叙事，使其理性学习过程在“联美制华”这一共识轨道内进行。然而，纵观日本政策形成过程和最终方案，理性学习仍是主导性机制。日本并未简单复制美国政策，而是基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求进行选择性采纳与创造性改造，从而在战略方向上与美国趋同，却在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异化特征。
（二）欧盟：竞争驱动的防御性政策转向
欧盟对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回应，是典型的以竞争机制为主导的案例。尽管面临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等政策的强制性压力，但欧盟并非简单的被动服从，其政策形态、推进力度及核心工具的设计，均深刻体现了与美国进行产业及投资竞争的内在逻辑。
1. 议程设置：从自主规划到危机驱动的剧烈转向
欧盟在关键矿产领域早有自主布局。自2008年《原材料倡议》搭建沿用至今的公平获取全球资源、促进欧盟内部可持续供应、提升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的三大支柱框架以来，其政策长期遵循基于市场、贸易和监管的软性路径，强调开放性战略自主。2011年起，欧盟委员会定期发布的关键原材料清单，进一步奠定了其战略基础。美国重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举措，将欧盟原有的战略规划推向了由外部经济压力驱动的危机应对模式，政策核心动力鲜明指向与美国的产业及投资竞争。
美欧关键矿产清单高度重合，均比较重视应用于尖端产业的矿产，且在中上游对外依赖严重。因此，美国对海外关键矿产的积极进取压缩了欧盟境外获取的空间。美国IRA对绿色产业投资的虹吸效应，以及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长期担忧，使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话语中充满了对产业外流和战略自主受损的忧虑。这种经济竞争压力为欧盟政策议程注入了最高紧迫性，直接促使欧盟委员会大幅压缩立法起草周期，从而加速了《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在2023年3月落地并大幅扩容，旨在通过立法强化整个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2.政策方案制定：以对等竞争为核心的设计逻辑
首先，欧盟设定了与美国相似的政策目标，即确保关键原材料的安全、多样化、可负担和可持续供应，以支撑其绿色与数字转型并争夺国际资源话语权。为此，CRMA设立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即到2030年，欧盟本土的提取、加工和回收能力需分别满足其年消费量的10%、40%和15%，且来自任何单一第三国的加工原材料占比不超过65%。此举不仅旨在保障供应安全，更是为了向全球投资者表明，欧盟同样致力于构建一个有规模、可预期的本土市场，以抗衡美国的本土化激励政策。
其次，在政策内容上，欧盟也强调供应链本土化和盟伴化。一方面，通过成立“欧洲原材料联盟”及推进CRMA，欧盟致力于简化许可、评估风险并促进关键原材料工业能力和循环产业发展，以强化内部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欧盟积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伙伴网络，以对冲美国主导的供应链联盟所带来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风险。包括与加拿大、智利及非洲资源国深化合作，确保供应多元化；除参与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外，还将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和关键原材料俱乐部；通过“全球门户”计划，与关键资源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系统性地提升外部供应的韧性与安全性。
最后，欧盟的政策工具选择充分体现了与美国竞争的逻辑。一是为对抗IRA补贴的吸引力，欧盟放宽国家援助规则，通过《临时危机与转型框架》，允许成员国在特定条件下提供更高额度的补贴，特别是允许成员国匹配第三国为防止投资转移而提供的补贴。二是为在监管效率上与美国竞争，CRMA提出设立战略项目机制，旨在通过简化行政许可、提供战略地位认定和融资优先权，加速本土采矿、加工和回收项目的落地。三是欧盟利用自身规制力与美国展开“标准竞争”，强调其供应链必须符合高标准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要求并计划建立认证体系，旨在将不符合标准的竞争者排除在外，同时吸引高质量投资，从而开辟新的竞争维度。
尽管存在“民主供应链”叙事并面临着供应风险，但欧盟议程设置最直接和紧迫的驱动力是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带来的强制性经济压力。欧盟的政策方案全方位体现了竞争机制的逻辑，旨在防御外部冲击并提升自身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中的地位。在竞争主导的框架下，欧盟的回应也融入了理性学习与社会学习的成分：一方面，借鉴了美国国家干预等有效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诉诸可持续性与民主价值观的规范性叙事，将自身塑造为更高标准的制定者。这既是社会学习的体现，也是用规范性权力工具为其防御性竞争披上合法外衣的策略。
（三）加拿大：策略性模仿主导的理性调适
模仿是以其他行为体的政策作为范例，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似或一致，其动力常源于共同文化、语言、宗教或历史等因素，而非基于政策的客观属性或利益核算。由于与美国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依赖，加拿大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表现为对美国政策模板的策略性模仿，同时结合本土资源禀赋进行的理性调适。
1. 议程设置：信息外部性驱动的快速跟进
作为世界第三大矿业强国，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成熟的矿业市场。然而，加拿大此前的政策重点是传统的市场驱动和贸易促进模式，将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系统性地整合为与国家经济安全挂钩的战略，在美国政策出台后才变得清晰和紧迫。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邻近地区共享的媒体市场，使得美加之间会议频率较高、相互连接程度较深，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信息沟通网络。双方深厚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同盟关系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压力，使加拿大总是对美国亦步亦趋。
随着美国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提升至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并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战略报告和立法行动明确其政策意图，加拿大迅速接受并采纳了该问题框架。2020年1月，两国达成《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为确保在国防、清洁能源等重要行业关键矿产供应的共同利益，双方官员在行业融合、国防供应链、改善矿产资源信息共享等领域进行合作。随后，加拿大的政策话语、优先事项和紧迫感均与美国高度同频。其2022年发布的《关键矿产战略》正是对美国战略信号的直接回应和快速跟进，而非源于突发的内生危机或长期的独立规划。
2. 政策方案制定：策略性模仿与本土利益锚定
美国的政策为加拿大提供了认知捷径，它不仅定义问题的严重性，也提出解决方案，即对特定国家供应链的依赖是国家安全风险，要通过国家干预构建安全可靠的本土或盟友供应链。加拿大的政策目标、内容和工具均体现出对美国模式的模仿。
首先，加拿大的政策目标明确对标美国。基于不同的矿产资源禀赋，加拿大意图成为关键矿产负责任、包容和可持续生产的领导者，但首要追求并非全球霸权，而是确保其在美国主导的北美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加拿大《关键矿产战略》的核心目标明确表述为“将加拿大定位为全球关键矿产首选供应商，特别是支持与美国在北美电动汽车和电池供应链领域的深度融合”。这直接呼应了美国本土化和“友岸外包”的战略需求，旨在将自身资源禀赋嵌入美国的终端市场和补贴体系中。
其次，加拿大的政策内容高度复制了美国本土化与盟伴化的框架。其关键矿产清单与美国重合度极高，甚至直接采纳了美方对“关键性”的界定以节省独立评估的成本。作为采矿国，加拿大的产业链建设更侧重于从勘探到回收的全链条能力提升。同时，基于“友岸外包”逻辑，加拿大同样强调与“志同道合国家”基于价值观的合作，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民主国家供应链”。为支持美国的大国竞争，加拿大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配合美国构建排华供应链。2022年4月，加拿大推出负责任商业行为新战略，宣称本国资源可以替代中俄相关资源，试图以价值观重塑全球价值链。
最后，加拿大的政策工具设计在模仿美国国家干预范式的同时，精准锚定其资源国的核心利益。在2022年预算中，政府为关键矿产战略拨款38亿加元，设立专项基金和研发中心，并授权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及出口发展公司为战略项目提供资金和风险担保。加拿大的干预范式聚焦自身比较优势，将资源集中用于支持本土矿山开发、选矿设施及配套基建，而非模仿美国对下游制造业进行补贴。为确保其供应链能无缝接入美国市场，加拿大在法规层面也进行了同步模仿。2022年，其更新了《加拿大投资法》，明确将对涉关键矿产的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进行最严格审查。同年11月，加拿大跟风美国对中国矿企进行打压，采用美国惯用的“危害国家安全”理由，迫使三家中国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
在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多边机制中，加拿大始终是最坚定的追随者与核心成员，其相关政策几乎完全追随美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邻国与盟友，加拿大处于美国寻求北美供应链一体化的强制压力场中。同时，双方共享的价值观与历史盟友关系为模仿提供了合法性与信任基础，降低了政治阻力。模仿机制主导的直接结果是加美政策的高度趋同。然而，加拿大的政策更聚焦上游资源开发，这导致其政策工具的资源配置优先级与美国的下游导向产生实质性差异。这种异化是其在模仿框架内基于本国资源禀赋进行理性筛选的必然产物。
（四）澳大利亚：社会学习主导的战略协同
在社会学习机制下，政策扩散的核心并非政策结果，而是“采取行动”这一行为本身，其动力在于政策是否符合共同认知并提升自身合法性。澳大利亚对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的回应，正是基于对美澳共享身份与战略叙事的深度内化，体现了从观念认同到战略协同的鲜明过程。
1. 议程设置：同盟规范内化与观念外部性驱动
澳大利亚关键矿产议题紧迫性的提升并非源于单纯的经济计算，而是其内化盟友体系共享观念并将其与自身国家身份深度绑定的结果。作为“五眼联盟”和AUKUS的核心成员，澳大利亚的认知与美国高度契合。美国向其盟友输出的不仅是关于供应链风险的信息，更是关键矿产供应关乎维护共同价值观与安全利益的集体责任这一观念。这种将经济议题安全化的叙事，对澳大利亚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动员力，在其政策文件中体现为对“共享民主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秩序的频繁强调，使其政策议程超越了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一种对集体身份的回应。AUKUS协议进一步将高端军事合作与供应链安全绑定，推动关键矿产从产业发展议题升格为“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战略基石。此外，近年来,澳大利亚自认为在贸易争端中遭遇“经济胁迫”，这种经历使其对美国提出的“去风险化”和“友岸外包”观念产生强烈共鸣。美国的政策框架更被澳大利亚视为对其自身安全困境的直接解释与现成解决方案。
2. 政策方案制定：规范认同驱动的资源开发
澳大利亚虽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但下游加工产业链薄弱，且长期缺乏国家层面的关键矿产政策。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相关行政令发布后，澳大利亚迅速表达了支持。随着日本、欧盟、加拿大等主要盟友相继将关键矿产提上议程并出台政策，澳大利亚也加紧布局。首先，其政策目标极为清晰，旨在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盟友首选的、负责任且可靠的矿产及加工产品供应国。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23—2030）》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关键矿产部门来提升国家及伙伴的韧性，并反复强调“主权能力”和“为伙伴国家增加供应”。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身份和角色的目标设定，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目标高度趋同。
其次，澳大利亚的政策内容也呈现出本土化和盟伴化特征。一是高度集中于上游矿产的勘探与开发，明确将自身定位为美国联盟体系内最可靠的关键矿产供应基地，并将“国际战略伙伴需求”直接纳入关键矿产的遴选标准。这是澳大利亚将同盟身份转化为国家角色的直接体现。二是构建以联盟为基础的合作网络。2023年5月，澳美签署《气候、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转型条约》，建立部长级的关键矿产工作组，双方达成角色分工，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负责人领导，澳大利亚工业、科学和资源部和其他行业内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创建可靠、负责任和安全的国际关键矿产供应。澳大利亚还积极推动与日本、韩国、印度、英国及欧盟的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并制定标准，以构建排他性的供应链朋友圈。三是配合美国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澳大利亚将关键矿产与供应链安全、国防安全、军事竞争挂钩，并提议将其作为AUKUS协议的新支柱，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然而，相较于美国侧重战略遏制，澳大利亚在配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维护本国在供应链中的经济利益。
最后，澳大利亚主要通过政府投资与创新激励来提升采矿与加工能力，设立了“探索未来”项目、“现代制造倡议”等多项基金。这些资助聚焦供给侧，主要支持绿地矿山开发、选矿设施建设、数据和技术支撑等早中期项目，而非美国式的下游需求侧补贴。此外，澳大利亚还在关键矿产战略中大力宣传其高标准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将其塑造为区别于其他供应者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市场行为，更是内化并推广西方盟友关于“负责任供应链”共享规范的体现。
尽管社会学习是主导机制，但美国的强制性压力构成了澳大利亚政策回应的背景，如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的排他性条款迫使澳大利亚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其资源进入美国市场。同时，AUKUS也激发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资源国在吸引投资与争夺市场份额上的横向竞争，促使其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加速项目审批，以巩固其“首选伙伴”地位。澳大利亚对资源开发项目的筛选与支持，同样基于对市场前景与本国比较优势的理性计算，确保政策投入的经济有效性。最终，澳大利亚完全内化并接纳了美国的安全化理念与联盟战略，在政策目标和战略叙事上与美国高度趋同，这些正是社会学习机制主导的直接证据，但其政策内容和工具围绕资源国的核心优势进行构建。这种异化并非对战略的背离，而是为实现同盟目标进行的最具效率的本土化路径选择。
通过对日本、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个典型案例的剖析，我们的核心结论是美国的强制性压力虽是引发其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盟友间连锁反应的共同催化剂，却未导致盟友政策的简单趋同。相反，各国独特的结构性位置、经济禀赋和国家认同，将外部压力折射为异质化的政策输出。这表明政策扩散并非是单向的同质化过程，而是外部施压与内部响应的动态重构。归根结底，国家在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主导扩散机制的选择：经济体量和产业结构影响竞争的可能性；地缘经济依赖与整合程度决定模仿的必要性；战略文化与制度惯性塑造理性学习的深度和路径；安全同盟中的身份认同确立社会学习的广度和方向。
结 论
在全球相互依赖深化的背景下，政策创新的跨国扩散已成为各国应对共同挑战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政策过程理论构建跨国政策扩散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日、欧、加、澳四个盟友间的扩散。研究表明，霸权国政策扩散并非单向机械传导，而是一个受差异化扩散机制主导并受国内制度与资源禀赋制约的复杂政治过程，最终在盟友间形成了“趋同—异化”并存的政策谱系特征。
首先，本文提炼出一个解释政策扩散机制选择的条件性框架。盟友并非被动接受者，其政策回应的主导机制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共同决定。当盟友为技术制造国且战略自主性较高时（如日本、欧盟），倾向于采取能动性机制，即通过理性学习进行创新或通过竞争进行对标。当盟友为资源供给国且安全依赖度高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则更倾向于采取跟随性机制，即通过模仿降低决策成本或通过社会学习内化同盟规范。这种结构位置与扩散机制的耦合关系，克服了单一动因的解释局限，为预测类似地缘经济情境下的政策响应提供了可推广的分析工具。
其次，本文对政策趋同和异化现象提供了机制性解释。美国的强制压力并未导致盟友政策的简单趋同。各国基于自身结构性位置与战略目标，主动选择不同的扩散机制作为主要应对策略，从而催生了显著的政策异化。这种异化并非扩散失败的证据，而是扩散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和深层动因的体现。理性学习导致深刻的工具性异化，实现对政策内核的超越与创新；竞争催生目标性偏移与工具性保留，在趋同中谋求战略自主；模仿与社会学习则导致选择性趋同与执行性异化，在形式上追随的同时确保本土核心利益的实现。因此，政策趋同与异化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政策跨国扩散后被创造性转化的完整图景。
最后，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政策在盟友间的扩散将加剧该领域的大国竞争。本研究揭示的“去风险化”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恰恰是中国进行战略运筹的着力点。面对并非铁板一块的外部环境，中国可采取差异化策略，精准研判各国的战略意图与政策惯性，从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制定更具韧性与前瞻性的资源安全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