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退朝还家是唐代诗人朝官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诗人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其还家后的情感和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第一，朝官角色的延续感。以杜甫、韦应物和韩偓等人为代表，退朝还家后依然回味上朝的体验。第二，远祸自保的退避感。以李白、裴度和韩愈为代表，他们用唱和或独吟的形式，表现自己在朝时的尴尬和无奈。第三，园林私宅中的闲适感。以白居易、元稹、姚合为代表，他们在没有礼制约束的自我空间里寻求行为和精神的自在。可见，唐人即使在退朝还家时也未能摆脱朝官角色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所呈现的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特别是后两类诗歌集中出现在唐王朝政治矛盾最激烈的历史时期，形象地解析了唐代士大夫的进退之道和政治心理。
关键词：唐代诗人 早朝 退朝还家 朝官
傅绍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汪子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退朝后还家，从朝廷的庙堂空间回到家宅的个人空间，是官员在朝期间发生频次最多的场景转换，这种转换很容易触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因而唐诗中以退朝还家为题材的诗歌留存较多。在一个与朝廷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唐代诗人退朝还家后与其在朝廷时的情感是否相同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因为退朝还家的背景中包含两大角色要素：或保留朝官角色，或去掉朝官角色。正如白居易所说的：“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解衣裳”，即脱下朝衣，这是转换角色的标志。但是还家解下朝衣后的诗人，内心与朝廷的关联并不因此而中断，相反，在那个属于个人的自由空间里，解下朝衣的形式可以唤起朝官们的另一种生活向往，让他们以另一种社会角色去反思自己在朝中的生活。尤其是受个人遭遇和时代环境的影响，唐人退朝还家后所引发的情感特征也有差异。唐代朝官诗人在其退朝还家后的空间里充分展现自我情感，从而使得其经历不仅是个人的，还折射着时代政治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退朝还家也是唐人上朝情感的组成部分，值得关注。本文为了论证的准确性，重点选取那些有“退朝”“朝回”“下朝”“散朝”等词的诗歌。
一 还家初散紫宸朝：朝官角色的延续感
退朝还家虽然结束了上朝的使命，但对许多官员来说并不是上朝感受的终结，尤其是那些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或有过特殊人生经历的朝官，退朝还家似乎成为他们回味在朝经历的另一个场景，在这种场景中，个人与朝廷、个人与君王的关系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这种场景里创作的诗歌中，诗人依然延续着朝官的角色体验。这种感受和创作在杜甫、韦应物和韩偓的诗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先说杜甫。至德二载（757），对唐王朝和杜甫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唐军收复了西京长安，肃宗还朝。杜甫经历了疏救房琯、回鄜州省亲、扈从回京。杜甫在鄜州期间时时关注时局，作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收京三首》诸诗。其回京之后所作的第一首与早朝相关的诗歌是《腊日》，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叙事背景正是“还家”。诗云：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
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腊日”是大寒以后的辰日。“紫宸朝”，即常朝。依《唐六典》：“宣政北曰紫宸门，其内曰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可知杜甫回京之后即以常参官的身份进紫宸殿常朝。诗歌以“还家初散紫宸朝”为关纽，描写“今年腊日”的不同寻常之处。前四句以“冻全消”的腊日景象喻指唐王朝即将中兴的新气象，诚如清顾宸所云：“占治象而喜也。”后四句以“纵酒”“良夜”的醉饮抒发自己的喜悦。“纵酒”一词在杜甫诗中仅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白日放歌须纵酒”。两次“纵酒”都与国之大事有关。不过，《腊日》中的“纵酒”因为有宫廷生活的背景，朝官体验更加强烈。 因为在“紫宸朝”中，他得到了朝官应得的“恩泽”：“口脂面药”。钱谦益注曰：“《景龙文馆记》：三年腊日，帝于苑中召近臣赐蜡，晚自北门入于内殿赐食，加口脂脂。盛以碧镂牙筒。《太平御览》：卢公家范，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经历了被疏远遭遇的杜甫刚回京中即得此殊遇，心中再次唤起了“近臣”的荣耀。
由此可以看出，诗歌虽然作于散朝“还家”之后，但诗人的情感还停留在上朝的回忆中，其朝官的角色没有因退朝而中断。为了更强烈地抒发自己作为朝官的在朝体验，诗歌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再现“紫宸朝”的情形，而这也是该诗结构的匠心所在。清黄生曰：“诗道喜曲而恶直，直则句率，曲则味永耳。惟子美饶为之。起朴老，承秀润，转朴老，结复浓至，章法自相救应。前六句无以异于人，一结则子美本色，不可易也。中二联皆倒叙，七八亦在‘还家’之前，又倒拖作结。倒叙有法，倒拖有味。”虽然黄氏的“倒叙”“倒拖”概念有些晦涩，且“中二联皆倒叙”也不符合杜诗实际，但他点出“倒叙”之法可谓得老杜诗歌章法之精髓。清人对此诗的评点，也多从后四句的倒叙手法上发挥，如顾宸曰：“下四用倒插，乃归重感恩意。若先将口脂、翠管作联，散朝、纵酒作结，便觉板实少致。”杨伦曰：“下四句倒序，先虚后实。”从中可以看出诗论家对杜诗章法的认可和推崇。
倒叙的章法把过去式变成了当下进行式，也把杜甫散朝还家后的时空与上朝的时空联结起来，使得还家后的夜晚变成了“良夜”，并把在朝时所获得的恩泽“随”“下”到家中。可见这种章法的形成是杜甫退朝后朝官角色自然延续的结果。“初散”，强调散朝回家的时间很短，他还沉浸在上朝的恩遇体验中。冷落之后得到的恩赐让杜甫受宠若惊，非“纵酒”无以酣畅其怀。这种忘乎所以的神情，确实印证了杜甫是个“难免世俗的老实人”。
再说韦应物。韦应物为朝官的经历十分坎坷。他早年为唐玄宗三卫武士时，曾写有《观早朝》诗，表达自己身为武将，“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的遗憾。年四十八岁时，方以栎阳令授尚书比部员外郎，以文职朝官的身份参与早朝。任朝官之前他作有《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这两首诗很受袁宏道推赏，称“悠然闲旷，无一字不似陶”“此等诗怀，何逊渊明”。其实不然。在《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中有：“结发仕州县，蹉跎在文墨。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可见其入朝为官的愿望始终未忘。所以，在他初为朝官的日子里，他还是很得意自己的早朝经历的，即使退朝后也依然充满了自豪。其《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云：
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
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
诗歌忆写上朝时在大明宫所见到的雪景。前二句写自己得入于朝官之列的自豪感。“鸳鹭”喻指同朝的官员。“正”，端也，言步伐庄重沉稳，且显示其备感荣耀的心情。陶敏、王友胜校注本引刘辰翁评此诗曰：“（末二句）却似染俗。”刘氏何出此语？试读韦应物《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行将亲爱别，恋此西涧曲。远峰明夕川，夏雨生众绿。迅风飘野路，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烟阁，白云在幽谷。”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第254页。何等超俗。清人黄周星评曰：“天下人皆要做官，然自有一种做不官之人，如嵇叔夜、陶渊明是也，得韦左司则三矣。”而该诗的“共爱”二句却迥异其趣。“蓬莱宫”借指大明宫，“何处雪”强调大明宫的雪美得与众不同，尤其是飘拂于宫中松枝之间，更加洁白，惹人喜爱。当然，作者并非爱雪，而是欣慰自己能在宫中赏雪。这种语调全无陶渊明的超俗之韵，故而也招致了刘辰翁的讥讽。
韦应物雪夜下朝之后，依然回味着上朝与朝班共赏宫中雪景的情形，意在表达自己跻身“鸳鹭”的喜悦。所以，诗歌虽作于他下朝回家之后，但受上朝时情感的影响，诗歌主体写宫中赏雪，借此与同省官员分享上朝时的感受。朝官角色特征十分明显。
再说韩偓。韩偓在风雨飘摇的唐朝末年走入仕途，虽然官至宰相，却是个悲情的政治人物。昭宗皇帝被宦官幽闭废立，在崔胤和韩偓等人的辅佐下再登皇位，“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然而，昭宗并非圣明之主，如右拾遗张道古所言：“昔汉文帝即位未几，明习国家事。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所以朝纲难振、国运日衰。临危受命的韩偓深感责任重大，退朝之后写《朝退书怀》以明志：
鹤帔星冠羽客装，寝楼西畔坐书堂。
山禽养久知人唤，窗竹芟多漏月光。
粉壁不题新拙恶，小屏唯录古篇章。
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
诗歌前四句和后四句有明显的情感反差。前四句以写夜景为主，暗寓退隐之思。这种笔法与他在唐亡后所写的《赠隐逸》诗相近：“蜂穿窗纸尘侵砚，鸟斗庭花露滴琴。”后四句抒写励志报国的情怀。“古篇章”，喻指古代贤良的谋略。前后两层的对比，表现了身处乱世的韩偓内心固有的进退矛盾，更表达了他为国殚精竭虑的忠诚。为翰林学士以后，韩偓非常珍惜晚来的君臣际遇，在寓直时，召对之后，都有诗作表达其忠诚之心。如《中秋禁直》云：“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又《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王。”宋范晞文曰：“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时韩在翰林，故出此语。”此两处反用典故，意在突出自己为朝官时的敬畏和真诚。
诗歌末句“富国安民理道长”正是基于这种在朝情感而发的，体现了韩偓退朝之后的身份感。知遇与责任的双重理性，使他战胜了乱世思隐的传统思维，给自己赋予了更强烈的时代使命。然而有人对此句的评价并不高，如陆次云辑《五朝诗善鸣集》云：“结语亦何庸腐！”吴在庆对此持异议，在引用此语后“按”曰：“末二句乃自勉之辞，虽为人恶评为‘结语亦何庸腐’，然亦可见诗人之‘富国安民’之政治情怀，末可全抹煞也。”所言甚是。但吴在庆在系年时，将“富国安民”的背景解得过实，认为光化三年（900）崔胤判度支、表韩偓以自副，“韩偓任此职涉及掌‘度支、盐铁、户部使’事，实乃有关‘国富民安’事”，认为“诗即赋于此时”。其实不必完全以官职职责来对应诗句，因为在唐末国弱民苦的时代，任何一个有志报国的官员都会生发这种愿望，如昭宗召韩偓入翰林院所试五篇文中，第一篇就是《万邦咸宁赋》，由此可见“富国安民”实为君臣之共识。
从前后两个层次的情感分析可以看出，韩偓写退隐情怀时比较含蓄，而抒发报国之情时则十分直白，无“词旨幽眇”之风。笔法的对比也体现了韩偓鲜明的朝官意识，退朝之后的静夜让他难免生发逸兴，朝官的角色又让他难忘上朝时所感受到的责任，这就是韩偓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既矛盾又坚定的情怀。
杜甫、韦应物、韩偓退朝还家后所延续的朝官角色，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唐代文人退朝后的情感特征。他们退朝还家后所延续的朝官角色，无论是基于个人际遇还是国运盛衰，都能让我们看到唐代文人在朝期间的精神追求。据各人的年谱可知，杜甫年四十五岁授拾遗，韦应物年四十七岁授尚书比部员外郎，韩偓年五十七岁为翰林学士。除去时代因素，半老或垂老始得入早朝的兴奋和珍惜，或许也是他们退朝后延续朝官角色的个人因素吧。
二 何由返初服：远祸自保的退避感
入朝为官虽然是古代士大夫实现政治人生的重要选择，但并不是其人生的唯一寄托。朝中的种种矛盾往往给朝官的仕宦情感带来重大影响，从而使他们以一种退让的姿态去消解自己内心的矛盾。屈原在失意时道：“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他以“初服”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洪兴祖释曰：“言己诚欲遂进，竭其忠诚，君不肯纳，恐重遇祸，故将复去，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也许屈原并非真正为避害而退修“初服”，但他的表白与传统士大夫的进退之道十分相符，所以，屈原之后，“初服”便成了与“朝服”相对的喻象。或喻未入仕，如蔡邕《太傅祠堂碑铭》：“爰在初服，皇嘉其声。”或喻致仕，如除陵《为王仪同致仕表》：“便释朝衣，谨遵初服。”或喻退让避祸，如曹植《自诫令》：“反我旧居，袭我初服。”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文人在政治心理上与朝廷的距离。唐人的“初服”意识也较强，特别是由于退朝与上朝的时空对比明显，他们在退朝还家的书写中，常以“初服”意识表现其生存环境与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所谓“初服”意识，指退出纷争以远祸自保的政治心理，他们通过“初服”意识的书写，表达了自己对宫廷政治的退避感。这在李白、裴度、韩愈的退朝还家的体验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李白在宫中待诏翰林的三年时间，是他重要的政治经历和精神财富。李白曾详细描述他上朝时的情形：“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然而，李白在朝时的身份比较尴尬。《唐会要》载：“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洎、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后有韩雄、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旧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由于“无所职”，李白待诏翰林时，“多陪侍从之游”，这种状态也让李白十分焦虑，他在《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中云：“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诗歌的写作目的非常清楚，安旗评曰：“白待诏翰林，侍从出游，虽极宠荣，迄未授官，其政治抱负无由得展。故此诗末二句仍求助于故人，冀其推毂于玄宗之前，以求一伸其志。”又据《唐会要》：“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侍读、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准旧例，并不常朝参。”此虽为德宗贞元年间条例，但既为“旧例”，似可推想天宝年间翰林待诏或许亦可不常朝，这也是李白宫中诗少写上朝情形的原因。李白离开长安后回忆宫中生活，有多处提到了上朝，但也未直接写到朝参，只是泛言宫禁。如《东武吟》：“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又，《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又，《寄上吴王三首》其三：“客曾与天通，出入清禁中。”又，《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又，《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不得常朝，意味着不能像朝官那样常与君王相见并议事，而这正是李白的遗憾，所以，他在《相逢行》诗中设置了一种极有寓意的场景：“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接着便抒写思慕不得遗恨：“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震亨评曰：“太白此篇，诗题虽取之乐府，诗意实本自《离骚》，盖有已近君而有不得终近之意焉。”甚是。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退朝，是基于李白在诗中所描述的情景而言的。
当李白初入朝时的荣宠感消失之后，对宫中的生活便产生了厌倦感，这种厌倦感让他在退朝之后表现出与上朝时明显不同的情态。杜甫的名篇《饮中八仙歌》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的描述一方面说明李白可以不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礼仪去朝参，另一方面则以醉酒表现了李白对宫廷生活的厌倦情绪。在李白《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诗中，这种厌倦情绪表达得更加直接：
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
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
复此休浣时，闲为畴昔言。
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
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
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
安旗“按”曰：“诗旨在抒写向往林壑之情。一则见太白热爱自然之本性，一则见翰院生活已使太白厌倦。”基本符合诗意。但联系李白待诏翰林期间的其他诗歌还可以看出，其对翰院生活产生厌倦感不全是对自然的热爱，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又如《玉壶吟》：“西施宜笑复宜，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由此可见，归林壑的自然意趣和醉卧长安一样，只是李白消解内心痛苦的方式，他痛苦的根源是对黑暗而险恶的宫廷政治的失望。
这首诗中的“返初服”心愿借林壑之趣抒发出来，尚显得较为洒脱。而他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八“天津三月时”诗中，则通过描绘退朝者的狂态，对那些“功成身不退”者作出了警示：
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
月落西上阳，余辉半城楼。
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
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
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
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
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
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
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
詹锳认为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是年春玄宗在东都，白亲见上朝之盛，乃有此诗”。然从全诗所叙述的内容看，“朝下”后的生活情形占更大比例，非言“上朝之盛”。安旗认为作于天宝十二载（753），“本年自长安东归，途经洛阳时作”。兹从其说。依此系年，诗当作于李白离开宫廷之后，借东都洛阳的天津桥，抒发功名感叹，“叹在朝之臣恃爵禄而不能退，终以取祸也”。作者将主要笔墨放在“朝下”之后权贵们的享乐上，以李斯和石崇的经历，点出了功成身不退的“愆尤”。李白被放还，虽非主动离朝远祸，但他感受到了朝廷斗争的残酷，借讥讽的口吻表达自己对功名的唾弃。这是他对朝廷极度反感的情绪表现。
韩愈直接写退朝的诗集中在他晚年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高官之后。唐穆宗长庆年间，朝中党争兴起，“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新唐书》载：“（裴度）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权佞侧目，谓李逢吉险贼善谋，可以构度，共讽帝自襄阳召逢吉还，拜兵部尚书。度居位再阅月，果为逢吉所间，罢为左仆射。”可见裴度罢相是朝中党争的结果。罢相后的裴度退朝后有诗言志，韩愈、张籍均有和诗，裴度诗已佚，韩愈有《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奉和仆射裴相公感恩言志》，张籍有《酬裴仆射朝回寄韩吏部》《和裴仆射移官言志》等诗，可见其退朝还家后的情感特征。
裴度今存有《中书即事》诗，诗云：“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高阳旧田地，终使谢归耕。”“苍蝇谩发声”所讽刺的正是朝中的敌对势力，“终使谢归耕”则抒发了他在党争中的退保心理。虽然无从读到裴度言志和寄韩的原作，但从韩愈和张籍的唱和诗中我们能看出罢相后的裴度及其友人的远祸退保心理。韩愈《奉和仆射相公感恩言志》云：“自然无不可，范蠡尔其谁？”张籍《和裴仆射移官言志》云：“苍生正瞻望，难与故山期。”应该都是由裴度诗的原意引出的，故程学恂曰：“晋公原诗不可见，然观此（韩愈诗）结句，必为愠于群小而思为退避之词也。”罢相后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他们退朝归家后唱和诗的情感。如韩愈的《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
尽瘁年将久，公今始暂闲。
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
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
秋台风日迥，正好看前山。
“暂闲”，言罢相之事，“矢石”，言罢相之由。受传统文人生活情趣和仕宦意识的影响，寄情诗酒和自然成了他们退避官场的重要形式，虽未能读到裴度原作，但韩愈的诗意与裴度应该是相同的，故《唐宋诗醇》评曰：“退之与中立雅契，同涉艰危，树功业，其于当时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和感恩言志》、《朝回见寄》二诗，能曲传之，讽咏殊有余味。”张籍可能没有韩愈和裴度的切身体验，所以他的诗重在表现裴度退朝后的洒脱，而忽略了对朝中环境的书写。其《酬裴仆射朝回寄韩吏部》云：
独爱南关里，山晴竹杪风。
从容朝早退，萧洒客常通。
案曲新亭上，移花远寺中。
唯应有吏部，诗酒每相同。
从诗中可以看出，张籍所关注的重点是裴度和韩愈退朝后的生活环境及姿态，诗情画意中见“平澹高妙”之趣。这应该是由其身份决定的。
韩愈不仅在与裴度的退朝唱和诗中着重表达了“收身矢石间”的退避意识，在他独抒情怀的作品中，退朝还家后的厌朝退避心理也十分强烈，且为了更充分地抒发自己的朝官体验，他采用了不受篇幅限制的古体诗。其《朝归》诗曰：
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佩。
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
顾影听其声，赪颜汗渐背。
进乏犬鸡效，又不勇自退。
坐食取其肥，无堪等聋瞶。
长风吹天墟，秋日万里晒。
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韩愈还有一首诗《南内朝贺归呈同官》，是其任国子祭酒时所作，注家认为这两首诗作于同时，但从具体环境来说，二诗略有不同。《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有“罢贺南内衙，归凉晓凄凄”，可能作于退朝后归公府；《朝归》诗中有“抵暮但昏眠”，应作于退朝还家后。在《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韩愈着重写了他在朝中的艰险处境：“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将举汝愆尤，以为己阶梯。”表达了对朝中权臣恶吏的忧恐，所以，在《朝归》诗中他用自谦的口吻抒发了自己知足退避的心理。与传统隐逸情怀书写不同的是，韩愈并未直接抒发其退隐自然山林的情感，而是以在朝者的角色抒发其作为一个朝臣的官场思维，着意表现自己“进”“退”的苦闷，符合其“朝归”的时空背景，其作品中虽然没有明确写到“返初服”，但与李白“何由返初服”的期待是相同的。
从李白到裴度、韩愈的退朝还家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朝廷政治环境的敏锐，传统士大夫的退隐之道对他们应对险恶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退朝还家的空间比宫廷空间自由一些，故而能使其完成心理转换，诗人借助唱和或独吟，把自己在朝时的尴尬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应该说，李白在玄宗朝的忧虑和裴度、韩愈在穆宗朝的忧患，正好折射了唐王朝由盛转衰和由衰转亡时期的朝政实际，更衬托了他们在特殊时代的政治心态，十分难得。
三 林园胜赏时：园林私宅中的闲适感
从现存的涉及退朝还家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唐人退朝还家后表现得最充分的还是那种离开宫廷之后的闲适与自在感。朝官大多数有较高的俸禄，生活条件较为优厚，在城南的坊间多购有私宅，不少人甚至在郊区还有别墅。私宅别墅中的自然风物代替了宫殿官署中的礼仪和责任，没有礼制约束的官员们在私人的空间里寻求着行为和精神的自在，而在这种场合下创作的诗歌也显现出一种不同于宫廷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题写私宅，描绘一个有山林之趣的生存空间，而终南山是这个空间里永恒的背景。元稹《题李十一修行里居壁》云：
云阙朝回尘骑合，杏花春尽曲江闲。
怜君虽在城中住，不隔人家便是山。
又刘禹锡《题王郎中宣义里新居》云：
爱君新买街西宅，客到如游鄠杜间。
雨后退朝贪种树，申时出省趁看山。
又白居易《朝归书事寄元八》云：
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
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
却睡至日午，起坐心浩然。
况当好时节，雨后清和天。
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
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
三首诗依作者的创作背景有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元稹和刘禹锡的诗题写他人宅，白居易的诗题写自己之宅。其二，元稹此诗作于元和元年（806），时官九品校书郎；刘禹锡此诗作于大和二年至四年（828—830），时为五品主客郎中和礼部郎中；白居易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时为六品太子左赞善大夫。依这两种情形可以看出，无论为哪一级朝官，无论是自题还是题他，在表达退朝还私宅的自在情怀时，都喜欢借终南山寄兴。这一方面是因为终南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乐山情怀与退朝自适心理的契合。这类诗歌以诗人为中心，北连朝阙，南接终南，形成了一个复合型的空间结构，以此安放作者在退朝还家后的精神需求。终南山与北边的宫阙相对应，形象地表现了朝官退朝之后人生情趣的转移，不管这种转换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终南山在这类诗歌中都以另一种象征存在，以寄托唐代朝官退朝还家后的自在心性。
另外，姚合有一首言退朝还私宅的诗也写到了终南山，情形与前面的三首有所不同。其《和户部侍郎省中晚归》云：
寒日南宫晚，闲吟半醉归。
位高行路静，诗好和人稀。
古树苔文匝，遥峰雪色微。
宁知逢彩笔，寂寞有光辉。
姚合此诗与前三首的不同之处有二。其一，侍郎自南宫（尚书省）晚归且“半醉”，这是侍郎退朝还公府处理完公事后再还家，可能比早朝后还家偏晚。白居易《松斋偶兴》：“赖此松檐下，朝回半日闲。”可知早朝退朝后若公府无事还家即早。其二，诗中的“遥峰”依然指终南山，但暮色和雪色相交叠的远山只是淡淡地呈现在宅前，没有前三首诗中的终南山那么强烈的视觉冲击。
第二，与森严的宫廷礼仪和官署等级相对照，退朝还私宅之后，朝官们回到了一个适应自我性情的交际环境中，能自在自然地交游。在这种情形下，文人的诗歌唱和活动也比较频繁，且诗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是美酒和园林。如岑参的《韦员外家花树歌》：
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御史尚书郎。
朝回花底恒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
独孤及有《同岑郎中屯田韦员外花树歌》：“金华省郎惜佳辰，祗持棣萼照青春。君家自是成蹊处，况有庭花作主人。”知其所咏对象为同一人。韦员外不详，而从岑参和独孤及的题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权势不小，弟兄皆在朝为官。“花树”既是他家权势的象征，也是他们弟兄皆好客的标志。所以，独孤及诗中写到了“成蹊”，正好照应岑诗中的“会客”，而待客的礼物就是“玉缸春酒”。唐时有一定俸禄且好饮的官员多自家酿酒，如白居易退居下邽时，即痛饮自酿酒。其《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云：“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岑参在诗中虽咏“花树”，但以美酒作结，道出了韦员外退朝还家后以酒会客的豪爽。
当然，正如朝官们在私宅里多饮自家酒一样，他们退朝还家后所游之园也是私家园林。如裴度在南郊置有庄园，号南庄，其《题南庄》曰：“野人不识中书令，唤作陶家与谢家。”庄园中有小河，他有《傍水闲行》：“闲余何处觉身轻，暂脱朝衣傍水行。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在朝中党派相争的险恶环境中，是自家园林中的优美自然给他带来了心灵安抚，在“暂脱朝衣”之后得以享受暂时的宁静和清闲。
其实，退朝后享受私家园林之乐，也是普通朝官们退朝后最惬意的选择，正如郑谷《自遣》中云：“朝回何处消长日，紫阁峰南有旧村。”他们在私家园林中唱和，多写其退朝还家后的美酒与自然之乐。如雍陶《和刘补阙秋园寓兴六首》其五、其六：
禁掖朝回后,林园胜赏时。
野人来辨药,庭鹤往看棋。
晚日明丹枣,朝霜润紫梨。
还因重风景,犹自有秋诗。
圣代少封事,闲居方屏喧。
漏寒云外阙,木落月中园。
山鸟宿檐树,水萤流洞门。
无人见清景,林下自开尊。
雍陶是文宗太和年间进士，与姚合、贾岛交游甚密，作有《同贾岛宿无可上人院》。姚合有《喜雍陶秋夜访宿》：“晓立侍炉烟，夜归蓬荜眠。露华明菊上，萤影灭灯前。清漏和砧叠，栖禽与叶连。高人来此宿，为似在山颠。”述其退朝在私宅里喜得雍陶来访且宿，称雍陶为“高人”，可见他们志趣相投。雍陶的这两首诗，通过和刘补阙的秋园之兴，塑造了一个退朝还私宅的朝官闲逸高旷的情怀，把自己的“高人”意趣转移到了友人身上，想象其退朝还家后在林园中的乐事。
第三，朝廷政治的复杂因素导致诗人以孤寂的姿态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不满，有些退朝还私宅后的朝官往往选择独处。在现存的唐人诗歌中，表现寻常环境下独处的诗歌较多，但以退朝为背景的宅中独处的作品不多，主要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歌中。
白居易有一首《七言十二句，赠驾部吴郎中七兄》，且自注：“时早夏朝归，闲斋独处，偶题此什。”诗歌生动记述了他退朝还家后的生活：
四月天气和且清，绿槐阴合沙堤平。
独骑善马衔镫稳，初着单衣支体轻。
退朝下直少徒侣，归舍闭门无送迎。
风生竹夜窗间卧，月照松时台上行。
春酒冷尝三数盏，晓琴闲弄十余声。
幽怀静境何人别？唯有南宫老驾兄。
这首诗作于穆宗长庆二年（822），时白居易为中书舍人。结束贬谪生涯返京后，白居易再次在新昌里购置新居。白居易很满意新居的位置，其《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写道：“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也不在意它的简陋，其《题新昌所居》诗云：“院窄难栽竹，墙高不见山。”因为远离繁华热闹，正符合白居易经历风雨之后淡泊自保的心理需求。白居易颇喜爱自己的小院，他还在院子里种下了竹和松，并写《竹窗》《庭松》以述志：“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可见，白居易在清幽的新居里独处，内心还是充实而自得的，诚如他在《偶题阁下厅》中所云：“静爱青苔院，深宜白鬓翁。貌将松共瘦，心与竹俱空。”有了这份心灵的自在和自得，白居易也以独处闲斋为乐，这正是他特意为《七言十二句，赠驾部吴郎中七兄》诗自注的动机。白居易在《新居早春》中曾说：“静巷无来客，深居不出门。”此诗首句言“四月天气”，可见他住进新居有数月的幽独生活，诗人是满足于“独处”的，“风生竹夜窗间卧，月照松时台上行”就是他独处时的心态和风姿。
不过，“归舍闭门无送迎”可能是相对官场而言的，日常生活中的迎送他并不回避，因为这种节奏不会改变他享受幽独的心理。如《晚庭逐凉》：“送客出门后，移床下砌初。趁凉行绕竹，引睡卧看书。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甚至遇有志同道合者，他还会出门去访。如《访陈二》：
晓垂朱绶带，晚着白纶巾。
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
两餐聊过日，一榻足容身。
此外皆闲事，时时访老陈。
陈二不知何人，作者不道名字，不称官职，且“着白纶巾”相访，可能是他欣赏的“野人”。其实，对白居易而言，退朝还家后“无送迎”和“有送迎”的心理是一样的，他所回避的是官场，所向往的是自然。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他晚年再回朝任秘书监时，其《松斋偶兴》云：“耳烦闻晓角，眼醒见秋山。赖此松檐下，朝回半日闲。”退朝还家后，能在私宅里享受自然和幽静就是他最大的精神满足。
伴南山、交游、独处，唐人退朝还私宅后的生活情形也是多样的。虽然私宅是其个人空间，但在退朝这个特定的背景之下，私宅里的性情和诗思，依然能映现出朝廷政治的影子。所以，私宅里的闲适其实也是官员上朝心理的调适。
综上所述，唐代朝官十分注重自己的朝官角色，即使退朝还家时也未能摆脱朝官角色的影响，只是由于影响程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诗中所呈现出的样态较复杂。“还家初散紫宸朝”，延续着朝官角色，有强烈的入世之志；“何由返初服”和“林园胜赏时”，看似是对朝官角色的超越，实则是在否定之中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另一种关怀，且这类诗歌集中出现在唐王朝政治矛盾最激烈的历史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解析了古代士大夫的进退之道，展现了唐人的政治心理。
本文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2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