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清政府”这样的说法在我的学生时代随处可见，这个概念也一直固定在我的头脑里，但我从没有去想清政府到底有多腐败。而今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看他细致地叙写其亲身经历的清代道光、咸丰时期的官场腐败，还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张集馨（一八〇〇至一八七八），字香崖、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一八二九年中进士，先是任翰林院编修，一八三六年受道光皇帝“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他先后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被劾停职，其间他先后八次被皇帝召见。张集馨仕途坎坷，几起几落，最终也没有当上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但他主要宦海生涯都在各省奔波，接触了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事，并将这些人和事都记录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之中。
《道咸宦海见闻录》其实是张集馨的自记年谱。这部年谱从一岁写起，止于六十七岁，不过中间佚失了五十二至五十四岁的一段。年谱中最有价值的是他任外官时的所历所闻，因为他是翰林出身，观察敏锐，文墨出众，对当时的社会腐败、官场黑暗的揭露刻画入微，今天读来，可使我们对清代后期的官场腐败有身历其境般的了解。
讲官场腐败，先要认识清代的官场。清代官场，以京官最为清贵，但京官收入远较外官为低，如单靠俸禄，大部分京官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不过京官可以利用行政系统的力量影响外官的考评升降，因此外官就要给京官利益上的补偿，这就是清代官场所谓的“陋规”，其中主要的几项是“别敬”“冰敬”“炭敬”。炭敬（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冬季取暖费）和冰敬（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夏季清凉费）是外官每年两次送给京官的常课；外官升迁，要进京陛见皇帝，同时就要向有关的京官送上礼金，这就是所谓的别敬。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前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银钱礼物。张集馨从陕西督粮道升迁为四川按察使（正三品），进京面君，同时要向各级京官送上别敬。他自己统计，这次送礼，一共送出一万五千多两银子：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摺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这里的赛鹤汀就是赛尚阿。军机大臣从一个进京的外官处可得到四百两银子，六部尚书可得到百两银子。张集馨自认是清官，送银子属于不得不为，数量算是少的，那些专为跑官进京的要送多少呢？试想一年中有多少个外官要进京，这是多大一笔收入？正因如此，京官很喜欢同外官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令外官们痛苦不堪：
外官见人便诉穷，京官深恶外官之诉穷，皆是习气。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履，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
这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张集馨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后，又一次进京面君而引发的牢骚。之后他把自己历年的进京花费算了个总账：陕西粮道出京，花费一万七千两白银；四川按察使出京，一万三四千两；贵州布政使出京，一万一千两；河南布政使出京，一万二三千两。以上花费还不包括年节应酬、红白喜事送出去的银子。
地方官将这样巨量的银子送给京官，银子从何而来呢？外官们当然有自己的来钱之道。清代后期，州县官为了敛财，可谓费尽心思。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经管的钱粮民刑案件收钱，更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交粮纳税，除了所谓“浮收”，即定额外多收，在四川还有一种“放炮”收税的敛钱方式，就是放风自己要离任，然后降低标准，向百姓收税。要知道，这样的税是不会上缴国库的，所以收上来的成千上万两银子，就落入了州县官的腰包。而按张集馨的说法，这种方式好过硬抢，因此上官也不干涉：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官累重者，日放谣言，云将去任，减价催税"；差役又遍乡里传知，百姓贪图小利，纷纷投税。其实并无去任之说，名为“太平炮”。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相沿日久，虽与例不甚相符，究比横索民财，犹为善取，上司可不必问也。
地方官敛钱，有如刮地皮，有钱便收，不论钱的来源。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三月，张集馨被补授福建汀漳龙道（下辖汀州府、漳州府、龙岩州），次年到任，不久就碰到妓院和赌场给他送来名为“娼赌费”的例钱。各镇府营县都将这笔钱视为应得之财，没有不收的，只有前任道台徐继畬自己不收，但也是将其归入厨房费用。张集馨心里厌恶，本意“誓不能收”，但又怕得罪同城的军镇以及绿营之兵，尤其此时正值鸦片战争，所以很费了一番心思处理，最后是送给军功厂贴补他们的靡费去了。
除了不择手段地收钱，官员们最拿手的当然是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这里最典型的是粮道官的贪污。
张集馨在四十六岁时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他一到任，就发现仓廪中以粗粮顶细粮短缺，竟达七万余石！用马料顶替米麦，其中的差价都进入了管事官吏的私囊。粮道官用这些银子干什么呢？张集馨记录了粮道的送礼明细：陕西将军的三节两寿，每次送银八百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巡抚每季一千三百两；总督每节送银一千两；其他礼品、门包不计。此外，凡是过往官员的请客都由粮道操办，每次接待都要有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还要有送行礼金、随行人员打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每年请客费用，加上京城炭敬达五万两银子。这里张集馨说粮道陋规只有六万余两，其实没有说实话。以他自己为例，他去陕西任职，出京前告别，借别人一万七千两银子，在陕西任粮道一年，不仅本利还清，还寄回老家一万多两银子，两项合计，就有三万两银子。如此有名目的就达十万两，说不出口的呢？当时官场将陕西粮道视为肥缺，得缺者人人称羡，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官员们管事就是在抢钱，所谓“署事即打抢”。不仅是州县官，监、司一类的大官也是如此。这些官员疯狂贪黩，最终必会形成亏空，以致事情败露，这时会如何处理呢？张集馨讲了一个处理县令贪污败露的故事：
犍为县朱在东因案撤任，经后任查出亏短正杂款项九万余金。朱在东扬言，欲赴京具控，以历任将军院司道府俱有馈送，渠署有印簿可据。琦相以案情牵涉大员，无从下手，勿斋更畏葸莫措，迁延者几及半年。
这个朱在东不知当了几年县令，竟然给国库造成九万多两银子的亏空。上官要治罪于他，他威胁说要控告那些收了他银子的将军、院司道府官员，因为他有账可查，结果搞得内阁大学士琦善都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牵涉高官太多，一查便是一串。事情牵连到盐道吴我鸥。吴我鸥与朱在东是同乡加同榜，所以朱在东给他送钱最多。事发后朱在东首先攻讦吴我鸥，吴大感难堪，备车马去拜访朱在东。朱头戴绣花白毡帽，身穿绿细皮袍，安卧在床榻上见吴，吴却无可奈何。这个案件后来还是在张集馨手上处理掉了。他先是做朱在东的工作，之后说服收了朱在东银子的人自愿退回。按张集馨的记录，有的六千两，有的八千两，有的三千两，朱自己也赔补了一些，那位盐道吴我鸥也出了不少。
清代后期，贿赂公行，政由贿成。道府州县如此，督抚之类的高官是否会好一点呢？在张集馨的笔记中，当时的封疆大吏无不是贪污受贿、沉湎声色、颟顸无能。闽浙总督庆瑞“系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直隶总督桂良“胸中蕴蓄如草芥，口中吐属如市井”，但因为他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故气势熏灼，受贿无所顾忌。闽浙总督颜伯焘在职时盘剥无忌，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随身所带物品之多骇人听闻。张集馨亲眼看到，搬运其笼箱什物过境的扛夫每日多至六七百名，一连十天才过完，随行的差役轿夫、家人马仆近三千人，吃饭时酒席四百余桌，在漳州住了五天，食宿就花费万余两白银。陕甘总督乐斌最为可笑。他是旗人出任官职，对于公事全不了解，属官参见，都是说些闲话，甚至猥亵下流的话也是放言无忌，奏折文案之类全都交给幕友彭沛霖，彭沛霖则因此招摇撞骗，官吏们则是趋之若鹜。陕甘地近新疆，如乐斌这样的总督，怎能善为履职？
在政由贿成的官场，成功者只会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其他事情是一概不通。张集馨辗转各地，耳闻目睹，无论文官武职，皆有昏愚无能之人担任，地方治理全面废弛。
鸦片战争开始后，面对危局，清廷大吏纷纷献计献策，但这些可笑的愚蠢计策令大清的命运更为可悲。比如有的官员提出“击足”战法，其依据是洋兵的腿不会弯曲，一旦被打倒在地便爬不起来。有的提出模仿诸葛亮的战术，火攻英军。当时防守广州的湖南提督杨芳认为，英舰炮火猛烈且准确，应该是妖术，便将污秽之物置于城墙之上，来对抗英军的“妖术”。道光二十一年，张集馨出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员，年底赶到福建，正逢鸦片战争，英军沿海岸北上，张集馨也在漳州一带准备布防。这时一位满人将领为他出谋划策：
城守游击琳润，密商于余曰：“现有咒蛊人，能咒牛皮，如芥子大，一入腹中立死，试之而验，思以中敌。”余曰：“须善为之。大府不令构衅，令暗伤之，贼无从藉口，但不可令制军知耳。”琳去，属蛊人依法咒之，入白面中，使营卒之狡黠者担负泉州贼船售卖。
放了蛊咒的面粉还真被英国人买去，蛊者因此日夜施咒。笔记中说不知道是否杀死了洋人，后面又说英人在厦门中毒。估计真有此事也是食物中毒，跟咒蛊没有什么关系。
清代官场的腐败如此狼藉不堪，引发社会动荡和民众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这样的大规模反抗就不说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在围剿南京的江南大营时，因为官员克扣军饷，引发广东兵哗变，士兵竟冲进大帅向荣的驻地，向荣险些被杀：
上年因粮饷不继，向谕汰裁其不得力者，潮勇竟持矛入向帅帐，望心而刺。向帅素有技能，将矛接住，用力一脚，将潮勇踢倒，用矛刺死。戈什闻声踵至，砍杀数人，群凶始逸。彭云墀逾墙而免，粮台小委员被乱军砍死，不知主名，只作罢论。
张集馨此前任河南布政使，因胜保败于李开芳等太平军将领，他连带被撤职，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又被派往向荣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效力，所以他在次年，也就是五十七岁这一年，赶到南京城下的向荣处，来到不久就发生军人哗变，最后竟是以找不到主使者而不了了之，这样的军队怎可能有战斗力？张集馨看到这个现实，决心不立于危地，以生病为由提出辞职回乡。他离开不到半月，江南大营就被攻破。
《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内容十分丰富。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后，其吏治、法纪、军制等都已隳败，尤其是官场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没有诸列强“帮助”，如果不是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中兴名臣”，大清的江山在咸丰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应该已经灰飞烟灭了。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 张集馨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