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一思考，女人就发笑。一位朋友的朋友曾有妙语：世界上存在两大癔症，男人妄想统治世界，女人幻想遇到一个完美男人。虽然充满了对“普信男”的讥诮，这句妙语的后半段还是透露出一项客观事实—女性即使在当下仍然是人类社会中的“第二性”。
自人类历史进入父系社会，女性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典型的西方文化事件之一是《圣经·创世记》中将女性想象为由男性的一根肋骨所创造的，而经典的东方文化表征或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夫为妻纲”。所幸的是，自工业革命爆发后，女性的经济角色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两性关系的渐趋平等，以及仍然存在的“玻璃天花板”。
一、理解“她力量”何以崛起：一个经济解释
自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有偿工作的生产劳动领域。女性主义的议题从此走出纯理论的范畴，成为一个有实践意义的经济问题。在此种语境下，经济学家为女性权力而呼吁至少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妻子泰勒夫人的影响下）于十九世纪中叶发表的女性主义著作。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穆勒指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随着“二战”后女性经济地位在全世界的普遍提升，女性主义的相关经济问题日渐成为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例如二〇二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中分析过西方历史上女权运动的流血牺牲以及当前在很多国家仍然明文或隐性存在的性别歧视，二〇二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更是长期专攻女性劳动经济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那么任何关于女性权利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单纯道德同情上的呓语。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鲁迅不仅描述了“吃人”的礼教对祥林嫂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也预言了无独立经济能力而犹如一只只小鸟的娜拉们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反之，一旦有了基于稳定经济地位的独立生存能力，女性在恋爱、婚姻、生育等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下，女性的经济角色的转换对于“她力量”的崛起同样是基础性的。在《理解性别差距》《事业还是家庭？》等著作中，戈尔丁着重刻画了女性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地位的演化。女性经济地位的主要测度指标是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而随着“二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经济领域“她力量”的考察开始聚焦于工资差异。虽然在理论观点上并未产生新的洞见（这体现了经济学相对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比较劣势），但是通过一系列经验量化研究（这是经济学在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可确认：在美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以男女收入比来衡量）存在起伏而非始终处于上升趋势"；女性占男性收入的比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显著提升"；但是与此同时，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仍然显著。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素市场上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可以解释女性相对工资水平的演化趋势。以戈尔丁所描述的美国经验为例，“婚姻限制”（有时是“怀孕限制”）在“二战”前是一项阻碍女性工资上涨的重要政策。该政策一度既不违背正式规则（保护劳动权利的各项法律），也符合非正式规则（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对于企业来说，该政策既可以降低用人成本，有经验的女性相比无经验的女性工资更高"；也可以降低解雇成本，女性步入婚姻殿堂成为自动解雇的合理理由。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生率下降导致的老龄化开始影响劳动力供给，美国企业面对的不再是劳动力供大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训练有素的已婚女性的生产贡献相对更高，从而令企业自动取消了“婚姻限制”政策。这倒是客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资本有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选择都服务于对利润的追求。
但是，单纯基于劳动力供求的解释并不完整，因为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既可能是由于男女在生产能力上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性别的歧视，或是女性由于较低竞争意愿而做出的自选择。以上几点因素都有着文化上的根源。一方面，工资差异的性别歧视因素和自选择因素受到男女分工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精英女性承受着统计上的性别偏见（关于性别的“统计歧视”意味着社会大众甚至部分女性经常把从事非典型职业的女性称为社会偏差者，即统计学意义上的“野点”）。另一方面，即使影响工资的能力差异确实存在，其也同样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婚姻、怀孕和育儿的限制令很多女性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来不及积累足够的工作经验"；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观念将家务负担更多压在女性身上，这也导致女性即使在婚后继续工作也会减少对工作的投入"；此外，尽管年轻女性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美国和中国都存在这一情况），女性仍然会习惯于选择文科学位而不是传统上更加男性化的理工类专业。
二、认识“她力量”崛起中的困境：事业和家庭的权衡
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性别工资差异的启示在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可以在表层逻辑上解释女性经济角色或者说“她力量”的崛起，但是在深层逻辑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所具有的内生性：在供给侧，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如何通过女性自身在学校、家庭、职场等场域中的努力而发生改变"；在需求侧，女性如何重新认识和塑造自身的偏好，这种女性主义的觉醒又如何改变了市场和企业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对深层逻辑的挖掘需要超越纯粹经济解释的思考，而其理论功能在于不仅可以深化对女性经济地位何以相对提高的理解，也能够解释女性的经济角色何以仍存在弱于男性的方面。
在写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第二性》中，波伏瓦曾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在出版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厌女》中，上野千鹤子对波伏瓦的回应是去进一步地设问：“那么，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认‘我，一个女人’而变成的。”甚至作为更重视可量化的经验指标的经济学家，戈尔丁也指出，除了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效应，影响女性经济角色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文化。于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女性问题研究者所汇聚出的共识是，女性权利被男性漠视或自我漠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压制“她力量”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往往缺乏辨别不公正的知识乃至需求，故需要通过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宣传来首先唤醒她们关于“应得”权利是什么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女性的自我需求认知、劳动力供给以及她们在学习和工作中的表现。
然而文化的变迁往往极其缓慢且不断反复，时至今日，在面对事业和家庭的权衡时，女性往往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家庭照护压力，即使在女性同样要离家工作且女性拥有较强工作能力时仍然如此。故而，戈尔丁才将“事业还是家庭”视为理解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的最佳切入口。实际上，虽然十九世纪中叶已有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为女权呼吁，但是经济学家对女性经济权利的支持并非一以贯之。作为穆勒的后辈，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 Jevons）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社会改革方法》中讨论了已婚妇女的就业问题。杰文斯同意，已婚女性理应享有就业权利，且她们参与工厂劳动增进了人民的福祉，但他仍然认为，应该拒绝正在养育三岁以下儿童的已婚女性进入工厂工作，理由同样是人民福祉—此种法律安排可以降低幼童的死亡率。显然，杰文斯的推论的默认前提是家庭责任应该更多交由已婚女性来承担。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竞争环境下工作的日益变“卷”，女性更难兼顾事业和家庭。女性若想获得事业成功，男性伴侣必须提供更多家庭方面的支持。虽然近年来东西方女性在教育和工作领域都取得了更高成就，但是舆论场中女性对自身境遇的不满反而在增长，这显然同现代女性自我预期以及对男性预期的变化有关。如果女性不愿意接受歧视性的家庭内部分工，则她们可能会选择为工作而保持单身。这种微观选择的宏观影响是城市中“剩女”渐多而生育率日渐下降，很多高素质的女性较少甚至完全没有留下子嗣。
在处理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时，性别间的非对等映衬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以至于部分女性不是去争取更加平衡的事业"- 家庭资源配置，而是试图回归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模式（男性独立负担家庭经济责任而女性成为全职主妇）。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双职工”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常态，然而中国近年来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全职太太。无怪乎提出“厌女症”（misogyny）概念—"男性甚至女性自身将女性视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的上野千鹤子会感叹：“当我得知‘妇女回家’现象时，着实吃了一惊：日本女性希望摆脱主妇处境，难道中国女性反倒想回家当专职主妇吗？”须知在中国，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全职工作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女性及其男性同盟者持续奋斗的成就，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即使我们不去考虑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只去关注微观后果，则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中给出的统计数据仍然显示：虽然家庭内部男女明确分工会带来整个家庭的长期收入的提高，却对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相对谈判权不利。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物质匮乏者甚至饱受虐待者仍然在主观上可以有幸福的感受，只要他"/ 她已经在心理上接受目前所处悲惨环境的合理性或幻想现世遭遇的来世意义。回归家庭的女性可能获得主观上的幸福，但这隐喻了时代的倒退—"娜拉居然自愿回家了，甚至连走出家门的冲动都未曾有过。她们为享受即期的幸福而放弃了通过工作所能获得的成就感和自由选择，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区分的两种幸福：经过审思的高级幸福和未经审思的低级幸福。虽然在摆脱男性主义的有形物理霸权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在反抗无形文化霸权的道路上，女性的自我觉醒仍任重道远。有形的枷锁已被撤去，无形的枷锁（有时被替代以金色的项链和手镯）则还远远未被清除干净。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却又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三、探源"“她力量”崛起中的困境：文化传统下的自我异化
在当今时代，事业和家庭的权衡仍是阻碍“她力量”崛起的主要困境，那么女性所面对的这一困境到底是先天因素导致还是后天因素引发的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原因来自先天的生物遗传性因素，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在效率上就是合理的"；反之，如果原因来自后天如文化教育的因素，那么即使从效率上看，女性承担较多家庭养育责任的分工模式的合理性也大为可疑。
在二十一世纪，仍有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Henry Summers）将阻碍“她力量”崛起的主要困境女性在家庭内的负担—"视为由先天的生物性因素所决定，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明确影响）所表述过的。达尔文于十九世纪后半叶提出，在激烈的进化竞争中，成功男性的最高生物学目标就是赢得更多的性资源，为此需要在狩猎中有更好的表现。在原始社会，外出狩猎的男性不仅同自然环境中的野兽竞争，也要同其他族群甚至本族群的男性竞争"；女性则留在部落中照顾孩子和承担采集野果等相对弱竞争性的任务。因此，成功留下遗传基因的男性必然会比女性更具有竞争性和攻击性。按照达尔文和萨默斯所提出的“先天生物性因素引起竞争性差异”的假说 ：男性需要通过竞争留下遗传基因，而女性则并非如此甚至更需要相反的技能。因此，女性比男性竞争性弱，理应更多照顾家庭而非投身事业。这是人类的长期进化造成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效率和家庭福利的微观效率。
实际上，上述达尔文 - 萨默斯假说已经被现代经济学的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所证伪。按照《隐性动机》（The Why Axis： Hidden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中的描述，现代社会的一般情况是男性比女性更喜欢竞争，所以会有更多的男性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内工作。由于市场是一种由强烈的竞争起主导作用，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机制，故男性乐于从事高度竞争的工作通常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这是职场上男女收入差距的重要表层原因。实验表明（将网球扔进距离受试者三米的水桶中，进球多者获胜），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东西方社会，更是男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落后社会的常态。在面对竞争性比赛（相对绩效较优者获取更高的计件回报）和非竞争性比赛（所有人都得到同等的计件回报）的选择时，西方女性受试者和男性主义原始社区的女性受试者都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然而，相同的实验在女性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得出了相反的结果，普通女性受试者所展现出的竞争性远超过男性。
结论是显然的，先天生物性因素并非女性缺乏竞争性的核心解释变量，从而我们不能按照效率标准推理出女性理应更多服务家庭。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实验方法印证了波伏瓦的洞见 ：女性的气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一种文化熏陶下的后天养成。现代社会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从幼年时期就向女性传递这样一种身份规范 ：请表现出温柔而非强竞争性。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就需要为提高女性的竞争意识而改革我们的教育。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应该着力培养女性的自信心，在女性成长的全过程中都要有意识地让她们接触竞争性环境，这对她们的职场表现非常关键。继而，企业需要鼓励女性参与竞争高阶的职位。这不仅对女性发展且对企业绩效有利，因为即使是在类似的竞争性下，男性和女性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共情能力上仍然具有互补性，何况很多企业的目标客户就是女性群体。
文化之于“她力量”崛起的重要性，思想史上关于此问题的认知要远早于经济学家的实验证明。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始终以反抗男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为基本问题。在中国，女性地位是“五四”以来始终备受关注的社会革命主题，而革命对象包括束缚女性的传统文化糟粕。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女性的核心权利和实现女性解放的基本手段是教育和工作。完备的女性主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女性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工作的权利也不单单是使女性有能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教育和工作的实践还需要帮助女性实现更深层次的自我觉醒，即推动女性认识和接受“她力量”的崛起对于自身并非毫无代价，自由和责任是对等的。面对现实的诱惑，自由之为责任正是大多数人所害怕的，所以“假女性主义”通常自我矮化为小布尔乔亚式的女性消费主义（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光荣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竟然异化为刺激消费的“女神节”）和女性漫谈沙龙式的圈地“自萌”。
如果说消费主义和圈地“自萌”只是病在腠理，则“假女性主义”阻碍“她力量”崛起的更大潜藏危机或许在于“以女人为武器”的功利化。既往支持女性的政策更多关注女性的经济不独立，因为这会导致女性在家庭内受制于父母、配偶及在职场中被老板和客户所左右。然而，女性的精神不独立所造成的危险更加隐性且同样危害极大，此类女性会向外求援，甚至以生物学意义上的欲望释放来代替精神独立。在女性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和职场角色渐趋重要的当今时代，精神的不独立会引发两种看似伸张女性主义实则同女性主义背道而驰的暗力量：其一是糖果化的女性主义即“糖力量”。“以女人为武器”被降格为以女性的身体价值和情绪价值为武器，此时的女性不再是女性主义者，反而是男性主义的最大盟军。她们通过委身于传统男性权力而受益，看似主张了女性利益，却在假象的掩护下成为旧式男性主义的同流合污者。其二是大棒化的女性主义即“拳力量”。此时此刻的“以女人为武器”不再是弱者的反抗，反倒堕落为霸凌他人的手段，从而挑起并激化性别对立以及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去克制大棒化的女性主义而放任化“权”为“拳”，那么女性主义的奋斗可能会让女性活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屠龙“少女”终成恶龙，在推翻男权社会的神龛之后又构筑起女性主义的偶像崇拜。
女性主义的自我矮化甚至功利化实是对历史上真正为女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二者在“二战”前大体同气连枝，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者才对女性的解放抱有最真诚的同情）奋斗过的伟大女性的莫大羞辱。女性主义者波伏瓦曾经引用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以表达男女之间跨越自然差异、携手实现人类解放的愿望：“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俱往矣，今日“假女性主义”的思想境界参照波伏瓦已有明显退化，遑论马克思。
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只有实现对非正式社会习俗和正式工作制度的进一步矫正，才可能有女性真正的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谨以此祝福我的那位朋友的朋友，以及世界上所有真正具有物质和精神层面“她力量”的女性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