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在他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有几个阶段很关键。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江宁与扬州学者汪中订交，遂成为好友，汪中以学术相激励，对他影响很大。他曾云：“余弱冠后始识（汪）中，中频以有用之学相勖，余始愧励读书。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早年在安徽朱筠幕，与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等交往学习，后在毕沅幕，又与孙星衍、严长明、钱坫、吴泰来等学者共事交流，加上他好学勤奋，博览群书，著述不辍，在经学、史学、方志学、舆地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不凡的成绩，堪称一代大家。他涉及的领域之广、取得的成就之大，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第一节 经学训诂勘较真
清代常州是经学的重镇，不仅有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今文经学闻名于世，还有洪亮吉、孙星衍等的古文经学也成就卓著。美国汉学家艾尔曼认为：“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既是常州一流学者，又是汉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常州古文经学的主张，形成了一股与北面的扬州、南面的苏州相似的学术文化思潮。”洪亮吉属于吴派经学家之一，他于训诂方面成就最大，著有《春秋左传诂》《六书转注录》《比雅》《毛诗天文考》等，在音韵学方面有《汉魏音》《宋书音义》，还有《通经表》《传经表》《弟子职笺释》等经学方面的著作，他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
一、《春秋左传诂》
洪亮吉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他的《春秋左传诂》，袁枚也认为洪亮吉“于经深《春秋》”。“《春秋》三传”中《左传》影响最大，从西汉开始就有人为《左传》作注，其中以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流传最广。清代经学复兴，乾嘉时期的很多学者崇尚东汉古文经学，在《春秋》上推崇《左传》，但对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有诸多不满，于是搜集汉代的研究成果，来纠正杜预之失，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是他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他的学生吕培说是他“毕生精力所萃者”。
对于作此书的初衷，洪亮吉说：
余少从师受《春秋左氏传》，即觉杜元凯于训诂、地理之学殊疏。及长，博览汉儒说经诸书，而益觉元凯之注，其望文生义、不臻古训者，十居五六。未尝不叹汉儒专家之学，至孙炎、薛夏、韦昭、唐固之后，法已尽亡。
他博览汉儒说经之书，又精于训诂、地理之学，不难发现杜预“于训诂、地理之学殊疏”，他还分析杜预师心自用的原因，是既无师承，又不吸收汉儒的研究成果，平吴后位望既显，心迹较粗，不虚心向汉儒学习。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流行过程中也有人纠正其错误，但影响不大，“自此书盛行，千六百年，虽有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不能敌也。况今日去刘炫等又复千载，其敢明目张胆起而与之争乎？”鉴于杜预书的影响力，也许以后人之说来纠正，说服力不够强，洪亮吉采用的方法是，以杜预之前的汉儒之说来纠正。他说：“然以后人证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服矣。于是冥心搜录，以他经证此经，以别传校此传，寒暑不辍者又十年。”他“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这一方法在当时是严谨而有说服力的。
在体例上，他遵照《汉书·艺文志》例，将经、传分开，经四卷、传十六卷，内容方面，“在训诂方面，以贾逵、服虔为主，遗说多采自《史记》的《集解》《索隐》，《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的《正义》，《水经注》《文选注》《太平御览》等；郑兴、郑众、王充、许慎、王逸、赵岐、郑玄、应劭、高诱、王肃、韦昭等人撰述亦多称引，并博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通俗文》《释名》《小尔雅》《玉篇》《广雅》《经典释文》等小学典籍。地理方面，以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为主，综合《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地专著。”在古字、古音方面，一一依本经与“二传”，以及汉唐《石经》、陆氏《释文》等，逐条校正，疑者阙之。可见洪亮吉学识丰富，广征博引，目的是保存《春秋》之古学，申古人之旨，正如他所说的，“名为《春秋左传诂》者，‘诂’ ‘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传》之古学耳。”据香港城市大学郭鹏飞统计，《洪诂》所辑旧注共一千二百九十余条，因此，在保存旧注遗说、广泛保存古代文化资料、反映古代汉语现象方面，最是功不可没。
书中根据文献考证地名、人名、山川、古字音义等，比比皆是。如《左传》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条。洪亮吉引用《汉书·地理志》、应劭说、赵匡《集传》等，考证克段之地“鄢”之所在，纠正杜《注》之误。洪亮吉发挥其精于地理的特点，对山川地理的考证很详细。如《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狄人战于荥泽。”“【诂】《书·禹贡》：‘荥、波既猪。’师古曰：‘荥，沇水泆出所为，即今荥泽是也。’京相璠曰：‘荥泽在荥阳县西南。’按：《竹书纪年》作‘洞泽’。‘洞’当作‘泂’，‘泂’‘荥’音同。”
如《左传》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公》《谷》皆作‘纳纠’，无‘子’字）。【诂】贾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按《正义》，则知贾氏本无‘子’字，与《公》《谷》合。《管子》作‘子糺’，刘向《新序》《淮南子》并同。齐小白入于齐。【诂】贾、服以为：‘齐大夫来迎子纠，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齐人归迎小白。’（本《疏》）按：贾、服盖寻绎《经》文得之。使齐大夫乐从于盟，并有成约，则公纳子纠不须言伐。且下言‘齐小白入于齐’，从国逆之文，明齐大夫不乐鲁君要盟，因变计逆小白也。若如杜云，二公子各有党，迎小白者又非盟蔇之人，则小白之入，与者半，不与者半，又何得泛引‘国逆而立之曰入’例乎？又自相矛盾矣。”这里不仅引经据典，还根据当时历史事件理性分析，说明其自相矛盾之处。
洪亮吉不仅称引典籍，有时还结合自己见闻经历进行考证，如《左传》庄公四年，“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诂】：
《说文》：“樠，松心木。”按：杜《注》止云“木名”，故采《说文》补之。或《说文》本贾氏说也。高诱《淮南王书》《注》：“樠，读姓樠氏之樠。”《释文》及《正义》俱云“有曼、朗二音”，疑非。《正义》又疑樠木为朗榆，亦不见《说文》之故。余以岁己未遣戍伊犁，道过天山，树如松者万株，土人尚呼为樠。验之，皆松心木，与《说文》无异。又考竟陵县武来山一名樠木山，乐史称《郡国志》，《左传》楚武王卒于樠木之下，即此山。
洪亮吉不仅引用典籍，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实地考察，补充杜《注》之缺，让人确信无疑。他研读《尔雅》，对名物颇有研究，平时也非常关注身边的植物，对植物比较熟悉，加上他游历很广，经历丰富，此处以新疆的亲身经历验证古书所说，更有说服力。
此书一出，评价很高，吕培说：“先生之书，非以非杜氏，实以匡杜氏，且大有功于杜氏也。”吕朝忠后记云：“凡魏、晋以后虚造附会，一洗而空之。此其义之确而功之伟，视昆山顾氏、长洲惠氏之书，殆有过之矣。”李解民认为洪亮吉注意吸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校勘，用力颇深，取舍审慎，在融会贯通古今的基础上，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总体上有纠谬补阙之功。他说：“洪《诂》行文质朴简练，讲究务实……时至今日，《春秋左传诂》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春秋左传》的简明注本。”郭鹏飞认为此书有重视验证、态度严谨、精于校勘、训诂精确的优点。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较多，谨慎著述，其中得益于惠栋的就很多，但他都一一注明出处，没有隐没姓名，更没有将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书稿即将完成时，他有诗云：“频年几案整精神，训诂方舆勘较真。于世已疑成弃物，此经未愧号功臣。时将古意参前哲，不肯多端误后人。红豆一株今在否，莫教嘉种化为薪（红豆山房，惠征君定宇所居也。此书采征君《九经古义》颇多，故忆及之）。”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元和（治今江苏苏州市）人，又称小红豆先生。著名汉学家，著有《九经古义》《左传补注》。洪亮吉承认《春秋左传诂》采纳惠栋《九经古义》颇多，就杜预注中没有注明出处的，根据不同情况，用“杜取此”“杜本此”“杜同此”加以区别，一一注明。这在今天看来是关乎学术道德的问题，严明认为，“从这些细小之处，反映出乾嘉学者们正派的学风，而这正是值得后来的学者深思与学习的。”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李解民认为：“没有跳出今古文学派的门户成见，对杜《注》、孔《疏》的态度欠客观公允；缺乏金石文字的素养，未能较好地利用这方面的材料；具体的按断，也尚有可商榷之处。”“缺乏金石文字的素养”此评有失公允。乾嘉时期金石学可以说是时尚热门之学，洪亮吉的朋友孙星衍、武忆、汪中、黄易等都对金石学有研究，他不可能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许隽超发现的洪亮吉的四篇佚文，致黄易四札，“前三札口不离金石，第四札绍介友人金兰就近订交，亦与金石关涉。”足以证明洪亮吉对金石学有研究并具较高素养。
《春秋左传诂》定稿于嘉庆十二年（1807），当时将它作为传授子弟的课本。洪亮吉卒后，由他的长子洪饴孙、学生吕培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南京付雕。不久，饴孙、吕培相继去世，未付清刻资，直到道光八年（1828），吕培之子吕朝忠付清版资，付印问世，光绪四年（1878）洪亮吉曾孙洪用懃根据初版重刊，这些过程在该书后记中都有记载。后此书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四部备要》等。1987年由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出版。
洪亮吉在写作《春秋左传诂》的同时，还写了十篇研究《春秋》的论文，分别是：《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春秋不讳娶同姓论》《春秋时晋大夫皆以采邑为氏论》《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春秋晋比楚少恩论》《春秋时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讳论》《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春秋时谥法详略及美恶论》《春秋以隐疾为名论》《春秋时仲尼弟子皆忠于鲁国并善守师法论》，组成“春秋十论”。这些考论，涉及地理、姓氏、名讳、君臣、礼法等，很有学术价值。如他在《春秋时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讳论》中，列举了春秋时代很多君臣同名、祖孙上下同名的现象，“如周穆王名满，而周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五世孙僖王亦名胡齐。”他总结说：“明春秋时虽以讳事神，而礼法阔疏，尚有讳有不讳，非如汉以后禁忌日甚，并同声之字而亦讳之也。”他以历史证据论证春秋时礼法尚疏，作为生活在文字狱令人恐怖的清代中叶的文人，不会没有对清代文网严密、禁忌日甚的抗议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被遣戍伊犁，死里逃生的他，还敢写这样的文章，这种敢于涉险的精神，值得敬佩。
二、《六书转注录》
《六书转注录》是洪亮吉研究“六书”转注的一部训诂著作。“六书”是许慎《说文解字》中六种造字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代学者对“六书”的研究很多，其他都比较清楚，唯有转注比较模糊，分歧较大。陈庆镛序中云：“刘歆、班固、郑众皆曰：转注犹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轮互受也。许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洪亮吉自叙中说“六书自谐声外，转注最多，惟转注斯可通训诂之穷，转注又半皆谐声，即以《易》言之象及《说卦》云：乾为天，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他又举出汉以来注释笺疏中，如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罗，谓之离，离，谓之罗等，既是假借，又是谐声。洪亮吉认为，假借是字音或字义相近的字互训。
他说：“唐宋以来，学者不明转注之理，遂横生异说，而转注益晦。暇日偶刺取经传中转注之字，以《尔雅》《说文》《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为网，已共得八卷。止于《释名》《广雅》者，以汉儒训诂之书已尽于此也。旁采则迄于周隋者，以非此不足尽转注之变。又录及《释文》者，以陆元朗此书卒业于隋代也。”以上他解释了辑录此书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唐宋以来学者对转注的错误理解，陈庆镛序中也说：“自后世不得其解说者，遂纷纷误仞，而明杨慎《转注考》一书，穿凿益甚。”此书收录的范围、体例等，他都交待得很清楚。
《六书转注录》在体例上有创新，“首以《尔雅》《说文》《释名》《广雅》《小尔雅》分编类纂”。卷一、卷二为《尔雅》中的转注，卷三为《说文》中的转注，卷四为《说文》与各书中的转注，卷五为《小尔雅》中的转注，卷六为《方言》中的转注，卷七为《释名》中的转注，卷八、卷九、卷十为《广雅》中的转注。全书共十卷，分书编录，条例清晰。辑录详尽完备，将他认为的转注字尽可能收录，如《尔雅》中的转注字：“多，众也，众，多也”，“勤，劳也，劳，勤也”，“绩，勋功也，功，绩成也”，“鲜，寡也，寡，鲜罕也”。
这是洪亮吉“究心小学，潜研数十载”写成的书，倾注了他很多心力，陈庆镛认为是“洵声音训诂文字之要归，而学转注者当以是为圭臬”。虽然他将文字形成之转注，全部用训诂来解释，似乎并不完全恰当，严明认为“其理论上的不圆通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仍不可否认其在训诂学上的价值，相当于是类书，方便后人学习与借鉴。
三、其他经学著作
《比雅》是洪亮吉另一部训诂著作，意在补《尔雅》之缺。《尔雅》收集了我国汉以前的大量古汉语词汇，内容丰富，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是辞书之祖，还被列入《十三经》中，历代研究者颇多，洪亮吉的朋友邵晋涵有《尔雅正义》。《比雅》是洪亮吉晚年在安徽洋川书院讲学时编写的。洪用懃说：“曾大父于嘉庆癸亥年主讲皖南洋川书院，以声音训诂为读书之本，因征引经史汉魏疏注，属辞比事，撰成是编，意在增补《尔雅》之缺漏，以作及门之指归，故悉遵《尔雅》体例，即以《比雅》名篇。”
虽然此书当时是他随手辑录，未及修订，分类未必完全恰当，前后有时重复互见，还曾遭遇火灾，内容也有缺失，但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比雅》在体例上仿《尔雅》，分释诂、释言、释训、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人、释宫、释器、释乐、释舟、释车、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共十卷，内容涉及词汇语言、天文地理、衣食住行、山川天地、草木虫鱼等，可谓包罗万象，在《尔雅》基础上增补了很多内容，有时增补的内容甚至超过了《尔雅》原来所收。他将同类相关的词语放在一起解释，更容易理解区分，如“告上曰告，发下曰诰（《广韵》引旧说）”，“网言为詈，刀詈为罚（《广韵》引元命包）”，“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传》）”，“自贤曰矜，自功曰伐（孔安国《书传》）”，“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管子》）”，“善善为德，恶恶为义（韦昭《国语注》）”，“拱，合两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赵岐《孟子注》，两手曰拱，一手曰把（司马彪《庄子注》）”，“在衣为怀，在手为握（王逸《章句》）”，“背曰负，荷曰担（王逸《章句》，韦昭《国语》注作肩曰担）”。此书保存了许多古汉语的音义及古代文化的丰富内容，归类辑录，方便后人学习比较。
洪亮吉在音韵学上也深有研究，《汉魏音》是其音韵学的专著。他重视音韵学对训诂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古之训诂即声音。……许君为《说文》记字，字各著声，览而易明，斯为至善”。文字有定，而声音无定，一字一音，读之又有轻重缓急，各地风土不同，读音更有很大区别，“夫求汉魏人之训诂，而不求其声音，是谓舍本事末。今《汉魏音》之作，盖欲为守汉魏诸儒训诂之学者设耳。”此书从汉魏经典文本及传注文字等中，摘录出有关的字词，标注古音。他整理古音的目的是为训诂服务的。此书遵从许慎《说文解字》，不录南朝后反切音，他说：“若一以孙炎、沈约以后之音例之，则重读者不能轻，急读者不容缓。……反语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声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韵。而声音之道，有执而不通者焉。……止于魏者，以反语之作始于孙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为断焉。”他反对以反切注音，认为古音的消失正是由于反切注音。所以他像《说文解字》那样，使用汉魏时的“读为”“读若”这样朴素的注音法，这样比较简便，适合古音的标注。不过，反切注音是音韵学上的一大突破，有一定的价值，不能全盘否定，
洪亮吉此书是二十年里逐渐补充编录，当时就受到毕沅、孙星衍等的高度评价。他自己也颇为满意，曾说此书“举昔人读如读若之端，声近声讹之故。自杜郑说经，如苏注史，以迄涿郡之笺阳翟，洨长之疏淮南，靡不毕收，以存故读，盖实据叔言反语之先，为众经通转之助矣。证之君子，或有同心；贻于后人，实非小裨。”洪亮吉此书于音韵、训诂学是有较大贡献的。洪氏还有《宋书音义》，惜已失传。
洪亮吉的经学著作还有《传经表》《通经表》，以列表的方式，梳理“五经”在流传过程中的师承关系。有师承关系的，列入《传经表》，无法确定师承关系的，则按年代列入《通经表》。洪亮吉在《传经表》序中说：“六经权舆于孔子，六经之师亦权舆于孔子。《易》，孔子十五传至刘轶。《尚书》，家学二十一传至孔昱。《诗》，鲁十五传至许晏，毛十六传至贾逵。《春秋》经，左氏十九传至马严，公羊十三传至孙宝，穀梁十一传至侯霸。他若今文《尚书》，伏胜十七传至王肃，齐《诗》，辕固七传至伏恭，韩《诗》，韩婴六传至张就。《礼》，高堂生六传至庆咸。上自春秋，迄于三国，六百年中，父以传子，师以授弟，其耆门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多者著录万六千人，少者亦数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则无闻焉。岂非孔子之学专门授受，逮孙炎、王肃以后，始散绝乎！暇日采缀群书，第其本来，校正伪漏，作《传经表》一卷。其师承无考者，复以《通经表》一卷缀之。而通二经以上至十数经者，咸附录焉。较明朱睦㮮《授经图》、国朝朱彝尊《经义考•承师》所录，详实倍之。盖周秦汉魏经学授受之原，至此乃备也。”洪亮吉的《传经表》《通经表》，搜集经学传授师承关系比较详备，六百年中涉及这么多人，能如此简明清晰地呈现，可见用力之深。
洪亮吉作为史学家，能在考据训诂的同时，用历史的眼光来梳理从春秋到汉魏经学研究的传承脉络，以列表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较为宏观的研究，在当时以具体考据训诂为主的经学研究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其内容的搜集也比前人所作，如朱彝尊《经义考》等详细得多，基本达到“至此乃备”的程度。
《弟子职笺释》是对《弟子职》一书的注释。《弟子职》是类似于后来的《弟子规》之类，是入塾子弟必读的蒙学读物，内容无非是弟子如何尊重老师，如何遵守礼仪，如何做人，如何读书等。此书收录于《管子·杂录》中，相传是管子所作，后学者考证并非管子所作，洪亮吉认为可能因为管子用以教育他的弟子，后来也被塾师所用，他认为将此书列入《孝经》最合适，“附《弟子职》于《孝经》，最得圣人之旨”。洪亮吉入塾也读此书，后随着学问的增加，觉得此书注释简陋，“病唐尹知章注简陋，刘绩补注亦未该洽，因仿汉儒注经之法，一一笺释，俾是书得专行。”
洪亮吉在笺释过程中，完全按照汉儒注经法，逐字逐词，一一用典籍注释，广博征引典籍，并不作自己的解释。如《弟子职》第一句“先生施教，弟子是则”的笺注：“马融《论语注》：‘先生，谓父兄’，包咸注：‘先生，成人也’，赵歧《孟子注》：‘学士年长者，谓之先生’。《汉书集注》：‘施，设也’。《众经音义》引《三苍》：‘教，诲也，效也’，《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卢植《礼记注》：‘教，诗书典籍之训也’。弟子，对父兄而言，郑元《仪礼注》：‘弟子，后生也’，又云：‘弟子，其少者也’。《广雅·释言》：‘是，此也’，高诱《战国策注》：‘是，实也’。《尔雅·释诂》：‘则，法也’，《汉书集注》：‘则，效也’。”这样全部引典籍注，不加阐释，优点是文献丰富，避免主观穿凿，缺点是照搬典籍，缺乏自己的理解。
洪亮吉在经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训诂学，音韵学上的研究，如注汉魏古音也主要是为训诂服务。典籍研究中以《左传》的训诂影响最大，加上他其他的经学著作及论文，让他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堪称一代经学大家。
第二节 精于史学纂方志
在史学方面，他著有史学著作《四史发伏》《西夏国志》，审定《历朝史案》一书，以及系列论史的文章，咏史诗也能反映他的史学观。他在史学上的最大成就还在于他修纂了多部地方志，成为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他精研舆地学，撰写了多部地理志，以补史书之缺。
一、《四史发伏》考据抉疑
洪亮吉在历史学方面的学习研究起步不算早，他自己说，二十岁后始读《史记》《汉书》，后研究陈寿《三国志》，“至《晋书》以后，《明史》以前，不过暇日泛览而已”，所以他的史学研究也大部分集中在“前四史”，清代学者颇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近人称之为“前四史”，研究方法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以考据为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治史，校勘“前四史”文句及注释之讹舛，订正其所载之矛盾或错误，补其遗漏缺失。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眼光独到，反对学究气，重视以史为鉴的作用。洪亮吉的《四史发伏》，即是考证前四史之作，被列入《清史稿·艺文志》“正史类”。
洪玉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作的《四史发伏序》中云：“国朝考据专家自顾、阎两征君后，继起者众，至吾宗稚存先生而学益显。先生未通籍时，文采风流，已有“七子”之目，然尤遽意经史、博极群书，与同时钱竹汀宫詹、同县孙渊如观察诸贤声气应求，折衷同异，以故宏览名物，如登嵩蹑岱；穿贯义理，如导河抉源；而刊讹正伪，则又如扫落叶而拣金于沙也。宜乎煌煌大集，海内风行久已，不胫而走矣。”洪玉珩将洪亮吉、钱大昕、孙星衍列入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顾炎武、清初考据学代表人物阎若璩之后的重要考据学家，对洪亮吉的博极群书、宏览名物、穿贯义理、刊讹正伪大加赞赏。
《四史发伏》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经过详细考证，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中伏而未显的疑讹之处加以发之。他的考证并非毛举细故，而是追求细节的真实。太仓季锡畴云：“世之言考据者，喜毛举细故，自矜其博，而于学实无裨益，桐城姚氏尝深疾之。先生则读书有得，实事求是，其所订正乃精心融贯，穿穴奥微，故确核如兹。曰发伏者，殆以疑讹之端伏而未显，发之匪易，然既有所伏焉可不有以发之，以质诸前人，诏之后人哉。”
如考证《史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洪亮吉云：“以《尚书》前后考之，稷之卒当在夏未禅之先，于五臣为最早”，所以可知司马迁此说“疏处不必远引证佐，始见其妄也”。以《尚书》考证后稷之卒当在夏未禅之前，所以不可能在夏后氏政衰时失官，时间上相距已远，证明司马迁之说之妄。“武王亦答拜。索隐云：‘武王不应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辞耳。’案：迁此言本之逸《周书》。”此处他又为司马迁找出依据，证明太史公并未失辞。有时发挥他地理方面的优势考证，如“为桂林、象郡、南海，案：尚有闽中郡，合前所置三十六郡为四十郡”。以补史之缺。
考证《汉书》，颜师古注《汉书》“攻开封未拔”曰“开封县名属荥阳”，洪亮吉案曰：“师古前后注地理皆举汉志，此云属荥阳盖据见在而言，然考《新唐书·地理》，武德四年徙开封属汴州。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在贞观中安得尚云开封属荥阳乎？依汉地志则应云属河南，依见在则应云属汴州。此注可谓前后失据。”此处洪氏指出颜师古《汉书注》中地理方面的错误。书中指出不同时期地名、归属等方面的错误较多，可见其地理学的深厚功力。
书中也在考证之余对历史做理性的思考评价，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中“建安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洪亮吉云：“任城等进爵至王，尚不过数千户。植此时为侯，户以满万，何怪有夺嫡之疑。”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曹丕忌惮兄弟曹植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曹植作为侯，却邑户满万，有夺嫡之嫌。
《四史发伏》以考据为主，详尽精确，可见其学识渊博，才识过人，且他的考证并非为显示学问，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抉摘疑问，纠误补缺，纠正史书或注文中的错误，补其缺漏，还原历史事件中的细节真实。有时也目光敏锐，总结历史，以史为鉴。正如洪玉珩的《四史发伏序》中云：“先生高义劲节，昭然天下，国史具在，岂藉区区考据以传？然而详赡精确，足以扩学者之心胸，俾晰疑而祛蔽，有不徒为四史功臣者。”
洪亮吉写了许多咏史诗、读史诗以及史事题材的《拟两晋南北史乐府》《唐宋小乐府》等，也反映了他非凡的史学观。如《读史六十四首》中的二首：“大九州藏小九州，大瀛州外水仍流。九州各有开天圣，迭拄乾坤到尽头。”“何须刻意别灵顽，物物同生宇宙间。各有出奇争胜处，翼填东海擘开山。”这些都反映了他不同凡响的史学观，体现他作为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二、纂修方志成就卓著
方志是记述一个地方情况的史志。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鲁《春秋》比附今著，实为鲁之方志。明以前方志不多，到了清朝，清康熙十一年（1672）曾诏谕各郡县分辑志书，但编成仍不多，精品尤少。雍正七年（1729），因修《大清一统志》，需要各省志作资料，遂诏谕各地修志，又颁布了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有了朝廷的提倡和法令，各地地方官都比较重视纂修方志，纷纷延聘知名学者修志，掀起了一个修志的热潮。梁启超说：“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洪亮吉的朋友中就有戴震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蒋士铨修《南昌县志》，王昶修《直隶太仓州志》《青浦县志》，汪中修《广陵通典》，孙星衍修《三水县志》《礼泉县志》，杨芳灿修《灵州志迹》《四川通志》等，洪亮吉是其中修方志数量最多，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
毕沅为陕西巡抚时，重视编纂方志，洪亮吉高中举人后第二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入毕沅幕府，成为撰修方志的重要成员。他于当年即代庄炘修《延安府志》。次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淳化县志》《长武县志》。再次年，洪亮吉与孙星衍合纂《澄城县志》。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调任河南巡抚，洪亮吉随之到开封，继续修志，修纂《固始县志》。次年，又修纂《登封县志》《怀庆府志》。从伊犁归里后，于嘉庆十一年（1805）主编《泾县志》，次年又纂修《宁国府志》，另据《洪北江先生年谱》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受常州知府李廷敬之延，修《常州府志》，加上有记载而未见书的《西夏志》，一共修地方志达十一部之多，比清代方志学大家章学诚还多两部，是清代修方志最多的学者之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精品，如《泾县志》就是公认的精品之作。
洪亮吉方志方面的观点与章学诚有较大的分歧，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章学诚创新志书体例，主张多记载近事，厚今薄古，以正史的要求来规范方志的纂修，被称之为历史派或史志学派，形成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洪亮吉则认为方志要厘清历史地理沿革，重视考据辩伪，被称之为地理派或考据学派。其实根据他们修方志的实践，两人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各有侧重而已，洪亮吉也重以史律志，毕沅说他：“精于史学，所修州县志，皆一以史例编之。”洪氏在方志体例上也有创新，内容上也非完全厚古薄今，也有对近事的记载。在各地修志实践中，洪亮吉的修志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仿效，产生较大影响。洪亮吉修方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地理沿革、考据辨误
洪亮吉主张方志中应详略得当，认为方志是舆地之书，原始方志不过记载一方地理沿革、城市、厄塞等，后世加进一些人文的内容，并且比重越来越大。所以他认为地理内容应是方志之“本”，而人文内容是“末”。他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等是也。”。还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认为修方志，首要的是要将这一地方的建置变化、地理沿革搞清楚。这一观点与戴震比较接近。我国历史悠久，一地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称纷乱，深为读史者所患。要厘清沿革脉络十分不易，这要求修志者有深厚的历史、地理学识和非凡的考证功力，洪亮吉便是在这些方面有专长的学者。他修的方志均在考订地理沿革方面见功力。如在陕西毕沅府时修纂的《淳化县志》，首先梳理地理沿革，并重视考证。在“秦云阳”条下考证曰：“宋敏求《长安志》：云阳县，汉昭帝置，古有云阳宫，因以为名。今考《汉书·地理志》，云陵县，昭帝置，不言云阳。据《史记·始皇本记》文，似秦时已有云阳县，非汉置矣。敏求盖误以云阳作云陵也。”通过《汉书•地理志》《史记•始皇本记》，考证云阳县并非汉昭帝建置，而是秦时已置，在建置的沿革上追求精确。
他修纂的方志，地理内容均重笔浓墨，旁征博引，有时占一半篇幅之多。他主纂的《泾县志》充分反映了重地理的思想，他在序中云：“又念此县为秦汉所建，地大物博，山则陵阳，盖山水则南江分江故道皆汇于此，人物则汉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鸿之所封也，孙桓王太史子义之所屯驻也，钟、桓两内史之所守城也。其岩壑清峭，道里深邃，实为东南诸县之冠，而钱、郑二《志》并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今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救正之，余则悉仍其旧，惟于水道故城之类，则视旧志较详焉。”《泾县志》三十二卷，就卷数而言，地理内容虽未及半数，但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沿革”包括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城池”包括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邮递等，“山水”包括山丘、河川、陂泽、湖池井泉等，“食货”包括蠲赈、田斌、杂税、户口、瑶役、积贮、盐法、马政、屯田、囚田、物产、兵防等。可见地理内容十分详备。他认为方志中地理方面的舆图疆域不可简，应详加记载，这是后人认识该地方的重要依据。正史中也一样，他编撰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在补史之地理志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洪亮吉不仅自己修志重视沿革，在别人修志时也与人探讨沿革及地理问题，如他在跋《新修庐州府志》后，与太守张祥云探讨庐江郡的地理沿革时说：
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汉庐江郡无江以南地，其证有五：
《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
庐江郡所统之县至十二，无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寻阳县为疑，不知寻阳旧县本在江北，晋南渡后，温峤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寻阳县下原注云：“《禹贡》九江在南。”二也。……
今《新志》于首篇沿革下言“汉初为淮南国，统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汉时庐江郡，江南之地。”不知于何时割去？数语似未审谛，爰书此以质之。
他针对《新修庐州府志》首篇沿革下“汉时庐江郡，江南之地。”等语，列举五条进行考证，证明汉时庐江郡皆在江北，无江南之地。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他还考证了志书中好几处地名之误，“又阅《新志•山川》下云：‘庐江有冶父山’，云即《左传》桓公十三年楚‘群师所囚’之地。‘巢县东三十里有梅山’，云即《左传》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迹》下‘府城同食馆’云即《左传》文公十六年‘自庐以往，振廪同食’之处。以迄无为州之有汉阴陵故城，庐江县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误自昔人者也。《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慎县，故城在今颍州颍上县西北。至合肥之有慎，系东晋侨立，今以为东晋分逡遒县置。又慎县，宋绍兴三十二年避讳改为梁，是宋之梁即晋之慎，今列作二处，是又今日之未及订正者也。其尚有漏略者，如巢县西北有橐皋故城，又有侨蕲县故城之类是矣。”他考证多种史籍，一一指出地名及沿革变化，有的误自古人，有的因是东晋侨县，虽同名而异地，有的是后因避讳改名，虽异名实一地。如此可见其不凡的功力和严谨细致的态度。他还在《新修镇远府志序》中列举六条，考证牂柯郡之所在。这样的考证，在他自己所修的方志中比比皆是。
洪亮吉在修志中重沿革，重地理，厘清舆图疆域，注重考据，纠正了明代以来修纂方志的粗简之弊，增加了方志的准确度与可信度。这一方法对后代修方志影响很大，地理沿革及考辨，几乎是以后方志必备的内容。
2. 因循而不守旧
洪亮吉主张“贵因而不贵创”，但又能灵活创新。他在《泾县志序》中说：“盖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在体例和内容上，前志好的方面应该继承，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提高修志的质量。
在修志体例方面，洪亮吉与章学诚有过一次争论，洪亮吉将自己编撰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给章学诚看并征求意见，章学诚对体例提出反对意见。洪氏是按《一统志》的体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州县，而章氏则认为应以总督巡抚分隶州县，两人互不相让，各有理由。洪亮吉坚持以布政使司分隶州县，是按旧例，认为汉、唐、宋、元、明凡代志书均是此例，“督抚自明成化以后，虽已有定员，然其名则钦命也，其所握则关防也，固非可名之为守土之官者也。且汉以刺史统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则大书郡名，而下注云属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节度观察使辖诸州，而《开元志》《元和志》《新、旧唐书·地志》皆以十道为率，不以每节度每观察所辖为准也。宋亦设节度防御团练等使以辖诸州，而二十三路，则专以转运使所属为定。转运使之职，与今布政使司无异也。又本朝《皇舆表》《一统志》皆各书某布政司，而不书督抚，是又志府厅州县者所当效法耳。考之于古，则班固、贾耽、李吉甫、王存、乐史如彼；证之于今，则《皇舆表》《一统志》又如此，何必别翻新例，以紊旧法乎？”洪亮吉坚持以布政使司分隶州县，即循以往旧制及当朝《一统志》体例，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在内容上，洪亮吉也主张继承前志中优秀的部分，他说：“夫宋敏求《长安志》《洛阳志》何以善？以《三辅黄图》《三辅旧事》《洛阳宫殿簿》《西京记》《洛阳记》，以迄唐韦述《两京记》《两京道里记》等导其先也。范成大《吴郡志》何以亦善？以《吴越春秋》《吴会记》、张勃《吴地志》导其先也。然则前志之善者，非后志之所当奉行不失乎？”他用事实说明，历史上好的志，均在前志的基础上达到这个高度。他在修志实践中也遵循这一点，修《淳化县志》时，以汉《三辅黄图》、唐韦述《关中记》、宋宋敏求《长安志》等为准绳，“一准昔贤”。修《泾县志》时，也借鉴明宣德、成化、嘉靖《三志》，前志中有些内容条理之详、搜采之允，迥非后来者所能及，悉数录入。对前志中失之简略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订正。
洪亮吉因循而不守旧，主张承前志之善，又并非一味泥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时有创新。较早编的《淳化县志》在体例上基本循旧例，有土地记、山川记、大事记、道里记、户口记、风土记、祠庙记、冢墓记、宫殿簿、会计簿、学校志、衙署志、职官志、登科志、士女志、金石略、词赋略、序略十八卷。之后修的《固始县志》，则根据固始县河流众多的特点，增加了“水利”一章，并首列图表，记载县域内河流的流向及分流情况，且详细记录主要河流上的水利设施。将水利专列一卷，就是洪亮吉的大胆创新。后来撰写《登封县志》体例上又有创新。登封县位于中州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县域内还有著名的嵩山，又多名刹、题碑等。凡有名山大川在域内的，修志尤其不容易。毕沅就说：“撰一方之志难，撰一方之志而有名山大川在其境者尤难，非有郦善长之博虚，李忠懿之严整，勿能善也。”洪亮吉凭借其深厚的学养，知难而上，充分围绕其山川地理等特点来修志。在传统的体例上，又增加皇德、舆图、伽蓝、名胜、物产、逸人、高僧、丽藻、杂录等。这些都体现了洪氏编志的灵活性，因循而不守旧，时有创新，能显示地方特色。
3. 信载籍而不信传闻
洪亮吉说：“前志之误，惟信传闻，不稽载籍。”他将前志之误的重要原因，归结为惟信传闻，不稽载籍，缺乏可信度。洪亮吉作为著名的乾嘉考据学者，在修方志时重考据，考据要求言必有据，所以他修志重视古代史籍记载，认为古地志保存了不少该地史实材料，后世修志可征引。他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伪以传伪，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传闻、人才之类不可滥收，不然会出现把别的地方的名人硬拉到本县来的现象。他认为明以后修的方志都有这样的问题。《泾县志》凡例中说:“人物一门，历史有专传、附传者，即据史文录入，无则采《一统志》《江南通志》、旧府旧县志名人记载，近时则据采访册，以明述而不作之意。”他主张方志中记载的人物，也要据史录入，近时人物无史记载，则根据采访册，反正要有依据，不可滥收。人物除烈女一门，其余各门人物等有定论后才登，不录在世者。这都体现了他信载籍不信传闻的严谨态度。
关于“不信传闻”之说，要客观评价。传闻无史料记载，真假混淆、虚实难辨，如不加辨别录入方志，容易导致以讹传讹，从而降低志书的质量。“不信传闻”确实可以提高方志的“信史”性质，增加真实性。但是，正如正史未必完全真实，传闻也未必都是假的，并非全无价值，传闻中也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如地方风俗、风土人情、社会经济资料，以及地方人士的文学作品、歌谣谚语等，还有一些是正史未必收，但却能反映下层社会真实生存状态的实录材料，在下层民众口耳相传中得以保存，这些正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珍贵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如一律不录，便与正史、一统志无异，对地方志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不能体现出地方特色。
其实，洪亮吉在编志过程中也没有完全做到“不信传闻”，还是在详加甄别的基础上，收录了部分传闻。如《登封县志》有杂录一卷，洪亮吉在叙录中云：“原化抱朴，刘根吴筠，爰采逸说，以广旧闻。”杂录卷收录的是《抱朴子》《世说新语》《汉武帝外传》《刘根别传》《原化记》《酉阳杂俎》《龙成录》《太平广记》《报应录》等神仙道佛、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有关嵩山的奇闻逸事，完全是“传闻”，但这部分内容却生动传神，增加了嵩山的神奇色彩，是嵩山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登封县志》从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九卷为丽藻录，有五卷之多，篇幅很大，是历代与嵩山有关的诏诰、序跋、传记、诗词歌赋等，很有价值。《泾县志》有词赋三卷，收录唐宋以来宦寓诸贤诗、本县诸贤诗，留下许多对泾县名胜的歌咏，其中不乏佳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洪氏虽然收录了词赋三卷，却认为这些骈俪之语对道里之远近、古今之沿革并无影响，担心旧志已录入而新志尽削之，县之人会群起而哗。他收录词赋三卷的目的，是认为有助于山川园林，可见其出发点仍以地理为中心。
综观洪亮吉的修志理论与修志实践，他的理论代表的是地理派或考据学派，他的修志实践虽与其理论大致吻合，但有时也有突破，总体来说，留下了可见的九部方志，体例清晰，语言简洁，详略得当，实践成就比理论成就更大。梁启超高度肯定洪亮吉等人的方志，认为“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这些方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其中《泾县志》《淳化志》《长武志》三志，“皆其最表表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鉴于清代方志的成就，梁启超说：“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第三节 地理水利见功力
我国的地理学，最早是历史的附庸，《汉书·地理志》是最早创设的地理志，后在方志中被逐渐重视，得到发展。梁启超对清代地理学有过这样的总结：“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厄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洪亮吉的地理学成就主要是历史地理学，但他也有对山川形势的记载，有一定经世致用的精神。另外，他的《遣戍伊犁日记》《天山客话》，涉及西北的地理及风俗人情，已脱离了历史学，于文学描写或客观记载中，涉及许多边疆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内容。
洪亮吉是清中叶地理学研究成就卓著的学者，他说“余好地理之学”，袁枚也说他“于史精地理”，他的地理学著作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贵州水道考》，另外他在纂修方志中注重地理之学，取得出色的成绩，还有一些论文杂记如《与钱少詹论地理书》等，散见于文集。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是洪亮吉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毕沅幕府时开始编撰，直到嘉庆初年才完成，历时多年，颇费心力，编成共五十卷，可谓巨著。清代开疆拓土，国土疆域辽阔，此时统治者便想将这版图载入史册，大清《一统志》便应运而生。乾隆四十九年（1784）新版的《一统志》又增加了篇幅，达到五百卷，卷帙浩繁，藏于“内府”，流传、查阅均十分不易，基本束之高阁。洪亮吉撰此书的初衷，就是要将《一统志》中的地理志流传普及，真正用起来。他在序文中说：“我国家膺图百年，辟地三万，东西视日，过无雷咸镜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孙之外。光于唐汉，远过殷周。然而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洪亮吉认为他身逢盛世，又得功名，加上他“九州历八，亲探禹穴之书；四部窥全，曾写兰台之字，粗知湛浊，稍别方舆”，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项艰巨的工作。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卷一为京师（顺天府）、兴京（今辽宁新宾）、盛京（奉天府），所谓“统以三京”，卷二至卷四十八为十九个布政使司所辖府、厅、州、县，次序是直隶、江宁、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卷四十九为牧场、外藩，新疆、西藏、蒙古等，卷五十为“朝贡”诸国，包括朝鲜、琉球、日本、苏禄、安南、南掌、缅甸、文莱等，以及通商的荷兰、佛郎机（西班牙）、意达里亚（意大利）、英吉利、俄罗斯等国。
梁启超曾说：“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则《一统志》之节本，稍便翻览而已。”其实洪亮吉此书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只是个节本，而是有他自己的独创之处。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的编写原则，洪亮吉在序中说得很清楚，“道里之数，一准近图。户口所凭，要于今册。故城旧县，有则必书。凿岭开渠，远而必录。此则遵彼良规，无容改作。至若金牛圣渚，因水利而登编，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录。外此，则畸人逸士，昔贤前圣之遗迹，概不列焉。五岳四渎，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图宫观不与焉。帝升王降，弓剑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详其地。外此，即圣贤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驻必详，则班生记都尉治所之意；邮亭镇堡，随方亦录，则马彪载郡国乡聚之遗。五金利用，标所出之山；近监便民，记置场之所。水道，则据今时出入，而缀以故名。陂塘，则记历代废兴，而并详创始。形势所在，非可空言；战争之区，因事附录。又名之可合于《禹贡》，益名班书、《左传》者，疑则或阙，征则必书。”从这段文字可知，洪氏在户口、道里、物产这些有些内容上“遵彼良规”，删掉了涉及畸人逸士、昔贤前圣之遗迹、浮图宫观、圣贤冢墓这些人文的内容，舆图地理方面的内容却比《一统志》要详细得多，涉及水利、山陵，如水道、陂塘等，均详细记载。“疑则或阙，征则必书”是其一贯的严谨作风。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在各省先概要，然后是全图，之后是建置。在建置方面，更为详备，各县列出镇堡驻驿，详细到集镇一级。如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条下：“有奔牛、青城、阜通三镇。巡检二，驻奔牛及小河。”“阳湖县”：“有横林一镇，巡检驻马迹山”，嘉兴府“嘉兴县”：“有水驿一，王店一镇”。武进、阳湖是洪亮吉的家乡他自然熟悉，难得的是全国所有县都能详细到镇一级，这需要查阅大量文献，甚至要实地勘查，实在不易做到，这是比《一统志》完备的地方。
建置之后即是众水归合表，记载省内主要河流、湖泊的流向，在各县又标明主要河流的古今变化情况，这些是《一统志》没有的，是洪亮吉的独创。他曾说：“域中最要者山川，然山形则亘古不变，水道则时有迁徙。故水之源委疏记独详。图所不能尽者，兼以表缀之。”水道时有迁徙，且水道名称在不同年代、流经不同地域均有变化，一一梳理，详加记载十分不易。如他对金沙江的源头、流向、不同的名称等有如下记载：“金沙江源出卫之喇萨西北八百余里，东北流九百余里，转东南流八百余里，入喀木境，名赖楚河，又南流少西八百余里，名巴楚河，又转东南流六百余里入云南。”所以此图志在山川水道方面比《一统志》要详实得多。还有一些重要关隘等古今要害之处，也都一一记载。《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也有一些内容是考证辨误的，也是有细节真实的价值。正如于宗林所言，“余学而读之，而知先生此书非仅考镜今古，厘析中外，实先生经世之志所寓也。”所以《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只是《一统志》的节本，而是有超越《一统志》的独特的地理学价值，可以说是为《一统志》增补地理志，也是洪亮吉经世之志的体现。
洪亮吉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正史补地理志，他的《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都是这方面的出色著作。
“史莫难于志，而志地理尤难”。洪亮吉一向认为地理志不可缺，他说：“陈寿《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然如天文、五行之类略备，沈约《宋书》皆可不补。其尤要而不可缺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经所补，全录《晋书·地理志》，本文即见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三国志》无地理志，在洪亮吉看来是很大的缺憾，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写完《四史发伏》后，就有志于补志，留心收集资料着手裒辑两年，中间因有诸多困难一度中断。《三国志》无地理志，后来补写者必须从零开始，前无所承，一片空白，《三国志》记郡而不书县，且一境有时南北并存、魏吴互异，唐初修的《晋书》于地理志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错过半，很难作为依据，三国的管辖范围、州郡之号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之前的地理志都无法厘清这一段。谈到沿革，往往从汉到晋，中间跳过三国不书，以前有些地理方面的资料因年代久远而难以见到，当时能参考的也不过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五六种。以上种种，洪亮吉归纳了“十难”，可见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其他学者如钱大昕、严长明也曾想做，但因困难太多而中止，洪亮吉可谓迎难而上，披沙拣金，钩沉稽古，完成了这部著作，补上了三国的地理志这一空缺。
《补三国疆域志》仿《宋书·州郡志》之体例，“而于扼要之地、争斗之区可考者，附见郡县下，参用《郡国志》例焉。其郡之未经分割者，置县次第，准《郡国志》为多，或已分割及废而复置者，则先后类从晋志。要在有补原书，而不汩其实，此裒辑之意也。”卷上记魏疆域的十三州，即司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凉州、秦州、冀州、幽州、并州、雍州、荆州、扬州，卷下分别记蜀疆域益州，吴疆域的扬州、荆州、交州、广州。州下列出县，并考据纠误，如“汝南郡汉置魏领县十三”下，“新息，汉旧县。沈志汝南郡有南新息、北新息，俱云汉旧县，今考二汉，只一新息县，《晋·地理志》亦同南北之名，当属江左及宋初分置，沈志不能详何时所分而概云汉旧，似微误。”这些考证充分体现作者历史、地理知识的丰富。而且可考的“扼要之地、争斗之区”，也一一附记于郡县下，确实做到了“补原书，而不汩其实”。
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写成，引起当时许多同道之人的关注，严长明、吴兰庭、钱坫、孙星衍为其写序。严长明称赞他：“淹贯经籍，有郦善长之博虚，有刘子元之殚洽……至于明得失之故，鉴兴替之繇，本之以广学流，申之以赞宏业，世有宏通博达如杜君卿、王厚斋者，定知其所以然也。”将他与郦道元、刘子元相提并论，并认为此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还在于总结历史兴替得失之经验，给人以启发。吴兰庭认为此书为“搜抉联缀，于以究晋宋书志之未备，而正其伪失，足为读史者所不可无之书矣”。钱坫赞叹他能将《三国志》纪传与郦道远《水经注》互证，孙星衍称之为“诚奇著矣”，钱大昕也“叹其奇绝”。但《补三国疆域志》也有不足之处，病在无图，光绪间武进谢钟英在洪亮吉志书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国疆域志补注》，补充了绘图，使之更加完善。
《东晋疆域志》是洪亮吉为补《晋书·地理志》而作的。洪亮吉在序文中云：“历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则惟晋史《地理志》乎？其为志也，惟详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后，仅掇数语，又不能据《太康地志》《元康定户》等书，以为准则。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与王隐《地道》先后不同；湘广之分，与沈约《宋书》多寡互异。其志郡也，北海则一方全脱，济岷则两县无征。其志县也，巴东无汉丰，梁国无西华，既异晋初之疆理；荥阳有阳武，南郡有监利，又非江左之舆图。”《晋书•地理志》详西晋而略东晋，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非常简略，仅寥寥数语，所以只可称西晋地理志，况且其中脱漏、谬误很多，侨置郡县不加区别，混淆不清。所以，《东晋疆域志》不可不作。然而撰写此志又谈何容易，钱大昕认为“有四难”，即实土之广狭无常，侨土郡县之名目多复，纪传之事迹不完，《晋书·地理志》之纰漏难信。虽然洪亮吉精于史地之学，撰《补三国疆域志》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他还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此书。他以《晋书》纪传为主，详求沈约《晋书》《宋书》，辅以魏收《魏书》，外加参考《太康地志》《元康定户》，以及王隐、虞预、臧荣绪、谢灵运、孙盛、干宝、郦道元、李吉甫、乐史、祝穆等人仅存的著作，旁搜杂录，间采方书，而成此志，可谓十分不易。正如他自己所言：“及于山川邑里，乡堡聚落，台殿宫阁，园林家墓者，非特仿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晋以来，陆机、华延俊等数十辈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说见他书者，惧其复归沦没，爰为采掇之，悉著于编，庶藉群贤之简牍，成一代之掌故焉。”看来他自己对此志也比较满意。
钱大昕深知补志之不易，唐初去晋不远，尚且有那么多疏漏和错误，而洪亮吉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讵非大快事哉。稚存少而好游，九州之广，足迹几遍，胸罗全史，加以目验，故能博且精若此。”这确实让人惊叹，他还说“读之益叹其才大而思精，诚史家不可少之书也”。此书史料搜罗丰富，考辨谨慎严谨，加之实地勘查，下了很大功夫。得到钱大昕的高度肯定，更奠定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
洪亮吉完成了上述两种疆域志，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也增加了他的信心，意犹未尽的他一鼓作气，撰写《十六国疆域志》，与《东晋疆域志》相辅而行。然而《十六国疆域志》之难，更难于东晋。洪亮吉在《十六国疆域志序》中罗列了十难：一是十六国时间都很短，有的数十年，有的只有十数年，且疆域、建置杂乱难理。二是依据少，崔鸿有《十六国春秋》流行，但此书怀疑是明代人所辑，不足为依据，《太平御览》《晋书·载记》均很简略，可依据者少。三是可搜采的书籍少，有些见于隋唐《经籍志》的书，如常璩《汉之书》十卷（《旧唐书》作《蜀李书》九卷）、田融《赵书》十卷等（《旧唐书》作《赵石记》二十卷）等，南宋时均渐次散失，是以可搜采者尽亡。四是即使有散见于诸书中的史料却相互矛盾者很多，如此等等不一一列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一一克服困难，最终完成此书。
《十六国疆域志》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前凉、西凉、北凉、后凉、南凉、后燕、南燕、北燕、西秦、夏国十六国，每国一卷，共十六卷。“其附书山川宫阁，一如东晋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龟龙等书之仅存者，并一一录入之。非广异闻，亦所以存故事也。”在体例上与《东晋疆域志》相同，关注州县内的山川宫阁，因可以依据的书籍少，所以能见之史料尽量收全。当然这样做也有弊端，就是导致材料上芜杂，一些神怪灵异的传闻也都收录在内。
上述三种疆域志，在可依据之资料极度贫乏，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收集详备，严加审辨，钩索补缀，将群雄割据、动荡变迁的时代厘清其疆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不仅有助于读史，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确实是蔚为大观，功不可没。梁启超对这三种疆域志，以及洪亮吉儿子洪��孙的《补梁疆域志》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皆称善本焉”。“如洪北江、刘孟瞻之数种补疆域志，所述者为群雄割据、疆场屡迁的时代，能苦心钩稽，按年月以考其疆界，正其异名……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
洪亮吉于地理特别重视水利，特别关注江河湖海，水道变迁等。一是山川为方志、地理志很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河流水道改道变迁复杂，志书往往简略或错误，二是水利关乎百姓的生存大计，百姓靠天吃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江河安澜，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洪亮吉在前往贵州的途中，行至河北磁州，看到水患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河流有的枯竭，有的泛滥，他写下诗句：“十里一驿楼，三里一堡房。涂皆列五轨，杨柳疏成行。持较江以南，地力殊太荒。行者色苦饥，居者无余粮。冈原何高低，土脉郁不扬。洺水既已微，滏流庶汤汤。欲着水利书，俾引清浊漳。越俎倘代谋，何人宦兹方。”他一向关心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看到这里与富庶的江南无法相比，因为地力太荒，以至于百姓生活贫困，造成土地贫瘠，并且容易形成旱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田水利没有做好，田地高的高，低的低，水脉不通。他本想写一本水利的书，建议疏通水道，引水灌溉，但当时要南下贵州，无暇顾及这里，希望这里的地方官来做这些造福百姓的事。到了贵州，他终于有机会考察水道了。他在去贵州的途中一路关注河流水道，任贵州学政期间，利用去各州府岁试考核生员的机会，考察大小水道，如他沿白水河考察溯源，记载流向、流量等，同时还为白水河的美景所吸引，写下了《白水河赞》。历时两年，写成了《贵州水道考》三卷。
贵州有巨川数十条，班固《汉书》、司马彪《续汉志》、郭璞《山经》、郦道元《水经注》等都有记述，但唐宋以后再无提及。他发现贵州的大河都在崇山峻岭中，不像东南的河流会经常改道，但河流流经不同的地方，会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一水则随地易名，有至十数名不止者，何怪乎撰方志、询土俗者之转转承讹，无一可依据乎！其间即有思矫其弊，如郭子章之《黔记》、田雯之《黔书》，而横据胸臆，不寻源流，则其失亦与方志之俚鄙者等。”同一条河甚至有十数个名字，所以方志等书中常以讹传讹，没有一个准确的依据，《黔记》《黔书》也有许多错误，所以他便来做河流的梳理考证的工作。
他在序言中说：“余以壬子冬，奉命视学此方，轺车所至，类皆沿源溯流，证以昔闻，加之目验，既不信今，亦不泥古，两年于兹，撰成《贵州水道考》三卷。”他以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考察贵州水利，既查找资料旧闻，又佐以实地考察，每遇河流必亲自溯源，沿河考证，清楚地记述每一条河流的起源、流经、流入，以及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等。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顾道路绝远，山高路险，大半为苗民所居，且当时已有苗民起义，还曾发生过汉族官员被苗民所杀的事件，局势并非太平，在如此情况下，他依然能冒险考察水道，可以说，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不能做到的。“余适以其时持节，得遍列十二府（惟铜仁府未至）州县，即水道之迂入苗寨中，不获亲履其地者，皆细询土人，得其曲折，证之《水经》、地志等书，无不吻合，宁非一快事哉。”他是以生命在做研究，唯求确实，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他以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去考证，纠正了不少前书中的错误。如“延江水考”中，他考证确定，乌江即为延江。写道：“《水道提纲》既不知乌江即延江，而黄宗羲《今水经》、田雯《黔书》，又皆以乌江为即牂柯江，不知牂柯江乃南流之广西泗城府合为左、右江者，里隔数千，源流迥别，则又不足置辨矣。”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他一共考证了“经流”七条，即河流直达江海的；“大水”八条，即在贵州境内汇入数十条小河然后流入经流的；“中水”一百八十一条；“小水”一百五十二条，可见考察非常详备。他将这些河流的考证分为三卷，卷上为由湖南入江的河流，卷中为由四川入江的，卷下为由广西至广东入海的，条分缕析，非常清楚，留下了很珍贵的水利资料，对贵州水利影响巨大。
洪亮吉在疆域志、方志中都很重视水道，疆域志中江河湖泊的记载尽量详细。《固始县志》中，因固始县河流众多，他大胆创新，专门增加了“水利”一章，记载河流的流向及分流情况，并详细记录主要河流上各种坝、塘、闸等大小水利设施，甚至还收录了当地人讨论这些水利设施的文章多篇，对当地的水利建设、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保留了很珍贵的资料。在修《泾县志》时，他写了三篇《论泾县水道》给赵绍祖、吴台等纂修者，考订讨论泾县水道的问题。遇到水利方面的问题，他还谦虚地向前辈同道学习商讨，如他在《复钱少詹书》中专门与钱大昕请教讨论水道问题。还撰写《分江水考》，详细考证分江水的起源、流向、长度等，纠正了史籍中的一些讹误。洪亮吉在水利上的研究很深，可以说是一位出色的水利学家。
洪亮吉在天文方面也有研究，他的《毛诗天文考》，《比雅》中的《释天》《释地》等篇，均涉及天文学研究。《毛诗天文考》是根据史籍对《毛诗》中的日蚀、月蚀、星座、星象等天文现象进行考辨，纠前人的疏漏之处，以科学的精神来解释天文现象，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毛诗天文考》被收入《广雅丛书》，《洪北江全集》未收。
洪亮吉在历史、方志、地理、水利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博学而明辨，重考据，加上实地勘查，阙疑而慎言，遇有疑问除查阅文献、实地勘查外，还与同道讨论请教，如前后三次与钱大昕书信讨论地理问题，留下三篇《与钱少詹论地理书》及《复钱少詹书》。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应为后世所效法。
第四节 人口生态论超前
洪亮吉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闪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意言》二十篇及部分诗文中。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提倡无神论，认为鬼神生于人心，反对命由天定的宿命论以及因果报应之说，但又能正确看待宗教鬼神的社会教化功能，能超脱地看待生死，看待祸福，有着朴素的辩证思想。他具有理性的生命意识，能正确看待大自然中的生命，他关注现实，注重国计民生，对清谈之风大加鞭挞。在经济思想方面，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反对铺张浪费和寺庙累民。防止人口快速增长的言论，最具远见卓识。在伦理思想方面，他始终有着强烈的儒家正统道德意识，对朝廷忠，对母亲孝，对子女注重家风的传承与教育，对朋友重情重义，为人真诚，勤奋刻苦，刚正不阿，他至情至性，有着难得的赤子之心。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大胆尖锐地批评朝政腐败、地方官的贪腐、胥吏的欺诈，甚至认为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等是官逼民反。这些思想在当时直至现在，进步性都是很明显的。严明在《洪亮吉评传》中对洪亮吉的思想有系统论述，笔者在论述他的生平时也有涉及，这里就不面面俱到，仅就其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口论及生态观谈谈看法。
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水平也较高。许多学者如周源和、蒋新贵等，将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与英国马尔萨斯相提并论，并认为比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提出还早五年，所以也有人将洪亮吉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意言》中的《治平篇》《生计篇》中，最早进入大家的视线并引起关注，是1926年张荫麟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上发表了《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首次将其与马尔萨斯联系在一起。
洪亮吉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对民生的担忧，首先提出的是人口增长过速，而物质资源增长较慢的问题，他说：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
为了说明问题，他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人家为例，计算其几代的人口增长，直观地证明人口六十年增十倍、百年百数十年不止增二十倍的增长速度。户与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屋与田则不过增一倍，最多三倍五倍，所以“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以一户为例，说明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房屋田地等生活生产资料则增长缓慢，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物质资源的不足，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清朝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太平盛世，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已被许多有识之士关注，乾隆皇帝本人也十分担忧。如法式善在其《陶庐杂录》中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谕：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乾隆皇帝已充分认识到承平日久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他通过开疆拓土，增加耕地面积，使民开垦边外土地，以增加百姓的生活生产资料，还戒奢靡之风，倡导俭朴生活方式，惜物力而尽地利，以表达他爱养黎元之意。这里的数据也证明洪亮吉对人口增速的推测是正确的，他所关注的人口问题也是当时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物质资源不足的同时，洪亮吉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如土地兼并，贫富不均。他说：“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本来已不足的土地，又大量集中到个别富有的地主手里，使无田无房的人更多，饿殍遍野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人口快速增长，势必造成供需矛盾加剧，带来物价的上涨。他又以具体例子来分析，“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布五丈，为钱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养十人。”五十年前，一人劳动可以轻松养活十个人。这些人员构成中，有士农工商的四民，“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佣书授徒以易食者也。”而现在人口快速增长以后，需要养活的人不止十倍于前，而田地等增长很慢。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
人口快速增长，而生活生产资料增长缓慢，有限的物资要供给更多的人，就会造成供不应求，物价自然上涨。这样的分析十分合理，又有事实依据，虽然清廷采取多种调节措施，使粮价保持相对稳定，但物价上涨情况与洪氏的推测也大致相近。
除此之外，百姓还要养活许多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一是官吏，二是僧众。他分析说：“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织，其仰食于民也无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则万家之邑亦嚣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即官府之营求亦常有数，而胥吏则所谓无厌者也。”胥吏数量众多，不参加耕种，仰食于民，而且营私舞弊，贪得无厌，所以他说：“吏胥之累民者甚多”。
仰食于民的另一群体，洪氏认为就是僧徒道士。他说：“今率计之，一城之寺庙大率百所，一乡一聚之寺庙大率数十，最少者亦不下七八所。最久者十年一修，暂者不过三四年，又因其制而廓大者十率七八。一所之僧徒道士，大者数百人，次数十人，最少者亦一二人。大率以江南大府而论，一县之辖寺庙至千，一府之辖寺庙至万。寺庙至千，是僧徒道士常十万人也。而其修筑及徒众之费，出于富人之金钱者不过什四，出于小民典衣损食之钱者常什六，是所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也，而使小民用典衣损食之钱以养之，不敢吝惜。夫人情于至亲，望其相助，不过视其所有，十分其一二而已，出于过望矣。而僧徒道士之食小民也，若以为固然，甚者或假祸福以怵之。稍值岁稔，即又借此为募化之资。其徒众也甚闲，僻壤穷乡可以排户而至，遂使小民所夙储以备水旱年歉者，必说法尽出之以为快，故其害最甚。”僧徒道士是洪亮吉最痛恨的群体，认为他们的危害最大最普遍。他们人数众多，且不劳而获，主要依靠小民典衣损食之钱养活，还要假祸福之名骗取小民的钱财，让他们把以备荒年之需的积储都倾囊而出。本身地少民众，又增加此数百万之僧徒道士，使耕夫织妇奉之如父母，尊之如兄长，倾其所有而在所不惜，则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呢。
本来人口过剩，资源短缺，加上还有一些游手好闲者。他说：“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然吾尚计其勤力有业者耳，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社会上必定有一些懒惰、游手好闲之人，随着人口激增，这部分人也数十倍于前，这些流民遇有水旱疾疫，决不会“束手待毙”，为了生存会偷盗抢劫，滋生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底层百姓为生活所迫，必定起来抗争，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几乎都与此有关。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洪亮吉深为百姓忧虑。
认识到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危险，洪亮吉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他认为办法有二：一是天地调剂之法，二是君相调剂之法。
所谓天地调剂法，就是水旱灾荒、流行疾疫等，造成人口的减员，他说：“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这种天地调剂法作用十分有限。那么什么是君相调剂之法呢？ “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君相调剂之法就是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非是开垦荒地，开疆拓土，移民边地，减轻赋税，禁止奢靡，抑制兼并，遇到灾荒，则开仓救济。这些措施其实清廷也一直在做，以缓和社会矛盾，洪亮吉自己也赞同这些措施，并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实施者。他遣戍新疆看到边地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就曾建议将无田地的流民迁到边地去。他赞同降低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灾荒之年他既捐银又亲自参加赈灾。他也反对奢靡浪费，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一人兼百人之衣，一人兼百人之食……一人兼服数世之衣，一日费数岁之食，是我子孙困败狼籍，而衣不得完，食不得充者，我夺之也。”追求奢华的服饰、珍奇的饮食，是子孙后代困败狼籍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提倡节俭。洪亮吉能想到的还有减少胥吏和僧道，增加劳动力。这其实也属于君相调剂法。对于胥吏，洪氏认为胥吏暴如虎，主张“毋宁减之又减”，对于僧道，洪氏认为不可一日而废，“不可不为之限制耳”。洪亮吉是个无神论者，也是反佛的，但他也意识到宗教行之千年，不可一日而废，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的教化威慑作用。他能辩证地看待宗教，这样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理性的。
总而言之，这两种方法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他所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想出更好的限制人口增长的办法。他虽然有仁慈之心，对下层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希望他们能丰衣足食，但他所处的立场也终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尽可能调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平稳发展。但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苛求古人，这是不现实的。
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立场来看，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有现实意义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经历了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现实问题。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考虑到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提出控制人口增长，但我国的计划生育之路可谓一波三折。直到1975年，毛泽东明确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1978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随之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全面进入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20世纪80代中后期，多个城市尤其是农村，生育政策趋向于灵活。但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又会导致人口负增长，带来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导致消费的减少和创新能力的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这些会影响我国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的均衡发展，所以生育限制进一步放开。2000年前后，逐步实施“双独二孩”，即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14年，统一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随后在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又推出了三孩政策，以适应人口形势的发展变化。
步入新的时代，人口战略研究又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人口问题是复杂的，专家认为，“对于确定的现实人口问题需要抱有务实关怀的态度，对于不确定的人口问题要保有乐观主义的精神，积极关注人口动态，严谨务实地分析人口情况，创新性地利用资源解决问题，坚持以人民切身利益为中心。”虽然新中国的人口论较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洪亮吉的生态观思想，也是很超前的。他平等的生命观、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等，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在他的思想中非常了不起。他不仅能理性地看待人的生命，看待人的生死，还能平等客观地看待大自然中的生命，否认天生百物以养人，天地万物以人最贵的论点，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他说：
人谓天生百物，专以养人。不知非也。水之气蒸而为鱼，林之气蒸而为鸟，原隰之气蒸而为虫蛇百兽。如谓天专生以养人，则水之中蛟鳄食人，天生人果以为蛟鳄乎？林麓之中熊罴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罴乎？原隰之内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给虎豹乎？蛟鳄能杀人，而人亦杀蛟鳄，熊罴虎豹能杀人，而人之杀熊罴虎豹者究多于人之为熊罴虎豹所杀，则一言断之曰：不过恃强弱之势、众寡之形耳。蛟鳄之力胜人，则杀人；人之力胜蛟鳄，则杀蛟鳄；熊罴虎豹之势众于人，则杀人；人之势众于熊罴虎豹，则杀熊罴虎豹。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下，人的生命凌驾于所有生灵之上，认为天生百物，专以养人，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为原则，以人类猎杀动物为理所当然。而洪亮吉反对这一论调，他能从自然界熊罴虎豹食人，人也杀熊罴虎豹等类似现象中，总结出并非自然界中所有生灵都为人服务，为人而生，认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生死取决于力量的强弱、势力的众寡，他明显已意识到了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思想有生物进化意识的萌芽，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他也反对说牛羊猪犬鸡等家畜是专为人所生的，生来就是被人吃的命。他说， “天果为人所生，则当使之驯服不扰，甘心为人所食乃可。今牛与羊之角有触人至死者”，如果家畜是为人而生，那么它们就应该甘心为人所食，就不会发生牛羊角触人至死，狗咬人至死的事件。他认为人之气蒸而为虮虱，而虮虱反咬人肌肤，这怎么解释呢？所以他推而言之，“植物无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谓物之性乐为人之食，是亦不然也。”[136]他从动物推理至植物，植物也不是专为人所食者。虽然洪亮吉的这些理论，受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能认识到自然万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的道理，并非专为人所生，既是这样，人类对自然的汲取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每一种生灵都值得尊重。
在关爱动植物生命的理念下，有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他的诗歌《升平四章》所揭露的问题、表达的理念，与其《意言》中的思想是相互补充的，其一云：“升平一百载，众庶多于虱。山侵豺虎居，水夺蛟龙窟。蛟龙犹有海，豺虎何所逸。御之不以理，势必转奔突。强梁或逃窜，老弱遭噬啮。不知六合内，御物固有术。欲人妥厥居，先使兽有穴。物物安其天，人禽庶堪别。”他看到人口的急剧增加，人类侵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而他认为要使人安稳，“先使兽有穴”，“人禽庶堪别”，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区别，应遵循自然法则，天地并不是专为人而存在，人不可能控制一切。植物也一样，他在诗中说：“榆之皮兮，云以疗饥。嗟榆之皮，不足以饱。乌乎！人饥难充木先槁，昨日严霜路旁倒。”“芦之根兮，云以给飨。嗟芦之根，不果人腹。乌乎！芦花茫茫兮空满目，明岁哀鸿欲何宿！”百姓把树皮都吃光了，人没吃饱树先枯死了，把芦根都吃尽了，明年就无芦苇长出，这样做破坏了生态环境，是一个恶性循环，但百姓为了生存，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他的这一思想，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是尊重自然的生态观，在人类欲望不断膨胀的今天，更显示出其超前的意识，并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