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宣欧，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刘学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建设、课程领域的一致性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在生产劳动中广泛应用引发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技术恐慌，其不仅是心理效应，更是对社会关系变革的恐慌。从历史看，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因生产关系和认知局限产生无知性恐慌；机器大工业时代面临被机械或他人替代及身体受损的恐慌；数字工业时代则遭受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新型风险带来的恐慌。当下，人工智能在当代劳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者产生被替代、被隔绝、被剥夺成果的技术恐慌，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下的生产关系畸形。消解技术恐慌，需揭露技术本质，建立科学认同；复原社交情感，回归人际关系；促进个体能力成长，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总而言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变革技术主义的生产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在诞生之初是代指通过计算器系统对人类智慧的模仿以形成的任务群，依托计算机算法、算力的迭代发展，人工智能模仿人的能力已然实现质的飞跃，成为当代生产劳动过程中广泛应用的技术工具或手段。与其他人类工具系统相似，人工智能同样遵循“功能模拟—能力拓展”的进化路径，但是它不仅实现了人类智慧能力的全谱系覆盖，更在复杂决策、模式识别等领域展现出超越单个自然人的认知效能。如《资本论》所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不断地变革着劳动者与工具的关系。随着当代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与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计算机一样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技术时代。然而，如同人类发现火而产生恐惧、崇拜、感激等感性认知一样，在数字经济兴盛的当代社会，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普及也激起了复杂的情感反馈。在数字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以人工智能的面貌呈现，劳动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恐慌当中。这种恐慌不仅是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对“恐怖谷”等心理效应的反应，更是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关系剧烈变化的恐慌。当代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恐慌及其消解路径成为当代技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本研究中的“技术恐慌”特指生产劳动语境下，劳动者因技术变革引发的双重焦虑复合体。其一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即时反应，表现为对新技术工具的生疏感、操作恐惧或短期适应性焦虑情绪，具有个体性、情境性特征；其二为生产关系性恐慌，是劳动者对技术所重构的劳动权力结构、价值分配机制、社会关系形态等根本性变革的深层恐惧，其本质是对劳动异化状态加剧的担忧，即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降格为“资本增殖工具”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恐慌区别于一般性的技术不适，具有历史性、结构性特征，始终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资矛盾相绑定。
一、 近代以来生产劳动中技术恐慌的演变历史
人们在从事劳动生产时对人工智能产生的恐慌，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独属于当代人的社会心理。事实上，一项技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直接接受并相应掌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极大可能是处于除此之外没有能果腹之物的窘境并克服此物恐惧的人。人工智能作为生产技术或工具投入生产，其背后既是新技术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亦是劳动者克服新的技术恐慌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勇敢投入。换言之，想要分析作为生产技术或工具的人工智能对劳动者造成的技术恐慌，就必须回顾并总结近代以来生产劳动中技术恐慌的演变。
诚然，人类文明自石器时代开始便对一切能够便利生存资料生产的材料和工具有着复杂的情感，但随着行业的世袭和分工的阻隔，近代工场手工业出现之前这种对于技术的恐慌大多来源于行业的神秘性和科学的宗教性特征。技术与恐慌相伴而生的历史应当是从科学技术的集体适用与生产领域的普遍分工的双重达成开始的，即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彼时起，人们能够突破旧有习俗的禁锢，在资本的驱使下，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掌握一项专门技术或工具，技术恐慌发生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根据生产劳动的技术应用和组织形式，本文以工场手工业时代为起点，相继论述机器大工业时代、数字工业时代生产劳动中的技术恐慌演变。
（一） 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面对陌生工具和技术的无知性恐慌
当生产组织方式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转向集中的手工工场时，劳动者因工具与技术迭代升级而产生茫然与焦虑。事实上，分工是劳动者能够相对独立使用劳动工具或特定技术并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先决条件，而工场手工业时代让劳动者体验到了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技术“帷幕”。“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会对同属一个资本雇佣下的其他劳动者及其劳动工具感到陌生，由此而来的是职业技术的半公开和半神秘化。早期的工场手工业以及行业工会通过技术保密制度维持“技术隔间”，威尼斯兵工厂的行会保密传统是这一范式的典型。虽然理性与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对过往“技术神秘主义”祛魅，但是这一阶段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依旧创造了独特的“技术隔间”，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掌握一项专门技术或工具。同时，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发展形成技术壁垒，如18世纪英国制针工场的20道工序对应20种专用工具。这一阶段的技术恐慌是由生产关系创设的，是一种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个体认知水平共同制约的无知性恐慌。
（二） 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对高效能技术替代和身体受损的恐慌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机器大工业时代来临。在此阶段，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带来的是技术与工具效能对人的效能的全面超越，劳动的进一步简易化，使个体成为劳动力的门槛变得更低，技术与人结合的“技艺”不再是大工业用工的必需项，劳动者入行不再需要长周期的教学与实习。“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劳动者在机械化生产中变得比之前更焦虑，劳动技能的公开化和技术手段的市场化，使得一切劳动者都如同机械设备中的齿轮一样，具备了随时可以更换的属性。“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劳动工具的技术效能正在全面超越人类劳动能力，劳动力市场呈现“去技能化”趋势。但是，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程度，尽管众多的劳动者被机械设备“淘汰”，但机器大工业仍然需要劳动者作为机械的操作者，他们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一系列类“卢德运动”的运动无效之后，技术恐慌由被机械替代的恐慌转换为被其他更了解机械的劳动者替代的恐慌。除此之外，由于近代机械、化工、电气等技术的不成熟，工厂事故也在工人阶级内部生成了一种害怕自己身体受到损害的技术恐慌。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工业事故率与技术的不成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而身体损伤与经济剥夺的双重恐慌形成叠加效应。
（三） 数字工业时代劳动者对技术复制自身并窥探隐私的恐慌
20世纪末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以及通信技术的变革，让人们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信息技术时代的便利，而后则是数字化设备对生产领域的全面变革。数字工业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商品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如果说机械化的劳动工具解放了体力劳动，那么数字化劳动工具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放了复杂的脑力劳动。数字工业时代带来的是技术或工具对人脑的模仿和学习，并依托技术的外显，实现对人劳动能力的完全复制。自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劳动工具或资料以来，劳动者对生产工具的把握，逐步从对原材料的“输入”转向对信息工具的“操控”，最终转向对“信息”生产过程的“监控”。由此而来的生产关系变革，使得劳动者的同事由人变为“信息处理设备”，而劳动者本身也走向了“去身体化”的过程。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新一轮职业重构中，劳动者的技术恐慌同样存在“替代焦虑—异化感知—风险认知”的三维结构，但其表现形态已从物理性风险转向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新型社会风险。劳动者在此环境中，更容易遗忘自己劳动的事实，技术通过模仿自己而窃取了劳动中的获得感；劳动者对工具的了解远不及工具对劳动者的数据采集，人“赤身裸体”地暴露在自己的劳动工具和掌握的技术面前，孤独和恐慌由此而来，而人工智能则将数字工业时代劳动者的技术恐慌推至顶点。
近代以来生产劳动中技术恐慌的演变轨迹，本质上是技术与劳动在不同生产关系下矛盾运动的历史记录：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生疏性恐慌，源于分工壁垒下劳动技能的半神秘化与资本对技术垄断的初步尝试；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替代与身体伤害恐慌，体现了机械化生产对体力劳动的碾压与资本对劳动力“去技能化”的初次实践；数字工业时代的模仿与窥视恐慌，则预示着技术开始侵入脑力劳动领域，为资本对劳动认知主权的剥夺埋下伏笔。
二、 现代生产劳动中人工智能引发技术恐慌的三重症候与归因
劳动者与技术恐慌的纠缠历史中，不同时代的技术与工具都以不同的样态“试图”阻隔、模仿和取代劳动者，在生产环节中不断创造着不同时代的技术恐慌。当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劳动资料进入生产领域时，成熟的人工智能系统依托其超强的算力，基本能够实现对大多数传统劳动岗位的“解放”，甚至可以实现对其自身的监管、维护和更新。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样一种人造物，能够完美地模拟人的存在，作为一种“非生物孕育的人类”在成熟的行业中成了劳动者的“同事”。在此趋势下，当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时代的通用技术”全面渗透生产劳动过程时，其引发的技术恐慌既继承了历史上技术与劳动对抗的核心矛盾，即资本借助技术强化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又因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的全谱系模拟、对劳动过程的深度重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具体表现为被替代的生存焦虑、被隔绝的关系异化和被侵夺成果的价值危机。
（一） 现代生产劳动中劳动者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技术恐慌
人工智能同《资本论》第一卷中描述的机器体系一样，成为“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但是，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劳动技术与工具已然呈现出“自动化体系”的面貌，它们通过技术的联结，仅保留下最必要的“人工”，“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一旦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资本家对缩短产品个别必要劳动时间的追逐，在过去是追求劳动工具的机械化，而在信息化时代则进阶为追求劳动工具的智能化。“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人工智能一方面作为崭新的“中央自动机”出现了；另一方面将这个组织通过“类人脑”的方式做出了串联的最优解，将原本需要人工操作、监管、审查、维护等生产环节全面覆盖。然而，机器大工业时代机械设备的运用事实上普遍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工人只需要熟练掌握机械运作中的一个操作环节即可；而数字工业时代人工智能则将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要求偏向两个极端，人工智能既极端简化了劳动力的劳动过程，又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保证人的劳动竞争力。
而“无人化生产”似乎又成为人工智能投入生产后的“终局”，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通过向上、向下两个方向让劳动者“出局”。如果说机器大工业时代机械自动化设备带来的失业恐惧是劳动量和标准降低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导致的，那么信息技术时代人工智能设备带来的失业焦虑就赤裸地呈现出“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在制造业中，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正在取代重复性高、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例如，工业机械手开始大面积取代流水线工人，成为智能车间的主力军。但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就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恐慌而言，其本质上不是人对于物的恐慌，而是对资本主义借助人工智能设备所创造出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恐慌。
这种失业恐慌的社会根源，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增殖逻辑尚存所导致的数字技术对人性价值的吞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机器排挤工人”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演变为更隐蔽的剥削机制。算法成为新型的“资本代理人”，它不仅接管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更重构了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关系。资本通过垄断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数据资源，将生产体系改造成“无人工厂”与“数字监工”的复合体；前者通过物理替代消灭低端工种，后者通过算法管理规训高端岗位，使劳动者陷入“被算法定义价值”的新异化状态。
（二） 现代生产劳动中劳动者被人工智能隔绝的技术恐慌
人们越是有足够的能力驾驭人工智能技术，就越是能够通过单人实现某一产品的独立生产，个体的劳动能力借由人工智能而无限放大。无人工厂对劳动者数量的精简，使得处于同一生产链条上的劳动者处于被技术阻隔的孤立状态，他们不再需要直接的对话，一些工作的交接与合作完全可以通过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实现，劳动者被人工智能创造的“帷幕”隔开。在共同的劳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企业中脱离，借助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提供的强大助力，成为产品的独立生产者，这破坏了现代工厂制度要求的协作关系，因为人工智能变成了处于“数字隔间”的独立劳动者的“同事”。这看似是工具和技术的“人化”，实则是劳动者的“去身体化”，劳动者将劳动过程中的感官享受让渡给了人工智能，大脑的思考、语言的沟通、肢体的触感等被人工智能所剥夺，人工智能使劳动变为了一项孤独的过程。显然，这是一个劳动者异化的过程，“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者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成了技术的附庸，人工智能的拟人化与劳动者的机械化是同一个过程。
这种被隔绝的恐慌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新形态的劳动异化，人工智能使生产工具从“死劳动”的中介转变为“活劳动”的模拟体，劳动者从工具的操控者变为算法的协作者，劳动对象化过程出现主客关系倒置。从生产的组织方式而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打破传统工厂制度的“协作网络”，将集体劳动拆解为离散的个体劳动单元，劳动者通过“接口”而非人际互动完成工作衔接，形成“数字隔离”的劳动生态。例如在平台规则与数据推送的双重制约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与消费用户的语言互动变得机械化，过多的情感交流变得“非法”甚至是“浪费”，人工智能将“人—人”的劳动场域改造为“人—智能数字平台—人”的劳动场域；本该存在于服务行业的语言交流被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以固定、简洁的语言模式规避风险并提高效率，而劳动的评价也交由平台中介去收集和反馈，人工智能技术以拟人的方式隔绝了人与人的交流。
从本质上而言，并不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这种孤独感的迸发，而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相对滞后带来了劳动者们既依附又分隔、既自由又孤独的恐慌感。对于这种孤独感，韩炳哲指出人们把自己优化为适配现代技术的模样，身体的虚拟化成为一种普遍现实，身体的失语在数字技术的话语霸权中成为一种孤独的存在。人们不需要再通过“真实情感”去维系生产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人工智能设备在取代一部分真人同事的同时，也剥削了情感交互的真实感。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的广泛应用一定程度上将人身体的情感机能进行迁移，在效率优先的市场原则中，劳动者的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更易产生结构性矛盾。以现代工厂的技术问题处理为例，人工智能的检测与建议指导促进了技术能力的传递，常规的技术故障不再需要依靠与熟练工人的交涉，人与人凭借共同处理技术问题、共同进行技术传递而获得的情感交流变得弥足珍贵。
与此同时，当人们从人工智能陪伴的生产环节中脱离之后，他们获取情感支持的途径仍然受到人工智能的捆绑，对人工智能的生活性依赖延续了来自劳动过程的孤独感。一方面，一些劳动者在劳动生产中形成了对人工智能的任务型依赖，在处理生活问题时仍然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例如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活领域的广泛介入和渗透；另一方面，一些劳动者在与人工智能的长期“合作”中丧失了部分的交际空间、时机和能力，这加剧了其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从而沉溺于数字化娱乐的“信息茧房”当中。
这种孤独恐慌的社会心理根源，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性存在”的系统性解构。当人工智能将劳动场景重构为“人与算法的活动”，传统劳动共同体中孕育的群体认同便被消解为原子化个体的数字漂泊。在泰勒制工厂时代，工人至少能在流水线协作中形成“苦难共享”的阶级意识，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隔间”却让劳动者陷入双重认同危机。他们既无法在算法管理中获得职业尊严，又失去了通过人际协作构建社会身份的渠道，而更深层的心理创伤在于“情感劳动的算法殖民”。“去人性化服务”迫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共同陷入情感表达的异化，人们既无法在劳动中通过真实互动获得情感价值，也无法在消费中体验非功利性的人际联结。
（三） 现代生产劳动中劳动者被人工智能侵夺成果的技术恐慌
在人工智能协助下，简易化劳动带来的劳动者成就感缺失，个体发展和个性的表达呈现出无能感。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亦是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途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带给劳动者的成就感是其他一切活动无法替代的，完整的劳动过程既是一种道德感的建立也是一种个体化的教育。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已然认识到这种劳动的道德约束力：“野蛮人是懒惰的，他同有教化的人的区别在于他只对着面前的事物呆想；其实，实践教育就在于养成做事的习惯和需要。”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人工智能对整体劳动的拆解事实上也是对劳动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拆解，人工智能侵入劳动者本体，让劳动过程的享受被削减，也让劳动成果的归属变模糊，劳动者的技术恐慌表现为成就感缺失的空虚。
在人工智能协助下，许多复杂的劳动任务被分解为简单的步骤。在制造业中，以往工人需要凭借自己的技能和经验来进行操作机器、检查产品质量等多个环节工作。如今，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自动完成质量检测，工人只需按照系统提示进行简单的操作，将材料或产品放入指定位置、精准计算生产时间、对生产流程进行实时监测。然而，这种简化使得劳动者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完成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获得成就感。同时，在人工智能的干预下，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不再需要投入大量的思考和创造力。当代文化产业中，人工智能通过训练和学习已然获得了真人需要长期训练和积累才能掌握的技术和技巧，特别是文字创作与艺术绘制工作，劳动者的个性正在被人工智能所干涉与排斥。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基本的文案框架或图案设计，创作者只需要进行少量的修改就能够完成原来的文化产品。然而，人工智能对劳动过程创造性和艺术感的霸占，致使劳动者在整个工作流程中减少了深度参与感，其从劳动中获得兴趣和进行艺术塑造变得困难。事实上，在社会大分工后，这种“全盘掌握本行手艺”并在“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中“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的经验已然不是所有从业者都能经历的。大量艺术工作者失去艺术成就感，这可以看作是人工智能在现代文化生产中造成的“情感剥夺”。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人工智能涉足更多的文化劳动领域，艺术创作进一步被“文化工业”所侵蚀，可复制的艺术会让现代劳动彻底丧失教育意义和情感价值。例如，在近年来的艺术设计、广告传媒市场中，人工智能绘制与优化图片变得尤为普遍，无论是人工智能对大众主流审美要素的归纳还是平面艺术加工的能力都远超个体从业者，而非从业者对人工智能的驾驭能力与从业者也日益趋同；原本最能彰显劳动个性与创造性的行业也被剥夺了劳动的成就感，甚至形成了劳动技能的壁垒。
这种成就感缺失的社会根源，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将劳动从“目的本身”降格为“资本增殖手段”。在数字劳动时代的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被异化为“去技能化”的剥削工具，它通过拆解完整劳动过程，将“劳动的自主性”转化为“算法指令的服从性”，使劳动者从“创造的主体”沦为“数据流程的节点”。当生产劳动成为一种“拟人化”的程序时，真实劳动者则进一步沦为了可以被技术筛选的标准化“工具”，身份的倒置让劳动创造性被技术程序所堵塞。
三、 消解现代生产劳动中人工智能引发技术恐慌的三重路径
当代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工智能带来技术恐慌表面上是科技发展对个体的反噬，实质上是资本逐利逻辑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畸形。消解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恐慌，就是要改造现有生产关系中技术对劳动过程的拆解和对劳动价值反馈的霸占，从宏观层面而言是要重构技术发展与社会正义的平衡关系，从具体层面来看是要建立人与人工智能的科学认知关系和健康情感关系，而这背后的关键仍然是人的自我成长与群体解放。
（一） 劳动主体意识的建立：从科学认知中建立科学认同
人工智能在现代生产劳动中“扮演”了劳动者的“同事”角色，并以极强的工作效能逐步加深劳动者对其的依赖性，劳动者在对人工智能的依附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排斥中生成了恐慌感。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来看，同“人的依赖性”相一致，“物的依赖性”或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实质上是物对人的统治和人对物的从属。事实上，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人工智能的依附，更不清楚这是技术恐慌的根源之一。从具体来看，大多数劳动者对于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是不理解的，更多的是一种傻瓜模式的应用，甚至仍有一部分劳动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并有可能会被它“淘汰”。因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恐慌的消解，需要从科学认知中建立科学认同，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祛畏”的过程。
其一，要构建分层分类的技术科普体系。技术从来就是具有垄断性的，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技术逻辑的学习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其科普亦变得困难。基于技术的不透明和复杂性，劳动者至少需要在参与人工智能的辅助工作前对技术逻辑有基本了解，才能对劳动过程有完整的把握。从专业性研究来看，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应当将人工智能纳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引导劳动者认识到技术恐慌本质是劳动的异化，是一种缺乏技术理性和自我认同的表征。对学校的通识教育而言，需要通过揭示算法决策的数学本质，让学生群体在进入职业工作前将人工智能从“数字神谕”还原为可理解的符号系统或信息传导媒介，使劳动者既信任人工智能的决策和反馈，又能具备自主反思的独立性。而在社会“大课堂”中，需要人工智能研发者、技术公司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将基础知识的科普工作尽可能大众化,解析算法管理如何从传统工厂流水线延伸至数字空间，让人工智能的算法本质成为一种常识。
其二，要建立认知赋能的互动生态。这种互动生态的构建同样需要整合社会力量，从法律、制度层面到基层劳动管理形成技术信息反馈和互动。而从制度与立法层面而言，可以参照欧盟《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进一步要求企业和政府向社会公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度以及对劳动者的影响报告，要求企业在招聘和培训中为劳动者提供相应信息。而在社会组织层面，可组成人工智能技术监测组织，由不同职业劳动者和专家组成，定期审查和评估社会各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算法的影响，避免技术滥用。同时，鼓励技术公司开展“AI基本原理科普与培训”，允许劳动者通过模拟操作理解算法的决策逻辑，例如外卖骑手可以通过学习，了解系统如何根据距离、天气计算配送时间，以建立该劳动群体科技认同感。
（二） 劳动主体关系的修复：从人机关系复归到人际关系
技术的爆炸不仅推进了现代产业转型，也推动了现代社会生活规范性的转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推广使得人机关系正在侵占人际关系的空间，以孤独感为主要表征的技术恐慌由此而生。因而，消解这种技术恐慌，需要劳动者回归“共同体”，从人机关系复归到人际关系。参照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阐述的现代人在自由和孤独中二选一的困局，消解人工智能造成的孤独困境需要打破技术的权威性，将批判思维和个性感知返还个体，将拟人化的技术与真实的人进行明确划分，让真实的人际关系成为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来源。事实上，这一过程是要回归劳动的真实感，在科学布局数字劳动的同时建立更多的真实情感反馈。
其一，优化劳动场景的“人际保留机制”。当前，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数字隔间”中难以获得情感支持，数字劳动的协同合作规避了大量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数字成果的归属也是模糊的。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数字劳动，获取更多的人际交流机会，通过降低非必要的效率而获得更多情感关系，通过放弃非必要的技术参与而获得更多成就归属。例如，在餐饮行业中，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最佳算法能为消费者提供餐食的推荐以及线上点单服务，在厨师、服务员和食客进行餐点的加工、传送和消费过程中，传统餐饮行业的交流程序基本丧失。厨师作为食品的加工者对自己作品的信息反馈的获得来自数字平台，服务员则完全沦为数字技术隔绝的餐饮商品交接者（甚至被智能机器所替代），而食客花费同样的成本却丧失了餐饮产品本应具备的部分情感体验或情绪价值。反思这一过程，一些小型的餐饮服务场所并不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或平台算法的过度支持，去除一些非必要的技术依赖，事实上可以恢复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情感交流关系。
其二，建立对抗资本裹挟的制度支撑。在以人工智能为首的数字技术裹挟之下，市场资本与技术早已实现了同谋，放弃数字技术就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针对此困境，可由职能部门试点在个别行业或地区建立“情感劳动保护基金”，对主动减少非必要人工智能依赖、保留人际互动的企业给予补贴，如减免部分平台佣金、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名单等；在部分科技依赖性行业工会的章程中加入“技术应用协商权”的权益保护，要求企业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前必须与工会协商“人际互动保留比例”，禁止单方面取消传统的线下工作沟通环节；同时，工商部门可以将“人际关系维护”纳入企业劳动环境评估指标，对人际互动充足的企业给予“劳动友好型企业”认证，增强市场竞争力。
除此之外，劳动者需要具备对数字劳动的批判性思维，将与人工智能创建的人机关系视作一种媒介关系，具备在数字生活中获取真实情感的社交能力，这与上述从科学认知中建立科学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
（三） 劳动主体能力的培养：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
人工智能是技术对人的模仿，从理论上而言，只要有足够的算力基础和算法支撑，人工智能可以凝聚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所有智慧，成为一种超越现有概念的“人”。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工作也成了一种超越以往一切劳动形式的“智慧劳动”，但是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劳动者对担心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恐慌和无法获得劳动体验的焦虑，大多数劳动者并没有从这种劳动实践中获得应有的教育价值。回溯这一过程，既然人工智能是技术向人的学习，那么人亦可以向人工智能学习，在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保持劳动能力先进性的同时获取劳动成就感。
其一，推广虚实融合的场景化训练。智慧劳动可以提升传统制造业劳动者的劳动技术，当人工智能系统模拟人类的手势轨迹、操作方式时，劳动者通过观察算法对肢体运动的优化以及操作路径的选择，反而能突破传统操作的路径依赖，在人机交互中重构肌肉记忆的神经回路和操作思维。同时，对于高精度的工作而言，如果利用好人工智能的精准定位和高效选择，则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直觉性。例如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震颤过滤算法不仅提升了手术精度，更促使外科医生重新理解人手在微观操作中的独特价值，这有助于医生专注于培养对组织张力的触觉感知和对患者生命体征的动态判断，这种能力的发展恰恰是人工智能无法通过数据训练获得的。当劳动实践从体力支出转向认知共建，劳动者开始在数字孪生空间中进行劳动能力的“镜像训练”。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参与生产的直接工具，更是劳动者进行训练的手段，劳动者通过操控虚拟肢体与人工智能协同完成复杂设备的维护，这种虚实融合的劳动场景不仅保留了传统劳动中的触觉反馈，更通过算法生成的最优解路径，培养出既具备人类直觉又掌握系统思维的新型劳动者。只有正视这种劳动形态的转化，我们才能将现代生产劳动从生存必需转化为持续自我更新的认知实践，从而在获取智慧能力的同时克服恐慌。
其二，设计分层分化的能力升级路径。秉承个体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同步发展的劳动能力提升原则，我们应当针对不同技能层级和行业特性设计精准培养方案。在制造业领域，企事业单位应当针对基础操作工人制定人工智能系统应用与实操的基本培训方案，根据不同工种的实际工作需求与场景建立个性化培训与监督方案，同步配套“从执行到监控”的阶梯课程，培养工人对人工智能系统信息反馈进行自我判断与自主应对的工作能力；而面向服务行业劳动者，则可以构建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系统“共情互补”的劳动服务模式，建议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系统共同参与如客服沟通、产品介绍等需要情绪识别的工作，在共时性劳动中互相弥补“情绪识别”“需求预判”等核心环节的能力不足，在优化人工智能系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劳动者的语言组织与情感交互能力，强化劳动者主体意识，真正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而非拟人化。
综上所述，当代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工智能造成的技术恐慌，不仅是现代性的一种群体性感官表达，更是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畸形的表现。除本文所述的消解路径外，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注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面对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