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体观的深化拓展是南宋文体观念演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深化”，即在继承前辈批评家注重文史分野的基础上从“文体之辨”的角度出发，要求修史者具备更为明确的辨体意识，更加严格地遵守“文”“史”界别，以期实现史书教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所谓“拓展”，即从文体发展的视角着眼，对纪事本末体的文体特点和功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关注和总结。要之，南宋士人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多从“得体”“辨体”或“体用不二”的角度立论，着意于发掘、阐释并充分彰显史书“有关世教”“垂戒将来”的教化功能。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南宋批评家通过修纂史书、以史为鉴的真实写照，同时亦蕴含着文人士大夫要求“收拾人心”、重整社会秩序，彰显南宋小朝廷“正统”之所在的良苦用心。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批评家在“辨体”视域下对史书教化功能的深入探讨、对文史界别的严格遵守，以及对立“体”举“统”等相关问题的强调，亦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南宋 史体观 教化功能
史书教化功能的探讨是中国古代批评家颇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先秦时期各种文体观念萌芽到汉代司马迁《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称赞司马迁《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要求史书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尽量客观、中立地还原历史真相来探寻古往今来的事物发展演变的各项规律，引导后人“以古为鉴”的史体观逐步建立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将修撰史书的目的总结为“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强调修史者应注重“按实而书”，并在确保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实现史书的教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刘勰为代表的批评家们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史书教化功能的发挥问题，但这种关注和重视尚停留在要求史书从整体上“彰善瘅恶”的阶段，对于如何通过“立体”或“辨体”以展现史书教化功能的论述则相对较为笼统。较之于前代，唐代史学家的辨体意识有所增强，在论述史书的文体功能时亦开始有意识地从“辨体”“立体”等角度展开讨论。这一点在刘知幾所著《史通》中即有明确体现。全书不仅有多处涉及“史体”问题，且在探讨史书之“惩恶扬善”时亦着重论述了史体的特殊性以及文史之别的问题，同时亦对六朝史书中普遍存在的“体统不分”问题提出批评，展现出唐人史体观的进一步演进。在此基础上，北宋士人在批评实践上更加致力于阐发“体”与“教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如王安石在《孔子世家议》中批评司马迁“自乱其例”，孙甫在《唐史论断》中认为司马迁《史记》之纪传体“奇异细碎之事皆载之”而不能“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相较而言，南宋士人在讨论相关问题上又有新的拓展和深化。所谓“拓展”，即从文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体裁创新的基础上对新兴史体的体制特征、创作规律、文体功能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总结；所谓“深化”，即从“文体之辨”的视角着眼，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前辈批评家关于文史之辨的相关论述，积极倡导修史者应自觉树立更为明确的“辨体”意识，严格区分文学创作与史书修撰之间的界别，避免文体淆乱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与宋金对峙的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亦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不断演进的结果。笔者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前辈学者在讨论南宋的史体问题时或聚焦于南宋学术思想对新兴史体产生的影响，或从史学创新的角度出发，关注南宋史书体裁的多样化和新史体的创立；对于南宋士人的史体观念，特别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南宋士人史体观中强调史书教化功能的一面相对关注不足。笔者不揣浅陋，拟结合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论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创新史体，求为当世之鉴
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新兴史体的确立、定型与崛起是南宋史体较前代史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可见，具体到本文所论史体观问题，又以南宋批评家对于纪事本末体的高度关注最为典型。就其体制特点而言，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时间的顺序撰写”；故南宋士人谓其“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就其文体功能而言，南宋的批评家更加注重从文体发展的视角出发，着重凸显这种新兴文体如何通过自身文体特点以弥补编年、纪传二体在“有关世教”方面的缺陷或不足：
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摦，其究遐而迩。其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盖《通鉴》以编年为宗，《本末》以比事为体。编年则虽一事而岁月辽隔，比事则虽累载而脉络贯联。故读《通鉴》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阅之，则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天道人事，其应靡忒，参稽原委，可以昭劝戒于方来。是书之关于世教亦大矣。
据《宋史·袁枢传》记载，袁枢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而“苦其浩博”，于是“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结合《宋史》及以上引文可知，《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虽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基础，但从文体发展的视角来看，二者在文体的体制特征上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别——《资治通鉴》“以编年为宗”，而《通鉴纪事本末》则以“事件”为本。前者的优势在于时间线索清晰明了，但其在体制上亦存在编年体史书常见的“虽一事而岁月辽隔”之弊；后者则通过“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对若干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梳理。换言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纪事本末体规避了编年体史书之“岁月辽隔”、纪传体史书之时间线薄弱等弊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为清晰、准确地把握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充分地发挥史书之教化功能，故杨万里亦盛赞其“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另据史书记载，《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宋孝宗曾“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并盛赞其“治道尽在是矣”，皇帝赐书舍《资治通鉴》而选择《通鉴纪事本末》，亦从侧面彰显纪事本末体所特有的体制优势。
刘明今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文’的概念游移不定，或者大而无垠，囊括一切文字之作，或又仅仅被视为辞藻的组合、个人情感的抒发，又或者反对之而另求他义，凡此种种均与体用不二、以用为体的思维方式有关；进而对各类文体的认识也莫不从其功能出发加以界定，因用而致体。”就此处所论纪事本末体而言，南宋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亦十分注重从“体用不二”的角度出发，在凸显纪事本末体体制优势的同时着意阐释、发掘其较之史书旧有体裁更加充分发挥教化功能的一面。如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中即通过着重强调《通鉴纪事本末》“部居门目”“错综温公之书”的体制特点，凸显其“曲有微意”“以便学者”的教化意蕴，并对同时代某些批评家“病其于古无初，而区别之外，无发明者”的观点提出反驳；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则通过对比《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的体制差异，盛赞其“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的体制特点可以有效规避《资治通鉴》以编年为基础进行行文叙事的局限性，于“部居条流”的编纂思路中彰显其教化之意，而这种便于读者“较然易见”的体制特点亦使得其较传统史体而言更易于实现教化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之，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批评家既充分肯定纪事本末体自身的体制特点，同时亦着重发掘这一新兴文体所传达的袁氏本人之“微意”，即通过另立新体以弥补编年、纪传二体在体制方面的不足，以期更加充分地彰显史书读古鉴今的教化意义，因其“曲有微意”，故纪事本末体之“立体”并非仅仅基于编者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之事进行简单重组，而是于“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融入编者“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的实践与阅读思考，以期在“以便学者”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如以《通鉴纪事本末》中对西晋覆亡的探讨为例，《资治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均引述干宝所论，对西晋覆亡的原因进行总结（如“创基立本”之“异于先代”“朝寡纯德之人”“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等）；但《资治通鉴》囿于体制，编者在引述干宝所论后又记叙了同年发生的如“石勒围乐平”“孔苌攻箕澹于代郡”等诸多历史事件；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中将干宝所论置于卷十二“西晋之乱”的结尾处，以进一步凸显其“反思”之意。若在此基础上结合靖康之变与宋室南渡后南宋小朝廷所面临的人心涣散、“纲纪法度荡然无统”等各种实际问题进行考察，则袁枢此处的“错综”编排无疑更具有使读者抚今追昔、“求为镜鉴”的现实针对性。又如以卷十四“祖逖北伐”为例，同样囿于体制所限，祖逖的生平和事迹在《资治通鉴》中散见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太安三年（304）及晋愍帝建兴元年（313）、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太兴二年（318）、太兴三年（319）、太兴四年（320）、永昌元年（322）等处；而《通鉴纪事本末》则以“祖逖北伐”为核心，将分散的事件进行梳理和重组，特别是在祖逖之死的叙述上，编者在梳理、呈现时间线索的同时亦将东晋小朝廷频繁的人事变动和内斗不止（如“又闻王敦与刘、刁构隙，将有内难”）等史实与祖逖之死相关联，既避免了《资治通鉴》虽史料浩博而“岁月辽隔”等体制之弊，同时亦可更好地引导读者从祖逖北伐失败、抱憾而终的史实中总结经验教训。若将祖逖北伐与南宋小朝廷苟且偏安却不求恢复的现实窘境相对照，则作者“读古以鉴今”的编纂之用心亦可于兹毕现。
党圣元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论要》中指出：“文体观念可以通过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文本形式直接表达，也可以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得到间接反映。”综上所论可见，无论是袁枢本人“区别其事而贯通之”编纂《通鉴纪事本末》，还是朱熹、吕祖谦、杨万里等批评家对于纪事本末体的批评和讨论，均充分展现出南宋士人史体观中对于新兴史体体制特点和创作规律的特别关注，南宋批评家们多从“体用不二”的角度出发，强调史籍编者应充分发挥新兴史体的体制优势，以期更好彰显其教化功能。进一步结合袁枢等批评家生活的年代可知，这一史体观念的形成亦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联——上述批评家多出生于靖康之变后，“对于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孝宗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其下诏为岳飞平反、召回被秦桧贬黜的一批主战派大臣、重新探讨北伐之策等一系列举措曾令整个南宋士林人心为之一振；遗憾的是，仓促北伐，特别是符离之战的全面溃败又使得南宋小朝廷主和之风重新成为主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不可否认的是，此前史书修撰中常用的编年、纪传二体亦以阐扬教化为目的，但这两种文体在体制特征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短板”：编年体虽有“便于揭示同一时期的大事”及“内容集中、避免重复”之长，但亦存在着同一事件前后关联松散及“国典朝章无所依附”之弊；纪传体虽在涵盖内容、体例组织上颇具优势，但亦存在着割裂历史事件及“大势难贯”之弊。因此，这些士人通过编纂史书过程中的另创新体，既充分凸显了新兴史体“昭劝戒于方来”的体制优势，同时亦寄寓着其痛感于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文恬武嬉、人心涣散的感情，希望另立新体以充分发挥史书镜鉴当世之用。
二、严于辨体，彰显“垂戒”之功能
严于辨体，特别是从“辨体”的视角出发，要求撰著者在修史的过程中更为严格地遵循文史界别，是南宋士人史体观的又一重要特征。如以对《史记》的批评为例，北宋批评家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或基于“知人论世”的考量，认为《史记》是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的产物；或由文体创新的视角出发，认为司马迁《史记》虽有“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的功绩，但其“奇异细碎之事皆载”亦不利于史书“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等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相较而言，南宋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往往更加自觉地从“辨体”或“得体”的角度着眼，更为严厉地批判史书中出现的文学性书写，并要求修史者引以为戒，在遵守基本体制规范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将文学创作的思考方式、表达习惯或表现手法应用于史书的修纂过程中。如陈长方《节通鉴序》即对《左传》《史记》《后汉书》等史籍作者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其“虽刻画文字，光采溢人耳目，而书事之法骎骎流荡，已乖于前人焉”，进而以史书“有补世教”“开迪于来代”的教化功能为衡量标准，认为前代史书中这类光彩夺目的文学性书写背离了“其不足为法戒者未尝书也”的史书修撰原则，故不足以为后世所效法。而郑樵《通志二十略》中亦有“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于绝绪，虽其文彩洒然可喜，求其实用则无有也”的评价，其批判矛头亦直指《史记》《汉书》中那些文学性书写。从中足见南宋批评家辨体意识的自觉，在他们看来，史家修纂实践中必须充分关注史书相关体裁的文体特征，遵循其创作规律，既要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史实进行严格筛选，将那些真正能够为后世所师法、借鉴的人物和事迹载于史册，同时又应在“下字命意”的过程中注意措辞的严谨与简约。故陈长方《节通鉴序》中以《春秋》与《诗》对举，将“鲁僖公修泮宫”之事视为“不足法戒”的史事，指出这一事件载于《诗》中正是圣人界别文史、“笔削严谨”的最佳体现。而史书中那些“洒然可喜”“光彩溢目”的文学性书写则颇有违背史体“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的普遍创作规律之嫌，文体淆乱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后学者在阅读过程中“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修史者们所期待的教化功能亦极易因其“失体”而无法实现。郭英德先生《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一书将文体的基本结构划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与体性四个层次，南宋批评家颇为关注的史书之“辞采”或“言语”问题，即史书之“语体”问题——无论修史者在编纂实践中采用哪种文体，通过“记其事实”以期充分发挥“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教化功能亦是其最为普遍的创作规律。既然“中国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一套自成系统的语词”，那么史体所对应的语言风格亦应以“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为准则，于“详文该事”中充分发挥其昭彰善恶的教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要求修史者严守文史界别的主张并非南宋批评家首创，如刘知幾《史通》中即明确要求史书修撰应谨慎措辞，避免出现“妄益文彩，虚加风物”的“失体”之作。而南宋批评家在论及相关问题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深化，特别是更有意识地从“辨体”或“得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史书修撰过程中如何通过“得其体”以“尽其用”。如陈亮《三国纪年序》即由遵循文体基本创作的规律立论，认为《史记》之“出意任情”是对史书特定话语形式的背离，故“史氏失其源流，自迁始焉”；而朱熹《答赵几道》中亦直言时下学者“喜称史迁”而仅仅关注其“外之文”。由此可见，虽然上述这些批评家从“辨体”“得体”的视角出发，对司马迁《史记》多有“失体”之评，但其批判的最终目标并非司马迁《史记》本身，而是直指时下人心浮躁、学风涣散、世人读书多“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等种种乱象——在相当一部分士子看来，所谓读书作文不过是其“奔趋辐辏”、希求科举高中的“敲门砖”罢了；至于书中作者之深意、文章体制之规范、自身学识视野能力之提升等皆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而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亦分为两点：一是引导和鼓励初学者踏实向学，于“涵泳讽诵”间体味书中之理、文中之道；二是通过强调和凸显“辨体”“得体”问题的关键性和重要性，特别是要求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守文体界别，尽量规避可能造成文体淆乱或“失体”的种种因素，以期更有利于相关文体充分发挥其功能，并为后学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榜样或学习范例；二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的均指向对时下不良学风、文风的匡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辨体”或“得体”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要求在史书修撰中严守“文史界别”的观念在南宋科举考试中亦有所体现，如杨万里《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欧宋唐书得失》即有“史气当如孟子之养浩然，无气则弱。史体当如周公之定治道，无体则杂。史法当如孙子之整三军，无法则散”之说，要求学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司马迁、班固、欧阳修等前代史家在史书修纂上的得失之所在。作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为常见的方式之一，策问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应试者能否真正做到经世致用，不为空言；因此，策问的主考人在设计题目时往往会聚焦于时下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等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杨万里此处以史体设问，足见这一问题亦是当时学界颇为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杨万里策问中直言“史体当如周公之定治道，无体则杂”，正是南宋士人具有明确辨体意识的典型体现——读者之学力不逮、学风虚浮诚然有碍于其对相关文体进行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但创作者亦应在其创作实践中对“辨体”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史体观问题而论，这种对于修史者在撰著过程中应以“得体”为本、严守文史界别的要求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史书的教化作用，同时亦有利于初学者形成正确的创作导向。由此观之，则“文史之辨”或“文史界别”虽为唐代批评家已有关注的“老问题”，却在南宋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明确的辨体意识与匡正时下学界和文坛积弊的时代意义，故亦应视为南宋士人史体观中较前代批评家更为“深化”的一面。
三、立“体”举“统”，凸显人心之所归
要求立“体”以举“统”，通过辨体、立体来进一步强调南宋王朝的正统性是南宋士人史体观的又一重要特征。汪藻绍兴八年（1138）《进书劄子》曾这样记述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带来的混乱和破坏：“自乘舆南渡以来，史官无一字之传。当时大臣时政记既不可复得，而诸司所谓案牍者尽委于兵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宋金议和后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南宋与金孰为正统的问题亦逐渐凸显出来。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人心所向，更涉及南宋士人最为重视的“正天下”问题，即如何使“纲纪法度荡然无统”的世道重新归于正道。痛感于这一现状，一些南宋批评家在论及史体及其相关问题时，亦积极主张立“体”以举“统”，通过严格的史体之辨、名实之辨来凸显南宋政权的正统性，以期归复世道、教育后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自编年变为纪、为书、为表、为世家、为列传也。司马迁跻项羽于纪，与帝王并，则失史体；迁、固列吕后于纪，不没其实，则合《春秋》法。……自太史公效周谱以为表桓谭说，何法盛改表为注，以至诸侯稍卑，当别于天子，故称世家。然陈胜吴广，起自群盗，迁不应特举而列之。
春秋之辞，简而严；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书大约有三：断自隐公而下，讫于获麟；首王而系月，首月而系事，以一天下之统。先王人而黜诸侯，先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势。仰观天下之灾异，俯察人事之善恶，褒贬予夺，一归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书之大约也。
《履斋示儿编》全书以“示之子孙”为宗旨。结合引文可见，作者之所以将《春秋》视为后世史书写作的楷模，不仅因为其辞“简而严”、其旨“婉而微”，更在于其开篇即以“王春正月”明“天下之统”，全书则通过“先王人而黜诸侯”“先诸侯而黜大夫”等笔法，确立了尊王攘夷的史书书写原则。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来“明天下之分”“正天下之势”。此论虽为《春秋》而发，然亦足以体现孙奕本人要求修史者注重“尊王”、举“统”，通过强调王朝正统性以“明天下之分”“正天下之势”的史体观。此外，在论及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体例问题时，孙奕认为司马迁将并未称帝的项羽列入本纪（“与帝王并”），将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陈胜、吴广列入世家（“诸侯稍卑，当别于天子，故称世家”）的做法有违封建正统王朝所确立的尊卑秩序，可谓“失史体”之处。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史书之“得体”不仅在于其体制是否规范、语体是否简洁严谨，更在于其“史体之立”能否像《春秋》“尊王攘夷”那样起到警诫后世、归复统绪的关键性作用。另据元人宋褧《燕石集》所录《跋孙履斋周益公二帖》记载，孙奕曾多次上书周必大，“论修后汉、三国史”，其用意亦在于通过修纂史书来“正名分、扶纲常”，而其最终归旨亦在于通过修纂史书，规范史体，以为当世之镜鉴，努力结束宋室南渡以来“纲纪法度荡然”的混乱局面，其史体观中对于史书教化功能的关注和重视亦可谓不言自明。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宋批评家对于两宋史家所撰史书中如何通过立“体”以举“统”的关注和讨论。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可见，南宋史家中不乏因不满于后汉与三国之间的历史断限和统绪所归而重新整合史料、修撰续书者，而如何在书中实现立“体”以举“统”亦是南宋批评家特别关注的关键性问题。如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序》即直言范晔《后汉书》“表、志未立”，后人补注“又不及表”的做法与“辩正朔、存褒贬”的圣人之道相悖。按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所言：“‘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可见这种文体自创立之初即被赋予了记录历史事件、展现历史细节的特殊功能。而南宋的批评家熊方等，将年表的文体功能进一步上升到“辩正朔、存褒贬”的高度，作者亦自谓其“辄集《补后汉年表》十卷”不仅意在弥补前代史家之不足，更希望借此彰显“继体统元之旨”，表现出较为明确的立“体”以举“统”之意。此外，熊方在其《补后汉书年表进表》中亦声明其补作年表的用意在于“惧伪闰之不分，嗟正朔之无统”，通过立“体”以举“统”，借东汉之故事树立南宋小朝廷的正统地位，其著述之用心亦可谓不言而自明。又如陈亮撰《三国纪年》，以“夫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文足以发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乱兴衰之迹，使来者有稽焉”为准则，认为“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者也。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这种反对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亦代表了南宋史家和批评家的普遍认识——它既是宋金对峙下南宋小朝廷面临强敌环伺而风雨飘摇的真实写照，同时亦是批评家希望通过立“体”以举“统”，特别是通过体制之辨确立统绪之所在，其最终目的亦在于通过标举统绪以促使人心归复，实现史书教化作用的充分发挥。如韩元吉《三国志论》中即明确指出陈寿《三国志》在“立体”上的矛盾之处——既以“三国”为名，即意味着“示天下莫适有统也”；但作者在修史过程中采用了“魏则纪之，吴、蜀则传之”的处理方式，可知其依旧采用了以曹魏为正统的“立体”；至于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出现“魏之君曰帝曰崩，吴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的情况，则体现了陈寿本人“将以存汉”与“畏其逼魏”的矛盾心理：故陈寿其书“欲取《春秋》之意则未也”。萧晦斋《续后汉书》则通过“取昭烈父子四十二年事，收拾阙遗”以示修史者本人“扶纲常，讨乱贼”的“立体”之意。要之，“立体”的恰当与否是这些南宋批评家评价陈寿《三国志》及本朝史家重新修撰的三国史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些史学家和批评家看来，《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立体”方式相当于间接承认了朝代的更迭是可以通过强权诈术来实现而非仰仗“天命所在”或道义所归的；因此，就史书教化功能的发挥而言，《三国志》这样的“立体”方式无疑无法像《春秋》那样凸显“尊王”“道义”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韩元吉所谓“欲取《春秋》之意则未也”的寓意所在。又如吕祖谦评陈亮《三国纪年》时既对陈亮“并列三国之年”处理方式表示赞成，同时亦直言其以三国并列，则不必在纪传过程中将“魏”称作“书”，吴、蜀称作“略”。此外，针对陈亮《三国纪年序》中所言“以法纪”与“不以法纪”的问题，吕祖谦认为，陈亮在编纂《三国纪年》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立体”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故吕祖谦建议其能够进一步关注书中的“体制大纲”问题，避免引起读者误解。简言之，在南宋批评家看来，无论修撰者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如何对相关史料进行处理，均应将立“体”以举“统”作为其修撰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如此，方能引导后学者读古鉴今，充分彰显史书“垂戒将来”的教化意义。
陶东风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中指出：“文体的创造和演化本来就扎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需求，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价值内涵。”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南宋士人的史体观问题而言，南宋史家和批评家们之所以较前代更加重视并积极倡导在史书的修纂过程中通过立“体”以举“统”，特别是通过立“体”彰显正统之所在、道义人心之所归，既源于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亦是自靖康南渡后史籍文献流散严重、整个社会“纲纪法度荡然无统”的现实状况使然。而其最终目的，依旧在于通过“体”的辨析实现“统”的明确，以期引导后学者读古而鉴今，充分彰显和发挥史书的教育作用。
四、结语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对史籍教化功能的关注和重视虽然并非始于南宋，却在南宋士人的史体观中有着更为突出、更为明确的体现。无论是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在治史与批评实践中遵循更为严格的辨体原则，特别是要求史家注重文史之辨，强调史书修纂过程中客观、严谨、中立的叙事原则，还是倡导在史书修撰中注意立“体”以举“统”，通过史体的确立以维护、强调南宋政权的正统性，其最终归旨无不指向史籍教化功能的彰显和充分发挥。这种注重凸显史书“有关世教”“垂戒将来”等教化功能史体观念的形成既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同时亦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演进密切相关。就时代背景所带来的影响而言，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动荡和耻辱使得士人在痛定思痛的同时开始反思如何通过修纂、整理史籍实现“收拾人心”、重整秩序，结束“纲纪法度荡然无统”的混乱局面，通过创立新体、严于辨体以期史书充分发挥其教化功能便成为题中之义。而随着宋金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恢复的苟安心态亦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特别关注、强调史书中的辨体问题和统绪问题，在严于辨体的同时要求治史者通过立“体”以举“统”，突出南宋王朝的正统性。就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演进而论，辨体与尊体问题是整个宋代文体学一以贯之的关注重点之一，具体到本文所论南宋士人的史体观问题，便是要求学者在修史、治史的过程中遵循更加严格和明确的体制规范，在匡正时下学界浮泛学风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史籍所应有的教化作用。
就其后世影响而论，南宋士人这种强调“关乎世教”与“垂戒后世”，要求在史书修纂过程中充分彰显和发挥史书教化作用的史体观，亦促使后世史家在治史和批评实践中更加注重通过立体或辨体来凸显史书的教化作用。如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云：“夫史者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汉、唐之盛，智名勇功独为诵说者所艳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故曰，世变未及则治不得不相为因。善因者鉴其所以得与其所以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后，则是编者，夫亦足以观矣。”故其著书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而为《宋史纪事本末》，其著书之用心则直接指向史书教化功能的充分发挥。又如学者俞樾《宋史翼序》盛赞陆沁源《宋史翼》补缺之功云：“君所补列传多至十七卷，得百三十余人，其中多有昭昭在人耳目而《宋史》顾无传，非君搜补，无乃阙如欤……其有《儒林传》而无《道学传》，自有微意。有《隐逸传》而又有《遗献传》，使王炎午、郑思肖之徒皆炳然史策，表彰风义，尤深远矣。”俞樾特别赞扬《宋史翼》为王炎午、郑思肖等遗民文人列传所体现的深远之意，亦足见其史体观中注重彰显史籍教化功能的一面。总之，作为南宋文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士人史体观中对于史书教化功能的强调充分展现了南宋文体观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其意义与后世影响亦值得更多研究者充分关注。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