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初期，美国延续传统边疆观念，将边疆视为资源开发与拓殖前沿，忽视其在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导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战略部署长期滞后。与之相对，苏联高度重视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军事建设，阿拉斯加逐渐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美国边疆防御的薄弱性日益凸显。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压力与北极航线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强化其在阿拉斯加的防务，包括构建早期预警系统和动员平民参与防御。随着核武器与洲际导弹的发展，阿拉斯加成为北美空防体系的核心地区，逐步建立起覆盖北极的立体化防御网络。冷战对抗直接推动了阿拉斯加的建州进程。赋予阿拉斯加州的地位不仅是美国政治整合的体现，更是巩固主权的战略举措。阿拉斯加因而从“被遗忘的边疆”彻底转变为“战略边疆”，其发展路径揭示了冷战如何重塑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与边疆认知，凸显了边疆角色从地理开拓到国防前沿的深刻转型。
关键词 美苏冷战 阿拉斯加 边防建设 建州运动 边疆理念
1893年，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说，开启了美国学界关于边疆史研究的主流范式。特纳边疆理论从西部拓殖史的视角出发，探究西部地区如何成为美国“希望的边疆”，以摆脱欧洲“生源论”的阴影。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追随者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动力源自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这一时期，为了摆脱新英格兰史家“欧洲生源论”的影响，特纳着重强调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并指出这种独特性正是由边疆经验所塑造：边疆不仅孕育了美国“独特的民主制度”，也锻造了平等主义、独立精神和地方自治等政治文化特质。随着研究视野从早期的拓殖史逐渐扩展到更广义的西部史领域，边疆理论逐渐成为美国学界的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部史学派，于20世纪上半叶长期主导美国史学研究，并对美国史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尽管学界对该理论提出质疑与反思，但它仍然长期居于学界主流地位。
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帕特里夏·利默里克(Patricia Nelson Limerick)、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西部史学家，对特纳的边疆理论发起有力的挑战。他们批评传统边疆理论深受白人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的限制，过分强调边疆在塑造美国民主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之相对，新西部史学者倡导以“区域主义”方法研究西部地区，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动态变化。其中，利默里克以“征服”作为理解西部的核心隐喻，以此揭露“边疆神话”背后隐藏的殖民逻辑；克罗农则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强调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批判传统边疆理论中对“荒野”的浪漫化想象，拓展了西部史研究的边界；怀特进一步挑战特纳的观点，认为西部历史是不断的征服与族群互动的过程，他有意弱化边疆概念，转而关注西部地区的族群互动、经济利益与权力格局，并提出“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等解释框架。新西部史学者推动了美国边疆史研究向多元化、跨学科的新范式转型。
边疆理论不仅长期在美国边疆史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美国扩张主义思想根源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内森·西蒂诺(Nathan J. Citino)首次系统地提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边疆路径，探索边疆史与外交史的汇聚，促进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边疆转型和历史学界边疆研究的转变。从边疆概念的扩展，到对民族主义叙事的批判，从“边疆”的视角重新解读美国外交史，已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的必由之路。我国学界以特纳边疆理论为研究起点，在充分肯定其作为美国边疆史研究范式的同时，亦积极吸收美国史学界，特别是新西部史学派对该理论的批判与修正。学者们通过引入种族研究、环境史、中外边疆治理比较等多元视角，对白人中心主义与扩张主义史观展开了批判与反思。然而，现有研究仍侧重于将“边疆”视作美国扩张主义的地理战略、政策隐喻或意识形态范畴。这一取向虽有效揭示了边疆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但尚未被广泛作为分析外交史的独立路径，关于边疆在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作用的研究相对有限，未来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特纳学派，还是新西部史学派，他们都遗漏了美国“最后的边疆”——阿拉斯加，即阿拉斯加的边疆属性及发展模式游离于主流边疆话语之外。部分原因在于，边疆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深深打上了美国西部史的烙印。直至二战后，阿拉斯加的地缘价值与战略意义才逐渐凸显。随后的冷战，更将其推向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沿与焦点。美国学界对阿拉斯加的研究形成了两条学术脉络：一是以环境史、原住民权利与资源开发为核心的边疆研究；二是冷战背景下兴起的军事史与战略研究。环境史视角强调阿拉斯加作为“生态边疆”的特殊性，关注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及相关保护政策；原住民研究则批判殖民历史对当地文化、土地与生活方式乃至法规和制度的破坏，并探讨原住民群体的权利抗争；能源研究则揭示石油管道与矿产开采如何将阿拉斯加转化为美国资本扩张的场域。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延续了传统边疆史学的分析框架，仍聚焦于“荒野开发”与“文明冲突”等经典命题，而对冷战时期阿拉斯加作为战略边疆的角色关注不足，这与阿拉斯加研究机构主导的军事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总之，既往以西部拓殖为中心的研究难以涵盖美国边疆的复杂经验，因此，关于阿拉斯加的探讨势必要打破传统的边疆研究范式。美国外交史下的边疆路径为讨论这一议题提供了可能性。有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防卫行动为核心，审视冷战初期美国边疆意识的嬗变历程，考察美国冷战战略与国家边疆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阿拉斯加早期在美国国防中的边缘地位
阿拉斯加是以一片遥远、寒冷且陌生的北方边陲之地，出现在美国的地理与政治想象中。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这片通过外交交易获得的领土并未获得美国舆论的认同，反而因缺乏经济与战略价值而饱受质疑，“西沃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与“西沃德的冰箱”(Seward's Icebox)一度成为流行的讥讽之辞。自此，阿拉斯加被打上“冰冻的荒地”和“美洲大陆死胡同”的烙印。
早期立法与行政文件中频繁出现“阿拉斯加除外”条款，这反映出美国将这一北方领地置于国家边缘地位。当地法官詹姆斯·威克舍姆(James Wickersham)甚至将阿拉斯加比喻为美国的“红发继子”，其他“孩子”觊觎它的财产并据为己有，暗示其尴尬与孤立的处境。联邦政府轻视阿拉斯加的战略价值，导致该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始终处于次要位置，缺乏实质性的防务建设和资源投入。1939年，美国军方在评估阿拉斯加防务状况时指出，该地区装备陈旧且缺乏基本的防空火力，唯一可供军事运输的装备竟是一艘建于19世纪末的港口拖船。1947年，美国联合参谋部亦承认，阿拉斯加几乎没有海关官员和地方警力，仅有的十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也主要负责民事事务，甚至连当地的人口数据都无法准确掌握。美国内务部助理部长威廉·沃恩(William E. Warne)更是直言，在美国占有阿拉斯加近80年后，这片土地依然“近乎空旷”，事实上与世隔绝。正如阿拉斯加卫生、教育和福利问题小组委员会所言，该地在诸多方面都具有边疆特质，是大片未开发、人口稀少的土地，并不易于适应美国“文明”的生活方式。
二战期间，阿拉斯加首次成为外部军事攻击的目标，其战略价值由此逐步显现。日本为分散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注意力并争取战略主动地位，将阿拉斯加列入打击目标。1941年12月，在袭击珍珠港海军基地后，日本为防止美国借道阿留申群岛发起反攻，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方案。1942年6月，日军空袭荷兰港(Dutch Harbor)军事基地，随后占领了阿图岛(Attu)和基斯卡岛(Kiska)，致使美国一度丧失对阿留申群岛与北太平洋部分航道的控制权。这一事态彻底颠覆了美国对阿拉斯加“远离战火”的认知。美国军方在评估报告中称，阿留申群岛的失守并非无法避免，其根本原因在于阿拉斯加长期被排除在美国防御体系之外。为应对日军可能以阿留申群岛为跳板，进而威胁加拿大及美国西海岸安全，美国迅速调整北部边疆的防务布局。1943年，美军成功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彻底清除了日本在阿留申群岛的军事存在，并在阿达克、安姆奇特卡、阿特卡和乌姆纳克等关键岛屿设立军事基地，逐步构建起覆盖北太平洋的战略防线。阿拉斯加的驻军人数曾一度达至逾15万人之众，跻身二战期间美国领地内最大的战区之列。这些行动迫使日本在北太平洋地区采取防守姿态，直接排除了其在太平洋地区调遣额外军队的可能性。
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对阿拉斯加的关注度迅速下降，相应削减了军事投入。1947年，当地驻军人数骤减至不足两万人，且多为拆除设施和清理战后遗留事务的部队，而非具备实战能力的常备力量。1949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在递交国会的备忘录中，建议在冬季前进一步裁减军队，以实现现有兵力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合理匹配”。到1952年，美国在阿拉斯加仅维持最低限度的兵力部署，该地也重新回到“低优先区”的定位。这反映出美国并未将阿拉斯加视作通往亚洲的门户，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仍需克服的“障碍”。
不过，美国传统的边疆观念并非阿拉斯加防卫困境的唯一成因，其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同样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阿拉斯加缺乏完善的公路与铁路系统，崎岖山脉、沼泽、密林、苔原与深海峡湾交错分布，陆上交通极为不便，严重阻碍着军队调动与物资运输。更为严酷的是，大部分地区常年处于极寒状态，部分岛屿(如阿达克岛)频繁遭受强风侵袭。为适应这一环境，当地驻军在修建军事设施时必须采用耐寒的专用材料，并配备大量防风、防潮与保温设备。这不仅显著提高了工程建设成本，还对住房及通信设施的耐用性提出更高要求。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直接限制军队的战略机动性和后勤保障能力。阿拉斯加司令部多次在评估中强调这一困境：1948年，美国陆军参谋长在有关阿拉斯加部队调动的备忘录中指出，当地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军队始终难以解决住房保障问题。同年，陆军助理部长经实地视察后在报告中强调，当地住房成本远超美国本土水平，已成为制约长期驻军的主要障碍。由于缺乏永久性住房与完善的后勤支持，阿拉斯加尚不具备维持规模化驻军的基本条件。
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认真考虑将阿拉斯加建设为防御性边疆。拥挤的住房与后勤设施的匮乏，使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驻防计划难以付诸行动。出于成本与可行性的考量，美国陆续关闭了部分军事设施，并大幅削减驻军数量，仅在安克雷奇、费尔班克斯等战略要地保留有限兵力。
冷战初期，随着美苏关系趋于紧张，阿拉斯加迅速成为对抗前沿。在苏联的认知中，阿拉斯加绝非美国“遥远的边疆”，而是近在咫尺的威胁。楚科奇半岛与阿拉斯加距离不足百公里，美国的军事基地一旦运作，将会直接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自1946年起，苏联媒体频繁报道美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1946年9月至10月，《真理报》(Pravda)连续发表社论，措辞严厉地将美国在阿拉斯加及其近海的演习界定为美国对苏联远东安全的挑衅，并强调北太平洋紧张局势的升级。1947年1月，苏联边防军总部的通报甚至暗示，阿拉斯加附近的爆炸事件可能是美国的挑衅行为。1948年5月，苏联更是宣布禁止美国船只在白令海峡自由通行，并收紧对边境的管控。这一时期，苏联不断强化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将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军事调动视为直接威胁。
与苏联强调阿拉斯加的军事威胁不同，美国却有意淡化该地区的紧张态势。从阿拉斯加防御部署的演变来看，这一时期美国防御意识的弱化是战后战略重心转移的直接结果。自二战以来，在作战任务的优先次序上，美国始终坚持“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1945年6月，陆军部在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的函件中承认，苏联及其盟国将会对阿拉斯加构成威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美国仍判断主要战事将集中于欧洲大陆。这一战略预设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进而以苏联在远东地区薄弱的军事部署为由，缩减在阿拉斯加的军事投入。参联会也在情报评估中指出，战后苏联经济与国防体系均遭严重破坏，战略空军与远洋海军建设明显滞后。在远东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有限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苏联的兵力投送与持续作战能力。此外，由于苏联尚未掌握核技术，美国据此判断其短期内不具备向阿拉斯加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换言之，美国认为苏联军队难以在远东地区实现快速有效的兵力部署，因而不足以对北美大陆构成直接军事威胁。
实际上，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边缘化与排斥行为，背离了冷战的实际需求，也导致美国在阿拉斯加防务问题上扮演着吊诡的角色。1949年9月，苏联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垄断，标志着美苏军事竞争进入核时代。这一事件显著提升了阿拉斯加及北极地区作为双方战略缓冲与潜在交锋地带的重要性。然而，美国并未借机调整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反，在国会财政支持不足的背景下，阿拉斯加司令部被迫采取“消极防御”策略，不仅停止了增援部队，还着手拆除长期闲置的军事设施。同年11月，工兵航空队对阿留申群岛的机场实施清理作业，并将技术人员转移至阿图岛、安奇特卡岛、塔纳加岛等地，仅维持有限的军事设施与基础维护。1950年1月，参联会经评估后决定关闭阿达克空军基地，并将部分空军预算转拨给海军，阿拉斯加的气象与通信等军用设施也由民用航空局(CAA)及商业机构接管。可见，美国几乎是以最低限度维持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存在，阿拉斯加的防卫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使其原本脆弱的防御部署难以适应新的冷战形势。
二、朝鲜战争后阿拉斯加防务功能的强化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成为美国调整对苏战略的重要契机，也是阿拉斯加防务政策的转折点。1950年，苏联加紧在远东地区扩充军力，不仅扩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军基地，在楚科奇半岛新建战斗机基地，还恢复启用多处二战时期遗留的空军设施，向西伯利亚输送大量军事战略物资，并将库页岛发展为重要的军事前哨。这一系列举措对美国空防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还监测到苏联军机频繁飞越阿留申群岛上空，潜艇活动屡次抵进阿拉斯加沿海地区。双方在白令海峡一带的军事侦察与情报搜集活动日趋活跃，使得北太平洋局势迅速升温。在此背景下，美国愈发担忧苏联军事力量逼近北部边疆，继而对其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此外，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北极航线逐渐成为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的最短空中通道。阿拉斯加因地处北太平洋大圆航线中心，被认为是美国通向北极航路和东北亚方向的关键节点。大圆航线不仅是连接美国西海岸与欧亚大陆的最短路径，也是苏联对美国发动空中打击的唯一可行通道，因而成为苏联轰炸机潜在打击美国本土的重要跳板。相比美国其他基地，阿拉斯加在作战距离和反应时间上的优势尤为突出——该地区空军飞抵挪威比驻纽约德拉姆堡军队快15分钟，飞往日本则比驻珍珠港军队快90分钟。
同时，美国也密切关注苏联在极寒环境下展现出的作战优势，而这正是美国的劣势。与美国相比，苏联军队长期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进行军事训练，其武器装备与作战部署高度适应极端气候。苏联依托北方海路总局下属的北极研究所，开展了大量的水文、气象与海洋研究。据美国情报披露，苏联在一年内派遣逾400个科研团队进入北极，设立140余个天文观测站，完成约1.2万公里海岸线测绘，并编制70多种海洋图集与航海指南。正如《凯奇坎纪事报》(Ketchikan Chronicle)主编威廉·贝克(William L. Baker)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言：“我们知道，只有苏联才是北极战争的大师。他们的飞机能够飞越阿拉斯加，直抵北美西海岸……并长期开展针对北极的侦察活动。”苏联在极地环境中的适应优势，直接催生了美国在北极防御战略上的紧迫感。
在冷战对峙加剧的背景下，阿拉斯加逐渐成为美苏相互指摘和控诉的焦点，尤其是朝鲜战争后，苏联将阿拉斯加定位为与朝鲜半岛局势密切相关的战略要地。苏联边防档案屡次记录美国飞机和舰艇在白令海峡及堪察加沿岸的频繁活动，并据此强调阿拉斯加在美国军事部署中的前沿地位。苏联媒体将美国在阿拉斯加修建机场和公路、强化防空体系、增兵扩军的举措定性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证据，认为阿拉斯加已被美国打造为进攻苏联的前哨。此类论调在苏联舆论中频频出现。1951年1月，《苏联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指责美国自“占领”阿拉斯加以来，俄国在当地建立的高标准文化和工业技术已经在“臭名昭著的西方文明”下瓦解，阿拉斯加已成为美国的“陆地航空母舰”，更是苏联及太平洋国家的直接威胁。同年2月，《苏联新闻社当前文摘》(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Russian Press)刊发《阿拉斯加历史上的俄国人》(The Russians in the History of Alaska)，指责美国以“文明教化者”自居，掩盖其帝国主义扩张行径，将阿拉斯加的收购描绘为“从沙俄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实则是侵略图谋的包装。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苏联舆论更是强调，美国正通过阿拉斯加与阿留申群岛将军事物资转运至朝鲜战场，阿拉斯加事实上已成为美国发动“血腥冒险”的桥头堡。苏联媒体甚至公开宣称阿拉斯加是“落入外国之手的俄国领土”，并将1867年沙皇政府将其出售给美国的行为定性为“非法”与“背叛人民”。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声称，美国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阿拉斯加，沙皇政府无权将其出让，甚至有苏联代表提及购地条约时，暗示未来可能恢复对该地区的主权要求。
对于苏联在军事部署与舆论上的持续施压，阿拉斯加当局高度警觉并提出加强防务的建议。1950年7月，阿拉斯加总督欧内斯特·格鲁宁(Ernest Gruening)在报告中指出，苏联正积极推进西伯利亚的开发计划，除大规模移民外，还设立农业研究站，将经济建设与军事部署紧密结合，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他警告称，苏联两个空降师即可在短时间内摧毁当地主要空军与海军设施，并敦促国会加快对阿拉斯加的军事投入。阿拉斯加驻国会代表鲍勃·巴特利特(Bob Bartlett)亦强调，西伯利亚的伞兵部队可在48小时内占领该地区全部大型空军基地。地方社会对阿拉斯加的安全问题也高度敏感：当地学校里悬挂的地图特别标记白令海峡两岸的相对位置，出版社大量发行有关极地航线的图册。这些迹象有力地佐证了当时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但是，这些言辞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充分重视。美国政府在政治辩论中有意回避阿拉斯加的紧张局势，将这一攸关国家安全的关键议题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出。
直至确切的军事情报不断被证实，美国政府才开始正视阿拉斯加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1951年3月，一名美国飞行员在飞越白令海峡时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已在大代奥米德岛山顶修建军用机场，并驻扎大量士兵。大代奥米德岛与美属小代奥米德岛隔海相望，距阿拉斯加不足50英里。这一发现意味着苏联军队已逼近美国边境。这张照片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社会，加剧了恐慌氛围，甚至有美国报纸宣称苏联在西伯利亚集结了30万精锐军队，随时可能对阿拉斯加发动“闪电战”。随着类似报道的扩散，阿拉斯加在美国舆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美国从一系列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可能会入侵阿拉斯加，这一判断促使其对阿拉斯加防卫政策进行调整。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均明确指出，苏联正试图在波罗的海沿岸重建势力范围，而阿拉斯加作为沙俄旧有领土，极有可能成为其潜在目标。自1950年起，美国国务院、参联会与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会评估苏联对北美大陆发动突袭的可能性。随着阿拉斯加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其薄弱的防御部署被美国视为与苏联在边疆竞争中的重大隐患，美国亟须通过加大投入以缩小差距。1950年底，美国国防部修订了《阿拉斯加军事发展指南》(Guidance for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Alaska)，明确其核心目标是建立能够抵御苏联打击、保护北美大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增加在阿拉斯加的军事投入。美国政府决定将阿拉斯加的防务重心从对日防范转向对苏遏制，防御重点由南部沿海转向北部边境，着力强化北极方向的纵深部署。作战任务也随之调整，阿拉斯加驻军不仅需要维护军事基地安全，还需重点支援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任务。此外，随着苏联空中打击能力的提升，美国还加快扩充驻军规模并升级防御设施。1951年12月，在完成对朝鲜半岛的兵力部署后，美国又将剩余军事资源优先配置给阿拉斯加，以强化在该地区的防御部署。
在美国对阿拉斯加的军事投入尚未完备、可靠性防御力量尚未形成之际，民众参与国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除了专业的军事部署，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还动员平民参与阿拉斯加防御项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留守特工项目。1950年6月，在一次跨部门情报会议上，阿拉斯加司令部决定选拔、训练并装备一支战时可动员的平民特工队伍，以便在苏联入侵的情境下执行侦察和情报搜集等任务。同年9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美国情报机构与军方联合评估可能爆发冲突的区域，并在诺姆、费尔班克斯、安克雷奇与西沃德等地优先部署平民特工。在诸多军事建设项目中，美国通常优先招募阿拉斯加本地居民，仅在人员短缺时才从周边地区乃至美国本土调配人员。1953年，美国设立了“地面观察团”(Ground Observer Corps， GOC)，观察员们负责监视出现在阿拉斯加上空的飞机，并通过无线电将信息传递至军事指挥中心。全境共有1000余名当地居民参与，在高纬度地区与偏远村落亦设有观测站。1955年，一架自科迪亚克起飞的美军P2V巡逻机在执行任务时遭苏联战机攻击，在圣劳伦斯岛迫降，当地观察员迅速赶赴救援，最终使得机组人员全数生还。
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东亚地区地缘压力骤降，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防御安排逐渐调整为长期部署，平民防御项目亦随之转入稳定运行阶段。这一时期，美国的边疆理念主要由国家安全政策的现实需求所决定。但正如“留守特工项目”等个案表明，冷战推动下的平民防御项目不仅出于安全考量，更在无形中加速了美国政府对阿拉斯加的政治整合和认同过程。
三、立体化边疆防御系统的构建
20世纪50年代，随着远程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系统等新型军事技术的出现，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场围绕国家主权与边疆概念的根本性变革。传统以陆地和海洋为核心的疆界体系，建立在平面、可见且相对稳定的地理边界之上，而空中力量的快速发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结构。围绕空域主权问题，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最终确立了“领空属于国家主权”原则，表面上是对国家权利的确认，实则也迫使主权国家承担起对空中空间进行监控与防御的责任。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边疆结构由传统的陆海二元平面，转向陆、海、空相互叠加的立体形态。
与此同时，核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战争形式，这种高速和远程的威胁使传统的国土边界在战略上变得毫无意义。安全威胁不再局限于相邻的陆地，而是在极短时间内跨越国界，从高空直抵国家腹地，使得“边疆”这一概念不再对应某一具体地理边缘，而成为一种依赖技术手段维持的空间秩序。面对这一挑战，美国政府不得不将防御范围向外部和高空延伸，这促使美国重新审视阿拉斯加在国家防务中的地位。它不再只是一个需要地面部队防守的偏远陆地边疆，而是被纳入覆盖整个北美大陆的预警与防御体系之中，其战略价值在于美国防范苏联军事打击的关键位置，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或资源属性。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言：“每当引入一种新型武器，或设计出一种新的作战方式，我们必须对自身所拥有的以及可能希望控制的领土进行全新评估。”鲍曼的论断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国边疆观念变革的核心逻辑：新技术并非简单地作用于既有疆域，而是在根本上重塑了国家对主权、边疆与防御空间的认知。
在这种国际安全形势下，美国将苏联对其本土发动核打击视为首要威胁，国家防御的“前沿”概念也随之发生转型。对于美国而言，阿拉斯加不再是“北美大陆的尽头”，而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前线。阿拉斯加众议员威廉·伊根(William A. Egan)警告称，苏联仅凭少量核武器便足以摧毁阿拉斯加现有的防御体系，并将其转化为威胁美国本土的前沿据点。在空前的安全压力下，美国与加拿大启动军事合作，推进覆盖北极地区早期预警防线(Early Warning Line)的建设，重点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地区。
早期预警防线的构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最初判断苏联完成原子弹试验的时间不会早于1952年，然而，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令美国政府震惊，成为推动其防御理念变革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苏联远程轰炸机已具备从西伯利亚飞抵美国西海岸并返航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安全焦虑。美国意识到，传统的边疆防御方式已无法应对空中和核打击的威胁，被迫提前升级空防体系。1951年，美国建立“飞机控制与预警系统”(Aircraft Control and Warning， AC&W)，通过雷达网络实时监测苏联轰炸机，并通过战斗机进行拦截。尽管该系统当时被视为权宜之计，但它拉开了美国在阿拉斯加建设早期预警防线的序幕，促使价值约10亿美元的早期预警防线工程在短时间内建成。
面对日益巩固的苏联政权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的危机感持续加深。处于建设阶段的早期预警防线系统，需要不断被调适以应对冷战危机。1953年11月，《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了一篇关于阿拉斯加防务的报道，其中援引当地矿业工人的观察，直言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且极端危险”。报道披露，每年夏季约有7.5万名工人被动员前往阿拉斯加参与雷达站建设，而仅凭与工人的日常交流即可大致拼凑出该地雷达设施的分布情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边境地区进行昼夜不间断的军事巡逻。基于上述现实，美国决策层逐渐达成共识：防范苏联对阿拉斯加及美国本土的潜在威胁，根本之策在于空防体系的迭代升级，应加强远程预警线(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DEW Line)的建设。与传统防御工事不同，这一体系依托雷达网络构建起以预警线为核心的北美空防结构，使美国能够在苏联轰炸机进入北美空域之前获得预警，这也使得美国的防御前沿被推至北极地区。
随着苏联核打击能力的迅速增强，美加两国的空防合作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1954年，两国基于共同的空防利益达成协议，启动横贯北极的大型雷达预警与通信体系建设。该系统从阿拉斯加西部沿海延伸至北极地区，全长近5000公里，构成覆盖北美大陆的空中预警链。各雷达站多架设于高地，以最大限度提升探测精度，扩大覆盖范围。随后，美国将预警系统进一步延伸至格陵兰岛和冰岛，最终建成横跨北极的“远程预警线”。在这一预警体系中，阿拉斯加成为连接北极空域与北美大陆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美国高度依赖阿拉斯加的预警和拦截系统，其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显著上升。飞机控制与预警系统连同远程预警线，一起构筑成早期的警戒和拦截系统，标志着北美大陆空防网络的初步完成。这一时期美国的防御核心不再是拦截对边界的入侵，而是远距离预警时间的管理。预警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了美国进行战略决策和反击的可能性。
此外，远程预警线所依赖的雷达与无线电设备必须在极端环境下长期运作，低温、磁场异常、电离层扰动及电磁风暴均对设备稳定性构成严峻考验。如此高强度的部署使工程总成本超过6亿美元，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最昂贵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为确保施工进度，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动员国家资源：约46万吨物资和数万名技术与军事人员被输送至北极地区。庞大的基地建设和军事部署显著改变了阿拉斯加的人口分布与社会结构。1956年，阿拉斯加全境人口约20.6万人，其中近四分之一为军事人员，这一比例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非常罕见。美国在当地的大规模军事投资不仅促进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也凸显了联邦政府对这一北部边疆的高度重视。
1957年8月，苏联宣布成功发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同年10月又将“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1)送入轨道，标志着苏联已具备将核弹头装载于导弹，并远程投射至美国本土的能力。这打破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技术优势和心理优越感。随后，美国国防动员办公室发布了轰动一时的《盖瑟委员会报告》(Gaither Report)，首次明确承认北方边疆与极地地区在核威胁下的脆弱性。1960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大幅裁减苏联常备军近百万人，并集中资源发展导弹力量，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导弹打击能力的担忧。这些事件引起了美国对导弹预警与跟踪能力的深刻忧虑，预示着大国之间的对抗进入洲际弹道导弹时代。相较于传统轰炸机，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能够在更短时间内直抵北美腹地，导致传统依赖雷达预警的空防体系丧失战略效能。因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对抗新型导弹威胁的防御项目。
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轰炸机的担忧逐渐被对导弹威胁的恐惧所取代。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导弹技术差距的焦虑氛围，认为苏联已在“高科技”领域展现领先优势，并由此显著提升了国际影响力。由于远程预警系统无法有效探测导弹轨迹，美国政府决定启动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 BMEWS)。1958年8月，军方在阿拉斯加完成实地勘察后，最终选定费尔班克斯以南的克利尔(Clear)作为新系统的建设基地。该系统的部署，使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防御重心明显转向以导弹预警与技术拦截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冷战初期依赖地面部队与地方平民参与的边疆防务模式也由此逐步走向终结。为回应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军事部署，苏联在西伯利亚同步推进导弹预警与防御体系建设，美苏两国遂在白令海峡两岸形成新的对峙格局。在这一过程中，阿拉斯加彻底成为美国在北极与太平洋方向的战略前沿，成为集情报收集、远程侦察预警和第一道防线于一体的“北美顶级掩护”(Top Cover for North America)。
阿拉斯加防御体系的建设，构成了美国在冷战初期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重要实践。随着预警系统的展开，美国的防御重心逐渐突破传统依赖地面与近空防御的模式，转而指向以高空监测与提前预警为核心的立体化防御布局。对于美国而言，边疆不再是清晰可见的地理界线，而是逐渐演变为依托技术系统加以界定和维系的防御空间。这一转变推动美国在冷战初期形成了一种新的边疆想象：边疆的意义不在于领土的进一步延伸，而在于防御前沿与国家安全空间的重新界定。可以看出，在美苏冷战对抗频频升级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强化北部边疆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关键地位，阿拉斯加从曾经被遗忘的边疆真正转变为至关重要的战略边疆。密集的军事建设为阿拉斯加带来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并为其建州创造了条件。
四、阿拉斯加建州运动与美国边疆理念的重构
阿拉斯加建州运动由来已久，并非冷战时期的产物。19世纪70年代，锡特卡当地居民曾试图通过自发选举代表在国会争取发声的机会，但这一努力长期被联邦政府所忽视。尽管美国自诩阿拉斯加被昭昭命运带入了“自由圣殿”，但它始终未能摆脱遥远飞地的刻板印象。19世纪末的淘金热将阿拉斯加首次带入美国的国家视野。1896年，克朗代克与诺姆金矿的发现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数十万淘金者涌入阿拉斯加，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加速了美国对当地资源的开发。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沃德的冰箱”贬抑性论调。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12年通过《第二组织法》(The Second Organic Act)，赋予阿拉斯加领地地位。然而，该法案并未有效回应地方社会对自治与政治认同的诉求，反而强化了联邦政府对阿拉斯加事务的控制权。1916年3月，阿拉斯加国会代表威克舍姆法官(Judge Wickersham)首次提出建州法案，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人口稀少、政治发展滞后等因素，该提案被国会否决，此后类似倡议亦屡遭挫折。
可见，经济价值的提升并未自动转化为政治地位的跃迁。阿拉斯加依旧被美国固化为“拓殖对象”，甚至一度被纳入“殖民经济”的范畴。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在阿拉斯加的核心目标集中于资源攫取，其人口规模、政治成熟度及战略地位均未达到联邦层面的建州门槛。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在传统的“特纳边疆理论”框架下，阿拉斯加被视为西部拓殖运动的自然延续——一片等待被“文明化”的荒野，一个可供农业定居的“最后的边疆”。然而，阿拉斯加恶劣的气候条件、有限的可耕地以及与美国本土的地理隔绝，使得这一拓殖想象难以实现，阿拉斯加始终徘徊在美国边疆叙事的边缘。
冷战时期，阿拉斯加的建州诉求逐渐超越地方自治的范畴，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主权完整的战略议题。正当美国围绕阿拉斯加地位争论不休之时，苏联方面则在社会舆论与官方宣传中不断放大阿拉斯加的“模糊身份”，将其描绘为“失落的俄国领土”。据驻苏联的美国情报官员回忆，苏联社会普遍认为阿拉斯加并非真正属于美国，而应是俄属远东的一部分。即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流传着1867年俄国并非真正“永久出售”阿拉斯加，而只是“长期租赁”，阿拉斯加终将“归还”苏联，苏联人对阿拉斯加的思念如同失去了地理上的一部分枝干。
面对苏联的质疑，美国国会亦因战略考量而将阿拉斯加问题纳入议事日程，旨在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美国的主权立场。支持阿拉斯加建州的议员主张，唯有赋予阿拉斯加完整的州地位，才能确保其在美国国会中拥有代表权，从而争取必要的国防拨款和军事投入。在此背景下，1948年国会就阿拉斯加建州法案进行表决，众议院以208票对166票获得多数支持，但因选票分配与两党政治平衡等敏感问题，法案最终在参议院遭到搁置，未能进入立法程序。1950年3月，众议院以186票对146票再次通过建州法案。这表明，随着冷战格局的加深，美国对阿拉斯加的战略重视不断增强。国会对建州立法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了法案本身的重要性，也传递出明确的战略信号：阿拉斯加在国家防御体系中应与其他州享有同等地位。正如众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所言，承认阿拉斯加的州地位不仅是政治公正的体现，更彰显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的防御部署与应对苏联威胁的准备，均以阿拉斯加具备完整主权地位并能够自由调配资源为前提。
阿拉斯加当局与民众也借助美苏冷战带来的危机感，主动借用国家安全话语强化建州诉求的合理性。1949年，总督格鲁宁成立“阿拉斯加建州委员会”，试图推动建州议题进入国家决策视野。1955年，在阿拉斯加大学召开的制宪会议上，格鲁宁发表著名演讲《让我们结束美国殖民主义》(Let Us Now End American Colonialism)，将阿拉斯加的处境与美国的独立斗争对比，并借助“去殖民化”话语赋予建州运动政治合法性和道义支持。次年，阿拉斯加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建州提案，标志着地方共识的达成。格鲁宁反复强调，大多数生活在阿拉斯加的居民来自美国本土地区，是“开拓边疆”的历史主体，却长期未能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令阿拉斯加的建州诉求更加迫切，地方社会试图向联邦政府表明，在冷战形势日益严峻、新威胁频发的背景下，阿拉斯加的领地地位已难以满足国家安全的实际需求。这一时期，阿拉斯加当局将“建州”塑造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并将边疆问题提升至关乎国家安全与制度延续的高度。
围绕是否应将阿拉斯加纳入联邦并赋予其州地位的问题，美国国内长期存在激烈的争论。受党派分歧、选票平衡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建州议题一度陷入僵局，这一问题在美国学界中也常被归因于国会立法的分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冷战初期正是美国加速在阿拉斯加开展边疆建设的关键时期。在重新界定阿拉斯加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将建州视为实现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1958年5月，国会再次审议阿拉斯加建州法案，众议院以208票对166票通过，参议院随后批准。由此，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第49个州。真正促使联邦政府态度转变的是冷战防御需求的压力，军事必要性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成熟度标准。诚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乔治·罗杰斯(George Rogers)所言，如果没有冷战国防建设带来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阿拉斯加能否成为一个州仍是值得怀疑的。
阿拉斯加的成功建州不仅推动了美国对北部边疆的领土整合，也为夏威夷的建州运动提供了直接助力。1959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第50个州。尽管阿拉斯加与夏威夷几乎同时完成建州，但国会对两地建州的态度及其争论焦点却呈现出显著差异，折射出冷战时期美国对不同边疆功能的区分性理解。围绕阿拉斯加的建州讨论，国家安全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国会中对阿拉斯加建州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务实层面，如财政成本、人口规模与行政可行性等问题，而非对其政治属性本身的质疑。相比之下，夏威夷的建州更多引发了围绕种族构成、意识形态问题与“共产主义渗透”风险的争论，其反对声音明显带有更强的政治与文化色彩。这种差异表明，在冷战压力之下，国会更容易接受以军事安全为导向的诉求，而对涉及族群结构与制度象征的议题则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1959年夏威夷正式建州后，这种差异化的边疆定位在官方话语中进一步强化。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以“新边疆”(New Frontiers)为主题，将阿拉斯加作为行程首站。在肯尼迪的演讲中，夏威夷的加入被描绘为“通向亚洲的桥梁”和“种族融合的典范”，阿拉斯加则被视为北方防御和未来机遇的象征。“新边疆”由此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的核心隐喻，既承继了美国历史上的“拓边”传统，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以回应冷战压力、科技竞争和社会改革的挑战。阿拉斯加被冠以“最后的边疆”之名，被纳入美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边疆叙事之中。
冷战时期，阿拉斯加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地带，这片区域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横亘于白令海峡之上的“冰幕”(Ice Curtain)。随着阿拉斯加成功建州，美国的地理边界和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也表明传统西部边疆所象征的“无限机遇”和“农业拓殖”意象，正逐步被阿拉斯加作为“战略边疆”的新定位所取代。在冷战语境下，美国为这片边疆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阿拉斯加成为“战略防御”和“资源堡垒”的象征。这一转变是冷战时期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标志着美国边疆进程从西部拓殖向现代国家安全防卫的全面转型。这一战略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60年9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与美国会谈时，虽承认苏联飞机曾飞越阿拉斯加领空，却否认苏联对该地区拥有任何主权或军事意图，并试图通过外交辞令淡化阿拉斯加的敏感性。
结语
阿拉斯加不仅是美国边疆叙事的“迟到者”，在该国的边疆史学发展中也长期被边缘化和地域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才开始逐步将阿拉斯加纳入边疆史的讨论，但这种迟来的关注仍未能彻底改变其边缘化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过程与区域”的学术争论将边疆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边疆概念则从“历史过程”回归至“区域探讨”本身，阿拉斯加逐渐获得更多的学术关注。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所言，这片被视为美国西部边疆延伸的北方领土，却缺乏传统意义上冲突与征服的特征，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使阿拉斯加在美国边疆史中占据特殊位置。如果说19世纪的边疆理念以拓殖与扩张为核心，那么冷战语境下的阿拉斯加则揭示了美国的边疆理念如何超越拓荒神话，转向安全、防御与国家身份认同。
阿拉斯加之所以得以延续“边疆”意象，正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契合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需求，尤其是朝鲜战争引发的安全焦虑，以及苏联在远东地区日益强化的军事部署，促使美国重新布局北太平洋防御体系。作为北美大陆毗邻苏联的前沿地带，阿拉斯加迅速由边陲地带跃升为战略边疆。阿拉斯加既是国家战略重心变迁的缩影，也是冷战格局下美国边疆认知变革的力证。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边疆”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承载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象征意义。一般而言，只有具备开拓、开发或防御等重要价值的地区，方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相反，那些未被纳入“边疆”范畴的领地，通常处于国家的边缘位置，其政治地位、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历史上，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长期被视为“边缘性领地”，甚至带有“准殖民地”的色彩，缺乏传统西进边疆叙事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冷战时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凭借战略地位，逐步摆脱这一困境。由此可见，美国对“边疆”往往自行设定界限：西进边疆神话并未被无限外推，非本土领地能否成为新“边疆”，取决于美国在国内政治、战略价值和文化想象等方面的权衡。
边疆理念是美国政治需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反映。美西战争后，美国作为不再盲目追求领土扩张的帝国，并没有被传统的地理疆界所束缚，而是更加注重战略边疆的价值。冷战时期，美国的边疆观念及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战略边疆的意义日益凸显，在遏制战略下不断外推安全边界。从地理意义上的防卫边疆，到政治语境中的战略边疆，再到国家建构中的理念边疆，透过其在不同时期多种内涵的更迭，亦能管窥美国边疆理念的弹性和多维性。
本文作者杨金璐，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