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在华新耶稣会将地图编绘事业纳入江南科学计划的框架中，绘制了一系列数量可观、类型多样的地图作品。土山湾印书馆为新耶稣会的地图出版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使早期的手绘草图得以汇总、付印。经过试印、编绘、实测等技术探索阶段，新耶稣会制图的水准逐渐成熟。新耶稣会制图的显著特点是，其地理知识的来源以及绘图方法上有意承续明清间耶稣会士的余脉，然而中国传统制图元素与手法亦见于图端。由此可见西法与中法在新耶稣会制图活动中的融合。作为新耶稣会汉学工作的补充与延伸，编绘地图的活动也呈现了作者获取地域性知识的向度与深度。
关键词：新耶稣会/ 汉学/ 地图/ 地域性知识/
作者简介：张怡雯，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原文出处：《国际汉学》(京)2025年第5期 第68-80页
明清间入华的耶稣会士是同时代欧洲人扩充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地理知识的重要推动者。自16世纪末起，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及其后继者介绍的中国地理知识以及绘制的中国地图，令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大为推进。①特别是1655年出版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成为欧洲第一部正式刊行的中国分省地图集，因其详细、准确的特点而广为流传。不过至此，欧洲人绘制的西式中国地图，只是依靠个别实测经纬度数据，结合推算得到的其他地点位置编绘而成。②清前期由耶稣会士主持实测而成的内府舆图，不仅对欧洲地理学影响深远，也使耶稣会士们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好景不长，耶稣会于1773年在西欧大部分地区遭到解散，1814年才得以复会。重建后的耶稣会(下文简称“新耶稣会”③)于1841年派出第一批传教士自法国启程前往中国。返华的新耶稣会士受益于明清间耶稣会士的盛名荫蔽，也迫切渴望继承、恢复和发展其前辈的学术声望。康雍乾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测绘工作，是新耶稣会士既颇引以为傲，又觉难望其项背的洪业。因此，地图测绘的工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是寄托了远绍明清间耶稣会学脉的向往。从现实需要的层面来说，新耶稣会士很早就违背条约的限制，深入内地活动，因此更需要准确、翔实的地图作为工作指南——这样的地图对于掌握教区的全貌，以便合理派遣人员、物资具有导览的意义。因此，地图编绘的需要在新耶稣会看来显得极为迫切。
因此，新耶稣会很早就将发展地理学与测绘技术纳入其野心勃勃的学术计划中去。1872年开始的“江南科学计划”是新耶稣会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计划。该计划凡举涉及科学、文化与宣教的四个具体项目④，地图的编绘事业即隶属其中一个子项目——中国史地工作的研究，包括研究教区历史、编写教士传记、重印教区报告以及绘制江南教区的详细地图，这项工作由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及其后学领导。另外，该项目催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由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一1901)领导的汉学研究工作，其杰出作品汇集在“汉学丛书”(Variétés Sinologiques)中。地图的出版与丛书的编写、发行互为表里，大量的新编地图依据丛书的出版需要而绘制，更有一些地图后来单行并名列丛书之中。
目前来说，学界对于以徐家汇观象台、震旦博物院以及“汉学丛书”为代表的科学文化事业已有比较集中的讨论⑤，但作为汉学研究的一部分，新耶稣会所制地图仅有若干单项成果受到关注⑥，对于这样一个卓有体系的地图编绘计划本身、有关此项计划的人事、制度与成果，目前尚未有专题研究问世。此外，当前地图学史的研究中少见针对某一系列地图的创作群体进行的整体研究。新耶稣会地图作者的身份与学术背景相对比较统一整饬，借此或可一窥近代西方测绘技术进入中国时来华西人团体所扮演的角色。
一、新耶稣会制图的类型与分期
新耶稣会在华绘制的地图，包含政区地图、交通地图、历史地图、教学地图等类型，在功能上上述几种类型有所交叉。这些地图中既有付印者，也有不少是未能付梓的手稿。除去绘制时代不可考的手绘地图，新耶稣会绘制的印刷地图面世的时间集中在1870年代至1940年代，最集中的时段是1870年代至1920年代。其中，就笔者所目验者共有47种，见表1。
(一)手绘时期
新耶稣会的地图编绘事业最早起步于一些反映小范围区域的手绘指南。事实上，明清时期的天主教传教士(无论何种修会)都习于草撰这些具有指南性质的地图。例如保存在欧洲的一张《松江府图》，据高华士(Noël Golvers)考证正是清初上海的意大利人潘国光(Franciscus Brancati，1607—1671)在一张明代中文舆图之上添绘教堂以及教务细则，由此制成的地图指南。⑦而在清中叶的屡次教案中，官府也常常能从被拘捕的教士身上搜到详细的堂区地图。出于同样的原因，清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被派遣到中国后，也会以手绘草图的形式绘制各自负责区域的交通、水系甚或地籍图。
这一类堂区草图为数甚多，目前保留在上海图书馆的有68张⑧，大体上每一幅表现一个堂区的范围，每一堂区保有一张对应的草图。这一系列的特点是：开本较小，以铅笔手绘于白纸之上，一般没有坐标系、比例尺或图例，但符合西方地图的制图习惯，方向采用上北下南，注记以法文为主、间杂中文以相对照。作为传教地图，其特色在于着重标注天主教堂以及从城镇前往这些地点的交通方式，包括陆路与水路。这些地图的绘制与收藏细节于史无征，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其绘制乃是出于教区或新耶稣会统一的指令，因此这批地图不仅图面内容细密周致而且在体例上相对统一。散布在各地的传教士完成绘制后，又通过耶稣会严密的讯息传递系统，将地图汇总到徐家汇耶稣会会院，最后入藏徐家汇藏书楼。
这些草图的绘制是出于便利传教的考虑，因此一经面世或藏于教士之手，或束之高阁，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对于后来在徐家汇会院以及藏书楼从事地图编绘的后学来说，这批珍贵的手绘地图为填充局部地区的地理知识空白提供了极为细致的信息，也开启了后来各类印刷地图的先声。
(二)试印时期
晚清以来，新耶稣会在地图测绘方面并非执牛耳者，其涉足的时间也晚于在华外商及新教团体。要将上述这些临时草成且体例不一的手绘地图在更大视域范围下表达，并且能够付印以化身千万，才能使这些个人的零星工作得以广泛应用。这一赋予地图以生命力和表现力的重任，首先依赖于地图印刷技术的成熟；在新耶稣会制图事业中，地图印制技术早于地图测绘技术被引入中国。
新耶稣会制图的第一步，是尝试重印已有的中文地图。土山湾印书馆于19世纪70年代中叶引入石印印刷技术，用于印刷书籍以及教会宣传品等。不久后，石印术便被用来试印地图。据20世纪初人士的回忆，在1877—1885年，土山湾孤儿院的印刷车间尝试重印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该图涉及的范围在杭州湾到镇江之间(包括崇明)。⑨目前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一套以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分县地图即是此次重印的成果之一。这套地图于1878—1879年在土山湾印制，表现范围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所辖县份，共有25张，作者署名“L.Pfister”(即费赖之)。这套地图的图面内容与绘图手法，绝类同治年间苏省舆地总局测绘的《苏省舆地图》，特别是这套舆图中的《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舆图》⑩。作者又在图面上添绘了天主教堂与传教点的位置，以及前往这些地点的路线。(11)类似的还有同样印于1879年的《江南图》(12)，也是费赖之的作品。该图表现范围为清末的江苏、安徽两省(即“江南宗座代牧区”(13)的范围)，以方格网控制，分府设色。印刷时黑色线刻用油墨石印完成，设色部分为后期手工上色。费赖之此图，显然也参考了同治《苏省舆地图》系列的地图，或者是其中某张地图的缩绘。这些地图均为费赖之以《苏省舆地图》为底本改绘的一系列政区地图。此时的新耶稣会士，尚且不具备地图测绘的技术条件，而以摹绘、改绘既有的地图为工作核心，同时使用当时尚属简陋的土山湾石印设备，为后来更大范围的地图印刷做准备。
(三)编印时期
从1885年开始，自发的地图编绘工作在新耶稣会中展开。地图编绘事业在徐家汇的起步，有赖于两位重要的发起人，其一是夏鸣雷，另一位是初来中国不久的初学院修士陈士谦。作为“汉学丛书”的发起人，夏鸣雷所绘制的地图常常是他汉学作品的衍生品。例如，他所绘制的两幅总铎区地图——《崇明总铎区》和《海门》，缩绘后插入“汉学丛书”第一号的《崇明志》(14)作为附图。此外他还曾为《安徽省志》(15)一书绘制了一张安徽省全图，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善的安徽省地图。需要说明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夏鸣雷在崇明、海门两地传教，相比其同事他有更多实地踏勘的机会。表现崇明、海门的两张地图可能是夏鸣雷在旧地图的基础上，通过踏勘、访谈等方式如实表现了坍涨不定的崇海两地海岸线，还将1879年的海岸线以虚线标绘，以示对比。
相比夏鸣雷的“副业”，当时初来中国的陈士谦则全力投入，对此进行延展和补充。陈士谦，法国人，1875年入昂热(Angers)初学院，1884年于泽西岛(Jersey)神学院修完三年的哲学课程后即前往中国，于1885年10月抵达中国。之后他在徐家汇学习了一年中文与四年神哲学课程(1885—1890)，随后在海门、奉贤、浦东、虹口、苏州等地履职，曾任浦东与苏州总铎。(16)陈氏身后留存的地图，主要为总铎区地图，包括松江、浦东、苏州、常州、池州等区域，另外还有《安徽省图》(La Province du Ngan-hoei，1893)一张。这些地图的绘制时间集中在1885—1888年，正是他在徐家汇初学院学习中文与神学的四年。考虑到陈氏制图涉及范围广大，要在四年之内遍行、踏勘这些地区，远非一人之力可及；加之他当时初来中国、言语不通，实地测绘存在客观困难。事实上，陈氏所制地图，只有表现上海及其近郊的几幅地图是陈氏亲自测量所得，其余部分主要利用已出版的地图编绘而成，同时依靠“从他的许多同事那里得到的一些一手材料与信息”(17)以填充细部的地理知识。在《安徽省图》图幅右侧有一大段图注，说明了该图的绘制方法：选取的16个测绘点的经纬度均采用了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第四册的数据，对于扬子江的形态则是参考一系列海图，对于局部细节的填充则利用了在本省活动的同事所绘的手稿地图。(18)随着传教士逐渐深入安徽境内活动，他们对于该省局部地区的知识一点点充实起来，这一点亦表现于图幅之上。
(四)测绘时期
自19世纪90年代起，一些具备现代测绘知识的新耶稣会士开始使用简易的测绘工具，对小范围内局部区域进行实地测绘。此类工作是明清间耶稣会士测绘活动的延续。
实测地图中最有代表性的数1899年蔡尚质的《上江图》(19)。蔡尚质，字思达，1883年来上海，在徐家汇观象台负责授时部门的工作，历任徐家汇观象台、余山天文台台长。这部大比例尺长江上游地图集共有64张分图，装订为一册，于1899年由上海法商东方出版公司出版。为绘制此图，蔡尚质及两位中国助手于1897—1898年亲自游历长江上游地区、测定该区48个城市的经纬度。这一成果日后受到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Paris)的褒奖，并于1901年被该会授予奥古斯特·洛热罗奖(Auguste Logerot)(20)。蔡尚质因此成为最早受到这一学术团体嘉奖的新耶稣会士。
与《上江图》同时进行测绘的还有城市地图。1898年土山湾印刷所印制了一幅实测设色地图——《江宁省城图》。该图是当时长期居住在南京的耶稣会士方殿华对南京城市进行实地踏勘测绘而得。方殿华于1885年来华，曾执掌土山湾孤儿院，后于1889—1890年及1896—1899年两度在南京住院活动，其间对南京城郊进行测绘并展开系列研究。该图问世后，成为南京城市最早的实测地图。作为新耶稣会教士早期实地测绘的成果，这份地图被纳入“汉学丛书”，成为新耶稣会向欧洲学术界干谒的行卷之作。
作为新耶稣会科学事业的重心，徐家汇观象台对于地图测绘也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徐家汇观象台在地理科学上负有盛名，它曾于1926年参加国际经度联测，并成为此次测量的三大测量基点之一。(21)但是据《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序》陈述，1922年以前徐家汇观象台、余山天文台与箓葭浜地磁台之间就已布设了测地线网络。(22)以此为设施基础，制图者屠恩烈在绘制《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的15年内(约1908—1924年)，就能够在徐家汇天文台的龙相齐神父帮助下，周行地图范围所及的区域，并测定其中主要地点的经纬度。(23)屠恩烈是法国人，于1908年来华；龙相齐是意大利人，1910年来华后负责徐家汇观象台的气象部和地震部，后来担任梵蒂冈科学院院士。两人合作完成的这份地图由8张开幅巨大的分图构成，使用照相制版印刷，色彩鲜艳、印刷精美。尤其难得的是，幅面巨大的地图系由原张摄影落石，并非拼合，可见当时土山湾地图印刷技术已经相当高超。这套地图出版后成为当时表现江苏省全境的比例尺最大的民用地图。
二、合纵与连横：新耶稣会地图测绘中的几个传统
新耶稣会返华后曾迫切收集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而地理知识的最佳载体无疑是既有的中文地图。从徐家汇藏书楼旧藏舆图目录来看，新耶稣会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即着意搜集当时流行的一些中文舆图；而一些图记也反映了当时新耶稣会士收藏有包括湖北抚署刊刻的《大清一统舆图》(24)在内的流传颇广的中文舆图。有意思的是，他们手中掌有的那些自欧洲出发之时即引以为指南的西文地图，其中对中国的描绘，也大多出自康雍乾三大内府舆图的谱系。徐家汇藏书楼旧藏中有一幅1842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地图》(Carte de la Chine)(25)，此图即小毕欧(Édouard Biot，1803一1850)《中国古今地名词典》(Dictionnaire des noms anciens et modernes des villes et arrondissements de l'empire chinois，1842)一书附录。据小毕欧自序所言，此图是对德国东方学家柯恒儒(Julius von Klaproth，1783—1835)的中亚地图进行校正、订补后的结果(26)。而柯恒儒对中国的地理知识毫无疑问直接来自康乾时期耶稣会士的测绘成果，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仍然保存了他个人收藏过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分图(27)。小毕欧的这张地图，很可能被早期来华的新耶稣会士视为指南，因而成为徐家汇藏书楼的藏品。相比晚清时期坊间的地图编绘者来说，新耶稣会地图编绘者掌握有从清代三大图衍生而来的中、外两个谱系的系列地图。在编绘自己的地图时，如何选取底本，就成为颇费思量的事。
新耶稣会于1876年印制了一张木版水印设色的中文地图《江苏、安徽两省图》(28)，这是目前可见该会最早制作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图，后来成为新耶稣会所制众多江苏、安徽地图的母本。然而，这张图近乎是对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中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所制的江南省图的再版，唯将原图的法文改为中文，并在安徽、江苏之间添绘省界，再补充长江河道上的沙洲分布现状。(29)到1888年，《安徽省图》的作者陈士谦在“图说”中坦言，自己的工作主要依靠的是《中华帝国全志》中唐维尔所制的地图，而非内府舆图在中国衍生的地图。在中外地图可以兼得的情况下，新耶稣会倾向使用西方传统的地图。同样，在由蔡尚质编绘、徐家汇天主堂承印的《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中也有类似线索。该图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持续出版的一系列中文全国舆图，有1887年(30)、1893年(31)、1904年(32)等多个版本。这一系列地图采用了晚清时期流行的中文全国舆图惯用的名称，据林宏判断，其系谱也传承自康雍乾三朝内府舆地图，但该系列地图采用的绘图技法却是西式的，乃是依据唐维尔一系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全图改绘而成。林宏将其归类为“中译西图”的一种。(33)
直到20世纪20年代，屠恩烈在测绘大比例尺江苏地图时，由于缺乏较好的实测点，他仍然选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附录的清初耶稣会士绘制内府舆图时采用的测绘点(34)，加上部分小毕欧在《中国古今地名词典》中列出的测绘点，以此为基础对经纬度数据进行校正。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帝国全志》所附测绘点的经纬度数据并非全部由实测得到，其中亦有推算所得；而所列经度值则更多由推算得到。(35)小毕欧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毕欧(Jean-Baptiste Biot，1774—1862)之子，早年曾经营铁路公司，后追随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并于1835—1850年出版了多部中国研究的作品，又于1842年与1847年成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成员。(36)小毕欧本人从未踏足亚洲，此书中列出的中国各城市经纬度数据，乃是依据一系列清初耶稣会中国地图所衍生的西文地图以及19世纪上半叶的航海图推算得出，并非实测所得。尽管屠恩烈明知以上两个经纬度数据并非全部由实测所得，并且在他的时代，这一区域已有不少民用、商用的实测地图出版(例如1907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江苏省全图》(37)、1908年美华书馆制《江苏省全图》(38)、1908年商务印书馆制《安徽省全图》(39)系列地图，类似的分省地图还有1908年由美国内地会绘制的《中国地图》(40))，不仅制作精美而且印量很大、流传颇广，屠氏编绘自己的地图时，或者并未参考(未见于参考目录)或者避而不谈，仍然执着于承继明清间耶稣会地图测绘的学脉。
显然，新耶稣会传教士以明清间耶稣会士的后继者自居，特别在“科学传教”的理念上刻意效仿前贤。由于这种内在传统的存在，新耶稣会制图选用的基础资料，被认为理所应当地以明清耶稣会士的作品为首选。而明清间耶稣会士的成果确也在两百年后为其后人留有余泽。当时，不仅会内人士将这份工作视为向明清间耶稣会士的致敬之举，教外人士也习惯性地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对其前辈工作的延续。在《上江图》出版不久后，法国博物学家福威勒(Albert-Auguste Fauvel，1851—1909)在法国地理学会《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撰文，评价此书称“我们博学的徐家汇天文台台长所绘的这张图，无疑是对路易十四时代博学的耶稣会士所绘的中国大地图的补充。”(41)
然而时隔百年，时移势迁，尽管明清间耶稣会的遗泽犹在，但地理知识的扩展毕竟不能止步不前。尽管常常为新耶稣会所回避，不可否认的是，清末地理大测绘背景下由中国人自主自发编绘的舆图，常常作为地理知识的来源被汲取到新编地图中。前文曾提及，19世纪70年代由费赖之绘制的江苏省传教地图，包括1878—1879年绘制的众多分县地图以及1879年印刷的《江南图》，更多地依凭由苏省舆图总局绘制的《苏省舆地图》系列地图。《苏省舆地图》于同治二年(1863)开始绘制，技术上仍然使用传统的计里画方，即制定边长为二里半的网格，将踏勘所得的地理要素填入相应网格中。(42)相比以康乾内府舆图为底本改绘的《大清一统舆图》系列地图，这套图的绘制过程几乎没有西方测绘技术或制图方法的介入。这套地图初刊于同治七年(1868)，直到1884年上海点石斋重印之前，未见有民用或商用的重印本(43)，但在其初印十年之后，新耶稣会传教士不仅获取了该图之全帙，甚至已经将自行摹绘的地图付印，对于这套地图的搜集和利用，不可谓不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苏省舆地图》纂订的李凤苞是苏省舆图总局的核心成员之一，而新耶稣会士与他的交集早在其发迹之前。李凤苞籍贯崇明，崇明是江南宗座代牧区教务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1842年起就由新耶稣会派遣神父常驻崇明。李凤苞早年通习外语、精于测绘，高龙鞶(Auguste Colombel，1833—1905)称他于1860年与崇明驻堂神父平乃公(Hubert Pingrenon，1820—1863)相识。(44)后来李凤苞以准望法独立绘制《崇明图》，因此受丁日昌器重而荐于曾国藩，遂被延入苏省舆图总局参与《苏省舆地图》(1868)的测绘，是舆图局的核心成员。(45)尽管李凤苞晚年绝少提及其早年的求学生涯，更无从得知其与新耶稣会士的交往细节，但仍然可以推测，李凤苞与西士在制图上有过一些互动，很有可能费赖之制图所依据的《苏省舆地图》正是通过李凤苞的途径获取。《苏省舆地图》作为江苏省域地图中最好的先行成果，成为新耶稣会制作江南教区以及府、州、县地图最重要的底本。因此，在1922年屠恩烈的《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出版的序言里，他必须辩称“冒着抄袭李凤苞作品的风险，我们的传教士想尽办法打开了新局面”(46)。由此可见，以《苏省舆地图》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测绘舆图，也是新耶稣会制图时无法绕过的。至此可以看到，来自两种传统的地理知识在耶稣会制图活动中逐渐合拢。
三、行走与感知：地图编绘中的地方性知识
与19世纪、20世纪来华的地理探险家一样，深入中国进行实地踏勘的新耶稣会地图编绘者，有许多机会与当地人交流并交换“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47)。这些地图的作者，以西人为绝大多数，作为文化中的“他者”对中国的部分区域进行观察与解读，他们对地方性知识能够以“他者”之眼进行审视、记录与批判。传教士旅居异国、在地纂集“地方性知识”这种学术特点，使其成为“侨居地汉学家”的代表。(48)这一提法既反映其研究方法、旨趣与学术背景同学院派之间的畛域，也昭示其获取地方性知识的便利之境。与其他的天主教修会一样，当其面临文化差异的困境时，新耶稣会汉学家首先想到研治有关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宗教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恰为更为专业的学院派汉学研究提供基础，构成“汉学生产链”的上游。(49)地图测绘正是这个上游生产链的关键环节，成为承载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身兼汉学家与制图者的一些新耶稣会士在其绘制的地图中，常常急不可耐地试图展现完成这份作品时意外收获的地域性知识。通过地图编绘的谱系，可以反映新耶稣会在地收集、整理、编研地方性知识的痕迹。
屠恩烈在《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序言中提到关于崇明、海门及如皋等地方向感的问题：
若我们浏览1号和4号分图，我们可以观察到，崇明岛的走向总体是西北—东南。然而，居民们认为这个岛是东西向的，所以他们开凿的垂直于这个方向的运河被认为是南北向的。他们的房屋也是同样，然而实际上是朝向西南的。
当这个岛的居民前往海门东边新涨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时(这块土地仍然是崇明县的一部分)，他们开凿运河与建造房屋的方向与在岛上一致。
……当我们离开此地、进入海门境内(准确地说是南通)，这一偏差被纠正了。那里流行的南北走向接近罗盘指示的南北经线，偏离值缩小了(大约3°)。
当人们进入如皋西部，相反的情形就会出现。如皋城朝向东南，它的居民们就以城门的朝向为基准，他们一般认为的南北走向与崇明人认为的南北走向之间形成了一个夹角：大约有70°的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都知道太阳的运行与他们以为的南北方向并不协同。如果他们有一个摆钟，这个钟不会在他们所谓的正午时分敲响；他们吃饭的时间随着这个假定的方向改变：在如皋，人们在十一点半吃饭，在崇明是一点到一点半吃饭。(50)
屠恩烈着手开展的科学测绘与关于方位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出现了严重对立。尽管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科学测绘的成果与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制度均尚未惠及崇明、海门的普通居民。屠恩烈作出这一说明，不仅仅是作为旅居的西方人抱有“猎奇”心态而陈述的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为地方性知识纠偏的尝试。
除此之外，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是通过收集、阅读地方文献来获取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曾以收藏大量地方志闻名，这些珍藏乃因各地教士在地方上悉心搜罗所致。对这些地方文献的搜集与研读催生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汉学作品，其中不少收录在“汉学丛书”中。方殿华就是“汉学丛书”一位活跃的供稿者。(51)方殿华收录于“汉学丛书”的作品中就有三种与南京城市史有关，而该系研究构成了方氏一个野心勃勃的古都研究计划。(52)方殿华早年习绘画，具备文学与艺术修养。他于1895—1899年在南京任职，其间对南京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几位南京住院的华籍神学修士的帮助下收集文献、绘图、拍照，并实地踏勘、寻访古迹。访古需要一张南京地图，作为一系列南京历史专题研究的工作基础。(53)在此之前，方殿华已经收集了一些中国人绘制的南京城市地图，但他认为这些地图“均为示意图，它们所表现的距离、尺寸、角度误差都很大，只有地名信息是可靠的”，因此自行测绘了一张《江宁府城图》。徐家汇藏书楼旧藏中就有一幅被方殿华指为“示意图”的《金陵省城全图》。该图为版刻墨印地图，以传统绘图法绘制，内容与大英图书馆藏咸同年间所绘《江宁省城图》(54)一致，应为翻刻后者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地图以墨色阳文标注今地名，以阴刻文字标注六朝以来的诸多古迹，并附有释文，实际上是一张古今对照的历史地图。有关南京名胜古迹的元素最早出现在晚清文人雅集的图卷上，后来被众多南京城市地图吸纳，流行一时。(55)一般读者很容易就能购得此类地图作为指南，有关古迹名胜的知识也因此流传。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张南京地图很有可能由方氏本人购得后入藏教区的南京住院。方殿华尝试对南京城市历史展开研究时，观摩比照的正是这张地图。不同谱系的南京城市地图不约而同地为读者指出南京的斑驳历史，这种现象足以唤起一位富有艺术修养的欧洲人的怀古幽情，成为方氏考证古迹位置并实地踏勘，同时促使他测绘第一张南京城市地图的动因。
然而，地方性知识若只停留于本地人与研究者的感知中，正如人类学家与民俗学者所辨析的那样，它的普遍性意义便难于凸显。通过新耶稣会汉学家的著作出版以及同学界的密切互动，借由地图表达的地方性知识也进入了英美汉学的场域中。以夏鸣雷编绘的《安徽省图》为例。该图是夏氏著作《安徽省志》的附图，地图施以石印套色，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突出道路交通要素。夏鸣雷长期在安徽省活动(56)，此书乃是他应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邀请而编写的。本书的前言收录了一份皇家亚洲文会于1890年2月向会员发出的邀请函，请求受邀者在其作品中收集中国各省的道路与交通方式，特别说明需记录以下几点：1.主要道路；2.古代道路；3.桥梁、隧道；4.商贸干道；5.运输方式；6.运速和运费；7.道路安全；8.沿路食宿以及这些道路上承运的旅客、货物数量等。尽管夏雷鸣并非皇家亚洲文会会员，但当日的徐家汇观象台以团体身份加入此会(57)，并收取该会会刊。这份邀请函极有可能是皇家亚洲文会向徐家汇观象台发出的。信件最后恳请受邀人尽可能在当年9月之前将上述信息搜集完毕并寄往文会。(58)收到邀请后夏鸣雷即着手搜集安徽省的资料。在完成文会的任务之后，他将这笔资料另加裒辑，于1893年成书出版。而插入这本书的《安徽省图》，也是应文会的要求，详细描绘了安徽省内水路要道与客运、货运详情，此图被教会史家称赞为当时“最完善的安徽地图”(59)。王皓发现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新耶稣会都与欧洲汉学界保持密切的往来与互动，三者共同构成了汉学研究的开放场域。在《安徽省志》与《安徽省图》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基于新耶稣会士的民族志调查获取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一开放场域中的迅捷流动。身处中国的新耶稣会汉学家对地方性知识的收集、整编活动引起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关注与持续跟进，故有邀请撰文之事，遂促成了这部汉学作品与相关地图的问世。
四、结论
案诸史籍，在华履职的新耶稣会士们，尽管具备现代测绘的基本知识，但并未接受专业的测绘训练(60)，地图编绘的事业起步于零星的、感性的个人工作。然而这些基于个体经验的地理知识，通过各种信息传递渠道汇总于一端，加上“急就章”式的技术训练，依然能编、测、出版发行一系列数量不菲的地图。地图编绘事业系由许多教士合力按照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计划展开，非倚一人之力，非图一时之功。时人评价新耶稣会的地图测绘工作称，“由于一系列地理学家的合作，我们的后人将拥有一张几乎没有错讹的地图。”可以说，“集腋成裘”是对新耶稣会地图编绘活动最好的概括。
遗憾的是，就其影响力而言，新耶稣会所制地图主要的受众依然是传教士以及欧洲其他读者，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极少获知这些地图的存在。个中缘由至少有二。其一，作为“江南科学计划”的子项目之一，其出发点正是在于为欧洲服务，相对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61)，其成果多为法文或中法对照出版，语言的横亘令一般中国读者对此望而却步。其二，新耶稣会在华的汉学与科学研究事业，毕竟没有真正成功地进入欧洲学术界的中心(62)，当这类在地研究的资料传到欧洲以后，并没有化生为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反哺”中国，因此，中国学界不知其名也是理所当然。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地图在中国国内公私机构少有收藏，在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并且，新耶稣会制图的鼎盛期非常短暂，仅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呈现蒸蒸日上之势，各种类型、数量甚多的地图不断问世，其中不乏交通地图、教学地图等极具市场价值的出版物。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耶稣会制图的重点转向单一的传教地图，一度具有开拓性的外向型出版机构出现了严重内缩。比较之下可以发现，新耶稣会展开对中国测绘工作的时间，比英法军事测绘地图稍晚一些(63)，却比中国自发的民用地图测绘稍早一些，正处在制图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商业地图市场尚未开拓的阶段。新耶稣会在地图编绘上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地方性知识”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占有极佳的地利因素——身处各地的耶稣会士在本职工作之余有充足的机会进行实地踏勘并且“在地”收集地理信息、获取地方性知识。所以表现在地图质量上，新耶稣会地图所呈现的地理信息比英法军事地图更为详密，而覆盖的范围又比当时的商业地图更为广泛，这一切都归功于该团体早期深入中国活动赢得的“地利”优势。然而在戊戌以后，西方地理学知识输入中国的速度增快(64)，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对地理知识的重视与渴求，在此背景下，民用的地图编绘与出版随之快速发展起来。随着中国本地测绘事业的兴起，新耶稣会制图的地利优势逐渐被抹平。这也是何以新耶稣会制图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初叶昙花一现，而后归于沉寂的原因。
本文在资料搜集过程中蒙傅林祥、徐锦华老师惠赠相关资料，草成后又蒙韩昭庆、潘晟、林宏、庄宏忠以及《国际汉学》外审与编辑部专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
②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期，第29—43页。
③需要说明的是，“新耶稣会”并非这一修会的自称，而是作者为讨论之便采用的他称。在西文著述中，作者对于复会后的耶稣会有不同称法，未能统一，或称其为“恢复后的耶稣会”(Restored Society)，或为“新耶稣会”(New Society of Jesus)。前者强调它与前身的延续性，后者强调其新创的特征。另外，还有隐去这种“断裂还是延续”争议的表达，如“近代的耶稣会”(Modern Society)。概言之，种种不同的表述的目的无他，只为区分中歇导致这一团体在历史上裂变成的两个行为主体。在中文学界，李天纲率先对这一修会进行研究并采用“新耶稣会”一词。后续的前行研究亦多采用“新耶稣会”这一术语。
④史式徽(J.de la Servière)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Paris〉，1840—1899)，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⑤例如，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见《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5—187页，张伟、张晓依：《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36页；王国强：《黄伯禄与徐伯愚：最早获得儒莲奖的中国人》，载《国际汉学》2017年第4期，第127—132页；王皓：《新耶稣会与近代中西学术》，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7年；莫为：《近代徐家汇的本地化知识生产实践：以1923年土山湾印书馆书目表为例》，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00一110页。
⑥例如，曹胜梅：《从徐家汇教堂到佘山教堂的公路》，载《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第47—48页；陈刚：《晚清南京城市景观研究：基于〈江宁府城图〉与〈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的研究》，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3辑，2017年，第83—106页。
⑦Noël Golvers,"Jesuit Cartographers in China:Francesco Brancati,S.J.,and the Map(1661?) of Sungchiang Prefecture(Shanghai)," Imago Mundi 52(2000):30-42.
⑧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YTH1509-1576。
⑨“Introduction,”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1922,p.1.
⑩蒙林宏老师告知，谨致谢忱。
(11)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是费赖之的朋友，亦曾寓目此套手绘地图。在为费赖之撰写的讣告中，他将这套地图视为费赖之的未出版作品。参见考狄为费赖之所撰之讣告"Nécrology:Aloys Pfister," T'oung-pao 2(1891):464。
(12)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YTH328。
(13)“江南宗座代牧区”成立于1856年，辖境为江苏、安徽两省全境。代牧区委托耶稣会法国省代为管理。
(14)Henri Havret,L'île de Tsong-ming,à l'embouchure du Yang-tse-kiang.Chang-hai:T'ousè-wè,1892,pp.48-49。本页插图与崇明、海门两张单行地图类似，图上绘出历史时期海岸线的位置。
(15)Henri Havret,La Province du Ngan-Hoei.Chang-hai:T'ou-sè-wè,1893.
(16)"Nécrologie:Le P.Auguste Pierre," Relations de Chine(Paris) 1(1911):57.
(17)"Introduction,"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1922,p.1.
(18)Mi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au Kiang-Nan,Essai de carte de la province du Ngan-Hoei.Shanghai:Zi-ka-wei,1888.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ED-7289.
(19)Stanislas Chevalier,Le haut Yang-tse de I-tchang fou à P'ing-chan hien en 1897-1898:voyage et description./Complément de l'Atlas du haut Yang-tse.Shanghai:Impr.de la Presse orientale,1899.
(20)Répertoire des prix de t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1829-2004.Paris:Société de géographie,2004.
(21)吴燕：《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417—434页。
(22)"Introduction,"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1922,p.3.
(23)"Préface de l'ouvrage complet,"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1922,pp.5-6.
(24)胡林翼监制，邹世诒等编制，严树森修订：《大清一统舆图》(又名《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清同治二年(1863)湖北抚署景恒楼刊本。李孝聪指出此图乃根据康熙、乾隆两实测内府舆图编制，发行后流传甚广，使清初测绘地图的成果终于能为一般人所应用，成为许多晚清编制的中国地图的基础。在新耶稣会所制《安徽省图》图记中提到这份地图，称“由老耶稣会神父绘制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图在武昌府以分卷的形式重印了(1863)，这份资料与我们依据的唐维尔地图几乎没有差别”。以故新耶稣会仍然采用杜赫德所列城市的经纬度并且参考唐维尔所制地图，以完成自己的工作。参见Mi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au Kiang-Nan,Essai de carte de la province du Ngan-Hoei，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ED-7289。
(25)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YTH1505。
(26)"Avertissement," Edouard Biot,Dictionnaire des noms anciens et modernes des villes et arrondissements de l'empire chinois.Paris:L'imprimerie royale,1842,p.3.
(27)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柯恒儒页面，http://gffgg0670cc2224fe4612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r/11909814/julius_von_klaproth/，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月28日。
(28)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E C-3589。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gffgg495e1090562e4458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k:/12148/btv1b530619804/fl.ite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月28日。该图收录谢国兴、陈宗仁主编：《地舆纵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中文舆图》，台北：“中央研究院”，2018年，第176—177页。
(29)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CPL GE DD-2987(7197)。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gffgg495e1090562e4458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k:/12148/btv1b5963065k?rk=42918；4，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月28日。
(3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m71005103。
(31)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E C-18215。此图流传甚广。
(32)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GE F CARTE-6692。
(33)林宏：《中西长江口地理知识及地图绘制(10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6年，第128—730页。
(34)按：其中经度值由推算得到的尤其多。
(35)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
(36)Karine Chemla,"L'histoire des sciences dans la sinologie des débuts du XIXe siècle:Les Biot père et fils,"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t ses successeurs.Deux cents ans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Chine.Pierre-Etienne Will and Michel Zink eds..Pairs: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2020,p.411.
(37)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
(38)同上。
(39)同上，第324页。
(40)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501页。
(41)A.A.Fauvel,"L'atlas du Haut Yang-Tse du père Chevalier," Annales dP Géographie,t.9,n.45(1900):259-262.
(42)满志敏主编：《上海地区城市、聚落和水网空间结构演变》，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11一112页；王一帆、张佳静：《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研究》，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2期，第174—188页。
(43)其间只有同治十二年(1873)刻印的《江苏省五里方图》，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297页。
(44)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第5册，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45)黄宪清：《李凤苞行状》，载《半弓居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46)"Introduction,"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1922,p.3
(47)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一书中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与具有一般意义的“普遍性知识”相对。这一概念强调知识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情境。近期学者使用的关于新耶稣会的“地域性知识”以及“本地化生产”的知识等概念皆同此义。
(48)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22—123页；王皓：《试论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汉学界的结构与特征》，载《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夏之卷，第167—180页。
(49)王皓：《新耶稣会与近代中西学术》，第121页。
(50)"Préface," Henry Dugout,Cart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Sou au 200000e.Changhai:T'ou-sè-wè,pp.7-8.
(51)方殿华与夏鸣雷同为“汉学丛书”的发起人，但学界所知较多的是夏氏的贡献，却未曾注意到方氏的开基之功。参见"Nécrologie:Le Père Henri Havret," Lettres de Jersey(1902):213-230.
(52)方殿华对南京的研究集结为三种，包括南京最早的实测城市地图《江宁府城图》(Plan de Nankin，1898)以及《南京今昔：开放口岸》(Nankin d'alors et d'aujour d'hui:Nankin port ouvert,1901)、《南京今昔：历史地理》(Nankin d'alors et d'aujour d'hui:Aperçu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1903)两部专著。
(53)"Nécrologie:Le P.Louis Gaillard," Lettres de Jersey(1901):129-148.
(54)咸同年间朱墨双色套印地图，大英图书馆藏。参见胡阿祥、范毅军、陈刚主编：《南京古旧地图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46页。
(55)钟翀指出，描绘南京名胜古迹的创作思想在南京城的制图史上有着长期的渊源，其蓝本可以追溯到同治三年(1864)邓启贤、邓启昌兄弟与何绍基等文人雅集时所绘之图卷。参见钟翀：《“金陵省城古迹全图”考辨》，载《艺术市场》2021年7月，第69—73页。
(56)"Nécrologie:Le Père Henri Havret," Lettres de Jersey(1902):213-230.
(57)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0页。王毅认为这些团体会员不同于个人会员，只是为了获取会刊加入该会，不参与文会的其他任何活动。
(58)"Avertissement," Henri Havret,La Province du Ngan-Hoei.Shanghai:T'ou-sè-wè,1893,p.1.
(59)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5册，第8页。
(60)例如《上江图》的作者蔡尚质，他的科学素养基本得自自学，特别是他的数学知识有限，这也导致他日后几乎所有作品都受到针对这种缺陷的批评。(Cent ans sur le Fleuve Bleu,une mission des Jésuites.hanghai:T'ou-sè-wè,1942,p.153.)
(61)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见《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5—187页。
(62)随着欧洲学院派汉学的诞生，传教士汉学不可避免地被挤向欧洲主流学界的边缘。参见王皓：《新耶稣会与近代中西学术》，第171—174页。
(63)例如在新耶稣会尤为着力研究的苏南地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基于测绘的“戈登地图”(Military Plan of the Country Around Shanghai from Surveys Made in 1862,1863,1864,1865)问世。该图是太平天国时期，为英国人戈登(Col.Gordon)所率领的“洋枪队”实施军事行动而绘制的军事地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收藏号：MAP RM 372。
(64)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