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
摘要：关于晚清光绪朝八股文的新变，学界不乏论述。但谈到官方所起作用，则普遍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以后各项政策。实则在此之前，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二十四年正月诏设经济特科、四书文移至末场，均有转移风气之效。光绪二十年刊行的《近科通雅集初编》，二十四年刊行的《续编》，恰好保留了这段时期的科场文章信息，为考察此际八股风气的变动，提供了可贵案例。经考证，《初编》由杜嗣程、吴稚晖等选辑，与南菁书院关系密切；《续编》则由郜怀泌等选辑，与钟山书院存在一定因缘。合观两书所选文章，确以光绪十四年为一重要转折点。由这两部选本的成书过程，可窥彼时士子奋力适应而终无所适从的心路历程。由其入选程文，可窥彼时八股内容之博、体裁之新，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结；也可窥广义的江南地区，在这点上的先驱地位。借助两书，能为清季八股文风调整勘定更多精确的时空节点，寻绎更为切近的具体动因。对进一步理解八股临近终点之际的演变轨迹，或有其裨益。
清季同治、光绪年间，八股文当行近终点之际，颇生新变。就内容言，训诂考据、先秦诸子、公羊学、西学纷来笔下，越出四书五经以外；就体裁言，古文、骈体、辞赋无所不可，越出四比八股以外。对此，学界已有所评述，但对这些变化的整体过程，在认知上仍存在缺环。［1］光绪朝晚期相继编纂的科举文章选本《近科通雅集初编》至《三编》，集中反映了上述变化，正为考察晚清八股文临近终点之际的新动向，提供了可贵案例。对这一系列选本，学界关注无几，许多相关史实也有待考明。［2］本文首先考证前后三编成书过程，尤其侧重《初编》与《续编》。然后由其选文切入，分析八股文“衰年变法”的具体内容、形式及其内在联结。由此出发，还能为八股末期的文风变化，勘定更多精确的时空节点，寻绎更为切近的具体动因。
一、时风簸荡：《近科通雅集初编》至《三编》的选编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七月，上海文海书局刊行《近科通雅集初编》，无编者署名，无序言。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上海复古书斋版，［3］卷首则有陆绍庠序，序末标“光绪丁酉八月中浣”。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上海利记书局版，已有陆氏序，序末标“光绪甲午八月中澣”，可知复古书斋版的陆序时间当为后来掩改。是编问世甫一月，便向沪上名流陆绍庠邀序，藉广招徕，足见其营销意识之强。
关于《初集》编者为谁，计有三说：（一）陆氏序称：“此（文海）主人《近科通雅集》之所以编也。”［4］文海书局由周廷熙创办主持，［5］据此则出于周氏之手。（二）章士钊回忆：“光绪乙未、丙申间，元和江标督学湘中，为文骛博，士风大变。己选刻时文数十首，号《通雅集》，以示之范。如江氏兄弟（原注：江衡、江标）、蔡元培、凌师皋之文咸在。”［6］检视《初编》，四人之文俱存，据此则出于江标之手。（三）吴稚晖回忆：“杜孟兼先生选刻《通雅集》，以（蔡元培文）为压卷。”［7］据此则出于杜孟兼之手。有学者考出“孟兼”乃无锡人杜嗣程的字，他与吴稚晖为南菁书院同窗，光绪十九年江南乡试取中，最迟光绪二十二年已寓居上海。［8］
上述三说，以杜嗣程为是。《初编》录光绪十四年（戊子）顺天乡试杨士燮对策，有评语：“惟吐蕃通西域，何国当其要冲，径未置答，殊为遗憾。按唐时吐蕃由西域通中国，似以吐谷浑及白兰最为冲要。然箧中未携多书，无可详征，益想见矮屋短晷之难也。”［9］编者行箧乏书，与在上海开有书局的周廷熙不符，也不似服官有年、生活较优裕的江标口吻，［10］唯与杜嗣程情形接近。吴稚晖《癸巳日记》十二月二十日记：“自前月二十四议刻《通雅集》，至今底稿略备。”可知吴氏也深度参与其间，他的追叙可信度最高。据吴氏日记，编集始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其十二月二十日日记还罗列了所选作者九人：刘富曾、汪济、恽毓龄、董康、江衡、江标、谢钟英、吴肇嘉、周学海。［11］相较而言，成书所录有三十九人之多，篇幅远超吴稚晖自许“底稿略备”时；而吴氏提到的恽毓龄、董康、谢钟英、吴肇嘉、周学海，反不见于成书。这表明书稿嗣后复经大幅增补、修订，也许正因为如此，方迁延至次年七月梓行。
吴稚晖在《锡报》一文中又记其事。文中述及：“侣樵硃卷勿（未）刻，仲反刻四艺，惠卿未定，余不知。”其中“仲反”为余复的字，亦南菁书院生徒，光绪二十年举人。［12］可知此文为是岁记录，且篇题注云“民国前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十月初三止”，纪事起止日期甚明。文中叙《初编》事：“洪（竹亭）云：‘《通雅》勿折价，卖壹百六十。’如是稍可大点，各书肆可寄。版子有人还三十元，决决弗卖。足下以为何如？决要卖书如何？版子如何？写一书与仲反商之。”又说：“《申报》衡之已买了《通雅集》，约中者每人一百部。今中六七人，可不折本了。”［13］可见《初编》印出后有折价之议，商家甚至欲购书版，幸而洪、吴等人坚执不允。余复也参与决策，说明编书非仅杜嗣程、吴稚晖二人所为，而是一众友人合作，卒底于成。在否定了折价之议后，为维持销量，众人又商量在江南乡试前将已经印出的《初编》书卖给《申报》转售，并约定乡试中试者成批认购。乘新举人春风得意之势，以开辟销路，颇具商业手腕。清代乡试惯例八月开考，九月放榜。［14］就出榜“中六、七人”的结果看，前景委实不坏。
《初编》分三册，依次题为《通雅集制义》《通雅集经艺》《通雅集策对》，首册扉页与目次，印有“近科通雅集初编”字样。观三册书题便知，《初编》兼顾四书文（制义）、五经文（经艺）与策问。制义凡三十五篇，“闱艺三十次前，传刻通行者十有二；拟墨五附后，皆传刻通行”；经艺凡十五篇，“传刻通行者五”；策对凡十题，“传刻通行者四”。［15］吴稚晖日记中所列九人，多详具其亲友、住处，如同传刻朱卷冠首之履历。但是汪济、董康二人例外，前者但载“居东台何垛场”、后者但载“住古村”，可见选辑之初，材料来源即不限于市面朱卷。汪、董二氏均曾就读南菁书院，［16］杜嗣程、吴稚晖等人编纂时，或得书院助力。制义末附拟作五篇，皆俞樾手笔，最早一题出自光绪十四年，最晚一题出自光绪十九年（癸巳）。此阶段，俞樾一直掌教诂经精舍，［17］应是撰以示范学子，流入坊间，遂为编者所获。制义分闱艺与拟墨两类，各自再按题目出处排序，分《论语》《中庸》《孟子》三部。经艺无拟作，也按题目出处排序，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五部。这也是八股选本常见次第，特别之处在于，未收《大学》制义。《近科通雅集续编》与《三编》承袭了这一编次，且皆不收《大学》文。
《续编》与《三编》由上海复古书斋，连同《初编》一起印行，年份标“光绪丁酉仲秋”，也未署编者。但《续编》卷首蒯光典序明言：“知为五河郜仰源茂才，偕联桂社诸君，采辑而手为选订者也。仰源为荻洲世伯（郜云鹄）季子，……屡荷秋闱之鹗荐。”［18］知《续编》主要选编者为安徽五河人郜仰源。据缪荃孙日记，郜仰源拜在其门下，两人时相往来，如缪氏《丙申日记（一八九六年）》五月三日记“门人郜仰源（原注：怀泌）来”；《庚子日记（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记“门人郜仰源来，借《文录》首册去”。［19］知此人名郜怀泌，仰源是其字。尽管号称出版于光绪丁酉，卷首所附郜云鹄序末亦标“光绪丁酉”，但序中所言“今科部章通饬，添试算学、时务、格致诸端，阙此则虽有佳文，亦难获隽”，［20］明指光绪戊戌正月事。是月庚寅（初六），光绪帝谕内阁，从贵州学政严修之请，“岁举则每届乡试年分，由各省学政调取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试四书文。中试名曰经济科举人，与文闱举人同场覆试”。［21］此谕明示添试算学、时务、格致，制义则自首场移至末场。依此，乡试经济科与常科并行不悖。但郜氏父子似有误会，以为前者替代了后者。清代科考，“三场专重首场，首场尤重首篇”，［22］末场表现良窳，无关宏旨。郜云鹄循往例推想，故兴“虽有佳文（八股），亦难获隽”之叹。由是观之，《续编》的刊行必在丁酉下一年（戊戌）。
《续编》也分三册，首册选制艺四十二篇，“闱艺三十二首，后附拟墨一、院课九，皆传刻通行”；中册选经艺三十一篇，“闱艺三十，后附院课二，皆传刻通行”，院课实际仅一篇；末册选时务策对八题，“传刻通行，皆最要者”。［23］取材全赖坊间传刻，来历较为单一。因是年首次考较时务，故此编于对策专选涉及时务者，但在整体上仍分四书文、五经文、对策三类，循旧日考试内容及次序。可以推知，是编纂辑当起于光绪二十三年，朝廷定议变更科目前，讫于二十四年正月定议后，因而留下应付不同功令、左支右绌的痕迹。将出版时间虚提至上一年，大约也是为避落伍之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巳（初五）又下诏“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并于二十七年实行。［24］从二十四年正月诏令开始，八股文大幅删减，科举转向之大，致使《续编》甫一出版即近于无用，销路局促，可想而知。
《续编》录制艺拟作一篇，同属俞樾手笔。所选制艺院课九篇、经艺院课一篇，作者凡八人，包括郜怀泌本人在内。其中《君子固穷》《子曰志士仁人 一章》《隐居放言》《风雨如晦 二句》四题六篇，俱载《钟山书院乙未（光绪二十一年）课艺》（含郜怀泌之作，并注明其人字仰源）；余下四题四篇，作者名（与前有重复）也尽见于《乙未课艺》目录。［25］缪荃孙自光绪二十二年起主讲钟山，［26］这也是郜怀泌初见于缪氏日记之时，由此推测两人师生之谊，当由书院而来。所谓“联桂社诸君”，或即郜氏钟山书院同学，大概就包括其余七位院课入选者。
《三编》选纂应在已知五经文地位下降时，因此只选四书文三十一篇，辑为一册，无序言。此编选文匆遽，颇多赶工痕迹：其一，目次不像《初编》《续编》那样介绍文章来源。其二，当令的时务对策也付之阙如。其三，选篇杂有非应试之作，不尽符合书名中“近科”的条件。譬如《论语》文所收蔡元培《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27］是蔡氏于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所写。［28］这是光绪十九年广东乡试题目。［29］据高平叔的回忆，“蔡前往广州，是去打秋风，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很清苦，不得不设法谋取补助，而新科进士是可以到各省写文章卖钱的。蔡抵广州后，将所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文，用毛边纸以木板刻印，分送有关人士”。［30］故是篇与蔡氏科名无涉，纯是中举后救饥之策。其四，各文之末不像前两编那样附有评语，编纂宗旨难求。其五，书尾补遗沈同芳《必得其寿》一篇，［31］本应归入第二部《中庸》文，却散置在外，当是因随编随排，不易插入。刊印前夕选目去取未定，可见行事之潦草。下文因而姑置勿论，专谈《初编》与《续编》。
以上考证三部选本的成书情况。《近科通雅集初编》的纂辑，原是因应时风，以图把握商机之举。据《续编》郜云鹄序中所言“甲午科《通雅集前编》出，争购者如获尺璧”，［32］可知《初编》效益相当可观。《续编》乃至《三编》步武前书，企望复制其成功路径，固无足怪。孰料时风簸荡，出人意外，最终只能黯淡收场。四年前应时之举，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普通士子置身这一时段，奋力适应而终无所适从的心路历程，亦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气脉潜通：晚清八股文内容与体裁的新变
从《近科通雅集初编》选文来看，内容相当广博，较《续编》犹有过之，几乎每篇皆逸出旧时轨辙。论训诂考据，如凌师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批评“作《通释》以贯古义而《周易》坏，作《疏证》以攻古文而《书》学坏”，对焦循《易通释》、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清代汉学家之著述虽持否定态度，至少并不陌生；王泽霖《序者射也》，证明“夫序之为射，其声似不谐矣，而转其音则无不谐”，借助音转疏通字义，恰是乾嘉汉学之长技。论子学，如洪钟《子曰桓公九合诸侯 一节》，“取材《管子》，成一家言，为此题下铁板注脚”。论公羊学，如费念慈《夏五（桓公十四年）》，明诏大号“《春秋》分为五，而公羊氏最尊”。论西学，如方克猷《日月星辰系焉》，汲取近代天文学成果，指出“且也据实测而言，日径既大于月，而星辰亦体质之各异”；江衡《及其广厚 三句》，汲取近代测地学成果，指出“地为员体，其径约三万里，径即其厚也”。此外，以前学界较少关注的八股文内新增知识，如舆地学、堪舆术等，也时而浮现。如刘树屏《及其广厚 三句》“陈形势如指掌，说山川能征实”；曾荣申《水由地中以行江淮》，倡言“所谓昆仑，盖据近世考定之说，以葱岭当之”。［33］曾氏所依傍的近世考证，乃魏源《葱岭三干考》。此文由王锡祺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34］于光绪十七年印行，世人方易获见，曾文便是同年湖南乡试所撰，可见科场程文对晚近学术讯息的及时吸纳。与此同时，汪济《既景乃冈 三句》，征引“行止气蓄，化生万物”之语，［35］源出托名东晋郭璞的《葬书》，［36］来历则颇久远。综观《初编》，新知与旧学错落一编之间，光谱颇为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初编》与事者杜嗣程、吴稚晖、余复等，多为南菁书院学子。南菁学风渗透于是编评语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部选本的面貌。譬如翁炯孙《牺象周尊也》文末评：“解牺象者，信赝器则沿误子雍（王肃），尊古注则曲阿康成（郑玄）。此独两无所取，依据阮（谌）图，与近时定海黄氏（以周）《礼书通故》之说不谋而符，自是不刊之解。”［37］此评语牵合翁氏文中未曾提起的黄以周书，且隐然以之为判断标准。黄氏光绪十年入主南菁书院，在职十五年，《礼书通故》刻于其任职期间，吴稚晖等学生躬执是书校对之役，［38］这里特举《通故》为言，鼓吹之心可鉴。又如蔡元培《子贡曰夫子之文章 两章》说：“从经典散失之余，而楷模古昔大师，正读遗工为容，守所闻而粟积圭譄，非不尽各行所知之责。高心者厌其肤末，而有时傅会单文以标为心得。图成太极、义立良知而性分理质，传作五行、学明五际而道贯天人。录语名家，谓起千百年之覆是矣。”蔡氏于此对举“古昔大师”与“录语名家”，重汉学而轻宋学。评语却说“须知作者借题发挥，抉汉学、宋学家之弊，通汉学、宋学家之邮，为近今极有关系文字”，对汉宋无所轩轾，已偏离了蔡氏原意。［39］南菁书院兼采汉宋，分经学、古学两门，前者主习训诂，后者主习词章，入学考试也依此分科。同时“经学则性理附焉，古学则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40］考据和理学自始就携手同行。显然，《初编》此评乃以书院立场凌驾原作之上。不过南菁书院堂庑阔大，如其创始人黄体芳为书院藏书楼拟对联所云：“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郑玄、朱熹），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41］其学人眼界由此可知。也因此，《近科通雅集初编》选目仍足以充分反映八股文新风。
相比之下，《续编》尽管选入不少越出八股常规内容的篇目，但也存有不少循旧贯者，［42］总体上博通风气不及《初编》普遍。《续编》所录院课十篇，皆编者及周边同学所写，其中除了杨炎昌《譬如北辰 二句》发挥天文知识以外，［43］余作内容大致恪遵传统。如傅良弼、王受畴各自撰有《隐居放言》，此题出于《论语·微子》，孔子以之概括虞仲、夷逸的隐居生活。“放言”向有二解：一为不言世务，一为放肆其言。［44］朱熹引谢良佐“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之说，［45］赞同后一解。傅氏文说“夫居既隐则人以远，言可放则情以伸”；王氏文谓“以议论济国事之穷，在下者非得已也”。放言以伸情议政，都与朱注意同，不逾旧时途径。王氏文又称此“譬喻之宏深，几欲穷九幽而出八荒；而实理所归，归不出名教纲常之大”，［46］是主张辞句瑰奇而论调正统。借用此数语评价《续编》纂选者，亦相当贴合。
不过，《续编》在八股体裁之新上却别具特色。其所录十篇院课凿险缒幽，约略而言有三点特色：一是下字时求古奥。如潘宗鼎《子曰岁寒 一章》“哀人生之多囏，愳修名之不立”，［47］化用《离骚》成句，特意换用生僻写法。这一特色甚至在是集文末评语里，也随处展现，足见编者趣味。［48］二是写法多运赋体，极铺排之能事。如吴鸣麒《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描绘远人来归盛况：“屈膝厥角，请受缨縻。凡文钺碧砮之珠，奇干善芳之赋，纨牛露犬之玩，承黄兹白之驷，则且盈衍储邸，充牣郊虞，匦牍相寻，鞮译无旷。”［49］逞才摛藻，不厌其详。三是体式多借鉴辞赋。如石凌汉《君子固穷》设为主客问答，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以楚辞体的赞语作结，［50］皆为例证。
《续编》编者对辞赋的热情，也影响到是编的其他选目。相比之下，《初编》所辑八股文，体裁更为多样，分布也大致均匀。有古文，如朱铭盘《平章百姓 二句》“以秦汉之胎息，行考据之文字”；有骈体，如屠寄《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撷东西京之英华，含魏晋间之气息”；［51］有赋体问答，如窦钟骧《堂高数仞 十一句》、江标《为电》。［52］而《续编》选文则以赋体为大宗，且续增出一种楚辞体。辞赋两体合计，除上举石凌汉所作两文外，尚有七篇如此。［53］尽管《续编》编者郜怀泌等人与钟山书院渊源甚深，然而书院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为文则是走桐城派的路子；道光中叶以后，又兴起经世致用之学，［54］辞赋始终非措意所在。由此可见，《续编》选文好尚，恐仅限于三数人小圈子，或即蒯光典序所称“联桂社”之中，而无关乎书院整体学风。这和《初编》与南菁书院的实质关联，性质迥乎不同。
细读两书中一些变体之作，也可发现内容对体裁的推动。如赋中主客议论，通常以一方说服另一方或另几方结束，说服者所持之论即文章主旨。《初编》录江标的《为电》，就借用这种方式而又有所变化。文中占象家、小学家、天文家从各自领域出发，对于电这种物质发表议论，所谓“通诸家之症结，捪诸家之要义，不必铺张，不必辨驳，设为问答，征引略备，得失自见”。［55］三方往复，畅所欲言，最终不分胜负。这种无结论的结局，纯为展示作者的广泛涉猎和心得，故肯定三方见解各有价值，无所取舍。此类炫博意图不仅改造了八股文的谋篇布局，也调整了赋体问答的写法。光绪朝八股文的内容拓展与体裁新变之关联，由此掀开一角。简言之，博通风气无疑促进了八股写法的新变。
三、江南博雅风尚：从《近科通雅集》重勘光绪朝八股革新
光绪朝八股文写作的变革，可谓一种“衰年变法”，究竟这种“变法”波及多少地区？从《近科通雅集初编》与《续编》选文来看，应该说多地皆有之，但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这里先将此两编中所选文章的分布列表如下（拟作、院课与策对不计）：
从统计数字看，所选江南乡试（含江苏、安徽）与浙江乡试篇目最多。合计之，两地试文在《初编》选篇中占71.1%，作者占71.1%；在《续编》选篇中占65.5%，作者占60.6%。再看会试，《初编》收录8人，仅廖平是四川井研人，其余皆江浙人；《续编》收录13人，仅康祖诒（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其余皆江浙人。［57］加之《初编》内参加顺天乡试的屠寄，原籍江苏武进；［58］《续编》内参加顺天乡试的孙同康（孙雄），原籍江苏昭文。［59］江浙皖三地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上述情况与初、续两编的编选者求学于此地区，因利乘便，不无干系，然而缘由不止如是。《初编》评姚鹏图《考诸三王 四句》：“此作行卷未出，都下已从磨勘诸公录出，传钞殆遍。”［60］可知这篇江南乡试之作，早已经京城磨勘而流播。清代规定各省乡试朱、墨卷，事后解送礼部，考试当年磨勘完竣。［61］历届累积，各地乡试文络绎传出，对于两书编者并不算珍罕。他们辑选时，应当说主观上既顾及其他省份，客观上又不存在取材壁垒。初、续编的选文分布，纵使偏差难免，依旧能见出总体走势。广义的江南地区，［62］乃八股文博学之风的聚集地，长久以来文采风流，是乾嘉汉学的核心区域，［63］也是公羊学复兴的重镇（江苏常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更成为西学传播的最前站。［64］要之，江南为各种知识辐辏之所。八股追求博通，推此地为盛，自有其道理。
江南追求博通的风尚，虽为光绪朝八股文风新变提供了可能，但还不构成非变不可的动因，据《近科通雅集续编》郜云鹄序中所言，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谕旨，对此编有最直接的触动。学界研究光绪帝科举改制对八股的影响，多注目于二十四年五月废八股文之诏、二十七年付诸实践和三十一年取消科举。［65］三事作用既深且巨，自当成为焦点。可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谕乡试考较时务，未及举行而朝命再变；同年三月会试，题目则一仍其旧。［66］这道谕旨虽未付诸实施，也应予以一定重视。因为当日，此类消息的传递非常迅捷。举一旁证，同年五月五日改制诏下，远在湖北汉川县的许宝蘅，同月十四日便在日记中写道：“接李君致镜芙（平良）书，知初五日奉上谕，自下科乡试、会试始，以及岁科各考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67］十日内闻讯，不能说不快。以此衡量，光绪正月诏谕在一、二月间，当已传遍全国，足以在五月新令之前造成一次社会心理动荡，《续编》的编选正处于此诏前后，其所选对策专攻时务类，即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诏令使然。这为理解八股文体变化的社会心理背景，提供了一则可贵案例。
进一步前溯，《初编》所选费念慈《子曰行夏之时 四句》文末评语，在痛陈八股末流之弊的同时，还说：“故康熙初尝厌薄之、裁革之，嗣以积重难返，复行其法。”［68］康熙二年（1663）科举罢考制义，四年礼部侍郎黄机奏复，七年从之，［69］评语所指即这一段曲折。据此言，仿佛八股崇尚博雅，是康熙朝旧事的隔代回声。但这未免太过迂远，真正缘由，仍当求之光绪一朝。关于光绪朝八股文风丕变，时人已有议论。如文廷式《南轺日记》称：“同治及光绪初年则低吟密咏，其清者妥帖铿锵，不清者则肤烂满纸而已。十年以来，又复一变，不拘格律，是风气之佳处；而不能切题，渐流于廓与杂，而文理不清，则亦士人心术之忧也。”［70］佚名《八股辨》称：“执笔人束发学为四书文，正值咸丰、同治间，其时已废束股不用，大抵短中股，长后股，俗称板六（据文意当为“八”）股。……光绪戊子（十四年）科以后，风气又变。前从同，后尚异；前袭旧，后从新。中股渐长，后股渐短。忽用《说文》，忽集诸子，选体半多杜撰，大结直陈时事。奇奇怪怪，牛鬼蛇神，十年中格式无定，虽非板八股，亦不拘八股成法。”［71］两文均提到八股文内容与体裁之变异，前者以为在光绪十年，后者说在光绪十四年。据《德宗实录》，光绪九年会试、十一年乡试、十二年会试，［72］十年并未开考。可见文廷式所说年份，无非举其成数，不宜拘看；《八股辨》所说光绪十四年，更为确切。
从《近科通雅集》初、续两编所收文章的撰写时段看，《初编》起于光绪五年，止于十九年；《续集》起于光绪十四年，止于二十一年。《初编》虽然录有较早文字，但光绪五年、六年、十一年各仅一篇；［73］而光绪十四年，则剧增至十三篇（拟墨不计）。两书共同显示，光绪十四年是一关键转折点，与《八股辨》所论相合。再细析两编中所收这一年的八股文，《初编》十三篇，江南乡试九篇，浙江乡试四篇。但浙江有三篇均出凌师皋笔下，［74］作者十分集中，表明当日这一地区的博雅蕲向还谈不到蔚然成风。《续编》六篇（院课与拟墨不计），除去广东乡试一篇，［75］余五篇均来自江南乡试。合而观之，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确实在八股博学风气方面有较早、也较突出的表现。究其缘故，徐珂《清稗类钞》所言可参：“制艺中之讲公羊者，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始。主考为李芍农侍郎文田、王可庄太守仁堪，皆崇尚经学者，故所取士如费念慈、李传元、江标，皆表表者也。”［76］此说揭出考官对考场文风的影响。光绪十四年李文田派为江南乡试主考官，王仁堪为副考官。［77］李文田本人知识渊博，治经由小学训诂以通名物制度，旁及金石、堪舆，并潜心于西北地理研究，“广搜纪载，兼采泰西译籍”，［78］创获良多；同时他还是广东知名藏书家，“好搜明季野史”。［79］这样一位人物的知识兴趣，绝非公羊学一端所能穷尽。［80］紧接着光绪十五年，李文田又主浙江乡试，［81］特地擢取了蔡元培，并坦言其文章是不适宜于科举的，“只有我李某人能够赏识，你才中了举，没有第二个人会再赏识你的文章”。［82］蔡元培所作科举文章，被吴稚晖称为“怪八股”，他还解释说：“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83］子学入制义，也为李文田所赏会，其铨文之广综博取，由此可窥一斑。李文田接连主持江南、浙江乡试，对于南方科场风习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这点上，曾朴小说《孽海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书中的黎石农，便以李文田为原型。［84］小说第十一回这样写道：“恰又遇着戊子乡试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广东南海县的大名士，姓黎号石农名殿文，……江南放了这个人做主考，自然把沿着扬子江如鲫的名士，一网都打尽了。”光绪十四年，江南得人之盛及李文田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显然为当时所共知，传为美谈。而这一届乡贡的名声，也随即不胫而走。小说第十三回讲到潘宗荫（原型潘祖荫）任会试副总裁，有一段叮嘱其同僚的话颇值得注意：“这回应举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阅卷，倒要格外用心点儿，一来不负朝廷委托，二来休让石农独霸，夸张他的江南名榜。”［85］李文田主试江南，是科不仅有“名榜”之誉，而且竟震动远在京城的会试。其铨文取向对近处江浙一带的示范效应，更是不难想见。
李文田身后，孙雄为其撰写挽联，并自注云：“侍郎师历典川、豫、江、浙试事，及督学江右、畿辅，所至均得士。戊子江南一榜尤多鸿硕。”［86］可见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盛况，在李氏考官生涯里也属绝无仅有。可以说，这是主考官衡文的广博趣味，与底蕴深厚的江南文化相遇合，而成就的一桩盛事。这件事成为清末八股新变的重要一环，而其示范效应在《近科通雅集》系列的编撰中，便刻下了明显痕迹。
结语
八股文在晚清，自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推重博雅而声动京城，中经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诏设经济特科、四书文移置末场；五月议罢四书文、二十七年实施，直至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十数年间随着科考政策不断变动，走完了最终一段路程。对于光绪十四年与二十四年正月，科考八股文的两次变化，学界探究无几。而《近科通雅集初编》与《续编》正保留了这时期的科场信息，鲜明体现了其中移步换形之迹，因此弥足珍贵。八股一体随功名而起，发荣滋长，后来定位逐渐分化。在个人层面，八股文固无妨脱离科举，自标高格。如明代李腾芳《十子制艺序》所言：“然唐之诗，其可传者往往非必其应制登第之作，……则今之为举业者，又何必取合于有司、求工于功令也！而其可传，断不在彼而在此矣。”［87］但在社会层面，某种文风的广泛流行，必然与科名直接相连。以往学者论及清季八股新变之前半段，每每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新变的浸染，［88］此观点自然不错。然而，这是从其总体环境而言，落实到每一次八股文风的具体变更，仍需从科考中觅取直接动因。清廷诏令动向、主考官好尚等，皆应在考虑之列。这反过来，也有助于为晚清八股文风调整，勘定更精确的时空节点。
注释
［1］参见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93-406页；龚笃清：《中国八股文史·清代卷》，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582-601页。
［2］近年有《近科通雅集初编》点校本，收入陈维昭编《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署“文海主人编”。《二编》《三编》则未见学者论及。
［3］实际刊于下年光绪戊戌，详后。为便行文，以下仍称光绪丁酉刊本。
［4］《近科通雅集初编》卷首，上海复古书斋光绪丁酉刊本，第1册，第1页。
［5］陈昌文：《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6］章士钊：《孤桐杂记》，《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6卷，第490页。
［7］吴稚晖：《追悼蔡元培（孑民）先生叙述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吴稚晖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卷，第252页。本文引文标点有所改动，与所引文献小异，下同。
［8］申闻：《他曾与王国维共事：稿本〈涤庵日记〉作者及其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5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7520。
［9］《近科通雅集初编》，上海文海书局光绪甲午刊本，第3册，第24页。以下引《初编》均据此本。
［10］江标于光绪十六年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任湖南学政，参见唐才常：《前四品京堂湖南学政江君传》，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196页。
［11］以上所引日记，参见《吴稚晖全集》，第9卷，第248、249页。
［12］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
［13］以上所引《锡报》一文，参见《吴稚晖全集》，第13卷，第151、147、149、150页。
［14］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7、376页。
［15］《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目次”，第1-3页。
［16］参见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497-498、620-621页。
［17］徐澂编：《俞曲园先生年谱》，《晚清名儒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册，第356-358页。
［18］《近科通雅集续编》卷首，上海复古书斋光绪丁酉刊本，第1册，第1页。以下所引《续编》均据此本。
［19］《缪荃孙全集·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册，第413页；第2册，第80页。
［20］《近科通雅集续编》卷首，第1册，第1页。
［21］《德宗实录》卷四一四，《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册，第412页。
［22］《闱试总论》，龚笃清等编：《八股文话》，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第3324页。
［23］《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目次”，第1-2页。
［24］《德宗实录》卷四一九，《清实录》，第57册，第491页。事实上，此次改制后，四书文与五经文仍列为考试科目，并未即刻摒除，但重要性大减。参见安东强：《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
［25］梁星海（鼎芬）编：《钟山书院乙未课艺》，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册，第215-288页。
［26］姚中秋：《缪荃孙》，罗明、杨益茂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0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27］《近科通雅集三编》，上海复古书斋光绪丁酉刊本，第10页。
［28］蔡元培是年补殿试，取二甲三十四名，旋入翰林院。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页。
［29］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第345册，第175页。
［30］高平叔：《蔡元培在翰林院》，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高平叔所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4页）系此文于1893年9月。
［31］《近科通雅集三编》，第33页。
［32］《近科通雅集续编》卷首，第1册，第1页。
［33］以上引文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5、45、7页；第2册，第23页；第1册，第23、29、32、57-58页。
［34］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刊本，第四帙，第482页。
［35］《近科通雅集初编》，第2册，第18页。
［36］旧题郭璞撰、吴澄删定：《葬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页。
［37］《近科通雅集初编》，第2册，第31页。
［38］参见赵统：《南菁书院志》，第296-297页。
［39］以上引文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3、4页。
［40］《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41］赵统：《南菁书院志》，第25页。
［42］如高翔《上律天时》、魏家骅《懋迁有无化居 三句》、廉泉《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等，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24页；第2册，第11、24页。
［43］《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34页。
［44］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84-1285页。
［45］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6页。
［46］以上引文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39、40页。
［47］《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35页。
［48］如评方怡《上律天时》：“精于历祘之法，明于占验之书，堇孰勾股开方之例者，不足艁此精诣也”；评孙揆均《天子乃命将帅 八句》：“猎艳楚汉，逞缋齐梁，经生 理，才
文”；评杨毓煇对钞法策：“钞灋迺近今极务，理财
杜弊为先”等。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25页；第2册，第27页；第3册，第31页。
［49］《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41页。
［50］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37页；第2册，第32页。
［51］以上引文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两文评语，第2册，第8、12页。
［52］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65-66页；第2册，第5-6页。
［53］赋体有何肇勋《今夫山 六句》、傅良弼《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程先甲《兑正秋也 三句》、王庆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高翔《五味六和 二句》，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21页；第2册，第3、7、28、29页。辞体有傅良弼《徧于群神》、高翔《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2册，第10、21页。
［54］刘玉才：《试论钟山书院的学术传承——兼及〈乙未课艺〉的文献解读》，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61-667页。
［55］《近科通雅集初编》此文评语，第2册，第6页。
［56］经艺中，光绪甲午年优贡一篇未计入，参见《近科通雅集续编》，第2册，第26页。作者孙揆均，江苏无锡人，参见赵统：《南菁书院志》，第514-515页。
［57］参见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5、1278页。
［58］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118册，第225页。
［59］参见陆胤：《从书院治经到学堂读经——孙雄与近代经学教育》，《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8页。
［60］《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37页。
［61］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第382-383页。
［62］关于明清“江南”的范围认定，众说纷纭，广义上包括皖南。参见张国义：《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63］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64页。
［64］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65］例如安东强的《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顾瑞雪的《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8-228页）即重点关注此三事。
［66］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87册，第159-171页。
［67］许宝蘅：《巢云簃日记摘抄》，《许宝蘅先生文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68］《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11页。
［69］《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9页。
［70］文廷式：《南轺日记》“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三日”，《〈青鹤〉笔记九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5页。
［71］《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九日，第1版。
［72］《德宗实录》卷一六一“光绪九年三月丙戌”、卷二○六“光绪十一年夏四月癸未”、卷二二五“光绪十二年三月辛丑”，《清实录》，第54册，第255、922页；第55册，第37页。
［73］分别是李盛铎《学书计》、王颂蔚《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两句》、屠寄《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第2册，第28、1、11页。
［74］即凌师皋《述而不作 二句》《今天下车同轨 二句》《夏后氏五十而贡 二句》，参见《近科通雅集初编》，第1册，第5、33、42页。
［75］《天之高也 一节》（荐卷），《近科通雅集续编》，第1册，第28页。
［76］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乡会试卷重公羊”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3页。
［77］《德宗实录》卷二五六“光绪十四年六月壬寅”，《清实录》，第55册，第447页。
［78］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第468页。
［79］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其二四《李文田》诗下自注，《伦明全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册，第79页。
［80］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468页）中说，李文田经学“宗法郑（玄）、贾（逵），与潘文勤（祖荫）过从虽密，而论学则异趣，盖潘固张今文之帜者也”。李氏原非服膺公羊学者，至多兼容而已。
［81］《德宗实录》卷二七一“光绪十五年六月丙戌”，《清实录》第55册，第630页。
［82］周佳荣：《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第18页。
［83］吴稚晖：《追悼蔡元培（孑民）先生叙述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吴稚晖全集》，第13卷，第252页。
［84］绣虎生：《孽海花人名索隐表》，《孽海花本事》，上海：大通图书社，1935年，第10页。
［85］以上引文参见曾朴：《孽海花》，张明高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170页。
［86］胡君复编：《古今联语汇选三集》中册“哀挽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6页。
［87］李腾芳：《李湘洲集》卷二，《夏原吉集 李湘洲集》合印本，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5-46页。
［88］龚笃清：《中国八股文史·清代卷》，第552-555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