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总第404期）
韩阳，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邵红峦，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引发中国社会对琉球问题的深切关注，由此开启一场持续70余年的琉球论争。其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甲午前的宗藩观念期，历史重审与知识建构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琉球归属”讨论高峰期。贯穿其间的民意表达呈现多重特征：重点关切与持续关注相始终，感性动员与理性论争相结合，民间舆论与政府态度相互动，大众传媒与知识阶层相砥砺，不仅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力的公共话语，也折射出中国从传统天下观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艰难转型的认知轨迹。回顾这场历史论争，不仅可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琉球学”提供舆情视角与历史脉络，亦可为中国在国际场域中就琉球问题进行正义发声，奠定兼具历史连续性与法理正当性的叙事基础。
关键词：琉球学；舆情；民意基础；道义支持；原住民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参观明抄本《使琉球录》时指出：“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这不仅是对地方历史记忆的温情回溯，更是立足文明传承与历史认知高度，强调通过典籍文献揭示历史本源、探究文化经纬，以深化对中华文明开放性、包容性及其区域互动传统的理解。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与琉球正式确认宗藩关系，琉球奉中国为正朔。此后五百年间，中国以“厚往薄来”政策善待琉球，琉球亦因笃崇儒学、联通东亚海上贸易而获“守礼之邦”“万国津梁”之美誉。但琉球的富庶引来日本觊觎，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1872年，明治政府单方面设“琉球藩”，并于1879年武力吞琉，将其改为冲绳县。此举不仅终结了琉球的独立国家地位，也在晚清社会激起广泛而持久的舆论关注，相关讨论持续数十年之久。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琉球归属问题再度掀起舆论高潮，成为近代中国涉外议题中极具代表性的公共论争。1945年起，美国对琉球实施军事占领，并于1972年将其行政管理权“移交”日本，但此举未经联合国授权，亦未解决琉球主权归属问题。因此，琉球的国际法地位至今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构成一个典型的战后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影响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与区域正义秩序的构建。
鉴于琉球问题被视为“中日七十年来的一个悬案”“中日两国的重大外交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其关注度日渐升温，并初步构建基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琉球学”研究范式。其中，从舆论史视角切入、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如何认知与回应琉球事件”的研究路径尤为新颖且佳作频出：相关研究或聚焦特定时段，如贺琤通过分析1874—1881年《申报》对“球案”的报道与评论，揭示晚清舆论对日本吞并琉球的反应；高月与刘玉山则分别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舆论对琉球地位及其归属问题的认知演变。或关注特定群体，如侯中军梳理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琉球政策的论争与实践，褚静涛深入剖析战后知识精英关于收复琉球与钓鱼岛的主张及其法理逻辑。既有研究为理解近代国内舆论的涉琉话语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相应局限：其一，多聚焦孤立事件或单一时段，缺乏对“琉球论争”整体演进脉络的贯通性把握；其二，倾向于低估此类舆论运动的正面价值，多视其为缺乏实力后盾的“口舌之争”，因而忽视其在凝聚民族意识、形塑外交立场及积累话语资源方面的深层功能。基于此，本文以长时段、整体性视野，将“琉球论争”理解为一种嵌入特定权力结构、以话语为载体、以合法性建构为目标的规范性抗争形式。在被动历史条件下，“以论为争”的斗争活动本身即构成一种行动政治，其要义不在于即时扭转地缘格局，而在于争夺历史解释权与道义正当性，体现出非对称博弈中话语作为替代性抗争资源的战略功能。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它超越对具体事件的应激性回应，演化为一种持续的历史叙事建构机制，为当代涉琉话语提供承续性的情感基础、认同链接与思想资源。
一、近代舆论场中“琉球论争”的历史演进
（一）甲午前宗藩观念期（1870—1895）
伴随近代日本对琉球的蚕食，中国舆论自19世纪70年代起日益关注这一海疆危机。1872年日本单方面将琉球国改设为“琉球藩”，1874年又借“琉球漂流民事件”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对琉球的属主权，1875年更悍然阻止琉球向清朝朝贡，致使涉琉议题持续热化，至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之际形成第一个舆论高峰。此阶段清政府朝野对琉球问题的认知仍深嵌于传统宗藩观念体系之中，尚未转向现代国家主权话语。在野舆论主要见于《申报》《万国公报》等媒体，尤以《申报》最为集中——仅1879年即刊发至少241篇相关文章，其热度直至1945年之后方被超越（见图1），足见日本吞并琉球对晚清士绅与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震撼之深。这些论述绝大多数主张清廷应通过外交交涉乃至军事手段“护藩”，虽有少数声音从地缘战略角度指出保琉的政治意义，但主流声音仍聚焦于维护宗主国体面与“皇灵之远播”。朝中清流如张之洞、陈宝琛、王先谦、张佩纶等人亦纷纷上奏，力主跨海东征，反对妥协。李鸿章还于1879年邀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然而，无论朝野争论如何激烈，其核心关切始终围绕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及“球祀”存续，而非如日本那般明确提出对琉球领土的“领有权”要求。
图1 近代中国主流报刊中“琉球”相关文章的年度发文量趋势（1870—1949）
正当中日就琉球归属问题陷入胶着之际，琉球国王为复国续存，于1880年派遣陈情使林世功赴北京“泣请援琉”。林世功多方奔走无果，最终在总理衙门前自刎殉国，以死明志，恳请清廷护佑琉球“还我君王，复我国都，以全臣节”。此举在朝野激起强烈反响，清廷面临空前舆论压力，一度犹豫是否对日采取军事干预。1880年至1894年，清政府一直尝试与日本解决琉球问题。清廷自认实力胜于日本，但因顾忌俄国与英国的威胁，认为联日才能稳定东亚局势，故既不愿为琉球出兵日本，也不愿接受“琉球分岛改约”，遂搁置琉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因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琉球主权的承认，也难以推动修订《中日修好条规》，“认识到不能在外交交涉上压制中国，便把心思放到以战争逼迫中国的准备上”。最终，清朝“拒绝签署《琉球专约》，使日本并吞琉球之举无法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外交悬案”。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廷不仅被迫割让台湾、澎湖，更彻底丧失对琉球事务的发言权，日本由此完成对琉球的鲸吞。伴随日本对琉球的实际占领，围绕琉球问题的第一轮舆论交锋亦随之沉寂。
（二）历史重审与知识建构期（1896—1943）
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制造既成事实，虽将琉球从中国宗藩秩序中强行剥离，却未能消解中国社会对琉球所承载的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1879年至1943年间，尽管公开的主权主张趋于克制，但这种表面的“安静”并非遗忘或退让，而是一种在结构性弱势下的话语策略转型。面对国势衰微与外交受限的现实，中国知识界与媒体逐渐将关注焦点从直接政治抗争转向历史记忆维系与文化纽带重构，通过系统梳理中琉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神话叙事上的深层关联，构建起一种以文化亲缘性支撑法理正当性的隐性话语体系。这一取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凸显，形成一波以文化回溯与历史重述为主流的讨论高潮（见图1），或憧憬琉球“似乎是恬静和平的桃源”，或对琉球沦亡的教训进行历史反思，或对琉球“被日人同化的原因”进行深刻追问。这些看似分散的文化书写，实则构成一种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记忆机制，在无法诉诸强力的条件下，以公共化的多元路径，持续维系着对琉球的道义关切与主权意识。这些舆论话语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身份焦虑与秩序想象，呈现了弱国如何在国际权力失衡格局中通过文化叙事进行的持久而隐忍的抗争。
近代中国舆论对琉球的关注，不仅体现为对中琉历史纽带的持续追忆，更延伸至对琉球复国运动的道义声援与对其现实处境的实证关切，形成一种兼具情感共鸣、政治隐喻与知识介入的复合型话语实践。面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琉球的“失语”状态，中国媒体与知识界通过多重路径展开回应：一方面，将琉球亡国史纳入日本侵华的整体叙事框架，积极传递琉球复国运动的呼声，赋予其民族救亡的政治正当性，激发反帝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关注琉球的“社会情状”，从难民迁徙、日本殖民统治延展至通商经营、农业改良、医疗文化、自然气候等具体议题，这种既包含道德共情又不失理性观察的舆论生态，是在国家实力受限的历史情境下所孕育的一种具有高度自觉的文化实践，即通过文化记忆和学术书写融入正义与责任的国际话语，从而在道义、知识与政治三个维度上，持续拓展对琉球问题的介入空间与话语能动性。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琉球归属”讨论高峰（1944—194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琉球脱离日本统治之际，中国民间社会迅速掀起一场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舆论热潮。这一热潮不仅源于民族精神的延续，更深刻反映社会各界试图借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对始于1879年的“球案”进行清算与纠偏的强烈愿望。自1944年起，涉琉议题在报纸、学术期刊与政论杂志中显著升温，并于1947年前后达到高峰，相关热度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战后舆论对琉球问题的探讨，在继承晚清以来文史关切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现实政治导向，即通过梳理中琉长达五百余年的宗藩关系史，在传统宗藩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间构建逻辑衔接，并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蕴含的“剥夺日本侵略所得领土”原则及民族自决理念相呼应，从而将这一历史纽带转化为支撑战后领土安排的法理资源。战后舆论主要通过双重路径展开论证：一是历史考证路径，大量文章详尽考订明清两代对琉球的册封、朝贡、赐姓、海难救助等历史事实，强调中琉关系的连续性与排他性；二是文化认同路径，强调“在文化思想上，琉球完全属于中国系统”，突出中琉在语言、礼制、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深度交融。这些舆论以历史记忆为杠杆、以文化亲缘为纽带，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并对国民政府施压，敦促其在即将召开的“对日和会”及战后安排中明确提出琉球归属中国的主张。
随着冷战大幕的拉开，琉球因其扼守西太平洋关键航道的地缘战略价值，该问题演变为战略性国际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舆论对琉球的认知亦发生显著转型，开始从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的视角重新审视其归属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将琉球置于世界秩序中，分析琉球属中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二是从外部寻找琉球应该归还中国的依据；三是赋予收回琉球以国际意义，以国际成例来证明中国收回琉球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围绕琉球归属形成多元而复杂的舆论光谱，据刘玉山归纳，主要包括“直接归还中国说”“收复先岛群岛说”“由我托治说”“美国托管说”“联合国共管说”“中美英苏共管说”“琉球独立说”及“综合说”八种观点。其中，“直接归还中国说”占据压倒性主流。尤为关键的是，未经联合国授权而美国自1945年起加速在琉球建设军事基地，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舆论讨论的政治社会背景。
二、近代“琉球论争”舆情走势的特征
（一）重点关切与持续关注相始终
近代中国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具有延续性与主动性的内在逻辑脉络。尽管舆论热度随国际格局变动、国内政治局势起伏而呈现阶段性波动，但其核心关切——对琉球命运的道义责任、史脉维系以及地缘安全的警觉——从未中断。依据重大历史节点与舆论密度的分布，可清晰识别出“甲午前”与“二战后”两个显著的舆情高峰：前者植根于传统东亚宗藩秩序的危机意识，舆论聚焦于日本“剪灭琉球”对朝贡体系的颠覆性冲击，强调清廷作为宗主国应履行“护藩”的伦理义务；后者则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战后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国民政府、知识精英及民间舆论广泛援引《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剥夺日本侵略所得领土”原则，重新界定琉球的法理地位，主张其不应复归日本，而应或归还中国、或国际共管、或支持琉球自决。这两个舆论高峰虽分处不同历史语境，一以礼治为本，一以法理为据，却呼应了近代中国涉琉话语从传统宗主权意识到现代主权观念演进的关键轨迹，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应对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立场，以维系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合法性之间张力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50年间，尽管涉琉议题未再引发大规模政治动员，但其并未真正静默，而是转入一种内敛却持续的知识生产与文化记忆建构过程。这一时期，报纸、杂志不断刊载关于中琉历史关系、地理沿革、风俗民情、社会结构乃至农业、医学等领域的专题论述，通过系统梳理中琉在历史、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层联系，表达了公众对琉球的情感认同与道义关切。尤为典型的是地理出版物中的持续表述：1919年的《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专设“琉球列岛”章节，慨叹“属国沦亡、外患日迫，不堪回首矣”；1924年《中外地名辞典》明确标注琉球“本我属国，清光绪六年为日本所并，夷为冲绳岛”；1936年《新中华分省地图》将“琉球与台湾”和“东北失地、西北失地”同页呈现，1945年增订版更在“水界”说明中强调“沿海之弧形岛屿如台湾、琉球、澎湖……收复后，海防方可谓为巩固”；1947年《复兴中国新地图》专设《台湾省及琉球图》；1951年《最新世界分国精图》在日本地图旁以红字标注“菠次坦宣言日本仅保有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岛”。这些地图与辞书编纂，承载着强烈的政治记忆与主权意识，反映出一种由显性政治辩论向隐性文化叙事的战略性转换。这并非关注的弱化，而是一种更具韧性的民意积累机制。正是这种长时段、低强度但持续不断的认知建构，为战后关于琉球地位的法理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与舆论土壤。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对琉球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为“甲午前”与“二战后”两个高峰的集中爆发，也表现为中间数十年绵延不绝的深层延续，它们共同构成“琉球论争”舆情演进的完整脉络。
（二）感性动员与理性论争相结合
近代中国社会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感性动员与理性论争并行不悖、相互支撑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通过文化情感叙事构建深植于民族集体记忆的道义话语体系。舆论场广泛运用诗歌、散文、摄影、宣言及公开号召等多种文化形式，将琉球之失系统性地纳入“国耻”与“痛史”的叙事框架，视其为近代中国主权沦丧、边疆崩解与东亚秩序瓦解的象征性事件。例如，黄遵宪撰写《琉球歌》纪录琉球自建国到被日本吞并的历史，以“旌麾莫睹汉官仪，簪缨未改秦衣服”之句，抒发对琉球亡国的深切悲悯；闻一多在《七子之歌·台湾》中更将琉球喻为“东海捧出的真珠一串”，称“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以拟人笔法强化两岸与琉球命运与共的意识。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专设《琉球属日记》一课，1925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儿童世界》刊载《国耻纪略：日本并吞琉球》，1933年《小朋友》杂志推出《中日问题讲座·可怜的琉球》，均将琉球沦亡作为青少年国耻教育的核心内容。至抗战时期，1941年广西《东方战友》刊载《被俘的琉球兵痛述亡国后的惨状》，更通过亲历者口述呈现日本殖民压迫的真实性。这些报道与文艺创作揭露了日治下琉球民众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同化与身份撕裂，建构起一种跨越地理与族群界限的共情机制。琉球问题成为关乎民族尊严、国际正义与道义责任的公共议题。
另一方面，对琉球问题的法理关注也成为舆论的重要维度。自晚清以降，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知识界、军政精英及学术机构围绕琉球的战略地位、历史法理与未来归属展开系统性探讨。其中既有对收回琉球之可行性、成本收益及国际反应的审慎评估，亦有基于现代国际法与战后秩序构想的政策设计。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战后东亚秩序的重构，中国知识界围绕琉球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涌现出大量报刊专论、政策备忘录与学术著述。南京《中央日报》于1947年7月刊发长篇专稿《琉球和台湾》，同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琉球》小册子。随后，吴壮达的《琉球与中国》，傅角今与郑励俭的《琉球地理志略》，程鲁丁的《琉球问题》等著作陆续出版。这些著述多出于国防安全而研究琉球，强调琉球在西太平洋的地缘战略价值——其扼守东海与南海通道，关乎中国海防安全与区域影响力，主张或将其归还中国，或实行国际共管，坚决反对日本再度掌控该群岛。
（三）民间舆论与政府态度相互动
在近代中国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过程中，民间舆论与政府立场之间始终呈现一种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从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民间舆论在议题设置上展现出比官方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度，即便偶有“弃琉”之议，也从未构成主流意见，更未动摇社会整体对琉球的道义关切。尤其在甲午战争前，民间舆论对琉球的支持不仅源于宗藩秩序下的文化认同与伦理责任，更是对琉球王国多次派遣使臣赴华陈情、泣血请援的社会性回应。这一时期，《申报》等中国本土报刊与琉球流亡人士的发声形成共振，甚至联动了首里、上海、横滨等地的中外舆论场。仅1880年，《申报》就连续转载《香港循环日报》所刊7篇《纪论辨琉球事》，以纪实笔法详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期间，中国公使何如璋与日方就琉球归属问题展开的交涉。此外，媒体还持续驳斥日本言论，传递琉球民众的真实意愿。例如，《申报》头版刊发署名“海外伤心人”的来稿，既控诉“日人抚心自问，其何以塞天下之公议”，又提出“琉球人岂肯低首下心忍辱负罪为天下羞”。在此种舆论强度下，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怕为清议所不容”，遂以“延宕之法”勉力展开交涉。尽管舆论未能阻止日本吞并琉球，但“球案”论争清晰标志着晚清社会正经历一场公共话语的结构性转型。依托近代报刊网络，琉球归属主权问题逐渐演化为具有跨阶层动员能力与现实政治影响力的公众舆论，日益对外交决策形成道义约束与议程压力。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东亚秩序重组，琉球归属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公共议题，且与政府决策形成更紧密的双向互动。国民政府的外交表态，如参与开罗会议期间对琉球地位的初步立场，激发了知识界与媒体对收复琉球可能性的深入探讨，部分文章转向具有政策操作性的方案设计，如主张设立托管机制、推动国际共管或直接纳入中国版图。尽管社会主流舆论未能完全左右最终政策走向，政府亦因战后对美协调、战争压力等现实约束而采取保守立场，但舆论仍对决策层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国民政府外交部明确将民间舆情视为重要参考，不仅频繁吸纳知识界人士参与对日处置及琉球问题的内部研讨，还通过制度化渠道整合社会意见。与此同时，其他职能部门亦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的《琉球》册页系统梳理了琉球的地理形势、气候物产与人口、藩属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影响及日本侵略经过。在此舆论氛围下，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官员亦不得不对琉球问题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当时蒋介石所面临的多重压力与抉择，不过面对数十年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舆论如此集中地关注琉球归属问题，最终的结局难免‘辜负’了舆情，未尝不令人感慨系之”。
（四）大众传媒与知识阶层相砥砺
晚清至民国时期，围绕琉球问题的讨论广泛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参与，形成一场跨越身份、职业、地域与时空的公共舆论运动。从中学教师、普通画家到无名文人等民间知识分子，众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个体纷纷借助新兴大众传媒平台积极发声，成为涉琉舆论的实际建构者与传播主体。这一现象与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高度同步：随着报刊的普及与言论空间的拓展，普通知识阶层得以在《申报》《大公报》《国风》《东方杂志》等现代媒体上发声，围绕琉球的历史地位、文化归属与政治命运展开持续讨论，逐渐汇聚成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与议题凝聚力的舆论“磁力场”。值得一提的是，视觉媒介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传播门槛，使琉球议题得以触达更广泛的受众。1910年《图画日报》刊载《琉球中山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唤起读者“故家乔木之思”与“故宫禾黍之感”；1934年《北洋画报》刊登《昔日琉球御物之黑木蟠龙浮雕印盒》，通过文物影像强化历史记忆；1943年《说文月刊》发表《册封琉球图》，再现明清册封仪式的庄严场景；1945年《胜利画报》刊发《震撼世界的琉球血战》，以26幅照片再现美军登陆琉球的战况，并宣告“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已告停止”，借助具象的图像叙事向大众有效传递战事信息，实现新闻传播与视觉动员的双重效果。
自晚清以降，明清两朝册封使编纂的使录如《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等文献被重新整理、刊印与传播，其不仅强化了中琉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伴随现代学科体系的确立，知识界开始以地理学、历史学、国际法学等专业视角重构琉球问题。地理学家胡焕庸、张其昀、王成祖、叶以粹，历史学家汪诒荪、周谷城、胡秋原，国学大师刘文典，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周子亚等均对琉球归属问题发表著述。尤为显著的是，这一议题超越了党派与身份界限。如国民党元老许崇灏等公开发表主张，著名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撰文论政，中共情报工作者周竹安（即周酉村）亦表达立场。媒体层面，《中央日报》《观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报刊，均持续追踪琉球问题。如此广泛而多元的参与，涵盖学者、官员、政党人士、海外侨领，彰显了琉球议题蕴含深厚的社会动员力与跨阶层共鸣。
三、近代“琉球论争”的当代价值
（一）法理供给：夯实中国涉琉主张的历史连续性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持续70余年的“琉球论争”，不仅体现了对琉球作为传统藩属国身份的强烈政治认同，也映射出地缘安全关切与现实利益诉求的深层叠合，更承载着跨越世代的历史情感纽带。“这场论争在造就当时中国政府琉球问题决策的社会舆情的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的琉球问题应对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一方面，若干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在新中国的琉球研究中得以延续并获得重新诠释，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例如，清末外交官何如璋在1878年给李鸿章的信中便认为：“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1947年，张其昀代表中国地理学会撰文，强调“琉球群岛之军事价值胜于经济价值”。此类基于海防安全的地缘预警，不仅准确预判日本后续南进扩张的预谋，也为后世理解琉球在东亚战略格局中的关键地位提供了重要参照。另一方面，长达近80年的涉琉舆论实践，从晚清报刊的密集讨论到战后知识界的系统著述，构成一部连续且丰富的公共话语史，有力驳斥了“近代中国置琉球于不顾”的简化论断。它揭示出，在国家积弱、外交困顿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并未放弃对琉球命运的道义关切与法理主张，而是通过报刊舆论、学术研究、国民教育、疆域舆图等多种渠道维系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从而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阶段，将琉球议题内化为家国意识与区域秩序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近代“琉球论争”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回响，更是理解中国近代外交思想演进、舆论政治功能及东亚秩序观变迁的关键棱镜。
通过“琉球论争”的整体回溯，其意义远不止于记录中国社会对琉球议题的历史关切，更在于它构成一种具有高度连续性与内在演进逻辑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为当代重新审视琉球问题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与话语基础。这一跨越晚清、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舆论与知识生产实践表明，中国对琉球的立场是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性主张。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世界知识》即揭露美国对琉球的军事占领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压制，声援琉球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琉关系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琉球历史、中琉宗藩关系、“球案”始末、战后琉球问题、琉球史料等方面均有系统研究。2013年，《人民日报》刊文提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标志着这一历史议题被审慎地重新纳入当代外交与国际法话语框架。这一论述脉络，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对琉球问题长期积淀的历史认知与法理关切，也反映出一种将历史记忆转化为规范性国际话语的战略自觉。这也说明“琉球论争”并非尘封旧事，而是具有深层政治逻辑与现实生命力的话语实践。
（二）知识生产：构建根植自主知识体系的“琉球学”
中琉之间基于长期文化交流、制度互动与共同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情感联结，是双方关系中最珍贵且不可替代的软性资源。近代史中的“琉球论争”，正是这一情感联结在公共舆论与知识生产中的集中体现，亦构成中国涉琉话语体系的历史根脉与道义基石。在当代语境下，维护、延续并滋养这份情感资源，不仅关乎历史记忆的传承，更涉及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战略维度。为此，亟需以“正本清源”为方法论前提，超越传统宗藩史观或民族主义叙事的局限，从历史学、国际法学、人类学与地缘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将琉球问题置于战后秩序重构及去殖民化思潮的宏观脉络中加以审视，系统推进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琉球学”建设。近年来，这一努力已初见成果。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东亚和平发展与琉球学建设”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将琉球研究纳入区域和平与文明互鉴的框架；2025年，福建师范大学首创的“琉球学”项目更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成为全国仅有的六项获重点支持的濒危学科之一。当前，中国学界正秉持“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系统整理明清册封档案、中琉往来文书及战后国际法文献，其目标不仅在于为涉琉政策提供学理支撑，更在于消解殖民主义史观对琉球历史的遮蔽，推动构建去殖民化、尊重主体性的历史认知框架，防止“灭其国，毁其史”的悲剧在当代重演。
“语言是文化群体内沟通关联的纽带和认同标记，且对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弱化中琉间的历史关联，将国际通行的汉语发音“LooChoo/LewChew”替换为日语发音的“Ryukyu”，并于1950年炮制“南西诸岛”称谓，刻意取代沿用数百年的“琉球群岛”概念，旨在消解“琉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印记及其国际认知，重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叙事。更值得警惕的是，“琉球两属”“琉球处分”“美国托管琉球”“冲绳返还协定”等看似中性的术语，实则源自日本官方或美日同盟的话语建构，其背后是否认琉球主权独立性、合法化日本吞并行为及美日在琉球问题上私相授受的政治逻辑，具有浓厚的倾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同时，琉球问题研究中亦出现大量“协和语”，即未将日文翻译成中文，直接使用日文汉字，譬如“冲绳复归”等词语的频繁错误使用。此类表述不仅造成概念混淆，更在无形中复制日本殖民主义叙事框架，削弱了中国话语的自主性。因此，未来的琉球研究亟需确立一套以国际法理为基础、兼具历史准确性与政治清醒度的标识性概念体系，例如使用“琉球王国时期”以强调其在日本殖民之前的国家属性，使用“日本吞并琉球”以揭示1879年事件的侵略本质，使用“美军占领琉球”以指明战后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非正常军事管治性质，以及采用“琉球语”而非“冲绳方言”以尊重其语言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超越以“中心—边缘”为预设的传统华夏中心主义或大国本位叙事，推动“琉球学”话语体系向更具包容性、多元性的方向拓展与深化。
（三）道义传承：尊重琉球原住民的主体性认同特征
近代中国在“琉球论争”中始终体现出一种以人本关怀为核心的道义立场：舆论不仅持续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下琉球民众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文化同化之苦，更深切同情其生活困境与集体命运，而非将琉球简化为地缘博弈的工具或资源攫取的对象。相较而言，对其经济价值的讨论反而极为有限，甚至因此被认为“低估了琉球群岛的潜在经济价值”。这种非工具化、重人道的叙事传统，构成中国涉琉话语中极具伦理正当性的历史遗产。在当代语境下，延续并深化这一传统尤为必要。对琉球的研究与相关外交实践，应聚焦琉球原住民的生存状态、社情民意与权利诉求，为其伸张正义，支持其发声。时至今日，琉球社会依然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日本的系统性边缘化政策；大量土地被美军基地占用，严重挤压居民生活空间与环境安全；本土语言、文化与历史记忆遭遇制度性忽视，引发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司法体系偏袒日美利益，导致人权保障缺位。琉球主权问题悬而未决，缺乏合法公正的国际解决机制。尤其是，当前日美正加快推进琉球群岛“军事要塞化”，民众普遍担忧其家园将再度沦为日本的“盾牌”。针对这些痛点，中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应系统呈现琉球民众的真实处境，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琉球这个“被遗忘的原住民族群”的正当权益。
琉球人民历经百余年殖民统治，其社群结构、文化认同与集体心态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社会。“其各种因素诡谲纠结、整合互化，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县内外和国际局势的衍变渗透互为关联。”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琉球近现代苦难的核心主要源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文化同化与集体性歧视，当代主流民意主要聚焦于在现行框架内争取更大自治权、民主参与及对美军基地部署的否决权，其抗争本质是反军事殖民与反政治边缘化。今天，遭受漫长历史创伤的琉球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中心主义均保持高度警惕，致力于复国的琉球裔学者松岛泰胜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既希望“在琉球复国（独立）这一议题上，中国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但又表示“如果有中国学者主张‘琉球属于中国，中国有权兼并琉球’，我也打算与他们争辩到底”。因此，中国在涉琉议题上必须秉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尽管近代舆论中屡见“琉球应归还中国”“要收回琉球”等主张，但其多源于历史情感与战后局势考量——彼时琉球被日本长期统治，原有行政建置瓦解，故当时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主权选择。现今历史语境已然转变，必须基于确凿史实与国际法理，厘清琉球地位的演变，摒弃“琉球属于中国”等模糊性表述，以免伤害琉球民众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认同。同时主动引导国内舆论，加强对公众的历史教育，遏制民粹式“收琉”言论，将叙事重心从“中国对琉球的权利”转向“琉球人民的权利”，强调其作为原住民的自决权、文化权与和平权。
（四）秩序重塑：推进涉琉话题的主动性议程设置
中国对琉球问题的立场始终立足于历史事实、国际法原则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综合考量，既充分尊重琉球人民的主体意愿，亦坚定维护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历史悬案与当代地缘变局所构成的战略空间，中国正逐步超越被动回应模式，善用“琉球地位未定”这一具有法理依据的事实支点，推动议题在多边机制中的国际化。2025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发言中首次明确将琉球民众界定为“原住民”，并敦促日本停止对其系统性歧视；同年12月，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进一步指出：“有的国家……还在持续侵犯阿伊努人、琉球人等土著人权利。”此类表述将琉球问题嵌入全球人权治理与原住民自决权的规范性框架，不仅为其争取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提供新支点，也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琉球的法律地位，对日本构成显著的道义与政治压力。
历史上琉球长期浸润于中华文化圈，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琉球民众认同自身“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面对中琉之间日益增长的交往需求，亟需构建一种多层次的柔性协同网络，以文化认同为情感基础，以知识合作为智力支撑，以民间互信为实践纽带，实现对琉球社会的民意回应与情感维系。近年来，相关努力已初见成效，如推动中琉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开展青少年研学、教育互访与艺术展演等代际交流项目。2023年7月，“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访华期间，专程赴北京通州祭拜安葬林世功、王大业等琉球志士的墓地；同年11月，“立禅庵琉球国人墓地遗址”被列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并启动修缮。这些举动反映了对中琉共享历史记忆的制度性承认，有利于增强琉球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亲近感与政治信任，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认同资源与情感动能。展望未来，应持续深化“学术—媒体—民间”的协同机制。在学术层面，强化跨学科、跨国别的琉球学研究共同体建设，推动理论创新与活态传承；在媒体维度，深化与琉球本地舆论平台的交流对话，打破信息壁垒、消解认知茧房；在城市交往领域，推动福州、北京、天津等历史上与琉球交往密切的城市与其缔结友城关系，激活历史人文纽带；在民间合作方面，拓展非遗保护、文博交流、生态治理、公共卫生等议题，加强交流对话。概言之，既为琉球问题的和平、公正与合法解决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亦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包容性重构提供一种基于共情、互鉴与共生的替代性路径。
结 语
“琉球论争”是近代中国社会自发兴起的一场具有广泛动员力的爱国舆论运动，不仅深度整合了知识分子、大众传媒、商贾士绅乃至普通民众等多元社会力量，更在民族危机背景下将琉球命运与国家主权、海疆安全及文化认同紧密勾连，强化国人对琉球问题的历史认知与道义关切，从而为当代中国在情感与法理层面重启琉球议题奠定重要合法性基础。然而必须看到，自19世纪末，日本便同步推进对琉球问题的“皇民化”叙事工程，一方面通过“旧惯温存”政策笼络琉球士族，同时大力宣扬“日琉同祖论”，刻意强调琉球与日本在种族、语言、地理等方面的所谓联系，旨在为其殖民行径编织正当性依据。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持续70余年的“琉球论争”可视为一场针对日本话语霸权的国际舆论斗争，其意义远超单纯的领土主张，而是一场关乎东亚秩序解释权的深层博弈。1972年，美国将琉球行政管理权“移交”日本后，日本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形成以“琉球学派”“大和学派”为代表的学术体系，而美国亦长期投入对琉球占领政策、军事治理及族群认同的研究，且其政策倾向长期存在“亲日情结”。相较之下，尽管中国学界在中琉关系、琉球史料、驻琉美军基地的地缘政治影响等议题方面已积累扎实成果，但从学科建制、理论范式到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仍存在显著的深化与拓展空间。
对近代“琉球论争”的回溯与再阐释，不仅旨在厘清中国社会关于琉球认知的历史脉络与话语逻辑，实现历史叙事的正本清源，更在于为当代涉琉议题提供一种兼具历史连续性、法理正当性与道义感召力的规范性叙事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琉球学”建设，不仅可有效解构日本长期垄断的“冲绳是日本固有领土”之单向叙事，亦有望激发那些曾受殖民影响的国家对自身历史创伤与区域正义问题的再审视，从而促进形成更具包容性、多元性与历史反思精神的东亚安全与秩序观。展望未来，随着琉球原住民意识与自决诉求持续觉醒，琉球问题或将超越双边争议范畴，演变为撬动东亚地缘政治结构重组与推动战后秩序转型的关键变量。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秉持大国担当，在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框架下审慎推进相关议题的多边化与规范化，同时针对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强化基于历史事实与法理依据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构建兼具学术深度、传播效能与道义高度的反制与引导机制，为区域和平、正义与可持续秩序贡献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