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让梨为世人熟知，各种版本的故事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孔融让梨因《三字经》的流传而广为人知，但也遭受诸多批评。有论者讲述美国版让梨，更有甚者搬出罗尔斯的正义论、温尼科特的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人格观等西方理论予以阐释。[1]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对孔融让梨的演绎、解释都需以确定的故事为依据，追溯故事的确定性是解决让梨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孔融让梨故事见于《世说新语》《三国志》《后汉书》等书。《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孔融访李膺事，刘孝标注释中引《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2]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等代表性著作于此皆无分歧。[3]此处的“引”解释为“取”，亦无争论。据《融别传》，此事命名为“孔融食梨”更为妥当。《后汉书》和《三国志》对让梨一事的记载与此相差无多。《后汉书·孔融传》云“融幼有异才”，唐人李贤等注云：“《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4]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也在“融幼有异才”下注释：“《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5]非常明显，孔融让梨一事，李贤等注的《后汉书》和卢弼集注的《三国志》一字不差。此处不考证诸书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让梨故事源于《融别传》《融家传》，其表述高度一致。据裴媛媛博士的《汉末六朝杂传提要》，清人章宗源、侯康、姚振宗认为诸书征引的《融别传》《融家传》即《孔融别传》《孔融家传》，二者实为一书。[6]《隋书·经籍志》收录《孔氏家传》而未见《孔融别传》，暂且不论《孔氏家传》是否独立于《孔融别传》，《孔融别传》早已轶失，为清人《隋书·经籍志考证》补录。[7]由此可知，孔融让梨原为孔融食梨，其原始出处为《孔融别传》，故事版本的源头是确定且唯一的。
回到故事本身，显而易见，三个版本的孔融食梨没有实质性区别，大意谓孔融四岁时，与兄弟分梨，常常取小的食用。为何如此？他的解释是：我是小孩子，应当拿小梨。“辄”字当为“总是”“每次”之意。由此可知，孔融让梨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前后多次，每次都主动拿小梨，即取食小梨是日常性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法当取小者”中的“法”如何解释，这是孔融让梨诸多批评中的核心问题。据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先生主编的《故训汇纂》，“法”的注项多达143个。[8]按照孔融的说法，梨有大小，诸兄分食，应该按照年龄大小而分配梨的大小。“法”可以理解为梨子的分配方法，引申为分梨的规则，也可以视为分梨规则的理据。当然，在上述文献中看不到孔融手握分梨大权，也难以窥见取梨的先后顺序，但都不妨碍将孔融的分法称为孔融分梨法。
依据孔融分梨法，“法当取小者”表面为年龄大则食大梨，实则为年龄大者食量大，或者说年龄大者对食物的需求亦大，因而当食梨大者，反之亦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就是“自然之性”。孔融根据不同年龄的生理需求分配梨子，“法”不过是遵从“自然之性”，用朱熹的解释则是“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9]“自然之性”和“天理之当然者”均可理解为年龄与食量的正向关联，由年龄而食量，这是孔融分梨法的核心理据。
孔融食梨出现在《世说新语》的言语篇，据张万起、刘尚慈先生的《世说新语译注》，所谓言语是“士大夫在应对辞令方面，努力追求语言的简约机巧而意味深长，哲理精微而内涵丰富”。[10]言语篇并未收录孔融食梨，刘孝标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故事的注释中引用，佐证孔融的才思敏捷、应对机智。李贤等人注的《后汉书》和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则用此事证明孔融“幼有异才”。言语也好，异才也罢，食梨或分梨的价值意蕴皆不明显。宋人编著《三字经》，重述孔融食梨故事，将“引”与“取”改为“让”，宣扬孔融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强调儒家伦常，流传至今。据《隋书·经籍志》，所谓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程千帆先生发扬了这一论断，“别传者，盖本对史传而言，及后史无传而仅有私撰之传者”，[11]简言之，别传与史传迥然有别。据此，辛志峰先生认为别传“政治色彩不甚明显，也没有儒家规范下的教化、规训色彩”。[12]或因如此，孔融食梨出现在言语篇而不是重在宣扬儒家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的德行篇。不难看出，孔融食梨，由“引”、“取”到“让”，由自然之性到儒家教化，这一转变不可谓不大。
将孔融食梨重述为孔融让梨，赋予谦让、孝悌等各种意义与价值，宋人的做法可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范例。食梨故事当然可以反复讲述与阐释，也有不言自明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前提，但是否苛求了呢？毕竟，不是人人都如孔融之早慧，有“异才”和“自然之性”且答对机巧。更为重要的是，后世对孔融让梨的演绎与解读是否离故事本身越来越远了呢？或许，这正是孔融让梨的魅力。回望故事的本来面目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在新时代如何讲述这个故事？
[1] 相关论文参见；蔡真妮：《美国版“孔融让梨”》，《小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18期；心路独舞：《孔融让梨遭遇美国孩子》，《基础教育论坛》2015年第29期；孙贵颂：《孔融让梨与罗尔斯分粥》，《前线》2019年第1期；王礼军：《真、假自体对“孔融让梨”新诠释及其教育启示》，《基础教育》2015年第5期。
[2] 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页。
[3] 参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5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1页；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4]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1页。
[5] 《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7页。
[6] 裴媛媛：《汉末六朝杂传提要》，曲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2年，第12—13页。
[7]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21页。
[8]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37—1238页。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1页。
[10] 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
[11] 程千帆：《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3—164页。
[12] 辛志峰：《三国杂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