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型科技公司嵌入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数字地缘政治影响日益引发全球关注。在权力运行的技术应用、制度规范和文化价值情境中，美国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的三重嵌入，既为后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在公私关系重塑、数字规范重构、社会认知操控三个方面对后者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推动并形成了两者间新的权力嵌合。这种权力嵌合的本质是基于权力优化需求的互利共生，由此形成的权力再集中，正在引发新的数字地缘变局：一是数字地缘格局的霸权化。“中心—边缘”二分的地缘政治想象，在美国数字生态霸权扩张中不断深化。二是数字地缘冲突的复合化。传统地缘政治冲突在参与主体和冲突形态上，加速显现“混合战争”的复合特征。三是数字主权行使的飞地化。当代国家在行使数字主权方面，愈发面临美国科技巨头“国中之国”的挑战。通过系统分析权力嵌合引发的数字地缘变局，将为中国更加积极灵活地谋求战略主动提供思考。
关键词：美国科技公司/ 数字地缘政治/ 权力嵌合/ 地缘变局/
作者简介：周冉，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18)。
原文出处：《国际安全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126-156页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科技巨头嵌入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及其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2BGJ004)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一般课题“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一带一路’数字基建合作的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NDQN055YB)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21世纪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结合新地缘政治要素不断发展的“新综合”时期。①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对“地理”概念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天赋、静态的地缘“位置”，转而更加强调变化、动态的地缘“环境”，由此通过打破固有边界、促进要素融合的方式，推动了传统地缘政治学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意义上的范式转型。②这一转型所对应的地缘政治现实恰恰映射出深度全球化的社会意涵，即从物理层面的地理联通走向“社会关系的连接与强化”。③与此相应，全球地缘政治的当代解读也从聚焦自然要素的先天禀赋效应，转向关注社会要素的后天建构特征。在诸多社会要素中，数字要素无疑是理解人类社会当下发展和未来演进的关键之一，其对权力运行、财富创造、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全面渗透，不但形塑了当代地缘政治新环境，也使推动这一进程的大型科技公司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正如通用电气、波音、西门子等工业巨头在20世纪的强势崛起，大型科技公司的脱颖而出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迈向数字化新阶段的历史必然。然而，有别于它们的工业前辈，崛起的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加速迈向世界政治舞台，从而成为一股足以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兴力量，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秩序变革”的论战。④那么，大型科技公司崛起背后的权力逻辑是什么?它们与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又将引发什么样的数字地缘变局?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补齐数字地缘政治的权力拼图，深度洞察和研判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向。鉴于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谷歌)、Meta(脸书)等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影响力和行业代表性，本文将聚焦美国科技公司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二 文献述评
了解构成当代地缘政治“环境”的数字要素与问题、剖析主要地缘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是更加全面立体认识数字地缘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既有研究从两个方面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启发与参考。
(一)数字地缘政治相关理论与问题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再度复兴，数字地缘政治相关问题的讨论热度近年来持续攀升。不过，目前学界对于数字地缘政治的理论内涵和问题边界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认知。虽然已有学者使用“数字地缘政治”这一概念来描述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发展，但是此类文献的数量仍然非常有限。⑤相较而言，更多的研究还是从“网络地缘政治”“信息地缘政治”“数据地缘政治”“科技地缘政治”等类似概念及其相关问题中展开，这些研究总体上为我们提供了数字地缘政治的两种解读。
一种是将其视为网络或信息空间的地缘政治，即地缘政治行为体在互联网空间围绕技术和信息资源展开的权力与主权争夺。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更在于其构成了争夺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条件和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成为技术大国控制实体领域的强力工具。⑥因此，作为物理空间的同态映射，网络空间的日益“地缘政治化”或“武器化”，与新兴技术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是密不可分的。⑦此外，信息资源之于当代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不少研究基于信息传播的视角，围绕数据和信息流动如何挑战国家主权、如何影响国家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⑧其中将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作为国际政治博弈新战场的“数字平台地缘政治”日益受到关注，进一步凸显了数字领域地缘政治问题的多样性与融合性。⑨
另一种解读则更加聚焦新兴技术本身而非网络空间，通过将数字技术视为地缘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考察其对国家宏观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全球科技竞争等战略层面的颠覆性影响。⑩如一些学者在研究元宇宙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时指出，元宇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技术的交互方式，进而对现实世界产生了非对称的领土和域外影响，由此带来的空间革命将使地缘政治成为集物理、法理、心性和虚拟边界于一体的多维活动。(11)又如，在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战略格局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世界被划分为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秩序的可能性，以及这种秩序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大挑战。(12)除此之外，技术与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与此相关的延伸性主题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如分析数字大国从技术标准制定中获得地缘政治与安全优势的“数字标准地缘政治”等，进一步丰富了数字地缘政治的内容。(13)
(二)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间的关系
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无论从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治理来看，科技公司扮演的变革性角色都已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作为数字时代的先锋力量，科技公司的快速崛起可能对国家权力的获得与流转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对于两者间关系的研究亦逐渐升温，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于数字地缘政治行为体如何互动的思考。
当前较多的研究是将两者间的关系置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加以讨论，这些研究较为关注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间的合作关系，总体上形成了两类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国家需要论。这类观点认为出于全球竞争和国家安全的目的，国家需要借助科技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数据资源，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话语权，并将科技公司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纳入自身的地缘战略中。受此影响，科技公司逐渐褪去跨国底色，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从而成为国家的政治杠杆或与国家“捆绑”形成排他性技术联盟。(14)二是公司选择论。相较于前者，这类观点虽然同样将大国竞争作为分析语境，但更多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落脚点放在科技产业与科技公司发展这一中微观层面。如一些学者注意到科技公司之所以选择向国家靠拢，正是因为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压力不断向下传导，导致其陷入类似夹缝求生的“选边困境”，从而不得不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作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决策。(15)
除了探讨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一些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两者间的竞争、替代甚至冲突关系，考察科技公司对国家乃至由国家行为体所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反向影响。这些研究往往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强调科技公司在技术和数据集成带来的不对称优势下，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股力量”，从而对国家的权力、权威、功能等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和调整。(16)作为数字领域的新型垄断者，科技公司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对国家权力的渗透不断增强。(17)在这个过程中，其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也逐渐引发了国家的担忧，并使后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以“驯服”超级企业。(18)一些学者认为两者间关系的变化表明，科技公司正在试图改变以往面对主权国家时的被动态势，通过主动影响政府决策、介入地缘政治博弈等方式来实现商业利益，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展现出国家行为体的特质。(19)
结合上述两方面研究来看，既有研究对于数字领域地缘政治新变化的敏锐观察，以及数字时代国际权力流变新趋势的深度反思，为本文在理论视角和问题展开上提供了有益启示。不过，现有数字地缘政治的相关研究大多依循技术政治的内在逻辑，将数字地缘政治视为“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20)这种围绕技术政治内核和国家中心主义展开的研究范式，因为深受现实主义学派影响，往往容易放大国家在权力获取方面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际政治权力消长的“跷跷板”幻觉。事实上，数字地缘政治不再是国家行为体的专属实践，权力博弈的筹码也不再由国家垄断，以大型科技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开始坐上国际政治的权力牌桌。但从现有围绕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展开的讨论来看，一部分研究仍然更加关注科技公司在国家间博弈中的工具性角色，低估了其作为“平等”数字地缘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另一部分研究又过于强调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的超越，从而弱化了其崛起过程中与后者之间必然存在的互利关系。
对此，本文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之于主权国家，更像是缠绕在大树之上的藤蔓植物，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或“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权力优化需求的互利共生。两者的权力很多时候几乎融为一体，以至于很难从严格意义上区分科技公司的行为是出于商业竞争还是国家战略布局。然而在相互借力的同时，大型科技公司又会出于商业甚至政治目的，主动向国家发起挑战。因此，如果仅从传统地缘政治和数字技术结合的角度去解读数字地缘政治，将其视作传统地缘政治的数字化版本，就难免陷入一种国家权力自我实现的狭隘理解。本文尝试跳出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国家行为体单一叙事，以美国科技公司的权力实践为着眼点，从当代国家面临的权力需求与挑战切入，揭示美国科技公司崛起的权力之道及对数字地缘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三 数字地缘政治的权力特征
冷战结束以降，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思潮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社会化”拓展。这种拓展带有显著的建构主义特征，总体上更加强调地缘政治的叙事性，将其视为“从特定角度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叙述”。(21)各理论流派试图通过引入新的空间尺度、国家的替代结构以及权力的不同定义，来挑战既有的“空间—国家—权力”分析框架。(22)其中，又以传统地缘政治学与批判地缘政治学之间的论争最具代表性。两者的主要分殊在于，前者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关注地理因素对国家和权力的影响，而后者则更加强调权力本身以及影响权力运行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实践。(23)由于本文意在透过科技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考察当代地缘政治的新变化，故此将从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视角加以展开，通过剖析数字地缘政治有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的权力特征，厘清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之间权力互动的内在逻辑。
(一)权力主体的多元性
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21世纪世界权力的变化主要包括权力转移(transition)和权力流散(diffusion)两种形式，其中后者是指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24)作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国家虽然仍处于数字地缘政治的权力中心，但其核心地位正日益面临权力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这一根植于全球化演进的权力流散逻辑，将贯穿数字地缘政治的发展。从20世纪全球化演进的内生动力来看，资本推动下的全球市场扩张本身就暗含了一种“超民族国家”的属性。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性而非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模式，资本不为国家边界所束缚的特性意味着“经济因素运行的范围远超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领域……(从而)使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5)力图摆脱国家的内生冲动决定了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必然走向一个以“去国家中心”为特征的新阶段，而冷战结束后民用互联网的全球推广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革命则为资本进一步摆脱地域和政治束缚、加强全球市场运作能力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在预测信息革命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时指出，国家将不得不与日渐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展开权力争夺。(26)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主权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从工业化、等级制旧结构，向数字化、分权式新秩序加速过渡。数字技术的开源性、分布式、云原生，以及数据流动的匿名性、无国界、不受控等特征，对国家主权、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合法统治原则提出的挑战，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遭遇自和约签订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反，数字技术对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加速赋能，使其能够完成曾经唯有国家力量才能实现的“壮举”。比如在20世纪众多国际组织涌现之前，与主权国家人口、领土、财富、安全相关的数据已历经数个世纪的国家垄断，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受到包括企业、团体、个人等行为体在内的不同数据生产组合的挑战。(27)这些数据在以数字平台为重要载体的虚拟时空中，通过社交互动、商品交易、服务体验等多种形式，灵活地穿越物理意义上的国家边界。这也意味着国家在面对多元化数字主体特别是引领技术创新和掌控数字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时，必须学会适应一种可能由这些新兴力量发起甚至主导的权力安排。
(二)权力空间的情境性
随着世界从“领土国”过渡到“贸易国”，再过渡到信息和几乎一切生产要素都在流动的“虚拟国”，国际政治权力及其运行空间也在发生变化。(28)在批判地缘政治先驱西蒙·达尔比(Simon Dalby)看来，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将注意力局限在一种预设的、理所当然的地理空间，而应重点关注形塑空间的政治实践。(29)从乔丹·布兰奇(Jordan Branch)关于早期制图术的论述可以看出，技术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影响不仅在于自然地理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生成了人们关于所处地缘环境的新知识。(30)如今，在信息革命掀起的数字化浪潮下，技术创新也发挥着类似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现代领土国家体系的解构与再建构。比如基于信息技术形成的网络空间被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因为这种新的空间类型模糊了主权国家间的界限。(31)而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核心意义更在于使得那些“被绝对控制的空间和那些已被划定的领土，重新与一些新的具有自己内部运行逻辑的未知土地、异质空间混杂共存”。(32)这也使得当代地缘政治的权力运行空间随着数字新情境的不断丰富，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社会建构特征。
作为这类新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平台和围绕平台精心打造的数字生态系统，为我们理解数字地缘政治权力空间的情境性，提供了具象化的参考与基本尺度。以元宇宙为例，《经济学人》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座“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因为无论用户想要构建怎样的世界，其行为终将被限制在特定的平台及其生态之中。(33)可见，在数字地缘政治中，“领土”这一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平台—生态”空间尺度、以“再领土化”的形式展现出来。(34)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再领土化”意味着权力主体能够在重新划定“领土”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空间的情境化再造，而与数字平台相关的技术应用、制度规范等空间情境，则成为主体间赖以开展互动的权力新场域。因此，围绕“平台—生态”构建权力空间的数字新情境，愈发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如美国国务院在2024年发布的《美国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中重点阐述了“数字团结”(digital solidarity)概念，以此强调构建安全和有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性。(35)
(三)权力实践的知识性
当前，学者对于数字权力的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数字生产要素对权力运行的影响，其共性之一在于通过将数字权力视为控制数字资源的能力，强调权力博弈的技术政治特征。(36)但究其根本，技术作为人类劳动过程的产物，是知识的物质化形式，而知识则是技术发展的基础。(37)这种基于“权力—知识”关系的思考构成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由此延伸出的“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问题，则从两个层面为我们揭示了数字地缘政治权力运行的知识本质。
一是知识更新已成为推动权力变革的根本驱动。一方面，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的跨界融合趋势向纵深推进，所有知识基础都在发生革命性变化。(38)以增材制造、生物识别、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进一步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的界限，不仅加剧了针对特定数字技术展开的主导权之“争”，更是触发了围绕数字生态布局展开的所有权之“占”。另一方面，数据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和知识的介质，而是成为比肩石油、关键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新型战略资源。这一战略资源的产出与投入再生产构成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知识基础，同时又通过这些技术对各领域知识生产的全面渗透与重构，深刻改变着军事行动、外交博弈、社会动员等方面的权力形态与运作模式。因此，数字地缘政治的表层权力逻辑是知识垄断加剧生产资料分配不均造成的权力差异，而深层逻辑则是基于知识再生产的权力蝶变与洗牌重组。
二是塑造情境知识成为权力博弈的核心内容。在批判地缘政治学者看来，地缘政治与“权力的持续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其并非只是世界政治现实的简单复刻，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的多元集合。(39)这些实践发生在地缘政治的不同情境中，持续不断地塑造情境知识，而情境知识的生成与积累则会引发行为体间的权力流转。因此，地缘政治被视为情境知识的一种呈现形式，服务于特定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目的。(40)这种理解为我们深入了解数字地缘政治提供了一种福柯式的权力观，即知识既为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工具与手段。在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过程中，规则制度、伦理规范、文化价值等情境知识的持续生成，将重新定义主体间的权力关系。正如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推动立法、组织会议、发布倡议等方式，抢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的话语高地；而科技公司则利用平台优势，加快构筑数字生态的知识边界，以此谋求在新的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动。
综上所述，基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的权力特征剖析，为本文厘清数字地缘政治的权力运行逻辑并据此解读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现象提供了框架性支撑：数字地缘政治是国际政治多元主体围绕数字新情境展开的权力实践，这些实践本质上是基于不同情境的知识再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流散、重组、制衡等主体间互动，而大型科技公司在崛起过程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互动，则构成了数字地缘政治最具代表性的权力新图景之一。
四 美国科技公司与国家的权力嵌合
随着“权力的现代模式”变得更加分散，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步入国家间权力关系重组的转型阶段。(41)然而影响或参与这一进程的并不只有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往往会在国家的“过渡阶段”得到增强，从而可能成为国家的合作伙伴，也有可能化身为现行秩序的破坏者。(42)作为数字地缘政治的重要权力主体，大型科技公司在推动这一进程方面不仅起着间接影响作用，而且是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权力“嵌入”方式，(43)悄然改写着地缘政治叙事，这一点在美国科技公司崛起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之所以用“嵌入”来描述科技公司的权力影响，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这种影响的动态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引出本文对数字地缘政治主体间权力互动的进一步思考：在数字新情境中，国家需要借助科技公司的力量来强化对权力的掌控和运作，但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后者权力嵌入带来的挑战，从而通过权力让渡、制约等方式与后者形成新的权力嵌合。
(一)技术嵌入与功能挑战
在权力运行的技术应用情境中，美国科技公司通过系统建设、算法整合、数据共享等技术嵌入的方式，为当代国家在国际竞争和国内治理中的权力提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新兴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着云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创新进程，国家对于技术创新的控制权却在不断削弱。(44)因此在数字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无论是创新驱动的综合国力竞争，还是跨界融合的数字风险治理，都对国家权力在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和动态更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为科技公司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共服务承包等途径，加速嵌入国家权力提供了机遇。如在云服务方面，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三家供应商，通过设计搭建政府专有云、将已有政务信息系统接入云平台等本地化部署方式，与诸多国家保持合作，帮助各国维护数据主权和提升数字化能力；又如在政府移动支付平台建设方面，美国政府将社会保障卡、退伍军人福利卡等公共福利支付系统的技术支持外包给苹果公司，后者通过移动终端的Apple Pay功能，推动公共服务支付的标准化与数字化。(45)
相较系统建设、算法整合等多数科技公司都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大型科技公司深度嵌入国家权力的核心优势更来源于超大规模数字平台带来的数据集成。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美国科技巨头纷纷建立起包括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在内的各类数字平台。这些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十亿用户、内容几乎涵盖人类生产生活所有领域的平台，已成为当代社会赖以运行和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由此带来的公私域边界模糊化进一步放大了平台的数据价值，从而使得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需要科技巨头的数据支持，来增强决策合理性与科学性。比如苹果可穿戴设备通过平台用户数据自愿共享，助力公共卫生部门掌握人口健康动态、制定健康干预计划。(46)另外，各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犯罪调查等涉密领域的用户数据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苹果、谷歌、Meta和微软收到来自各国政府的用户数据请求逐年递增，2022年共计约220万次，较上一年增长38％，几乎是2013年的8倍之多。而在这十年里，上述四家科技巨头对用户数据请求的平均满足率(部分或全部披露)也达到72％。(47)
技术嵌入对国家权力构成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公私合作关系重塑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依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公私合作模式逐渐成为现代公共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工具。美国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技术嵌入本质上仍是公私合作模式在数字领域的应用与拓展，然而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公私合作的基础也在产生松动。这些几乎完全私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其拥有者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掌握了远超单一政府职能部门的数字主动权，从而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服务产生了功能依赖。(48)比如，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初期，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政府率先针对确诊病例追踪问题，分别开发出基于手机端的TraceTogether和COVIDSafe应用程序，以便卫生部门和社会公众在确诊病例出现后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但当苹果和谷歌宣布在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开发方面开展合作之后，德国、奥地利、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就放弃了由政府开发集中式应用程序这一方案，转而采用“苹果—谷歌”联合框架，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也随即表示加入该框架。(49)显而易见的是，在苹果与谷歌通过智能手机和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形成的庞大数字生态中，没有单一国家能比这两大巨头更加了解并且掌控数据的生成与流动。
随着美国科技公司对国家权力嵌入的不断加深，市场话语主导下的技术官僚化现象可能在“绑架”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会引发一场“权力错位的灾难”。(50)如在2021年一场由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召开的白宫会议上，微软首席执行官以响应政府请求、加强国家安全之名，承诺向联邦政府提供价值1.5亿美元技术升级服务。这一看似令政府受益的举措，后被曝出意在通过“免费”服务换取长期合同，从而达到排挤竞争对手和诱导政府对其服务形成依赖的双重目的。(51)此外，政府能否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有效整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公司如何对公民行政记录、内部组织规则和工作流程等信息进行数据化，然而获取这些过去由政府垄断的信息，将使科技公司有机会接触到政府机构的记忆与知识，进一步加深政府对其的依赖程度。(52)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平台的数据垄断与算法黑箱优势，科技公司又能结合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内容审查、数据提取、信息共享等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获得平行于政府职能部门但却更难制约的“超级权力”。(53)
(二)制度嵌入与规则挑战
在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情境中，美国科技公司通过提供技术标准、制定行业规则、打造发展联盟等制度嵌入的方式，服务于国家权力在推行数字战略和构建数字时空新秩序方面的需求。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新兴技术领域飞速焕新的大变局下，世界主要数字大国都在努力使国际技术标准尽可能与本国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以“标准权力”为代表的制度性权力，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54)作为驱动数字创新的核心力量，私营部门在国家间标准权力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拜登政府于2023年发布的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高度肯定了美国私营部门在标准制定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强调政府要通过协调政策和法规，消除私营部门参与标准制定的障碍，创造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并影响国际标准的环境。(55)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更是直言，美国产业界必须在日趋激烈的全球数字竞争中延续从标准制定初始阶段就保持强有力领导地位的传统。(56)而从美国标准体系建设来看，“自下而上、行业驱动且以行业为重点”的体系特征，(57)也决定了主导技术创新的大型科技公司必然成为国家推行标准战略的紧密伙伴。比如美国五大科技巨头(GAFAM，即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以及英伟达、OpenAI等，都是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联盟(AISIC)的成员，该联盟旨在为人工智能政策制定和人工智能测评提供指南和标准，以支持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开发与部署。
除引领标准制定外，美国科技公司也在背靠国家战略主动发力，通过抢占伦理软法高地、推动形成行业规范、积极拓展伙伴关系等做法，助力国家扩大在全球数字规则和数字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OpenAI于2024年推出的“模型规范指南”(Model Spec)涉及“造福人类”“避免危险信息”等核心伦理以及人工智能禁用场景等争议性内容的讨论，其在技术细节、场景化规则方面树立的行业标杆，使其成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伦理文件之一；包括亚马逊、Anthropic、谷歌、IBM、Meta、微软、英伟达和OpenAI在内的8家科技公司，则联合美国国务院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了“全球人工智能包容性伙伴关系”(PGIAI)，并发布了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倡议。(58)而由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和IBM联合成立的“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迄今已吸纳了包括西方主流媒体、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全球126家合作伙伴，并通过发布算法公平指导原则、合成媒体行为准则等，推动行业发展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彼此契合。(59)
制度嵌入对国家权力构成的挑战，主要来源于数字规范的重构对现行制度体系带来的规则冲击。当大型科技公司依靠在技术标准、平台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影响国家战略和制度设计，甚至将一些本属于现代主权国家的职能逐渐转移到数字领域时，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云国家的混合体”便被创造出来。(60)这种混合体为大型科技公司实现其“类国家”雄心提供了可能。
从国际层面来看，无论是意在“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的谷歌还是开启“元宇宙”转型的脸书，(61)都展现出较20世纪的工业巨头更加宏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抱负。这些公司在制定数字技术标准、构建数字空间规则的过程中，也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打造更趋独立的数字制度体系，由此挑战了主权国家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主导地位。例如，此前脸书发起的数字加密货币“天秤座”(Libra)计划，剑指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明确提出将“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62)彼时，拥有数十亿个人和企业用户的脸书在规模上已远超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这就使得平台成为数字货币的天然“培养皿”，而控制平台的科技公司则成为数字货币的潜在发行者，由此突破了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发行货币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主权国家、公司、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新格局。(63)
从国内层面来看，美国科技公司依托其数字平台规则形成的垄断权力，在构建数字时空秩序方面对国家权力形成了部分替代甚至超越。一方面，大型科技公司对平台规则的垄断，使其能够轻易影响庞大的用户群体，从而代替政府部门以更加有效地履行部分监管职能。例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美国科技公司响应联邦政府的请求，在平台监管方面“各显神通”：亚马逊要确保根除其平台进驻商家的掠夺式销售行为；推特须尽最大努力减少“假新闻”的传播；谷歌则通过生成手机定位报告的方式，监督自我隔离命令在各州的执行情况。(64)另一方面，大型科技公司能够利用平台形成的内部“立法”“执法”“司法”闭环，打造出一套独立于现行国家制度之外的数字规范体系。如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脸书曾以“煽动暴力”为由“无限期”封禁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账号。直到新任总统拜登就职之后，脸书才将封禁特朗普账号这一决定提交给其新成立的上诉机构——“独立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65)
(三)文化嵌入与认知挑战
在权力运行的文化价值情境中，美国科技公司通过文化价值捆绑、商业理念包装、参与公共外交等文化嵌入的方式，为国家在意识形态输出和外部形象塑造等软实力提升方面提供了更多选择。
和20世纪的工业巨头一样，美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使国际政治得到进一步“解放”，这一进程的重要助力来源于政府对商业通信市场管制的放松，为商业“支配”社会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66)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美国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一直将“互联网自由”视为美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对全球互联网开放和信息自由流动的主张，为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市场扩张提供了价值“背书”。因此，美国科技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旗手的角色，越来越不讳谈公司战略背后的政治文化，甚至“乐于”将自身与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捆绑，其目的“不仅在于达成争取政策红利的战略意图，还在于实施规避责任的巧妙策略”。(67)脸书、谷歌等公司将自身塑造成美式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同时深谙利用美式民主的理念来包装其商业诉求和打击竞争对手之道，(68)从而通过输出美式价值观的方式，规避甚至“对抗”东道国在数字内容审查、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版权保护等方面的监管。
另外，通过公共外交形式与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形成契合，也是美国科技公司文化嵌入的重要表现之一。作为“公共外交2.0”的核心工具，脸书、推特等全球性社交平台早在奥巴马时期就被纳入其“巧实力”外交策略，用以实现美国价值观和政策主张的全球渗透。特朗普开启推特外交后，这些覆盖全球用户的平台更是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及其官员与不同国家受众进行常态化沟通的渠道，以此塑造国家形象和争夺外交话语权。(69)除将社交平台用于公共外交外，诸如微软、苹果等一些热衷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科技巨头，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将企业文化中的西方价值观与公共外交相结合，由此也为美国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助力。如微软一直将“支持和促进人的基本权利”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原则，并将“使用互联网”与“人的基本权利”挂钩，推出了旨在促进农村地区互联网连接的Airband计划。(70)在该计划框架下，微软曾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发起了意在保障亚非拉偏远地区女性上网权利的援助项目，从而使得企业形象构建与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相得益彰。
文化嵌入对国家权力构成的挑战，主要来源于高度隐蔽的数字操控对社会认知基础带来的改变。如前所述，大型科技公司借助数字平台将本属于个体的连续数据流商品化，进而通过“数据剥夺”的方式实现了财富的爆炸式增长。(71)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当代数据商品化形态固有的权力不对称性”，(72)而这种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源于数字平台的技术黑箱与信息偏差。借助由代码、算法构成的技术黑箱，科技公司就能以保护商业机密的名义“剥夺”用户的知情、参与和监督权，并以“用户授权”为免责理由，肆意采集平台用户的行为习惯、个体偏好等数字痕迹。比如，谷歌就曾因诱导用户提供个人定位信息，被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处以6000万美元的罚款。(73)在此基础上，科技公司便能进一步借助算法向用户进行资讯、广告等信息的精准投喂，巧妙引导用户行为与社会认知，进而利用用户的“自发”行为，对主权国家包括政治事务在内的诸多领域施加影响。如谷歌就被曝出以黑名单、审查制度和机器学习等方式操纵美国大选，包括利用搜索引擎帮助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大选期间屏蔽不利信息，以此影响庞大用户群体的选举决定。(74)
尤其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门槛不断降低、社会公众愈发难以辨别信息真伪的情况下，掌控数字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不再仅仅是信息内容的搬运者，更是已然化身知识的仲裁者和认知方式的守门人。(75)一些公司在迎合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自身关于政治事件、社会现象等事物的选择偏好与价值判断，以算法应用植入平台运营，进而通过“认知建构”的方式重塑社会认知基础。比如Meta和谷歌旗下的社交平台多次被发现对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相关讨论采取了倾向性审核、情感化推荐等做法。其中，Meta旗下的“照片墙”(Instagram)更是一度以安全为由，对用户简介页面带有巴勒斯坦国旗标志甚至“巴勒斯坦”这一词汇的账号实施封禁。同时，Instagram还被指责对支持巴勒斯坦的帖子进行影子封禁，包括限制巴勒斯坦相关内容的曝光度与浏览量，或使发布支持巴勒斯坦内容的账号无法被搜索到等。(76)这些现象表明，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操控已使基于社交平台的公共外交进入“算法认知战”的新阶段，由此引发的社会认知矛盾激化，将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77)
综上可见，美国科技公司与当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嵌合，本质上是基于权力优化需求的互利共生，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数字新情境的知识更新、知识塑造等再生产实践，推动权力运行模式的系统再造，以此实现权力再集中。然而在嵌入国家权力甚至成为国家权力一部分的过程中，这些公司又不可避免地对原本由国家主导的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挑战了国家的内部权威，还展现出超越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参见图1)。
图1 美国科技公司与当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嵌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 权力嵌合下的数字地缘变局
从近年来美国科技公司积极助力大国竞争、介入地区冲突、参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行动不难看出，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下的商业竞争实质上已和国家战略布局融为一体。对于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未来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将可能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展开，即谁能拥有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科技公司，或与这些公司建立相对稳定的互利关系；而对于大型科技公司来说，背靠国家战略发力既是扩大数字生态版图、稳固全球市场地位的捷径，也是逐步褪去纯商业底色、实现全球角色转变的关键，由此产生的权力再分配也将引发新的数字地缘变局。
(一)数字地缘格局的霸权化
当代地缘政治的一个“想象”特色在于其制造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转化(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即通过将不同的地理空间打上“现代的”或“落后的”标签，把世界分为“稳定的中心和威胁重重的边缘”。(78)这种“中心—边缘”叙事反映的国际政治现实正是在国家间权力差距不断扩大下，国际体系呈现出的“分岔的、核心—外围的运行结构”。(79)冷战结束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一度相信，人类即将迈入“自由”“开放”“融合”的数字新时代。然而现实却是，数字技术开启的魔盒不仅没有打破基于“中心—边缘”二分的地缘政治想象，反而强化了以生态“占争”为形式的数字圈地运动，加速了地缘政治分裂，由此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在非对称竞争中呈现出显著的霸权特征。(80)
欧亚集团发布的《5G地缘政治白皮书》曾指出，围绕技术、内容、规范等展开的数字权力竞争可能导致两个在政治上分裂、技术上互斥的全球科技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分别由美国和中国领导并从各自国家的大型科技公司获得技术支持。(81)与此相似，荷兰学者何塞·范戴克(José van Dijck)也多次在其关于“数字平台地缘政治”的论述中表达过对中美竞争背景下全球平台系统集中化，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地缘冲突的担忧。(82)客观来看，中国近年来的确在5G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数字技术和应用领域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在数字生态全球布局方面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之所以能够制霸全球数字生态，则直接得益于美国科技巨头在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平台和云计算领域的强势表现，这四个领域也构成了当前美国数字生态霸权的四根支柱。其中，谷歌(Android)、微软(Windows)和苹果(IOS)分别以45.53％、25.36％和18.25％的占有率瓜分了近九成的全球操作系统市场；谷歌单凭一己之力横扫90.15％的全球搜索引擎市场；脸书(67.14％)、照片墙(10.87％)和YouTube(4.99％)为Meta和谷歌拿下了超八成的全球社交媒体市场；亚马逊(31％)、微软(25％)和谷歌(11％)三家公司则提供了全球近七成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83)
面对美国科技巨头强大的市场优势，绝大多数国家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生态方面并没有太多选择权。一方面，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与成熟是国家政策、产业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云计算为例，极少数国家能够同时在算力规模、算力环境和算力应用层面具备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条件。因此，即便像法国、德国这样的传统强国，依然只能在云计算领域选择与谷歌进行“合资”，从而以部分让渡国家战略自主权的方式将自身绑定在美国主导的数字生态中。(84)另一方面，依托全球价值链形成的数字生态具有天然的垄断和控制特征，数字生态的“中心”一旦形成，其权力就很难被代替，而处于“中心”的技术主导国也会对竞争者主动采取各种技术限制和封锁。(85)在此过程中，一些曾经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科技巨头，也会逐渐化身以自由市场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霸权缩影，成为捍卫“中心”权力的急先锋。以谷歌搜索为例，有学者曾假想过谷歌搜索引擎消失带来的一些混乱，并将其生动地称为“谷歌死刑”(Google Death Penalty)，(86)而在现实中，类似来自谷歌的“审判”早已不止于假想。为配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全面封锁，谷歌通过停止向华为授权新版安卓系统、禁止华为继续使用谷歌移动服务(GMS)等方式，从平台生态层面对华为手机的海外业务造成重大打击，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美国的数字生态霸权。
受限于这种生态霸权，数字地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愈加固化。因为数字地缘政治并不存在太多缓冲地带，除极少数国家尚能在上述四个领域形成技术缓冲之外，更多的国家只能选择成为“中心”权力的一部分，或是被划入受其支配的“边缘”地带。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曾用“第四世界”来描述因贫困和技术原因与广大通信网络隔绝的边缘化国家，(87)而一个国家在数字地缘政治中的“边缘”与否，则取决于其在全球数字生态中的价值。通过大型科技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方式，美国霸权的“强迫性”在看似开放、实则高度垄断的全球数字生态中变得更加隐蔽；而对于众多数字“后进”国家来说，“甘愿”融入这一生态也许是搭上数字全球化转型快车的唯一选择，但其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滑向新的“第四世界”，成为低附加值原料(用户数据)的来源地和高附加值技术(数字产品)的试验田。
(二)数字地缘冲突的复合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人们对于冲突与战争的理解。作为传统地缘冲突的数字化延伸，数字地缘冲突无论是在参与主体还是在冲突形态方面，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混合战争”(Hybrid War)的复合特征。自21世纪初美国学界开启“混合战争”战略研究以来，这一概念已成为国际安全研究者分析国家间对抗和地缘冲突的新工具与新视角。当前，美国对他国发起的“混合战争”在作战方式方面，非常强调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武器化运用。(88)这种技术性特征既折射出数字世界“武器化”的严峻现实，也正式宣告长期起着幕后推手作用的美国科技公司正式步入地缘冲突的中央舞台。作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在数字时代的新变体，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美国在数字地缘博弈中打造复合阵营、推动阵营化对抗的核心力量。(89)
从与军方的关系来看，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一直是美国国防部稳定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和承包商。微软的增强现实技术HoloLens被用于军事训练和战场分析等领域，以提升美军的战术决策效率；谷歌、亚马逊、微软和甲骨文在2022年年底共同拿下了美国国防部价值90亿美元的“联合作战云能力”(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apability，JWCC)订单；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投资机构In-Q-Tel与微软、谷歌、Meta等大型科技公司保持着多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关系，而这些企业的代表更是美国“高地论坛”(The Highlands Forum)和山谷论坛(The Hill & Valley Forum)的座上宾与核心成员。(90)除此之外，类似围绕可信公私伙伴关系(trust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展开的合作，也逐渐成为美国在数字地缘战略层面强化其盟友体系的主要议题。如美日联盟关系在2024年进一步升级，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依托高校间合作开展人工智能联合研究计划。为此，包括亚马逊、英伟达、微软等在内的14家科技公司向该计划共同注资1.1亿美元，并提供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以此巩固两国在尖端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91)又如，在强化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内部协同和跨境信息合作方面，微软或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微软国防和情报部门项目经理斯科特·吉尔斯(Scott Gills)正积极推动将加密的微软政府云平台引入AUKUS，使其成为美国与盟友间统一的通信和协作平台，以此提升联盟的信息安全水平与协同效率。(92)
作为数字地缘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大型科技公司的“混合战争”优势不仅在于能够依靠无形的数字“武器”达到情报监听、政权颠覆等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在于其在实施行动方面的高度隐蔽性。比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定向推送消息、制造社会分裂的“社交媒体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现象，已经成为“混合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形态之一。(93)在这一形态中，大型科技公司对数字平台的掌控使其拥有了类似“上帝的权力”：通过算法推送定制化数据影响用户行为，而用户却难以质疑算法决策的非中立性。(94)受此影响，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能够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向国内政治领域扩展，从而模糊了传统战争的边界。而大型科技公司则能随时调动自己的数字“军队”来执行或支持作战任务，并在行动过程中隐藏于难以追溯的虚拟空间。这种高度隐蔽的行动优势使得大型科技公司几乎成为集传统军工企业和私营军事公司功能于一体的新型非国家行为体，从而能以更加灵活的姿态直接影响地缘冲突进展，乃至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混合战争”为我们观察大型科技公司深度介入数字地缘冲突提供了最直观的现实案例。美国科技公司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对乌援助和对俄“绞杀”：亚马逊向乌克兰提供一部分信息技术设备，用于帮助其将关键政府数据迁移到云端，免受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向乌克兰提供了用于战时通信指挥和无人机作战的“星链”服务；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了乌克兰军队的战场态势感知和目标打击能力；苹果公司暂停了所有在俄产品销售；微软宣布全面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服务；谷歌和Meta则在各自旗下的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对“今日俄罗斯”(RT)和卫星通讯社的账号进行了封锁。类似情况也出现在2023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中，亚马逊、谷歌和Meta在数据存储、导航定位、目标匹配等方面对以色列的技术支持，构成了以军压倒性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不难预见，随着美国科技公司的深度介入和数字作战手段的持续升级，未来的数字地缘冲突恐将因为复合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更加频繁地陷入阵营对抗的泥潭。
(三)数字主权行使的飞地化
早在20世纪上半叶，阿道夫·伯利(Adolf A.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在研究现代公司的权力集中现象时就指出，“这种集中可以比得上中世纪教会宗教力量的集中或国家政治力量的集中……(从而使现代公司)能够和现代国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竞争”。(95)而在当下不少专家学者看来，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模式已超出单一的产业范畴，表现出更多的国家行为体特征。纽约市副首席技术官亚力克西斯·维奇斯基(Alexis Wichowski)将大型科技公司视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行为体，并冠以“网络国家”(net-states)的定义。她认为“网络国家”最重要的特性是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军事国防、公共基建、公民服务等传统政府掌控领域的积极扩张，而这种扩张有时会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96)随着“类国家”属性的不断增强，美国科技巨头依托其数字平台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复杂的算法规则，俨然在国家内部形成“国中之国”的存在，从而使得数字主权行使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飞地化特征。
虽然大型科技公司的脱颖而出是数字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但美国科技巨头的崛起之势却远超主权国家的政治想象。从经济规模来看，微软的总市值在2024年一度高达3.41万亿美元，达到比肩世界第六大经济强国的财富水平(2024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59万亿美元)。(97)从平台用户规模来看，Meta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在2024年的全球月度活跃用户数量分别高达21.9亿和16.5亿，均超过印度的人口规模。(98)借助数字平台强大的用户渗透能力，这些科技巨头在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危险的帝国主义模式。(99)就像昔日皇权深入遥远殖民地一样，美国科技巨头通过全球范围的平台部署与不同国家的用户群体达成了一种看似“公平”的交易——平台用户以让渡数据控制权的方式换取科技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然而这种“公平”交易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用户数据深度挖掘的商业设计，根本目的更是在于“将数十亿用户引导至人为策划的环境中加以统治”。(100)在科技巨头的数字飞地内，失去数据控制权的平台用户如同数字时代的佃农，在平台的“注视”下，开垦、耕种和养护着并不属于自己的数字土地，却仍然随时可能因为违反平台“法令”遭到封禁甚至驱逐。(101)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对于任何一个王国、帝国乃至当代国家来说，若想掌握领土内甚是庞大但又细微的人类数据，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些公司却能从平台用户手中，轻而易举地获得挑战国家主权的“数字权杖”，摇身一变成为令人生畏的“数字利维坦”。
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少数能与现代主权国家“平起平坐”的非国家行为体，美国科技巨头已多次通过“宣示”数字飞地的统治权，展现出对抗政府监管或试图影响国家政策的“雄心”与能力。与2010年谷歌以网络“白皮书”形式叫板主权国家相比，如今的美国科技巨头更加敢于通过关闭服务、限制功能、退出市场等堪比“制裁”的不合作方式，向拒绝满足其利益诉求的主权国家施加压力。2021年，Meta因为与澳大利亚政府在数字平台是否需要向新闻源付费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直接冻结了澳大利亚所有新闻来源在其新闻平台Facebook News上的发布、分享和推送。由于将Facebook News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澳大利亚网民数量高达上千万人，几乎是该国总人口的一半，这就导致平台冻结期间，来自澳大利亚的“声音”在网络世界中突然“消失”。2023年，苹果公司对英国《调查权力法案》(Investigatory Powers Act)修正案表达了强烈不满。根据该修正案，所有科技公司在英国发布新安全功能之前必须获得内政部批准。对此，苹果公司威胁一旦该法案获得通过，就将Facetime和iMessage功能从英国市场移除。(102)由此可见，在行使数字主权方面，美国科技巨头对当代国家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优势：名义上，政府仍处于主权和治理的中心地位，但在实践中，科技公司却能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强大影响。(103)
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对国家主权带来的挑战，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形象地将科技巨头高度集中的权力比作“桌面上一把上了膛的武器”，并对这把武器的安全性提出深刻质疑。(104)更有学者大胆预测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终结。(105)但就目前来看，探讨一种模式的终结为时尚早，主权国家在借力和试图驾驭大型科技公司的过程中，已然嗅到权力失控的危险并在政策制定层面及时作出回应，如此前脸书的Libra计划就遭到了美国的紧急封杀和欧盟五国的联手抵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数字主权行使方面，大型科技公司对当代国家政策自主性形成的飞地化挑战将日益增多，由此也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潜在转变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六 余论与思考
在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看来，抛开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去讨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没有太多意义，“只有当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到足以匹敌或超越大国(而不仅仅是少数小国)时，才需要提出否认国家核心作用的理论”。(106)现在看来，这一时刻似乎正悄然而至。回到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围绕科技公司崛起展开的论战，前者认为人类即将面临“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即“由科技公司作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核心参与者所主导的技术极(Technopolar)秩序”；(107)而后者并不认为全球秩序会因此重塑，因为这些巨头“与过去曾主宰石油、铁路等行业的托拉斯集团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一种需要主权力量去加以规范的‘新型垄断’”。(108)然而不管全球秩序是否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科技公司的快速崛起已令主权国家纷纷为之侧目，其作为数字地缘政治擂台上的重量级选手，完全有能力对国家主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由此可能引发一场“国际安全理论和实践的范式性变革”。(109)随着美国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权力嵌合的不断深化，数字地缘变局的进一步展开无疑将更加复杂，为此需要在保持清醒认知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应对变局的战略主动。
一是在日趋霸权化的数字地缘格局中，须做好中国科技公司遭受长期打压的常态化准备。正如阿根廷前外长苏珊娜·马尔科拉(Susana Malcorra)所说，“2021年之后，技术对地缘政治的最大影响将主要不是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来自围绕它的系统”。(110)从拜登政府多次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到现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将中国视为“超群的地缘政治对手”和“最强大的科技竞争对手”，(111)中美之间围绕科技自主权、主导权展开的数字生态“占争”已无可避免并正朝向日趋白热化发展。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数字生态霸权的根基在于本国科技巨头对全球市场形成的垄断优势，而近年来中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迎头赶上甚至超越，已打破美国不可一世的“科技神话”。为此美国政府自“特朗普1.0时代”起，就不遗余力地通过贸易制裁、技术封锁、投资限制等方式，对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全面打压。除此之外，美国更是频频祭出意识形态“杀器”，试图将中国刻画成利用技术创新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数字威权国家”，制造全球社会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偏见与歧视，迫使各国从中国科技公司的数字生态中剥离出来。(112)因此，须特别留意美国不断掏空中国科技公司信任基础的战略意图，积极争取数字生态“拉锯战”中的话语主动权。
二是破除数字中立的迷思，密切关注美国科技公司主动介入地缘政治冲突的新态势。一方面，从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军民两用性来看，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活动很难完全保持商业中立；(113)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科技巨头是面向全球的跨国公司，但其由西方资本主导的国籍属性并未改变，这就意味着这些拥有国籍却掌控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司，能对东道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新边界形成制约。(114)事实上在逐渐嵌入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这些科技巨头也都纷纷选择抛开数字非中立的顾虑。被视为“美国国防工业重要组成”的谷歌在“棱镜门”之后，将员工行为守则中的首要准则“不作恶”(Don't be evil)改为“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115)微软公司总裁则高调宣布公司将始终为美国军方提供全面和无条件支持。(116)而在拜登任内，不仅科技巨头，越来越多的美国科技公司也似乎不再避讳与美国政府、军方之间的关系，更加主动地介入到地缘政治冲突中来。在俄乌冲突中，帕兰提尔科技公司除为乌军方提供战场支持外，还与乌检方保持着紧密合作，为其收集并管理俄军可能战争罪行的相关信息；Maxar、Scale AI等公司利用商业卫星向乌方提供俄军队部署及乌克兰目标城市损毁情况；Clearview AI公司则为乌克兰官员提供用以甄别乌境内23万俄罗斯人及其合作者的人脸识别技术。(117)由此可见，当美国科技公司褪去“纯商业”外衣、涉足“高政治”领域并公然向世界大国“宣战”之后，我们就需要将这些公司作为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的风险变量加以关注，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预案。
三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力求将大型科技公司崛起带来的主权挑战转化为数字强国建设的机遇。作为数字地缘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大型科技公司对数字主权的“侵蚀”，是任何尝试拥抱数字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而从全球安全治理的发展趋势来看，主权国家、科技公司、专业人士等不同层级行为体共同构成的“类国家权力结”(knots of statelike power)，(118)正愈发凸显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扶贫助困等领域的治理优势。比如，2018年印度喀拉拉邦特大洪灾期间，脸书通过“灾难地图”数据共享的方式为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持，从而使救援队伍能够近乎实时地掌握当地社区人员疏散、可用电力和蜂窝网络、服务和物资缺口等情况；(119)又如，谷歌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捐赠了价值2.5亿美元的广告资源，用以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一百多个政府机构发布疫情相关资讯，另外还向社区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广告捐赠，用于发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帮扶的服务公告。(120)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守牢国家安全底线的根本前提下，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内外科技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将是从数字大国迈向数字强国的一门必修课。这就要求我们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契机，在数字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治理等方面与各类科技公司深化彼此理解与磨合，同时也要引导本土科技公司在“走出去”过程中将自身发展与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数字公共产品，展现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强国担当。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评审专家的审阅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241页。
②Marcus Doel,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The Diabolical Art of Spatial Scienc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118.
③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4.
④2021年10月至2023年6月，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社交平台上就“科技巨头是否将重塑全球秩序”进行了多次论辩。具体参见Ian Bremmer,"The Technopolar Moment: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Policy,October 19,2021,http://gffgg492f7aeb2f1a43fa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world/ian-bremmer-big-tech-global-order; Stephen Walt,"Big Tech Won't Remak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Policy,November 8,2021,http://gffgg7d48fc043c504182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1/11/08/big-tech-wont-remake-the-global-order/; Ian Bremmer,"The Next Global Superpower Isn't Who You Think," Foreign Policy,June 17,2023,http://gffgg7d48fc043c50418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3/06/17/china-russia-us-multipolar-world-technology/。
⑤Gökhan Tekir,"Huawei,5G Network,and Digital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ecurity,Vol.2,No.4,2020；鲁传颖：《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3年第5期；鲁传颖、章时雨：《东盟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构想与实施路径》，《南洋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
⑥蔡翠红：《网络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
⑦黄颖：《新兴技术视域下的网络空间“碎片化”探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王守都：《关于网络空间中的地缘政治张力的探究——以“数字丝路”的建设与发展为例》，《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年第3期。
⑧Anthony Smith,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How Western Culture Dominates the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Thomas Gomart,Julien Nocetti and Clément Tonon,Europe:Subject or Object in the Geopolitics of Data,Paris:Ifri,2018; Eric Rosenbach and Katherine Mansted,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Cambridge:Belfer Centr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9；洪宇、陈帅：《“数字冷战”再审视：从互联网地缘政治到地缘政治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靳旭鹏、龙小农：《新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特征及本质》，《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9期。
⑨Miriyam Aouragh and Paula Chakravartty,"Infrastructures of Empire: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Media,Culture and Society,Vol.38,No.4,2016; Joanne E.Grey,"The Geopolitics of 'Platforms':The TikTok Challenge," Internet Policy Review,Vol.10,No.2,2021；姬德强：《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对外传播》2020年第11期；任孟山、盛子晴：《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地缘政治学：澳大利亚与“脸书”之争》，《现代传播》2022年第7期。
⑩Pak Nung Wong,Techno-Geopolitics:U.S.-China Tech War and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Statecraft,Oxon & New York:Routledge,2022；卓华、王明进：《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国际展望》2022年第4期；秦渝斌、江天骄：《拜登政府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限度与应对》，《国际展望》2023年第3期。
(11)余南平、栾心蔚：《论元宇宙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与塑造》，《国际观察》2023年第3期；于京东：《消失的边界?——元宇宙与数字时代的技术—地缘政治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12)夏立平、田博：《论国际新智缘政治的范式与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Nicolas Miailhe,"The Geopoli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Return of Empires?" Politique étrangère,Vol.83,No.3,2018。
(13)刘国柱：《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期。
(14)余南平、冯俊峰：《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国际竞争》，《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赵明昊：《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期。
(15)郝诗楠：《“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国际展望》2021年第3期；李巍、许悦：《地缘政治回归与国际产业地理变迁——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战略调整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期；李巍、李玙译：《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国际展望》2024年第5期；韩召颖、刘锦：《“经纪人”还是“政治人”：半导体超级企业的策略选择机制》，《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4期。
(16)Taylor Owen,Disruptive Power: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黄河、周骁：《跨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7)Hongfei Gu,"Data,Big Tech,and the New Concept of Sovereignt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9,2024,http://gffgg277d0919da9c4fc8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10.1007/s11366-023-09855-1; Shaleen Khanal,Hongzhou Zhang and Araz Taeihagh,"Why and How Is the Power of Big Tech Increasing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e Case of Generative AI," Policy and Society,Vol.44,No.1,2025.
(18)Siva Vaidhyanathan,Antisocial Media:How Facebook Disconnects U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Josh Hawley,The Tyranny of Big Tech,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hing,2021.
(19)Milan Babie,Jan Fichtner and Eelke Heemskerk,"States Versus Corporations:Rethinking the Power of Busin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53,No.4,2017; Alexis Wichowski,The Information Trade:How Big Tech Conquers Countries,Challenges Our Rights,and Transforms Our World,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20；刘兴华、高亚庭：《技术、资本与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周逸江：《从被动应势到顺势而为：大国竞争下的科技公司》，《国际展望》2024年第5期。
(20)鲁传颖：《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3年第5期，第39页。
(21)Shannon O'Lear,Environmental Geopolitics,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8,p.165.
(22)Čedomir Nestorović,Geopolitics and Business:Relevance and Resonance,Cham:Springer,2023,p.307.
(23)John Rennie Short,Geopolitics,Making Sense of a Changing World,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22,p.3.
(24)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Affairs,2011,p.113.
(25)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pp.229-233.
(26)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In Athena's Camp: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Santa Monica,CA:RAND Corporation,1997,p.303.
(27)Didier Bigo,Engin Isin and Evelyn Ruppert,"Data Politics," in Didier Bigo,Engin Isin and Evelyn Ruppert,eds.,Data Politics:Worlds,Subjects,Rights,New York:Routledge,2019,p.7.
(28)罗伯特·A.帕特斯：《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29)Simon Dalby,"Critical Geopolitics:Discourse,Difference and Diss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9,No.3,1991,p.274.
(30)布兰奇将指南针、望远镜、六分仪等制图工具的运用视为催生现代领土国家体系的基本驱动力，因为这些工具带来的先进制图技术改变了人们对空间、权力和组织的理解，进而形成了主权国家独特的领土形式。具体参见Jordan Branch,"Mapping the Sovereign State:Technology,Authority,and Systemic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5,No.1,2011,p.8。
(31)James D Sidaway,"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Cyberspaces:New Agenda?" Geoforum,Vol.25,No.4,1994,pp.487-503.
(32)于京东：《消失的边界?——元宇宙与数字时代的技术—地缘政治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57页。
(33)"Facebook Eyes a Future Beyond Social Media," The Economist,July 29,2021,http://gffgg6a86db9c02c24246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usiness/2021/07/29/facebook-eyes-a-future-beyond-social-media.
(34)余南平、栾心蔚：《论元宇宙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与塑造》，《国际观察》2023年第3期，第80页。
(35)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yberspace and Digital Strategy," May 2024,http://gffgg2635104f27b1487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4/07/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Cyberspace-and-Digital-Strategy-FINAL-2024-05-15_508v03-Section-508-Accessible-7.18.2024.pdf.
(36)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叶成城：《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以中美数字竞争为例》，《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闫广、忻华：《权力互动与平衡性竞争——中美欧数字权力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展望》2024年第6期；孙志伟、殷浩铖：《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
(3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38)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35页。
(39)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non Dalby,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8,pp.2-4.
(40)John Rennie Short,Geopolitics,Making Sense of a Changing World,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22,p.3.
(4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274.
(42)Khalid Saifullah and Azhar Ahmad,"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the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Vol.36,No.2,2020,p.41.
(43)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挑战经济学“自利人”和社会学“道德人”两种行动者模型的基础上，首次使用“嵌入性”(Embeddedness)一词来分析个体在社会网(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行为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参见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
(44)Francisco Del Canto Viterale,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lations: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he 21st Century,London:Anthem Press,2021,pp.205-206.
(45)"Apple Pay Gets Support From the White House," ABC News,February 14,2015,http://gffgg8f8f8d136d734be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echnology/apple-pay-support-white-house/story?id=28952644.
(46)具体参见苹果公司官网关于可穿戴产品赋能用户健康的介绍：《Apple介绍如何通过健康信息为用户赋能》，2022年7月20日，http://gffgga21146544e294444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room/2022/07/how-apple-is-empowering-people-with-their-health-information/。
(47)The Surfshark Research Hub,"Report on Government Requests for User Data," May 27,2025,http://gffggaa163d33c67a4ec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vernment-requests-for-user-data.
(48)Tamar Sharon and Raphaël Gellert,"Regulating Big Tech Expansionism? Sphere Transgressions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s Digital Regulatory Strateg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27,Vol.15,2024,p.2658.
(49)Josh Taylor,"Covidsafe APP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on iPhones,Authorities Admit," The Guardian,May 6,2020,http://gffgg11e18469c7a04ba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orld/2020/may/06/covidsafe-app-is-notworking-properly-on-iphones-authorities-admit.
(50)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军工业混合体”联盟关系可能引发“一场权力错位的大灾难”，而类似“灾难”似乎正在大型科技公司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嵌入中上演。具体参见马丁·摩尔、达米安·坦比尼编：《巨头：失控的互联网企业》，魏瑞莉、倪金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213页。
(51)Renee Dudley,"Microsoft's 'Free' Plan to Upgrade Government Cybersecurity Was Designed to Box Out Competitors and Drive Profits,Insiders Say," November 15,2024,http://gffggaebb8fa088d84803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microsoft-white-house-offer-cybersecurity-biden-nadella.
(52)Shaleen Khanal,Hongzhou Zhang and Araz Taeihagh,"Why and How Is the Power of Big Tech Increasing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e Case of Generative AI," Policy and Society,Vol.44,No.1,2025.
(53)方兴东、严峰：《网络平台“超级权力”的形成与治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93页。
(54)刘国柱：《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期，第36页。
(55)The White House,"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May 2023,http://gffgg5515d308448843dc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3/05/US-Gov-National-Standards-Strategy-2023.pdf.
(56)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网络安全协作中心副主任阿蒂亚·耶尔伍德(Atiya Yearwood)的公开观点，具体参见http://gffgg9d203540f9b34de4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Statements/Press-Release-View/Article/3854885/nsa-publishes-enduring-security-framework-document-providing-recommendations-fo/。
(57)参见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奥尔索夫(James Olthoff)对美国标准体系的介绍：NIST,"Setting the Standard:Strengthening U.S.Leadership in Technical Standards," August 29,2024,http://gffggeeeaa46ade1c41ad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events/news/2024/08/us-ai-safety-institute-signs-agreements-regarding-ai-safety-research。
(58)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and Eight Companies Launch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clusivity on AI," September 23,2024,http://gffgg430c5328b1854585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united-states-and-eight-companies-launch-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clusivity-on-ai/.
(59)合作伙伴数据参见http://gffgg42b740564eae424d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
(60)Samir Saran,"Navigating the Digitization of Geopolitics," Shaping a Multiconceptual World,World Economic Forum,2020,p.41.
(61)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立谷歌的目标就是“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让它们更易于访问、更加有用”。具体参见Lily Hay Newman,"Google is Moving Away from Its Original Mission Statement," November 3,2014,http://gffgg4a20d6b7407e4af4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echnology/2014/11/larry-page-says-that-google-needs-to-move-on-from-its-original-mission-statement.html。
(62)《脸书推出数字货币计划遭多方质疑》，中国新闻网，2019年6月19日，http://gffgg4240b2796a1b4696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j/2019/06-19/8869333.shtml。
(63)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67页。
(64)Google,"See How Your Community Moved Differently Due to COVID-19," October 15,2022,https://0/covid19/mobility/.
(65)脸书成立独立监督委员会的想法最早由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于2018年提出，该委员会最终于2020年10月22日正式开始运行，具体参见Cecilia Kang,"What Is the Facebook Oversight Board?" The New York Times,May 5,2021,http://gffgg55bf80143b324dff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1/05/05/technology/What-Is-the-Facebook-Oversight-Board.html。
(66)Robert W.McChesne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Enduring Issues,Emerging Dilemma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8,pp.15-16.
(67)Dal Yong Jin,Digital Platforms,Imperi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15,p.10.
(68)扎克伯格多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以及公开演讲中将脸书标榜为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并对中国及相关企业加以指责，具体参见Tony Romm,"Zuckerberg:Standing For Voice and Free Expre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7,2019,http://gffggd01a3beff73c412e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echnology/2019/10/17/zuckerberg-standing-voice-free-expression/。
(69)姚璐、何佳丽：《数字外交的变革及其博弈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2期，第64-67页。
(70)该计划属于微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具体参见：http://gffgg8e79b5e2b2a3498c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protect-fundamental-rights。
(71)Eleonore Pauwels,The New Geopolitics of Converging Risk:The UN and Prevention in the Era of AI,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2019,p.83.
(72)Jim Thatcher,David O'Sullivan and Dillon Mahmoudi,"Data Colonialism through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New Metaphors for Daily Dat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34,No.6,2016,p.3.
(73)谷歌被曝光在个人定位信息采集问题上存在故意误导部分安卓手机用户的行为，具体参见"Google to Pay ＄60m Fine for Misleading Australians about Collecting Location Data," The Guardian,August 11,2022,http://gffgg11e18469c7a04ba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echnology/2022/aug/12/google-to-pay-60m-fine-for-misleading-australians-about-collecting-location-data。
(74)Zachary Vorhies and Kent Heckenlively,Google Leaks:A Whistleblower's Expose of Big Tech Censorship,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21,p.6.
(75)Shaleen Khanal,Hongzhou Zhang and Araz Taeihagh,"Why and How Is the Power of Big Tech Increasing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e Case of Generative AI," Policy and Society,Vol.44,No.1,2025.
(76)Hibaq Farah,"Pro-Palestinian Instagram Account Locked by Meta for 'Security Reasons'," The Guardian,October 26,2023,http://gffgg11e18469c7a04ba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echnology/2023/oct/26/pro-palestinian-instagram-account-locked-by-meta-for-security-reasons.
(77)蔡翠红：《社交媒体“算法认知战”与公共外交的新特点》，《人民论坛》2023年第13期，第25页。
(78)Simon Dalby,"Green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oidó Tuathail,eds.,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3,p.443.
(79)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308.
(80)闫广、忻华：《权力互动与平衡性竞争——中美欧数字权力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展望》2024年第6期，第121页。
(81)Eurasia Group,"Eurasia Group White Paper:The Geopolitics of 5G," November 15,2018,p.4.
(82)José Van Dijck,"Governing Platformization in Europe," in Dario Edoardo Vigano,Stefano Zamagni and Marcelo Sanchez Sorondo,eds.,Changing Media in a Changing World,Vatican City: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21,p.94; José Van Dijck and Jian Lin,"Deplatformization,Platform Governance and Global Geopolitics:Interview with José van Dijck,"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Vol.7,No.2,2022,p.64; José Van Dijck,"Governing Platforms and Societies," Platforms & Society,Vol.1,2024,p.1.
(83)以上数据截至2025年3月26日，“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平台”数据来源于Statcounter公开数据(http://gffgg50a09b4874824aa6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数据来源于Statista公开数据(http://gffggf80ced6cc0544750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tatistics/967365/worldwide-cloud-infrastructure-services-market-share-vendor/)。
(84)法国于2021年推出了以“可信云”(cloud de confiance)为支柱的国家云战略，并采取了由法国公司与谷歌合资建设的方式；德国则借鉴了法国的合资模式，与谷歌达成了合作开发德国云技术的协议。
(85)余南平、冯俊峰：《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国际竞争》，《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第39页。
(86)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哈拉瓦伊斯(Alexander Halavais)将该现象称之为“谷歌死刑”。参见Brent J.Horton,"Malign Manipulations:Can Google's Shareholders Save Democracy?" Wake Forest Law Review,Vol.54,No.707,2019,p.715。
(87)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Fourth World,"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eds.,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348.
(88)陈翔：《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论坛》2024年第1期，第29页。
(89)赵明昊：《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期，第62页；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6期，第38页。
(90)“高地论坛”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直接资助的小规模闭门会议机制，其目的在于统合“国防部、工业界和学界信息战专家”，为美军的信息战提供支撑；“山谷论坛”是由美国科技企业高管、国会议员及金融界人士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旨在推动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91)U.S.Mission Japan,"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nounce Two New University-Corporate AI Partnerships Worth ＄110 Million," April 10,2024,http://gffgg6ac2546c3bdd4d8c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us-japan-announce-2-university-corporate-ai-partnerships-worth-110-million/.
(92)Scott Gills,"Next Steps:How to Rapidly Reach the Potential of AUKUS," June 11,2024,http://gffgg021d29bceb5b4ac6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zuregov/next-steps-how-to-rapidly-reach-the-potential-of-aukus/.
(93)P.W.Singer and Emerson.T.Brooking,Like War: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8,p.130.
(94)马丁·摩尔、达米安·坦比尼编：《巨头：失控的互联网企业》，魏瑞莉、倪金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页。
(95)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8-362页。
(96)Alexis Wichowski,Information Trade:How Big Tech Conquers Countries,Challenges Our Rights,and Transforms Our World,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2020,pp.3-4.
(97)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http://gffgg9ad7717699e9406f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98)崔韦：《法媒：全球社交媒体用户突破50亿，脸书用户数量最多》，环球网，2024年2月2日，http://gffgg80f2bd765d9f480d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4GPsKbknf7Y。
(99)Anjuan Simmons,"Technology Colonialism," Model View Culture,September 18,2015,http://gffgg1f9174433eae44dd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ieces/technology-colonialism.
(100)Swati Srivastava,"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Big Tec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21,No.3,2023,p.992.
(101)Jean-Christophe Noël,What Is Digital Power? Paris:Fre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9,p.24.
(102)Emma Woollacott,"Apple Threatens to Pull Facetime and iMessage from the U.K.," Forbes,July 21,2023,http://gffgg7e6b7dfbd0544aca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emmawoollacott/2023/07/21/apple-threatens-to-pull-facetime-and-imessage-from-the-uk/.
(103)周逸江：《从被动应势到顺势而为：大国竞争下的科技公司》，《国际展望》2024年第5期，第56页。
(104)Francis Fukuyama,Barak Richman and Ashish Goel,"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Foreign Affairs,No.1,2021,p.104.
(105)Taylor Owen,Disruptive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
(106)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g Grove:Waveland Press,2010,p.95.
(107)Ian Bremmer,"The Technopolar Moment: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Policy,October 19,2021,http://gffgg492f7aeb2f1a43fa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world/ian-bremmer-big-tech-global-order.
(108)Stephen M.Walt,"Big Tech Won't Remak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Policy,November 8,2021,http://gffgg7d48fc043c50418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1/11/08/big-tech-wont-remake-the-global-order/.
(109)Fabio Rugge,"5G in a Contested Domain," in Samuele Dominioni and Fabio Rugge,eds.,The Geopolitics of 5G,Milan:ISPI,2020,pp.6-7.
(110)具体参见Ariel Kastner,"7 Views on How Technology will Shape Geopolitics," April 7,2021,http://gffgg45ec30e17198460f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genda/2021/04/seven-business-leaders-on-how-technology-will-shape-geopolitics/。
(111)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在参加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前发表了这一书面声明，具体参见"Trump Science Policy Nominee Calls China Most Formidable Technology,Science Competitor," Reuters,February 24,2025,http://gffgg86046eedb193406c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5-02-24/trump-science-policy-nominee-calls-china-most-formidable-technology-science-competitor。
(112)这种偏见的负面效应已经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期间显现，相比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侵蚀，欧洲民众似乎更加担忧来自中国的“数字控制”，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数字化探索更多时候被放进“国家权力对数字平台的系统性渗透以及加剧监视”的框架里进行解读，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偏见乃至歧视。具体参见姬德强：《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对外传播》2020年第11期，第16页。
(113)鲁传颖：《全球网络空间稳定：权力演变、安全困境与治理体系构建》，格致出版社2022年版，第148页。
(114)蔡润芳、刘雨娴：《从“推特革命”到“Wartok”——社交媒体如何重塑现代战争》，《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1期，第77页。
(115)2012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的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在给谷歌时任首席执行官的邮件中肯定了谷歌在美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地位。详见J.Duaine Hahn,"Newly Discovered Emails Show Google Had Regular Contact with the NSA since 2012," May 7,2014,http://gffggf977c245c1f7424b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p-culture/a/j-duaine-hahn/google-emails。
(116)Samantha Masunaga,"Microsoft Will Give the U.S.Military Access to 'All the Technology We Create'," 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1,2018,http://gffggb87edb156dfd46a0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usiness/la-fi-tn-microsoft-military-20181201-story.html.
(117)Vera Bergengruen,"How Tech Giants Turned Ukraine into an AI War Lab," TIME,February 8,2024,http://gffgg311c4e2ec3074d74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6691662/ai-ukraine-war-palantir/.
(118)Bernard E.Harcourt,Exposed:Desire and Disobedience in the Digital 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214-215.
(119)Artemy Izmestiev and Julie Adiwal,"Addressing Future of Work Challenges throug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nthea Mulakala,ed.,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Implications for As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Sejong-si:KDI School of Public and Management,2020,p.195.
(120)具体参见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公司官方博客上发布的公告，Sundar Pichai,"COVID-19:＄800+Million to Support Small Businesses and Crisis Response,"March 27,2020,http://gffggd2f7fa0f6d08423f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side-google/company-announcements/commitment-support-small-businesses-and-crisis-response-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