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平，四川德阳人，文学博士，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从“新边塞”到“新西部”的文学演进，既是兵团文学和新疆文学七十年的发展史，也是西部意识和西部精神的变迁史。“新边塞”文学承继边塞文学的边地书写和家国意识，但其表现的是现代革命情感，它将边塞文学的漂泊体验转化为保卫边疆的豪情与建设新中国的信仰。“新边塞”文学和西部文学的内核在于西部意识，即主体意识、家园意识以及由此构建的西部文化空间与精神空间。兵团诗人章德益通过诗歌构建了独特的西部空间，并在晚年不倦地探索艺术和生命的意义，为“新西部文学”的未来可能提供了借鉴。“新西部文学”应保持先锋探索姿态，以更为鲜明的主体意识、生态意识和由西部空间升腾起的人类意识，从文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新边塞”；“新西部”；西部意识；章德益
引言
屯垦戍边是历代中央王朝管辖西域的有效举措，汉、唐、清三朝的成效最为显著，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使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屯垦戍边反映在文学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边塞文学传统，唐代边塞诗成就最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当代屯垦戍边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此产生的兵团文学与边塞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又体现出当代军垦文化的特征，形成了“新边塞”文学，“新边塞诗”的影响最大。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兵团文学出现了家园意识，进而又产生出西部意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使兵团文学又具有了共同体意识。从“新边塞”到“新西部”，可以看到兵团文学和新疆文学七十年的发展史和精神变迁史。“新西部文学”如何演进而来？作为“新边塞诗”的代表，兵团诗人章德益的诗歌之旅对“新西部文学”有哪些启示？本文将以章德益为考察中心，探讨上述问题。
一、从边塞文学到新边塞文学
新边塞文学是在继承边塞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以书写当代屯垦戍边事业为主且从整体上反映边地社会生活的文学，它表现了屯垦戍边战士、边疆建设者和各族人民的情感、思想和审美趣味，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的艺术风貌。在新边塞文学中，“新边塞诗”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兵团和新疆最具全国影响力的文学现象。1982年，周涛等人正式提出了“新边塞诗”，长期生活在兵团和新疆的诗人如周涛、杨牧、章德益、洋雨、李瑜等创作了大量边地题材的诗歌，形成了旗帜鲜明、风格独特的诗歌流派，其中，周涛、杨牧和章德益被称为“新边塞诗三剑客”。学界曾把“新边塞诗”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50至60年代，郑兴富认为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1］余开伟将“新边塞诗”定义为“建国以来以描绘新疆边塞生活题材而又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的诗歌”。［2］据此，可以将20世纪50至80年代新疆的许多汉族诗歌当作“新边塞诗”。
“新边塞诗”的命名显然与古代边塞诗密切相关。历代文人墨客、戍边将士的边塞体验与想象，化而为诗，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传统。广义的边塞诗指历朝历代与边塞相关的诗歌，狭义则指唐代边塞诗。胡大浚认为：“所谓边塞诗，就是我们对特定的时代（唐代）大量出现的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歌所建立的一种整体的、多层次的认识。”［3］唐代边塞诗人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翰等为代表。“新边塞诗”创造性继承了边塞诗的传统，促成了边塞文学的流变。
“边塞”是一个空间性概念，与“边疆”近义，往往与中原（内地）或沿海相对；“边塞”与戍边相连，与中央王朝的稳固或祖国统一相连。边塞意味着空间的变迁，即从中原到边疆的空间移动；边塞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出塞文人，如唐代边塞诗人高适曾到东北边塞，岑参两次到西北边塞；“新边塞”诗人大多长期生活在兵团和新疆，有的则是短期旅居。生活在边疆，担负起戍边使命，唐代边塞诗人和“新边塞”诗人有着相似的边塞体验，但又有显著的差异。
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忠君爱国，以及在此基础上戍边将士与赴边文人建功立业的志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远赴边关的路途崎岖艰险，但诗人抛弃了任何为己为小家的目的，一心只为君王只为社稷，表现了诗人的高尚情操。岑参笔下的戍边将士也具有“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的豪情壮志。投身行伍、戍守边关，是岑参等文人及边塞将士博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周涛身列军籍戍守边关，章德益和杨牧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屯垦戍边，他们的边塞体验与唐代边塞诗人的有相似之处。但唐代边塞诗表现的忠君爱国及个人立身扬名的情感与志向具有明显的封建局限性，“新边塞诗”表现的则是更高更广的爱国为民的现代情感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唐代边塞诗中的忠君爱国思想是“文以载道”的体现，“新边塞诗”对此传统的继承则流变为政治抒情。20世纪50年代闻捷、郭小川等人的新疆题材诗歌形成了“新边塞诗”政治抒情的新传统。周涛的诗集《八月的果园》（1979年）和《神山》（1984年），杨牧的诗集《绿色的星》（1979年）和《复活的海》（1983年），章德益的诗集《大汗歌》（与人合著，1972年）和《绿色的塔里木》（1980年）等都收录数量不少的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在周涛、杨牧、章德益的诗歌创作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各自生命体验的差异，他们的政治抒情不尽相同。周涛多从军人的角度出发，在描述士兵生活的文字里饱含对军队、人民和国家的深情；杨牧、章德益多从知青的视角出发，在表现援疆青年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抒发政治情感。杨牧与章德益又不同，杨牧的政治抒情多围绕戈壁绿洲的美丽景象展开，章德益则着力于勾勒出开荒创业的火热场景。
周涛的长篇叙事诗《八月的果园》以点带面地描绘出新疆大地几十年的云谲波诡，以饱含深情的回忆性笔墨传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感激，进而凝练出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真实呼声：“记住我们的责任：为各族人民服务！/记住我们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4］杨牧的诗里流淌着信仰的血液，他通过描绘自己心中理想社会的可能景象，来歌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巨大优越性。章德益认为“幻想，是最容易与诗结缘的”，［5］青春、理想、西部的瀚海和高原等就让他与诗结缘并相拥一生。尽管沙漠边缘的生活环境极端恶劣，但政治热情的驱使、兵团农场的准军事化色彩和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浸染，让章德益的“幻想”插上了政治抒情的翅膀。章德益因“经过呕心沥血、金雕玉琢而成的”［6］修辞美和“对新疆兵团农垦生活与新疆风景的发现”［7］ 而得诗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则是其早期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在诗集《绿色的塔里木》中，《老军垦的心愿》《不进瀚海……》《进去出不来》《大戈壁呵，我敬你一盅！》《致邻居》《弄潮歌》《冰原上的歌》《致巨瀑——引水歌》《献给未来》等都直接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与憧憬。“四个现代化”提出后，章德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有了诗歌言说的落脚点，如《新城街灯》《拓荒者的图章》《竹笛、二胡、手鼓——塔里木人宣传队》《秋天的体检表》等通过对“四个现代化”的憧憬来抒发政治热情。诗集《绿色的塔里木》描绘了军垦战士拓荒的种种场景，章德益赋予了窝棚、军衣、青年林、戈壁、瀚海、天山等以丰富的意蕴，他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工具、简陋的居住条件和艰苦的物质生活都化作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的豪情。这看似淡化甚至美化了苦难，但正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诗人和无数军垦战士度过了苦难岁月并为边疆建设奉献了青春，因而章德益的政治抒情饱含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真挚的情感。“新边塞诗”的政治抒情与唐代边塞诗的忠君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边塞将士往往被君王忘却，故而唐代边塞诗时常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挫败感与虚度年华的悲慨。“两度皆破胡，朝廷轻战功。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岑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即使多次在边塞立下赫赫战功，也不一定能得到君王的赏赐；长期戍守边关奉献青春与生命，也难得到朝廷的认可。“白发轮台使，边功竟不成。云沙万里地，孤负一书生”（岑参《临洮泛舟自北庭罢使还京》）。青丝赴边白发返乡，功名未就生命虚度，浓浓的悲哀之情溢于言表。渴望在战场上立功，又对战争忧心忡忡，所以有戍边将士在孤独寂寞的岁月里及时行乐、醉生梦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岑参在沙漠中跋涉，也对西赴边塞产生了怀疑：“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高适、岑参的作品作为盛唐边塞诗的代表，其基本特征是表现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8］但寂寞、挫折、怀疑、否定的情绪，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的艰险、战争的残酷、才华与生命的消耗、岁月虚度、功名未竟，使唐代边塞诗带有消极悲观的凄凉之气。
“新边塞诗三剑客”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同唐代边塞将士及出塞文人一样有坎坷、挫折，同样要忍受孤独与寂寞，但他们的边塞体验少有凄凉之感。杨牧是一个“盲流”，他的经历可谓多灾多难，但他毫不气馁，有坚定的信念，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他发出了“我是青年”的心声，尽管带有自嘲意味，然而更多的是一种自信；他在汗血马身上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维吾尔族的黧色幽默中找到了生活的趣味。章德益工作十六年的团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他默默无闻而又充满豪迈之气地担负起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他在荒原上作画歌唱吟诗，垦大地之荒也垦灵魂之荒。周涛在军营里忍受着单调枯燥的生活，但更在角力的群山中看到了力之美，从野马和鹰等动物身上发现了自由的生命意志、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丛林山岳之间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并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边塞的现代体验，使“新边塞诗”具有粗犷、豪放、刚健、沉雄的风格。
对战争的描绘是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灭胡曲》等。唐代边塞诗中战争题材之作是复杂的，不仅有戍边将士的忠君爱国，也有直面战争的残酷与苦难后果，更有厌战、反战和思归，但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中人性的揭示整体上并不深入。“新边塞诗”描绘战争的很少，以周涛的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为代表；该诗两千多行，其对战争残酷的揭示、对生与死的思考、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战争文学的否定等都超越了唐代边塞诗。
怀乡思归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岑参就有大量怀乡思归之作。“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在西行途中，诗人长泪两行希冀泪水流向故园，饱含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岑参初到安西就送李判官归京，思乡愁情不禁涌上心头，于是醉而题家书。远赴边塞，建功立业，返京受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成为戍边将士与出塞文人理想的人生道路。事实上，这种理想很难实现，但怀乡思归是他们永远的梦。
“回家是最古老、最基本的快乐之源”。［9］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怀乡思归是一种古老且永恒的情感体验，这在“新边塞诗”中也有所体现，但并不突出。唐代边塞诗人大多只把戍守边关作为一种途径，即获取战功后回到政治中心继续做官，最终告老还乡，或接受朝廷赏赐而衣锦还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边塞是陌生的异乡、遥远的边缘，与政治中心和故乡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他们身处边塞却始终难以融入边地生活而常怀忧郁。“新边塞诗三剑客”长期生活在兵团和新疆而融入了边地生活，他们把兵团和新疆当作自己的故乡，不仅担负着戍边的使命，也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因而没有陌生人或异乡人的体验。唐代的边塞体验是古典的、安土重迁的，因而边塞是陌生的、边缘的、他者的、异乡的；“新边塞”的体验是现代的、流动的，身在异乡却是在家的，因而边塞是熟悉的、自身的、故乡的。作为陌生人，唐代边塞诗人对边塞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描绘往往带有猎奇色彩。岑参的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他者猎奇的目光对边塞异于中原的气候和景致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边塞的苦寒奇绝和民风的殊异，既使戍边将士和诗人急于归去，又使他们日后有炫耀的资本。新边塞诗人作为“当地人”对边地的描绘充满了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并在“故土”的景物人事中获得了前行的力量。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周涛的《角力的群山》、章德益的《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等诗作在描绘边地时没有猎奇心态，而是在“故土”发现了美与生命的意义，呈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
新边塞文学与唐代边塞文学有着相似的边塞体验，这决定了二者在题材内容乃至风格上有了某些相似之处，但在继承边塞文学传统的同时，新边塞文学之所以“新”就在于边塞的现代体验以及由此表现的现代情感和呈现的审美现代性。概而言之，边塞突出空间变迁，在文学体现为边地书写、漂泊体验、家国意识；进入当代之后，漂泊体验转变为保卫和建设边疆的豪情与建设新中国的信仰，但保持了边地书写和家国意识的结构，因此是新边塞。
当然，新边塞文学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和风格也不尽相同。20世纪50至70年代，巩固边防、抵御外敌侵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兵团和新疆的时代使命，屯垦戍边就成为该时期新边塞文学的主要内容，其所描绘的边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地理空间，闻捷等人的诗歌以及“新边塞诗三剑客”早期的诗歌总体上如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维护祖国统一和改革开放则是兵团和新疆的双重使命，新边塞文学不仅描绘了边塞的地理空间，更建构了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突出了主体意识和家园意识。
二、西部意识的文学呈现
尽管周涛、杨牧、章德益与众多兵团和新疆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边塞诗派”，但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那种严酷自然环境中和严酷岁月中被时代召唤出来的深层心理感受，那种大困苦和大魂魄所叠加起来的大生命要求宣泄的冲动，都远远超出了新边塞诗的主题范围。新边塞诗的局限还在于，它无法超出边塞的地理范围，而对整个大西北的诗人们作出集团式的集合。”因此，燎原认为，“新边塞诗”在1984年前后延伸汇入了西部诗歌的大潮。［10］从更广阔的地域来看，“新边塞诗”和新边塞文学汇入了西部诗歌和西部文学，这可能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问题在于这也可能湮灭兵团和新疆作家的独特性。
西部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它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只是文学地理范围的扩大。关于西部的地理界定，“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是指西北五省区，成为大西北的代称；一种是指新、甘、青、宁、藏五省区；一种是指新、甘、青、宁、藏和内蒙古及陕西西部”。［11］以更大范围对文学的笼统命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但作为一种策略，处于“边缘”的西部文学成功地引起了“中心”的关注。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提出游牧文明覆盖圈的“文化西部”；该著认为西部现代文学的美学风格“呈现为外部审美要求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这一美学形态，以及作为内核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这一美学基调”。［12］以游牧文明覆盖圈来指认西部文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西部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非游牧文明所能涵盖；美学风格“三画四彩”的概括也简化了西部文学的多姿多彩。笔者认为，西部文学的内核应为西部意识，包括主体意识和家园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部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前文已论及了“新边塞诗”的家园意识，下文将探讨其主体意识及其对西部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
“新边塞诗三剑客”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逐渐摆脱了政治抒情诗的自我压抑而张扬了主体意识。他们对雪山、大漠、戈壁等自然景观及新疆的文化、历史等的边地体验与现代阐释极力张扬着他们的主体意识，构成了西部意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第一节以四个“我常想”凸显出主体意识。“我思故我在”，主体的存在是在追问、怀疑与思考中的存在。多思的杨牧在广袤的准噶尔大地上思考人生、生命与灵魂。无论是自然的肆虐还是人为的罪恶，都“没有扼死准噶尔”，“自然的风暴不曾堵塞金秋的通道，/人为的风暴也没有战胜绿色的必然”。杨牧在第二故乡准噶尔的自然和人为风暴中有失有得，他“不相信看不到辽远能‘看透’一切”，而他拥有辽远的地平线，有开阔的视野与坚定的信念，所以他“骄傲”。［13］这样的“骄傲”是诗人主体意识的凸显，是对人生的自我观照。杨牧的《汗血马》从远古汉天子的梦求急奔到新边塞的伟大变化，在浓缩的历史画卷中发现了汗血马千古不变的雄壮与进取精神，这是当时边地儿女的精神，也是诗人的志趣。［14］章德益的《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开篇也以四个“我曾想”来突出主体的因思而在，该诗塑造了民族的脊梁——开荒者的光辉形象，诗人自称为“开荒者的子孙”，挑起了“开荒”的历史重任，彰显了自身的独特性。［15］
“荒原”是章德益诗歌中最重要的意象，它辽阔、宏伟，也苍凉、悲壮，缺乏生机乃至是生命的禁区，但它更是可以开拓的疆场、值得探索的未知领域、演绎生命华章的舞台、开拓与创造的空间。这种荒原的现代性体验不再是古典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无主格，而是广袤荒原上人的渺小外形与豪迈开拓的精神存在。章德益“置身于浩瀚的大漠空间所必然具有的那种孤独困顿，都被他强壮的精神心态逼于一个角落。……他的关注角度不是人的具体的社会疼痛，而是人类对应于宇宙的生命精神”。［16］将自身的困苦、汗血和创痛化为顽强的生命精神，章德益在《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中庄严宣告：“即使九天上云之刻度，把我量作一株小草/我也是捅开地壳禁锢的一枝矛尖。”［17］地球赐予一角荒原，诗人没有怨天尤人和被动承受命运的安排，而是洋溢着豪迈之气，因为荒原是锻造真理利剑的铁砧，是用血汗的蒸汽推动星球旋转的锅炉，是自由驰骋的圆天和奏响凯歌的唱片。于是，诗人以拓荒者的身份在垦大地之荒时积累着色彩、线条、词汇与素材，他要在荒原上“画完自己全部的生命”，“写尽自己全部的热爱”（《我的诗与画》）。［18］正是这种主动的、创造的掌控自身命运开创美好未来的拓荒精神与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章德益的荒原体验充满了现代意味。
军旅生涯对周涛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诗中的主体意识体现为英武豪迈的军人气概。军旅生涯的意义在于：“它似乎不曾留下烙印/却悄然地融进了血液……它会在你一生中/永远留一幅出击者的雕像/挺起枪刺般的脊骨/宁折不弯，是意志的钢铁。”（《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19］钢铁般的意志、宁折不弯的脊骨、异常灵敏的感知能力、果断干练的行动，是融入生命的军人气质，也是诗人周涛主体意识的显现。周涛的诗歌不仅描绘了军人群体的意识，更突出了诗人的独立思考与独特个性。周涛的诗有两条线索，“一是写生活在边疆的军人的刚毅、狂放、忠贞的品格，另一是表现他对这块冷峻、神秘而又多彩的土地的挚爱”，“他追求崇高感的力度，有犷悍、苍凉的格调，并在诗中自觉地进行有关自然、历史、人生问题的思考”。［20］周涛在《野马群》中写道，“同是马的一族/却与众马不同……在那桀骜不驯的野性的眼睛里/很难找到一点温顺”；桀骜不驯，保持着野性、原始的强力与高贵的血统，野马穿越历史的长河，“即使袭来旷世的风暴/它们也是不肯跪着求生的一群”。［21］经历过、经得起自然的、社会的风暴而坚定不移，始终挺直脊梁，保持着骨气和节气，诗人笔下的野马正是自身主体意识的象征。
“新边塞诗三剑客”在政治抒情时是自我压抑的，但他们在更多的诗中体现出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与不倦的思索。20世纪80年代前期，屯垦戍边依然是章德益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大漠和我》（1983年）与《生命》（1985年）两部诗集中，章德益强调奋斗和奉献才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于是，拓荒者就成为大漠中最伟大最坚毅的形象。《他向荒野走去，他的投影……》《他撒种了，手臂划出个大大的圆圈》《他抓起一把种子，掂了掂》《植树者》等都描绘了拓荒者的艰辛劳动和伟岸身躯。“野火”则是诗集《生命》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荆棘，火种与烧荒者》《远方，有我神圣的野火》《两点打火机火苗》三首诗都是对“野火”的颂扬。大漠的荒地、心灵的荒地都需要野火，野火就是人间的圣火；在西部荒漠之中，诗人章德益犹如一个擎火者，他在烧荒，点燃了希望。在《大漠和我》与《生命》中，章德益在“新边塞诗”旗帜下建构的西部是浩渺的漠天，是拓荒者生命伟力和生命精神的操练场，是进取精神与奉献精神的展示台，也是诗意的栖居地。
《绿色塔里木》《大漠和我》《生命》等诗集中，章德益笔下的空间大多囿于大漠和盆地，但在诗集《黑色戈壁石》（1986年）中，诗人的视域扩至整个西部，其地理地貌多种多样，诗中的意象则更为繁富；章德益建构的“西部”则更具时空的纵深感和立体感，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黑色戈壁石》中的三十首诗大体可以分作三个方面，一是对西部自然景观的诗化观照，二是对西部历史的现代阐释，三是对西部拓荒者的精神确认。
西部是地理的高原，也是诗歌的高原。《高原的诞生》以磅礴的气势描绘了高原的诞生，从古猛士仆地的身躯隆起最初的骨骼，然后背脊升起岩体胸脯绵延成平野，有了生命的战栗，有了高度，有了生命的强劲，“殉道者的血肉冷凝为土地/而灵魂体现为至高的山岳”，最终高原诞生，一曲石化的颂歌礼赞古大陆悲壮的新生。在《西部高原》中，诗人认为西部高原是赤裸裸的大地的精神，是不屈的英魂，拓边者的血性、戍边者的胆魄、探险者的大胆无畏的梦魂；西部高原发源的全部江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书写了艰难的生存史和民族曲折的历程；西部高原是自然伟力的显现，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西部河流》源于西部高原，是泪汁、汗浆和血水，滋养着西部的子民；西部河流有民族的痛苦、拓殖者的精神，“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河流/生与死，两道岸/一道岸，耸峙起血肉堆积的五千年记忆/一道岸，绵亘着雷火熔铸的五千年追求”。西部河流孕育了中华民族，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诗人将西部高原看作生身地，将“成为一片新的大自然/成为一片诞生新神话、新歌谣与新史诗/的人类全新的生身地”（《生身地》）；［22］西部高原是开拓历史的处女地，是创造新世界的始发站，因而是我们的生身地。这些诗赋予西部高原以生命和精神，它孕育了文明形塑了民族，诗人既在言说西部高原本身，又在颂扬如高原一般的生命力量和民族精神。人的存在是精神的存在，而西部高原的精神是精神的高原，这让章德益站上了生命的顶端和诗歌的高峰。
西部的太阳、雷电、雪崩、黑色戈壁石等在章德益的诗中都是西部意识西部精神的物化表征。《西部太阳》前六节以“是西部太阳吗”作结，最后一节则以“是中国的西部太阳吗”结束全篇；该诗以反问句式描绘了西部太阳的万千形态和伟大的力量，气势雄浑、意境高远；西部太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象征。［23］《西部太阳（之二）》则以肯定句式描绘西部太阳，它孕育催生了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之魂的熊熊燃烧。［24］《日潮》颂扬了西部太阳的伟大创造力，它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象征；诗人将日潮的涨退与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在血泪中前行结合在一起，同样凸显了西部意识与西部精神。《天山雷电》以雷电雄壮威猛的气势喻示抒情主体的精神。《雪崩》则描绘天山雪崩的场景，蕴含着地质运动、宇宙法则和生命的哲理；雪崩是毁灭也是新生，是破坏也是创造。《黑色戈壁石》一诗中的戈壁石则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坚韧顽强精神的象征。［25］
在对西部自然景观的诗化观照中，章德益汲取了高原和太阳的力量、河流和黄土的思想、雷电和雪崩的创造，领悟到西部自然万物的精神，这正是西部意识的文学呈现。在诗集《黑色戈壁石》中，章德益也于历史深处寻找文化之根和民族精神的源泉。诗人从敦煌壁画的色彩、线条和凝固的微笑、舞姿、音乐中看到历史的兴衰，领悟到民族之魂，感悟到“其实人心与历史/才是真正无垠之壁”；诗人认为只有以五千年的文化为根基，“才能彩绘一个民族深沉的悲欢”（《敦煌壁画》）。《文物：古陶瓶》从古陶瓶看到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塑我如是/我即使被岁月打成碎片/片片里也还保有中国土温”；对祖国的热爱，对文化的认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出土古箭镞》中的古箭镞是历史的证词；“给我一张真理的强弓/给我一根人心的巨弦”，诗人如古箭镞一样穿越时空创造人间奇迹。《文物：青玉葡萄》中青玉葡萄酿成了李白和王维的美酒，产生了千古诗篇；青玉葡萄沿丝绸之路连接西域和中土，尽管有青涩的记忆、酸齿的往事，但“结人心为籽/终把中华沃土视为一块宽厚的圣土”；青玉葡萄这一文物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面对历史，章德益不像有的诗人那样热衷于书写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他只从一些看似平凡的遗迹遗物中挖掘历史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西域的历史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民族交融的传统也在现代发扬光大，《听一支〈劝酒歌〉》《车行中亚高原，听同行之民族女歌手唱歌》就是民族团结交融之歌。［26］
章德益在诗集《黑色戈壁石》中继续塑造了拓荒者系列形象。拓荒者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滴血泪里旋转着世界的雏型”（《垦荒》）；凿路者使“人类用道路的形式完成自己”（《筑路者与山》）；铺路者“站于岁月的尽头他遂成为/人间的路碑”（《铺路者》）；炸山者牺牲后成为“大地之熔浆”和“山川的英魂”（《炸山（一）》），“他重新结构了山/山也重新结构了他”（《炸山（二）》）；失踪的觅水者的瞳仁“酿一滴圣壶之水，/自其间闪闪烁烁流出的西部神话/流失于焦渴五千年的民族之魂”（《觅水者》）；播种者“通过一千次死灭走向芬芳的永生”（《播种者》）；露宿者“陷于黑暗而又征服黑暗/一丛篝火，燃成他不肯熄灭之心”（《古原露宿者》）；凿渠者“一生裂为大地/悲与欢的两岸”（《凿渠者》）。［27］拓荒者系列形象的塑造，使西部意识西部精神有了鲜活的承载者。
章德益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呈现了鲜明的西部意识，他描绘了西部的自然景观及地理空间，通过西部的历史遗物拓展了西部的文化空间，并在拓荒者系列形象的塑造中建构了西部的精神空间。章德益在诗集《黑色戈壁石》中攀登上了西部诗歌的顶峰，达到了艺术的圆熟。燎原认为，当西部诗人“在历史的转机中以巨大的激情释放着那一长期沉积在生命中的精神元素时，最终将精疲力竭，从而面临一个长时间的休整调养期。这也许可以解释西部诗歌在巅峰状态之后出现的较长时间沉寂的原因。不知章德益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劫数’，但在此后较长时间的沉寂中，章德益几乎流露出了一种英雄末路式的感伤”。［28］这一论断准确地指出西部诗歌以及章德益所面临的困境。然而，章德益并没有随着“新边塞诗”的沉寂而离开诗歌，他以余生孤独地探索诗歌艺术，并在诗集《早年的荒原》中登上了另一高峰，预示着“新西部文学”的可能。
三、新西部文学的未来可能
西部文学提出后，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其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白浩认为，“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策略，体现了自我狭窄化、边缘化文学后殖民想象的特征，他主张将旧西部文学扩展为新西部文学，即包括西北、西南在内的新西部文学。的确，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西部文学作品呈现的西部大多是落后的、贫穷的、荒凉的、苦难的，无形中强化了对西部的刻板印象。白浩对扩展与整合后西部文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中有“突出的苦难生活的现实关注”，［2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苦难生活”并非西部专有，也与新时代以来西部经济社会与文学的发展不相符。
新时代以来，西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热点新高地，在西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西部文学在新时代也获得了新的成就，以兵团和新疆为例：刘亮程、李娟、丰收、张者等获得“鲁迅文学奖”，刘亮程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首届“天山文学奖”（《章德益诗选》获此殊荣）的评选等，都展示了兵团文学和新疆文学的丰硕实绩。新时代以来，兵团文学和新疆文学在表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及其丰富性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无法用旧有的新边塞文学或西部文学概念涵盖，新西部文学呼之欲出。邹赞指出，新时代新疆文学对于询唤新西部文学的出场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其丰富了新西部文学的题材基因库、构建了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学意象群、呈现了一种“融合型”美学风格。［30］这概括了新西部文学的某些特征。
新西部文学的命名显然受到新地域文学的影响；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之一是“空间转向”。［31］笔者认为，“空间转向”也是新西部文学的逻辑起点，因其表现为从对现代性的怨羡转向对新的文化空间的建构。当然，新西部文学在西部这一地理空间的演进有一个链条，即从古代边塞文学到新边塞文学到西部文学再到新西部文学。新西部文学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文学之新质在于题材新颖、主题新颖和审美创造，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创新是其根本特质，更为鲜明的主体意识、共同体意识以及在西部空间升华出来的人类意识是其基本内核。新西部文学也是看待文学的一种方法，需要深入挖掘新时代以来兵团文学、新疆文学和整个西部文学的经验并持续关注最新的创作实践，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通过文学的方式将西部建构成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等新的艺术空间，最终从文学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章德益晚年的诗歌创作则预示了新西部文学的可能性。从1999年起，章德益以“早年的荒原”为题在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系列组诗，后结集为《早年的荒原》于2014年出版。《早年的荒原》收录诗歌112首，全是诗人“对西部大地的感念，是对西部山河的贺词，是对西部岁月的追思，是对西部旧友的遥念”。［3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早年的荒原》中，章德益才真正地进入了唐代边塞诗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但我们不能再用“新边塞诗”来指称《早年的荒原》，因为它在诗艺上的探索已超越了新边塞文学而具有新西部文学的某些特质。
周涛和杨牧在“新边塞诗”时期诗艺探索的目光不仅投向唐代边塞诗，也投向了域外。周涛的诗集《神山》引用了艾青和外国诗人奥·埃利蒂斯、惠特曼、聂鲁达、里玛尔和泰戈尔的诗句，他在诗艺上博采众长的探索是非常明显的。杨牧的《边魂》系列十五行组诗的三部分，分别以但丁、赫尔曼·黑塞和泰戈尔的诗为题记，表明了系列组诗艺术探索视界的广阔。同期章德益的诗歌中几乎没有出现外国诗人的名字，他的艺术视野似乎并不宽广，但不能据此否定他探索诗歌艺术的努力。
章德益在《技巧的困境（创作谈）》一文中认为技巧不可学，他说：“真正的技巧永远来自诗人精神的独特性与审美的原创性，来自于诗人对世界与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当这种独特性与原创性从诗人生命内部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就形成技巧，形成真正的先锋文学的产生的前提。”［33］章德益的诗歌不是技巧的产物，而是独特生命体验与审美原创的结晶，他的诗学属于“生命诗学”。陈仲义认为生命是现代诗学的根基，“生命诗学，全方位指涉生命，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它充满了奇妙、神秘、诱惑和注定的悖论”。［34］章德益的诗歌就全方位地指涉生命，他对西部的高原、河流、太阳、拓荒者的描绘就是对生命强力和精神伟力的描绘，充满了奇妙和神秘，这贯穿于他诗歌创作的全部历程。诗歌评论界一般不将章德益的诗歌当作先锋诗歌看待，但章德益无疑是具有先锋精神的一位诗人。除《技巧的困境（创作谈）》外，章德益还在《从布罗茨基想起》（1998年）、《博尔赫斯与中国先锋文学》（1998年）、《“先锋”的误会》（2000年）和《做梦与冥想》（2010年）等文章中谈到先锋文学和先锋诗歌，这几乎与他创作《早年的荒原》是同步的。此时的章德益已五六十岁，但“先锋派不完全是年轻人和新人的产物”，［35］退休后章德益仍然具有先锋精神。虽然诗集《早年的荒原》从表面来看仍然是面向传统的，但其内在却有着先锋的探索性与独创性。
章德益早年怀着诗歌理想来到西部，“渴望结识 王维的落日与/王昌龄的关山 结识/岑参的梨花雪与 李白的月亮”，在诗人眼里，“一地黄沙犹是 汉唐的原稿/不断增删着 生者的脚印与/死者的磷光”（《进入西部》）。［36］在兵团和新疆生活多年，体验到唐代边塞诗人与戍边将士的体验，章德益自觉地把以唐代为代表的边塞文学当作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参照系。晚年的章德益读着李益的《从军北征》、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出塞》与卢纶的《塞下曲之二》；他“曾搭乘千古名句 穿越/河西走廊 在汉朝与唐朝间”换车（《搭乘》）；他在《中秋夜》望着李白的如霜的月光，在《八月秋风》里看到杜甫被吹破屋顶的茅屋；他的乡愁也“立在 一行诗句的门槛上/远眺 唐宋的月光”（《乡愁》）；他乘坐的《列车驰经河西走廊》“宛如驰经一卷 伟大的/唐边塞诗集”，李白、岑参、王昌龄、高适都是车站，他找不到唐代边塞诗的终点站。“新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的终点站吗？章德益无法回答，因为他搭乘着唐代边塞诗的列车，沉浸在汉唐雄风与边塞的豪迈之中忘记了下车。《在库车群山间阅读火烧云》中，章德益从绚丽多姿的火烧云中看到了“汉赋的升华”“楚辞的涅槃”“唐诗三百首的蒸腾”“古文观止的幻化”“红楼梦的自焚”，这些万古的“锦绣大文章”俯瞰他“八股文般在尘世中起承转合的/渺小一生”，诗人由衷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景仰之情与自嘲自谦之意，但他自己的诗歌显然不是渺小的八股文。章德益创作了《在西域写诗》，但“一张白纸上 依然是/唐代边塞诗的/沦陷区”。［37］唐代边塞诗乃至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传统给章德益无数的灵感，使他的诗具有境象美。孤独地避世隐遁在唐代边塞诗中的章德益似乎陷于诗艺的困惑，似乎无法逃脱传统的樊笼，但文学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而做到真正的另起炉灶，“传统依然是现代诗重要的灵感来源和意象、人物、母题的宝库”；［38］章德益皈依传统并非复古，而是在化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的重新‘生成’过程”，［39］章德益徜徉于中国文学传统之中重新“生成”了传统，并将自己嵌入伟大的传统。章德益《写了一生的西部诗》，却“得罪了王维的孤烟/冒犯了李白的月亮/唐突了岑参的雪花与/马蹄”，他在得罪王维、冒犯李白、唐突岑参时，已经打破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诗歌世界。［40］
收录于《章德益诗选》（2024年）中的《在西部山河读唐诗》将花间集、凉州词、宫体诗、出塞曲、闺怨诗等各种唐代诗体与西部山河种种风景巧妙无间地镶嵌在一起，使文学传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西域一瞥》瞥见的仍然是西域的历史、唐边塞诗和全宋词。但晚年的章德益并不只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他也从域外摄取养分，并将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在诗歌创作之中。《我一直尊重云的创意》一诗中，云的种种形状就是云的艺术创意，所以有“女娲的云 夸父的云/李白的云 李贺的云/米开朗琪罗浮雕的云/马雅可夫斯基不穿裤子的云/波特莱尔颓废的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云呵”，［41］云就是先锋艺术家，其创意难以复制，诗人渴望与云合作进行艺术创造，从瞬息走向永恒，经日月照亮心灵。晚年的章德益在某种程度上最终跨入了先锋诗人的行列。
“诗意的先锋大于诗艺的先锋”。［42］从章德益晚年的诗歌来看，没有某些伪先锋诗人的诗歌技巧的炫耀，只有源自独特生命体验和审美原创的诗意的先锋。真正的先锋是孤独的，章德益说：“真正的先锋实则暗示了一个从事思想冒险的人，一个从事灵魂历险的人，一个从事文体首创的人，也许陷入谁也未曾涉足过的思想与美学的生荒地内而永远无法回来，也许陷入历经一生的写作而最终不被世界承认与理解的‘大孤独’与‘大决绝’中却决不言败。”［43］他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大孤独”与“大决绝”勇气的诗人。“新西部文学”的未来可能必须基于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从中国文学传统乃至域外寻找艺术营养并不断开创新的艺术境地；晚年章德益的诗艺探索为新西部文学提供了借鉴。
先锋是孤独的，章德益也是孤独的。孤独的心灵何处是家？西部才是章德益的精神原乡。2024年版《章德益诗选》第三辑“大美新疆”和第四辑“晚年的诗章”中书写新疆风景和风土人情的诗篇筑造了诗人和我们的精神家园。《一群壁画家》中，伊犁河谷的火烧云、瓢虫、红狐狸、紫叶、青果与霜月等都是壁画家，它们画出了最美的壁画，建起了梦幻般的美术馆，伊犁河谷的景致如诗如画。《布尔津河：老虎》把布尔津河黄昏的晚霞比喻为血色猛虎，但没有武松打虎，只有黄昏静谧如猛虎，静而威，而猛，而祥瑞。《聆听黄昏》中，西部黄昏的种种天籁是那么悦耳、雄浑、悲壮而又充满创造力。《山中》的各种物象化为饱蘸情感的意象，诗人描绘山中的静谧美好，他也宁静地在山中感悟天地人生。《西天山雪霁》描绘天山冰雪世界的洁白、晶莹和空灵，黑衣骑马人默立在这冰雪世界之中，构成了绝妙的黑白画。《喀拉峻：无人之地》以野庙、高僧、袈裟、禅宗等衬托喀拉峻草原的圣洁，但在这个圣洁绝美之地，蝴蝶的诱惑、蜻蜓的产卵拂动了喀拉峻的凡心和春心，一切都生机勃勃，圣洁与世俗构成了和谐之境。《吐鲁番风景》《阿勒泰之忆（组诗六首）》《新疆短诗（组诗十三首）》等都描绘了大美新疆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游牧者》《天山中，听老阿肯弹琴》《尼勒克山中听民族歌手唱歌》等则表现了大美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生活。这些诗篇将西部建构为共同的家园，这不仅是各民族共享的家园，也是人与自然万物共有的家园，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生态意识；未来可能的新西部文学也必须具有这样的新西部意识。
孤独的章德益并没有躲进艺术的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他的诗歌是介入式的，他说：“做梦与冥想也是诗人的一种内心状态与精神优势，是诗人介入世界介入自身的另一种方式。”在诗集《早年的荒原》和2024年版《章德益诗选》第三辑与第四辑中的晚年诗歌则通过更艺术化的方式介入世界介入生命。《我们返乡者》是对上海知青命运的反思。20世纪50年代起，约十万上海知青远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章德益就是其中的一员；1980年前后许多人回到了上海，章德益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回到上海，也算返乡者。该诗省去了这段背景而从返乡者的生命体验进行诉说，返乡者“脚掌底 拔出的/刺 粘满/青春之伤”，“我们返乡者 侥幸于一条影子的生还/静听 南方的檐雨下/梦魇对枕头的追捕/白发对黑发的审判”。带着青春的伤痛回到故乡，返乡者满头白发夜夜失眠，回首往昔一声长叹。返乡者回到故乡后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境，无法真正返乡，难以找到心灵栖居之所，反而成为故乡的异乡人。诗人没有控诉命运的不公，他孤独地咀嚼着一群人五味杂陈的命运。晚年的章德益在孤独的潜思中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感悟生命的真谛。《三丸药丸》中，诗人冲服西部的落日、雁影和骑影才能减轻身体和心灵的病痛；《病》追问“我骨头里寄生的磷火/哪一朵是/历史的庸医”；［44］《殇》中的秋天是一幅凄美而治愈的图景。这三首运用了诸多医疗上的意象，将病理与生命放在一起，揭示生命的伤痛尤其是心灵的伤痛需要一生去治愈。在《牌局》《观棋》和《中国象棋》中，诗人领悟生命或存在的游戏性质。［45］在《秤》中，诗人称世间万物，感悟到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都是“短斤缺两的”。《租》中的人生是租来的，《偷》中的生命则被岁月和自身偷走。《数学》中“正负相峙的生与死，平衡着一生”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我的数学》则将人生与各种数学概念与符号联系在一起且计算有误，喻指生存的困境和悖论。《结账的黄昏》《生意经》从经济学角度喻示人生。《黄昏的缝纫》为缝制衣服而丈量历史、天地、生死的尺寸，最终缝合了“一生的孤独呵那么合身”，揭示了生命孤独的本质。［46］晚年的章德益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思索生命和存在，从西部体验中升腾起新的生命意识与人类意识；这也是新西部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章德益晚年的诗歌体现了艺术探索的先锋精神，并呈现了新的西部意识，即更为鲜明的主体意识、生态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意识。章德益用一生写西部诗，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原创为新西部文学的未来可能提供了借鉴。
结语
在《问》这首诗中，章德益用了五十八个问号，以屈原式的天问回顾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将西部山川风物人事熔铸成壮美的诗篇；诗人不仅通过设问总结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也在设问中思索着宇宙人生。章德益从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六十年，其诗歌创作生涯之长实属罕见。章德益在《写给我的78岁》一文中写道：“7是祭奠的蜡烛也是投降的白旗。8呢？不知道。两只圆圈结构的立体迷宫。如果把它砸开，它滚动成两个惶恐而不知归宿的零。”［47］孤独的诗人是否就此搁下诗笔呢？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孤独的章德益并不孤独，他以拓荒者和先锋的姿态开创的西部空间，将吸引更多人踏入西部，沿着他的足迹前行，并开创新的道路和新的空间，这正是新西部文学崭新的艺术空间。在新时代里，西部必将被建设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美好家园；通过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新西部文学的使命担当。
注释
［1］郑兴富：《论新边塞诗的兴起及其艺术风格》，《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余开伟：《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270页。
［3］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4］周涛：《八月的果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5］章德益：《大漠和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6］浩明：《章德益诗歌的修辞美》，《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7］胡新华：《章德益的支边与诗歌话语》，《南都学坛》2012年第2期。
［8］李炳海、于雪棠：《唐代边塞诗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9］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67页。
［10］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5、85页。
［11］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第18页。
［12］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13］杨牧：《复活的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0-33页。
［14］杨牧：《杨牧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476-478页。
［15］章德益：《生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16］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第163页。
［17］章德益：《大漠和我》，第26页。
［18］章德益：《生命》，第68页。
［19］周涛：《英雄泪》，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20］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21］周涛：《英雄泪》，第41-42页。
［22］章德益：《黑色戈壁石》，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2、14-15、7、28页。
［23］章德益：《黑色戈壁石》，第3-5页。
［24］章德益：《章德益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7页。
［25］章德益：《黑色戈壁石》，第45-46、16-17、10-11、31-32页。
［26］章德益：《黑色戈壁石》，第47-49、18-20、21-22、23-25、43-44、56-58页。
［27］章德益：《黑色戈壁石》，第38-39、50-51、64-65、52-53、54-55、66-68、62-63、69-70、71-72页。
［28］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第168-169页。
［29］白浩：《西部文学想象中的理论后殖民与主体重铸》，《长江学术》2007年第3期。
［30］邹赞：《呼唤“新西部文学”出场》，《新疆艺术（汉文）》2025年第2期。
［31］沈杏培、陆金铭：《“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
［32］章德益：《早年的荒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33］章德益：《技巧的困境（创作谈）》，《朔方》2002年第2期。
［34］陈仲义：《扇形的展开： 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35］贝雷泰·E.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36］章德益：《早年的荒原》，第2页。
［37］章德益：《早年的荒原》，第68、105、108、124、56页。
［38］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99页。
［39］陈超：《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91页。
［40］章德益：《早年的荒原》，第14页。
［41］章德益：《章德益诗选》，第253-254页。
［42］崔修建：《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43］章德益：《“先锋”的误会》，《绿风》2000年第1期。
［44］章德益：《早年的荒原》，第138、114、12、53页。
［45］章德益：《章德益诗选》，第241-242、70-71、217-218、296-297页。
［46］章德益：《早年的荒原》，第25、34、95、41、98-99、63、66、127页。
［47］章德益：《写给我的78岁》，《绿风》2024年第1期。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