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软实力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新形态，其核心涵盖了技术能力与文化价值的双重面向，是数字技术基建、数字内容质量、数字传播效能、数字治理能力四者的复杂相乘而非简单相加。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数字软实力的兴起极大程度上延展了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不仅要求国家在技术层提升传播基础设施能力、智能内容生产能力、精准信息触达能力，还要求国家在制度层构建传播主权维护能力。为因应技术变迁所带来的范式转换，数字时代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需立足一种技术、生态、价值三者融合的逻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方略体系，以此确保数字软实力的整体跃迁。

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权力结构深度嬗变的时代语境下，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明确要求，从国内国际融合传播双循环一体的维度对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提出了系统性要求。围绕数字时代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转型要求，本研究基于数字软实力的视角构建了一种基础设施、内容生产、传播效果、传播治理的国家传播能力分析维度，阐释数字时代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及未来方略。

数字软实力的中国视角与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

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国家传播能力的内涵和外延与全球信息传播格局演变以及国际话语权构建等历史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强调国家通过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和国民形象等吸引或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目标。这一概念虽为理解国家传播能力提供了一种基于文化与认同的视角，但其分析立场与价值取向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逻辑的制约，难以客观揭示国家传播能力的文化属性与文明内涵。不同于西方以“权力转移”为核心的政治功利视角，中国学界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主体性为基础、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为理解国家传播能力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根基。

及至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传播领域发生本体论转向。学者加里·戴维·罗恩斯利（Gary David Rawnsley）较早关注到数字软实力现象，并洞察到数字技术在全球权力重构中的重要作用，但其视角仍深度依赖于西方的价值预设。基于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谱系，数字软实力可被定义为国家在数字传播环境中，依托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通过数字内容的创新生产、算法分发与平台治理，形成具有文化吸引力、价值导向力与舆论引领力的综合性影响力体系。国家传播能力亦可被定义为国家在全球传播空间中，通过数字赋能的传播体系构建价值认同、引导舆论议程、塑造国家形象并维护传播主权的综合能力。

四力耦合：数字软实力视角下的国家传播能力分析维度

国家传播能力作为数字软实力的根基，基于构成要素，可被系统解构为技术基建、内容生产、传播效能、主权维护四维框架，对国家内部社会的协调与发展以及国际话语权的竞合发挥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力。

（一）传播基础设施能力

作为人类信息交互的重要物质性载体，传播基础设施通常指向计算机服务、数据存储库、通信网络等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数字设施与服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为人类社会的信息交互、数据处理、知识传播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构成了国家传播能力的基础性维度。

对于国家传播能力而言，首先，算力是其重要的动力保障，决定了国家在应对突发情况、处理紧急任务时的实时响应速度。其次，数据构成国家传播能力的基础资源，其不仅是国家了解自身状况、把握发展趋势、制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技术维度训练人工智能信息模型的重要燃料，直接影响着国家传播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再次，算法扮演着国家传播能力智能引擎的角色，其能够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使国家在信息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具备更强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最后，平台构成国家传播能力的整合枢纽，通过将算法、算力和数据等有机结合起来，其能够有效促进国家传播资源的共享和流通。

当前，世界范围内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国家较早完成算力中心、数据枢纽等的布局，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数字传播支撑体系。与此同时，另一些国家则受到经济条件、技术储备等因素制约，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这种发展差距将会加剧全球传播格局的结构性失衡，使部分国家在信息流动、知识生产与价值传播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二）智能内容生产能力

国家传播作为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与国家能力的生成基础之一，其内容体系由政治信息的权威性叙事、知识信息的认知建构、娱乐信息的价值渗透、个人信息的传播网络及组织信息的协同机制等多元类型互嵌而成。唯有构建从信息获取、批判解构到价值输出的全链条自主内容生产体系，才能打破增量陷阱，使传播信息流真正转化为国家传播能力的建构资源。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国家整体的传播流转效率，更推动了传播内容的个性化及形式拓展。伴随着生成式方法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以此为基点相继衍生出的诸多技术进步，创新重构了数字场域中国家传播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能够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归类、整理和分析数据信息，进而生成带有自动化、结构化、涌现性特征的类人文本传播内容。在这一全新的内容生产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依靠一种自组织机制实现内容的独立生成，并通过大规模数据与参数的量变引发传播内容的质变。

然而，在全球技术体系中，平台分布与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平台凭借算力、算法和数据优势，使传播内容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结构性不均衡。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自动化与规模化，亦使得文化价值的再现过程带有一定选择性。具备强大资源的平台往往通过隐性的技术逻辑，在无形中形成认知上的惯性框架。久而久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影响了国家传播的量的增长，也塑造了质的分布。

（三）精准传播触达能力

在技术革命的牵引下，呈指数爆炸形态增长的数据量和持续迭代的运算能力降低了国家内部不同主体间沟通及国与国之间交互的成本。当国家整体的信息传播反馈渠道实现贯通，国家舆论引导的底层逻辑必将迎来一种数字驱动转向。以“计算式”为基点的精准传播能力建设将成为联结公共舆情与公众认同的重要路径。

算法作为一类基于数学模型、机器学习理论与计算机程序构建的智能运算规则体系，提升了国家应对复杂社会变迁的能力。特别是算法驱动的“智能舆情监测与预测”模式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精确模拟与抽象表达，为国家呈现出一个更为清晰、细致且全面的社会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的仿真模型还具备强大的预测功能，能够通过对历史信息和实时信息的深度分析，预测不同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传播行为模式及偏好。这种算法驱动的精准传播新范式能够从信息获取、处理、预测和传播引导等多个关键维度全面助力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优化国家整体的传播资源配置。

然而，这种依赖算法的精准传播也带来了新的结构性问题。不同国家与地区在算法研发与应用上的差距，可能造成传播效能的不均衡，进而影响文化内容在跨境传播中的可见度与代表性。同时，虚假信息借助高效算法机制快速扩散，使数字传播空间的信任基础遭遇全新挑战。可见，算法驱动的精准传播在提升传播效率与触达能力的同时，也重塑了全球舆论引导的逻辑。

（四）传播主权维护能力

传播主权赋予了国家对本国传播资源实施全方位保护与高效利用的权力。在国内传播生态上，国家能够凭借传播主权独立自主地确立符合本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传播体制。在信息流动跨境监管上，传播主权能够推动国家掌控国内信息输出与国外信息输入的总开关，严防有害信息侵蚀本国社会文化根基与国家安全防线。

首先，从数据流通维度来看，当下全球数据收集的范围愈发广泛且细致，涉及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国防安全、科研成果等敏感信息的内容存在被外泄的风险，可能冲击国家传播主权的安全边界。其次，在技术供给维度，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集中化特征，不同国家对于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影响了其在传播主权维护中的自主性。此外，在数字信息的监管维度，不同主体在政策制定、标准设定和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等方面的话语权分布不均，导致治理格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对称的制度环境使国家传播安全与主权维护问题更具复杂性与长期性。

在技术与制度条件的制约下，不同国家在传播主权维护上的能力与效果呈现出层次性分化。一些国家凭借在核心技术与制度规则中的优势地位，能够在全球传播秩序中形成较强的规范塑造力；而在技术和制度支撑相对不足的国家，传播主权的实现程度更容易表现出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这种不均衡性在未来可能演化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使维护传播主权成为一项重要挑战。

数字时代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向度

随着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进入数字软实力作用日益凸显的新阶段，国家主体需在技术创新、传播生态与价值引领的多重维度上形成合力，以建构符合自身发展路径的传播能力现代化体系。

（一）技术逻辑：搭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基建

技术逻辑是国家传播能力在参与全球数字软实力竞争中，构建自身数字联结环境的基础性逻辑。为此，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更需着眼于技术实力提升的视角，构建服务于数字时代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传播基础设施。

传播基础设施在物理和技术基础上包含着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以及存力基础设施等内容。在网络基础设施上，亟须加强下一代6G网络的纵深化研发布局，在物联网场景下拓展信息采集触角，实现国家全域内信息传播的互联互通。在算力基础设施上，亟须以超级计算机研发为牵引，延展国家在复杂传播环境下的分析研判能力，助力国家洞察全球各类潜在的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此外，在存力基础设施上，需要继续完善和研发闪存存储、分布式存储、区块链存储等新兴存储方式，优化国家信息传播存储的架构。

对于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而言，传播基础设施的完备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唯有通过人类将传播基础设施充分融入至多元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中，持续开展富有创新性的传播活动，才能将抽象空间中的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新质传播力与新质数字软实力。

（二）生态逻辑：培育多元主体协同的能力网络

生态逻辑作为数字软实力的底层思维，要求国家在全球数字竞争格局中构建开放包容、动态适配的数字系统。对于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而言，即要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构建一种全新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生态。

首先，政府作为制度建构者和生态赋能者，需在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中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好公共治理职能。通过制定传播主权规则、建设国家传播基础设施等举措，培育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硬基建”与“软环境”。其次，企业作为技术创新者和价值转化主体，理应在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强化自身责任，推动信息技术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以及市场价值实现。最后，社会作为信息生产者和生态反馈单元，应发挥好舆论监督、用户反馈等职能，对政府政策及企业应用进行社会价值校准。

对于数字时代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而言，应对上述挑战即要推动实现一种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耦合，即政府的构建传播制度框架及提供公共传播产品、企业的传播技术创新及传播价值转换、社会的多元信息提供及传播创新氛围营造，最终实现国家传播能力从要素堆积向系统迭代的跃迁。

（三）价值逻辑：构建技术赋能的文化认同体系

价值逻辑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的系统性赋能，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认同体系。在这一转向下，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亟须超越单向度的技术基础设施堆砌，转而聚焦于借助技术赋能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文化认同体系。

面对数字时代的参与式传播机制，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需要将体现本国文化价值观的众多数据信息融入国家传播基础设施当中。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的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工具，以一种智能内容的本地化生产方式，激活基层文化认同的内生动力。此外，还需要构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去政治化叙事，依托大数据用户画像与情感计算等技术，针对不同区域国别、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定制分众化的信息传播策略。最后，在全球文化信息治理上，还需提出一种高度包容性的数字文化治理倡议，强调技术赋能信息传播应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

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与辐射力的文化认同体系。这要求在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超越技术工具论的局限性思维，使传播基础设施成为文化价值观的数字载体，让信息流动成为文化传播的数字介质，实现整体上的数字技术内化于文化认同。

结语

从本质上看，数字软实力体现为技术赋能下的传播生态重构能力，是在数据整合、智能分析、内容生产和协同传播等环节实现创新突破的复合型能力形态。这一形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嵌入，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载体和运行模式，也为国家传播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与实践场域。在价值维度，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同时承载着内外双重使命。对内而言，它是意识形态引领与社会凝聚力建构的重要工具。在社会结构复杂化与媒介格局多样化的背景下，国家传播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覆盖、个性化推送与互动化沟通，以增强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对外而言，它旨在推动更加均衡的国际传播格局与文明交流方式的创新，助力国家在全球传播秩序演进中展现独特的价值主张与文明贡献。这种内外互动的逻辑，构成了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指向。

邓天奇，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孙琳，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讲师

摘自：《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