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见民，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曾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摘要：印第安人农业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北美土著群体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不过，美国白人却强调农业耕作在欧洲文明中的重要性，宣扬欧洲农业主义理论，以此建构一种美国社会中盛行的“农业神话”，并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话语资源。为了推行“文明开化”，他们对印第安人原有农业提出批评，一方面否认印第安人原有农业的存在，进而将印第安人视为低等级的狩猎者和野蛮人；另一方面又强调印第安人农业耕作中的性别不平等，污蔑印第安人农业耕作是对土著女性的奴役。在对印第安人既有农业展开批评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利用文明开化话语迫使印第安人采纳白人社会所支持的农业耕作方式，进而改造印第安人农业，并推动其转型。其结果是，19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农业遭遇技术、资金、政策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制约，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印第安人陷入普遍贫困，对白人社会的依赖性不断强化。

关键词：文明开化话语；印第安人农业；农业转型

在早期美国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主题之一就是利用农业耕作方式使土著美国人文明开化，融入主流社会中。无论是联邦政府、宗教团体还是白人改革者，都将欧洲定居农业看作按照白人自身形象塑造印第安人的最佳方式。他们认为，阻止印第安人灭绝、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转变为个体自耕农。因此，农业耕作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一种手段，而文明开化话语成为推动印第安人农业被动转型的话语工具。

中外学界对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已经有较多研究，其中很多成果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印第安人政策，且大多将文明开化视为推行印第安人政策的手段。［1］也有学者著书立说讨论美国印第安人政策中的文明开化话语，追溯其思想渊源如基督教观念、白人种族观念等。［2］中国学者也对美国印白关系和印第安人政策开展讨论。李剑鸣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印白关系，将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看作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3］付成双从文化观念和环境史角度解读印白关系。［4］许翔云则从文明话语的角度考察美国对俄勒冈的主权诉求。［5］上述学者在考察印白关系时，多将农业耕作看作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手段，没有考察文明开化话语形成的农业渊源，也没有将文明开化话语与印第安人原有农业发展结合起来讨论。此外，一些学者讨论了美国农业发展历程以及转型时期美国农民和农村问题，［6］另有学者从经济史和农业史的角度研究印第安人农业问题，讨论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农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白人的到来对印第安人农业的冲击。［7］不过，这些研究都将印第安人农业看作落后的原始农业，既未充分肯定农业在印第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厘清文明开化如何推动印第安人农业的被动转型。鉴于此，本文将讨论19世纪以前美国白人如何利用欧洲农业理想主义观念塑造文明开化话语，并以此否定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农业的作用，确立欧洲农业耕作模式的主导地位，进而改造印第安人农业。

一、白人建构文明开化话语的农业思想资源

当欧洲白人踏上北美大陆，他们所面对的北美大陆并非所谓“荒野”，那里居住着众多的印第安人群体。如何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为白人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成为欧美白人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白人社会需要构建一套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话语体系，并用文明开化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接纳所谓“文明生活”。在建构文明话语的过程中，白人吸收了多种智识资源，比如基督教和种族观念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借用欧洲盛行的农业理论，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农业耕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农业耕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为美国白人的文明开化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欧洲历史中，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首先将农业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欧洲先贤如亚里士多德、色诺芬、苏格拉底、柏拉图与赫西奥德，都曾颂扬农夫。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普林尼、卡托也一再赞扬农耕传统和强健的自耕农，将农业看作所有技能之母，是人类需要和幸福所必需的唯一职业。这一传统成为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18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中，欧洲白人极力抬高绅士式农耕者的重要地位，在日益商业化的时代强调乡村生活的重要性、尊严和美德。［8］欧洲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在赞扬农业。法国的“重农学派”认为，农业体现了自然法则，构成各国所有财富的源泉，因此主导着社会政治秩序。1758年，瑞士法学家艾默里克·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在赞扬农业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时写道：“在所有技能中，耕作或者农业毫无疑问是最为有用和必需的，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来源，……对于一个拥有良好气候的国家来说，它是构成财富和商业的最为确定的资源和最为坚实的基础。”［9］在颂扬理想化农业的同时，欧洲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将美洲印第安人看作“狩猎者”的主要例证，于是“狩猎者”与“印第安人”几乎成为同义词。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就宣称：“在人类之初，所有的社会都是美洲式的。”［10］

在农业理想主义兴起的同时，欧洲“社会科学”理论家面对欧洲与新世界之间的社会差异，试图用原有的理论范式——圣经创世纪中的存在巨链论（Great Chain of Being）进行解释。到18世纪中期，这些学者提出了解释社会多样性的“自然法”理论，强调生存系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不断自然演化，可被分成3—4个独特阶段，每一个阶段大致对应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野蛮未开化（savage）、野蛮和狩猎（hunting）、农业和商业。通常情况下，农业标志着真正“文明的开启，而商业将欧洲与其他文明区分开来”。后来的欧洲裔白人认为，这种进步主义发展模式代表了一种自然法则，用它不仅能够界定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界定关于土地的自然权利和恰当使用的权利。［11］

北美白人继承了欧洲的农业理想主义思想，重视农业的重要性，将独立的自耕农与美国公民的文化及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时期的美国，独立的自耕农与土地所有者成为民主和平等美国的象征，得到上帝赐福并在美国“处女地”环境中成长。独立农夫的坚定支持者克雷夫科尔（H.Crevecoeur）写道：“这里没有贵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神权统治，没有给予少数人的无形权力。……从新斯科舍到西佛罗里达，除了少数城镇外，我们都是土地的耕种者。”［12］19世纪初，美国农业改革家杰西·比尔（Jesse Buel）在其农业手册中也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实质性繁荣一直取决于农业产业和财富所占的比例。商业和制造业可能给国家带来暂时效益，但它们永远是不稳定的依附。它们是柔弱的、腐败的；而且除非有足够的农业人口支持，它们将引出快速的腐朽和毁灭成分。”［13］

美国的农业传统在19世纪早期被赋予更多的正面意义，并且与民主政治和共和体制紧密相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道：“美国人生于农村而迁入城市，其政治价值与观念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被乡村生活所形塑。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是自耕农对帝国的胜利，证实了自耕农的道德和文明优越性，让农民成为新国家的象征。”［14］在美国启蒙思想家中，托马斯·杰斐逊是农业理想的集大成者。在其《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杰斐逊写道：“如果上帝拥有选民的话，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就是他的选民，他使得他们的胸膛中积蓄着众多真正的美德。”在写给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件中，他将农夫称为“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通过最为持久的纽带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捍卫着自由和利益”。［15］杰斐逊将自给自足的农场和农业家庭看作开放和民主的美国社会的理想模型，而美国在一个看起来无人居住的、宽广无垠的环境里不断扩张。

美国早期思想家与政治精英推动农业传统的确立，并使得它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弗吉尼亚农业协会主席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描述这个农业州是依据“上帝旨意”挑选出来的伊甸园，上帝将最终根据他们的“农业美德”来决定谁将进入天堂。19世纪初期，农业俱乐部纷纷建立，通过增加地力、提高产量、传播基督教文明等话语来扩散理想主义农业思想，“所有观念都围绕着边疆地区英雄般的理想化农夫形象展开，他们携带着最主要的农业武器——神圣的耕犁”。［16］霍夫斯塔特则将“美国精神起源于并系于农村生活的情感，以及与农民、乡村生活相关的一系列说法”，总结为“农业神话”。他认为，到19世纪初，“农业神话”已经从知识阶层的概念“变为大众信条，成为国家政治风俗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7］有学者甚至更进一步提出，“农业神话”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农业意识形态（agrarian ideology）：“根据农业意识形态，人与自然适当关系的分离，将毫无例外地导致道德败坏和社会崩溃。”［18］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土地在美国社会中位于核心地位，具有某种神圣性，而农耕则等同于文明。

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发展阶段理论开始与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结合起来。与赫伯特·斯宾塞、查尔斯·达尔文、爱德华·泰勒处于同样社会环境中的刘易斯·亨利·摩根，根据生物进化论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些人看来，所有社会都沿着相同的进化道路发展——从原始（savagism）到野蛮（barbarism）再到文明（civilization），仅仅因为人种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生存模式，原始社会对应狩猎模式，野蛮社会对应游牧模式，文明社会对应农业耕作。根据摩根的说法，“生存模式的连续性（狩猎、游牧和农业）……为这些区别提供了最为圆满的基础”。1878年，他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问题。他强调说，印第安人不得不缓慢地从游牧阶段过渡到农业，从而走向文明和同化。［19］白人关于农业理想的观念为美国领导人的文明开化话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工具。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将美国印第安人置于这种目的论等级中，认为印第安人必须经过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阶段走向文明开化，否则就要走向灭绝。

这种将“文明”等同于农业，将印第安人看作人类进化等级中的“野蛮人”的观念，在印白关系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李剑鸣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指出，白人把印第安人看作野蛮人，将其社会界定为狩猎社会的用意有两个：一方面将印第安人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等级水平上，宣扬印第安人是野蛮人，白人是文明人，这是一种种族优越论的体现。这种种族优越论使得文明的白人能够合理地夺取野蛮印第安人的土地，服务于掠夺印第安人财产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从实际角度来看，印第安人社会作为狩猎社会占有广阔肥沃的土地，却只能放牧牲畜，没有充分开发利用，白人有义务“帮助”印第安人从事农业耕作，同时将广阔土地转让给白人。因此，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与文化的征服和改造可谓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白人社会的发展和扩张，要求解决所谓“印第安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对印第安人在物质上完成剥夺、在文化上实现征服，并最终把他们同化到主流社会中。［20］

欧美社会的文明开化话语，也不时透露出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土地的觊觎。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817年10月致信安德鲁·杰克逊，明确表达了白人社会的这种愿望：“狩猎或者野蛮的状态，需要用广阔的土地来加以维持，超出了进步和文明生活的正当要求所容许的限度，因此必须让路。那些印第安人部落如果不放弃这种状态，实现文明开化，那么他们就会衰落乃至灭绝，这已是再确定不过的事情了。”［21］号称关心印第安人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在第二个年度国情咨文中呼吁：“什么人会宁愿让这个国家的土地覆盖着森林，任由数千名野蛮人在上面游荡，而不希望将这片土地变成我们幅员辽阔的共和国，建造众多的城市、村镇和繁荣的农场，各种改善设施星罗棋布，各种技能和行业欣欣向荣，超过12000000名幸福的民众生活其上，享有自由、文明和宗教的各种福祉？”［22］显而易见，文明开化话语中隐藏着夺取土著土地的野心。

从殖民地时期的传教士到后来的教会和美国政府，都齐心协力地将定居农业、生存经济强加于土著美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华盛顿政府的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支持印第安人“文明开化”项目，杰斐逊在就任总统后回应了诺克斯关于自耕农的论断，他们的目的都是引导印第安人男性从事农业耕作，并将土地看作私有财产。联邦官员在对印第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会提及人道主义话语，并允诺为他们提供耕犁和农具等帮助。但是实际上，他们竭尽全力剥夺印第安人“过剩”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是土著狩猎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官员、传教士和改革者都强调印第安人发展与同化的可能性——“他们经历狩猎者、游牧者、农业耕作者的演进，最终成为掌握商业、技术和更高级技能的人”，这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owe Schoolcraft）长期参与中西部印第安人事务，他得出结论：“没有土地耕作，文明……就无法永久存在。它看起来是人类最初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印第安人应该从这种辛勤劳动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动力。”［23］由此，欧洲式农业耕作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载体。

二、欧洲白人对印第安人农业的观察与批评

白人利用农业耕作来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观念和实践，却遭遇印第安人社会现实的挑战，因为印第安人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印第安人农业发展状况，白人到来后进行了诸多观察。他们的观察一方面印证了印白接触前印第安人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各种农产品构成土著民族的主要饮食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与随后白人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不断污名化印第安人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首先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农业发展有着深刻印象，留下丰富了资料。1539年，德·索托（de Soto）率领军队在墨西哥湾的佛罗里达登陆，在此后数年内他们在北美东南部地区探查，依靠劫掠土著居民仓库中存储的粮食为生。故而，这些西班牙殖民者尤为关注印第安人的农业耕作和粮食储存情况，多次对他们所看到的广阔田地及土著仓库中存储大量谷物的情况做出评论。1539—1540年冬季，德·索托及其同伴在阿巴拉契酋长国（Apalachee）的首都安海卡（Anhaika）度过。探险队成员之一的埃尔瓦斯（Elvas）宣称：“这个市镇周围大约1.5里格（约10公里）范围内还有其他市镇，其间种植着大量玉米、南瓜、豆类等本土作物，……我们从这些市镇收集足以维持过冬的食物，然后把它们运送到安海卡。”［24］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也就阿巴拉契人农业写道：“西班牙人行军通过大块耕地，那里种植着玉米、豆类、葫芦以及其他各种蔬菜，道路两旁的田地延伸到大平原深处，整个田地有2里格之遥。”他发现，印第安人存储有充足的粮食。他宣称：“整个西班牙军队及其印第安人仆从，总人数超过1500人，还有300多匹马，在这个营地驻扎过冬时，都是依靠他们最初收集来的印第安人粮食为生。当需要食物时，他们发现周围的小村落就存储有大量粮食，因此他们毋须远行到1.5里格之外的土著大村落中寻找粮食。”［25］1540年春季，西班牙人离开阿巴拉契人向北部进发，也发现当地土著民族拥有丰富的粮食储备。他们于4月26日到达南卡罗来纳的科菲塔奇科酋长国（Cofitacheque）。西班牙人伊文斯（Evans）报告说：“这个村镇中被发现有存储着很多玉米棒的阁楼，一些玉米是通过配给制分发给印第安人的。”［26］西班牙殖民者通过劫掠印第安人的粮食为生，他们对印第安人农作物多样、耕地广阔的观察应该是可信的，对印第安人剩余粮食的判断也是可靠的。

接踵而至的传教士也记录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农业种植活动。根据耶稣会传教士勒贝吉（Le Petit）的记录，纳切兹部落（Natchez）每年聚集在一起，“在一大块土地上种植印第安玉米、豆类、南瓜、甜瓜，然后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收获各种粮食”。［27］他们利用鹤嘴锄“砍伐树木、清理土地，为农业耕种做准备。当树木干枯后，他们将其付之一炬，然后播种玉米，用手在土中挖出一个洞，放入一些种子后掩埋”。玉米每年收获两季，7月份收获“小玉米”，9月份收获“大玉米”。［28］耶稣会士也记录了北美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农业耕作和粮食种类。传教士欧塞比奥·弗朗西斯科·基诺（Eusebio Francisco Kino）应邀在索诺拉德拉斯（Sonora Dolores）建立了一个布道站，在1687—1711年间他曾走访帕帕果人（Papago）领地多达50次。17世纪90年代，基诺看到，在圣佩德罗、圣克鲁兹河谷生活的索白普利人（Sobaipuri）种植着旧世界的农作物——小麦、亚麻与西瓜等。1697年，基诺来到圣克鲁兹河流域的巴克村落（Bac），在那里他发现800名索白普利人居住在186个房屋内，他们还拥有广阔的灌溉农田。［29］皮马人（Pima）的农作物能够一年两种——夏季种植棉花、玉米、甜瓜、豆类和南瓜，冬季种植小麦。由西班牙人引进的冬小麦成为该群体季节性农作物的主要补充。超过50种沙漠植物与将近40种动物——还不包括本土的9种鱼类——构成皮马人的多样化食物。还有学者列举了皮马人食物中的57种植物和22种动物。［30］尽管和探险中的西班牙殖民者动机不一样，但传教士也观察到了印第安人农业发展的真实景象。

后来到达美洲的英法白人也频频提及印第安人的农业耕地和粮食产量情况。他们首先描述了印第安人耕地的大小。白人殖民者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发现，在弗吉尼亚印第安人的大型聚居地科高夫坦（Kecoughtan），当地印第安人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上展现了高超的农业耕作技能。根据他的观察，科高夫坦村落包括大约1000名印第安人和300栋房屋，有2000—3000英亩土地得到清理和耕种。［31］作为第一批到达弗吉尼亚的白人，史密斯船长（Captain John Smith）也提及，印第安人通常在被清理的土地上建立规模不一的村落。他写道：“他们的房屋建立于他们的田地或者菜园之内。这些田地地块不大，面积不一，有些面积20英亩，有些40英亩，有些100英亩甚至200英亩。”［32］这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有学者发现，阿尔冈钦人（Algonquins）居住在从弗吉尼亚到纽斯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该群体的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精心管理的菜园，其菜园通常是100乘以200英尺的一小块土地，此外他们还有大块田地位于村落的近郊，在这些土地上收获的农作物可以为印第安人提供各种食物。［33］这种习俗也出现于佛罗里达北部的蒂姆夸人（Tumucua）中。

早期到达北美的白人还记述了印第安人的粮食产量及市场交易。比如，德国旅行家约翰·莱德尔（John Lederer）在1670年发现，一个居住在当今弗吉尼亚州克拉克斯维尔（Clarksville）附近的苏族（Sioux）印第安人群体存储了大量玉米，通常能够满足其一年的食物之需。［34］北美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生产了大量粮食，能够为土著民族自身和饥肠辘辘的白人定居者提供充足的粮食。另外，这些粮食还被印第安人用于交易。1625年秋，殖民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携带一些玉米到肯纳贝克河流域，和内地土著部落交换毛皮，而这些玉米是从当地印第安人手中所购得。［35］

大平原地区从事农业耕作的部落提供了数量众多且来源稳定的农产品供应，这对于18世纪北美毛皮贸易的成功至为关键。印第安人的农业产品，尤其是玉米，为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印白之间的交换提供了中间产品，而土著农业部落成为白人贸易商和游牧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中间商。狩猎野牛的苏族和夏延人（Cheyenne）经常光顾密苏里河流域的农业村落，在那里用毛皮交换食物和欧洲商品。这些土著农业部落几乎垄断了与大平原地区游牧部落的早期贸易。在当地的印白贸易体系中，一度形成了几个辐射周围广阔区域的印第安人农业市场，大湖区的麦吉诺岛（Mackinac Island）就是其中一个。希达塔人（Hidatsa）、曼丹人（Mandan）、阿里卡拉人（Arikara）和奥马哈人（Omaha）村落则是密苏里河上游的贸易市场，而波尼人（Pawnee）和威奇托人（Wichita）则与大平原南部地区的狩猎部落建立了贸易联系。在这些贸易市场中，粮食是主要商品之一。［36］

19世纪以前，印第安人的农业种植也给踏上北美大陆的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建立前后，白人对印第安人农业的重要性极为了解，在战争时期不惜以摧毁印第安人农作物来打击敌对的印第安人。比如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入侵易洛魁人（Iroquois）的纽约领地，并故意破坏易洛魁人的田地，就发生在农作物收获时期；1779年美国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命令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向易洛魁领地进军，并明确指示摧毁易洛魁人正在生长的庄稼。［37］可以说，印第安人农业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北美土著群体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对于踏上北美大陆的白人殖民者以及后来的美国社会来说，印第安人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土著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面对上述事实，欧美白人却要把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农业耕作方式强加于印第安人，推行所谓的“文明开化”计划。为此，白人对印第安人农业提出各种批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认印第安人原有农业的存在，进而将印第安人视为低等级的狩猎者和野蛮人；二是强调印第安人农业耕作中的性别不平等，污蔑印第安人农业耕作是奴役土著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批评构成了对印第安人原有农业的污名化。

第一，在白人看来，原有的印第安人农业不符合白人农业发展模式，故而生产力低下，致使土著民族陷入饥饿中。北美印第安人农业的粮食生产是印第安人根据他们所处环境，结合其社会文化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将耕作、采集、捕鱼和狩猎紧密结合的多元化体系。在这一生产体系中，我们既能看到东南部大规模的农业田地，也会发现小块土地耕种；既能看到印第安人生产数量众多的粮食并将粮食作为商品用于交换，也能看到耕作所得农作物仅仅是采集、捕鱼和狩猎等食物获取方式的补充。但是，这种土著生存体系却完全不符合白人社会中小规模园艺耕作与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简单二分法。

从白人的角度看，土著农业并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标准，因为印第安人仅仅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有限的作物，而且依靠妇女耕作，他们蔑视印第安人农业发展水平低下。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17—18世纪欧洲裔男性在观察土著美国人农业耕作时，大大低估了土著妇女劳动的价值。有学者提出，土著妇女劳动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促使白人将土著美国人描述为狩猎民族，而后者与特定土地没有密切联系。这些观念依然在白人中盛行，他们将印第安人描述为依赖于玉米、豆类与南瓜等“三姐妹”，却依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未开化的荒野中。这幅图景所得出的推论就是，与欧洲裔的农业耕作相比，土著美国人的食物生产活动不是那么广泛，其生产力较为低下，也不是那么重要。［38］正如一位知识人士所指出的，“他们的妇女在棚屋后面种植一些印第安人玉米，但是这很难被称为农业”，因为“它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份量微不足道”，“仅仅是作为季节性食物来源或者常见食物——狩猎所获猎物的有益补充”。同样，新英格兰作家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断言，印第安人并“没有通过种植或者放牧来有效利用土地，他们中只有一些妇女种植微不足道的谷物、印第安人玉米及芸豆”。［39］更重要的是，印第安人的传统经济活动，均以维持最低生存为限度，这在白人看来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内蒂克庄园的创办人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做比较说：白人通过劳动和工作来建造房屋、种植庄稼和制作衣物，但印第安人却不能这样，“他们并不勤劳，既没有艺术和科学，也没有利用土地及相关的技能和工具”。［40］

鉴于印第安人农业生产力低下，白人必然的结论就是印第安人陷入饥饿中，生活贫困。1797年教友会的三名成员游历到俄亥俄中部的怀恩多特人（Wyandots）和特拉华人（Delawares）领地，写下了他们心目中的饥饿印第安人的形象。巴尔的摩人（Baltimore）“拥有更大的机会发现，他们通常暴露在各个季节的险恶环境中，处境维艰，衣食供应通常都极为匮乏”。教友会得出结论说，怀恩多特人与特拉华人“生活在一个沃野千里，只要少许耕作就能满足他们各种生活之需的领地上，却遭受着极端贫困，处境悲惨”。［41］欧洲裔定居者选择忽略印第安人农业耕作的现实，反而将其看作游荡不定的“野蛮人”，不时遭受狩猎者的艰辛和饥饿。白人要求印第安人从事农业耕作、定居生活，种植广泛的农作物，依赖家养牲畜获取蛋白质和肥料，并坚信这种生存策略的优越性。

第二，白人还认为，印第安人农业利用妇女劳动，不符合白人的文明标准。印第安人农业在起源之初就存在明确的性别分工，土著妇女主要负责农业耕作和采集活动，男性负责狩猎和捕鱼等。有学者指出，北美农业起源过程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负责北美东部森林地带农作物的最初驯化，与植物资源的联系密切，且拥有对后者的丰富知识，理所当然地，土著妇女应该为农作物的获取、加工和存贮负责。［42］此后在印第安人农业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土著妇女负责种植、照看和收获农作物，用所得粮食补充从森林中采集来的植物类食物。考古学家的研究证实了妇女在史前印第安人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妇女承担了清理土地、播种、锄草和收获的主要责任。她们使用木棍和锄头来翻地和挖洞，然后播种，在每个洞中放置4-10粒种子。在某些地区，她们在玉米中间套种南瓜和豆类。在其他地区，印第安人妇女在山坡上种植南瓜和豆类，以便藤蔓爬到玉米植株上。一旦农作物发芽，她们会间苗、锄草和松土。当农作物成熟时，妇女收获和存储粮食。当然，印第安人农业耕作中也有男性参与。在冬季末期和春季初期，男性环切树皮，然后焚烧枯萎的树桩和灌木，帮助妇女清理土地，为耕种做准备。［43］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参与田间劳动，但各种证据表明，农业与妇女联系更为密切。族裔历史学家描述了17世纪阿巴拉契人以及随后的切罗基人（Cherokee）、克里克人（Creek）、巧克托人（Choctaw）和奇克索人（Chickasaw）的农耕情况。在史前晚期和密西西比时期，土著民族也将农业耕作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印白接触时期白人对印第安人农业的描述，也证实是土著妇女主要负责农业耕作。根据当时的资料，印第安人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农业耕作在很大程度上由妇女完成，尽管在不同地区男性也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但他们主要负责清理土地，然后土著妇女就会接管土地，使用木质、骨质、石制或者贝壳类锄头进行耕种。［44］

踏上北美大陆的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农业活动多有记载。根据托马斯·哈利奥特（Thomas Harriot）的记录，土著男性为耕作播种前的土地清理提供帮助，但妇女完成耕作任务：“在她们播种数日前，男性携带木制工具，主要是带有长柄的鹤嘴锄和其他锄头，妇女携带着短柄的鹤嘴锄或者剥皮刀，她们使用这些工具来测量1英尺长、大约5英寸宽的株距，然后翻开土地的表层。”［45］史密斯船长描述说：“男性在大部分时间内从事捕鱼、狩猎、作战以及类似的活动，从事任何女性活动都会被鄙视，这就是妇女负担沉重而男性游手好闲的原因。妇女和儿童从事剩余的大部分工作，他们要制作坐垫、竹篮、锅等；要碾磨玉米，制作面包，准备食物，种植和收获玉米，背负货物等。”［46］显然史密斯船长已经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印第安人农业中的性别分工，不过他依然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尽管印第安人男性不同程度地参与农业劳作，但土著妇女主要负责耕种和收获农作物。到18—19世纪，印第安人农业耕作中的性别分工更为明显。1796年，公理会传教士杰里米·贝克纳普（Jeremy Belknap）与杰迪代亚·摩西斯（Jedidiah Morses）考察了纽约州奥内达人（Oneida）的状况，他们就印第安人参加农业劳作的性别分工报告说，印第安人“拥有如下观念，即在田间劳动是男性品格的堕落，（印第安人说）他们生来是为了作战和狩猎，以及召开大会，而妇女和儿童生来是为了在田间劳作”。［47］贝克纳普与摩西斯的观察可谓一语中的，点明了印第安人农业中存在的性别分工。

不过，印第安人农业中的性别分工模式不符合欧美白人的标准。在理想化的白人社会中，男性从事农业耕作，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农业耕作是男性领域，家庭活动是女性领域。印第安人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与白人截然相反，遭到欧美白人的蔑视和谴责。欧洲农业使用沉重的耕犁，种植整齐划一的单一农作物，故而在欧美白人看来农业劳作极为繁重。相比之下，土著群体使用简单工具，如木棍或者欧洲人制造的锄头将玉米、豆类和南瓜等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印第安人的混合种植模式下，他们的玉米从豆类的固氮根中获得某些天然肥料不断成长；一旦印第安人农业耕种的过程启动，整个农田几乎不需要任何照料。因此在欧洲裔美国人的眼中，印第安人在其房屋前后种植的少量印第安玉米，根本不需要任何艰辛劳作。即使如此，印第安男性依然拒绝参加农业劳作，这就是懒惰的表现。［48］

在白人看来，印第安人农业中的性别分工不仅会导致男性无所事事、懒惰成性，而且还会使得土著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白人观察家阿尔伯特·加勒廷极为蔑视这种安排：“支持一个家庭所必需的劳动，对男性而言是一种道德职责，将这种本应该由男性承担的职责强加于妇女，是对自然法则的偏离。”［49］1798年，另外一位教友会传教士也谴责说：“塞内卡人（Seneca）将强迫性劳动强加给其妇女，要求她们收集和携带家庭使用的柴禾以及类似的任务，而男性和男孩们却在骑马射箭，或者从事其他娱乐活动。”在白人的观念中，印第安人妇女可能会种植一些农作物，但是他们更关注的印第安人男性却是无所事事的狩猎者，因此印第安社会依然处于狩猎阶段。白人希望教导印第安人从事农业种植的真正意图是，他们希望教导印第安人男性成为农夫，并将印第安人妇女安排在家庭内、织布机之后的位置。胡克教徒在演讲中向迈阿密人（Miami）解释说：“你们的白人兄弟耕作着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年轻男性而不是其妇女应该从事耕作。女性比男性体弱，她们没有男性那么强壮，故而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忍受艰辛劳作。”［50］因此，印第安人农业中的性别分工成为白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一个焦点，白人的目的不是要推动印第安人社会的发展，而是按照白人农业的模式改造印第安人生存系统，改造印第安人的性别分工和文化传统。

无论早期美国人对建立何种共和国的观念差异如何巨大，对到底要建立一个商业共和国还是农业共和国的争论如何激烈，但是他们却在一个问题上几乎达成了一致，即印第安人依然生活在原始的狩猎阶段。正如著名学者罗伊·哈维·皮尔斯（Roy Harvey Pearce）在其关于野蛮主义的经典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欧洲裔美国人的“知识与文化传统，以及他们关于秩序的观念，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能看到、能想到的就是，印第安人在狩猎”。［51］这种认知有助于白人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并迫使印第安农业向欧洲农业模式转型。托克维尔也把印第安人社会界定为狩猎社会，“正是通过农业耕作白人获得了土地，而北美的原住民则是以狩猎为生”，［52］并以此为借口支持白人殖民者获取土地。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写道：“红种人对狩猎生活的激情深深根植于土著社会中，只能通过立法才能加以控制。这种强大力量驱使北美土著部落被束缚在原始状态，……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红种人种族难以进步或者说难以提升，以超越目前发展水平的真正原因。”［53］白人理所当然的结论是，以狩猎为生的印第安人必须转变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按照白人的农业模式进行改造。

三、文明开化政策与19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农业的改造

正是在对印第安人既有农业展开批评的基础上，美国开始利用文明开化话语推动印第安人采纳白人社会所支持的农业耕作方式。就美国政府而言，这属于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进程，但对于土著部落而言，这是印第安人农业面对白人压力而被动转型的历史。

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积极地推行“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政策，要求印第安人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耕作。农业耕作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手段。华盛顿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极力劝说东南部切罗基人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他说：“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你们森林中曾频繁出没的动物日趋稀少。你们知道，一旦你们不能找到可以捕杀的野鹿或其他动物，你们就会挨饿。”他还指出：“你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饲养牛和猪，并从中受益。”他敦促其他切罗基人效法他们：“让所有人都饲养牲畜，增加饲养动物的数量，你们将会有大量肉类。如果你们再饲养了绵羊，它们在给予你们羊肉的同时还能为你们提供布料。”华盛顿还鼓励切罗基人从事商业化农业：“你们的土地肥沃且面积广大。通过恰当的管理，你们饲养的牲畜不仅能满足你们的衣食之需，而且能够向白人出售。”总统还建议种植小麦，使用耕犁增加粮食产量，他宣称小麦可以“制作最好的面包”。［54］根据这一计划，华盛顿开始命令驻部落监理购买织机、纺锭、耕犁以及其他农具，并雇人指导切罗基人使用这些用具。另外，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首先在塞内卡人中鼓励发展商业化农业，他说服该部落领导人康帕雷特（Cornplanter）接受农业耕作，让保留地监理教导其族人从事农业耕作，以便于他们保有自己的土地。［55］

杰斐逊是另一个致力于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代表人物，他也劝导印第安人从事白人的农业耕作。杰斐逊相信，为印第安种族的未来着想，印第安人必须放弃狩猎的生活方式，进而采取盎格鲁美国人的自耕农生活方式，因为前一种方式需要极为广阔的土地，而后一种方式则仅仅需要很少的土地。1803年，杰斐逊致信五大文明部落之一的巧克托部落说：“男性耕种一小块土地，付出不多的劳动，就能比更为成功的狩猎取得更多的收获；一个妇女通过纺织，就能比一个男人通过打猎提供更多穿戴用品。与你们比起来，我们不过是昨天才来到这块土地上。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运用与你们同样的智慧，却获得了更大的增值！兄弟们，照我们的样子去做吧，我们会十分高兴地帮助你们。”［56］在第二次就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杰斐逊再次强调印第安人从事白人式农业耕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人道主义促使我们教导他们农业耕作和家庭技能，鼓励他们从事农业耕作，而仅仅后者就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为他们准备舒适的生活必需，进而改善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为他们提供农业耕作和家庭活动所需的各种用具，在他们中任命指导员来教导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他们也会受到法律的庇护，以反对来自我们中间的入侵者。”［57］

为此，杰斐逊领导下的联邦政府极力推动印第安人进行农业耕作。杰斐逊命令西北领地、密歇根领地和印第安人领地的总督“积极推行”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文明开化政策，并授权向各个部落分派铁匠和其他工匠，以便于维修印第安人的耕犁和其他农具。［58］另外，他支持通过的1802年法令更是成为鼓励印第安人发展农业并文明开化的里程碑。该法令规定：“为了在友好的印第安人部落推动文明开化并确保与其维持持久的友好关系，合众国总统有权以适当方式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牲畜、货物、资金和饲养工具。”［59］依据该法，美国政府每年拨款15000美元，用于为印第安人购买农具，提供农业指导。

19世纪30年代，美国印第安人政策迫使土著民族走上了充满辛酸和血泪的迁移之路，这固然是为了满足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渴求，但其中也不乏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在担任杰克逊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局长期间，埃尔伯特·赫林（Albert Hiring）负责实施印第安人迁移政策。他相信，美国政府当时实施的迁移政策是阻止印第安人部落完全解体和推动印第安人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赫林宣称：“曾经强大且数目众多的印第安人部落正在我们面前迅速消失，如果我们还不接受某些原则来遏制这种解体和毁灭的趋势，那么仍然存在的部落也会难逃厄运。这些原则就是要改变印第安人的居住环境，将他们迁移到西部地区，使之定居于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领地之中，并鼓励他们逐渐接受教育和农业等其他技能。只有通过上述方式，印第安人才能走出野蛮人的生活。”［60］在这些试图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官员看来，文明开化是目标，农业耕作是其重要手段。

19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建立保留地，并将印第安人集中于保留地，于是保留地成为同化印第安人的理想场所。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推动印第安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变，这大概需要25—30年时间完成。这种转变的第一步是自立，为此印第安人必须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农耕生活（后来牲畜饲养也成为另一种选择）。1850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卢克·李（Luke Lee）描述保留地政策时说：在保留地内，每个部落都能够得到“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作为永久的家园。印第安人被局限于保留地内，随着传统生存资源的消失，他们不得不从事农业耕作。机构农场主（agency farmers）、铁匠、技工和教师将会帮助他们转向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机构农场主每年领取600美元的薪水，必须照顾印第安人机构的牲畜，给印第安人分发种子和农具，开办一个“示范”农场。在那里，他们将向印第安人展示如何从事农业耕作，为机构提供粮食，并引导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农场上从事耕作。［61］毫无疑问，保留地制度有剥夺印第安人土地以服务于美国白人社会需要的目的，但与此同时，通过农业耕作的方式推动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也是其重要目标。

19世纪后半期，将印第安人共有土地分成个人所有的份地，并由印第安人耕种，成为当时美国白人社会的呼声。1858年，明尼苏达的印第安人代办约瑟夫·布朗（Joseph R.Brown）提出，如果土著土地不进行份地分配，推行私有化，他们的未来就毫无希望。他宣称：“共有土地是野蛮社会的渊源，单个的农场则是迈向文明的大门。”［62］随后，实施份地分配，将印第安人土地私有化的呼声日益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认可。1876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提出，如果没有土地个人所有制，任何高级文明是否能够存在都存疑，所以应该在印第安人中实施份地分配，推动土地私有化。［63］1877—1881年出任内政部长的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更是份地制的坚定支持者，他撰文强烈批评保留地制度，呼吁终止共有所有权，推动印第安人融入美国社会，并将印第安人没有利用的“剩余”土地开放销售。到19世纪末期，美国政府官员已经达成共识：通过份地制推行印第安人土地的私有化，是文明开化印第安人和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主要途径。他们宣称，份地制会将印第安人从财产集体所有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向他们传播个人主义信念、美国式的财产观念以及节俭和勤劳的习惯，它还会肢解延伸式家庭（extensive family），并促使那些持共有观念的印第安人领导人丧失影响力。份地制法令的主要倡导者道斯（H.L.Dawes）说，只要印第安人坚持土地共有，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如果没有自私自利为基础，文明就难以成长和发展”。［64］

四、印第安人农业转型的困境

在文明开化话语推动下，印第安人面对白人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生存经济模式上被动地做出调整。他们或者接纳白人定居农业，或者拒绝定居农业而固守土著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摇摆于两种模式之间。那些接纳白人农业发展模式的印第安人可称之为开化接纳派，而那些拒绝白人定居农业的土著民族可称之为抵制派，不少印第安人则介于两者之间，可称之为中间派。［65］印第安人农业的被动转型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五大文明部落成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典型。但还应看到的是，19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农业发展中面临着结构性问题，技术、资金、政策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土著农业发展迟滞，最终造成土著民族的普遍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性。

到19世纪末期，印第安人农业面临着耕地面积减少，土地附加值下降的困境。在10个实施份地分配的州，印第安人耕种土地总面积在1910年达到顶峰，总计2131477英亩。1910年以后，除了蒙大拿之外，每个州的印第安人耕地面积都在下降。1910—1920年，蒙大拿土著耕种土地的面积急剧增加，但是其他9个州土著耕地面积减少了667000英亩，达35.7%。到1930年，土著耕地面积下降更是极为普遍。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印第安人土地和附属设施的价值也在降低。在10个实施份地分配的州，印第安人农场的土地和建筑价值在1910年达到峰值，相当于当时白人农场的44%。到1930年，它下降到仅占白人农场的31%。在俄克拉荷马，土著农场价值最高的年份是1900年，相当于白人农场的88%，但到1930年仅为白人农场的59%。此外，1900—1930年间，印第安人农场的机械价值不断增加，但是与白人农场相比，其比重则在下降。1900年，10个实施份地分配州的印第安人农场机械的平均价值，相当于白人农场平均水平的57%。到1930年，这个比例下降为29%。在俄克拉荷马，土著农场的机械价值从1900年相当于白人农场的97%，到1930年下降为46%。［66］

与印第安人农业耕作衰落如影随形的是印第安人对联邦政府的持续性依赖。19世纪末，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的长远目标之一是结束印第安人对联邦政府的依附地位，减少联邦对印第安人的资助。但是实际上，1900—1920年间，印第安人事务局的雇员人数增加了2.5倍。国会对印第安人事务局的拨款从1903年的960万美元增加到1928年的1500万美元。另外，联邦政府建立了印第安人部落和个人的基金，用于条约补偿或者管理其他相关项目，1926年美国政府用于支付年金和不同部落托管的基金，总计达48500万美元。［67］

随着文明开化和强制同化的开展，各个部落原有的多样化生存体制被打破，印第安人农业走向衰落，依附性逐渐加强。波特霍尔德堡保留地内居住着曼丹、阿里卡拉和格罗斯文特（Gros Ventre）三个部落，这些印第安人都居住于固定村落中，“多年来都维持和平生活，并从事农业耕作”。但是由于降雨量的不确定性，1900年的三场干旱导致其耕种的土地数量下降。即使是畜牧业在1890—1904年间迅速扩张，印第安人拥有的牧牛从160头增加到5000头，波特霍尔德堡保留地印第安人对美国政府的依赖性依然越来越深，他们60%的生计来源依赖政府配给。这种依赖性也体现在堪萨斯印第安人身上。他们“拥有上好的土地和众多马匹、马车和农业工具，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良好的农夫。但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整体上的进步却微不足道。允许印第安人出租土地的政策，说明了他们不够勤奋的原因，因为来自年金和地租的收入足以让他们无所事事地生活”。［68］

西北部地区自立程度最低的保留地是1893年实施份地分配的乌马蒂拉。到1900年，“该保留地65个农场中只有20个由印第安人经营，其余农场要么出租给白人，要么分配给白人家庭”。［69］其他土著群体也在不断接受社会救济，依附性极为明显。1936年，在尤因塔盆地，50%~70%的犹他印第安人接受社会救济，或者从联邦公共工程中受益，该部落仅仅耕种8887英亩土地，占大萧条前的58%。［70］魔鬼湖印第安人也是一个例证。1922年，印第安人专员委员会在魔鬼湖游历，对印第安人农场和牧场的糟糕状况感到震惊。该地区的印第安人仅仅耕种5120英亩土地，和1891年耕地面积差不多，其中1/3的耕地属于部落中的5名成员。有专员报告说：“保留地有太多结核病和沙眼患者，太多垃圾，太过肮脏不堪的房屋，太多孩子辍学在家，太多疾病和太过落后。”［71］

在份地分配后，帕帕果人的农业耕作少有获得成功的年份。1931年，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报告说，自从1920年以来帕帕果农夫只在2—3年中成功种植农作物，这迫使他们中很多人依赖保留地以外的就业维持生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帕帕果人就作为家庭佣人和劳工在图森工作，他们还在希拉河、圣克鲁兹、索尔特河谷等灌溉地区摘棉花，在大保留地上为矿产公司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少30%的帕帕果人依赖保留地以外的工作为生。［72］犹他印第安人生活在一个更适合畜牧而不是农业耕作的环境中，白人官员却要求这个人口日益减少的土著群体追求农业理想，其结果可想而知。1895年，代办詹姆斯·兰德利特（James F.Randlett）报告说，在两个面积达到400万英亩的尤因塔-乌雷保留地内，925名安肯帕格里犹他人耕种或者开垦850英亩土地，而442名尤因塔和403名怀特河犹他人耕种和开垦2600英亩土地。兰德利特估计说，犹他人从“文明化活动”中获取的食物仅仅占其全部食物来源的30%，狩猎占10%，60%来自政府配给。［73］犹他人在经历了从多样化生存经济到强制农业转型后，面临着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到逐渐依附于白人的改变，进而强化了该土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

内兹佩尔塞人（Nez Perce）面对份地分配，拒绝欧洲裔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依然坚持群体参与和传统的共有生活，故将其个人所有的份地在市场出售和出租。出售或者出租土地给这个印第安人群体带来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成为许多印第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印第安人开始消费更多的欧洲商品，享受现代定居生活，罐头食品、留声机、威士忌等变成他们的“必需品”。于是，更多内兹佩尔塞人敦促印第安人事务局改变他们的份地出租期限，将土地出售给非印第安人，到1900年初许多“熟练自立的”份地所有者将其份地出售，而不是通过出租获得土地收益，大多数内兹佩尔塞人在将其土地出售给欧洲裔定居者之后变成“无地”印第安人。这导致了内兹佩尔塞部落的依赖性，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内兹佩尔塞人类学家所说，他的族群变成了“机构印第安人”（agency Indians）。［74］

上述部落仅仅是印第安人在农业被动强制转型过程中陷入依附性地位的部分案例，实际上全国印第安人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根据印第安人事务局在1930年的估计，全美国印第安人要过上体面的生活，每年需要8100万美元。而印第安人的实际情况表明，印第安人每年的生产能力，包括农作物、牲畜、林木、矿产、石油、水利、捕鱼、狩猎、毛皮、野生产品、娱乐、手工艺品、家禽、奶产品以及保留地以外的工资收入等，总计为6700万美元。印第安人的最大生产能力与维持合理生活标准的费用之间的差额是1400万美元。换言之，印第安人生产所得根本不能维持合理的生活标准，因此可以说他们生活于赤贫状态。［75］尽管各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印第安人收入低下，保留地笼罩于普遍贫困的阴影中。正如当时的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所说，到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精神几近崩溃的被监护者”。［76］

结语

长期以来，文明开化是美国印白关系演变的主线。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还是在同化融合中，文明开化话语是主导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一种理念，其实践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印白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这种话语体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具有多种思想渊源。另外，这些思想观念的融合与文明开化观念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述李剑鸣、付成双等学者对文明开化话语中的相关思想来源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不过，具体到印第安人农业发展方面，文明开化话语的形成除了受到宗教观念、种族主义等因素影响之外，还与白人农业文明思想密切相关，也面临着印第安人原有农业的挑战。

印第安人农业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北美土著群体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不过，白人殖民者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却忽略这一现实，强调农业耕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阐述欧洲盛行的农业理论，甚至吸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来构建美国白人的文明开化话语。继承了欧洲农业理想主义的美国白人有必要将印第安人原有农业污名化，因为只有如此，白人才能向印第安人灌输白人农业模式，确立欧洲农业耕作模式的主导地位，进而改造印第安人农业。

文明开化话语迫使美国印第安人群体调整其生存经济模式，推动印第安人农业的被动转型。这种转型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包括切罗基人、巧克托人、克里克人等在内的五大文明部落成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典型。但是还应看到，19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农业发展中面临着结构性问题，技术、资金、政策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逐渐削弱，土著农业发展迟滞，最终造成土著民族的普遍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

注释

［1］Francis Paul Prucha，The Great Father：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Francis Paul Prucha，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Formative Years：The Indian Trade and Intercourse Acts，1790-183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Ronald N.Satz，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Sandra L.Cadwalader and Vine Deloria，Jr.，eds.，The Aggressions of Civilization：Federal Indian Policy since the 1880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4.

［2］Roy Harvey Pearce，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American Mi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Francis Jennings，The Invasion of America：Indians，Colonialism，and the Cant of Conques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Bernard Sheehan，Savagism and Civility：Indians and English in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3］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年。

［4］付成双：《现代环境主义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付成双：《种族主义与北美毛皮边疆印白通婚的兴衰》，《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付成双：《白人种族主义偏见与北美印第安人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付成双、刘勃然：《文化观念变迁与北美印第安人同化教育的兴衰》，《世界历史》2024年第1期。

［5］许翔云：《“文明”话语与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史学集刊》2023年第6期。

［6］原祖杰：《试论美国早期的自耕农传统与“农业神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祖杰：《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7］张兰星：《初探北美古代印第安人的原始半原始农业》，《古今农业》2018年第3期；张兰星：《后哥伦布时代中美洲二元化农业的兴起》，《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张兰星：《殖民时期北美印第安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2021年第3期。

［8］Paul H.Johnstone，“In Praise of Husbandry，” Agricultural History，vol.11，no.2 （1937），pp.80-95；Paul H.Johnstone，“Turnips and Romanticism，” Agricultural History，vol.12，no.3 （1938），pp.224-255；Clark Emery，“The Poet and the Plough，” Agricultural History，vol.16，no.1 （1942），pp.9-15.

［9］Chester E.Eisinger，“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ights and Physiocratic Doctrines on American Agrarian Though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Agricultural History，vol.21，no.1 （1947），pp.20-21.

［10］Daniel K.Richter，“‘Believing That Many of the Red People Suffer Much for the Want of Food’：Hunting，Agriculture and a Quaker Construction of Indianness in the Early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vol.19，no.4 （1999），p.609.

［11］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218-224.

［12］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London：Fox，Duffield & Company，1904，pp.49-50.

［13］转引自原祖杰：《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第43-44页。

［14］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om Byran to F.D.R.，New York：Vintage Books，1955，pp.23，28；原祖杰：《试论美国早期的自耕农传统与“农业神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

［15］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Boston：Wells and Lilly，1829，p.172；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vol.5，Washington，D.C.：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1903，pp.93-94，183-184.

［16］Smith，Virgin Land，p.123.

［17］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pp.23-24，28.

［18］原祖杰：《试论美国早期的自耕农传统与“农业神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

［19］Lewis Henry Morgan，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New York：Henry Holt & Co.，1877，pp.9-12，18-27，30-37，40-41.

［20］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第27、45页。

［21］Wayne Moquin and Charles Van Doren，ed.，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p.109.

［22］James D.Ri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Washington，D.C.：Bureau of National Literature，1897，p.1084.

［23］Henry Rowe Schoolcraft，The American Indians，Their History，Condition and Prospects，from Original Notes and Manuscripts，Buffalo：George H.Derby & Co.，1851，p.367.

［24］J.A.Robertson，“The Account by a Gentleman from Evans，” in L.Clayton，V.Knight，and E.Moore，eds.，The De Soto Chronicles，vol.1，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3，p.72.

［25］C.Shelby，“La Florida by Garcilaso de la Vega，” in Clayton，Knight，and Moore，eds.，The De Soto Chronicles，vol.2，p.194.

［26］Robertson，“The Account by a Gentleman from Evans，” in Clayton，Knight，and Moore，eds.，The De Soto Chronicles，vol.2，p.82.

［27］R.G.Thwaites，ed.，The Jesuit Relations and Allied Documents，vol.68，Cleveland：The Burrows Brothers Company，1900，p.137.

［28］John R.Swanton，Indian Tribes of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and Adjacent Coast of the Gulf of Mexico，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1，p.122.

［29］David Rich Lewis，Neither Wolf nor Dog：American Indians，Environment，and Agrarian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34.

［30］David H.DeJong，“The Sword of Damocles：Pima Agriculture，Water Use and Water Rights，1848-1921，” 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07，p.39.

［31］William Strachey，The Historie of Travell into Virginia Britania （1612），eds.Louis B.Wright and Virginia Freund，London：Hakluyt Society，1953，p.67.

［32］Edward Arber，ed.，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President of Virginia and Admiral of New England，1580-1631，part 1，Edinburgh：John Grant，1910，p.363.

［33］Charles C.Willoughby，“The Virginian India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no.1 （1907），pp.82-83.

［34］G.Melvin Herndon，“Indian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 The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vol.44，no.3 （1967），p.283.

［35］William T.Davis，ed.，Bradford’s History of Plimouth Planta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8，p.208.

［36］George F.Will and George E.Hyde，Corn among the Indians of the Upper Missouri，St Louis：William Harvey Minor，1917，pp.91，190-193.

［37］Thwaites，ed.，The Jesuit Relations and Allied Documents，vol.50，p.145；E.B.O’Callaghan，ed.，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vol.1，Albany：Weed，Parsons and Co.，1850，pp.69-70，333-334.

［38］C.Margaret Scarry and John F.Scarry，“Native American ‘Garden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ern North America，” World Archaeology，vol.37，no.2 （2005），pp.259-260.

［39］Richter，“‘Believing That Many of the Red People Suffer Much for the Want of Food’，” p.612.

［40］James Axtell，The Invasion Within：The Contest of Culture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8-149.

［41］Richter，“‘Believing That Many of the Red People Suffer Much for the Want of Food’，” pp.621-622，625.

［42］Barbara J.Roth，“The Role of Gender i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uthwes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vol.62，no.4 （2006），p.514.

［43］Scarry and Scarry，“Native American ‘Garden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ern North America，” p.261.

［44］Herndon，“Indian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 p.288.

［45］Thomas Hariot，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London：Bernard Quaritch，1893，p.23.

［46］Arber，ed.，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President of Virignia and Admiral of New England，part 1，p.67.

［47］Alex F.Ricciardelli，“The Adoption of White Agriculture by the Oneida Indians，” Ethnohistory，vol.10，no.4 （1963），p.309.

［48］Ri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41-43；James Axtell，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Essay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46-53.

［49］Daniel Gookin，“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Indians in New England，”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vol.1，series 1 （1792），p.149；Jedidiah Morse，A 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Indian Affairs，New Haven：Converse Press，1822，p.71.

［50］Richter，“‘Believing That Many of the Red People Suffer Much for the Want of Food’，” pp.612-613.

［51］Pearce，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p.66.

［52］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Eduardo Nolla，trans.James T.Schleifer，Washington，D.C.：Liberty Fund Inc.，2010，p.41.

［53］Lewis H.Morgan，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or Iroquois，New Haven：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1954，p.57.

［54］Theda Perdue，Cherokee Women：Gender and Culture Change，1700-1835，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8，p.111.

［55］American State Papers：Indian Affairs，vol.1，Washington，D.C.：Gales and Seaton，1834，pp.53-54，144，145.

［56］Thomas Jefferson，Writings，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984，pp.559-560.

［57］Inaugural Speech of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4 March，1805，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vol.3，Washington，D.C.：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1907，pp.378-379.

［58］Reginald Horseman，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1783-1812，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7，p.112.

［59］Felix Cohen，Handbook of Federal Indian Law，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p.198.

［60］Cohen，Handbook of Federal Indian Law，p.12.

［61］Lewis，Neither Wolf nor Dog，p.15.

［62］U.S.Department of Interior，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dian Affairs for the Year 1858，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59，pp.30，49.

［63］Francis Paul Prucha，ed.，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2000，p.149.

［64］Colin G.Calloway，First Peoples：A Documentary Survey of American Indian History，New York：Bedford/St.Martin’s，1999，p.355.

［65］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第264-265页。

［66］Leonard A.Carlson，Indians，Bureaucrats，and Land：The Dawes Act and the Decline of Indian Farming，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1，pp.148-150，152，154.

［67］Carlson，Indians，Bureaucrats，and Land，p.173.

［68］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Bureau of Census，“Agriculture on Indian Reservation，” in The 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2，pp.721，723.

［69］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Bureau of Census，“Agriculture on Indian Reservation，” in The 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5，p.738.

［70］Lewis，Neither Wolf nor Dog，p.67.

［71］Carlson，Indians，Bureaucrats，and Land，p.137.

［72］Donald L.Parman，“New Deal India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the Environment：The Papagos as a Case Study，” Agricultural History，vol.66，no.2 （Spring 1992），p.25.

［73］Lewis，Neither Wolf nor Dog，pp.51-52.

［74］Benedict J.Colombi，“Dammed in Region Six：The Nez Perce Tribe，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d the Inequality of Scal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vol.29，no.3/4 （2005），pp.570-571.

［75］George LeMieux，“Land and Allotments，” Indians at Work，vol.4，no.1 （1936），p.26.

［76］John Collier，“Speech to the Commission on Mission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Congregational and Christian Churches-Grand Rapids，Michigan，October 24，1935，” Indians at Work，vol.3，no.7 （1935），p.9.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