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文明区的农牧过渡带相比，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呈现出空间连续性更强、文化交融更深、历史演变更系统的特征。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游牧生计起源后，北方半农半牧区就因异质产业引发的资源竞争，推动了社会组织凝聚与跨区域联合，进而催生了权力集中、制度萌芽，在早期国家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兼容南北的特征与中国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观，北方半农半牧区成为历史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互鉴的中介地带，并通过产业结构调适、文化交融与制度互鉴，推动了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的建构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半农半牧区 交融互鉴 统一多民族国家 整体发展
作者刘壮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办公楼。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地址：咸阳市，邮编71210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历来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和中国北方农牧业地理界线的形成和变动产生了一些共识。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研究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生计方式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至战国时期农牧业地理分界逐渐明晰，并随着农牧力量的消长不断变动。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早期“中国”（华夏）的边界、农牧关系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的探讨。费孝通等认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农业区与游牧区关系的主导，这一关系在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区经常起着进步作用，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统一局面的凝聚力的核心。吴于廑认为，农牧的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农耕世界先进的经济文化具有吸收融化游牧、半游牧、趋向于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赵汀阳认为，农耕区（中原）同时拥有当时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最好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旋涡”，众多相关者相续“主动”地加入游戏成为中国的竞争者，最终形成一个由开放性的中国旋涡所定义的广域中国。以上认识的共同之处，是认为农耕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近年来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古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是在“天下”中国的政治框架下农牧族群交替主导的，农牧族群共同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
上述研究较多关注农耕区或游牧区在中国历史演进中扮演的角色，而要深刻理解农牧族群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定位北方半农半牧区这一农牧过渡地带存在的意义。赵现海认为这一地带是中原王朝的“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这一认识强调了半农半牧区在农牧政权权力建构中的价值，但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是，农牧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是如何实现一体化的。麻国庆、张斯齐认为嵌入和共享是农牧交错地带的主要特征，农牧业生计方式的共生与融合带来经济方式的趋同化，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牧生计方式共享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不过这一地带在历史中国国家建构中扮演的角色仍有待深入考察。
海外中国史研究学界，诸如内亚史、新清史等研究者，经常将中国北方草原人群和中原社会叙事为二元对立的文明结构。然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不可辩驳地证明，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并非二元对立的不同世界。高翔、刘凤云的研究就指出，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而要解释中国历史拥有完整意义农牧文化的历史，驳斥“二元对立”的错误史观，就需要阐释清楚中国北方半农牧半牧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比较欧亚大陆农牧业地理格局，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农牧过渡地带存在显著差异。中亚—西亚地区受温带大陆性气候与复杂地形影响，农牧业呈现零散分布，绿洲农业与高山游牧并存于相互隔离的地理单元，未能形成整体连续的地带性特征。欧洲因实行轮作制实现了农牧生产过程的融合，并不存在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而中国北方的半农半牧区，大致是沿着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中上游—内蒙古东南—冀北—晋北—陕北—宁夏—阴山山脉—鄂尔多斯东沿—祁连山脉，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东缘，形成近百万平方公里规模的一个“半月形”地带。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空间的连续性和产业的可塑性特征，为农牧社会的互动交融提供了一个巨大弹性空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地带并非农耕和游牧二元对立的文化分界点，而是为农牧双方提供了一个相互接触、适应和交融的“中介地带”，有效避免了“以牧代农”或“以农代牧”式替代性交流引发文明断裂的惨重代价。本文拟从北方半农半牧区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开放包容性的民族观念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出发，探讨其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二、北方半农半牧区与早期国家建构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游牧生计方式的兴起，半农半牧区就成为早期中国农牧生产的过渡地带。异质产业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使农牧族群之间产生了关键生产资源的竞争，分散的原始部落难以独自抵御外部冲击、维护生存利益与拓展发展空间，强化社会组织凝聚与跨区域部族联合成为历史必然。这种基于生存需求的族群整合与协作，推动了权力集中、制度萌芽与公共治理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早期国家建构的核心动力与关键契机。
（一）中国北方生计方式的转变与半农半牧区的形成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4500年之后，由于气候转向干冷等原因，长城地带经历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生计模式的转变。在西北的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时期采集狩猎经济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的种植业所占比例明显上升，而到辛店文化时期畜牧业的比重明显升高，卡约文化时期种植业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并出现了游牧业。在鄂尔多斯地区仰韶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如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台子梁遗址等，表明畜牧经济已经占有重要地位。
同一时期，更南部的石峁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斧、铸、凿、刀等生产工具，说明牧猎经济在该古文化先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陕北榆林地区从庙二晚段时期（距今约4500年）开始，先民很好地接受了经过欧亚草原传入的绵羊和普通牛，并很快发展成为在当地生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畜牧经济。先秦陕北长城沿线区域人们生业模式的演化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1）仰韶时代至龙山早期，生业模式为农业（种植和家猪饲养）和渔猎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经济；（2）龙山晚期，随着草食性动物羊、牛的传入，依托于定居农业的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农牧混合的生业模式；（3）夏代至春秋中期，农牧混合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可以确定的是3.0kaB.P.之后仍有较为发达的农业；（4）春秋晚期之后，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模式开始出现。在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后期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的比重大幅上升，而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畜牧经济的比重上升超过农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混合型经济类型。北方半农半牧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长城地带的先民们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第二阶段，从龙山时代到晚商，长城地带由于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和家马的出现等因素，原始农业走向衰落，游牧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独立生产部门，农牧族群的矛盾开始凸显，早期国家形成；第三阶段，晚商至春秋战国，农牧产业之间的矛盾成为刚性问题，农牧区的界限逐渐明晰。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力量的持续壮大，叠加纬度与经度地带性的双重影响，农牧产业和人群的地域分异不断加速。战国时期，随着秦、赵、燕、齐对戎族的斗争，原生活在关中、洛阳周边及太行山一带的戎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退出中原地区，进入半农半牧区或蒙古高原，同时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不断壮大走向联合。因此，在产业格局上我国自北向南依次形成了草原游牧区、半农半牧区、旱作农耕区和南方稻作农业区四个单体面积最为广阔的产业区。中国北方的半农半牧区介于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成为农牧两大生存区之间天然的缓冲区域。考虑到半农半牧区的南北纵深，粗略的面积估计大概有百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区，年降水在200—400mm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气候特点对该区域产业的形成产生了基础性的作用。同时，处于气候和降水的过渡性地带，又使这一区域的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特点。故而，处于农牧过渡地带的半农半牧区具有较高的可塑性特点，对农耕和游牧人群均具备较强的吸引力，成为农牧族群和文化交融的中介地带。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北方的半农半牧区分布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均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特殊地带的形塑的过程，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存在密切关联。
（二）北方半农半牧区的资源竞争与早期国家建构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地带生活的先民们，由原始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畜牧业为主的生计模式转型的过程，是同长城地带气候变迁、人地关系矛盾凸显、生存资源竞争加剧、异质产业矛盾升级和文化冲突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原始先民为应对生存挑战，就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原始部落由分散走向联合成为必然。自仰韶时代晚期，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血缘社会组织，走向区域联合的地缘政治结构，出现了军事联盟和早期国家形态。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4500年至3000年之间，游牧业逐渐在蒙古高原上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介于农耕与游牧区之间的区域就成为最易受冲击的前沿地带。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为应对游牧人群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冲击，就需要组织、动员族群力量，联合其他部族应对生存危机。为应对生存危机而出现的社会动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等地出现了大量的石城。据韩茂莉统计，仰韶文化晚期石峁遗址及其毗邻地区“有分布在包头附近的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威俊等遗址，分布于黄河南岸鄂尔多斯与陕北的有寨子讫旦、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塔、寨子上、朱开沟Ⅶ区二期、寨峁、郑则峁、石摞摞山、后寨子峁、李家崖、寨山、金山寨等石城遗址”。据孙周勇统计，陕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数量有七八十处，仅在石峁遗址所在的秃尾河流域调查并确认的石城聚落就有桃柳沟、庙石摞子、石摞子、石坻、寨合峁、虎头峁、薛家会、高家川、寨峁梁、白兴庄等10余处。这些石城聚落的修筑，需要成熟的区域社会组织权力的支配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石峁古城为例，筑城使用石料约12.5万立方米，建造城墙需要100719.4天／人。石峁遗址虽规模宏大，石峁统治者需要从周边聚落征调大量居民进行城墙修建，在神权或王权的督导下修建大型公共设施暗示着石峁社会已高度复杂化，已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韩茂莉认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自内蒙古中部到陕北出现了大量石城，石城大量出现是对抗与防御的结果，石城修筑时间从内蒙古中部到陕北、自北向南地渐进推进，从黄河沿岸伸向窟野河、秃尾河中游，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的防线上，每座石城不是孤立存在，周围有从属聚落。以不同寻常的规模展现其自身地位，石峁城或属酋邦中心，在防御背景下实现了内部联合，完成社会共同体的建设，从某种层面来讲已具备国家雏形。这一历史进程的演进，正是根源于半农半牧区生存资源竞争和农牧产业格局的转变而发生的。因之，基于生存资源竞争和异质产业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原始分散社会组织由血缘向地域、由城邦向早期国家发展的重要契机。因争夺生存资源爆发的暴力冲突不断加剧，那么应对外来冲击，保护部族利益，拓展生存空间就不是原始分散部族所能独立承担的，社会组织和区域联合的强化就成为必然，这也是早期国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故此，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早期国家的出现，是伴随长城地带气候变迁、人地关系矛盾凸显、生存资源竞争加剧、异质产业矛盾升级等一系列问题交织博弈的结果。由此，农牧族群在北方半农半牧区的互鉴交融，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演进最为持久的因素。
三、北方半农半牧区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观
三代以降，尽管农牧业的地域分异使农牧区之间的界限不断明晰，但是由于华夏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长期对混合经济文化类型人群（戎、胡）的大量吸纳，也深刻影响了先秦时期民族文化观的形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天下观”和夷夏可以相互转换的开放观念。
对比东西方早期文化差异可以发现，在西方跨族群文化交流中对待“他者”存在较强的“排异”性机制。如，德国古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研究指出，尽管古埃及与其相邻人群在经济上存在着相互交换，但是古王国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看待埃及之外的人群是“绝对的外国人，与他们的任何关系都是不可思议的”，将埃及之外的人群、社会和文化描述为“异者”“他者”习惯与思想的“其他人”。再如，斯基泰文化也是“非常反对实行外人的风俗习惯”，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述中记载了安纳卡西斯（Ana Charsis）和斯基勒斯（Skyles）两个斯基泰人的故事，他们在希腊“入乡随俗”了，接受了希腊的宗教仪式，返回后双双被杀。这种将“他者”视为“异己”的文化特点，在后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所谓“异教徒”被看作是无法被容忍的存在，甚至引发了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矛盾冲突。这种东西方民族文化观念的差异，是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历史，构建为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先秦文化中，对待不同民族的观念集中体现于“夷夏观”，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人种、种族的概念，往往是根据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划分为不同地域间的人群关系。《礼记·王制》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从这段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所谓“夷夏之别”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与“火食”“衣皮（羽毛）”“穴居”“粒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根据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服饰、语言等特征，将“中国”周边的人群按照方位划分为戎、狄、蛮、夷。实际上，这种认识同苏联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C.Π.Tолстов）等，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内涵有很大共通之处。他们将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定义为，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有近似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特征综合体。其中，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族群的物质文化特点，决定着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类型，交通工具和搬运重物的方式，以及饮食和用具、衣服、鞋帽和装饰等。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超种族、超地域性的特点。潘光旦也曾经指出“诸夏初起时，夷夏杂居，周即其例，故夷夏之分不严，而地域远近之分，则为一必须顾到之事实。唯其不甚分夷夏，而只分远近，其他族得进而为夏，以至为汉。”夷夏杂居，地域相近，彼此有充分了解的机会，“他族”可以进而为夏，夏亦可变之为夷，夷夏并无优劣之分，表明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观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历史时期，“夷夏观”也在不断发展，至唐以后根据戎、狄、蛮、夷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在北方半农半牧区又出现了用“生”“熟”区分不同人群的概念。所谓“生”的异民族，就是野蛮、不驯服的“他者”，而“熟”的异民族，就是愿意接受汉文化或归顺中央王朝统治的“他者”。自汉代起游牧人群通过各种方式“款塞”内附，到唐以后为了将生活在半农半牧区的这些人群区分开来，便出现了“生”“熟”的概念，如黑水（生）靺鞨、粟末（熟）靺鞨，黑（生）鞑靼、白（熟）鞑靼，生女真、熟女真等。因而，中国古代所谓的“夷夏之别”，往往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来加以区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趋同，为农牧人群由矛盾冲突到互补交融提供了可能，为“以夏变夷”提供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路径，避免了种族主义的发生和对立。故而，通过在半农半牧区的文化调试，农牧区人群反复进入和溢出，就构成了历史中国一种重要的生长方式。
经过秦汉时期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再到“独尊儒术”等一系列的改革，中国作为一个在政治、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着整体认同的共同体已经成形了。许倬云先生认为维系中国延续的力量有三：经济网络、政治精英和书写文字；葛兆光则从制度、文明和社会三个角度进行了讨论。这些对中华文明核心要素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中国”周边能够不断被卷入这一文明“漩涡”之中的重要作用力。中华民族文化观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解释夷夏之辨就不能强调严夷夏之防，将华夷观固化，而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进夷狄于中国”，实现华夷一体。因此，在历史中国的语境中“戎”“夷”“蛮”“狄”是区别方位、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概念，而不能将其直接解读为现代民族概念。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壮大的文化根源。
三代以来，在“天下”“四海”“夷夏”观等思想基础上，孕育出了“大一统”的观念。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生活在半农半牧区的游牧人群在进入中原后，“正统”“入华”成为华夷交融和各分裂政权政治实践的基本进路，并在隋朝重归一统。在华夷交融基础上建立的隋唐“大一统”王朝，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隋朝的建立者杨坚，被突厥人及其附属部落尊为“圣人可汗”，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践行“华夷共主”“华夷一尊”的政治实践，被尊为“天可汗”，突破性地发展了“大一统”的实践。辽金宋元时期，争夺中国“正统”实现“合九州居正统”是各政权政治实践的共同取向，并在元朝实现了空前的一统，也是元朝文化多元和疆域面积空前广阔的主要因由。清朝突破了“华夷之别”的政治实践，强调“华夷一体”，在塑造“天下臣民”、整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改变了传统王朝对“夷”的管理模式。历史中国就是这样，不断丰富着“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因此，在中国文化范畴中，对待“他者”文化的“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历史时期中国不同人群的大融合提供了文化前提和理论基础。
因此，无论是来自蒙古高原武力强盛的匈奴、突厥、蒙古，还是兴起于农牧混合地带的羌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满人等，都未曾自外于中国，而是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不断继承和实践着中国传统国家的建构。在国家建构的实践中，政权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半农半牧区是必须着力经营的区域。半农半牧区由此成为彼此交往交流交融最为典型的中介地带。北方半农半牧区之所以能为农牧文化交流互鉴充当缓冲区域，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只有在历史语境中解读历史中国，才能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作出正确阐释”。部分西方学者之所以将中国北部游牧民族发展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与“中国”二元对立的“内亚史”序列，根本原因是对待东西方“他者”文化差异和对中国民族文化观的错误认识。
四、北方半农半牧区与兼跨农牧区的“大一统”国家建构
农耕地区富庶的物质条件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于不具备稳态结构的游牧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游牧区优质的畜牧资源也可以弥补农耕社会的不足。北方半农半牧区的存在为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对接和交融提供了条件，中国历史上农牧产业结构的调适、文化的交融和制度的互鉴等在这一地带得以完成，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北方半农半牧区与农牧区产业结构的调适
先秦时期，农牧族群的产业结构调试就已经在持续进行。西周时期，关中处于农耕人群和混合经济人群（戎族）杂居的状态，不同人群普遍兼营农牧业。秦人的祖先就曾为周王室专营养马事宜。到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秦国周边的戎族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历史文献中以猃狁、犬戎相称者。他们漫无栖止，名寓贬义，采猎游牧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社会发展阶段相对比较落后。在产业和地域上，他们更多地保留了草原和游牧文化的特色。二是长期散居农区周围者。这些处于半农牧区的戎族，多以其所居地命名，如邽戎、冀戎、义渠戎、原戎等。他们“因地殊号”，有着比较固定的活动地域，大多宜农宜牧或农牧兼营，往往“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形成了比较封闭的农牧自足性社会。由于长期处于农区周围，有机会接触较高的社会经济文明，且不时有中原人进入这些地区，融入戎狄部落，给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农牧兼营的产业结构使这些戎族能够城郭而居，相对定居的生活也有利于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积累。三是久居农区的部族方国。他们保持了与华夏大致同步的社会发展水平，如犬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由于秦人与周边的这些戎族彼此联姻，往来密切，并在兴起过程中通过多种举措不断吸纳戎族人口，在产业上也吸收了大量畜牧业因素，为秦提供大量战马等畜牧战略资源。实际上，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大量戎族与华夏（燕、赵、齐）的融合基本上也遵循了这种模式。
秦汉时期，河套、鄂尔多斯高原、河西走廊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农垦活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五万家云阳”；秦始皇三十六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汉文帝时，“募民徙塞下”；汉武帝时期，先后七次徙百万之众至北部边疆屯垦戍边。农耕区的大幅北推，尽管导致了畜牧业的生产空间不断缩减，给不适宜农耕的鄂尔多斯高原等地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但也使河套平原、宁夏平原及河西走廊等适宜农耕的区域成为“永久性”农耕区，使半农半牧区的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
东汉以后，西部羌人不断内迁，安帝以后，陇右陕北一带的汉民内迁至渭河流域，大批匈奴、羌人，包括乌桓、鲜卑等入居其地，西北农耕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内缩。南匈奴内附后，居住在“缘边八郡”，到东汉末年继续南下，进而分成河东的于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魏时分为“五部匈奴”，西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匈奴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羯族亦随匈奴迁入山西，主要分布在上党、武乡等地。魏晋之际，西北地区的羌和氐，逐渐进入关中泾渭河流域。西晋时，中国北方形成了农牧人群大杂居、大融汇的情况。羌人主要分于雍、凉、秦、益四州，即甘肃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地区。宁夏、陕西主要有羌、氐等，山西主要有匈奴、羯等，鲜卑盘踞在晋北、河北北部和辽东地区。东汉以来，游牧人群由草原到半农半牧区，直至进入中原腹地，在他们渐进式内迁过程中与农耕人群的交融不断加深。如，拓跋鲜卑，在漠南代北一带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生活，逐渐完成了由游牧行国向农耕邑居的转型。游牧人群的内迁，使中国北方农牧产业结构再次得到合理调整，畜牧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耕牛得到大量补充。随着耕犁形制和技术的改进，降低了生产资料投资成本，将两汉时期国家和豪族等少数人能够使用的铁犁牛耕技术推向大众。再如，契丹在唐至五代已经开始关注和发展农耕。据记载，8世纪中叶（开元天宝间），契丹首领雅里就曾“教耕织”“究心农工之事”，尽管此时种植业的比例仍然非常有限，但是说明其已开始关注农耕。唐末，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到阿保机的叔父释鲁（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此外，唐朝对契丹内稽部、松漠部、契丹别部、乙失革部、曲据部等五个内附部落实行的编户化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内附契丹人的农耕化。阿保机立国前后，大规模吸纳周边农耕人口，农耕为契丹政权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特殊时期外，进入半农半牧区的北方草原人群往往农牧兼营，不仅弥补了游牧经济的不足，也调整了纯农业区的产业结构，使农牧文化在半农半牧就有了比较充分的交融。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半农半牧就成为需要重点经营的战略地带，并形成对尚处在北部边疆游牧人群的屏障，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无不如此。故而，北方半农半牧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原农耕区免受冲击和文明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北方半农半牧区与农牧文化的互鉴交融
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和戎”和战国时期赵国的“胡服骑射”等，均是北方半农半牧区夷夏交融的典型事件。秦汉以后，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都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性演进的历史。即便是那些没有整体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也在努力吸收农耕文化，并对其社会演进产生深刻影响。两汉时期，匈奴境内出现了大量包含中原文化因素的城址、宫殿建筑，以及墓葬等。魏晋之际，鲜卑各部进入北方半农半牧区后，逐渐转向了农耕邑居，并开启了其华夏化进程，特别是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通过不断改革，全方位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之中，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大交融的典范。再以回鹘为例，自唐太宗时起回纥人就采取了“款塞”入贡的交往方式，唐太宗亲自前往灵武“受其降款”，并“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回鹘早期以游牧经济为主，社会结构较为简单，随着与唐朝的长期交往，回鹘社会得到长足进步，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据记载，“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在回鹘境内，由于唐朝和回鹘之间的“绢马贸易”使回鹘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输入回鹘社会的绢帛等财物数量巨大，大量社会财富的积累，使回鹘社会内部阶层分化明显。回鹘贵族长期居住在长安的不在少数，他们在京师“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编素”，“被我文绩，带我金犀”，早已淡化了游牧生活的色彩。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交融与中外交流的空前繁荣，隋唐时期中原社会也融入了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因素。唐朝以后，儒释道文化在北方半农半牧区的影响持续加深，辽金元清时期儒释道文化突破了农牧文化的界限全面进入草原社会，成为草原社会精神世界的重要内涵。
可见，自先秦以来，以文化认同为标准的华夷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农耕和游牧文化之间具有相互兼容的特点。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融，有效地弥补了农牧族群文化的短板，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让中华文化既有厚重感的同时又富有了张力。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的存在，为农牧文化的交融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无论是唐以前农牧文化的交融，还是唐以后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人对于儒释道文化的推崇，都说明北方半农半牧区对于推动农牧文化的交融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演进起了关键作用。
（三）北方半农半牧区与农牧社会的制度互鉴
先秦时期，中国北方夷夏杂居的情况非常普遍，为“因俗而治”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西周的统治秩序中，就有直辖的“王畿”、诸侯封地、周边诸戎治等，对待不同的人群治理方式是多样化的。《国语·周语上》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周王与诸侯国之间，根据亲疏远近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不同的等级，规定了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等权利与义务，以构筑起“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天下秩序。再如，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在封建鲁、卫二国时，准予二者“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建晋国时，准予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均是因其故俗制定的统治制度。另外，周王朝对待国人和野人的管理也采取了因宜为治的方式。这种制度设计虽然等级森严，但是也深刻影响了先秦时期“五方之民”夷夏观的形成，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以周王为核心的天下秩序。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壮大，他们采用“因俗而治”的策略，将大量生活在北方半农牧半牧区周边的戎族融入华夏文化之中。以秦为例，对于游牧渔猎色彩浓重的验犹、犬戎等采取了攻、逐、伐等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使这部分力量很快撤出了关中农区；而对关中周边半农半牧区的诸戎，则使其承认与秦之从属关系，采取保留其部族首领和社会习俗，用“以戎治戎”的方式比较平和地解决了秦戎之间的对立，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交融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久居关中的诸戎姓方国，虽仍以戎称之，但早已融入秦国社会之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周、秦并无多大差异，成为初秦关中居民的主体构成之一，到战国时期秦周边的诸戎在关中已是秦、戎莫辨。春秋战国时期，赵、燕等诸侯国在处理与半农半牧区戎、胡的治理方式也大体如此，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灵活处理。先秦以来形成的这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因宜为治”的制度传统，为后世农牧社会制度的互鉴奠定了重要基础。
两汉时期，对进入北方半农半牧区草原人群的治理，创设了典属国、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匈奴中郎将、都护、藩属（南匈奴）等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草原人群大量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其制度建设出现了一项重大变革，即所谓“胡汉分治”的出现。“五胡”实际上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前，已经是久居半农半牧区，甚至是久居中原腹地的族群。因此，在其建立政权之后对农牧文化的优势有充分认识。如，东晋隆安五年（401），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欲称帝，其安国将军鍮勿仑劝谏曰：“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安国将军鍮勿仑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农耕经济的重要性，建议秃发利鹿孤将鲜卑人和汉人分而治之，将晋民处之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而鲜卑人则“帅国人以习战射”的策略，进而达到“农富国，牧强兵”的目的。这种将农耕和游牧人群“分而治之”的策略，正是“胡汉分治”的思想渊源。十六国时期的多数政权均存在明显的“胡汉分治”体制。这些进入中原的草原人群建立的政权在中原争夺“天下共主”的“正统”地位，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实践，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最终成为争夺中华正统的胜出者。此后，中国北方农牧族群独立发展的进程基本走向终结，而实现“兼跨农牧”的“大一统”国家建构成为农牧政权的共识，因此，所谓“内亚”也便不是独立于中国历史叙事之外的理论所能够诠释的。
隋唐王朝，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农牧交融的基础上建立的统治，在制度上借鉴和发展了农牧制度传统，并在唐前期实现了“兼跨”农牧两大区域的国家建构。源出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更是以“中华正统”自居，并持续为实现“兼跨”农牧区的国家建构而努力，这一历史使命最终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得以实现。辽朝的“蕃汉分治”制度，元代的行省制度，清代的盟旗制度等，都是农牧制度相互借鉴交融创新的结果。清朝入关以后，其统治者并不回避其“东夷”出身，在前代基础上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将传统的“华夷中外”界定为区域的划分而非对人群的认定，并将这种划分与“大一统”国家建构，以及王朝国家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创性地扬弃传统的“中外华夷”观念。清朝在完成农牧区疆域一统后，通过满蒙联姻解决了农牧人群在政治认同上的分歧、通过裁撤卫所实行州县蒙旗制度逐步破除了“封禁”的耕垦政策、通过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将宗教管理纳入朝廷的直接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层面全面推动了农牧区的“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演进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结语
从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性看，尽管有南北政权对峙的时期，但是北方半农半牧区也为农耕和游牧双方提供了一个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介地带。农业作为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可以保证经济社会的有效供给，但文化上相对仁弱、因循、保守，而畜牧业的存在可以弥补纯农业结构的不足。先秦以来形成的“开放性”的民族文化观和“因俗而制”的政治文化，结合半农半牧区兼具农牧产业优势的特点，使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演进并未因政权的南北对立而中断，农牧双方通过产业调试、制度互鉴、文化交融和政治认同趋同等使农牧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历史上，北方半农半牧区农牧文化的交融，始终是中国历史整体性发展的重要组成。即便在农牧区对抗最为激烈的汉武帝时期，汉匈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并未中断。《史记》载，“武帝即位……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前133）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再如，虽然宋、明王朝疆域内缩，却催生了边疆地区的茶马贸易、马市、民市交易的繁荣。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缺乏马匹边疆防御就难以稳固，而畜牧区则缺少基本的生活资料，双方基于生存需求催生了互市贸易的繁荣。就此而言，双方互通有无，能够构建良好的互市机制。因此，尽管在分裂时期存在不同政权的分立，但农牧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却从未中断，双方通过互通有无实现交融，客观上也推动了彼此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为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相互熟悉、相互适应的过渡地带，调和了双方的矛盾。相较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农牧过渡地带，中国北方的半农半牧区是空间连续性最强、文化交融程度最深、历史整体演进最为系统的农牧过渡地带。其兼容南北的特征，使农牧两种文化在产业结构上有了调适的空间，在文化上互鉴交融，在制度上相互借鉴交融创新，推动了历代王朝传统国家的建构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故此，对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存在价值的重新认识，对于正确理解农牧族群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修正西方“内亚史观”的错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新思路。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