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研究方向为故事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世纪50年代起,笔者就被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的奇丽山花所深深吸引，投身于故事学的垦拓耕耘不息。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问题，笔者70年来所开展的自主知识实践的探索可以归纳为从解读故事文本到追踪故事传承的学术史历程。
一、故事诗学的提出与文本实践
正如笔者在《民间故事的诗学解读》引言中所写的:“我在浩瀚无涯的中华故事海洋里畅游几十年，常被它们既富有奇趣又饱含良知美德的艺术世界所深深吸引，以至乐而忘倦，仍觉得其中还有许多潜藏的诗情哲理耐人追寻，还有不少文化之谜有待破解，近年在故事学研究中提出的‘走向故事诗学’即源于此。”笔者正式提出“故事诗学”是2020年第5期于《湖北大学学报》刊出的《走向故事诗学》一文，随即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在此期间，笔者和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心理学专业的老伴陈丽梅满怀兴趣，从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集成资料中，按“奇趣、良知、美德”的六字标准，精选中国多民族的故事文本，交付长江文艺出版社、重庆少儿出版社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推出，并着眼于雅俗共赏的体例，同选取的相关故事佳作文本对应交融，撰写成“故事诗学解读”的评论文章陆续发表。孙正国教授对这项研究给予热情关注。到2023年，由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1994级硕士、任职于福建高校的陈宜安女士主编《终身教育》月刊，为充实这个由福建省教育厅主管的特色刊物，商定在该刊设立专栏，连载“民间故事的诗学解读”系列文章，每期一至三篇不等，《民间故事的诗学解读》所收录的34篇论文即是专栏论文。笔者虽是主笔，也吸纳了祝秀丽、李丽丹、一苇、杨佳棋等中青年学人参与执笔，称得上是民间文艺学苑中一项不同寻常的笔会。
这里试以《蝴蝶泉》故事的评说为例。《蝴蝶泉》是关于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一个著名景点的传说，讲的是一猎人见义勇为，英勇下海斩杀蛇妖，救出两位年轻女子。为了报恩，女子们主动提出以身相许，遭猎人拒绝，而后双双投海而逝。猎人得知此事后，为两位女子的至情所感，也纵身投海相随。不久在湖面上出现了三只彩蝶，互相翻飞追逐，成为一道靓丽而发人深思遐想的景点。白族自古以来就有崇敬本主神的习俗，猎人杜朝选就是周村的大本主神，当地还有他的神庙和塑像，伴随口头传说和蝴蝶翻飞的靓丽景色而常驻人间。笔者在解读中，首先想到中国古代李寄斩蛇的传说，后来又联想到现代社会中英雄与美女的婚姻爱情传奇，便在文章中激情迸发地写下了这段话:“联想到在中国革命征程中，那些原本倾心相恋却因斗争的曲折艰险而错失机缘未能结成美满婚姻的男女英雄的坎坷人生，由《蝴蝶泉》故事和相关景物及民俗信仰，不能不激发起撼动人心的绵绵情思。”
近期细读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联系笔者在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海洋中畅游几十年的感悟，在某些方面又激起一些思绪。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时代，讲故事活动已经衰落。但他对此前时期讲故事活动的文化机制的考察，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他认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的人都要汲取养分的源泉。”因此远行者必会讲故事，而守在家里安安分分过日子又了解当地掌故的人也会讲故事;见多识广的人带回远方的传说，和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常常融合在一起。农民、水手、工匠等亲身的经验和别人转述的经验，再加上故事流传使之成为听故事者的经验，于是这些口述故事的内容就包罗万象了。本雅明特地将社会文化中的新闻和讲故事做了一番有趣的比较:“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那一刻。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它完全屈服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故事就不同了。它是耗不尽的。它保留集中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释放出来。”
这就是一些古埃及故事在数千年之后还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的原因。各国民众所共享的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传说，多数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珍视，本雅明的早期论断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性。
二、故事史视野下的学术探索
笔者半个世纪学术生涯中的追故事，除搜求浩繁的古今文本纵向梳理其生活演变史，横向做跨国跨民族比较，以及近几年来选取代表性文本给予诗学解读之外，还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口述故事传承奥秘的探究。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民间文艺传承人的理念开始受到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关注，笔者当时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学协会主席和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受到较深刻的启示，便在故事学研究中围绕传承人开拓了新的学术热点。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2009年在给笔者所著《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作序时特地写道：
刘守华故事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伴随着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的步伐，其研究对象和题材不断拓展。在书写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藁城区的耿村，湖北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刘守华虽然不是故事村和故事家的直接发现者，但他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及时地写了《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文章。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1985年10月20日，《民间文学》杂志社率先举办了“《金德顺民间故事集》及故事家座谈会”，第一次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界对故事家的新主张、新见解公诸于世。发表在《民间文学》杂志1986年第3期刘守华的发言《刘德培与金德顺》着重讲了故事家讲述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的艺术风格。而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少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发和教益。
笔者的“追故事”即投身于故事学研究，从撰写《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到纵向的故事史梳理、横向的跨国跨民族故事比较及类型解析，再到故事选粹的诗学解读，其着重点可以说均以探究学人搜集整理的故事文本为主，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中，随着乌丙安发表《论民间故事传承人》，朝鲜族民间故事家《金德顺故事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以及中国故事学会以故事家研讨为中心的全国年会的举办，等等，于是对故事家及故事传承人的研究才蔚成新风，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园地百花争艳、异彩纷呈。
笔者所在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大力赞助王作栋采录鄂西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老人的全部故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第二本农民口头传承的故事专集。几年间，刘德培的故事在多种报刊纷纷选载，他不但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故事家称号和民间文艺成就奖，笔者撰文在日本学刊进行表彰，中日相关学者长途驱车亲临鄂西山村登门拜访，听他讲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制作了一部专题纪录片，在考察中认定其为“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曾聘请刘德培为硕博士研究生讲故事和作学术报告，黄永林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程秀莉以他的故事传承为题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刘德培去世20年后，笔者主编选辑的《中国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研究集》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使这位“国宝”级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艺术智慧之光永耀人间。笔者主持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期间，依此思路，率领民间文学专业师生不辞辛劳，先后实地考察宜昌夷陵区的刘德方，支持地方政府编纂口述故事集《野山笑林》于北京出版，被誉为宜昌三峡地区最具活力的民间故事家。又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偏远山村，考察土家族女故事家孙家香老人，指导其侄子肖国松采录整理出版《孙家香故事集》，孙家香成为以讲述民间童话为主誉满全国的土家族女故事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编纂歌谣、故事、谚语三套“民间文学集成”的热潮期间，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还发现并建设了丹江口市“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宜都县青林寺谜语村”和“武当山吕家河民歌村”这三个“民间文学之乡”，这样就合称为湖北省跨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推进民间文学事业的“三家三村”，以其深厚的荆楚文化底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为世人所称道。笔者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专业的陈建宪、黄永林和攻读民间文学硕博士学位的一百多位学子，在重视民间文学活态传承这一学术理念的积极推动下，纷纷走出书斋，奔向田野，既充实了自己的学业，也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做出了实际贡献。在列入省市级、国家级的民间文学非遗保护名录中，由华中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师生参与考察研究评审的就达二三十项，并受委托负责完成的《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由武汉市人大讨论通过施行。在新编供本科生、研究生使用的《民间文学教程》《故事学纲要》等教材中，也充实了有关非遗保护的章节，收到了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效果。由此，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中国本以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知名于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卓有成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有力地推进了这一文化热潮。中国政府2004年加入这一公约后，2005年由国务院发布通知，在全国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大文化工程，以笔者为学科带头人的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以敏锐视野整合全校相关学科，2006年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为首批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高校之一，获得学界赞誉。民间文艺本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新中国建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华中师范大学于1960年开始建设的民间文学专业，便顺理成章地投身于这一宏大文化工程而具有更积极的影响了。
三、故事传承人的调查与研究
近年问世的《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十卷本）》，系笔者选录70年来发表的400多篇文章和出版的10多种论著汇编而成。仅《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所论评的古今故事文本而列入索引的就达449篇，其他论著所引入的故事篇目估计总数在千篇以上，它们均属民众心灵智慧和口头语言传承的艺术结晶。笔者直接利用的虽是书面文本居多，却也同多位故事家结识直接采录他们的故事，刘德培是老相识，从邀请他参加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活动到聘请他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莫不是以聊故事为中心话题。直至他安详离世，已是白发老人的笔者仍率领省民协工作组长途奔赴鄂西山区，通宵参加“跳丧”送他上山安息。
孙家香临近80岁时，笔者和老伴带着学生长途驱车前往湖北恩施长阳山村孙家香家中，探访问候这位女故事家。当时她正在高山坡地劳作，立即赶回家来，连头上的斗笠也来不及取下就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听说她家婆媳关系不佳，老伴就特地在布店买了一段深色布料专门送给她做衣服。她开口讲起来就如同拧开水龙头那样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连我们中间插话叙家常的机会都没有。在恋恋不舍告别时说：“你们是专门远道来听我讲故事的，所以我要多讲几个给你们听。”最后还唱了几句山歌道别：“马跑十里铜铃响，人不留人歌留人。”因居家生活有困难，长阳县政府把她安排在养老院里养老并传承故事。
对民间故事从口头语言到书面文本的形态转换及故事讲述家个性特征的研究，已构成现代民间文艺学的鲜明标志。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以高度尊重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将发现并积极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作为重要一环，分级设立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给予有效保护，已成为文化共识而享誉世界文明史。据初步统计，自全国施行编纂《民间文学三大集成》、开展民间文学普查以来，所获得的民间故事已达183万余篇，符合故事家标准的传承人达9900余人。许多传承人为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关注中国近现代各民族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凸显了其中国化、民族化的鲜明特色，为学界所称道。除就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这三位被评定为国家级民间故事传承人分别撰写专论外，还完成了32位各民族著名故事讲述家综合考察的长篇论文。它是在全国普查民间文学获得充分活态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运用比较故事学方法，在故事传承上，概括出如下特点：中国故事传承的男性色彩更浓重，社会性更突出；同书面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代风云变化的关联性更强。世界各国民间文学传承有许多相一致的地方，而各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风采，也会在这个窗口展现出来。
跨国跨民族故事比较，也十分关注故事传承领域。1993年春，笔者曾和日本民俗学会会长野村纯一等几位学人组团，前往日本远野县民话之乡和中国鄂西伍家沟故事村专门考察当代民间故事活态传承，随后在东京勉诚社出版考察报告《中日昔话传承之现状》，受到学界好评。民间故事是一种基于口头传承的叙事艺术，因此故事学研究不能只限于研究文字记录写定的书面文本，而应由表及里探寻由故事讲述者和听众双向交流所构成的传承过程。正如《大英百科全书》民间文学条目所指出的，“对于民间故事，一个收获比较大的方法是研究讲故事的人和他们的听众。”因此故事传承研究日益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视。
笔者在追故事中对传承人的关注，同生活于偏远地区诸多民间故事传承人结下了深厚情缘。山东4位著名女故事家之一的尹宝兰，因会讲故事、爱讲故事而深受乡民爱戴，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撰文对她予以表彰，并将她和《意大利童话》中一位女主讲人麦西娅作比较而予以彰显，使其声名远播。她的故事都是由她的孙子王全宝采录写定的。她年逾九旬离世，2024年8月王全宝按祖母的遗嘱，带着一本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她的口述故事集《老虎背媳妇》，还有她家自制的烙饼，特地远道前来武汉笔者寓所致谢交流，使笔者深受感动。
可喜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在已有丰厚成果的基础上，仍致力于继续推进对诸多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项目传承创新实践。由孙正国教授及其弟子胡玉青合著的《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志》，就是一项值得学界关注的重要成果。涉及的故事家有刘德方、刘为芬、罗成双、罗成礼、葛元起等5位。至于刘德培、孙家香的故事专集早已问世并广受好评。该书给这些民间故事传承人及鲁迅尊称的“不识字的小说家”立传使之列入文学宝库，无疑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文化成果。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这本是人所熟知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性。本书及这个千人计划课题，其内涵却远远超出了对这一民间文学基本特质的探究，而是从国家建设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战略视野出发，使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建功立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从日常生活的传承出发，面向社会需求而成为一种职业，最终被国家文化提炼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将人的价值与目的赋予特定的文化传统，张扬人的智慧，为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确立了主体力量”。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由乡村传统的普通传承者，逐渐成长为乡村能人。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