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互为支撑、循序渐进的演进和赋能过程，只有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有效开辟发展新格局、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的要义，在于通过规划“一体衔接”、主体“一体融合”、资源“一体统筹”与评价“一体联动”，构建要素畅通、主体协同、制度适配，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为此，需确立以统筹为核心、以改革为动力、以评价为导向的实施路线图，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性交汇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应深刻认识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赢得国际战略主动、适应科技融合跃迁、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三重必然逻辑所在。为此，必须坚持以“一体规划”为逻辑起点，以“一体改革”为根本动力，以“一体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构建高效的统筹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价值导向一致的评价体系，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这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应对大国系统性博弈新态势、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坚实根基。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因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战略抉择
立足“十五五”时期新的历史方位，单纯依靠教育、科技、人才某一领域的单线突进，难以适应大国博弈的新态势，更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创新要素跨界深度融合的迫切要求。深刻理解“为什么要一体发展”，必须跳出固有思维局限，从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三个维度，厘清其背后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一体发展”是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一体发展”是应对国际博弈核心场域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对抗”的战略需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科技制高点与人才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世界主要大国多数通过立法和国家战略强化教育、科技、产业的系统性布局，科技实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则是提升科技实力的有效路径。“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传统的创新模式因难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很难使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鉴于此，唯有系统性整合教育的基础支撑、科技的创新动能、人才的战略引领，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才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此外，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亟须构建自主可控的内生动力循环。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及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必须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只有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形成“人才自主培养—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技术攻关”的良性循环，打牢自主可控的发展底座。
“一体发展”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范式从“线性演进”转向“融合跃迁”的内在要求。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范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打破学科与行业的物理界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这种趋势要求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教育培养与科研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同时，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缩短，逐步实现全链条“并联式”推进。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周期大幅压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不再是简单的接力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的互嵌关系。只有“一体发展”，才能适应“科学—技术—产业”互促共进的加速循环规律，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此外，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研与育人形态深度重塑。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广泛开展，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步伐加快。这就要求实现教育体系超前响应，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精准匹配，通过“一体发展”实现在数智时代的“新赛道超车”。
“一体发展”是支撑强国建设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路径。当前，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转向由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支撑的“创新红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核心动力。“一体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基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思想理念一致、使命任务统一、价值追求同向。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既同根同源、又同轨同向，既互为支撑、又互为因果，只有“一体发展”，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强大的科技与人才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通过“一体发展”打通科技创新的断点堵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控，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关键动力。
“一体发展”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支撑。“一体发展”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要求创新要素的“新型结合”。“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教育培育新质劳动者，科技创造新质劳动资料，二者有机结合拓展新质劳动对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契合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将形成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倍增效应”。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主要依靠高素质劳动者、前沿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需通过“一体发展”形成创新合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必须通过“一体发展”机制，将科技创新的“变量”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增量”，将人才资源的“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一体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亟需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人才供给错位”，“科研成果丰硕但转化率不高”等问题，根源在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存在脱节。“一体发展”可有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科研布局优化，破解要素协同难题。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一体发展”推动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和科研院所研究方向交叉融合，确保创新资源供给精准对接集成电路、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链需求。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需要在“一体发展格局”中进一步确立。要通过“一体发展”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使其在“出题”“答题”和“阅卷”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渠道。
“一体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求教育科技人才发挥全方位的支撑引领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离不开高精尖的技术突破、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科技人才体系，三者缺一不可。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教育与科技的双重赋能。通过教育科技赋能，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既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又能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依托教育科技赋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教育公平和科技普惠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一体发展”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一体发展”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内在要求。“一体发展”可破解“条块分明”与“各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弊端。长期以来，教育、科技、人才相关管理工作大多分属不同行政部门，这种管理模式下，易出现政策目标衔接不够紧密、资源配置统筹性有待提升、评价标准缺乏统一衔接等问题。以行政层级和部门管理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部门壁垒”，不利于人才、知识、技术的自由流动。亟待通过一体发展，摒弃各自为政的思维定式，全面提升“最大创新资源”的系统契合度、供需匹配度、产业支撑度、发展贡献度。此外，各部门政策若缺乏顶层统筹和协同设计，即便单项政策本身科学合理，叠加实施时也可能出现衔接不畅、政策效应相互制约等情况，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构建“一体发展格局”要求建立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确保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一体发展”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迫切需要。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高低，取决于各创新要素的耦合协同程度，当前我国创新体系中仍存在科研力量分散、主体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唯有通过“一体发展”，才能统筹调配各类科技力量与创新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看，重点领域技术攻关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等多个环节，具有跨部门、跨主体协同属性，仅依靠单一部门无法完成全链条突破，这也决定了“一体发展”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需要通过“一体发展”实现高效转化。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统筹各类创新要素，而“一体发展”能够有效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构建协同攻关的创新模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效能。
“一体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对要素自由流动形成阻碍。必须通过“一体发展”破除教育科技人才领域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导致创新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配置。“一体发展”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市场，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有序流动。此外，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和资金流的畅通，更是知识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畅通。“一体发展”有助于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良性循环。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主要判断依据
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并非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涉及要素重组、流程再造与功能重塑的深刻变革。要科学界定这一格局是否基本形成，必须深入治理体系的微观机理，从政策规划的衔接、主体功能的融合、资源配置的统筹以及评价激励的联动四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清晰描绘“一体发展”的目标图景与实践标准。
在政策规划上，是否实现“一体衔接”与战略同频。政策规划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顶层设计与行动纲领，是保障各项部署协同推进、落地见效的重要依据。
是否实现战略目标和政策举措的系统集成与高度一致。应强化国家战略的统摄性与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置于国家中长期战略的框架下，“十五五”时期要确保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的专项规划在指导思想、任务部署上与国家战略同向同行，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目标的有机融合，确保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目标同向、措施互补、效能叠加。应推动实现规划周期的时序同步与节奏协同。“一体发展”要求教育的人才培养周期、科技的创新周期与产业的迭代周期实现精准匹配。这就要求改变过去部分相关领域存在的协同程度不足的局面，确保在时间维度上，人才储备能超前响应科技需求，科技突破能及时支撑产业升级。应聚焦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进行统一筹划。面对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规划必须统筹推进。例如，针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规划应包括从基础学科布局、关键技术攻关到高端人才引进的全链条部署，推动形成国家竞争力的系统优势。
是否实现规划体系的纵横贯通与有机嵌入。应在纵向上实现国家战略向地方发展的有效传导。国家级的“一体规划”应坚持“一张蓝图、一套规范”，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指标体系、导向性的政策举措与差异化的分类指导，确保国家战略意图在地方层面因地制宜地全面落地与高效转化。应在横向上实现产业规划与要素规划的深度耦合。产业发展规划不能脱离人才规划和科技规划，教育科技人才规划不能脱离产业需求，需建立产业规划与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的“互嵌”机制，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规划生态。应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编制与审议机制。检验规划是否“一体”的核心标志，在于是否打破部门界限，成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负责规划的联合编制与审议，从源头上解决政策碎片化问题。
是否实现规划布局的前瞻预判与风险防控。应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体发展格局”要求规划具有跨越周期的视野，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前进行学科设置、实验室建设和人才梯队储备。应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与风险防控体系。在规划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科技安全、人才安全、数据安全等纳入“一体规划”考量，构建自主可控的教育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应建立动态监测与规划调整机制。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一体规划”应具备适度灵活性，要通过建立跨部门的监测评估机制，及时调整规划重点和资源投向，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在主体功能上，是否实现“一体融合”与生态共生。主体功能是各类创新主体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进程中所肩负的职责定位，关乎创新生态的运行效能与发展活力。
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与核心功能是否得到强化。应确立企业在创新决策与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权。企业不仅是技术应用的主体，更应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的主体，这意味着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不仅要主动“出题”也要牵头“答题”。应支持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的创新联合体。鼓励领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攻关机制。应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自主培养全过程。坚持以用为本，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企业育人、共建现代产业学院等方式，让企业将产业前沿需求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工程教育与产业实践的无缝对接。
是否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功能完善与科研组织方式革新。应优化学科布局以适应产业变革需求。高校应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提升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应开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打破“小作坊”式的科研模式，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整合优势力量进行建制化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运用能力，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应建立开放共享的科研设施与平台体系。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应向企业和社会开放，让更多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共享，以切实降低全社会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是否构建跨界融合的创新生态与协同文化。应打造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物理载体。建设集教育、科研、产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或产业创新高地，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在空间上集聚与互动。应建立人才跨主体顺畅流动的“旋转门”机制。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身份壁垒，探索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离岗创业等制度，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主体间的高效流转与转化应用。应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融合文化。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营造跨界合作、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土壤。
在资源配置上，是否实现“一体统筹”与高效聚合。资源配置是对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内资金、人才、平台、数据等各类创新要素的统筹调配与优化组合，是提升“一体发展”效能的关键支撑。
是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应建立跨部门的资源调配与整合机制。突破“钱随部门走、人随单位走”的固化模式，建立统一的资源配置平台，将分散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部门的资金、项目、基地等资源进行统筹整合。应统一重大创新平台的建设标准与管理规范。对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平台进行体系化梳理，建设标准衔接、分类评价和差异化政策的管理体系。应促进创新数据要素的互通共享与价值释放。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科研数据、人才数据、产业数据汇聚融合，使各类创新数据要素成为科技创新的“倍增器”。
是否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建立统一开放的技术要素与人才要素市场。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人力资源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发现价格、调节供需，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人才合理流动。应引导金融资本向创新链前端延伸。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多元化投入机制。应推动创新资源向优质创新主体集聚。通过竞争性机制，让创新资源更多流向创新能力强、转化效率高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提高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益。
是否集中优势资源，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应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资源集中配置模式。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超常规措施调配人才、资金和政策资源，确保攻关任务顺利完成。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稳定支持。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探索性研究。应构建青年战略人才的专项支持体系。针对青年战略科学家、青年科技领军人才、青年卓越工程师等关键青年群体，实施专项培养和支持计划，在科研经费、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
在评价激励上，是否实现“一体联动”与价值认同。评价激励是校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向、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的最重要导向与制度保障。
是否确立以创新价值与实际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应坚决破除“五唯”倾向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单纯以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分数为指标的评价体系，树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综合性、差异化评价导向，持续矫正评价“指挥棒”偏差问题。应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评价的最高标准。在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中，将是否解决国家重大急需、是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和决定性衡量标准。应建立长周期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针对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探索实施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用户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鼓励潜心研究和持续攻关。
是否构建分类科学与标准统一的评价体系。应实施基于不同创新规律的分类评价。对基础研究人才侧重评价原创性贡献，对应用研究人才侧重评价技术突破和市场效益，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侧重评价思想理论贡献，实现“干什么就评什么”的精准评价导向。应制定跨系统互认的通用评价标准。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评价标准互认机制，解决因身份差异等因素造成的评价壁垒，为畅通人才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提高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是否实现评价结果在不同领域的联动应用。应推动评价结果在资源配置中的刚性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基地建设的重要依据，形成“优胜劣汰、奖优罚劣”的资源配置机制。应建立人才评价与职称评聘、薪酬待遇的联动机制。打通人才评价与使用的“最后一公里”，确保高水平创新人才在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等方面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应强化评价结果对政策调整的反馈作用。建立评价结果反馈机制，根据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政策优化迭代机制。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与举措
把“一体发展”的战略蓝图转化为“一体推进”的生动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找准关键环节和发展路径，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当前，制约“一体发展”格局形成的主要矛盾在于体制机制的“碎片化”与创新要素流动的“滞后性”。应坚持以“一体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以“一体改革”破除阻碍融合的体制壁垒，以“一体评价”树立导向一致的制度标尺，通过这三大核心路径的协同发力，构建起权威高效、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以“一体规划”为引领，构建权威高效的顶层设计体系。重塑组织架构，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在中央层面设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同时建立部门会商机制，促进跨部门调动资源、协调政策，破除部门本位主义，凝聚各方工作合力。建立跨部门的规划编制与政策审议常态化机制。在编制各类专项规划时，实行联合编制、联合报批。凡涉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重大政策，须经过跨部门统筹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和一致性评估，避免政策碎片化，防范政策间衔接不畅、相互制约的情况。完善央地协同的纵向传导与执行机制。明确中央与地方在教育科技人才建设中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上下贯通的执行链条。支持地方结合自身禀赋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确保国家战略意图在基层精准化、差异化落地。
锚定国家战略，实现规划任务的科学分工与深度融合。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体规划”的主线。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链条需求，统筹部署学科专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在规划中明确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的“人才地图”和“技术图谱”。实施“任务牵引型”的规划项目布局。改变过去各领域“分头列项目”的做法，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设立“一体发展”项目包。每个项目包均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内容，实行全要素一体配置。强化规划对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作用。确立“规划定方向、资金随规划走”的原则，将“一体规划”作为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重大项目立项审批的前置条件，确保资源投向与规划目标高度一致。
强化监测评估，建立动态调整的闭环系统。建立科学的“一体发展”监测指标体系。设计涵盖教育质量、科技产出、人才效能、产业贡献等多维度的监测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估。开展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与动态调整。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监测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规划重点和任务安排。特别是在面对突发性技术变革时，应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对规划进行适应性修订。完善规划落实的监督问责机制。将“一体规划”落实情况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对落实不力、协作配合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以“一体改革”为动力，破除制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资源配置改革，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推行“平台＋项目＋人才”的资源一体配置模式。提升资源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平台，打包支持人才计划、科技项目、建设资金，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建立跨部门的科研经费统筹使用机制。探索在重大科研任务中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跨部门统筹使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自主权，解决经费管理管控过严、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完善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的要求，健全政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投入。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深入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支撑产业科技创新，主动对接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质性运行的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等新型研发机构。更好地推动落实“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创新中唱主角。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赋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优化区域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创新高地。支持中心城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在“一体规划、一体改革”上先行先试，打造国际教育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推动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禀赋实现特色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立足能源、资源、算力等比较优势，布局建设一批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与东部地区互补互促的创新格局。深化跨区域的创新合作与协同发展。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展科技人才结对帮扶和产业转移合作，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
以“一体评价”为保障，树立价值导向的制度标尺。优化评价体系，确立鲜明的价值导向。建立体现要素一体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协同化的评价标准。全面梳理并清理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以要素评价一体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以区域评价差异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特色发展，以发展评价协同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合理布局。优化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制度、市场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非数量。在基础研究领域侧重国际同行评价，在应用研究领域侧重用户和市场评价。建立贡献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让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获得感。
畅通流动渠道，打破身份等界限。建立“编制池”和“双聘”制度。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科技人才兼职。支持科研人员带着科研成果到企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其间保留其原有人事关系和基本待遇。完善跨区域跨单位的社会保障衔接机制。加快推进社保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接续，解决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跨区域医疗、子女教育等服务保障互认机制。建立人才流动的柔性机制。鼓励通过项目合作、短期聘用、顾问指导等方式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夯实法治基础，营造优良的创新文化。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相关立法进程。研究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为“一体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诚信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创新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科学家精神，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厚植创新沃土。
结语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时代必然、格局特征与路径选择三个维度，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进行系统性学理阐释，可以明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绝非简单的要素叠加或部门拼盘，而是一场发展逻辑重构、治理体系重塑的深刻变革。其本质在于通过规划“一体衔接”、主体“一体融合”、资源“一体统筹”与评价“一体联动”，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壁垒与碎片化障碍，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实现创新要素的畅通流动与高效聚合。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一体规划”为引领，以“一体改革”为动力，以“一体评价”为保障，在完善体制机制基础上，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的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侯万军，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科技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主要著作有《科教发展评论（第十二辑）》《论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