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为重要任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需要，既要体现中华文明深邃丰厚的历史底蕴，又要展现其与时俱进的现代活力。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由中华文明多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部分按照一定规则、逻辑和层次有机组成的，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特征。目前，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系统性和支撑性尚不足。相关研究尚待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前瞻性的设计思路，以期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某些核心概念及分类仍需厘清。比如，对文明标识和文化符号的区别界定，对文明标识与国家象征的关系论述等。同时，不同学科专家之间亟须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协同机制，形成研究合力、达成理论共识。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整合协调机制还不完善。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难度。中华文明蕴含着跨地域、多民族的丰富文化形态，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时要充分体现“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另一方面，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有效整合机制尚待探索。

具有层次性、关联性的多级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仍需完善。已有的子标识体系大多以地域、时期、形态、功能等为分类，总体而言仍处于庞杂状态，体系的层级数量和层级规则尚未统一，且因缺乏标识的唯一性，子体系往往容易重复或冲突，这也导致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场景应用中的不稳定。各文明标识体系之间的关联与融合亦不够充分。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通用性问题。政治层面，西方始终存在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部分国家将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视为中国的文化扩张，不断采取政治化操弄的手段予以遏制。一定程度上，中华文明的解释权和叙事权仍受限于西方中心主义，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观仍被误读误判。文化层面，因语言、价值观和符号意义等方面的差异，中华文明某些标识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也可能引发负面联想，导致文化折扣。因此，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不断探索弹性解释框架以适应不同语境。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各种数字技术已经被引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但大多仍停留在表层化应用阶段。在数据整合与受众分析方面，相关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还处于初创期，研发、整合和运用需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对全球受众文化偏好和传播效果的精准评估仍需加强。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价值维度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符号再生产与意义重构，实现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延续与拓展，既服务于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与认同构建，也面向全球文明交流与话语权提升。

系统性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旨在发挥其根基、纽带和桥梁作用。首先，以文化传承延续文明基因。通过汉字、典籍、艺术等系统记录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保存历史记忆，活化利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次，以民族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以身份标识构建集体象征符号，强化中华民族的归属感；通过家国情怀等价值观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再次，以文明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通过电影、游戏、潮玩等多种当代传播形式传递中国美学与价值，把握全球文明的话语权和解释权。

厘清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现代转化逻辑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各构成要素之间包含历史与现实贯通、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思想与实践互动、物质与精神互化、本土与外来交融的逻辑关系，其转化逻辑可以划分为基础层、核心层、实践层和延展层。

基础层作为文明记录与传播的核心载体，是其他要素得以传承的基础。如语言文字承载着经典文献、诗词歌赋。核心层是构成中华文明的哲学内核和思想体系，直接影响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如古人的礼制体系是中华文明规范社会秩序、增进文化认同的有效方式。实践层是思想与价值观的具体外化和实际操作，在科技发明、艺术创作、社会治理中都能充分体现。延展层是传统价值观的当代表达和动态延续。如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清晰呈现出纵向延展的脉络。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旨在厘清其现代转化逻辑，通过提炼、展示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历史记忆与精神理念，形成具有典型性、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识系统。

从活化保护到全球传播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传播和应用场景广泛多元，涉及保护传承、文化旅游、教育普及、产业发展、国际传播等多个实践领域。

保护传承与数字活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在戏曲、刺绣等传统技艺中融入现代设计元素，使其焕发新生。实施文物、遗址、古籍等的数字化典藏与展示工程，将其转化为可交互、可体验的数字标识。建立系统化的文化遗址标识体系，在良渚、莫高窟等重要遗址已尝试打造具有统一性的视觉识别标识与解说系统。

文旅开发与品牌打造。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春节”为例，通过文化巡展、平台策展等形式，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IP，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

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将中华文明核心标识融入教材编写与课程体系，开设相关通识课程。开展“礼仪体验”“博物馆研学”等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吸引中外人士参与。在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建设中嵌入文明标识元素，营造公共空间的文化艺术氛围。

文化产业与文创开发。在游戏、动漫等作品中植入中华文明元素，通过场景、角色与情节设计传递文化内涵。以文物纹样、传统色彩等为灵感，开发文具、服饰等文创产品。推动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通过IP授权，与企业开展跨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赢。

国际传播与话语权建立。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系统性使用文明标识，通过外交场合、国际赛事中的视觉设计传递中华文明理念。加强在国际交流中的中外合作译介、合作出版和合作IP开发。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合作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等领域的规则国际化，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总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在“符号提炼—价值阐释—现代转化—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在“十五五”时期，构建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融通关联、动态开放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中扎实推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建构机制及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24BX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