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除今人所作年谱外，目前存世的钱谦益年谱共有4种。葛万里所编《牧斋先生年谱》成书于清代康熙晚期，是现存最早的钱谦益年谱，对补正钱氏某些关键事迹具有重要价值。彭城退士所编《钱牧翁先生年谱》部分沿袭葛谱，但也有所创见，可惜将钱谦益在清初的两次被捕事件混淆为一，造成后世长期误解。张联骏所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仅收录钱谦益入清前的生平事迹，其中重点记述其作品创作情况，并大量抄录原文，导致全谱体例略显驳杂。金鹤冲所编《钱牧斋先生年谱》最大特点在于试图为钱谦益降清一事辩解，并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钩沉其在入清后从事的复明活动，但某些考证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这四种年谱中的后三种均撰于近代，可借以考察该时期钱谦益形象重构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钱谦益 年谱 形象 近代
除今人方良《钱谦益年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与卿朝晖《钱谦益年谱长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之外，前人所著钱谦益年谱目前存有4种，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一“生于明卒于清人物”开篇便收录了钱谦益的这4种年谱，即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清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以及张联骏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１]来氏简要介绍了这4种年谱的著录情况与大致特点，但限于体例，未能对其具体内容、编撰体例、思想倾向以及不足之处等问题展开详细讨论，这些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这4种年谱的编撰时间大致从康熙年间延续至民国时期，其中对钱谦益的评价反映了钱氏形象的变迁，尤其近代还出现了其形象重构的现象。这些变化与官方权力的影响、时局变动、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朝代更迭中对历史的反思等问题密切相关，亦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存世最早的钱谱：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
葛万里所编《牧斋先生年谱》，[２]是现存最早的钱谦益年谱。据方良考证，葛万里字翊甫，又字逸父，号梦航，江苏昆山人，生活于清代康雍年间，该谱大致成书于康熙晚期。葛谱内容较为简略，全文约四千余字，但补充了钱谦益生平中一些关键信息，“弥补了谱主钱谦益没有行状与墓志铭的缺失，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编年体的谱主行迹材料”。[３]
首先，葛谱的一大特色是着重记叙钱谦益的礼佛历程。一方面，记录了钱谦益阅读和注释佛经的过程，如初读《首楞严经》以及完成《大佛顶楞严经疏解蒙钞》《华严经注》等著作的时间；另一方面，记述了钱谦益与佛门人士的交往，如幻空上人、雪浪大师、憨山大师等。葛谱篇幅有限，却以较多笔墨记载钱氏礼佛之事，可见编者对此方面的重视，也反映出钱谦益晚年精神世界的重要面向。
其次，葛谱记录了钱谦益部分作品的创作情况。第一，祭文、墓志铭、行状等悼念类文章是葛谱记叙的重点，涵盖对象广泛，如为好友母亲撰写的《顾端文淑人朱氏墓志》《祭姚母文夫人文》，为皇帝撰写的《闻泰昌皇帝升遐挽诗》《恭闻登极恩诏》，为大臣撰写的《高阳孙公行状》，为僧侣撰写的《雪浪塔铭》，为师长、好友、晚辈撰写的《管公东溟行状》《哭稼轩长篇》，还有为亡子撰写的《寿耈圹志》等。第二，葛谱简要记载了钱谦益一些重要著作的完成时间，除前述佛经注疏外，还包括《初学集》的刊刻和《钱注杜诗》的成书时间等。第三，葛谱重点记录的作品多与钱氏交游或行迹相关，如《吴门送福清公（叶台山）还闽诗》《登茅山》《光福诸山游》《阻舟安山闸》《七月廿三过仲家浅诸诗》等。这些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是考察钱谦益生平活动的重要线索。
再次，葛谱简要勾勒了钱谦益的交游关系。葛谱记载了钱谦益与程嘉燧、卢世傕、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往来，并多附相关文学作品。其中，钱谦益与程嘉燧的交游是记叙重点，包括二人的栖隐之约、程为钱作《初学集序》、钱为程诗作序、钱邀程入住耦耕堂、钱作《除夕偕孟阳岁诗》、程作《序耦耕堂诗》等事件。钱、程二人感情深厚，钱谦益晚年曾回忆道：“丧乱废业，归心空门，世间文字，都不省忆。惟孟阳清词丽句，尚巡留藏识中。”[４]这段自述可与葛谱所记相互印证，展现出钱氏在乱世中对知交与诗文之道的珍视。
复次，葛谱对钱谦益生平中的关键事迹予以记录。尽管内容简略，但作为年谱，葛谱仍涵盖了影响钱氏人生走向的重大事件，如天启元年（1621）“浙闱关节案”、崇祯元年（1628）“阁讼”、崇祯十年“丁丑狱案”、顺治四年（1647）“谢陛案”、顺治五年“颂系金陵”等。更重要的是，葛谱补正了一些未见于其他史料的钱氏信息。据方良考证，钱谦益与柳如是迁居常熟东郊红豆村庄的时间仅见于此谱所载的顺治十三年；钱夫人陈氏去世的时间，也唯有依据葛谱所记顺治十五年。[５]这些重要事迹的记载，证明了葛谱的独有价值。
最后，葛谱隐约透露出钱谦益的降清之悔与遗民心态。例如顺治五年条记载：“先生序人诗：‘戊子羁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偻行相慰问。桐皖间遗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时过从，相与循故宫，踏落叶，悲歌相和，忘其身为楚囚也。’”可见钱氏与遗民之间的交往。顺治八年条记：“春游武林，夏有《哭稼轩长篇》。”“稼轩”即钱氏弟子瞿式耜，曾任南明永历朝兵部尚书，永历四年（1650）被捕殉节。钱谦益闻讯后痛心疾首，遂作《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二十韵》，葛谱录此诗似别有深意。顺治十八年条记：“又序某云：‘夏过武林，俯仰今昔，凄然有雍门之悲。’”所谓“雍门之悲”典出雍门子周弹琴故事，令听者如“破国亡邑之人”，[６]可见其中蕴含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
葛谱的缺憾在于内容过于简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对时事背景叙述较少，缺乏时代语境的铺陈，这是因为该谱整体篇幅较短的缘故。第二，对钱谦益参与复明运动的事迹几乎未提，可能因成书于康熙年间，为避时讳而有意省略。第三，关于柳如是的记载甚少，对钱、柳姻缘亦未着笔墨。总体而言，葛谱对钱谦益并无贬斥之词，尚未受到乾隆中叶《贰臣传》定调后的政治评价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清初对钱氏相对客观的历史记忆。
二、因袭、新变与致误：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
彭城退士所编《钱牧翁先生年谱》[７]前有王文濡所作跋语，其中称：“年谱亦金君于乡里搜得之。所谓彭城居士者，想是其族人。序次事实视《国粹学报》所登载者，较增十之三四，而其异处亦不少。”[８]据来新夏考证，跋中所谓“金君”应指金鹤冲，而《国粹学报》所刊之年谱即为葛万里所编。由此可以推知两点：第一，彭城退士大概是金鹤冲之乡人或族人，值得注意的是，金鹤冲乃江苏张家港人，而从“彭城退士”此号来看，编者应是江苏徐州人氏，二者籍贯存在差异；第二，彭谱在葛万里所编与金鹤冲所编两种钱谦益年谱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彭城退士生平不详，彭谱究竟编于何时也难以确定。该谱现有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牧斋晚年家乘文》所附版本，加之其内容明显承继葛谱，故可推知彭谱的编撰年限当在康熙晚期至宣统三年之间。不过，这一时间范围过于宽泛，实际意义有限。彭谱中有一处记载可帮助我们进一步定位此谱的大致时间，即顺治十六年条下记有“《投笔集》于是年始”。由于《投笔集》中存在大量咒骂清廷的诗句，因而未能刻入《有学集》中，终清之世主要以钞本形式暗中流传。清代前中期确实未见有人公开称引《投笔集》，该集至晚清才逐渐传出，以致当时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９]《投笔集》目前可见的较早版本多集中在光绪年间，例如有光绪二年（1876）笏庵抄本、光绪二十二年小藏室主人序钞本等。如果能寓目《投笔集》，除了清初钱谦益周围亲近之人，此后至早大概也是光绪年间人了。故可推断，彭城退士大致应生活在光绪年间，是谱应编于此时。彭谱在很多地方因袭了葛谱的内容。例如，葛谱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记：“《题跋》：‘余年十五，作《留侯论》，盛谈其神之灵怪。’又言：‘余十五六喜读《吴越春秋》，刺取其语，作《伍子胥论》，长老吐舌击赏。’”彭谱同年则记：“先生喜读《吴越春秋》，作《伍子胥论》，又作《留侯论》，盛谈其神奇灵怪，文词倜傥，见者吐舌击赏。”可见彭谱并未直接引用原文，而是将葛谱中的引文转化为间接叙述。再如葛谱顺治十八年记：“三月晦，村居被盗，先生适置酒拂水山庄，宴量道李石台（来泰）得免于难。”彭谱同年则记：“三月晦，村居被盗，先生适在拂水山庄，得免于难。”可见彭谱明显是在葛谱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处理。若说因钱谦益早年的事迹记载原本较少，两谱出现雷同尚可理解，但至顺治十八年，可资记叙的事迹已相当丰富，彭谱仍因袭葛谱，则难免有抄袭之嫌。
不过，彭谱较之葛谱亦多有新变与增补之处。第一，最为明显的是编撰体例上的变化。彭谱通篇不直接称引原始文献，而是全部改用编者的语言进行概括。这一处理方式一方面使谱文比葛谱更为凝练，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更为清晰；另一方面，由于省略了原始文献，也导致彭谱在钱谦益某些重要事件的时间判定上出现重大错误。此外，彭谱在开篇处补入了钱谦益的家世情况，包括其曾祖体仁、祖顺时、父世扬、母顾氏等人的信息，这一点较葛谱更为合理。
第二，彭谱对钱谦益的某些关键事迹作了补正。其一，对钱氏早年事迹的记载有所提前。葛谱关于钱谦益的正式记叙始于万历二十四年，而彭谱则更早，补入了万历十九年与万历二十一年的事迹。其二，补入了一些与钱氏事迹相关的关键史实。例如葛谱万历三十八年仅记：“举进士，廷试第三人及第，授翰林编修。旋丁父忧回里。九月至武林入云栖荐先礼忏。”彭谱同年则详记：“举进士，殿试一甲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先是宫报谓先生状元，司礼监等咸持帖致贺胪传，前夕同乡所识贺者接迹于门。及榜发，状元乃归安韩敬。或云敬贿巨珰以易之也。后敬以京察见黜，疑先生挤之。自是浙人与先生如水火。五月十六日，先生丁父忧，遂家居不出。”彭谱在此补充了万历庚戌科场案与京察之背景，以及东林党同浙党之间的纷争，丰富了时事背景。并且此事与天启元年的“浙闱关节案”密切相关，彭谱也体现出前后的照应。其三，彭谱暗中勾勒出钱谦益与东林党的关系脉络。葛谱涉及钱氏与东林党关系的仅有万历四十二年所记“有《吴门送福清公（叶台山）还闽诗》”一条，“福清公”即叶向高，时人视为东林党魁。彭谱不仅保留了该条，还增补了若干重要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记“先生补郡学生员，耀州王文肃公图得其行卷，遍告南中诸公，以为半千复出”，点出王图作为东林要人、钱氏座师的身份，暗示其早年渊源；天启五年条，葛谱只记“升詹事府少詹，五月削籍南还”，彭谱则明确记载“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党人同志录》，以先生为党魁。五月，奉诏削籍南归”，强调其在东林党中的地位；彭谱崇祯八年条补记“作《缪公行状》等文”，“缪公”即东林早期代表人物缪昌期，后遭阉党迫害致死，而葛谱对此并无着墨。
第三，彭谱更加注重钱谦益的诗学观念与转变。如葛谱万历二十九年仅记：“偕表兄何君实读书破山，相传先生少时往返北麓，见白骨，必手拾而瘗埋之，正下帷兴福寺中事。”彭谱同年则记：“是年偕表兄何君实读书兴福寺，先生熟烂空同、弇州文集，至能暗数行墨。盖此时亦惊其盛名，而未能辨其真伪也。”又如葛谱万历三十五年记：“下第还，自记：‘与长蘅并马过滕县，贳酒看花。’又作《雪浪塔铭》……又撰《管公东溟行状》。”彭谱同年则记：“北上会试不第，闻临川汤若士盛称宋潜溪之文，先生归，专读潜溪、震川集，遂识文章之宗要。”这两处记载颇为重要，因其明确指出钱谦益从追随复古派到转而摒弃之的过程，并说明是受汤显祖的影响。这与钱谦益《读宋玉叔文集题辞》中的自述相吻合：“午、未间，客从临川来，汤若士寄声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１０]
第四，彭谱更重视钱谦益诗集与诗作的系年。虽然葛谱也涉及部分作品的创作情况，但彭谱更注重详细记载钱氏著作集的完成与刊刻时间，例如《初学集》《列朝诗集》《吾炙集》《楞严经疏解蒙钞》等，甚至还记录了《初学集》内部诸小集如《还朝诗集》《桑林诗集》《霖雨诗集》《试拈诗集》《丙舍诗集》《移居诗集》《东山诗集》等的完成时间，全面展现了钱氏一生重要作品的结集与出版情况。
第五，彭谱补入了更多关于柳如是的记载。葛谱中对钱、柳因缘涉及甚少，仅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及顺治四年引用《河东君传》《和东坡西台诗韵序》时稍有提及。而彭谱则补充了钱柳因缘的诸多细节：如崇祯十三年记二人初见，崇祯十六年记钱为柳构筑绛云楼，顺治四年记柳如是于钱入狱后奔走营救，顺治十八年记二人日常唱和，康熙三年（1664）记柳因家难殉节。这些增补较完整地展现了钱、柳交往中的重要事件。
第六，彭谱有意淡化了葛谱中的佛教叙事。葛谱重点记叙了钱谦益阅藏、注经、交游僧侣等奉佛历程，但这类内容在彭谱中或被删减，或被简化。例如，葛谱万历二十七年引用《佛顶钞》记载：“蒙年十八，先宫保命阅《首楞严经》，中秋之夕，读‘众生业果’一章，忽发深省，夜梦世尊手授《楞严》。”此事是钱氏日后注疏《楞严》的缘起，堪称其奉佛关键，但彭谱却悉数删去。再如前述万历二十九年条，彭谱将葛谱中“见白骨，必手拾而瘗埋之”这一佛教色彩浓厚的行为，替换为钱氏的诗学观点，也体现出编者对佛教叙事的淡化倾向。
彭谱虽有上述新变与补充，但也存在若干问题。第一，该谱虽提及《投笔集》，但对钱谦益、柳如是从事的复明运动仍几乎未加记叙。若说葛谱因作于康熙年间需避清廷之讳，那么时至晚清，文网已弛，彭谱却依然回避此事，令人不解。第二，由于彭谱的编撰体例即不直接引用原文而悉以己语概括，导致一些记载缺乏原始出处，甚至混淆了某些事件的时间节点，其中一处舛误影响尤为深远。彭谱顺治四年记：“江阴黄毓祺谋反，被凤阳巡抚陈之龙所擒。先生以留宿毓祺且许助资招兵，三月晦日遂被逮。河东君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及先生下江宁狱，河东君倾家营救，不遗余力，先生再蒙大难，思文明柔顺之义，自号‘蒙叟’。”事实上，钱谦益在顺治四年、五年曾两次被捕：顺治四年因“谢陛案”牵连被关入刑部狱，柳如是同行，后可能因房可壮、惠世扬等人帮助获释；顺治五年则因“黄毓祺案”牵连被关入江宁狱，经马国柱疏解得释。两次入狱在时间、缘由、关押地点及出狱原因上均有不同，但因时间接近，容易混淆。[１１]葛谱于此尚无错误，而彭谱则发生混淆：所谓“三月晦日被逮”本为顺治四年“谢陛案”之背景，却被误系于“黄毓祺案”；“河东君冒死从行”等语实出自钱氏《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所反映为“谢陛案”情形；而“下江宁狱”乃顺治五年事。总之，彭谱将两次入狱混为一谈，此误为后来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所延续，再被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采纳，而今不少论著仍沿袭此说，可谓一误再误。柴德赓亦已指出：“金氏《牧斋年谱》乃以丁亥、戊子两次被捕为一事，而以毓祺戊子下狱之说为误。又据陈贞慧《山阳录》有‘戊子九月闻黄子死，不死又何以为黄子’之语，便云《孤忠录》《南天痕》《南疆逸史》等己丑狱成之说为误，所谓以不误为误也。然此误亦不自金氏始，国学扶轮社排印《钱牧斋晚年文》附彭城退士撰《钱牧翁年谱》已有此误。《国粹学报》六十五期载葛万里撰《牧翁年谱》仅记牧翁丁亥、戊子在狱，不及黄介子事，较为审慎。因论牧斋入狱，连类及之。”[１２]可见这一错误影响之久远。
三、“半部”钱谱：张联骏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
张联骏所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１３]在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编者被著录为“张联骏（近凡）”。[１４]据《岱山镇志》记载：“张联骏。字少秋。杭州仁和人。壬辰（1892，光绪十八年）进士，户部主事。”[１５]由此可见，张联骏的字为少秋，而非近凡。那么，张联骏与张近凡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张谱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民国时期报纸连载多页剪贴成书。该谱每回标识“清钱牧翁先生年谱 近凡 （一）”“清钱牧翁先生年谱 近凡 （二）”等字样，共计49回。该谱第一页钤有“张联骏”印，后附“尊闻集杂俎”栏目，收录《知不足斋记》《募修汊渔子紫云宫序》两文，作者均署张联骏。[１６]由此可推断，张谱作者实为张联骏，而“近凡”当为其化名。
张谱特点十分显著。首先，该谱仅为“半部”，即仅记载钱谦益自出生至崇祯末年的事迹，南明及入清后的活动则未予编年，仅于谱前有简短介绍：“先生万历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清，授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以文章标榜东南，后进章为坛坫。晚年好佛学，精读《华严经》，所著有《皇明开国功臣事略》若干卷、《开国群雄事略》若干卷、《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若干卷。微吟深讽，易触忌讳，乾隆时，以其语涉诽谤，板被焚毁，清末始复有印行者。”此段仅为谱主生平简介，不属年谱正文。
其次，张谱较为注重钱氏家世的记叙。张谱前所附钱氏家世说明较彭谱更为详赡。彭谱所述家世始于曾祖钱体仁，而张谱则远溯至先祖篯铿，并梳理了钱氏家谱流传情况，此部分文字多摘录自钱谦益《牧斋晚年家乘文》。而且，张谱在记叙过程中，亦较多关注家世与家庭情况。张谱中增补了钱谦益祖母、父母、妻子、姊妹、子嗣等事迹，多为葛谱及彭谱所无，可见编者对谱主家庭背景之重视。
再次，张谱注重记载钱氏交游情况。张谱列出钱氏交游者之生年，此为葛、彭二谱所无之体例。如万历十年钱谦益出生时，张谱即记载其友人邵濂、徐待任、张世俊、瞿纯仁、张世伟、归昌世、李流芳、文震孟、王志坚、李岚熙、赵隆美等人之字号、籍贯及年龄。并且，张谱对钱谦益早年交游情况交代较为全面，其中最重要者为李胤熙：万历十九年记与李胤熙订交，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均记“与李胤熙同砚席”。
最后，张谱重视对钱氏作品的系年与载录。其一，逐年罗列钱谦益该年所作诗文篇名，力求齐全，然间有疏漏。其二，记载作品集完成时间，如崇祯十六年记：“又先生之诗，编为《还朝集》《归田集》《崇祯集》《桑林集》《霖雨集》《试拈集》《丙舍集》《移居集》《东山集》（统计二十卷），冠于《初学集》首。”其三，大量移录作品原文，如万历四十三年录《古史谈苑序》，天启元年录《浙江乡试录序》，天启七年录《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开国群雄事略序》，崇祯元年录《〈春秋论〉五首跋》《与门人瞿式耜书》，崇祯三年录《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崇祯六年录《与京口性融老僧书》《寄卢序》，崇祯七年录《〈读杜二笺〉序》《注杜诗略例》，崇祯十一年录《九月十五日谒孔林，越翼日，谒先圣庙，恭述一百韵》，崇祯十五年录《〈游黄山记〉九首序》《外制序》《外制跋》，崇祯十六年录《与卓去病论经学书》、《向言三十首序》、《初学集序》（瞿式耜）、《初学集跋》（瞿式耜）、《初学集序》（程嘉燧）。
综上所述，张谱特点明确，然不足亦甚显著。第一，张谱仅记叙钱谦益入清前事迹，对其降清后之行迹与心迹全无交代。钱氏入清后活动与心态更为复杂，此期事迹无疑更具研究价值，“半部”年谱的性质限制了其学术参考意义。第二，张谱存在缺页与疏漏，如第十九回、第四十一回缺页，导致部分关键信息遗失；且因系报纸剪贴本，印刷质量低劣，字迹模糊处甚多。第三，张谱不厌其烦罗列钱氏每年作品，然《初学集》《有学集》所收诗文大多已有明确系年，逐一列举实无必要。第四，张谱移录原文过多，所录钱谦益、瞿式耜、程嘉燧等人诗文并非稀见文献，亦无校勘价值，全部载录致使体例斑驳、繁简失当。故该谱虽为4种年谱中篇幅最长者，其整体参考价值却相对有限。
四、为钱氏降清辩解的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
金鹤冲所编《钱牧斋先生年谱》，[１７]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排印本，另存民国三十年钱氏排印本。金谱前有张鸿序，称：“壬申十二月，后学张鸿谨撰。”后有金鹤冲跋语称：“宣统辛亥之春，住金阊，校雠牧斋诗文集，旁搜诸书之关涉先生者为年谱，未竟其功，其后再三搜辑而成。……民国戊辰常熟后学金鹤冲谨识。”梳理这些时间点可知，金谱应大致完成于金鹤冲撰写跋语之时，即1928年（戊辰）。金鹤冲，字叔远，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金村人。光绪二十三年，苏州创立中西书院，金氏任教授；三十三年，上海成立同济德文医学堂，转往主讲；1918年归里，在常熟设馆授徒约三十年。可知金氏乃钱谦益之同乡，故金谱似有推扬乡里先贤之性质。
金谱最大之特点，正如《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所言：“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１８]金谱体例非常特殊，入清后的纪年不用清朝年号，而使用南明年号或干支纪年，可见编者与明遗民持同一立场。为达到替钱氏翻案之目的，金谱运用了多种策略。首先，否定乾隆帝对钱谦益之定谳。辛丑年（1661）记：“归玄恭为文以寿先生云：‘先生《与族弟书》：“杏坛之杖，久悬其胫。”用《论语》之事，盖自骂为贼矣。我以为贼之名不必讳。曹魏以诸葛亮为贼，拓拔以檀道济为贼也。先生近著《太公考》，则先生之心迹可知已。’按，玄恭以为贼之名不必讳，则先生何妨入《贰臣传》乎？”金鹤冲跋称：“先生之泣血椎心、太息痛恨于天之亡我者，且不为死生祸福动摇其心。彼专制帝王之诏令，成败论人之故习，岂足与语先生哉。”明确否定了乾隆帝对钱谦益的贬斥。
其次，为钱谦益投降行为开脱。其一，称钱谦益投降是无奈之举，不负主要责任。金谱弘光元年（1645）载：“五月，北兵渡江，帝出奔。之龙即日缒城出见豫王（《弘光实录》《启祯纪闻录》《江南闻见录》《钱公别传》），送降表。越三日，先生乃从之龙等及大学士王铎迎降（《清史·赵之龙传》、王氏《东华录》、《续幸存录》及《钱公别传》）。诸臣致礼币，有至万金者，先生独致礼甚薄（《牧斋遗事》）。”此处用一“从”字意味深长，暗示钱谦益对南明灭亡不负主要责任。其二，称钱谦益投降后仍不忘故国。金谱弘光元年五月载：“豫王命先生入清宫禁，引北官二员、骑五百，自洪武门入。先生忽向阙四拜，下泪，众怪问之。先生曰：‘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能无痛心？’（《启祯纪闻录》《江南闻见录》）及北兵劫上至南京，司礼监韩赞周令诸臣上谒。是日，独先生见故主伏地痛哭，不能起，诸暨曾王佐为扶出之。王佐时为豫王记室（《牧斋遗事》）。”展现钱谦益投降的无奈及对故国的忠诚。其三，称钱氏投降是为保存有生力量以恢复故明。金鹤冲跋称：“是故张定西、朱延平之早亡，皆天为之，使得及乎三藩起兵之世，中原胜负未可知也。延平有兵有地，不幸而赍志以殁。先生当危亡之际，将留身以有待出奇以制胜，迄无所成，而为腐儒所诟詈，亦先生之不幸也。”言钱谦益投降是“出奇以制胜”，但最终未成功，故受后世诟病。
再次，系统记叙钱谦益复明史实。其一，资助东南义师。金谱丙戌年（1646）记载：“江阴黄毓祺自舟山起师，先生使河东君至海上犒师。”又载：“仁武伯姚志卓兵败，图再起，先生助资。”表明钱谦益早期即派遣柳如是犒劳黄毓祺义军，并资助姚志卓重整兵马，对东南抗清武装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其二，建言南明中枢。己丑年（1649）记：“七月，瞿氏家僮有桂林之行。先生寄书于留守云：‘楸枰小技，可以喻大。……’留守以此书告帝。”此即著名的“楸枰三局”书信，钱谦益借此向永历朝廷重臣瞿式耜阐述其复明方略。其三，策反清廷将领。金谱记载，钱谦益于庚寅年（1650）“访伏波将军”即马进宝，又于辛卯年（1651）为黄宗炎作书介绍以见马进宝。至癸巳年（1653），其诗作《伏波弄璋歌》中“浴儿仍用五铢钱”等句，被明确指出是“劝伏波复汉”，表明他长期、多次游说清朝将领马进宝反正。其四，支援郑氏军队。乙未年（1655）记载，钱谦益“常住吴门”，原因在于“国姓有五大商在京师、山东、苏、杭等省，经营财货，以济其用”，认为钱谦益常驻苏州是为了以财力支援郑成功抗清。其五，构筑情报网络。丙申年（1656）记，钱谦益隐居于长江口岸巨镇白茆，与邓起西、归庄等苏南遗民往来，“探刺海上消息”。其六，营救志士亲属。戊戌年（1658）记，钱谦益在杭州得知张煌言妻儿系狱十年后，“慨然畀以五十金”赎救。尽管最终营救未果，但此举清晰体现了其对抗清志士家属的庇护与救助。
关于复明史实的记叙，金谱另一显著特点是多处采用以诗证史的方式，发掘诗中所涉史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钱谦益《后秋兴》的解读。例如，关于《后秋兴》诗之缘起，金谱称：“七月一日，先生闻焦山师屡败北兵，慨然有从戎之志。于是和杜甫《秋兴》而以‘投笔’名其集，发摅指斥，一无鲠避。其志弥苦，而其词弥切矣。”并时常结合诗歌与史实进行解读，金谱己亥年（1659）称：“国姓攻江宁，而张侍郎先锋取徽、宁诸路。《秋兴》诗所云‘云汉新通博望槎’者也。国姓移檄远近（即张苍水《恢复镇江一路檄文》），徽、宁及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款，维扬、常、苏，旦夕待变，杭州、江西、九江等处俱有密谋举义，前来给札者，东南大震。《秋兴》诗云‘编户争传归汉籍，野老壶浆挈早秋’者也。”又庚子年（1660）记：“中秋作《后秋兴》有云：‘交胫百夷齐举踵，贯胸万国总倾心。’按，去年九月，缅人贡新谷于帝（《永历纪年》）。又‘名王献馘图新绘，叛帅焚尸檄久移’。按，是年五月，北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等出海，为国姓所败。高崎守将右虎卫陈鹏阴约施琅为内应，国姓磔之（《海上见闻录》）。先生诗盖指此事欤？又云‘薄海儿童知李令’者，殆指国姓也。”此类解读需深厚的历史功底，方能使诗歌与史实相切。况且，钱谦益反清复明事迹多为秘密进行，外部材料稀少，这也是其他年谱未能涉及这些事迹的原因，从诗歌中考证其复明行迹不失为可行路径。金鹤冲对这些诗歌的解读与史实钩沉，可谓先于陈寅恪的第一人，或可说《柳如是别传》在许多方面受到金谱的启发。
最后，金谱致力于发掘钱谦益的心史。其一，阐明钱谦益对降清的悔意。丙戌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记：“先生自毅皇帝殉国后，废吟咏者二年余矣，是年稍有诗，名其集曰《秋槐诗集》，盖取王维被拘菩提寺‘秋槐叶落空宫里’句，以王维自况也。”言钱谦益以王维陷贼事自比。其二，记录钱谦益对复明运动的关注。戊子年（1648）记：“《重和盛集陶韵》有云：‘北徙鹏忧风力少，南飞鹊恨月明多。杞妻崩雉真怜汝，莒妇量城莫惎他。’此盖忧南军之力薄，而恨人才之少也。‘杞妻’‘莒妇’，共为伤心之人。先生《纪鄣嫠妇赞》曰：‘茫茫宇宙，系此长绳。忠臣壮夫，盍缒而登。’先生既释南囚，志不可夺，所云‘博浪之椎，一发不中，将百发而未已’者，盖其愚为不可及已（《文集》）。”其三，记录复明运动失败后钱谦益的心绪。壬寅年（1662）记：“正月五日，先生自拂水山庄与遵王书云：‘明日有事于邑中，便欲过述古堂，了宿昔之约。但四海遏密，哀痛之余，食不下咽，只以器食共饭，勿费内厨，所深嘱也。’按，永历帝为北兵所得，今已逾月，先生盖知之矣。”这些展现了钱谦益入清后不同时期的心绪变化，具有心态史研究的价值。
金谱的特点与贡献十分突出，即首次系统钩沉了钱谦益的复明行迹及其心态转换，并对其重要诗歌作品做了细致的“今典”考释。然而，金谱的问题亦十分明显，与其贡献实为一体两面。首先，金谱的体例问题。金谱以钱谦益的心绪与行为作为标准，入清后不书清帝年号。若金氏身为明遗民，尚可谅解，但其作为钱谦益百年后之人，虽同情钱氏，不书清帝年号导致年谱时间线不够明确。
其次，金谱为钱谦益投降行为的开脱并不具说服力。一方面，金谱称钱谦益不对投降负主要责任，这与其他记载相矛盾，计六奇《明季南略》曰：“十五丙申，大清豫王入城，赵之龙、钱谦益等尽率诸勋戚文武出降，之龙并捧王之明至营，南都亡。”[１９]可见钱谦益与赵之龙迎降属于同等位置。另一方面，若言钱谦益投降是无奈之举、投降后痛心疾首，尚有可能；但称其投降是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反清复明，则属过分拔高。其一，钱谦益投降并不带有再图复明的动机。这从其《与邑中乡绅书》的辩护亦可见：“大兵到京城外才一日，仆挺身入营，创招抚四郡之议。”[２０]钱氏认为其降清保全了部分百姓，可见其降清并非出于谋图恢复的动机。其二，钱谦益投降的主要原因仍是贪生怕死，性格软弱。天启年间，阉党大肆捕杀东林党人，钱谦益日日惶恐；崇祯十年牵涉“丁丑狱案”，被捕入狱，狱中亦时时表露恐惧；顺治四年被捕北上，柳如是同行鼓励，亦可见其软弱。其三，钱谦益由降清转为反清经历了一个心路转换的历程，此种转换的关节点是顺治五年。[２１]故而，金谱所称钱谦益投降是为保存有生力量，实属无稽之谈。
再次，金谱存在较多史实记录错误。除延续彭谱将钱谦益顺治初年两次入狱相混淆的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颇为严重。第一，金谱采信野史。例如，上引丙戌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江阴黄毓祺自舟山起师，先生使河东君至海上犒师。”此条文献目前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年间祝纯嘏的《孤忠后录》：“（顺治）四年丁亥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２２]《孤忠后录》成书于乾隆年间，其记载不见于他书，应是捏合其他事迹而成，当属作伪。第二，金谱只截取对己立论有利的材料内容，具有片面性。除上文言钱谦益从赵之龙投降一事外，丙戌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1646）记：“仁武伯姚志卓兵败，图再起，先生助资。”《小腆纪年附考》“顺治六年”载：“毓祺之起兵行塘也，鲁监国授以兵部尚书敕印，隆武帝亦遥授为浙直军门，得私署官属。毓祺伪为卜者，与常熟武举许彦达游通州，主湖荡桥之薛继周家。凡游击参将自海上来见者，虽满装，及入谒，则青衣垂手，众疑之。将起义，遣江阴徐摩致书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钤之。谦益知其事必败，却之，持空函返。”[２３]此处明确记载钱谦益拒绝了黄毓祺的请求。
最后，以诗证史方法存在的问题。诗歌毕竟不等于历史，具有歧义性与模糊性，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诗歌本无微言大义，却被强加阐释，造成过度解读。例如，金谱丙戌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记：“《七夕有怀》云：‘阁道墙垣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生憎银汉偏如旧，横放天河隔女牛。’按，此诗在隆武帝即位后十日而作，女牛之隔，君臣之异地也。”此时钱谦益尚无反清之心，金谱将此诗当作思念隆武帝之作，实有强加之嫌。第二，诗歌内容难以确指，易引发立论争议。例如，癸巳年（1653）记：“先生《伏波弄璋歌》有‘百万婺民齐合掌，浴儿仍用五铢钱’等句。按，此盖劝伏波复汉也。”钱谦益是否游说马进宝反清尚无其他证据，此处称劝其反清复明，不能确指。
综上，金谱最大之功绩在于钩沉钱谦益复明运动的事迹，并借助其诗歌予以佐证。这使得钱谦益不为人知的复明行迹重现于世，对恰当评价其形象至关重要。并且，这也是继钱曾之后、陈寅恪之前，对钱谦益诗歌阐释的一大成就，自有其诗学史的价值。但在此种解读中，亦存在过度阐释与臆断的问题，须进一步考镜源流，审慎明辨。
五、近代钱谦益形象的重构问题
从葛谱到金谱，时间跨越了清康熙年间直至民国时期。这四种年谱也折射出钱谦益形象塑造的变化，其背后更隐匿着政治风向以及时事人心的变迁。而成书于近代的后三种年谱，尤其与这一时期钱谦益形象的重构问题密切相关。
康熙年间的葛谱记叙了钱谦益的遗民心态，并对钱氏没有任何贬斥之词。更为重要的是，葛谱称钱谦益时使用“先生”二字，可见对其之尊敬。这是因为钱谦益降清之后，虽饱受訾议，但也多有同情谅解者。黄宗羲称钱谦益：“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２４]也就是说，此时的钱谦益形象处在争议之中，既未被完全贬低，亦未被完全美化。这种略带争议的钱谦益形象一直延续至乾隆中叶，而后受到官方的贬斥性定谳。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进呈乾隆帝《国朝诗别裁集》以求御序，乾隆帝指斥钱谦益大节有亏，不应置为第一。[２５]三十四年，乾隆帝下令禁毁钱氏著作。三十五年，乾隆帝读《初学集》，题诗痛骂钱谦益：“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四十三年，谕令将钱谦益列入《贰臣传》中“大节有亏”的“乙编”。[２６]乾隆帝对钱谦益的定谳带来三个负面影响：一是钱谦益的人品被官方贬斥，其人已不足论；二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如其人”的思想，钱谦益的诗文也被认为与其人品一样低劣，不足为观；三是钱谦益的诗文集被禁毁，甚至相关记载也将其姓名予以删去或涂改。其后，这种由官方负面定谳所塑造的钱谦益形象占据主流地位。直至晚清，刘声木《苌楚斋四笔》仍云：“时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斋谬托于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已悖甚矣。至自六丁字之义，则曰：‘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盖是时残明遗孽，犹假号岭越间，江浙遗民，与海上之师互为影响，故牧斋自附于孤臣逸老，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２７]此处依旧延续了乾隆中期对钱谦益的评价。
至近代家国巨变、朝代更迭，一些开明之士对乾隆帝关于钱谦益的定谳予以反思。从乾隆帝的定谳过程可以发现其中隐匿着两种理路：一种是因人废文，即钱谦益大节有亏，故诗文不足观；另一种则是因文废人，即钱谦益作品中有谩骂清朝之处，故言其人首鼠两端。近代关于钱谦益形象的重构，也正是沿着这两种理路予以反思，钱氏的三种年谱中也隐匿着如此的思路。
一方面是因文成人，即重新审视钱谦益作品的价值，进而肯定其为人。章炳麟称：“世多谓谦益所赋，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以人情思宗国言，降臣陈名夏至大学士，犹拊顶言不当去发，以此知谦益不尽诡伪矣。”[２８]柳亚子云：“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斯土，方闭户吟虞山《秋兴》诸诗，以代铙吹。”[２９]这些都表达了对钱谦益作品的肯定。尤其宣统二年，邃汉斋校印《钱牧斋全集》一百六十三卷，标志着乾隆帝对钱谦益官方定谳的完全破产。由此反观四种年谱中的彭谱与张谱：彭谱称钱谦益为“牧翁先生”，可见对其之尊敬；张谱则云“微吟深讽，易触忌讳，乾隆时，以其语涉诽谤，板被焚毁，清末始复有印行者”，也是从钱谦益的作品触及清朝忌讳这一角度而言。从对作品的肯定，可上升至对人品的肯定，正如章炳麟所言“以此知谦益不尽诡伪矣”。
另一方面是因人成文，即肯定钱谦益的为人，进而再肯定其文。钱谦益毕竟是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想要抹杀其文学成就并不容易。较之文学方面，推翻钱谦益的人品定论更为困难，其核心在于如何对其降清行为予以圆通解释。这正是金鹤冲跋《钱牧斋先生年谱》所说：“先生当危亡之际，将留身以有待出奇以制胜，迄无所成，而为腐儒所诟詈，亦先生之不幸也。”即认为钱谦益降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图恢复。
需要补充的是，民国三十年版的金谱有钱文选之序言称：“毁之者乃曰：其文秽在骨髓。吾谓翁之秽者，迹也，其心未死也。论人者亦论其心而已。丧乱以来，金子书无存者，余特为之翻印以贻当世之论牧翁者。”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引此段文字后说明：“按翻印是谱时，适日寇侵我国家，践我土地之际，亦无耻之徒沐猴而冠，为虎作伥之时，则是谱之重印，不免有取媚汉奸之嫌。”[３０]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古人云：“观其言而察其行。”[３１]钱文选在抗战时期多次拒绝日本及日伪的拉拢，他曾题诗明志：“乱离敢自托孤高，威武频加不屈挠。生命虽危置度外，任他巨浪与洪涛。”[３２]如此，钱文选怎会为汉奸辩护？钱文选又有《柳夫人事略》一文称：“《虞山志》盛称道牧斋为人，一则能顾全地方，免遭糜烂；一则留有此身，可为起义各方之援助。所以黄毓祺起义，牧斋即以家财全部助之，并令如是前往犒师。其能响应于义师者，至深且巨。”[３３]故而，钱文选之用心乃在于留有自身以为抗战出力，而非为汉奸辩护。在此背景之下，钱谦益、柳如是也被塑造成反清伉俪的形象。
近代以来关于钱谦益形象的重构问题，其实凸显出在时局变幻之下，人们对新史学观念的尝试和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时，容易出现以偏概全、夸大缺点、掩饰优点等三个问题，[３４]轻易将其定义为十足的恶人。然而，人性和历史都是复杂的，如此简单粗暴的评价，不仅不符合人性和历史的真实，甚至更沦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1903年，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痛斥传统史学：“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指盗贼为圣神，指僭逆为天命，指野蛮为君后，龂龂正统偏安之争，皇皇鼎革前后之笔。”[３５]因此，钱谦益形象的重构问题，不仅仅代表一个历史人物的改头换面，更预示着新的史学理论与价值观念的到来。只不过，这种反思在战争的时局下难以具备持续而深入的条件，未经多久便夭折了。
注释
[１]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页。
[２] [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59-586页。本文所引葛谱，皆出于此，下不赘述。
[３]方良：《浅议〈牧斋先生年谱〉及其作者葛万里》，《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４] [清]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2页。
[５]方良：《浅议〈牧斋先生年谱〉及其作者葛万里》，《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６] [西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50页。
[７] [清]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4册，第587-599页。本文所引彭谱，皆出于此，下不赘述。
[８]转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1-2页。
[９]参见[清]沈曾植：《跋投笔集》，钱仲联：《清诗纪事》“顺治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１０] [清]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49，第1588页。
[１１]参见高明祥：《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兼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１２]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3-304页。
[１３]张近凡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4册，第671-719页。本文所引张谱，皆出于此，下不赘述。
[１４]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2页。
[１５]汤浚编著，陶沙、陶和平、毛久燕点注：《岱山镇志点注本》，舟山：岱山县档案局（史志办），2019年，第54-55页。
[１６]参见[清]张联骏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报纸剪贴本。因《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漫漶不清，故使用此本。
[１７]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4册，第601-669页。本文所引金谱，皆出于此，下不赘述。
[１８]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2页。
[１９]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清抄本。
[２０] [清]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第823页。
[２１]参见高明祥：《钱谦益“明遗民体诗”肇始及其自我形象的重构》，《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２２] [清]祝纯嘏：《孤忠后录》，清稿本。
[２３] [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07页。
[２４] [清]黄宗羲：《钱宗伯牧斋》，《黄梨洲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２５]《清实录》卷648，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001-17002页。
[２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乙》，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7-6578页。
[２７] [清]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卷2“论钱谦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17页。
[２８]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钱谦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２９]柳亚子：《亚子文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辑·南社丛选》，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54页。
[３０]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2页。
[３１] [清]马骕：《绎史》卷86《孔子类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1页。
[３２]宣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宣城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828页。
[３３]钱文选：《诵芬堂文稿》六编，1943年排印本，第49-51页。
[３４]参见刘克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翻案”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３５]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96页。
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