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地理决定论与历史宿命论都不应是我们审视陆海复合型强国崛起的底层逻辑，该类强国在陆上集中/陆海兼顾的战略选择分野中呈现克制与激进的不同取向。类型化的战略选择可能生成非线性的战略效果，风险承担的战略并不必然招致透支困境，谨慎克制的行为也不等同于战略成功。为解释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因应地缘政治风险进程中呈现出的差异化崛起路径与战略成效，可以将地缘位势压力与国家安全感知情况纳入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地区/全球层面的两极或多极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缘威胁紧迫性，共同构成地缘位势压力，塑造了国家对兼顾或集中的路径选择。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觉、国内精英的政治施压程度，则是安全感知的主要来源，使国家形成克制或激进的选择偏好。通过优化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路径，对1947年～1971年的印度、1871年～1890年的德国、1964年～1982年的苏联、2008年以来的中国进行案例实证检验。遵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可以总结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塑造要义，即平衡地理对战略的塑造作用与战略对地理的能动作用，面对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合理调配战略资源在地缘方向上的优先级，从而有效管控大国竞争烈度。

关键词：陆海复合型强国/ 战略选择/ 现实主义/ 体系结构/ 安全困境/

原文出处：《当代亚太》(京)2025年第3期 第139-167页

作者简介：秦立志，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谭皓宇，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4VHQ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陆海复合型强国如何增加战略选择的自主性?

在大国兴衰的国际政治周期中，陆海复合型强国具有不同于陆权心脏地带强国与海权霸主的地缘政治情势，拥有陆海双向的战略资源禀赋，同时也面临两线或多线对抗的地缘政治威胁，①需要更加致力于平衡权力扩张诱惑与安全困境交织的地缘政治风险，渡过充满冲突风险的“危险地带”。从近代国际关系史来看，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其中不乏霸权国的有力竞争者，但却被“修昔底德陷阱”等历史叙事不断强化，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将导致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冲突升级。就陆海复合型强国而言，对威胁的绥靖式让步会导致自身面临比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更加不利的局面，因为后者至少还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大陆国家作为缓冲地带；对威胁的反应过度，则可能面临比冷战时期美苏在边缘地带扩张更加严峻的风险，这源于多极竞争背景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更大。但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不能因其陷入特定战争后的失败教训而彻底否定其战略经验。战略选择的优劣与大国兴衰是一个非线性的因果机制，理性决策的落地要面临大国战略互动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挑战。

无论是海权霸主还是更偏大陆性传统的强国，都存在霸权兴衰或崛起进程中断等结构性或偶发性的历史效果。选择性偏差让我们过于聚焦海权霸主的成功经验与陆海复合型强国宿命论般的失败教训。腓力二世(Philip of Spain)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虽然最终出现了霸权衰落，但也曾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海陆两栖的战略优势。威廉二世(William II)时期，德国的海军建设与陆上扩张刺激了战略冒险，缩小了其战略自主性。但如果回顾此前的俾斯麦时期，德国却能凭借大陆性的守成与海上殖民扩张的策略性克制来避免过度扩张，实现了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的战略诉求。②

陆海复合型强国在战略初始阶段更容易实现守成式进取和审慎克制的战略偏好，随着战略进程的发展，有可能出现战略目标的偏移与手段选择范围的受限。那种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困境将难以化解的观点，并不具有历史逻辑的自证依据。在结构性压力和战略互动的交互作用进程中，一方面国家的确存在地理禀赋的优劣之分，另一方面战略决心与决策偏好也存在差异化的选择路径与效果的不确定性。

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理解应突破线性的宿命论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循环论，关注风险的条件性与国家单元的能动性。风险承担的战略并不必然陷入被联手制衡的透支困境，谨慎克制的行为也并不等同于战略成功。即使地处陆海复合的地缘劣势也并非全无战略腾挪的空间，游刃有余地平衡各方利益、穿针引线地构建同盟体系甚有可能。自查理五世时期的哈布斯堡帝国以来，诸多陆海复合型强国因应风险的战略效用，至少存在着“主动塑造”“极力平衡”与“疲于应付”的类型化差异(见表1)。

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是：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特殊性及其战略选择偏好的成因是什么?差异化的崛起路径会产生怎样的非线性战略效果?中国作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其安全战略转型也需要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这项研究议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增强解释力，并不执着于进行所有层面的战略归因，而是重点聚焦体系层面的结构性压力与国家单元层面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观念这两个维度，探讨两极与多极竞争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分异现象，提炼陆海复合型强国缓解崛起困境的战略要义。

二、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概念界定及其战略选择

西方经典地缘战略理论强调了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③这一传统界定是为了凸显边缘地带在二战后美国大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研究目的是为海上霸权服务，而并非聚焦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具体地缘及权力特性，因此较为简约而抽象。但也恰恰反映出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现实主义在研究对象概念界定上的相对粗糙性与科学化不足。④

(一)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政治内涵

这里接受既有研究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特性、实力潜力与权势中心地理位置分布的基本论述，但尝试对其所处的地缘环境整体性、体系权势位置及战略选择偏好进行辩证分析。

第一，陆海复合型强国常常与其他大国存在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多方博弈的复杂态势会增加战略互动的密度与不确定性，进而升级战略目标的分歧程度。该国若想占据“罗曼蒂克三角”中左右逢源的“枢纽”角色，则往往需要更具弹性的战略平衡手段与更高的实力威慑加持，战略容错空间较小。⑤陆海复合型强国自身在占据该地区地理主体部分的同时，又通常与多国存在相邻、相通或相远的地缘关系(如当代中国与印度等)。⑥这种地缘重心位置属于体系引力场的核心区，各种地缘关系均被吸入这一区域，作为漩涡的中心和地缘政治焦点，很容易陷入多线对抗的局面。由于地缘环境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大国对能力研判的优先级要高于对战略意图的识别，该国至少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主要战略对手威胁。⑦陆海双重易受伤害性的缺陷也孕育着机遇，如利用体系中心位置来增加其他大国在竞争博弈中对本国的战略依赖性。

第二，陆海复合型强国缓解安全困境的难度系数要大于海权霸主，更加需要至少成为公认的地区性大国并保有较高的战略自主性。同时，由于潜在或被激活的海陆联合制衡机制，近代以来这类强国很少最终彻底获取体系霸主地位。该类强国的大致体系权力位置范围在于，达到霸权国综合国力80％门槛的争霸国(如冷战中的苏联)、达到50％综合国力门槛的潜在争霸国(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纯粹的地区性大国(如战后的印度)。⑧这一界定表明，该类强国兼具挑战国与守成国的双重体系身份，避免了单纯谈“崛起/霸权”二分法所造成的歧义。

第三，地理层面的陆海两栖并不意味着战略重心的陆海兼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其战略中心只能依托陆权，而战略重心则处于动态变化中，涉及陆权与海权战略在大战略中的配比问题。自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以来，诸如波旁法国、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及希特勒德国等，皆是以陆上实力为根基的地缘政治力量，虽能建设出相当于海上霸权国一半左右的海军实力，但在大战略的规划中，海权的重要性都不曾压过陆权。因此，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战略的倾向性往往表现为陆主海从或陆海并举。⑨陆权与海权、进攻与防御、结盟与中立、权力与秩序等，都涉及战略选择的动态调整。如能对核心利益区域与边缘利益区域进行适度的区分并建立必要的安全联系，那么就有可能优化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环境。

(二)关于战略选择的类型化界定

这里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细化为四种组合式类型：激进兼顾型、克制兼顾型、激进集中型、克制集中型，其衡量指标包括地缘方向上的战略重视程度及手段选择的强度。

兼顾与集中的区别在于战略重心的布局，兼顾型将对海上与陆上的战略注意力置于同等地位；集中型则主要聚焦陆上权势斗争。对兼顾抑或集中的评判标准在于，一国军力的构成、危机发生的地理区域、与主要战略对手的互动场域等，即当一国军力构成的海军比例显著提升、海上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与主要战略对手的海上战略互动明显增加时，则属于兼顾型的行为范畴。当一国军力的构成仍以陆军为主、危机集中爆发于陆上、与主要战略对手的竞争聚焦于陆地时，则将此种归类为集中型。

激进与克制的划分关注较长时段下的战略选择“主基调”(意指国家设定的主要目标任务或对战略形势的整体研判)，短时段下则表现为具体政策决策对长时段战略主基调的遵循或偏离，但这并不影响对时间维度拉长后的战略选择研判。依据决心强化或弱化的动态选择光谱，激进型的行为选择往往意味着强化战略决心，会将预防性战争、挑衅与推回的硬制衡、联盟对峙与军备竞赛的硬制衡等战略手段纳入工具箱；克制型战略则倾向于弱化战略决心，工具箱中存在有限的军备建设与协调军事行动的有限硬制衡、有限制度联合的软制衡、示善与阻吓兼顾的接触等战略手段。⑩

这种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的战略手段类型化分析，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特定时段内会执行单一的战略路径，有时可能是一种组合式战略。特定阶段内国家具体战略手段工具的选取将在主基调下表现为动态调整的相对不确定性，体现出战略环境流变与战略偏好调整下的选择弹性。

(三)对选择分异的生成机制及其战略效果的讨论

战略行为的生成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征，又涵盖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过程。(11)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需要评判体系战略环境与自身战略资源禀赋，寻求权力、安全和利益，进而诉诸目标与手段间平衡的战略实践。既有研究对该类强国战略行为选择分异的生成机制，其效用探讨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均势制衡的结构性与进程性生成逻辑。这种经典论述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具备资源分配、同盟政治、安全困境等诸多方面的先动劣势，由此面临双向的地缘战略威胁及双重易受伤害性，造就了这类国家在海陆两线上的战略资源分散化，具有较低的战略容错率。奉行绝对安全逻辑而进行的战略实践会激活潜在的制衡机制，由此导致其他大国的战略包围，并最终陷入螺旋冲突模式中。(12)尽管这种制衡的生成逻辑涵盖了自动生成、半自动生成、人工操作三种情形，但整体上都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主要是对体系制衡压力的一种反馈机制，而且容易产生过度反应。

第二，联海制陆抑或联陆制海战略的现实可行性争论。针对“以陆制海”战略，有观点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可以谋求直接占领海上战略对手赖以发展的陆上基地，并在获取超出对手领地几个数量级的大陆领土基础上，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上舰队，进而成功击垮敌国。反驳的观点则认为，现代世界中根本不存在陆地包围海洋的可能性，反而恰恰是海洋包围陆地，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具备直接占领海权国陆上基地的可能性。继而强调“海陆并举”战略可能激发地缘政治的“同色竞争”原理，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从而诱发战略反噬。(13)

对地缘环境的分析，不应秉持单一的地理决定论或机械化的结构选择逻辑，而应立足于战略互动的视角。(14)对地缘威胁的研判，应关注空间上的威胁滞后性与时间上的威胁强度，近代历史中不乏有效应对制衡压力并取得阶段性战略优势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位势作为自变量，涉及该国所处权力格局的极化结构与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并分别影响该国在兼顾型战略与集中型战略间进行选择的能力与意愿。单元对结构限制具有主观能动性，既有研究对国家“黑箱”如何打开众说纷纭，即使就认知层面来说，就有安全、威胁、风险、利益、目标、地位等认知有关概念的混淆。这里为了增进解释弹性，主要以安全感知而非其他认知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涉及决策者知觉因素与国内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对单元能动性与战略决心的塑造，将影响该国选择激进型战略或克制型战略的具体情况。将因变量划分为激进兼顾型、克制兼顾型、激进集中型、克制集中型四类，不同的战略选择因应的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不同，客观战略效果也存在不确定性(见图1)。

图1 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选择差异化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构建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选择分异的理论框架

这里将“第一意象”(决策者)、“第二意象”(国内政治)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合起来，在承认体系结构主导性作用的同时，纳入国内因素的调节性影响，以求较为灵活地解释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选择分异的动因。(15)本文探究的是大战略层面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路径，而非执着于对外政策分析，更加强调结构性压力的长时段作用机制与短时段、特定战争或外交危机中的战略能动性相结合。既有研究对体系中极的数量与稳定性主要有三类学说：单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与多极稳定论，本文对地缘位势的分析意在把体系结构对单元战略的塑造作用进行更加具象化的空间维度处理。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强调战略偏好的模糊性，这让其不同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维持现状偏好，也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偏好分道扬镳。但新古典现实主义需要拓展战略偏好的空间差异，空间中的权力分布并非均质的，国家在不同的空间区域也经常采取差异化的战略偏好。不仅如此，战略资源禀赋需要经过战略实践的转化才能塑造出一国具体的陆上或海上权势。陆海复合型强国更可能因为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受到战略不确定性的挑战，导致更易出现理性决策受限的情形。

(一)自变量：地缘位势

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围绕“位势”的竞争，“位”表示相对实力位置与地理位置，“势”意味着权力互动逻辑中的动态变化。地缘位势是国家权力在特定地区的空间分布情况，其评估考量了权力的来源及权力互动中的具体制约(如距离、战略对手的制衡威胁等)。(16)地缘位势的高低衡量聚焦于两个标准，即该国所处地区/全球权力格局的极化结构、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当该国在权力格局中越偏向相对稳定的两极之一，且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越低时，其地缘位势越高。当该国越处于不稳定的多极结构之中，且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越高时，其地缘位势越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位势越高，其越可能采取兼顾型的地缘战略；而当其地缘位势越低时，则越可能倾向集中型的战略选择。地缘位势从高到低的结构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两极结构＞不稳定的两极结构/相对稳定的多极结构＞不稳定的多极结构。

1.地区/全球权力格局的极化结构

当该国在权力格局中越偏向明确的两极之一时，其越具备选择兼顾型战略的能力；当其所处极化结构越倾向多极化格局时，则越只有选择集中型战略的能力。这里的“地区/全球”指涉需要根据具体分析对象的权力位置进行界定。当其属于争霸国时，则以全球体系为参照标准；当其仍为潜在争霸国或地区性大国时，则以地区体系为聚焦点。陆海复合型强国所处的地缘重心位置意味着其不断增长的权势将刺激陆上邻国与海上霸权的共同趋势焦虑，这正是德约范式所揭示的“大陆体系”vs“大洋体系”“欧陆均势”vs“海洋霸权”机理的核心内容。(17)但遵循这一范式的研究不应忽略一个现象：国家间相对实力对比的悬殊程度，将塑造陆上邻国与海权霸主(强国)之间制衡能力与制衡动机的差异。当行为体有能力应对威胁时，其对威胁的敏感度与恐惧度将会较高，知觉阈值的降低将塑造知觉警觉的制衡偏好；当行为体缺乏应对威胁的能力时，反而可能在知觉防御的心理作用下走向制衡不足。(18)

当该国处于两极格局中的一极时，往往是与海权霸主展开两极竞争，知觉警觉的海权霸主将通过增加军备、发起政治对抗甚至组建遏制性联盟以向其施压。(19)但在两极格局中，其余陆上邻国与该陆海复合型强国间的实力对比往往过于悬殊，加之地理邻近性和海权霸主不能提供充足的陆权力量支持，参与海权霸主领导的制衡性联盟意味着极有可能成为该陆海复合型强国首要攻击的对象。因此，其往往在知觉防御的心理作用下倾向于首选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威胁的推责战略。(20)在这种情况下，各陆上邻国争相避免承担制衡责任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该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而具备重新分配其战略资源以采取兼顾型战略的能力，并积极应对海权霸主的围堵遏制。

反之，作为多极格局中的一极，陆海复合型强国即便存在与海权霸主结盟的战略最优解(此时对海权霸主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可能另有他国)，但仍会面对实力对比较为接近的陆上邻国与其展开竞争甚至是被联手制衡的风险。多极体系中包含着多个相差不大的权力中心，具备知觉警觉的能力基础与制衡动机，采取制衡战略的倾向明显。在欧洲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中，当陆海复合型强国达到欧洲国际体系中总军事能力的三分之一时，体系内的其他欧陆强国将表现出强烈的制衡倾向。(21)在这种情况下，陆上邻国倾向通过发展联盟和增加军备，以应对陆海复合型强国可能的权势增长。这种潜在或现实的制衡机制压缩了该陆海复合型强国选择兼顾型战略的腾挪空间。当面临这种情势时，陆海复合型强国往往只具备选择集中型战略以专注应对陆上威胁的能力。

2.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程度

一国面临的威胁紧迫性主要受到威胁强度与威胁滞后性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威胁分布状态，威胁强度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息息相关，威胁滞后性则与地理空间的具体性质相联系。(22)当该国与对手间的权力转移趋势占优，且双方存在陆上的缓冲地带或海洋障碍时，其所面临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越低，越具备选择兼顾型战略的意愿；当该国与对手间权力转移趋势占劣，且双方存在陆上的地缘毗邻性时，所面对首要地缘威胁的紧迫性越高，越存在首选集中型战略以将重心聚焦于陆上的意愿。而有关威胁强度与威胁滞后性的中间取值，则表现出组合式的战略选择。

与首要战略对手之间的权力转移趋势对比，将直接影响该国所面临的威胁强度变化，可以看出一国邻国的强弱，该国必须防卫的前线数量，以及能否轻松地向外投射战力或是否陷入被包围的风险。(23)在多极格局中，国家界定首要对手存在动态调整的不确定性，这里以实力最为接近的对手来衡量，因为权力转移过程中国家的战略意图评估往往需要关注相对实力变化情况。如果两国均属于权力净增长型国家，当该国权力净增长数量/首要地缘对手权力净增长数量＞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升高态势时，该国便处于趋势占优方，面临威胁的强度较低，诉诸兼顾型战略的意愿较高。反之，当0＜这一比值＜1，且呈逐步下降态势时，该国即处于趋势占劣方，所面临的威胁强度较高，其选择集中型战略的意愿较高。(24)衡量权力的指标集中于显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根据不同时代权势争斗特征的变化而有所侧重。

地理空间性质影响着国家所面临威胁滞后性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对国家安全更紧迫的威胁主要来源于陆上，尤其是存在地缘毗邻性与较好地理通达度的陆上邻国，地缘毗邻性塑造了邻国彼此战略投射的倍增效果。(25)尤其是与敌对邻国有漫长边境线的情况，国家必须为应对这一威胁而集中倾注大量资源进行防御。反之，由于地理距离的磨损效应带来的力量梯度损失原理，来自海上的威胁或与对手存在陆上缓冲地带的情况，将使该国面临的战略威胁相对滞后，由此刺激其倾向兼顾型战略的意愿。(26)

(二)调节变量：安全感知

安全感知是安全主体根据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判断而形成的主观感受，存在一个复杂的国内认知过程。(27)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增进自身的安全，不安全感会带来恐惧，进而刺激国家为获得或巩固优势而采取先发制人的风险承担行为。(28)这里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安全感知划分为安全稀缺感知型与安全充裕感知型，安全稀缺感知的国家认为当前的国力无法保证其核心利益不被威胁，具备较高的不安全感；安全充裕感知的国家则认定当前拥有的战略资源足以应对威胁并维护关键利益，具备较高的安全感。(29)在战略决策中国家通常遵循损失厌恶原则，当安全感知越稀缺时，将越可能倾向采取激进型战略；当安全感知越充裕时，则越可能偏向采取克制型战略。国家安全可区分为物理性安全与本体性安全，分别对应国家的物质利益与身份认知这两个维度，陆海复合型强国往往面临着现实的地缘威胁，对物质利益的安全关切将置于首要地位。(30)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威胁及其对威胁的应对，涉及客观的安全状态与主观的安全感受，这里主要讨论安全的主观感受，因为安全的泛化及由此导致的激进行动源于不安全的主观感受而非威胁本身。(31)

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与判断不仅是决策者根据自身的“心理环境”而非客观环境做出决策的过程，还涉及国内政治精英的能动性影响。国家并非自身所设想的那样不安全，夸大不安全感的动因既与决策者的无意偏见及有意偏见相联系，也与源自政治精英的狭隘利益扩张有关。对陆海复合型强国安全感知的衡量聚焦于两个标准，即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觉、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情况，两者将分别作用于国内的个体政治心理与群体政治心理，影响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与长期战略偏好。当决策者对体系信息缺少明显认知错觉，且国内精英集团的施压越小时，国家将越偏向安全充裕感知，侧重克制型战略；当决策者误判程度越高，且精英集团施压越大时，国家越可能倾向安全稀缺感知，聚焦激进型战略。当国家安全感知适中时，将根据对手反馈采取组合式的战略选择。

1.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觉

知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模式，个人的先前经验和个性特征等构成了认知性解释的前提，主要涉及决策者对战略对手威胁和敌意大小的主观认知。一些“美丽的”错误知觉的确会导致决策者低估对手威胁，进而促成国家间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但从经验现象来看，决策者的错觉大多为夸大对方敌意，引发非本意冲突。(32)决策者常常产生的错觉，反映了理性是有限的事实。错觉的生成机理存在无意偏见与有意偏见之分，前者源于纯粹的认知能力局限，后者则由决策者的情感压力驱动，但不论是无意识的错觉抑或有意偏见的情感逻辑，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制约形成合力，共同影响决策者认知偏见的生成。(33)

错误知觉多元化的生成机理塑造了其四种表现形式：首先，过高估计对手整体性和实力，将互动双方任何偶然的事件视为对手蓄意策划的战略行为。其次，过高估计自身被影响的程度，认为对方的行动目的就是伤害自己，对这类行动的自发性与伤害程度的估计要大于实际情况。再次，自圆其说的认知惯性。当决策者采取的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时，可能倾向于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并坚持原有认知的思维惯性，即决策者意识到本国面临的安全态势并非感知中那么稀缺时，却仍然坚持这种安全稀缺感知而倾向既有激进政策的延续性。最后，有意偏见的愿望思维，趋于避开不愿接收的信息，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接收的信息。这种选择性关注往往是面对自身的消极情感而产生的“防御性规避”，屏蔽部分信息以坚持自我主张并导向决策强化。(34)

2.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情况

国内政治实体和官僚组织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各自的集团利益，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反映的是这种国内政治博弈最终胜出的结果。(35)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集团总是占据着一些重要统治机构的权势位置，并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光谱分野。“颠倒的第二意象”意味着对外激进派的精英集团往往可以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狭隘利益，因此，他们倾向于渲染外部威胁和刺激国内的不安全感。(36)这涉及军方、官僚机构和经济部门的精英集团，将通过塑造夸大安全稀缺感知的群体政治心理，并积极向决策层进行政治施压，将刺激国家采取激进型的战略行为。这种国内政治压力的大小取决于这些精英集团势力的强弱。探讨扩张性精英集团的施压情况，可将其内部偏好按整体或单一来处理，以“鹰派”指代来简化偏好类型。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对外扩张偏好的精英集团，通常内部利益较为集中；另一方面在于精英集团组织内部往往存在着小集团思维，即压制组织内个人的意见并营造一种顺从的氛围，进而形成对外一致的集团偏好。(37)

国内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存在两条主要路径，并构成衡量施压强度大小的主要标准。第一，鹰派集团彼此间互助联合并利用部分决策信息的垄断优势，将克服单一集团处于国内政治生态边缘性地位的劣势，凝聚成合力甚至劫持国家政策。第二，鹰派集团塑造的战略观念，通过渲染国家安全稀缺的感知迷思，如果形成较高的国内共识程度，会推动国家采取扩张主义政策的行动指南。较大力度的政治施压表现于，这些精英集团将通过对战略文化进行选择性提取、片面夸大退让的累积性威胁前景等方式，烘托“安全是稀缺的，扩张则是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的战略观念。(38)较高强度的战略观念施压将产生国内政治的黏合剂作用，协调不同精英集团的主张焦点，进而达到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s)的共识。(39)国家可能根据共同的安全稀缺信念来确定行动的扩张方向，缓和性的对外政策可能因此被忽略。

(三)因变量：战略选择

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可以分为激进兼顾型、克制兼顾型、激进集中型与克制集中型四种类别，存在着不同地缘方向上战略配比的集中程度、决心强度高低的差异。战略选择路径的分析主要通过行为体的学习、行为体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通过将行为体分解为更基本的国内政治行为体来解释其战略选择的变化。(40)同一个战略选择未必产生同质化的战略效果，是一个非线性的因果机制。据此提出理想状态下的四个理论假说。

假说1：当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位势较低，且偏向安全稀缺感知时，则更倾向于采取激进集中型战略。将资源集中于陆上的权力争夺，可能采取包括战争、挑衅与推回、组建联盟与扩大军备等战略手段，相对高效地将战略资源转化为权力投射能力，塑造战略主动性。但激进型的权力最大化逻辑可能引发体系性的制衡，不断扩张的目标要求手段的跟进甚至超越，可能转向陆海兼顾的战略突进，陷入战略透支风险。

假说2：当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位势较低，且形成安全充裕感知时，则偏好克制集中型战略。采取包括接触、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的战略手段，将战略注意力集中于陆地，避免与海上霸主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可以实现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用相对和平的方式推动可持续性的权势增长。但如若过于强调克制的信条，则可能导致国家地缘战略环境的塌缩。

假说3：当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位势较高，且偏向安全稀缺感知时，则更可能选择激进兼顾型战略。这种陆海两面出击以挑战既有秩序的战略选择，通过诉诸战争、硬制衡等战略手段，可能利用战略时间差而获取远超边界安全的地缘权势。但也容易在海陆两线的消耗战中陷入历史上典型的战略困境。

假说4：当陆海复合型强国地缘位势较高，且秉持安全充裕感知时，则容易诉诸克制兼顾型战略。这种选择包括示善与阻吓兼有的接触，在坚持权力克制的同时积极塑造有利的陆海战略环境，并积极应对陆上邻国的潜在威胁与来自海上的制衡压力。该手段可能构建起陆海双向的地缘缓冲地带及与首要对手间的战略稳定机制，但仍面临战略意图的误判与冲突升级的失控风险。

四、历史镜像与当代案例：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选择的路径分异

案例部分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和过程追踪法，进行历史镜像的回溯与当代案例的分析，以求检验理论机制。具体选取冷战前期的印度、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2008年以来的中国。在对不同战略路径的效果进行评判时，简要地将不同案例的过程追踪按照战略进程的延续性向后拓展，以体现理论框架的分析效力。(41)跨越不同地域与时间维度的案例为中国外交策略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并且战略的确可以产生超越时空与语言文化差异的诸多共性议题，如孙子与修昔底德的战略叙事逻辑，对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战略启示。如果认为历史的案例不会对当代中国有参考价值，则否认了以史为鉴的传统。寻求后发制人的战略家们在描绘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蓝图时，应当重视导致因应地缘政治风险成败的复合原因。

(一)激进集中型战略：印度(1947～1971)

伴随印巴分治后的激烈对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印度逐渐身处较低的地缘位势中，形成聚焦陆上权势斗争的能力与意愿。(42)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陆上强敌环伺，巴基斯坦虽在国土面积上远不及印度，但在陆上军事力量增长方面却占据着优势，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控制的中央条约组织，来自美国的军事联盟援助与国际支持使得巴基斯坦具备了成为地区强国的实力。不仅如此，巴基斯坦在与印度毗邻的克什米尔地区不断拓展军事存在，更是加剧了这种地缘威胁的紧迫性。(43)作为战后亚洲最具潜力的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中国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加快进行经济建设，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1949年增长了77.5％，三年年平均递增率达到21.1％。(44)反观印度则因发展迟缓而被称为“容易治理但难于改变的国家”。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一步肃清内外边患，大力发展与军备直接挂钩的重工业实力，中印间的权力转移趋势逐渐对印方不利。伴随中国解放西藏的步伐日益加快，进藏公路的通车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藏区的战略控制，青藏高原作为中印间陆上缓冲地带的效力不复存在。(45)在冷战前十年，美苏争夺的焦点水域集中于大西洋与太平洋，并未对印度洋投入过多的战略力量。但在1962年后，南亚地区不仅存在着中印巴这三股核心势力，又因域外超级大国美苏的介入而进一步形成不稳定的多极格局。

这一时期印度的安全稀缺感知可以体现在被称为“印度铁腕”的时任内政部部长帕特尔(Sardar Patel)于1950年致尼赫鲁的一封信中，其极力渲染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地缘威胁”。(46)不安全感充斥在众多印度精英间，反映出国内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对印度安全感知塑造的复合性影响。(47)这些施压的精英集团既包括国大党内部的右翼势力，也涉及议会内部的诸多反对党力量。在1959～1962年间，印度国大党内部的反华声势甚嚣尘上，以时任外交秘书杜特(Subimal Dutt)为首的激进势力联合情报局官员，垄断着边界前线的信息优势，以此强调不安全感并向政府决策层施压。(48)议会内部的反对党势力形成联合并在外交决策上具备了发言权，他们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发出激烈的批评，并提议要在紧迫威胁的情势下对华进行军事报复。(49)

1950年，尼赫鲁还在告诫部下切忌听任毫无理由的恐惧占据上风，之后其自身便陷入不断自证的不安全感中。(50)这种错误知觉的生成至少包括受害者心理、历史类比与愿望思维的交互性强化。在1959年的中印边界摩擦中，尼赫鲁深感尊严和威信受到侵犯的恐惧逐渐凸显，其尔后制定的“前进政策”更是夸大“中国威胁”，认为必须采取主动的预防性措施。(51)在此期间，尼赫鲁更是紧抓1914年《西姆拉条约》规定的纯属虚幻的历史利益不放，陆上威胁的历史记忆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历史类比错误地混杂形成不安全感，因此不断向中方强调所谓战略红线，即中印边界早已通过历史进程确定，并不存在划界问题。

以1961年印度强行将葡萄牙人逐出果阿为标志，尼赫鲁类比历史上美国抵抗欧洲列强干涉的行为，在渲染域外大国干涉南亚事务导致不安全感的同时，逐步提出印度版的“门罗主义”。尼赫鲁的愿望思维更是集中体现于在中印边界战争前对中国善意信号的持续性忽视，仍然认为边界的和平已无可能，印度必须坚持“前进政策”才能缓解这种紧迫威胁造成的强烈不安全感。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继任后延续了这种安全稀缺感知的认知惯性，坚持认为印度面临着被“左右夹攻”的紧迫威胁。印度确立起聚焦陆地导向的战略扩张思想，认为只有承袭自殖民化时期以来的扩张主义行动，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至20世纪70年代，印度对其南亚邻国进行了多次军事干预，以塑造自身在南亚的陆权优势，包括干预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不仅如此，面对其直接战略对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于1947年、1965年、1971年爆发三次战争，并与中国爆发1962年边界战争。

英吉拉·甘地掌权后，制定了更具预防性和前倾性的进攻政策，坚称自身是地区安全的合法维护者，并将这一地区干涉主义更为频繁地加以运用，印度逐渐获取了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但印度首先谋求的是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地位，(52)虽在独立之初就制定了发展海军的十年规划，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海上力量发展仍极为有限。陆军将领甚至将海军向印度洋的扩展计划称为“过时了的帝国主义观念”，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印度海军甚至都不是由印度人领导的，直至1958年前，印度的海军参谋长职务一直由英国人担任。印度对英国海军的依赖也一直持续至英国撤出印度洋之后。伴随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逐渐占据较高的地缘位势，印度具备了陆海兼顾的战略能力与意愿，逐步走向了激进兼顾型战略，实质性地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和苏联建立准联盟关系。印度的海上战略目标拓展为建立一支在规模和能力上相当于在本地区执行任务的任一超级大国的海军，并于1972年出台海权色彩浓厚的“同心圆”战略，以分层式地对印度洋施加控制。美国派遣“企业”号航母赴孟加拉湾的巡航给印度施加了巨大的安全威慑。(53)

(二)克制集中型战略：俾斯麦德国(1871～1890)

经过时任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领导的三次王朝战争，德国在1871年完成了国家统一。德国的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结构，重新塑造了“欧洲五头政治”的不稳定多极格局，自身则陷入较低的地缘位势中。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71年就不止一次地强调，“俾斯麦是新波拿巴……在均势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应对德国予以制衡”。(54)在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中，英国明确警告德国不要擅自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行动，否则将引起严重后果。正如俾斯麦总结的，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55)

作为对德国呈现潜在东西“夹击”态势的两个重要战略对手，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迅速实现了军事复兴，并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俄国则基于庞大的人口开始进一步变现其战争潜力，欧陆回复到一种动态的势力均衡中，德国在实力对比与权力转移趋势中并未占据绝对优势(见表2)。奥匈帝国虽然已对重夺德意志领导权感到复仇无望，但保持观望并伺机对德倾覆的可能性仍存，俄奥围绕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同样压缩着德国的战略选择空间。(56)德国面临着较为紧迫的地缘威胁，法国在布朗热主义的民族复仇狂热情绪下，于1887年在与德国毗邻的阿尔萨斯及洛林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沙俄作为陆权大国处于与德国接壤的侧翼，在1872年便明确表示支持法国重新振兴，即便是当俾斯麦逐步构筑大陆同盟体系后，这一体系重要的防范对象仍至少涵盖了来自东部侧翼毗邻俄国的地缘威胁。

德国相对充裕的安全感知，可见诸1881年三皇同盟重签后俾斯麦致皇帝的一封信中，如俾斯麦强调，俄奥间的相对和平可以缓解潜在法俄同盟的对德威胁；(57)也体现在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反对预防性战争的一句名言中——“即使德国在一个不太有利的时刻遭受攻击，我们也将足以自保。”(58)在《巴特基辛根备忘录》中，俾斯麦主动放弃“大德意志”崛起路径，而是通过在现状基础上扮演穿梭外交的“枢纽”角色确保德国的安全，过度扩张则会重蹈历史上查理五世与路易十四同全欧洲开战的覆辙。

俾斯麦的现实主义战略审慎体现为：第一，谨慎区分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认识到德国的核心利益在于妥善处理与法国和俄国等接壤大国的关系，而非盲目在殖民扩张等边缘利益上塑造安全稀缺的认知假象。第二，维系同盟的可获性与灵活性，总是试图保持可以同多个强国中的任何一个结成联盟的选择，同时限制对手间相互结盟的可能性，而非基于不安诉诸明确的对抗性联盟关系。第三，耐心等候有利时机的到来，而不是在安全稀缺的焦虑中仓促决策，他曾告诫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处等候多时，忍受蚊虫的叮咬，以待射击最佳时机的到来。”(59)第四，面对奥俄巴尔干之争对德国安全环境的冲击，俾斯麦并未基于恐惧心理而全然支持奥匈帝国的行动，而是在保持对奥友好的同时转向在1887年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同时为进一步防范俄国威胁而将英国拉入“地中海协定”，理性克制地处理安全危机。

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内部，各阶级、各党派、各政治精英集团间的裂痕与对立随处可见。在各党派势力相互倾轧的过程中，对决策层的政治施压强度反而处于较低水平，这对德国安全充裕感知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自由主义势力的民族自由党平衡着以容克贵族为基础的保守主义势力，当19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势力日渐壮大时，其内部又经历了重大分裂，快速上升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势力则旋即被前两派势力持续性的压制，德国国内精英集团间呈现出相互制衡态势，并未出现较强的互助联合。(60)军方与文官政府间逐步形成的有机协调机制，确保了战略目标对军事目标的政治领导，源自文武关系的施压强度尚处于可控状态。(61)决策层得以笼络和驾驭诸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对战略决策的施压，尤其是在19世纪末盛行的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热潮中，德国尚未基于海外殖民的后发劣势而形成不安与恐惧主导的“帝国迷思”。

基于较低地缘位势的体系刺激与自身安全充裕感知的影响，俾斯麦德国大体上采取比较务实的“信任政策”与“大陆政策”，寻求克制集中型战略。德国聚焦于欧陆的权势斗争，决定恢复一种保守的梅特涅秩序，以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避免与欧陆主要强国间的军事冲突，维持1871年以来的欧洲均势。(62)为以身作则地相对限制武力使用，俾斯麦规定德国地面武装部队人数限制在总人口的1％，即所谓“永恒预算”。在军事战略计划上，德国奉行可能的军事冲突应在西线采取防御态势而在东线诉诸有限进攻，对法俄两国取得有限性战争的胜利，并留待外交来决定是否具备达成和平解决冲突的条件。(63)

德国在海上极力避免与英国对抗。从1872年至1888年，德国海军更替的两位最高长官斯托施(Albrecht von Stosh)和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皆出自陆军，他们也都倾向于小规模防御性的海军发展计划。(64)1884年，俾斯麦提出“海上均势”观念，但出发点更多是为了应对法俄两国海军发展所制定的全方位防御战略。德国海军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国海军排名中甚至出现了下降，一度落至全球第五位。(65)与此同时，德国在大体上拒绝得到一个殖民帝国，其“炮舰外交”限于保护自身日渐延展的海外经济利益。这种克制集中型战略大体上规避了海权霸主的制衡，并使俄法间“天然的”的制衡性同盟在俾斯麦下台前一直没有形成。德国拓展了权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

1890年后，伴随德国“五球不落”的联盟网络逐渐提升其地缘位势，德国开始导向陆海兼顾型战略。保守主义精英集团互助联合的“铁麦联盟”逐步塑造扩张迷思并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军方也在这种战略观念的作用下提出预防性战争计划，以威廉二世为核心的决策层则持续陷入不安与恐惧的错误知觉中。面对俄国战略潜力日益凸显所导致的趋势占劣态势，威廉德国面临的威胁强度逐渐上升，德国国内涌现出“未来属于年轻的俄国，当其在波兰的战略铁路竣工后，德国的优势将不复存在”的战略判断，(66)在这种情势下，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最终在拉长的战线中逐步陷入崛起困境。

(三)激进兼顾型战略：苏联(1964～1982)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世界上任何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冲突的缓和与升级，同苏联战略力量的态势变化密切相关。(67)1964年后，美国逐渐陷入越战泥潭，法国和日本的实力增长开始稀释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苏联实现大规模的军力增长，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这一情势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中实质上承认美苏间的战略均势。(68)苏联在沿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欧洲、中东、东亚一线上占据着较高的地缘位势，陆上缓冲地带的存在与巩固使得来自美国阵营的地缘威胁紧迫性下降。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地区的优势地位源于强大的军力与经济控制，诸如英国、西德等欧洲大国也相对缺乏对苏制衡的能力；在中东地区势力范围的拓展同样也缓解了苏联腹部的地缘威胁；中苏交恶后苏联加快同印度准结盟及拉拢越南的步伐。(69)苏联的核武库、国防开支及工业总产值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增加，并在之后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见表3)。正如1977年美国时任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所言，“美国可以威胁并阻止苏联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想法已经过时，这与当今的地缘政治形势完全不符”。(70)

勃列日涅夫坚信：“只有积极且有目的的斗争才能够捍卫和平。”(71)其对威胁的判断及对苏联与美国阵营间相对实力细微变化的敏感认知，影响着苏联安全稀缺感知的形成。第一，这种不安全感表现为过高估计自身被影响程度的“受害者心理”。苏联高层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在二战期间苏联被德国所背叛，被西方所抛弃，这种被西方伤害的历史类比是导致美苏缓和进程戛然而止的重要认知性因素。第二，过度知觉警觉的恐惧情绪。当个人认知中对东欧控制的稳固与现实中摇撼东欧局势的“布拉格之春”动荡相冲突时，勃列日涅夫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焦虑与恐惧，认为这是整个西方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蓄意削弱，对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形成凸显对手敌意信号的愿望思维。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影响下，勃列日涅夫批准苏联出兵直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过高估计中亚地缘威胁紧迫性所带来的恐惧与焦虑，同样催生出一种较为明显的不安全感，如1979年勃列日涅夫下令入侵阿富汗的激进战略行为。(72)

但这一时期苏联的战略决策机制并非由勃列日涅夫一人主导，而是存在一个以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核心的决策圈，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同样左右着苏联安全稀缺感知的产生。不论是偏向保守老成的柯西金与波德戈尔内，抑或较为激进的谢列平、乌斯季诺夫与格列奇科，在主张对外强硬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围绕勃列日涅夫的核心决策层中并不存在多少主张对外缓和的鸽派。(73)这一共同利益诉求催生了政治局核心成员间在特定议题上的互助联合，他们进一步锻造“布尔什维克行为代码”(bolshevik operational code)的战略观念，激发公众舆论形成“一旦有机会，帝国主义就会试图让社会主义蒙受更大累积性损失”的不安全感，并在与西方阵营的战略互动中进行具体的政治施压。(74)乌斯季诺夫与格列奇科在1968年初成立的苏联军控委员会中占据着决策信息优势，他们极力主张在军备竞赛中的任何退让都会对苏联安全造成威胁，由此塑造的不安全感限制了美苏军备控制议程的进一步深化。在70年代初的对美缓和进程中，波德戈尔内利用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政治威信，严厉抨击勃列日涅夫的“亲美”政策，并公开发表政治讲话渲染美国干涉苏联内政问题的强烈威胁，在这种政治施压营造的不安全感中，1975年年初，苏联宣布废除《苏美贸易协定》，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倾向得以“纠正”。(75)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逐步打破聚焦毗邻陆地进行扩张的战略传统，开始寻求海外扩张和全球霸权，走向激进兼顾型战略。这种激进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强化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的战略决心、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控制、加速军事现代化以扩张势力范围。但苏联的战略取向并非全面的进攻，而是根据环境情势变化进行着激进主基调下的战略调整，苏美间谋求缓和的进程也并未就此消失，从1977年开始，双方就限制战略武器议题展开多轮会谈，并就裁减军备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磋商合作。(76)

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强调将陆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以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提出应建设一支能够承担进攻性战略任务的远洋潜艇和火箭导弹舰队，并提升对陆作战的攻击性能力，以形成能与海权霸主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海上力量。(77)为塑造在海上与美国两极分治的战略态势，苏联积极发展包括核潜艇、海军飞机和水面舰艇在内的均衡性海上力量。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舰队与美军舰船激烈对峙，苏联能够迅速加强他们在地中海的海上存在，以支持中东盟友的陆上战争，苏联海军已然成为美国海军需要面对的巨大威胁。至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海图上再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苏联拥有包括4艘航空母舰、约127艘核动力潜艇在内的约1300艘各型舰船，海军总兵力达45万以上，努力拓展着全球部署能力与远洋进攻能力，并与美国在“湿冷战”的海上对抗态势下爆发诸如“黑海撞船事件”“挪威海潜艇猎杀事件”等多次海上危机，足见苏联已将海权建设确定于其核心战略位置。(78)

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上，苏联实现安全边界的合法化，西方承认二战后中欧与东欧的领土边境现状，尤其是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的波兰与民主德国边境的合法化，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79)至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在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上设置了常驻海外的分舰队，并在越南金兰湾、南也门索科特拉岛、叙利亚拉塔基亚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初步形成实施大纵深作战的海上能力。(80)但苏联的激进行为逐渐促使敌对阵营团结起来并强化它们的军事准备，疏远了中立国家及社会主义盟友，并浪费自身原本就相当匮乏的战略资源。苏联激进兼顾型战略的溃败始于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期，并产生深远的负面效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其全面收缩战略也难以缓解苏联在边缘地带的过度扩张困境，最终走向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四)克制兼顾型战略：中国(2008～至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欧美债务危机以来，中国被视为国际权力转移的受益者。伴随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中美在东亚地区实质上形成不稳定的两极格局。(81)这种东亚格局的变迁呈现着两重特征，反映出中国地缘位势的提升，中国逐渐具备陆海兼顾的选择能力。决策者的理性知觉与较低的精英集团政治施压强度，塑造了安全充裕感知的认知逻辑，中国日益导向克制兼顾型战略。(82)以适度的战略节奏来寻求体系地位，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力转移，既不是取代海上霸权，也不是为了规避制衡压力而限制自身发展，而可能是一种合法化的崛起路径。(83)

不稳定的两极格局意味着，周边邻国逐渐缺乏针对中国的制衡能力，更可能秉持融合威胁的合作、推责或对冲逻辑。伴随中国与日本间的实力对比差距愈发拉大，日本的对华战略表现出一种在戒拒与合作间的战略调适逻辑，而非全然的硬制衡；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国力被进一步消耗，中俄实力对比日渐悬殊，俄罗斯偏向保持与中国共同战略后方的安全；印度的对华进攻性策略则受限于自身实力不足。(84)美国试图从更广阔的“印太”海区对中国进行要点防御，由于海洋权力投送逐级递减的地理磨损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地缘威胁紧迫性。(85)

当代中国的决策层在分析国际事务时，通常将本国的安全问题置于理性逻辑下的全球背景加以考虑。(86)“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87)中国安全充裕感知的塑造离不开国家决策层的审慎知觉与战略智慧，相对理性的认知逻辑贯穿战略认知、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各个环节。第一，以战略自信认知安全风险。第二，在战略决策中进行多维目标的理性排序。面对复杂情势与复杂矛盾，不能没有主次，不加区别。既要牢固树立核心利益的全局意识，又要根据威胁紧迫程度分清轻重缓急，不能被过度的知觉警觉所干扰。第三，在战略执行中保持战略定力。面对“黑天鹅”等战略误导性事件坚持审慎感知，循序渐进并从长计议，努力避免过犹不及与愿望思维。

基于逐渐提高的地缘位势，中国秉持安全充裕感知的认知逻辑，采取克制兼顾型战略，并结合战略进程的不确定性进行接触示善、软制衡与有限硬制衡的战略调整，确立积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在强调慑止和抵抗侵略的同时，规定陆军要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则目标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88)第一，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海上危机等地缘政治经济摩擦，中国积极同美国接触，以构建争端解决与危机管控机制。第二，中国着力维护周边安全，深化上合组织的战略合作以进行有限的制度联合，并推动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三，中国主动加强同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定期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以协调军事合作，并进行有限的军备建设。不仅如此，面对侵犯领土安全的挑衅性行为，中国在“洞朗对峙”事件与“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彰显出对印强硬的决心，并在南海争端中积极回应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

在海洋战略方面，中国积极塑造防御性的海上力量，发展航母打击群与“远洋对等威慑”能力，并常态化前出西太平洋塑造海上存在态势。中国军队列装东风21D弹道导弹、静音潜艇、大规模现代化水面舰艇及海上打击飞机，并大力建设“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海军总吨位已跃居世界第二位。(89)面对外部正负反馈与竞争压力，当代中国陆海兼顾的克制型战略塑造出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在敢于斗争与保持战略定力间维持着平衡，获取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主动权，但仍需着力应对中美安全困境并存在战略不确定性风险。(90)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释放出潜在的地缘经济能量，起到重塑周边地缘政治情势的积极效果。(91)中国海军逐渐走向“蓝水”，并大幅提升西太平洋区域作战能力。中国在海上防御性的“反介入”军事体系获得长足发展，对离岸400～600公里的海上移动目标具备了战略威慑效力。(92)

五、结论与启示

面对不同的地缘位势所导致的体系性刺激，陆海复合型强国会秉持相异的安全感知逻辑，进而形成差异化的战略选择并形成非线性的效用。地缘位势的高低，的确会对国家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选择产生激励或约束。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体系结构和单元因素都应予以恰如其分的考虑。地缘位势所塑造的体系性情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间的战略互动造就的，高超的战略技艺往往可以为国家所面临的体系约束相对地“松绑”。“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绵延五千多年来，中国能够保持着统一的道统与法统，并一直维系着大国的地缘版图，离不开有节制的哲学和世界观。(93)“引而不发，保持威慑”是陆海复合型强国争取战略主动权、分化潜在制衡性联盟并因应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战略手段，明确本国权力及其所能达到的内涵与外延，往往是一个成熟而有节制的大国必备的战略素质。(94)本研究尚待扩展的研究议程是：面临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海上霸权国在何种条件下会强化或弱化均势制衡的决心。在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博弈中，国家应如何权重战术与战略层面的攻防战略选择；在核威慑与常规威慑中，国家何时更偏好预防性战略逻辑。

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Paul M.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M.Kennedy ed.,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Fontana,1984,pp.43-85.

②Andrew S.Erickson et al.eds.,China Goes to Sea: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p.123-233.

③参见Nicholas 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1944,p.45; Colin S.Gray,"Nicholas John Spykman,the Balance of Power,and International Order",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8,No.6,2015,pp.873-897。

④Michael P.Gerace,"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Geopolitics,Containment,and After",Comparative Strategy,Vol.10,No.4,1991,pp.347-364.

⑤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33,No.4,1981,pp.485-515.

⑥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⑦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4～61页。

⑧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7～91页；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争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⑨杜哲元、梅然：《经典地缘政治的嬗变与巨型边缘地带强国的机遇》，载《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第95页。

⑩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11)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2)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80～93页。

(13)参见姜鹏：《隐忍的崛起：基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3～103页；杜哲元：《边缘地带强国与体系性大战》，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9期，第43页。

(14)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208页。

(15)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188页。

(16)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Routledge:New York,1999,pp.17-18.

(17)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62,pp.58,166.

(18)Howard Leventhal,"Findings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Fear Communication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5,No.5,1970,pp.119-186.

(19)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20)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10～11页。

(21)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1495-1999",Security Studies,Vol.14,No.1,2005,pp.1-33.

(22)秦立志：《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79页。

(23)Nicholas J.Spykman,"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I",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2,No.1,1938,pp.28-50.

(24)姜鹏：《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第89页。

(25)杰弗里·蒂尔：《海上战略与核时代》，史常勇译，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26)P.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李亦鸣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页。

(27)张清敏：《安全感：国家安全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2期，第60～85页。

(28)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2页。

(29)姜鹏、冯靖凯：《崛起国何以诱发体系霸主的绥靖偏好?》，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1期，第100～101页。

(30)Je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3,2006,p.344,p.352.

(31)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4,1952,pp.484-485.

(32)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33)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in Robert Jervis et al.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4.

(34)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317页。

(35)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26页。

(36)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37)欧文·L.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序第6～7页。

(38)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8、133～134页。

(39)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0页。

(40)戴维·莱克、罗伯特·鲍威尔主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陈兆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译者序第X页。

(41)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案例聚焦俾斯麦时期，由于大多数研究着重分析威廉二世德国的海权扩张，而对俾斯麦时期海权与陆权的战略权重缺少探究，然而后者有助于观察体系中心国家对陆海两难困境的战略自主性。对冷战时期苏联与印度案例的回顾，有助于对后冷战时代的俄国与印度的地缘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框架，一旦情势因素有向冷战回归的风险时，对两国的战略研判也有更合理的理论依据。2008年通常被视作中美权力转移与“修昔底德陷阱”等战略叙事逻辑的重要历史拐点，在此之后，中国的海疆安全也的确开始遭遇更加重大的挑战。

(42)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Appendix II,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s Note on China and Tibet,India:Supriya Art Press,1999,pp.342-347.

(43)Victoria Schofield,Kashmir in Conflict:India,Pakistan and the Unending War,New Delhi:I.B.Tauris,2021,pp.99-126.

(44)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1949～1956)》，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45)Bhim Sandhu,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88,p.44.

(46)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Appendix I,Sardar Patel's correspondence,India:Supriya Art Press,1999,pp.335-341.

(47)Sarvepalli 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2,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77-178.

(48)Amit R.Das Gupta and Lorenz M.Lüthi,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New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17,pp.47-67.

(49)Yaacov Y.I.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Indian Conflict,1959-1962,Boulder:Westview Press,1984,pp.140-141.

(50)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Appendix I,Sardar Patel's correspondence,India:Supriya Art Press,1999,pp.342-347.

(51)Jawaharlal Nehru,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Vol.1,New Delhi:External Publicity Division,1961,pp.118-135.

(52)1948～1951年，海军预算仅占整个印度国防开支的4.7％～4.8％，其海上防务能力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也一直相对较弱。不论是尼赫鲁或其继任者，对印度洋局势都不甚关心。参见David Scott,"India'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ndian Ocean:Mahanian Visions",Asia-Pacific Review,Vol.13,No.2,2006,p.102。

(53)K.R.Singh,"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India's Maritime Secu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0,No.3,2003,p.232.

(54)George Earle Buckle,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Vol.5,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0,pp.133-134,pp.421-422.

(55)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译，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56)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Volume II):The Period of Consolidation,1871-188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511-537.

(57)Johannes Lepsius ed.,Die Groβ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Vol.4,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1925-1927,pp.211-212.

(58)General 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Vol.4,Coral Gables: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2,p.245.

(59)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Volume II):The Period of Consolidation,1871-188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32-66.

(60)埃里克·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06～224页、第237～259页、第269～279页。

(61)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3页。

(62)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5,p.44.

(63)Gordon A.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9-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75.

(64)David H.Olivier,German Naval Strategy,1856-1888:Forerunners to Tirpitz,London:Routledge,2012,p.197.

(65)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页。

(66)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522.

(67)William J.Tompson,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New York:Routledge,2003,p.35.

(68)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197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2.

(69)William J.Tompson,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New York:Routledge,2003,pp.39,42.

(70)Jonathan Steele,World Power: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Brezhnev and Andropov,London:Michael Joseph,1983,pp.26-46.

(71)Hannes Adomeit,Soviet Risk-Taking and Crisis Behavio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p.224.

(72)Jonathan Steele,World Power: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Brezhnev and Andropov,London:Michael Joseph,1983,pp.116-130.

(73)William J.Tompson,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New York:Routledge,2003,pp.26-34.

(74)Richard Anderson,Public Politics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72-78.

(75)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四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301页。

(76)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02510号～第02512号、第02514～第02516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529页、第534～547页。

(77)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房方译，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73页。

(78)David F.Winkler,Cold War at Sea:High-Sea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0,pp.137-162.

(79)梅尔文·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80)师小芹：《论海权与中美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81)Jennifer Lind,"Back to Bipolarity:How China's Rise Transform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9,No.2,2024,pp.7-55.

(8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83)秦立志、谭皓宇：《结构压力、目标预期与新兴大国合法化战略的分异》，载《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第43～69页。

(84)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56～87页。

(85)Øystein Tunsjø,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pp.126-149。

(86)Harry Harding,"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Contemporary World",in Harry Harding 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13-214.

(8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06页。

(88)参见《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2015年5月26日，http://gffgg75b204bf4b964b26h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fbps/ndhf/2015n/202207/t20220704_130108.html；《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2019年7月24日，http://gffgg75b204bf4b964b26h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fbps/ndhf/2019n/202207/t20220704_130617.html。

(89)Palgrave Macmillan,The Statesman's Yearbook 2025:The Politics,Cultures and Economies of the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4,p.302.

(90)曹德军：《战略节奏的间断均衡演化——印太变局下的中美印时间视野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104～132页。

(91)凌胜利：《“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地缘重塑》，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第79～83页。

(92)Stephen Biddle and Ivan Oelrich,"Future Warfare in the Western Pacific:Chinese Anti access/Area Denial,U.S.Air Sea Battle,and Command of the Commons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1,2016,pp.24-28.

(9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论》，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220页。

(94)姜鹏：《隐忍的崛起：基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