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史书阅读之风颇为盛行，士人围绕史书的阅读目的、方法、原则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念认识。作为阅读实践的产物，宋代读史诗深受史书阅读观影响。基于以史经世明理的阅读目的，宋代读史诗侧重探寻社会治乱之因，从道德伦理角度评析历史，体现出鲜明的历史认知义理化倾向。受格物致知、察几知微、以我观史等阅读方法影响，读史诗注重展现作者的格史功夫与阅读新知，善于从几微之处审视历史，强调阅读主体对历史情境的置身，以便更好地验证与扩充知识。立足博览、知要、史断等原则，读史诗表现出崇尚博学闻见的倾向，注重把握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与特征，反映了重主体识断与创新的学风。读史诗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历史书写与思想建构，与历史“叙述”著作形成了深度互应，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不仅属于文学文本系统，更是史学文本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宋代/ 史书阅读观/ 读史诗
作者简介：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25年第7期 第65-77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第六批齐鲁文化英才工程项目和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儒学转向与汉、宋、明文学新变研究”(项目编号：2020RWC004)的阶段性成果。
读史诗是指士子立足自身史书阅读实践而形成的一类诗歌，在宋前时期便已产生。宋代时期，统治者极为重视历史资源的整理与利用，力倡读史。与前代相比，史书阅读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生活常态。在此情况下，士子在阅读史书过程所创作的读史诗也因之繁盛。目前，学界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关成果主要有陶敏《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与作者》①、赵望秦《赵嘏〈读史编年诗〉论》②等，侧重辨析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作者及其训蒙性质问题。此外，由于不少咏史诗为士人读史后的产物，故而一些咏史诗研究成果也会涉及“读史”之作。③但总体上，学界尚未能从诗歌体类角度开展读史诗的研究，并挖掘其与史书阅读的关系。为此，本文拟基于一种阅读学视域与诗歌体类意识，探讨宋代史书阅读观与读史诗的关系，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宋代的史书阅读之风为何形成？在阅读已成为宋代重要生活常态的情况下，士子围绕史书阅读目的、方法、原则等形成了怎样的观念认识？这些阅读观对读史诗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宋代史书阅读风气的形成与读史诗创作的繁盛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着手破解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篡乱、武将跋扈难制的政治难题，为此开启崇文抑武、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此即太宗所谓“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④立足这种文治策略，统治者认为书籍与国家治道紧密联系，极力推崇书籍在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乾德四年(966)，太祖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⑤的基本政策，该政策既反映了宋初选任文官化倾向，更体现了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向经史资源寻求治道智慧的意识。其后，雍熙元年(984)，太宗提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⑥淳化二年(991)，他与臣下交谈时云：“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⑦咸平五年(1002)，真宗对邢昺云：“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⑧由此可见，太宗、真宗进一步继承太祖开创的文治国策，把书籍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认可书籍所具有的取法作用，表现出鲜明的“以书为政”的政治意识。
宋初统治者对书籍的重视与以书为政的实践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多被后继者视为祖宗圣训、家法。江少虞《事实类苑》前5卷为“祖宗圣训”，所载“圣训”就包括上引史料。许月卿在《百官箴·经筵箴》认为，“三代而下，治不如前”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学与政，判而为二”，即书籍研读与为政各为一事；到了宋代，统治者“声色是远，经史是亲。谁不读经？帝感措刑。谁不读史？帝念民冤。以学为政，夐掩前闻。家法如此，列圣罔衍。进进不已，三代何远”。⑨许氏所提出的“以学为政”与“以书为政”同义，深度概括了宋代独特“家法”。这种家法自然决定了宋代对经史阅读有根本性的政治诉求。
宋代统治者为贯彻以书为政的文治策略，积极倡导对经史文献的阅读。太祖不仅本人“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⑩而且对臣下也尽力劝谕，他曾对近臣云：“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1)其后的太宗、真宗也热衷读书。太宗与宰臣交谈时云：“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12)真宗曾云：“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编简，素所耽玩。”(13)在皇权主义时代，皇帝是国家政治文化行为的化身，其举动与意旨都是一种文化风向标，具有垂法与示范天下的意义。宋初统治者对经史阅读的践行与倡导，对当时宋人以阅读为事有重要影响。据《玉壶清话》卷8，名将党进原本不识一字，受太祖“尽令读书”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注重表现自己的读书爱好。他曾对人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载：“乙未，赐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板本经史，从所乞也。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15)可见，在统治者积极倡导读书的文化环境下，纵使是武臣也颇受熏染，以之为事。
在宋前钞本时代，书籍多不易得，凡庶之士难有书读。到了宋代，伴随着雕版技术的发展，大量经史文献典籍得以刊布，不再为统治阶层、文化世家所独占，一般人士均可购获。据《宋史·儒林传》，景德二年(1005)，邢昺向真宗介绍图书刊刻情况：“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16)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7)王明清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18)可见，雕印技术导致了包括史书在内的典籍普及化、社会化，这为包括凡庶之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进行史书阅读提供了条件。
统治者为达到长久贯彻文治策略的目的，还从制度上引导士子重视经史典籍的阅读与学习。这主要体现在科举与仕进制度上。宋代科举有进士、五经、明经、三史、三传等科，其中进士科最重要。仁宗之前，进士考试主要以试帖经、诗赋为主。庆历四年(1044)，统治者为改变“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现状，实现“复古劝学”“足尽人材”(19)的目的，着力改革，“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20)这种改革体现了统治者以论策考核士子历史知识与义理认知的意识。其后，进士科考试政策不断调整，重经义的倾向日渐突出，以至于元祐之后出现了经义、诗赋两类科目。除了是否考试、诗赋之别外，两类科目的其他场试则基本一致，“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21)这种重视策论的总体倾向决定了士子必须认真阅读经史，储备丰富的历史知识。
就仕进制度而言，宋代统治者在以书为政的思路下，强调“人臣须是知书，宰相尤须有学”，(22)重视考察官员的历史才能。官员能否对历史资源进行研读、析判，并将相关认知运用于现实政治中，成为影响其仕进的重要因素。据《宋史·张洎传》，“(张洎)上表称谢，上(太宗)览而嘉之。翌日，谓宰相曰：‘群臣上章献文，朕无不再三省览。如张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书，宣谕朕意。’数月，擢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23)《李迪传》载：“(李及之)尝撰次唐史有益治体者，为《君臣龟鉴》八十卷。王尧臣上其书，并表其学行，韩琦亦以馆职荐之。召试，除直秘阁。”(24)《李大性传》载：“服阕，进《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孝宗读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25)由这些史料可见，史学才能与官员的仕进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官员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必须加强对史书的阅读。
综上所述，宋代统治者立足文治策略，形成了以书为政的祖宗家法，力倡经史典籍的阅读；雕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得以普及，为宋人读史提供了便利条件；科举与仕进制度也注重历史知识与才能的考核。这些因素必然会促成当时的史书阅读之风。楼钥《赵明道墓志铭》云：“公(赵伯直)生承平时……长好儒学，善属文，治《尚书》，博观史传，尤习知国朝宪章。”(26)吴泳介绍自己的生活状况云：“非风熙日暖不出，夜则青灯吊古，翻阅史策，率至子之半乃寐。”(27)陆九渊《陆修职墓表》云：“公少力于学，日课经子文集，必成诵，夜阅史册，不尽帙不止。”(28)可见，士人进行史书阅读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可谓宋型文化的鲜明特征。
古代士人的知识系统是以经史文化为主体的，士人立足自己的史书阅读而创作读史诗也是很自然的，如晋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唐张谓《读后汉逸人传》、白居易《读汉书》等作就反映了史书阅读活动与读史诗的关系。但因先宋时期属于钞本时代，史书价格昂贵，传播有限，一般士子难有读史的条件，特别是各代并未充分认识到以文治国的重大意义，所以此时期读史诗创作较少。到了宋代，在史书阅读已成为普遍的士林风气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情况下，士人自然很重视读史诗的创作，读史诗也因之繁盛。如，王安石有《读秦汉间事》《读史》《读汉书》《读后汉书》《读蜀志》《读唐书》《读开成事》等；苏轼有《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读晋史》《读王衍传》《读后魏贺狄干传》等；张耒有《读史二首》《读秦纪二首》《读周本纪》《读唐书二首》等；韦骧有《咏唐史》29首；陆游读史诗更为丰富，仅题名“读史”的作品就有18首；杨万里有《读陈蕃传》《读天宝事》《读子房传》《读梁武帝事》《读汉书二首》等；项安世有《读史有感十首》《读三国志》等。有的土人甚至把读史诗作为主要诗歌体类，用力甚勤。据马廷鸾《题汪心斋读史杂咏后》：“先友林竹溪咏史百篇。”(29)可知林希逸(号竹溪)作有《读史杂咏》百篇。又，徐钧著有《史咏集》。据该集所载黄溍序：“(徐钧)精于史学，凡司马氏《资治通鉴》所记君臣事实，可以寓褒贬而存劝戒者，人为一诗，总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咏。”(30)可知，徐氏《史咏集》是其长期阅读《资治通鉴》的产物，极具规模，充分体现出史书阅读与读史诗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读史诗创作的繁盛。
二、宋代史书阅读目的与读史诗
阅读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其产生既取决于阅读者自身，也和国家政治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与前代相比，宋代文治策略不仅导致了此时期政治有着鲜明的以“文持之”(31)的特征，而且作为一种巨大的无形之手，引导着士人的经史阅读活动，展示了“国家力量”对主体阅读行为的控制。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29《时政》云：“国朝文明开运，学校养才，群经诸史，朝吟暮诵。至于明习国典，通达世务，则于史学尤重焉。”(32)作为产生于南宋理宗时期的科举应试书，该书“在当日为俗书”，(33)书中所载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知识与政识认同。其中，《时政》所云就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国家文治策略与史书阅读活动关系的认知，体现了主体阅读行为背后的“国家力量”控制。
“国家力量”的控制决定了宋代士人的史书阅读目的具有突出的政治诉求性，这在相关士子的阅读行为与著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李觏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擅长经史之学。其《上吴舍人书》自述己才：“觏家江南，结发学问，读古人之书，窃慕其所为而不可得见……所业策论五十首，谨献诸左右。”(34)仁宗时，名臣余靖推荐李觏云：“臣窃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35)国子监推荐其任职太学的奏辞云：“伏睹试太学助教李觏，素负才学，博通经史……南方士流，皆宗师之。”(36)从其现存《周礼致太平论》《富国策》等作看，此类文章多以史为据，以古鉴今，体现出深受官方与士人认可的历史才能。他获得余靖与国子监推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博通经史”，对历史治乱有深入研治。吕陶注重研究历史，其《应制举上诸公书》云：“尝历览旧史，窃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众治乱安危之变，而仅有得者，乃言而笔之……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37)李纲《迂论序》介绍自己在罢相后的情况：“取古之君臣贤士大夫与夫奸邪佞谀、乱臣贼子其所施为，是非成败、治乱兴亡之迹，可以垂鉴于后，而今之事宜所当变通于昔者，极其理而论之。”(38)由此可见，宋代士人的史书阅读目的主要聚焦于：探索历代治乱兴废的根本原因，总结历史发展与沿革规律，以史经世为政。
读史诗作为士人阅读实践的产物，自然以反映上述目的为旨归，这在上述三人的创作中有充分体现。李觏《张禹》云：“汉室尊儒未得真，只求学艺不知人。君王幸已疑王氏，苦把《春秋》助贼臣。”(39)张禹是西汉后期儒者，传见《汉书》卷81。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政，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张禹遂引《春秋》为王氏开脱。李诗应是其阅读张禹传后而创作的，借张禹“苦把《春秋》助贼臣”之事，思考汉代是否真正“尊儒”的问题。该诗认为汉代仅从经艺上选拔人才，未能“知人”，忽视对“人”道德素养的考察，因此并未真正做到“尊儒”。这种观点在其基于“补于世”(40)的目的而创作的《庆历民言·辨儒》一文中得到更充分的论证。该文云：“儒者关治乱乎？曰：然。用则治，不用则乱乎？曰：非也。用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乱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则为福，不得其人则为贼。”(41)由于宋代文治是以尊用儒学为根本表征的，因此如何真正“尊儒”自然成为关乎治乱的时代命题。从这个角度而言，该诗旨在表达“尊儒”贵在“知人”，即“儒得其人则为福，不得其人则为贼”的主张，反映其对“尊儒”与社会治乱关系的深入思考。吕陶《宇文士及》云：“象床金埒极豪华，出入隋唐似一家。自古圣君须远佞，禁中佳木不须夸。”(42)吕氏熟悉唐代史实，作有《唐论》一文。该文分析唐代衰变之因，其中一因是“奸臣之患，生于听任之惑”。(43)该诗作为吕氏阅读唐代史料的产物，以出隋入唐的宇文士及为例说明统治者必须远离佞臣，这种观点与《唐论》之旨是一致的。李纲《读刘向传》：“昼观书传夜观星，感愤陈辞出至诚。梓柱指明王氏切，优柔不断岂能行。”(44)李纲对历代衰变颇为关注，仅就汉代而言，他认为统治者若能听取刘向的奏言，则王氏专权之祸与西汉之衰就不会产生，这种认识在其《论天人之理》《澧阳与吴元中书》等文中有详述；同时，他在《论朋党札子》中引用刘向“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的奏言，批评汉元帝“优柔不断”，指出统治者应当“刚健如天，光明如日”，具有“辨是非，察邪正”(45)的能力，如此则朋党问题不会存在，中兴之业可期。由此可见，李诗充分容摄三篇文章之意，蕴含着深刻的兴衰治乱之思。
由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则是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46)因此从人事角度去解析时代的兴衰治乱成为士人根本的阅读切入视角。对此，二程云：“治则有为治之因，乱必有致乱之因，在人而已矣。”(47)苏轼云：“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48)陆游在其所著《南唐书》中云：“观其人，识时之治乱矣。”(49)立足这种历史认识论，宋人的读史诗尤其注重从人事角度阐释历史演变与社会治乱之因，为现实治道提供法鉴。如苏轼《读王衍传》云：“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50)王衍虽是西晋重臣，但不系心社稷，整日以清谈为事，西晋乱亡与其所引领的清谈之风有密切关系，此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陆游《读陈蕃传》：“莫笑书生一卷书，唐虞事业正关渠。汉廷若有真王佐，天下何须费扫除。”(51)诗人由东汉陈蕃所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有感而发，认为国家事业与士人密切相关，汉朝若能得到真正的王佐之才，必能扫除天下污垢。作为史书阅读实践的产物，二诗虽对历史发展的思考各异，但均体现出“必观其人”的解析路径与视角。
作为一种主体活动，士人在阅史时不仅要了解历史事迹，更要把握史书结构与文本秩序所体现的历史主体思想。史书特别是正史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文本表达，以反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这种立场充分体现在史书文本结构当中。自《史记》确立了纪传体例后，“帝纪”置前，用于记载帝王之事，“列传”随后，用于记载以朝臣为主体的人物，一般士庶则难以入史。这种文本结构反映了统治者以历史主体力量自居而遮蔽其他阶层价值的文化意识。宋代士人在阅读史书、进行读史诗创作时，自然会接受这种文本结构与文化意识，尤其注重从帝王角度探寻历史治乱兴废问题。王禹偁《读汉文纪》、张耒《读周本纪》、周紫芝《读高帝纪》、陆游《读唐太宗纪》、杨万里《读梁武帝事》等诗，都以帝纪为关注对象，均体现了宋人对史书中历史主体意识的认可。
晚唐五代混乱失序的局面从表面上看是由藩镇割据、武人难制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源则在于既定道德认知与伦理秩序的失效。为此，统治者积极弘扬儒学，着力重建道德伦理秩序。建隆元年(960)，太祖即位伊始便多次临幸国子监，“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52)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诏令各地把《仪制令》“贱避贵”“少避长”等礼制，“各于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以期“兴礼让而厚风俗”。(53)景德三年(1006)，真宗“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悉以条对，有伦理未当者，立命改之”。(54)这些文化行为都体现了宋朝在现实与历史领域重建道德伦理秩序的诉求。
面对这种国家诉求，宋代士人积极革新传统儒学，构建了以“理”“性”为核心范畴的新型话语体系，完成了儒学的时代转向。这种转向主要是通过对经史之学的阐释而实现的。宋前时期，儒、史各为一学，而宋代士人则以史入儒，使之成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司马光云：“史者儒之一端。”(55)真德秀云：“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56)历史不再是过去史实的复述，而是当代思想秩序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57)在此情况下，宋人的史书阅读观也有了重大转变。程颐答时人“何由而尽穷其理”之问云：“诵《诗》《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58)王大成云：“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59)朱熹云：“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然后便见得义理。”(60)可见，在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诉求下，史书已成为探求“道”“理”的重要资源，士人读史的目的重在立足新儒学道德本位，以史明理。
基于以史明理的阅读观，宋代士人的读史诗多从道德秩序、纲常伦理、礼制教化等角度评析历史，褒贬人物。如王十朋对书籍阅读目的有较深入的理论表述，其《畎亩》其三云：“读书不知道，言语徒自工，求道匪云远，近在义命中。吾儒有仲尼，道德无比崇……为臣不知此，事上焉能忠。”(61)可见他认为读书重在“知道”，所谓“道”则为儒家义理。其相关读史诗就是立足这种阅读目的而成的，如《启》诗云：“尧舜与贤真可法，夏王传子若堪疑。讴歌自属吾君子，不是当时禹德衰。”(62)该诗认为启自有贤德、为人“讴歌”，从道德角度对夏禹传位于启进行辟疑。范浚是两宋之际文士，在读书为学上认为“古人之学，不越乎穷理”，在教育门生时“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63)在“穷理”观念的支配下，范浚多从义理纲常角度批评古人，其《读杨子云传》一诗对颇受宋人认可的西汉杨(扬)雄进行严厉批评：“老不晓事杨子云，缀文讥诃坚逐贫……胡为颠眩尚执戟，美新屈首称臣雄。岷山沃野蹲鸱大，拓落不归良已过。近危竟似井眉瓶，虚作反骚嗤楚些。诡情怀禄遭嘲评，但用笔墨垂声名。”(64)认为扬雄不能固穷守志，无忠汉之节，屈首美新，诡情怀禄，虚伪为文。其《读孔北海传》则对孔融大加褒扬云：“叹息东京乱，忠推北海豪。未容禾女鬼，辄代卯金刀。义概秋霜劲，英名白日高。犹应凛生气，遣恨失吞曹。”(65)该诗立足汉魏易代的政治背景，高度赞许孔融之“忠”“义”。陆游《读阮籍传》：“天生父子立君臣，万世宁容乱大伦。籍辈可诛无复议，礼非为我为何人？”(66)阮籍是魏晋名士，颇受后人认可，但此诗认为他淆乱伦理秩序，理应被诛。由三人之作可见，适应时代思想文化诉求，宋代读史诗多以史释道明理，在历史认知上体现出鲜明的义理化倾向。
同时，以史明理的阅读观导致了宋代士人多立足“道”“理”“心”等道德哲学本体，审视历史的总体演进规律、特征，使一些读史诗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如陈宓《读史》云：“一嘿尽知天下事，片言常得古人心。千年成败兴衰迹，只向忠邪两路寻。”(67)该诗摆脱具体史实限制，站在更高的历史哲学视位把握时代发展，认为通过史书的只言片语，便可把握古人之“心”即主体意识，历史演变实际上是由人心忠邪造成的。再如于石《读史七首》其一云：“厥初开辟浩难名，帝降而王绪可寻。百代相因三代礼，七弦何似五弦琴。时逢否泰有消长，道在乾坤无古今。所以孟轲生战国，欲承三圣正人心。”其六云：“莫言世事只如棋，千载是非人共知。吾道废兴时否泰，人才进退国安危。诗书未火秦犹在，党锢无钩汉亦衰。覆辙相寻多不悟，抚编太息此何时。”(68)此二诗认为，作为本原性哲理范畴，“道”长存于历史长河中，与时代治乱息息相关，道兴则时泰，道废则时否。由三首诗可见，宋代读史诗能够从形上高度总结历史发展的本质，视域宏通，带有相当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这种性质的形成与宋人以史明理的阅读观息息相关，而所明之理则是以宋代儒学“时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时之盛衰，乃道之盛衰”(69)的历史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三、宋代史书阅读方法与读史诗
宋初时期延续的是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同时士子多“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70)这种学风“既在知识的层面上完全忽略了问题导向的真理性把握，以及依循真理，进一步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与工具，又在行为的层面上未能砥砺士风”。(71)在此情况下，打破传统章句注疏之风，构建符合宋代自身的文化知识谱系自然成为当时士人的根本任务。于是，宋代士人开启了重释经典文本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过程也是士子发掘与运用“格物致知”方法的过程。该方法以“研究物理”(72)为根本手段，通过对“物”的探究，把握其本质与规律，增进知识。由于所研之“物”范围极广，涉及现实与历史之“物”；同时，历史又是现实的过去形态书写，是已成过去的现实。这就决定了面向历史，进行史书阅读与分析是格物的主要向度。程颐指出：“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73)所言“论古今人物”“应接事物”分别指向历史与现实，可见历史世界是格物致知的重要面向。这种认识决定了读史自然成为格物的重要途径。程颐云：“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74)朱熹认为：“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75)真德秀通过列举“汉武谓多欲不宜君国子民”等史实，指出“自《语》《孟》论人物至此，亦格物致知之事”。(76)史书是古代的知识储仓，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士人通过阅读史书可以审察历史，体会圣贤，进而增进新知。程、朱等人所言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通过读史来扩充知识系统，强化认知与修养功夫自然成为宋人的用力方向。这种主体诉求决定了宋人致力于读史诗创作，并以之作为展现自身格史致知功夫与修养的途径。如薛季宣《读史记》：“公旦征淮难疐尾，仲尼去鲁速吹毛。圣贤出处平生事，间不容针却中膏。”(77)薛氏是宋代思想史的重要人物，传程氏之学，开创永嘉学派，对格物致知之法颇有体会。该诗所言涉及圣贤出处之道。该道问题是宋代思想重建过程中士人经常探讨的命题，(78)是构成圣贤气象、境界的重要内容，一般多认为“圣贤出处隐见，惟义所在，隐之所志，即达之所行，志之所存，乃道之所在”。(79)实际上，该问题颇为复杂，除圣贤之志这一主体因素外，还涉及其他因素。对此，该诗以周公、孔子事进行说明。周公摄政后，“其远则四国流言，谤毁周公……其近则成王不知其心，谓周公实欲篡夺己位”，(80)其处境是极艰难的。但纵使如此，周公仍“不生忿怼之意”，(81)以心度心，最终获得成王理解，成就了圣贤事业。孔子为大司寇后，齐景公害怕鲁国崛起，听从臣子棃且“去仲尼犹吹毛”(82)的建议，以女乐遗鲁哀公。哀公因之怠于政事，孔子在上谏无果后也被迫离鲁。该诗通过周、孔的遭遇说明圣贤的出处往往极为艰难，它既需要长期的以心为事，也涉及外部势力、因素的干扰。这种认识可谓关于圣贤出处问题的新知。陈藻是理学家林光朝再传弟子，“讲学明理”，(83)其《读史偶作》云：“千夫合作一贤人，合数贤人是圣神。莫道眼前无孔子，一身散作万千身。”(84)为重建思想秩序，宋代学者很重视圣人的道德垂范作用，提出“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85)同时认为圣人行事是立足现实日常生活的，可学而致。为此，宋代学者把主体道德境界分为凡人、贤人、圣人等层段，认为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提升道德素养，即可逐层而进，渐及圣境。这种认知在陈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诗直接格史，以史理会圣人观念，认为“凡人(千夫)”“贤人”等主体可层进而至“圣人”(圣神)境界；同时，凡庶皆有善性良知，均可从不同方面践行道德，体现圣人至德之境，即“一身散作万千身”。由上述二诗可知，读史诗创作与格物致知之法紧密相关，展现了士人以史理会、明觉“道”“理”的文化追求，也展现了其史书阅读后的思想新知。
历史发展存在一个从晦微到明显的过程，有其潜在征兆与关键节点。因此，在格史致知的过程中，宋代士人认为在进行经史阅读时要察几知微，把握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点。张栻《答胡季履》云：“观史功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间，尤当三复也。”(86)吕祖谦《读史纲目》云：“(读史)既识统体，须看机括……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87)这里所说的“几微”“机括”等均指能预示与触发历史发展、时代治乱的重要因素，或对历史具有导引、决定作用的关键之处，二者所言从理论上概括了察几知微的史书阅读法。
以这种察几知微的阅读方法为指导，宋代士人在创作读史诗时往往选择能决定历史人物命运与反映时代治乱的关键、机要点，从几微萌生之处着笔，这在吕陶、杨万里、项安世等人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吕陶对读书治学之道颇有体会，其《学论》认为士人在读书治学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安危治乱否泰消长之势，其隐则造于几征之先”。(88)其《读朱浮传》就反映了这种阅读之法：“权归刺举已条陈，博士非才贵得真。若也国恩殊不卖，单辞未必死功臣。”(89)朱浮是东汉初期名臣，曾上陈光武帝“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的弊端，提出了博士选拔“贵得其真”的主张。永平期间，朱浮因人“单辞”告发而被明帝赐死。(90)吕氏认为朱浮之死不是因为“单辞”告发之事，而是源于其建武二十二年“卖弄国恩”(91)之举。国恩是皇帝代表国家施赐于人的恩惠，是皇权力量的一种恩示。朱浮卖弄国恩之举意味着其对皇权的僭越，严重触犯统治者的根本政治利益，导致其不为统治者所容的悲剧。这种分析可谓深察“几微”，体现了吕氏“其隐则造于几征之先”的阅读观。杨万里在审视历史时也注重考察几微、关键之处，认为“天下之治乱，其发在机，其决在人”，(92)其相关读史诗就印证了这种观点，如《读子房传》云：“笑赌乾坤看两龙，淮阴目动即雌雄。兴王大计无寻处？却在先生一蹑中。”(93)西汉四年(前203)，刘邦对韩信请立己为齐王的请求极为恼火。“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94)当时，楚汉相争，能否获得韩信支持成为双方的成败关键，张良即是立足这种判断而提醒刘邦的。因此，张良“蹑汉王足”这一几微动作关系刘邦的“兴王”大业。项安世《宣帝》诗云：“宣皇开口嫌俗儒，要知不是憎诗书。多文少实果何取，国家弃尔如粪土。卓然高见亦大奇，惩羹不谓真吹虀。汉家德意自此尽，王业岂是元成衰。”(95)项氏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夫，对“几微”与事物发展的关系有精辟认识，提出了“几微眹兆将发者之不可妄也”(96)的主张。这种认识为其审视时代之变提供了历史哲学基础。一般认为，西汉之衰始于元、成时期。据《汉书·元帝纪》，元帝为太子时上言宣帝“宜用儒生”，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97)作者据此指出，虽然宣帝对俗儒的批评是“卓然高见”，但其因俗儒之弊而惩羹吹虀，没有看到儒学的真正价值，这种认识是导致汉朝衰落的根源，故而汉朝之衰始于宣帝而非元、成之时。总之，注重从几微萌生之处审视历史发展，是宋代读史诗很鲜明的切入视角。这种视角的形成与察几知微的史书阅读方法息息相关。
在阅读史书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增进知识与道德认知，宋代士人强调以我观史的方法。《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载：“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98)若仅就读史而言，黄庭坚提出的“以我观书”的读书法，也可称为“以我观史”法。该法深受时人认可，除朱熹极为赞同外，真德秀把上述所引作为主要读书法，全录于《西山读书记》；(99)吴泳也有“盖以我观书，则随悟而有益”(100)的认识。就其内涵而言，这种读书法强调阅读主体要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身心体验，从而更深刻地感受与认知历史，证验、扩充知识学问。对此，陈造《题某人论史》云：“读经如拱侍夫子，读史如生乎其时。目其治乱而与之辩论者，乃为善学。阅此论，千载向背是非，了然心目间，学史者之法也。”(101)吕祖谦云：“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102)二人均针对史书阅读方法而谈，无论是“读史如生乎其时”，还是“观史当如身在其中”之论均强调读者要置身历史情境之中，以“我”观史。
此种读史方法决定了一些士人在进行读史诗创作时能立足具体历史情境，把自己沉浸于古人遭际之中，进而评史议人。这在黄庭坚、陈造、吕祖谦等人诗作中均有充分体现。黄庭坚《读曹公传》云：“南征北伐报功频，刘氏亲为魏国宾。毕竟以丕成霸业，岂能于汉作纯臣。两都秋色皆乔木，二祖恩波在细民。驾驭英雄虽有术，力扶宗社可无人。”诗前序云：“曹公自以勋高宰衡……献、灵之间，北面朝者，拱而观变，汉、魏何择焉？彼见宗庙社稷之无与也，执太阿而用其颖，以司一世之命，左右无不得意。引后宫于鈇钺，如刈蒲茅。夫匹妇婢使得罪，家人犹为谢过，而亲北面受命之君，自以为未知死所。呜呼，疠怜王，其谁曰过言。虽然，终已恭让，腹毒而色取仁，任丕以易汉姓者。何也？汉之末造，虽得罪于社稷骨鲠之臣，而犹不得罪于民，故犹相与爱其名耳。余闻曰：道揆以上惠不足而明有余，不在社稷，而数有功，粢盛殆其不继哉。感之，作《曹公诗》一章。”(103)汉魏之际，曹操对汉的态度如何？曹操控制朝政之际，群臣具有怎样的政治心态？曹操具备称帝实力，却自名汉臣，让其子曹丕称帝的原因何在？结合诗序可知，黄氏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进行深入分析，体贴人情：曹操凭借功劳，最终控制汉朝，其后曹丕乘其威势而称帝，曹操因之成为名实相副的霸主，由此可知曹操无忠汉之心，从杀戮献帝宫妃之事看，绝非“纯臣”；当时群臣拱手旁观局势变化，不以匡扶大汉为意；曹操之所以未直接代汉称帝，主要是因为民庶长久蒙受高祖、光武等统治者恩泽，认可刘汉统治。陈造《公孙述》云：“东来温诏枉丁宁，隆少忠谋肯汝聆。不待宾胪延马援，始知西帝偶人形。”(104)两汉之际，公孙述称帝于蜀，同乡马援见其在天下未定之时不图成败，而盛大其仪，评其曰“修饰边幅，如偶人形”。(105)其后，刘秀发诏劝降，述臣张隆、常少也劝其归顺。陈氏立足这些史实而成诗，“丁宁”“汝聆”“不待”等词语的使用体现出作者“读史如生乎其时”的阅读观。吕祖谦《许由》云：“许由不耐事，逃尧独参寥。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谣。谓此污我耳，临流洗尘嚣。水中见日驭，劳苦如尧朝。尧天接山际，尧云抹山椒。谁云能避世，处处悉逢尧。”(106)作者着力书写当时的历史情境，以许由即“我”的眼光感受世界，反思传统隐逸文化中的“避世”问题，表达世无可避的哲学理念。由三诗可见，作为阅读实践的产物，宋代读史诗的文本书写视位深受“以我观史”方法的影响，这有助于士人更好地感知历史，进行道德性知识验证与扩充。
四、宋代史书阅读原则与读史诗
从先秦开始，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界就力倡博学多闻，增进新知。《中庸》所载“博学之，审问之”等为学之道就体现了这种主张，并为宋人奠定了学理基础。特别是，宋代科举适应统治者文治策略需要，以“问学通博”(107)作为选才理念，试题多“杂出诸史，无所拘忌”。(108)同时，在士人仕途发展上，学问博洽是统治者颇为看重的因素。像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于定陵”，特别是面对真宗“墨智、墨允是何人”的征问时，精准回答史书出处，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109)作为著名学者文人，洪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110)这些因素决定了士人的史书阅读自然会以博览作为根本原则。
士人基于这种原则，通过读史诗的创作以展示自己经验丰富、博学多知自然成为较普遍的做法。为此，士人不再局限于正史重大题材，而是把目光转移到较偏僻或人们关注度较低的史实方面。如，苏轼《读后魏贺狄干传》：“羊犬争雄宇内残，文风犹自到长安。当时枉被诗书误，惟有鲜卑贺狄干。”(111)据《魏书》本传，鲜卑将领贺狄干在被后秦扣留长安期间，“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112)北魏太祖对其习文行为极为不满，遂杀之。因受华夏正统文化影响，一般士人在作诗时很少关注少数民族人物，而苏诗则有异于此，这反映了苏轼对史书的通阅博览。再如，陈长方有《读萧相国传嘉召平出处之合义作召平诗》，所咏写的召平是秦汉之际地位较低的人物，正史无传，其事迹附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113)该诗即以其事迹为题材，反映了陈氏对历史次要人物的关注。同时，士子进一步扩充读史范围，把别史、野史中的奇闻逸事作为关注对象，炫示博学。如陆游《读李泌事偶书》：“莘渭当时已误来，商山芝老更堪哀。人生若要常无事，两颗梨须手自煨。”(114)李泌又称李邺侯，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避害常以隐逸示志。陆诗旨在讽刺其内心热衷名位而外示隐逸的虚伪情态，所言煨梨之事，新、旧《唐书》本传均无记载。《太平广记》卷38载：“肃宗尝夜坐……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115)据条末所注，《太平广记》所载源自《邺侯外传》。又，《郡斋读书志》卷9录“《相国邺侯家传》十卷”，云：“唐李繁撰。繁，邺侯泌之子也。大和中，以罪系狱当死，恐先人功业不传，乞废纸掘笔于狱吏，以成传稿……宋子京谓其辞浮侈云。”(116)疑《邺侯外传》即为此书，陆诗“读李泌事”应是就阅读此书而言的，由此可见陆游的广阅博学。又如萧立之《开元天宝杂咏》18首，当是其阅读王仁裕杂史《开元天宝遗事》时所作，其中的诗题直接取自该史条目；同时，因所咏题材偏僻，诗人又据该史加以自注。如《美人呵笔》：“冻笔能回雪殿春，君恩珍重遣宫嫔。金花笺上清平乐，倚得词工却误人。”自注云：“李白于便殿撰诏诰。时天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左右，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117)这类诗歌与自注反映出宋人重博览的阅读观与炫示博学多闻的意识。
当然，宋代士子反对纯粹以“博学”为事，认为读书为学重在通过阅读书籍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本质，由“博”而知“要”守“约”。所谓“要”是指事物或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本质或趋势，“约”则是读书为学所应达到的由繁入简、把握根本的境界等，士子能够知“要”，也就达到了守“约”的境界。不少士人对此阅读原则有比较深入的理论表述，并通过读史诗创作予以反映。如曾巩《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一文中指出：“知不足与困者，学也。方其始也，求之贵博，畜之贵多。及其得之，则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奥。能至于是矣，则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谓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118)曾氏非常辩证地指出了“博”“要”“约”之间的关系。李吕《诸子命名序》是一篇写其为诸子取名的文章，涉及读书为学之道：“泛滥无统，适足自乱，博学详说，莫知其要，非古人之所贵也。其字汝以守约。”(119)他反对过于泛滥的阅读，认为读书以知“要”守“约”为贵。马廷鸾在《三皇五帝世谱》文中云：“愚纂三皇五帝诸家正妄之说，备录于前，所谓博学而详说之，而列欧公、邵子之言于后，将以反说约也。”(120)所言体现了其以“约”为根本的历史纂述理念。基于这种知“要”守“约”的阅读原则，宋代士人多能深入反思古人行为，把握历史之要，总括时代根本特征。如曾巩《读五代史》：“唐衰非一日，远自开元中。尚传十四帝，始告历数穷。由来根本强，暴戾岂易攻？嗟哉梁周间，卒莫相始终。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当时积薪上，曾宁废歌钟。”(121)李吕《吊霍光》：“官安胥饮贵仍骄，父子同诛韪孝昭。博陆时方专国柄，济阴早已被弓弨。老妻安得谋灵妪，劣女刚将冠内貂。白去副封奇祸作，后车倾覆更萧条。”(122)马廷鸾《读史有感》：“永嘉直数到贞明，三百年间宇宙倾。草草梁陈貂尾续，纷纷云代犬牙争。谁知普六茹坚者，已向重光作噩生。毕竟开皇能混一，天公愦愦岂无情。”(123)曾诗以李唐之衰作为比照，反思五代兴灭之速的根本原因，指出“根本”强弱是国祚维系的关键因素。李诗着眼于西汉昭、宣时期，由上官桀、上官安父子与霍光家族被诛之事思考权臣倾覆的根本原因，认为他们均因富贵骄横、专断国柄而亡。马诗概述晋末至隋朝期间的社会乱象与政权更迭状态，指出此时期“纷纷云代”而最终“混一”的历史趋势。三首诗均聚拢诸多史实，深探历史之“要”，呈现出作者超越繁杂历史表象而把握根本即守“约”的境界。
宋代之前，史书多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士子要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必须对历史进行符合统治者政治文化诉求的裁断。这种重视裁断的思想自中唐以来开始抬头，士子们提出了“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24)“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125)的主张，注重从是非善恶角度评断历史。到了宋代，统治者面对晚唐五代以来政治失序、道德沦丧的现实，对经史资源须“以自家义理断之”(126)的诉求更加强烈。因此，宋代史学除延续史述书写模式外，更注重对历史的决断、裁定。《宋史·艺文志》载录“孙甫《唐史论断》二卷”“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等。(127)吕陶《李太傅墓志铭》载：“(李彤)尝摭前世忠邪事，以类相从，为《史断》十二篇，以监治乱。”(128)据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陈伯厚、林少颖均著有《唐史断》。(129)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载《史断》文计21篇等。(130)这些著述、文章都反映了宋代重“史断”的倾向，此外，学者文人还有大量的史论文，该类文章也可称为史断，只不过“论”是就手法而言。可见，注重“史断”已成为宋代颇有特色的史学潮流与原则。
就宋代“史断”文本系统而言，除著述、单篇散文之外，诗歌也是该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如陈普有《咏史》两卷，当为读史诗，(131)据明嘉靖朝闵文振所评及其所作《石堂先生传》，诗题原作《咏史诗断》。(132)一些作家的诗作出于表述需要，虽多以历史人物及其行事为题，但其本质则为“史断”。如黄白山评苏轼之作云：“子瞻好作史论，然评断多误，如范增、晁错论，皆错断了，此诗亦其类也。”(133)指出了苏轼相关作品的“史断”性质，其中包括读史诗。再如，据杨时《谢君咏史诗序》，娄川谢君著《咏史诗》二编，由“穷探博取”“超然远览”等序语可知，其作应是读史诗集；同时，由诗作“以一言订古人之是非”(134)的性质判断，该集又当为“史断”诗集。
史断是对历史书写的主体性阐释与裁断，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与宋代学风紧密相关。宋初学风延续汉唐注疏之学，不利于充分挖掘经史的经世作用。自仁宗后，欧阳修、孙复、刘敞等人力倡扬弃诸说、注重主体识断的新风。陈振孙评欧阳修《诗本义》云：“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后断以己见。”(135)评刘敞《春秋传》云：“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136)苏轼代表朝廷所作敕文《王安石赠太傅》：“具官王安石……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137)《宋史·文苑传》载，刘恕举进士时，因诏而对讲经义，“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主司异之，擢为第一”。(138)由这些材料可见，打破前见异说，注重创新，“断以己见”，是宋代新学风的典型特点；士子的识断能力已成为统治者相当看重的方面。
在注重主体识断与创新的学风影响下，士子注重打破成说限制，以己意断之，读史诗因之表现出识见新颖、议论深入、善于翻案的特点。如王安石《读汉书》：“京房刘向各称忠，诏狱当时迹自穷。毕竟论心异恭显，不妨迷国略相同。”(139)弘恭、石显是汉元帝时的宦官，二人弄权误国。京房、刘向是当时著名学者，均善灾异之学。王诗认为，虽然京、刘二人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以虚妄的灾异之说抵制宦官专权，同样迷国误君，行事本质与恭、显无异。这种分析立意高远，识断独到，体现出王诗“最于义理精深”(140)的特点。再如陈耆卿《读商君传》：“计事应须远作程，快心多酿后灾成。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诗序云：“荆公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谓鞅非诚信者……欲政必行，自是一病，古人之治，正其本而已，行不行非所计也。荆公以新法自负，不恤人言，患正堕此，故余诗反之。”(141)王安石的《商鞅》旨在纠正长久以来非议商鞅的俗见，可谓翻案出新。而陈诗又特意“反之”，反转翻案，批判王氏之说，认为商鞅设徙木以立法，过于强调“欲政必行”，眼光局促，无远程之见，其悲剧也正在于法令“太行”之过。陈诗专驳王氏之说，识见深入，体现出鲜明的注重主体识断与创新的学风。
结语
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会文化行为，这在宋代得到集中体现。宋代统治者为重建政治、思想秩序，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文治国策，形成了以书为政的祖宗家法。同时，宋代科举与仕进制度均注重考察士子或官员的历史文化知识、才能。另外，当时的知识界适应文治策略要求，积极进行宋型思想文化重建，而这种重建又以经史文献的阅读、诠释为基础。这些因素促成了宋代的史书阅读之风，士人立足自身的史书阅读生活而创作读史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生活形态必然会促成新的理论探索与文学反映。伴随着社会性阅读形态的出现，宋代士人围绕史书阅读目的、方法、原则等方面展开总结，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念认识。作为士人史书阅读实践的产物，读史诗的创作自然深受当时史书阅读观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宋代史书阅读的根本目的与诉求，反映了其格史致知、察几知微等方法与知“要”守“约”、注重史断的原则。“阅读并不单单是一种能力，而是在传播体系内积极构建意义的过程。”(142)读史诗的创作本身是立足史书相关内容，表达历史认知、识断与史学思考的一种“意义构建”，与史书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如果说，作为宋代士人的阅读对象，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代表的正史构成了一种庞大的历史“叙述”系统，而读史诗则大多无意于再次叙述，而是基于当时的史书阅读目的、方法、原则，充分挖掘史实，探寻社会治乱之道、伦理秩序、政治规鉴等，以鲜明的“议论”特征与历史“叙述”著作形成了鲜明的文本互应，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历史书写与思想构建，体现了宋代史学的发展。这就决定了此类诗歌不仅属于文学文本系统，更是史学文本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从史书阅读观视角研究读史诗，既有助于加强宋诗类型研究，也会对阅读史、史学史、思想史研究有很好的启示。
注释：
①陶敏：《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与作者》，《咸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赵望秦：《赵嘏〈读史编年诗〉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诸如周淑舫：《现实与历史间冲撞的别样体味——女性咏史诗创作探索》(《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周剑之：《诗与史的互文：咏史诗事境的生成》(《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马昕：《历史阐释的背面：中国古代咏史诗的“翻案”现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诸文分别涉及宋代朱淑真：《读史》、林景熙：《读秦纪》、王令：《读西汉》等诗作内容的分析。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8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第171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第571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第713页。
⑧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⑨李元弼等撰，闫建飞等点校：《宋代官箴书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46-247页。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第201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第62页。
(1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第21页。
(1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第28页。
(14)文莹：《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8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第1347页。
(16)脱脱等撰：《宋史》卷431《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98页。
(1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18)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1，《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第3579页。
(19)脱脱等撰：《宋史》卷155《选举》，第3613页。
(2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
(2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50、3之5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286-4287页。
(22)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
(23)脱脱等撰：《宋史》卷267《张洎传》，第9211-9212页。
(24)脱脱等撰：《宋史》卷310《李迪传》，第10179页。
(25)脱脱等撰：《宋史》卷395《李大性传》，第12048页。
(26)楼钥：《攻媿集》卷10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581页。
(27)吴泳：《鹤林集》卷30《与汪尚中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289页。
(28)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1页。
(29)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99页。
(30)黄溍：《徐见心先生史咏后序》，阮元辑：《宛委别藏》第104册，徐钧《史咏集》卷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3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6《上田正言书二》，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53页。
(3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428页。
(33)纪昀等：《群书会元截江网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2页。
(34)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4页。
(35)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第497页。
(36)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第493页。
(37)吕陶：《净德集》卷1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79-80页。
(38)李纲：《梁溪集》卷13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570页。
(39)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第462页。
(40)李觏：《庆历民言序》，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第239页。
(41)李觏著，王国轩点校：《李觏集》，第243-244页。
(42)吕陶：《净德集》卷3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283页。
(43)吕陶：《净德集》卷1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128页。
(44)李纲：《梁溪集》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605页。
(45)李纲：《梁溪集》卷8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131页。
(46)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47)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4页。
(48)苏轼：《仁宗皇帝御飞白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43页。
(49)陆游：《南唐书》卷4《宋齐丘列传》，周在浚注：《南唐书注》，《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50)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26-2427页。
(51)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47页。
(5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第68页。
(5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第538页。
(5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第1394页。
(55)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8页。
(56)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8《周敬甫晋评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36页。
(57)朱熹：《晦庵集》卷14《行宫便殿奏劄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236页。
(58)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第1191页。
(59)王大成：《野老纪闻》，王楙：《野客丛书·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8页。
(6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61)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62)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第142页。
(63)童品：《香溪范先生传》，四部丛刊续编本《范香溪先生文集》，第9、10页。
(6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86页。
(6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4册，第21506页。
(66)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3520页。
(6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4册，第34053页。
(6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第44146-44147页。
(69)朱熹：《晦庵集》卷39《答范伯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137页。
(70)蔡襄：《端明集》卷37《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654页。
(71)何俊：《从经学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9页。
(72)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411、440页。
(73)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7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第312页。
(75)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5，第284页。
(76)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775-776页。
(77)关于该诗末句尾字，《全宋诗》所录“薛季宣诗”卷五作“却中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册，第28663页)，四库全书本薛季宣《浪语集》卷八作“却中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册，第206页)。“膏”之本义为肥肉，进一步引申为膏泽恩惠，联系上下句之意，该诗用“膏”字为是，而用“鷔”字则不成句意。另，此诗于周、孔史实之外，又涉及语典，为便于理解诗意，兹释如下：首句“疐尾”典故出自《诗经·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该典用于比喻人进退两难的状况。末句“间不容针”为古语：“以心度心，间不容针。”(赵蕤：《长短经》，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1页)说明人只要站在对方立场，从内心深处把握、理解对方，则相互之间的距离是极小的。
(78)圣贤出处问题是当时讨论的热点。如朱熹在释解《诗经·简兮》时，对时人“以圣贤出处律之，恐未可以为尽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1，第2105页)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李光《读易详说》卷8“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条云：“圣贤出处进退之际，易地皆然，善学易者当察其变通之际，则得之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册，第400页)钱时《两汉笔记》卷8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圣贤出处之大凡也……出处之义，士君子之大要，愚故极论，愿与学者共明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第517-518页)这些材料都反映了宋代学人对圣贤出处之道的关注与认识。
(79)家铉翁：《则堂集》卷1《隐求室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289页。
(8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5页。
(8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第536页。
(82)《韩非子·内储说下》，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9页。
(83)黄宗羲编：《明文海》卷400《儒林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7册，第626页。
(8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0册，第31324页。
(85)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第133页。
(86)张栻撰：《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725页。
(87)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14《读书杂记》，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1页。
(88)吕陶：《净德集》卷18《学论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147页。
(89)吕陶：《净德集》卷3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282-283页。
(90)范晔：《后汉书》卷33《朱冯虞郑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3-1145页。
(91)范晔：《后汉书》卷33《朱冯虞郑周列传》，第1145页。
(92)杨万里：《魏郑公劝行仁义论》，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46页。
(93)《杨万里集笺校》，第1096页。
(94)司马迁：《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21页。
(9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4册，第27372页。
(96)项安世：《项氏家说·附录》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569页。
(97)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
(98)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0，第169页。
(99)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5“读书之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759页。
(100)吴泳：《鹤林集》卷32《答罗嗣贤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310-311页。
(101)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第391页。
(102)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8，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218页。
(103)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85-986页。
(10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5册，第28203页。
(105)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29页。
(10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7册，第29136页。
(10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6，第9402页。
(10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八，第5册，第4316页。
(109)佚名：《道山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945页。
(110)脱脱等撰：《宋史》卷373《洪迈传》，第11574页。
(111)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2427页。
(112)魏收：《魏书》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6页。
(113)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114)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2210页。
(115)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1页。
(11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2页。
(11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2册，第39175页。
(118)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8页。
(119)李吕：《澹轩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第234页。
(120)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2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148页。
(121)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43页。
(122)李吕：《澹轩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第214页。
(12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6册，第41271页。
(124)韩愈：《答崔立之书》，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88页。
(125)皇甫湜：《编年纪传论》，曹寅等撰：《全唐文》卷6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册，第3115页。
(126)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1，第197页。
(127)脱脱等撰：《宋史》卷203《艺文志》，第5099页。
(128)吕陶：《净德集》卷2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203页。
(129)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31、3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8册，第395、406页。
(130)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64、6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458、462页。
(131)陈普《咏史》见《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册)卷3650、3651，据其中《景帝》诗自注：“(景帝)爱之则小臣欲其生……《汉书》以成康称之，过也。”《何进》自注：“史(指《后汉书》)称(何)进新贵。”《管宁》自注：“《纲目》书曰管宁卒于魏，盖不满之辞也。”由自注所引书目可知，陈诗当为通阅各类史书而作的读史诗。
(132)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21、22，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
(133)贺裳：《载酒园诗话》卷1，参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2页。
(134)杨时：《龟山集》卷2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351页。
(135)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13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59页。
(13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077页。
(138)脱脱等撰：《宋史》卷444《文苑传》，第13118页。
(139)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73页。
(140)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0页。
(14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6册，第35201页。
(142)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