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校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促进学生形成国家认同感并外化为国家认同行为的重要阵地。反思当下学校教育中的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微观具体价值取向的国家认同教育路径。构建基于积极体验与真实体验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对国家的忠诚。

关键词：国家认同教育；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渗透过程中，日益凸现的国家意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问题，赋予了“国家认同”更为重要的意义。学校教育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场所，国家认同教育也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复杂的多元文化背景中，反思当下学校教育中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国家认同教育实践的新思维，形成个体深厚持续的国家认同情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认同教育: 现实问题扫描

一般认为，国家形成之日即国家认同教育开始之时。因此，国家认同教育无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多年以来，国家基于学校教育这一重要的阵地，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家认同教育，铸造了中华儿女们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当前，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国家认同教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形象出现在人们特别是教育者的视野之中，这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深入观察、探索、研究国家认同教育，尤其要基于现有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和成效，着实分析、反思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促进国家认同教育取得切实的成效。

1.偏重于知识传授的国家认同教育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等国家认同教育时，往往偏重于知识的传授。为什么着眼于“知识”这一关键词?其间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只要将关于国家、关于祖国的知识和原理教授给学生，并且学生也习得了这些知识和原理，那么，学生就会爱国，就会忠于国家、忠于祖国。仔细推敲这种假设，发现其难以自圆其说。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从个体的知识习得到个体将知识外化于行为，特别是持续特定的行为，其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映射过程。它们二者间至少需要一个类似于心理学中“S—(O)—R”中的“O”那样的中介变量。据此可以推论，个体获得有关国家、祖国等的文化与知识，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个体热爱国家、热爱祖国等国家认同行为，尤其是持续性认同行为的出现。秉持知识与行为间并不直接匹配的思想，并非否认知识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在于表明这样一种潜在的忧虑:如果仅仅把国家认同教育视为知识教育，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仅仅强调知识的传授，而没有为知识之转化为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中转平台，那么，这样的国家认同教育至少是不完整或者是难获高效的，甚至也是令人担心的。

2.偏重于知识储存的国家认同教育

偏重于知识传授的国家认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其以知识储存多寡为标准的评价模式，最为常见的是以书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圭臬。考试特别是书面考试，是我国进行人才测量、评定和选拔的重要手段。考试的便利性、简捷性，赋予了考试功能的无限扩张:只要个体间存在差异，就能通过考试鉴别出来。以考试成绩作为国家认同教育评价的尺度，其造成的后果是:

一方面让考试成为合法评价国家认同教育的工具，使得考试分数实质上具有解释国家认同感的权威和资质。

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国家认同评价反过来又强化了以知识传授为特征的国家认同教育，使这种国家认同教育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维护了这种特殊类型教育的权威。

笔者认为，考试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但也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纲领。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考试的评价功能必然有着不同的效用。面对国家认同这一复杂的概念，通过什么指标，采用什么观测点，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个体的国家认同感?知识掌握的多寡显然不是最接近的国家认同教育评价的最终答案。

3.偏重于课程体系的国家认同教育

一谈到“××教育”，许多人立马就想到要开设某些课程或增加课程课时。言及国家认同教育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一些研究者认为:加强国家认同教育要“健全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要“重视并切实发挥政治理论课程的功能，依托政治理论课程向少数民族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灌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政策”等等。增设新课程或增加课时，乍看之下会因为国家认同教育在“数量”上的增加而能够保证国家认同教育效果在“质量”上的跟进。事实上，这些做法却存在一些被遮蔽了的消极影响。表现在:学生(特别是高校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受到挤压，由此可能导致专业学习质量的下降。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走入社会、融入社会、立足于社会的资本，更是他们在社会上实现其生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的最重要保证。如果学生的专业学习成果不被社会认可或认可度不高(即学非所用或所用甚少)，那么，学生对提供给他们以专业学习的社会势必难以产生较高的认同。毕竟，“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温家宝)，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就业关系着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认同。

一般而言，个体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为它的国民提供了或者满足了其本位性的安全需要。渥巴锡领导的土尔扈特人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从伏尔加河回归东土，其理由之一，即认为当时的清政府能够给予他们本位性安全需要。就学校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而言，学校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实践，首先必须从根基上明了学生真正认同国家、认同社会的深层理由，即要立足于学生的专业成长和专业发展，并进行综合性的设计，而不是一味地新增课程、追加课时。唯有如此，国家认同教育才能做到有根基、有活力、有效果。

发现和反思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困惑与问题，其目的不是要否定国家认同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更不是要颠覆当下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而是要在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寻求到更为科学实际的好路子!

二、国家认同教育实践的新思维

1. 和谐共进的双赢设计: 国家认同教育的目的预设

国家认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个体对国家的肯定、支持和认同。而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特别是持续性的长期认同，显然需要一定条件作为基础。笔者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时空背景下，很难想象个体可以完全不理会自己的个人发展权益而有单纯、持续的国家认同行为。我们认为，国家认同教育必须与个体的发展权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如此才能保证国家认同教育实效的可持续性。否则，仅仅单向度地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国家认同教育，则难以实现其预设的教育目的。具体到学校的国家认同教育中，必须通过各种设计让个体明白:国家认同与个体的自我发展是同轨、同向、同速的，因而要预设并实现个体的国家认同和个体的自我发展两者的彼此共赢。因此，高校的国家认同教育应与学生个体的未来发展机遇、发展质量等结合起来。

2.微观具体的价值取向: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新起点

国家认同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宏观抽象型，其二为微观具体型。前者主要从国家等宏观抽象的概念入手进行国家认同教育，而后者则以构成国家的具体微观元素为切入点，进行认同教育，并逐渐扩散到对他们所在群体、集体以及国家等高层次的认同。就现实而言，第一种类型的国家认同教育比较常见且居于主导地位。多年来，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国家认同教育时，多采用这种形式，并且也起到了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功能和作用。当然，不能据此就推论这种类型的国家认同教育就应该具有“高效性”的垄断地位。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见，洞开了学校实施认同教育的一种新思路。对于个体来说，如果要认同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那么，他“从小做起”，即先认同该国的构成要素，如认同自己身边的人、周边的事直至获得一个更高级别的认同，即对国家的认同，是一条值得考虑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一般都会经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便是突变，那也是事物积累到某个临界点后的自然结果)。那么，从认同自己的亲人、认同自己的家乡、认同自己的民族直到认同自己的国家，正是一条从低层次到高层次认同的发展历程。

概言之，国家认同教育，不管是面向低年级的小学生，抑或针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自上而下”基于宏观抽象的认同教育模式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决不是唯一的。有时，基于身边的人、事、物等微观具体的认同教育，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并能为更高级别的国家认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关键的理由在于:微观具体的认同教育，更能让当事人(特别是低龄人)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本位安全得到了维护、支持和帮助。毕竟，个体本位安全需要的满足，是认同行为发生或认同感形成的前提条件。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个体才会想着去实现更高级别的需要。国家认同也是如此。

3.积极真实的情感体验:通向国家认同的重要桥梁

国家认同教育的终极目的并非让人们获得关于国家、祖国的知识，而是要形成和体现具体的对国家认同的行为或行动。当前，有关国家认同教育的文献，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关于国家认同教育的诸多构想，如建立和完善国家认同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无疑，这些构想和见解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但是，这些设想无疑也没有包括国家认同教育的全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心理学意蕴的国家认同教育，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也不管其过程如何，“体验”是一个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环节。“国家认同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个体的内在体验层面。也正因为如此，国家认同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号宣讲上，它必须要与个体的实际利益和内心体验结合起来”。既然体验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究竟要体验什么，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体验，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认同行为的产生直至习惯化、自觉化?

(1)积极的体验

这里的“积极的体验”是指个体认为能够为其可持续性成长(现实性成长或潜在性成长)提供动力的成功体验。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如果能让个体获得积极的体验，则必然能很好地促进国家认同行为的产生。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双语教育，特别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双语教育，是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在双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能给予受教育者以积极的认同体验(例如，学生在接受双语教育后，感觉自己在升学、就业等等方面不但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面临重重困难和压力)，那么，附着于双语教育上的国家认同功能肯定就难以实现。反之，如果个体从双语教育中获得了更多的成长或成功的体验，他自然而然地会接受、认同双语教育，并进而理解和认同推行双语教育的主体，即国家。

概括地说，个体的积极体验应当是基于他的发展之上的体验(从某程度上看，这种发展更倾向于以面向个体的“当下发展”为主)。否则，个体的体验可能会因为其所依赖的根基过于宏大抽象或遥远反而成为无源之水。例如，听了“祖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四大发明”等之类的话语或介绍后，学生们并非都如一些教材或教育者所说的那样，“国家自豪感油然而生”。发展是第一要务，认同体验只有与个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能更真实地、自动地生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

在多数情况下，个体认同感的形成及其外化，是一个需要不断强化特别是积极强化的漫长过程。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不断地积极的强化，个体心灵深处的那种对祖国、对社会的“认同的种子”，才会萌芽、生根，个体才会形成一种稳定、持续的认同感并将这种认同感外化于自己的行为。

(2)真实的体验

除了积极的体验外，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应该尽可能给学生一种“真实的”体验。现实中，学校在进行国家认同教育时，通常会选择正面的形象作为媒介用于展示。例如，学校使用的教材、教学内容甚至是教师，都是经过选择的，都是非常完美甚至是完美无缺的形象。美好的东西能够给人以正面的积极引导，但是，完美的形象也往往会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心理压力，造成不愿接受的事实。心理学的实验已表明:人们更愿意接受有些缺点而不是那些非常完美的人。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曾设计了一个实验:

在一场竞争激烈的演讲会上，有四位选手，两位才能出众，几乎不相上下，另两位才能平庸。才能出众的一名选手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不小心打翻了一杯饮料，而才能平庸的选手中也有一名碰巧打翻了饮料。

实验结果表明:才能出众而犯过小错误的人更有吸引力，才能出众但未犯过错误的排名第二，而才能平庸却犯错误的人最缺乏吸引力。理由在于:一个能力非凡的人给人的感觉是不安全不真实的，对于这样的形象，人们并不是真正地接纳和喜欢，而是有距离的敬而远之或敬而仰之。

“确实，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在世界范围内均已被看做是正规教育的基本功能……一个很自然的趋势表明，在宣传本民族本国家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扩大渲染比较令人赞美的事件，同时尽可能减少宣传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宣扬民族历史时，对美德故事详细描述，但却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过错保持沉默。从另一个角度看，有意掩饰一个国家历史上不光彩的事件恐怕是最不幸的，如果爱国主义植根于连篇累牍的谎言或不真实的史实之上，简直是玷污了爱国主义这个名称”。

因此，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有时不妨展现自己的不足甚至难看的地方，还个体一个比较真实的状貌，给个体一种真实的体验。如此，个体才更可能接受并形成真正的、稳定的认同感，而且，更为重要的可能性在于:个体可以据此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与动力。毕竟，如果面对的都是一个极好的形象，都没有修改或发展的空间了，那么，我们还会努力地去解决问题吗?如果说百尺竿头是成功的顶端，那么，百尺竿头之再进一步是否意味着要掉下来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觉得事情已经到了非常完美不需改进的地步，那么，人就会产生惰性或类似于心理学中的习得性无助感，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已无用武之地，而选择平静地等待而不是去努力奋斗。如此推论开来，当下的国家认同教育，是不是也应该从完美主义情结中走出来，还其一种虽有缺陷但却真实的面目呢?

三、结语

一个人获得了关于国家的知识，并不等于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并一定能外化于行为，国家认同行为的持续表现需要个体积极、真实体验的强化。国家认同也不单单是某门学科(诸如教育学或政治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或近或远的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一些细微的现象或事件，都具有“蝴蝶效应”般功能，都可以影响着个体国家认同感的稳定和持续。因此，需要探索国家认同教育的策略、创设合适的空间和环境，以更好地帮助个体在获得国家知识的同时，形成国家认同的积极体验，体现国家认同行为，直至达到对国家的忠诚。

欧阳常青，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苏德毕力格，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