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著名地域诗歌总集《七子诗选》的编纂促进了“吴中七子”的崛起，是乾隆朝吴中地域诗派兴盛的标志。受此影响，周边地域一系列“七子”类诗歌总集与诗人群体相继涌现，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江苏地域文学谱系。随着《七子诗选》传播范围的扩大，以沈德潜为首、“吴中七子”为核心的吴中地域诗派得以在乾隆诗坛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全国性的重要诗歌流派。《七子诗选》还远播海外，在日本成为了流传最广的清代地域诗歌总集之一，在朝鲜则被诗人柳得恭选入《并世集》，体现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诗坛之间的交流互动。
关键词：沈德潜/ 《七子诗选》/ “吴中七子”/ 文学地域圈层/ 日本汉文学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25年第7期 第78-93页
作者简介：刘驰，南京大学文学院特聘研究员。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文脉专项“清代江苏地域诗歌总集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1WMB034)的阶段性成果。
《七子诗选》是清代最为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之一，编选者是乾隆朝的诗坛领袖沈德潜，入选者分别为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文莲、赵文哲、钱大昕、曹仁虎。该集编纂于吴中，风靡于全国，远播于海外，却较少受到学界关注。其编纂如何促成了乾隆朝吴中地域诗派的形成？其在江苏的传播，如何带动了“毗陵七子”“毗陵后七子”“京江七子”“京江后七子”“(新)吴中七子”“吴中后七子”“吴中续七子”“吴中广七子”“吴中新七子”等一系列“七子”类地域诗歌总集与诗人群体的兴起，并参与江苏地域诗歌谱系的建构？其在全国的传播，如何提升了吴中诗派在乾隆诗坛的地位？其在东亚的传播，如何引发了中国与日本、朝鲜诗坛的交流互动？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有待深入考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梳理《七子诗选》在吴中、江苏、全国、东亚的传播过程，可以透视清代文学地域圈层的多重结构与互动关系。
一、文学地域圈层与清代地域诗歌总集
“圈层”并非只是一种理论模型，更是一种历史社会现象，存在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事实与记载之中，体现在政治地理、权力机制、社会交往、流刑范围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地理方面，从中心到边缘的“圈层”格局一直存在。恩格斯在论及原始人类社会聚落的分布特点时指出：
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相当大的地方供打猎与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①
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万邦时代的聚落已体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结构，②到商代还形成了“商—四土—多方”的圈层政治地理结构。③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明确记载了五服制的圈层结构，《诗·大雅·民劳》也记载由中国而四方的圈层结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尔雅》则记载了城市的圈层结构：“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周振鹤曾指出，从秦汉到近现代，五服制的圈层式结构与九州制的分块式结构一直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两种基本形态”。④郭声波还将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圈层结构概括为：
(1)分封诸侯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地方行政圈层结构；
(2)郡国并行时代——战国秦汉的地方行政圈层结构；
(3)华夷错杂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地方行政圈层结构；
(4)羁縻建置时代——隋唐五代两宋的地方行政圈层结构；
(5)土司建置时代——元明清民国的地方行政圈层结构。⑤
姚晓瑞则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中，提炼出了“核心—边缘—边疆”的三层政治地理圈层结构。⑥
在权力机制方面，海云志认为古代中国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官僚化的、辐射农耕—游牧两大区域的复合型统治体系，即组织化的“枢轴圈层机制”：
“圈”是指由统治中心和边缘构成的内外关系和空间范围……“圈”是指王权在政治空间上，从统治中心(首都)向边缘地区辐射的强度和范围。“圈”由近及远，大致由国都中心区、有效统治区和边疆辐射区三个同心圈构成……“层”指受王权支配的各级官僚组织。⑦
在流刑范围方面，古代流刑多是根据罪行轻重，将犯人从中心区往外围流放，直至千里之外、九州之外，乃至四裔。各个朝代还形成了不同的流放地域圈层结构。以清代为例，“军流体系逐渐形成‘多中心、四个实体圈层，一个特殊圈层’的地域圈层结构……与‘五服制’理想型圈层结构，在思想渊源上一脉相承，在制度实践上异曲同工”。⑧
在社会关系方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⑨
周泓在研究津门杨柳青这一商农合一的村落—市镇时，认为杨柳青具有以商号和于伍爷为代表的群团与圈层结构，是汉人社会生活的一个历史投影，并由此指出，“群团与圈层构成中国社会群体关系的一种结构格局，是汉人社会群体格局与内外分界差序格局的形态写真”。⑩
时至今日，圈层现象更是广泛存在于经济、传播、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关的理论与研究亦层出不穷。在经济学方面，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了圈层结构理论，以城市为中心，依次向外划分了自由农作区、林业区、轮作农业区、谷草农作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业区，形成了向心环状(即“杜能环”)的圈层结构。(11)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E.W.Burgess)提出了城市用地功能区的同心圆形法则。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狄更生、木内信藏根据日本、欧洲城市人口减少的断面变化与地域结构推进现象，提出“三地带学说”，认为城市社会经济景观由核心向外围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内圈层(城市核心区)、中圈层(城市边缘区)、外圈层(城市影响区)。此后，城市圈理论进一步发展，并在多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得以广泛应用。(12)在传播学与文化学方面，龚为纲、朱萌、张赛、罗教讲认为全球网络空间中的新闻信息传播同时表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和“文化圈群”结构，并将世界上不同区域媒介霸权与文化圈群之间互动关系模式总结为：儒家文化圈、拉美文化圈群、伊斯兰文化圈、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圈群。(13)
可见，“圈层”既是历史政治社会中的客观现象，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理论范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古今延续性与中外共通性。《禹贡》中的“五服”圈层结构、《尔雅》中的城市圈层结构，与冯·杜能等人所划分的圈层结构，就颇具相似之处，均体现出政治、经济等因素由内到外的空间辐射与层级划分。(14)
清代文学发展也与地域圈层紧密相关。清代地域的地理范围有小有大，行政级别有高有低，大致可划分为小圈层(府、县)、中圈层(省、道)、大圈层(全国)、泛圈层(东亚)等大小不同的地域圈层。这一划分既可兼顾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区域范围，也可兼顾国家外部的文学辐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地域圈层都是文学地域圈层，地域圈层文学化的关键因素包括当地诗歌总集的编纂、诗人群体的形成、诗歌理论的传播等。其中，地域诗歌总集往往是展示地域诗人群体、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最佳载体，最能反映地域文学的总体成就，有助于形成地域文学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推动地域圈层的文学化。可以说，清代的地域诗歌总集多是依托大小不同的地域圈层而编纂、传播，而这一过程也反过来促进了地域圈层的文学化。
不同地域圈层内部具有不同的诗人群体、创作风格、理论主张乃至地缘、学缘、血缘、姻亲等社会关系网络，可在圈层间形成强大的隔膜。受权力、诗歌、诗学等力量的推动，地域诗歌总集可沿地缘、学缘等社会网络不断扩散，尝试冲破圈层隔膜，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大部分诗歌总集的传播范围只能止步于府县或省道一级，而少部分地域诗歌总集则能突破圈层隔膜，由府、县一级扩散到省、道一级，再扩散到全国乃至东亚，这一过程可能还会促进相关文学文献与文学理论的衍生，有助于催生文学小圈层，丰富文学中圈层、巩固文学大圈层，辐射文学泛圈层。这些文学地域圈层就如同湖面上大小不同的涟漪，不断扩散，彼此交错、融合，共同构成了文献、文学发展波澜壮阔的图景。
目前学界关于清代地域文献、文学及域外汉籍、汉文学的研究日渐成熟，但尚未以文学地域圈层的视角，贯通地方、国家、域外，对文学文献的跨地域传播、接受与衍生等问题予以重视。本文尝试以《七子诗选》为典型案例，透视清代的地域文学圈层结构，以揭示文学文献及相关诗人群体、诗歌理论在不同地域圈层间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地域圈层文学化的影响作用。
二、小圈层：《七子诗选》与乾隆朝吴中诗派的兴盛
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多始于府县小圈层，扩散、兴盛于省道中圈层和全国大圈层，乃至东亚泛圈层。府县小圈层为诗人群体提供了创作的地理与社会空间，文化与文学养分，是地域诗人群体、诗歌总集诞生发展的基础圈层。(15)诗人群体与诗歌总集产生影响后，又会反哺小圈层。正因如此，地域诗人常通过编选地域诗歌总集的方式来强调地域文学成就，如《太仓十子诗选》《江左三大家诗钞》《依园七子诗选》《江左十五子诗选》《毗陵六逸诗钞》《七子诗选》《京江七子诗钞》《焦山六上人诗》《石城七子诗钞》等地域诗歌总集的编纂，都有助于强化本地诗人的集体认同，推动地域文学的传播，催生或巩固地域文学小圈层。沈德潜在吴中(16)编选的《七子诗选》，便在乾隆年间催生了一个以沈德潜和“吴中七子”为核心的吴中诗歌宗派，使得吴中诗派这一地域文学群体愈发稳固，并逐渐向外辐射，甚至远及东亚，最终成为乾隆朝最具影响力的地域文学小圈层。
沈德潜出生吴中，曾以扭转吴中诗歌与诗学风尚为己任。康熙四十六年(1707)，他与张景崧、徐夔、陈睿思、张锡祚等人结成“城南诗社”。乾隆十七年，他回到苏州紫阳书院任教，专门为“吴中七子”编选了《七子诗选》。沈德潜希望通过“城南诗社”和“吴中七子”这两个先后涌现的地域诗人群体，改变吴中诗坛乃至整个清代诗坛的诗学诗风取向：
予年二十余从事于诗，时方相尚以流易、浅熟、粗梗、枯竭之体，赖同社(按：城南诗社)诸君子中立不回，相与廓清摧陷。阅五十余年，远近作者皆知复古。今诸君子渐次零落，而七子继起，独能矫尾厉角，骖驾李、何、王、李诸贤。(17)
他将“吴中七子”放置在了两个文学谱系之中。一个是与明七子之间基于时间序列建构起来的文学谱系；另一个是与城南诗社之间基于吴中这一地域范围建构起来的文学谱系。二者皆持“复古”之论。
“吴中七子”继城南诸子之后，声名鹊起，成为乾隆朝吴中诗坛的代表。故陈康祺直接将《七子诗选》的编纂视为了乾隆朝吴中诗派兴盛的标志：“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门下士王光禄鸣盛、钱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汇刻吴中七子诗，以文章气节重天下，谈宗派者至今称颂。”(18)换言之，《七子诗选》的编纂可被视为乾隆朝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兴盛的标志。
《七子诗选》的编纂不仅直接促成了吴中地域诗人群体的形成，还丰富了吴中的地域诗歌理论。(19)沈德潜借助对七子诗歌的编选进一步阐发了其诗学理论。他在《七子诗选序》中认为“吴中七子”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亭经藉史，培乎根本”，并融合性情、气骨与才思。在《王凤喈诗序》中他也强调了这点：“知其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餘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平心易气，磊落英多，而书味盎然。可希风于古君子之其言有物者，其亦中流之一壶也已。”(20)沈德潜是以七子为例，进一步阐述复古诗学，这就对吴中诸子的诗学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
王鸣盛的《四大家论诗》曾指出沈德潜与吴中七子之间的诗学渊源关系：
高青邱论诗：“曰格，曰意，曰趣。”王阮亭谭艺四言：“一曰典、二曰则、三曰谐、四曰远。”沈归愚《明诗别裁序》云：“始端宗旨，继审规格，终流神韵。”吾友青浦王昶琴德刻《述庵诗钞》，吴泰来为序，称其论诗：“曰学、曰才、曰气、曰调。学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调以举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涩者，庶不敢妄厕坛坫。”愚谓合四名家之论而参之，诗之道尽矣。(21)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所强调的宗旨、风格、神韵，也是《七子诗选》所秉承的诗学理念，分别对应性情、气骨、才思。《王凤喈诗序》又将学、识、才并举，并以学为第一。“吴中七子”对沈德潜的这些诗学观念有所继承与创新，王昶、吴泰来等人将学置于第一，或许就是受了《王凤喈诗序》的影响；而所谓才、气、调，才、气的说法应是继沈德潜才思、气骨而来，调则有标举格调之意。王昶、吴泰来与沈德潜之间的诗学关联，颇受王鸣盛重视。故而他才将沈德潜所尊崇的高启、王士祯与沈德潜、王昶、吴泰来并举，先后论之，以突出诸家的诗学渊源，这就丰富了以“吴中七子”为核心的吴中诗派的理论主张。
钱大昕在《春星草堂诗集序》中提出的诗学观念，也与沈德潜不无关系：
昔人言史有三长，愚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转益多师，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22)
他自称论诗受刘知几史学“三长说”的影响，蒋寅(23)、王宏林(24)等先生也已拈出此点。但若合沈德潜《王凤喈诗序》及王鸣盛《四大家论诗》两文观之，还可以发现钱大昕与沈德潜之间的诗学渊源。沈德潜的《王凤喈诗序》明确将学、识、才并举，认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25)强调了性情、气骨与才思的重要性。钱大昕与沈德潜、王鸣盛关系密切，应熟知《王凤喈诗序》。或可推测，钱氏可能是融合了沈德潜的诗学观与刘知几的“三长说”乃至叶燮“才、胆、识、力”之说，才提出了“才、学、识、情”并举的“四长说”。
可见“吴中七子”不仅在名分上是沈门弟子，在诗学观念上也受到沈德潜影响。“吴中七子”的成名进一步提升了沈门与吴中诗坛的声威，故时人才将“吴中七子”作为吴中诗派的代表，除上文所举陈康祺的论述外，沈大成也说：
吾郡自几社后，风流销歇百年，于兹近者“吴中七子”诗出。而吾友青浦王兰泉、上海黄芳亭、赵升之居其三，然皆下县人也。今得黄君与雅南诸君子以诗提倡于北郭，斐然皆有集以行，将远与高、杨争，而近与兰泉三君并驱矣，余故乐得而道之。(26)
沈大成将“吴中七子”视为几社之后吴中诗歌的复兴者，并注意到王昶、黄文莲、赵文哲都是下县人，其对于地域文学谱系的描述更加细致，这也体现了“吴中七子”对于吴中诗坛的后续影响。
要之，沈德潜致力于吴中诗派的建构，其早年成立的城南诗社与晚年扶持的“吴中七子”都是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的代表。他借助《七子诗选》的编纂与影响，使得“吴中七子”成为乾隆朝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扩大了自己诗学理论的影响，使得吴中诗派在群体构成和理论建设层面脱颖而出，成为了乾隆朝最为著名的地域文学小圈层。随着流传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七子诗选》和“吴中七子”还突破了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的束缚，对江苏、清帝国、东亚诸国的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圈层：“七子”系列总集与江苏地域文学谱系的建构
地域文学小圈层在形成之后，可能保持封闭、自足的发展态势，也可能冲破地域的隔膜，对周边地域的文学发展造成辐射与影响，并在周边地域催生一系列相关的诗歌总集与诗歌批评，加强地域小圈层间的文学联系，丰富相关地域小圈层的文学内涵，促进地域文学中圈层的发展。最直接表现在于，部分地域诗歌总集在传播过程中，会对周边地域产生深刻影响，令周边诗人纷纷仿效，催生出一系列诗歌总集。如果说单个地域内单部诗歌总集的编纂，是在对该地域的文学小圈层进行建构，那么相邻地域范围内的系列诗歌总集的先后编纂，则是在对更广地域范围内的诗歌谱系进行历时性的建构。若将这些前后相关、地域相近的系列诗歌总集放置在时间、地域的坐标上进行排列、梳理，就可以窥见更广地域范围内诗风的传承与转变，以及诗歌谱系与诗史演进的历程，亦即地域文学中圈层建构的过程。
清代江苏地区地域总集编纂之风的盛行，促进了地域诗歌的发展与地域诗派的形成。《吴门表隐》从总集和群体的角度梳理吴中地域诗歌流派的传承与演变：“吴门文学之盛，明初有北郭十子合集，杨维桢选。前辈有依园七子合刻。继有续北郭十子合稿，韩是升序，范来宗选。同时又有吴中七子……”(27)其论述已注意到十子、七子等名号在吴中的流行与传承。徐行、曾灿所编《依园七子诗选》、(28)吴伟业为“太仓十子”所编《太仓十子诗选》、宋荦为“江左十五子”所编《江左十五子诗》分别标举了“七子”“十子”“十五子”之名。《七子诗选》继之而兴，对后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影响巨大，导致了一系列“七子”类诗歌总集与诗人群体在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不断涌现。这些地域诗歌总集和诗人群体的接连出现，本身就是对江苏地域诗歌谱系的一种延续和建构，亦是对江苏这一地域文学中圈层的丰富。
在继“吴中七子”而兴的众多诗人群体中，“毗陵七子”最为知名。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七人早年就已名动常州。长期担任朝廷重臣的钱维城回到乡里常州后，为他们编选了《毗陵七子诗》，极尽奖掖之能事，使得“毗陵七子”成为乾隆朝常州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这部总集的编选和“毗陵七子”的兴起即步武《七子诗选》和“吴中七子”之举。“毗陵七子”与“吴中七子”之间的交游也较为密切。黄景仁、洪亮吉曾从学于王昶之门，孙星衍曾从钱大昕学习经史考据之学，后来“毗陵七子”中的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杨伦、徐书受五人，又入选了沈德潜学生毕沅所编选的《吴会英才集》。毕沅编选《吴会英才集》也有效仿《七子诗选》以总持地域风雅之意，“毗陵七子”中的洪、黄、孙、杨、徐五人正是这部总集的核心人物。嘉庆、道光年间，常州地区兴起的“毗陵后七子”(吴颉鸿、庄缙度、赵申嘉、陆容、徐廷华、汪士进、周仪颢)成为了常州地域文学新的代表。
嘉庆年间，镇江地区吴朴、应让、鲍文逵、张学仁、顾鹤庆、钱之鼎、王豫七位诗人并称“京江七子”，作品选有《京江七子诗钞》。这也是继“吴中七子”而起的地域诗人群体，还获得了“吴中七子”之首王鸣盛的赞赏：“嗟乎！风雅一脉断而复续，诸子年正少，其继文悫所刻七子而兴起者，不将在是集乎？……爰题数言，付心斋为我梓而行之，亦以见予性情风雅，老而不倦之志，且以不忘先师文悫之教云尔。”(29)王氏回顾了沈德潜的诗学主张及其编选《七子诗选》的往事，认为《京江七子诗钞》堪比《七子诗选》，京江七子堪为“吴中七子”后继，而他为《京江七子诗钞》作序的行为则是对沈德潜编选《七子诗选》的效仿。由此可见《七子诗选》《京江七子诗钞》两部地域诗歌总集、“吴中七子”“京江七子”两个文学群体之间的代兴关系，以及吴中、京江两个地域文学小圈层之间的密切关联。此后，“京江中七子”(杨铸、张学钟、张崇兰、张世清、朱士龙、施峻、赵元益)与“京江后七子”(杨履泰、刘炳勋和刘炳奎、张正廉、解为干、夏铭、严允升、周伯义)的涌现，进一步巩固了镇江地域文学小圈层。
从名号上看，与“吴中七子”更具关联的是“吴中后七子”“吴中续七子”“吴中广七子”“吴中新七子”。“七子”之名的传承受到了陈文述的重视与褒扬：“余谬以马齿为后进见推，复有‘后七子’‘广七子’‘续七子’之目”。(30)陈文述此举显是效仿沈德潜：“归愚老去宗风坠，又见吴中七子才。”(31)他本人对此十分得意，曾多次在诗文中提及，如《自箴诗》云：“一从官吴门，留意在后进。说士甘于肉，提唱心力尽。前后诸七子，一一人中英。及今已五辈，次第成高名。”(32)他甚至认为自己在吴中组建了一个传承有序的“七子诗坛”：“伊墨卿题余楹榜曰：‘七子诗坛’。”道光二年(1822)，王嘉禄、戈载、沈彦曾、朱绶、陈彬华、吴嘉洤、沈传桂的《吴中七家词》，亦有效仿《七子诗选》之意。
宝山涌现了以蒋敦复为代表的十大诗家，亦曾效仿《七子诗学》编选十家诗刻：“雍正初，宝山分嘉定而县。嘉定有钱宫詹、王光禄等七子诗选之刻……宝山有许海庄、毛海客、程茂来、金云秋、施霁云、严文江、范凌苍、蒋丹台十家诗刻嗣后。”(33)
《七子诗选》继承了《依园七子诗选》《太仓十子诗选》《江左十五子诗》等地域总集编选传统，并使得七子类总集与并称风靡一时。《毗陵七子诗》《京江七子诗钞》《吴中七家词》等地域文学总集皆是效仿《七子诗选》而编选，“毗陵七子”“中七子”“后七子”“京江七子”“中七子”“后七子”，陈文述所谓的“吴中七子”“后七子”“续七子”“广七子”“新七子”等文学群体都是继“吴中七子”而兴起，体现出江苏地域内文学传统从苏州到常州、镇江等地的转移或扩散，从诗文学向词文学的辐射。可以说，这些地域诗歌总集和诗人群体的接连涌现，加强了不同地域小圈层之间的文学交往与文学认同，构建了江苏地域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谱系，极大地丰富了江苏地域文学中圈层的内涵。
四、大圈层：从《七子诗选》看吴中诗史与清代诗史的交织
清帝国作为清代地域文学的大圈层，是由众多中圈层与小圈层不断扩散而形成的。地域作家多试图突破地域限制，产生全国影响，并使得自己所在的地域文学小圈层一跃成为地域文学大圈层的核心。这一过程能否实现，取决于权力、诗歌、诗学等多重力量的能级。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江南地区的统治，试图使用文治手段笼络江南士人。江南地区的文坛领袖对此也多了然于心，如《江左十五子诗》《南邦黎献集》等诗歌总集的编纂皆有政治用意。沈德潜曾因《南邦黎献集》出名，深知权力与文学的运作之道，他受乾隆重托前往紫阳书院任教，特意编选了《七子诗选》。由于上有皇帝、大臣提倡，下有江南士子响应，这就令“吴中七子”得以迅速突破圈层隔膜而融入全国文学大圈层，也使得《七子诗选》之类的地域诗歌总集编纂迎来蓬勃的发展势头。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借助权力运作编纂地域诗歌总集，以重塑江南文学传统的过程。
沈德潜十分重视对“诗史”的构建，《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都包含构建一代诗史，甚至一代国史的意图，如《明诗别裁集序》云：“编诗之中，微具国史之义。”(34)这正是对地域文学大圈层的建构。与此同时，他同样执着于对地域诗史的建构，并试图在地域文学大圈层之中，提升吴中小圈层的地位。他通过编选《七子诗选》，令“吴中七子”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群体，这既巩固了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又提升了吴中在清帝国文学大圈层中的地位。清人在论述吴中诗歌乃至整个清代诗歌发展史时，时常会论及“吴中七子”。这正是《七子诗选》和“吴中七子”参与清代诗史建构，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进一步融入清帝国文学大传统的明证。
徐珂曾以沈德潜为宗师，对乾嘉时期的诗史进行系统梳理，“吴中七子”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先是列举了乾嘉诗坛的三大诗人，指出沈德潜最有资格担任大宗，然后对沈德潜一门的诗学谱系进行了详尽梳理：
当康熙时，吴县有叶横山名燮者……德潜少从受诗法……吴下诗人翕然从之，受业者其初以盛锦、周准、陈櫆、顾诒禄为最著，其后则有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运、赵文哲、吴泰来之“吴中七子”。七子诗名藉甚，诗传至日本，日本国相高棅为七律以赠之，人各一章，寄估舶以达，人艳称之。文哲、泰来后复与法式善同宗士祯，而德潜门下又有褚廷璋、张熙纯、毕沅等之继起。再传弟子则有武进黄景仁，私淑弟子则有仁和朱彭。乾嘉以来之诗家师传之广，未有如德潜者。
踵其后而以诗鸣者，大兴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孙原湘，世称三君；四川有张问陶；常州则黄景仁，外有洪亮吉、杨芳灿、杨揆；江西有曾燠、乐钧；浙中有王又曾、吴锡麒、许宗彦、郭麐；岭南则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三子，而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为岭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学，未尝及德潜门，而实受其影响者，其中以位、原湘、简三家尤为特出。(35)
他以沈德潜为中心，较为完整地建构了乾嘉时期的诗学谱系。他先叙述了沈德潜的师承和诗歌、诗学成就，再依次罗列沈德潜最为重要的弟子、再传弟子、私淑弟子、未入其门而实受其影响者，通过这几个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主导乾嘉诗坛的庞大谱系。从叶燮到沈德潜，到沈门盛、周、陈、顾四弟子，再到“吴中七子”，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逐渐形成，并且不断扩散到常州、仁和、大兴、秀水、四川、江西、岭南等地。这就细致地展现了吴中地域文学小圈层逐渐融入甚至主导全国文学大圈层的具体过程。
沈寿榕在《检诸家诗集，信笔各题短句一首》中评论了傅青主、屈大均、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朱彝尊、沈德潜、赵翼、袁枚、“吴中七子”、黄景仁、翁方纲、洪亮吉等明末清初至乾嘉时期的绝大部分重要诗人，堪称一部微型诗史。沈德潜、“吴中七子”、毕沅、黄景仁、洪亮吉等沈门人物皆占要席。他在论及大多数诗人时，都是就个人及别集而言；唯有提及“吴中七子”时，主要是就群体和总集而言：“吴中七子才名盛，道在风骚要主持。二王(王公昶王公鸣盛)意气倾湖海，不见娵隅赵损之。”(36)显然是认可了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王鸣盛还曾效仿沈德潜，在江南地区编选多部诗歌总集，组建多个地域诗歌群体：
予师沈文悫公论诗以复古为己任，一洗秾艳纤巧淫畦餖飣之习，至今海内知有诗，公之力也。予向从公游，与兰泉、竹汀辈商榷风雅，一秉公教，公刻《吴中七子诗》，以予齿长列诸首。后予亦有“江左十子”之选，继有“练川十二子”之选，去年有“宛陵三子”之选，俱已流播艺林，可谓彬彬盛矣……(37)
从《江左十子诗钞》《练川十二家诗》《宛陵三子诗钞》的编选与“江左十子”“练川十二子”“宛陵三子”的得名，可看出《七子诗选》和“吴中七子”对江南文学的影响。或许是受《七子诗选》风行日本的影响，《江左十子诗钞》《练川十二家诗》也得以远播日本。
七子虽是吴中诗人，但赵文哲、王昶还曾远赴边疆，对边疆文学颇有影响。陈文述《远游集》收有吴兆骞《秋茄集》、赵文哲《娵隅集》、张埙《热河集》、王文治《海天集》、孙士毅《藏江集》、杨芳灿《青海集》、王昶《金川集》、洪亮吉《西域集》、英和《海东集》、李调元《仙槎集》，率皆边地之作。其中赵文哲、王昶都曾随阿桂出征，赵文哲更是英勇殉国，故而二人皆被选入此集，并获盛赞：
骠骑营空碧血凉，金江东下恨犹长。江南七子才无敌，蛮府参军是国殇。(赵璞函农部《娵隅集》)(38)
雷雪光中识阵云，残碉处处踏崚嶒。五湖归计渔蓑好，身是凌烟阁上人。(王述庵司寇《金川集》)(39)
是集所列诗人有六位是江苏人士，七位是江南人士，包含赵文哲与王昶。不仅如此，边远地区的总集编纂也颇受《七子诗选》影响。徐楘早年曾读《七子诗选》等地域诗歌总集，其选辑贵州《全黔诗萃》的目的就在于突显贵州文学，“使闽中十子、粤五先生擅美于前，而且与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家、西泠十子、娄东十子、吴中七子和其声以鸣盛于熙朝也”。(40)可见吴中文学小圈层对边疆文学也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一些清代诗人已具备历史的自觉和自省意识，试图推动当朝作品的经典化，建构起吴中、江苏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学谱系和诗史图景，使得乾隆朝的地域文学小圈层、中圈层和大圈层轮廓在诗人们的想象与认同之中变得更加清晰。在此过程中，沈德潜及其所编选的《七子诗选》、所扶持的“吴中七子”，成为了吴中诗派的代表，对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四川、江西、岭南乃至西北、西南边疆等地的诗学诗风都产生了影响，得以在乾隆朝乃至清代诗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五、泛圈层：从《七子诗选》看东亚诗坛的交流互动
清代地域文学的泛圈层主要是指东亚诸国，其在地理上独立于中国之外，在文学上则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文学泛圈层的形成，既受到本国固有文学传统的塑造，也受到清代中国外来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其本国固有文学传统也与前代中国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泛圈层在接受中国文学时往往存在严重的“时差”问题，日本的江村北海等就曾提出中国诗坛与日本诗坛具有二百年时差的论断，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云：
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气运使之者，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41)
柳得恭也指出朝鲜诗坛与中国诗坛的“时差”：
我东之于中国，隔辽一野，间渤一海，名虽外国，而比之云贵诸省，至相近也。只缘限之以疆埸，别之以内外，则生并一世，邈若千秋……至若有明一代，四杰七子，竟陵云间，风声振海内，而东土诸公侧耳而无闻，及至数世之后，刻集东来，然后始知某时有某人，是犹通邑大都瓜果烂漫，而僻乡穷村坐待晚时也。余与同志数子纵谈至此，未尝不浩叹弥襟。及读陈其年《箧衍集》、沈归愚《国朝诗别裁》，益觉中土人文之盛，而独未知不先不后，与我同时者为何人也。(42)
大圈层与泛圈层之间的“时差”的问题，严重困扰着日、韩两国的有志诗人。故而他们往往特别重视对中国流行诗集尤其是总集的引入，以便及时效仿，争取缩小时差，保持不同文学圈层之间的异域同频。《七子诗选》作品在两国的不同传播过程均受此因素影响。
日本江户时期，诗人多延续明朝的诗学诗风，形成了强大的本土文学传统，较为排斥清代文学的输入。日本著名诗人荻生徂徕的论断最具代表性：
王、李后，明风屡变，其存于今者，非公安、竟陵，则箕生所谓芤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方今明亡而胡兴，推之前古草昧间，其踵习晚明，亦犹洪、永袭元余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阐，亦宇宙所稀见，则王、李、袁、钟，彼未有定论者。余虽不涉渤溟、践华域，犹指诸掌尔。(43)
他认为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息息相关，明代王、李之后的诗人已不足为法，代起的满清诗人更是不足道哉。但高彝、龙公美等诗人却发现，《七子诗选》虽然是清诗选本，却以复古为宗旨，讲究格调，与明代诗学诗风颇有相似之处，可供日本诗人了解清代最新的诗学动向与诗歌成就，故而他们在日本宝历七年(1757)重新编选、刊刻《七子诗选》，并为之作序。中国所刻《七子诗选》也被引入日本，得以广泛流行。于是，《七子诗选》的中国刻本与和刻本得以在日本并行。今据“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检索，日本尚存《七子诗选》多种，其中还有日本诗人的批点本，足见此集传播之广。这在整个清诗总集东传的历史上都堪称罕见。
高彝曾撰述校订多种著作，如《古东府苑》《楚辞灯》《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明七才子诗续编》等，对中、日诗坛和诗史了解颇深，重新编选《七子诗选》是针对当时江户诗坛的弊端而采取的矫正之举。他在《七子诗选序》中对日本的诗史和诗坛现状概括道：
若夫本邦，初发难也，白石公之奇丽，蘐老之豪放，蜕翁之清新，服翁之高华，宇子之整密，暨空门吾潮公之高浑，万公之绮缛，矫然大雅，吞吐宫羽，发为光华，其籍烂然具在，殆将睨华夏上之矣。今也诸老多在鬼录，可不胜叹耶！(44)
他列举的前辈诸老虽流派不同，却都推崇复古，标举唐、明，正如淡梅竺常云：“近世以诗名家者，施行其制作，比比不绝，莫不自谓比唐拟明。”(45)遗憾的是当时日本诗坛耆旧凋零，后起诗人虽欲追逐唐音明调，但所作篇章形似而神亡，直如冠裳土偶。
他尝试从中国诗坛寻找救药，可明代至清初的诗歌并不能让他满意：
窃谓北地雄浑，然不能讳其滓；信阳丽则，然不能讳其弱；济南矜贵，然不能讳其复；弇州阔绰，然不能讳其莽。监戒前规以自警矣。若夫万历以后，诗体屡变。徐、袁一兴，信而好古之义熄矣。其作格卑而气弱，传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国。其说怪僻，所谓野狐外道惑人者，岂不惧乎！彝攸疾者，莫虞山钱氏若焉，斯人犹逢虿乎？妄见邪识力排斥历下辈，推尊松圆为一代诗老，冤莫大焉。夫松圆诗腐而浅耳，观之徒蝇袭焉。流毒于艺圃，彝未尝不扼捥发噫也，当此时否道斯极矣。(46)
他最推崇的是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这四家，而于其他几家，则觉白璧有瑕。至万历以后，只觉复古之道顿衰，竟陵派更如鬼如妖。这些见解颇能代表江户诗坛不少诗人的看法，释大潮便对此表示赞同：“确乎议论，殆不可拔！”(47)
正在高彝对明末、清初诗坛及江户诗坛深感不满之际，他发现传入日本的《七子诗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选本，(48)深受启发。他称赞沈德潜：“拯一代之乱，微夫子，其长夜乎！”(49)而《七子诗选》也被他视为了清代诗坛的拨乱反正之作：
读至七子之诗，谔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后者代兴！”不啻同州郡，各负韬世之量，应感而起……正始之音，复睹于兹。是有大造于东吴也，愉快何尽。以仆寡见，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内，有若渔洋、绵津诸公数十家，其籍具在，不为不美。然袭习于明季，纵诞而不克，踯躅而不进……斯集一出，拨乱反正，此其嚆矢，其功伟矣。(50)
沈德潜曾在《七子诗选序》中将吴中七子与明七子并举，以视诗运代兴之意，但尚未直接将其放入清初以来诗人名家之列。高彝则认为吴中七子能接踵明七子，并将其放入王士祯、宋琬等名家之列予以讨论，甚至指出七子俨然有拨乱反正之功，一如他在寄赠七子的诗中所言：“作者七人时崛起，煌煌大雅振金声。”(51)值得注意的是，远在日本的高彝也注意到了吴中这一地域诗派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吴中七子”是“有大造于东吴”。
高彝是以他所持之复古诗学和格调诗学为准绳，对中国历代诗史进行了梳理与评论，认为沈德潜与“吴中七子”堪称是唐、明诗之嗣响，不仅对清诗可以起到拨乱之功，还可被用来刺激、振兴日本诗坛：“顾斯刻之出也，世之才人韵士击节而称善，彼窜窃剽贼之徒丧胆而屏。且删流郑激楚之音，则极天蟠地之音进矣……直与华夏抗衡！”(52)这相当于肯定了《七子诗选》在清代文学大圈层与东亚文学泛圈层中的独特价值。可见，他在高度认同中国文学大圈层的同时，也希望日本诗坛能不断发展，形成自己的面貌，甚至与中国诗坛分庭抗礼，体现出泛圈层对大圈层既依赖又欲脱离以自立的复杂心态。
日本现藏明清诗选颇多，但好的批点本十分罕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七子诗选》批点本，内有日本佚名诗人对沈德潜诗论和七子诗作的精彩评论，是日本诗坛接受《七子诗选》乃至清诗的宝贵材料。(53)如果说高彝的序言与信件提供了日本重编者的观点；那么佚名诗人批点则提供了日本阅读者的观点。二者彼此印证，更能证明《七子诗选》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沈德潜在《七子诗选》中系统阐述了其诗学主张，认为诗歌最重要的是宗旨、风格、神韵三个层面，并对此解释道：“窃谓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神韵者，溢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日本读者圈点此句并作眉批云：
人各有宗旨、风格，至于神韵，则无企及也，隋(随)园、瓯北之诗且□。唯沈先生自践其言，其选此诗，亦复尔尔。
批点者十分认同沈德潜的诗学观念，并将七子诗当作能够充分体现这一诗学观念的典范，可与袁枚、赵翼相比。在另一条眉批中，他又再次将吴中七子与袁枚、赵翼进行了对比：
余不敏，又另藏《国朝六家诗抄》，亦归愚先生所阅也。然彼自隋(随)园、瓯北诗，与七子之婉雅迥异。
评语中所说的《国朝六家诗钞》为清人刘执玉编选。沈德潜未预其事，仅受刘执玉之邀，为其作序，评价颇高。此集实则未收袁枚、赵翼之诗，评点者应是误记。不过，可以看出他对清诗总集涉猎不浅，基于丰富阅读经验作出批点无疑更具价值。
他还以七子诗为切入点，论及唐、明、清三代诗的优缺点：
予惟唐诗如瑶台的明月。明诸公调之高，胜于唐诗，而神韵鄙俗者，气象有之也，如峨眉天外雪中看……清人之诗，神韵之妙，超于唐、明，观乎其辞，乃犹新浴美人，徐凭镜台也。
据此或可推测，批点者应是在诗学上追求复古，标举唐、明者，甚至可能是荻生徂徕的追随者。“峨眉天外雪中看”“亦复尔尔”等评语，或许就与荻生徂徕评服部南郭《唐诗选》的话语有关：“弇老评沧溟诗‘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选唐诗，亦复尔尔。”(54)此则评语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唐、明、清三代诗的总体风格，唐诗如瑶台之月，可望而难及；而明诗一味追求格调，其格调或已超迈唐人，可惜缺乏神韵；清诗则妙在神韵，甚至远超唐、明。
批点者认为清诗神韵超过唐、明的观点，迥异流俗。他对不少诗作都有具体评论，兹选取数则(见表1)。他评论部分作品“神韵深切”“唐诗也未见此等风调”，可见其“清人之诗，神韵之妙，超于唐、明”的论断并非无的放矢。对王鸣盛以经语、儒生见识入诗的评价，也颇为精准。
结合高彝与这位批点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七子诗选》在当时颇为流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诗人对清诗的偏见。著名学者长泽规矩就已注意到《七子诗选》的这种影响，甚至将是集的流行视为日本诗坛崇尚清诗诗风的先兆：“临近江户末期，我国诗坛上兴起一股崇尚清诗诗风的倾向，宝历时清诗的刊行已露先兆，本书即其一例。谷序中云：‘斯书也行于世仅五年’，由此可窥见当时竞新之风尚。”(55)高彝等引进《七子诗选》等清诗总集，实则也是在以清代诗学、诗人、诗作为参照，重新梳理、评判日本本土诗史，试图以清诗为范本刺激日本诗坛进步，体现出中、日文学圈层之间的深层互动。同时，通过高彝的序和评点者的评语还可看出，作为泛圈层的日本所受到的辐射与影响并非只是来自清朝时期的中国，还来自明朝时期的中国，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大圈层对日本文学泛圈层的影响有同有异，甚至会产生碰撞、排斥、融合等不同反应，这就使得日本这一文学泛圈层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七子诗选》不但受到了一些日本诗人的重视，也吸引了朝鲜诗人的目光。乾隆年间，朝鲜为清朝藩属国，两国往来较为频繁。洪大容、朴齐家都曾与钱大昕相识。洪大容《乾净衕笔谈》记载了其拜谒钱大昕的情形。(56)《钱辛楣先生年谱》记载朴齐家与钱大昕的交游：
在京师时，与朝鲜贡使朴贞蕤齐家相识，是时贞蕤三入燕京矣，中朝人物并为所知，归国后有怀人数十章，其赠先祖一篇云：“饮石名家子，妙年怀利器。聊将练裠书，暂当梅花寄。我虽未相人，斯人当早贵”，与日本高棅赠江左七子诗后先相映。(57)
《年谱》将朴齐家的赠诗与高棅的赠诗，分别视为朝鲜诗坛与日本诗坛对钱大昕和“吴中七子”的回应，可见“吴中七子”对东亚文学泛圈层的影响。
乾隆五十五年(1790)，柳得恭出使燕京，结识了钱大昕的侄子钱东垣，得以了解“吴中七子”的诗歌创作，成书于1796年的《并世集》中便选有七子之诗。(58)1801年柳得恭再前往燕京，曾在琉璃厂书肆遇到与曹仁虎、王昶有姻亲关系的曹江，又在拜谒纪昀时请教了关于“吴中七子”的事迹：“苏州七子之目，可得闻与？”(59)可见其对“吴中七子”十分熟悉与关注。(60)《并世集》所收清人只数十位，每位诗人也仅录数首，于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文莲、钱大昕、曹仁虎六人均收录两首，于赵文哲则是收录五首。柳得恭将赵文哲排在了七子首位：
赵文哲……与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文莲、钱大昕、曹仁虎为苏州七才子。乾隆三十七年，升之从定边特军温福讨金川，败死于木瓜木北岭。李雨村尝称升之为渔洋诗派者也。(61)
沈德潜是以年齿为序，将王鸣盛列于首位。七子则多综合年龄及学问、诗歌整体水平等因素，将王鸣盛视为第一：“长洲吴泰来、上海赵文哲、张熙纯及鸣盛妹夫钱大昕，皆以博学工诗文称，而群推鸣盛为渠帅。”(62)
柳得恭将赵文哲列为第一，并称其为渔洋诗派代表人物，绝非无意之举，且与清人的文学评价相符。袁枚称：“吴中七子中，赵文哲诗笔最健。”(63)王鸣盛云：“今日江左诗人，当以赵损之(赵文哲)为第一。”(64)《雨村诗话》也曾指出《七子诗选》不是因诗排序：“凤喈反列压卷，殆以爵，非定论也。”(65)可知，柳得恭认为赵诗第一，与袁枚、王鸣盛等人观点一致，皆是抛开年龄、学问等因素，就诗论诗得出的结论。
柳得恭不仅改变了七子的排序，而且其选诗亦未完全遵从沈德潜之意。沈德潜平生论诗，尤重复古，强调宗旨、风格、神韵并重，在具体选诗时注重诸体兼备。然柳得恭却全然舍弃古、律，独取七绝，且以神韵为宗旨，将赵文哲冠于七子之首，称其为渔洋诗派人物。其选诗与排序情况如下：
可见，柳得恭作为朝鲜诗人在接受《七子诗选》之时，并未对沈德潜之意亦步亦趋，而是综合参考了纪昀、李调元等人观点，并参以己意，对“吴中七子”诗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精选，独采七绝而标举神韵。这就与上文所举日本批点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该批点者参考了《国朝六家诗钞》等选本，将“吴中七子”与袁枚、赵翼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清诗妙在神韵的观点。二人既肯定了沈德潜的诗论与“吴中七子”的诗作，又没有偏听于沈氏，而是吸收了王士祯“神韵”之说，体现出日本、朝鲜诗人在接受清诗时，尝试博采众说、不依附一家之言的倾向。故而，日本和朝鲜虽然处于泛圈层之列，深受中国诗歌影响，却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对中国历代诗歌传统有所辨别、对清代名家诗学和诗作有所去取，形成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独立的传统。
若以《七子诗选》的传播为例，进一步比较还可以发现，虽然日本、朝鲜皆是文学泛圈层的组成部分，皆有自己的诗学传统，但其受清帝国文学大圈层影响的方式与程度还是存在细微差异。当时清朝与日本并未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中、日文学交往往往较为曲折，多需借助在日华商这一中间媒介。正因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诗坛更具有自足性，日本诗人构建本国汉文学传统的自觉性也日益增强。高彝等重新编选、刊刻《七子诗选》，并非是出自对清诗的盲目追捧，而是因为《七子诗选》所体现出来的格调诗学、复古诗学与日本诗坛的诗学追求不谋而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清诗的水平明显更高，有助于借之反思日本诗歌传统，刺激日本诗坛发展，以期未来与中国诗坛分庭抗礼。与日本不同的是，当时朝鲜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可与清王朝直接往来。不少朝鲜诗人都曾到中国交流。虽然中、朝之间的交往更便捷，但朝鲜对清代文学的接受有时反倒更加迟缓，如柳得恭所说：“至若有明一代，四杰七子，竟陵云间，风声振海内而东土诸公侧耳而无所闻，及至数世之后，刻集东来，然后始知某时有某人，是犹通邑大都瓜果烂漫，而僻乡穷村坐待晚时也。”(66)《七子诗选》最终未能在朝鲜广为流行，柳得恭只是将其精选入《并世集》。更为重要的是，柳得恭等朝鲜诗人与中国文人交往更加方便，甚至可以直接面谈，与之相对的却是他们的本土文学自觉性较日本诗人更弱，编选《并世集》的原因仅仅是他认为“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恶乎可哉”。因此，从《七子诗选》在东亚的传播与被接受，不仅可以揭示出清朝文学大圈层与东亚文学泛圈层之间的交流互动，还可窥见当时日本、朝鲜诗坛接受清诗方式的细微差异。
结语
学界在研究清代地域文学时，常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所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对清代文学进行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区分。姑且不论大传统与小传统原本的理论内涵是否适用于此，单就地域而论，简单的大、小二元对立结构也远不足以应对中国复杂的地域状况。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域内的纵向层级较多、地域间的横向差异较大，故本文尝试结合古代政治地理的圈层结构与当代学术中的圈层理论，将清代的文学地域划分为小、中、大、泛四个圈层，或可为清代文学地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通过文学地域圈层的视角，可以更好地透视《七子诗选》等清诗总集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与影响。《七子诗选》的编纂，令“吴中七子”声名鹊起，直接促成了以沈德潜及“吴中七子”为中心的吴中地域诗歌流派的形成。受此影响，“毗陵七子”“毗陵后七子”“京江七子”“京江后七子”“吴中后七子”“吴中续七子”“吴中广七子”“吴中新七子”等地域诗歌总集与流派先后涌现，共同参与了江苏地域诗歌谱系的建构。随着《七子诗选》在全国的风行，吴中地域诗派得以在整个乾隆诗坛占据重要一席。《七子诗选》还远播海外，引发了中国与日本、朝鲜诗坛之间的交流互动。
若将视野扩大，还可发现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的编纂在整体上也呈现出地域圈层化的显著特点。中国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古以来便与地域息息相关。《诗经》的十五国风便已体现出文学发展的地域化特征，《楚辞》则是楚地歌辞的选辑。至唐代，地域诗文总集开始涌现，据卢燕新统计“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计有二百余种”(67)，其中地域诗文总集不少，收录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如《刘白吴洛寄和卷》《洛下游赏宴集》《彭阳唱和集》《寿阳唱咏集》《岘山唱咏集》《荆潭唱和集》《盛山唱和集》《荆夔唱和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岳阳集》等，多收文人在地方上的唱和之作；殷璠所编《丹阳集》，刘松所编《宜阳集》则是以丹阳、宜阳为范围选录诗歌的总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则是以全国为范围选录诗歌的总集。至宋代，地域诗文总集数量更多，据统计，有存书及存目的宋代地方诗文总集约70种，其中郡邑类诗文总集进一步增加，如《滁阳庆历集》《吴兴诗》《吴兴分类诗集》《润州类集》《京口诗集》《括苍集》《钓台新集》《郴江前集》《郴江后集》《郴江续集》等。具体风景名胜类诗文总集也有不少，如《润州金山寺诗》《郢州白雪楼诗》《留题落星寺诗》《浔阳琵琶亭纪咏》《浔阳庾楼题咏》《滕王阁诗》《君山寺留题诗集》《群玉诗集》《玉笥山名贤题咏集》等。(68)
发展到清代，地域诗文总集的编纂之风遂臻鼎盛，并且呈现出地域圈层化的特征。以全国为收录范围的如：陈维崧《箧衍集》、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陈衍《近代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以省、道为收录范围的如：《津门诗钞》《国朝畿辅诗传》《国朝山右诗存》《辽东三家诗钞》《白山词介》《海藻》《江苏诗征》《两浙輶轩录》《闽中十子诗》《国朝全闽诗录》《闽诗录》《江西诗征》《国朝山左诗钞》《国朝中州名贤集》《沅湘耆旧集》《粤十三家集》《国朝岭海诗钞》《岭南诗存》《国朝全蜀诗钞》《蜀雅》《全黔诗萃》《黔诗纪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关中两朝诗钞》等；以府、县为收录范围的更是不胜枚举，单江苏地区就有《(吴中)七子诗选》《毗陵六逸诗钞》《国朝松陵诗征》《海虞诗苑》《淮海英灵集》《娄东诗派》《东皋诗存》《国朝昆山诗存》《石城七子诗钞》《金陵诗征》《京江耆旧集》等；以域外为收录范围的有：孙致弥辑《朝鲜采风录》、周灿辑《南交好音》、徐幹辑《琉球诗课》、陈鸿诰辑《日本同人诗选》、俞樾辑《东海投桃集》等，这些诗文集只收外国人诗作，石川鸿斋辑《芝兰一笑》、孙点辑系列《宴集编》、森大来辑《墨江修禊集》、杨恩寿辑《雉舟酬唱集》、裴文禩辑《中州酬应集》、邓廷喆辑《皇华诗草》、缪艮辑《中外群英会录》等则兼收中外友人诗作。《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将总集分为十三类，包括“通代”“断代”“郡邑”“域外”四类，分别涉及全国、地方和域外；《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将总集分十类，包括“历代”“郡邑”“外国”；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与夏勇《清诗总集通论》将总集分为十类，包括“全国”“地方”“域外”，都体现出对地方、全国、域外三个不同地域圈层的关注。(69)可见，清诗总集的编纂与分类，与地方、全国、域外等不同圈层息息相关，通过文学地域圈层理论，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清代文学地域特征的认识。
文学地域圈层理论，还可为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此前学界关于地域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的是基于地理决定论和文学风格论，讨论山川自然、风土人情等地理自然与人文因素对同一地域范围内作家性情、作品主题、作品内容、作品风格的影响，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自然、人文等地理因素的相似性为文学实践的相似性寻找合理性；有的则是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家族、书院等地方文化场域以及血缘、姻亲等地方文化纽带，探讨地域范围内文学传承与扩散的方式，其目的主要在于强调地方社会网络对地域文学的传承与发展作用。而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地理因素的相似性开始减少，相异性则不断增加，文学与地域也会呈现出全新的关系。如吴中与日本相去千里，海波悬隔，风土不一，人情各异，作家之性情与作品主题、作品内容皆不相同，却为何异域同声，共尊格调、神韵等诗学？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文学传播会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可以借助地域圈层理论来探寻答案。
地域圈层对于文学的发展与传播至关重要。就文学发生而言，地域圈层为文学发生与诗歌流派的组建提供了地理区位；就文献编纂而言，地域圈层为各种地域诗歌总集的编纂提供了主题范围；从文学的传播而言，地域圈层为文学的扩散提供了社会网络；就文学批评而言，地域圈层为诗史的建构提供了空间维度。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文学的地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比如《七子诗选》中关于江南风物的描写，就未必能被朝鲜、日本读者所理解；以沈德潜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学社会网络，也难以覆盖日本、朝鲜。与之相对的是，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力则会不断增强，比如《七子诗选》所反映的复古诗学与格调诗学，就在日本诗坛引起了共鸣。由此可见，维系一定地域范围内文学关系的往往是风土、人情以及血缘、姻亲、权力等地理自然或社会因素；而维系不同地域圈层之间文学关系的往往是共同的文化观念与诗学认同。前文所引荻生徂徕对清诗的论断，即由其文化观念与诗学认同决定。在地域文学的发生阶段，地理自然与社会决定因素更大；在地域文学的扩展与文学地域圈层的形成阶段，地理因素则会逐渐减弱，文化观念与诗学认同的影响则会逐渐加强。这一过程，即文学突破地理自然与社会的限制并蓬勃发展、不断传播的过程。进一步而论，跨圈层的辐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被视为一个地域与一个国家文学兴盛与否的标志。
由此可见，地域文学圈层理论尚存在更加深广的研究空间。如小圈层、中圈层、大圈层、泛圈层之间的互动机制为何？作为泛圈层的东亚诗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本土固有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东亚各国诗坛有何异同，东亚各国内部是否存在小圈层、中圈层、大圈层的分化？又比如许多汉籍还流传到了欧美，既引起了汉学研究之兴盛，也促进了意象派、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有鉴于欧美是完全站在东亚文学传统之外对其进行接受的，因此是否可以将欧美视为外圈层？(70)文学地域圈层的适用范围能否扩大到全球，将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地域囊括其中，进行比较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有待未来继续探讨。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②参见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③韩虎泰、史华鑫：《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演进——基于“万邦”时代的考察》，《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20辑，2022年第2期。
④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⑤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相关研究还可参考郭声波：《圈层结构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⑥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1期。
⑦海云志：《枢轴圈层机制与王朝循环：传统国家治理的历史透视》，《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⑧陈功民、张轲风：《中国古代流放体系的地域圈层结构——以明清时期为中心》，《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4辑，2021年。
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⑩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
(11)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参见熊剑平、刘承良、余瑞林等：《都市圈空间成长的结构性机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田克芳明、成田孝三：《都市圈多核化的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13)龚为纲、朱萌、张赛、罗教讲：《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以舆情大数据GDELT中的涉华舆情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14)钱宗武在解读《尚书·禹贡》时已注意到“五服”圈层结构与冯·杜能的圈层结构理论有相似之处。参见钱宗武解读：《尚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15)学界对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论述已多，可参见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人文杂志》2016年第5期；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关于吴中地域诗派的论述可以参见卫新：《清代吴门学派和吴中诗派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6)本文“吴中”相当于苏州的别称，由于清人及后世学界多称“吴中诗派”，故仍以“吴中”为名。
(17)沈德潜：《七子诗选序》，《沈德潜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1页。
(18)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二笔》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9-460页。
(19)蒋寅对“吴中七子”的诗学已有论述，但蒋先生重点强调的是七子诗学不同于沈德潜的一面，本文则试图梳理出“吴中七子”继承、发扬沈德潜诗学的一面。参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2卷)第1章第6节《沈德潜门下的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0)沈德潜：《王凤喈诗序》，《沈德潜诗文集》，第1359页。
(21)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蛾术编》卷75，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74页。
(22)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潜研堂文集》卷2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
(23)蒋寅：《清代诗学史》第2卷，第142-143页。
(24)王宏林：《乾嘉诗学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5)沈德潜著，王宏林笺注：《说诗晬语笺注》卷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26)沈大成：《黄上之海查集序》，《学福斋集》文集卷3，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27)顾震涛：《吴门表隐·附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3页。虽然顾氏所言的“吴中七子”是指嘉道年间的吴派词人群体，对吴中总集和群体的叙述也不完备，却也指出了地域文学风气与地域诗歌总集及地域诗人群体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嘉道年间词坛“吴中七子”，本身也是受乾隆朝诗坛“吴中七子”的影响而兴起的。
(28)徐行、曾灿辑：《依园七子诗选》，康熙十九年长洲顾氏依园刊。
(29)王鸣盛：《序》，张学仁：《京江七子诗钞》，清道光九年刻本。
(30)陈文述：《颐道堂集》文钞卷13，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31)陈文述：《颐道堂集》诗选卷13，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32)《颐道堂集》诗选卷26。
(33)杨钟羲：《雪桥诗话》馀集卷7，1919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求恕斋丛书本。
(34)《沈德潜诗文集》，第1304页。
(35)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00页。
(36)沈寿榕：《玉笙楼诗录》续录卷1，清光绪九年刻增修本。
(37)王鸣盛：《序》，张学仁：《京江七子诗钞》，清道光刻本。
(38)陈文述：《颐道堂集》外集卷5《古今体诗》，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39)陈文述：《颐道堂集》外集卷5《古今体诗》，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40)徐楘、徐承锦：《铜仁徐氏先世事略前后编》，1939年铜仁徐氏印本。
(41)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卷65，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508页。
(42)柳得恭：《泠斋集》卷7，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6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10页下栏。
(43)原田温：《诗学新论》，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东京：文求堂书店1921年，第295-296页。
(44)沈德潜原选，高彝编定：《七子诗选》，《和刻本汉诗集成》第8辑据宝历七年京都田中甚兵卫等刊本影印，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第108页。
(45)淡梅竺常：《葛园诗话序》，《日本诗话丛书》，第3页。关于当时唐、明之风的流行情况，可以参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范建明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
(46)东条琴台：《先哲丛谈后编》卷5，浪华书林群天堂文政十二年刻本，第16叶A面-B面。
(47)释大潮：《鲁寮稿》卷9，庆应大学斯道文库藏。此段引文转引自陈曦钟：《再谈高彝与〈七子诗选〉——〈关于“大学头”及其他〉补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8)范建明曾据大庭修氏《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的研究》统计，证明几乎沈德潜的所有著作都曾流传到日本。从沈德潜作品在日本受欢迎程度，也可以推知沈德潜诗学与日本当时主流诗学之间的契合度。该文还对原田东岳、皆川淇园与沈德潜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亦可证明在高彝之后，部分日本著名诗人曾受沈德潜诗学的影响。范建明：《沈德潜与日本江户中期的汉文学》，黄华珍、张仕英主编：《文学·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在日中国学者的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136页。
(49)《先哲丛谈后编》卷5，第17叶A面。
(50)《先哲丛谈后编》卷5，第17叶A面-B面。
(51)沈德潜原选，高彝编定：《七子诗选·附录》，第155页。
(52)沈德潜原选，高彝编定：《七子诗选》，第109页。
(53)参见王卓华、侯荣川主编：《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集善本丛刊》第1辑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后文所引批点文字，均出于此，兹不一一标注。
(54)《芙蕖馆提耳》，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服部文库藏钞本。转引自蒋寅：《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国学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5)长泽规矩也：《七子诗选》解题，《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8辑，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
(56)洪大容著，邝健行点校：《乾净衕笔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7)《钱辛楣先生年谱》年谱按语，清咸丰间刻本。
(58)李庚秀：《汉诗四家的清代诗受容研究》，选自《中国燕行之前的清诗受容》，首尔：太学社1995年。
(59)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卷6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67页。
(60)可参考刘婧：《中国古代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以金奭準选编的〈湖海诗钞〉为例》，《东方研究集刊》第1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7-178页。
(61)柳得恭：《并世集》卷2，林基中编：《燕行录》卷60，第144页。
(62)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082页。
(63)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9册《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8页。
(64)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65)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80页。
(66)柳得恭：《泠斋集》卷7，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60册，第110页下栏。
(67)卢燕新：《唐代诗文总集编撰者的类型特点及其心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68)陈丽丽：《地域视野下宋代诗文总集的编纂及新变》，《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69)可参见夏勇：《清诗总集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70)程章灿教授的《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一文就曾指出：“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目，但是，现有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诸国，而对欧美各国所藏汉籍的研究则比较少。”其《拓本聚瑛——芝加哥富地博物馆藏中国石刻拓本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即是欧美地区汉文献收藏、传播研究的范本。卞东波《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汉籍和刻本中国诗话叙录》(《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还对日本汉籍中的和刻本中国诗话进行了详细研究。赵毅衡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则是欧美地区汉文学影响研究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