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自1913年开始在全球广泛开展以钩虫病防治为主的公共卫生工作。1917年，中国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项目启动。但仅仅两年，基金会便停止了该项目，转向公共卫生教育，由此在中国取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依据洛克菲勒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本文探讨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实践发生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指出该转变的发生一方面缘于基金会的在华卫生实践者兰安生在钩虫病防治中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他主动提出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在于基金会在华的工作部署，着力发展现代医学教育的罗氏驻华医社为兰安生的改革方案提供了一定助力。更重要的是，在转变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各方从各自的工作理念出发，对新的卫生实践形成共识，促成卫生路径的顺利转变。本文还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卫生路径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其基本工作目标的改变。通过卫生实践与政府当局建立联系仍是其一贯坚持的策略，而以卫生教育为新的实践路径，可以通过培养人才、搭建人脉的方式，促成中央卫生机构的建立。通过考察以上问题，本文呈现出基金会根据中国本土情况主动应对和调整其在华卫生路径的过程，同时也呈现出这一本土化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由此揭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公共卫生路径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以及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的深层目的。
关键词：兰安生/ 公共卫生/ 洛克菲勒基金会/ 国际卫生部/ 钩虫病/ 北京协和医学院
标题注释：国家“十四五”规划项目“《(新编)中国通史》科学技术史卷”。
原文出处：《自然科学史研究》(京)2025年第2期 第167-182页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①曾依托其下属机构国际卫生部(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②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卫生部成立于1913年6月，专门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全球卫生事务。该机构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对某一特定疾病进行防治，钩虫病防治是其早期工作重心。但是在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公共卫生工作却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系在一起，以公共卫生教学和城乡卫生示范为主。不少学者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卫生工作时，也多着眼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或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为起点，关注基金会依托该医学院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地区开展的卫生试验区项目，强调这些工作对中国卫生制度的确立和卫生人才培养的奠基性作用[1-7]。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另一个下属机构——罗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CMB)资助管理，该机构旨在发展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虽然罗氏驻华医社与国际卫生部的工作内容与目标不尽相同，但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调和安排下，自1921年始，国际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被委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公共卫生教学等相关工作。可见，这与国际卫生部通常开展的钩虫病防治等卫生实践有很大差异。事实上，早在国际卫生部成立之初，该机构便已有在中国开展钩虫病防治的工作意向，并于1917—1919年在中国萍乡煤矿进行了这项工作[8-13]。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涉足公共卫生的首次尝试。也就是说，国际卫生部最初曾按照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卫生工作的一贯路径在中国开展卫生实践，但自1919年结束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项目并撤离中国后，该机构却于1921年开始依托罗氏驻华医社，以借调下属至协和医学院开展卫生教育的方式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可见，国际卫生部在中国不仅转变工作路径，而且转变后的卫生实践迥异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以防治特定病种为主的卫生工作。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变化并不存在复杂的动因，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转向以发展现代医学教育为工作重心后，以教育为路径在华开展公共卫生实践是“顺利成章”之事。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学界鲜有关注。本文拟利用洛克菲勒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档案资料，探讨以下问题：为何在20年代初，国际卫生部改变了在华的卫生路径？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仅仅是遵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部署来顺应罗氏驻华医社在中国的医学教育策略，还是国际卫生部对这样的路径转变亦有所考量？在萍乡煤矿的钩虫病防治与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这两个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卫生实践之间，是否存在着深层的内在关联？这样的路径转变又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日后在华的卫生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探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公共卫生路径转变的条件与原因，并呈现这一转变发生与形成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卫生实践在基金会全球模式中的特殊性。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跨国公共卫生实践的本土化以及跨文化的知识传播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
1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钩虫病防治实践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失败”
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早期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广泛的钩虫病防治活动。在各国开展工作时，国际卫生部通常只选取一小片地方作为示范区，进行钩虫病防治。对此，该机构负责人罗时(Wickliffe Rose，1862—1931)曾明确表示“我们在任何国家工作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控制钩虫病，而是进行示范。”[14]该机构的远东地区负责人海瑟尔(Victor H.Heiser，1873—1972)也指出，通过防控钩虫病的卫生示范可以“在政府当局和普通民众的脑海中形成预防医学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意识，帮助他们了解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控制疾病，培养控制疾病的诉求和决心。”[15]罗时还希望，这样的卫生示范“终将引导当地政府加入这项工作”。[14]在国际卫生部看来，只有当地政府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自主开展工作，钩虫病防治等卫生工作才能得以持续。为此，在工作中，国际卫生部力图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钩虫病防治，“力求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其(当地政府)建立永久性的公共卫生机构，以控制这种疾病(钩虫病)和所有其他疾病。”[16]从这些信件和报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国际卫生部在各国开展卫生防治的路径和目标是：以钩虫病等单一病种为主，选择合适的地点建立示范区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通过治愈患者和卫生防控展示公共卫生的有效性和必要性。通过这样的示范作用，国际卫生部希望加强民众的公共卫生观念，引导政府当局重视和主动发展当地的卫生事业，并建立卫生机构。
正是在这一工作思路的指导下，国际卫生部派遣兰安生(John B.Grant，1890—1962)③和颜福庆(1882—1970)④在中国萍乡煤矿开展钩虫病防治⑤。国际卫生部之所以选择萍乡煤矿为钩虫病防治示范区，不仅因为那里是感染钩虫病的重灾区，并且矿工的生产生活由矿厂统一管理，环境相对独立，便于人员管控。更重要的是，国际卫生部看到，在萍乡煤矿他们可以按照其一贯的防治经验，即通过建造厕所，规范人们的便溺行为，阻断钩虫的传染途径，达到防控目的⑥。而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粪肥的普遍使用，国际卫生部惯用的建造厕所之类的钩虫病防控措施则无法实施。⑦可以说萍乡煤矿是实施国际卫生部区域性示范措施的“理想”场地。
然而，中国的钩虫病防治项目具有一定特殊性。比如，与企业而非政府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国际卫生部一贯强调的与当地政府联合开展防治项目的工作思路。⑧但是，萍乡煤矿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隶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企业领导多出身政界，与政府当局有诸多联系。国际卫生部当初决定率先在萍乡煤矿开展工作也含有这方面的考量，他们认为通过将萍乡煤矿打造成理想的卫生示范区，可以引领和带动其他矿区，并获得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对公共卫生的理解与重视。可见，国际卫生部在开展该项目时，充分考虑了与政府的联系，并将与大型企业合作视为与政府当局合作经验的一个修正。[9]
1917—1919年，萍乡煤矿的钩虫病防治按照国际卫生部的工作思路稳步推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在工作中，尽管遇到矿工抵触、人员频繁流动，以及人员管理混乱等诸多阻力，但该项目的主要实践者兰安生细化了矿区钩虫病防治的方案和措施，并在萍乡煤矿当局的配合下，努力按计划、按步骤推进工作，积极调整和应对出现的问题，取得了一定成绩。[9]例如，在诊治方面，矿工的钩虫感染率从最初的81.6％降至39.5％；[18]矿区的卫生工程建设得到加强；常设卫生处得到建立，并聘用专门卫生人才进行管理。
但是，这项看似“成功”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却难以实现国际卫生部的预期目标。国际卫生部对钩虫病患者的判定标准严苛且刻板⑨，而萍乡煤矿的患者不仅多为轻症，而且对外国人并不信任。这样的文化隔阂与中美社会差异，使得萍乡钩虫病防治成效难以彰显，更无法取得示范效果。[9]因此，国际卫生部无法通过该项目引起矿业公司和政府部门对钩虫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项目的兴趣和重视，其引导政府当局“主动发展当地卫生事业，建立卫生机构”的根本目标在中国也难以实现。最终，国际卫生部于1919年9月底将兰安生召回美国，结束了中国的钩虫病防治项目。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公共卫生实践是否就这样告一段落？这项基于矿区的疾病防治是否对基金会日后在中国的卫生实践产生影响？
2 在中国开展有效卫生工作的思考
事实上，正是在钩虫病防治实践中，兰安生认识到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面临的局限与挑战，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基于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1919年5月兰安生在萍乡撰写了题为《国际卫生部在中国实现其根本目标最行之有效的方法》(The Most Efficient Manner i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 May Accomplish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n China，以下简称《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的报告。⑩
在这份报告中，兰安生表示，国际卫生部试图通过钩虫病防治在中国引入现代卫生观念的努力值得肯定，并认同国际卫生部开展卫生工作的“本质在于教育”，即“通过对钩虫病的简易预防和治疗的集中示范”，快速实现民众“理智地理解公共卫生措施的益处”。[21]但是，鉴于萍乡煤矿的钩虫病防治无法实现国际卫生部期待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唤醒(这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引发他们预防疾病的决心”，报告建议，应尽快放弃现行项目，转而着力在学生群体中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因为“唤醒今日学生群体的意识，也就是唤醒未来中国国民的意识”，通过这样的卫生实践，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更深远的影响([21]，9页)。
该报告谈及的“学生群体”尤指那些就读于高等学府，“日后将引领社会发展的学生群体”。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着力“感化占据人口1％的阶层，将会产生相当震撼人心的影响”，因为“这1％的人口会对其他人群产生更大的影响”。([21]，9页)这里强调的1％的阶层，指的便是受现代教育的中国精英群体。报告指出对未来的精英群体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和引导尤为关键，并进一步阐述道：
中国遵循独立的现代发展道路，其发展动力主要是依靠20多年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相对而言，1900年前中国的西方高校为数不多，圣约翰大学便是其中一例。我们仅需浏览此类学校的毕业生名单，再看看推动当下中国现代发展的人们，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中流砥柱。事实上，随着老一辈学者逐渐辞世，这种迹象愈发明显。今日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将在20年后成长为中国的立法者和公众舆论的主宰者。并且，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教育设施的不健全，这一阶层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如果在这一群体中，遵守和重视卫生法规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阶层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21]，9-10页)
可以看出，兰安生不仅认识到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高等教育与精英群体之间密切关联。他认为那些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生日后将成长为中国的社会精英，具备推进中国发展的能力和影响力。于是，他在报告中建议要通过公共卫生教育，着力影响和塑造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群体的卫生观念。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项目的重要实践者，兰安生是如何产生上述观念的呢？这与他在萍乡煤矿开展的疾病防治工作是否有所关联？
需要首先说明是，兰安生提出的开展教育的理念确实与罗氏驻华医社的工作思路相契合。该机构于1914年创立后，旨在中国推进现代医学教育，并于1915年收购北京协和医学院，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世界一流学府，通过培养顶尖医学人才推进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兰安生在报告中指出，国际卫生部也应“发展高层次的公共卫生教育，就像罗氏驻华医社为医学教育设立高标准一样”。他相信如果国际卫生部采用与罗氏驻华医社相同的工作方式，开展集中的卫生教育，将能够“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21]，10页)。
虽然兰安生建议国际卫生部效仿罗氏驻华医社的工作思路，但笔者认为，兰安生工作思路的转变并非直接受到罗氏驻华医社的影响，而是与他在萍乡煤矿开展钩虫病防治实践的经历密切相关。在工作中，兰安生切实体会到矿工群体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抵触与隔阂，同时也感受到矿厂精英对西方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接纳和认同，他们希望以新知识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无疑让兰安生认识到，若能在这样的精英群体的思想中树立现代公共卫生观念，那将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直接有效。
同样在钩虫病防治实践中，兰安生进一步认识到这些精英多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他们的人脉力量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颜福庆工作往来中的切实感受。兰安生在报告中特别提及“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也是颜福庆的母校(11)。在与颜福庆共事中，兰安生很早就观察到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身份能够带来的人脉网络。他多次向上司海瑟尔表示，颜福庆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他的专业技能上，更重要的是他的精英身份带来的人脉关系。在一封信中，兰安生详细阐述道，颜福庆“与汉冶萍公司的领导层都有一些联系或者是同学关系，从汉冶萍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到这里的煤矿(萍乡煤矿)总工程师都是如此”[22]。如果我们详细查看当时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的开展情况，便会发现，予以萍乡钩虫病项目助力的很多关键人物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包括时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夏偕复(1874—？)(12)、该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宋子文(1894—1971)，以及萍乡煤矿的两任总矿师黄锡赓和金岳祐(13)等。
在钩虫病防治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或遇到困难亟需帮助之时，颜福庆通过这些校友为项目争取到很多物力上和管理上的支持。例如，鉴于钩虫病防治是一项合作项目，合作双方均需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责任划分，国际卫生部提供的资助应主要用于疾病诊治，而卫生设施的改善则需由当地机构提供资金。但是，这样的设想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比如，国际卫生部在西印度群岛以及锡兰等地开展的钩虫病防治项目，当地政府虽表示愿与国际卫生部合作，却不肯为建造卫生设施出资，致使钩虫病防治工作的推进受到阻碍。[25]为确保中国钩虫病项目顺利推进，1918年2月，颜福庆专程前往上海，与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夏偕复会面交流。这位“非常和蔼可亲的绅士”对钩虫病防治工作极为支持[26]，他保证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全力合作，并为钩虫病防治项目拨款2万银元，用于卫生设施建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兰安生对此曾感叹道，在美国若煤矿公司每年的盈利不足30万银元的话，是不会有公司愿意拿出2万元用于改善卫生设施的。[22]颜福庆也表示，在当时中国内战频发，时局动荡的艰难条件下，2万元的资助实属难得。[27]能够筹措到如此多的经费，在兰安生看来，与颜福庆和夏偕复的校友之谊不无关系。甚至颜福庆自己也承认，这是他向夏偕复提出的一个“个人请求”[27]。除此之外，在钩虫病防治项目开展过程中，总矿师金岳祐也给予颜福庆足够的支持。他不仅带头参与颜福庆几乎每晚召开的介绍钩虫病的宣讲会，还带头提交检验样本以配合他们的检查和治疗。[28]当项目遭遇谣言和抵制时，也是金岳祐占第一时间出面化解。[29]显然，在兰安生看来，这样的校友之谊的确为推进项目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不仅拥有“校友之谊”，他们往往还来自于有重要地位的家庭。通过颜福庆，兰安生也认识到“家族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颜福庆的伯父颜永京(1839—1898)曾协助创办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并于1881年担任校长，可谓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其兄长颜惠庆(1877—1950)和颜德庆(1878—1942)分别为北洋政府时期著名外交家和铁道专家，与颜福庆一同被称为“颜氏三杰”。这样的家庭地位为颜福庆结识政坛人物和广泛的社会精英提供了诸多便利。兰安生在给上司的信中坦言，“他(颜福庆)或通过其家族关系，或通过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与大量中国杰出人才有所联系”，并特别指出“家族关系在中国意义重大”。[30]可见，在兰安生看来，颜福庆的重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拥有与政界和社会精英的人脉关系，这能促成或推进许多重要事项，而这一关系的形成与家庭和教育背景紧密相关。
正是在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工作中，兰安生清晰地认识到就读于高等学府的学生群体所具备的人脉潜力，以及他们日后将对中国发展起到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在他看来，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塑造，或许是国际卫生部日后在华成功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关键。因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兰安生在报告中说明，教会学校的入学人数不仅占中国中高等教育机构的18％，而且与公立学校相比，其教学标准普遍更高，并且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教会学校制定的。[31]
为此，兰安生在报告中建议，在中国，国际卫生部应倚重并资助在华的教会教育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教学。首先，应依托教会学校开展公共卫生通识教育，在学生们的思想中树立起现代卫生观念。他建议由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4)将这项工作拓展至中国各地区，促使其他学校逐渐开展相关教育。([31]，12页)除了卫生通识教育，报告还建议培训公共卫生教师和卫生行政人员([21]，15-16页)，也就是开展公共卫生专业教育。报告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就会对这样的人员产生需求，国际卫生部应尽早与罗氏驻华医社在北京和上海开设的医学校(15)，以及与长沙湘雅医学校(16)协同合作，通过在这些高等医学院中设立公共卫生教席，培养专业人才(17)。可以看出，这份报告认为，国际卫生部日后在华的卫生工作应依托教会学校，以在全国普及公共卫生教育为重心，并在此基础上依托高等医学院培养卫生教师与卫生官员。
从该报告给出的“在长沙湘雅医学校设立公共卫生教席”的建议可以看出，兰安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湘雅医学校创始人医学传教士胡美(Edward Hume，1876—1957)(18)的影响，因为这一建议与胡美的设想及其早年向国际卫生部申请资助的建议十分一致。胡美与颜福庆关系密切，他们一起共事，均为雅礼会成员。(19)胡美注重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尤其希望国际卫生部资助他在湘雅医学校设立公共卫生学系，并聘请颜福庆为该系教授。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钩虫病防治项目在初期的落实与启动，就是胡美积极促成的。他曾希望通过帮助国际卫生部促成这一项目，实现自己在华开展公共卫生教学和设立卫生教席的目的，但并未如愿。[17]可以看到，兰安生的这份报告还巧妙地融入了在华医学传教士的工作思路。
总之，正是在萍乡煤矿防治钩虫病的亲身实践以及与不同人士的接触中，兰安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如何在中国发展公共卫生有了更多的思考。这样的认识使他提出依托教会学校开展卫生教学的全新建议。该建议与国际卫生部一贯推行的卫生实践路径有很大差异。首先，兰安生否定将钩虫病防治这样的单一病种作为在中国推进公共卫生的切入点，他认为这样的工作很难在中国实现区域性示范效果，无法实现国际卫生部预想的目的。其次，与国际卫生部通过示范效果对当地民众和政府当局进行影响的工作思路不同，兰安生认为应以影响未来的社会精英为主。再次，兰安生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精英阶层的人脉网络可以有效影响中国社会。虽然他没有提出与政府建立联系的具体措施，但他希望通过渗入现代教育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了使实践更加顺畅，兰安生设想利用已经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教育机构，如教会学校，来推动中国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及学科与机构的建立。通过在教会大学开设公共卫生通识课程，影响一部分未来在中国有人脉、有影响力的人，以期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舆论和卫生立法。可以说，兰安生希望将公共卫生实践场地由示范性矿区转向教会大学。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条捷径，且可以较快产生效果。
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阶层的看法却没有这么简单。该报告提交之初遭遇了国际卫生部的忽略，并引起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阶层的顾虑。而最终在华卫生工作的落实则有赖于罗氏驻华医社的主导和国际卫生部的妥协。下文将着重分析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下属机构的不同倾向和考量，以呈现公共卫生实践本土化的复杂过程。
3 公共卫生教育成为在华工作的新重心
1919年5月，兰安生将《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这份报告提交至国际卫生部。但收到报告后，国际卫生部并未予以认真考虑，没有表现出要转换在华工作路径的意愿。这一点从远东地区负责人海瑟尔给兰安生的建议中便可看出。海瑟尔在6月16日的信中向兰安生说明，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文森特(George E.Vincent，1864—1941)(20)将在8月到中国访问，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开展的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业，并计划与兰安生会面探讨如何在中国更好地推进公共卫生事业。海瑟尔就此建议兰安生：在与文森特会谈时“就钩虫病防治事宜多做沟通，尤其就大冶铁厂的考察情况(21)与文森特进行坦率交流，使其对国际卫生部在那里继续开展钩虫病防治工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给出意见。”[32]甚至，在兰安生与文森特会谈之后，海瑟尔在9月8日写给兰安生的信中，还特别向他询问了文森特对于国际卫生部在大冶铁厂开展钩虫病工作的看法，并仍坚持认为“如果能在萍乡煤矿进行彻底的钩虫病防治工作将极为振奋人心”[33]。可以看出，国际卫生部当时仍希望加强钩虫病防治在中国的工作力度，并计划进一步拓展这项卫生项目，完全没有对兰安生提出的依托教会学校开展公共卫生教育的建议予以考虑。
但是，1919年8月兰安生与文森特等人会面后，事态发生了变化。他并没有遵循海瑟尔给他的建议，而是向基金会主席文森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不值得在萍乡或大冶继续开展钩虫防治或任何其他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尝试，因为这项工作只有在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并且汉冶萍公司对这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即使取得成功，这项工作对中国其他机构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34]。其次，兰安生就《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这份报告与文森特进行了交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森特同时也是罗氏驻华医社的负责人，掌管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医学教育事务，关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鉴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强调生物医学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因此最初在设计课程时，协和医学院并未特别关注公共卫生教育。(22)而面对罗氏驻华医社和国际卫生部两个机构在中国同时开展工作，文森特也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这两个机构发展在华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以及相关的教育工作。
尽管兰安生报告中提及的开展公共卫生教育的想法十分接近文森特及罗氏驻华医社在教育领域的经验，但文森特对于倚靠教会教育机构开展工作的建议毫无兴趣。洛克菲勒基金会既不想资助教会学校，也不主张开展通识卫生教育。文森特认为兰安生的工作思路过于受到在华传教士的影响，表示这样的工作将会成为一项花费较高的投入，这与国际卫生部的工作宗旨相悖。国际卫生部旨在通过卫生示范，引发政府当局自觉开展后续工作，而不依赖基金会的持续投入。但在文森特看来，教会学校若离开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其卫生教育工作很快就会难以为继。这样的工作方案并不符合国际卫生部的工作初衷。[35]所以，兰安生报告提出的通过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展卫生教育的工作思路并未得到基金会的认同。
但是，报告中提及的另一项建议，即依托高等医学院校培养专门卫生人才的想法与文森特不谋而合。在兰安生给上司海瑟尔的信中，他谈到，“文森特博士告诉我，关于国际卫生部在这个国家(即中国)未来将开展的工作，他们在纽约已经决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这与我在报告中的B.b.项建议密切相关”。[35]兰安生所说的B.b.项建议，即报告中的第二项建议的第二部分内容——“培训合适的公共卫生教师和卫生行政人员”。这意味着兰安生的这项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与文森特的设想相契合。根据文森特的设想，国际卫生部与罗氏驻华医社或可在中国联合“开办一所公共卫生学院”，培养专门卫生人才。(23)为更好地实现这一设想，他认为“或许可以首先尝试在罗氏驻华医社筹备成立的医学院校中设立公共卫生系”[36]，由国际卫生部在其中开展相应的公共卫生教学工作[37]。兰安生在其报告的B.b.项中也曾明确建议：对中国来说，“如果当前建立公共卫生学校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至少应该在这个国家的高等医学院中设立公共卫生教席”([21]，15-16页)。从上述两人的话语中可以明显看出，文森特和兰安生都设想在中国建立一所公共卫生学校。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都希望，以通过“设立公共卫生系”或“设立公共卫生教席”的方式首先在高等医学院展开相关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两人虽有共同设想，但双方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兰安生建议的是培养卫生教师和卫生行政人员。他一方面强调培训卫生教师来推进公共卫生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培养卫生行政人员的紧迫性。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向中国提供的医学教育中，尚未涉及公共卫生行政人员培训”，但是“短期内中国就会产生这样的人员需求”。([21]，15-16页)可见，兰安生着意培养的是能够提高“未来社会精英”公共卫生理念的教师，以及能够“实施卫生法规”的行政人员。而文森特在很大程度上则希望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高级卫生人才，这与罗氏驻华医社的教育理念相吻合。这样的差异表明。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兰安生看似有着相同的设想，但彼此对这一设想的实现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初衷。
此次会谈不久后，于同年9月25日，国际卫生部就拍电报指示兰安生结束在华钩虫病项目并返回美国，电报上只简短地写着“卖掉设备回纽约”(COME NEWYORK SELL SUPPLIES)几个字样[38]。在同日发出的信函中，海瑟尔也未向兰安生透露任何关于未来工作安排的考虑，仅告知他回纽约参加会议，以便确定日后将在中国开展的工作。[39]这说明，国际卫生部最终决定自此放弃中国钩虫病防治项目，将兰安生召回美国。此后三个月，面对相关人士的问询，国际卫生部并没有对突然撤出中国一事给出任何答复。
直至同年12月，国际卫生部才开始表露其在华进一步工作的态度和意向，表示将转变其工作路径。12月22日，海瑟尔写道：“我们一直在考虑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开始倾向于认为应该改变(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方法，或许在北京医学校即将建立的公共卫生系中开展些许相关活动是为之可行的”。[40]这表明，国际卫生部最终采纳了以教育为路径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的建议。但显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公共卫生并不是国际卫生部最为理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海瑟尔坦言：
就国际卫生部而言，我可以说，我们仍在非常仔细全面地研究(中国的)情况。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中国未能建立一个由恰当官员负责并有合理预算维持的中央卫生部门之前，我几乎看不出国际卫生部能够在此提供什么重要的服务。在这样一个官方卫生机构成立之后，我认为国际卫生部愿意以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相同方式来援助中国。当然，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官方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这样的问题总是存在。或许，在新的北京医学院建立公共卫生系会引起人们对这一非常重要问题的关注。[41](24)
从上述引文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国际卫生部最终决定以公共卫生教育为路径在中国开展新的卫生实践，但这并非出于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罗氏驻华医社工作思路的认同。与罗氏驻华医社领导人文森特偏重医学教育及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不同，海瑟尔更关注国际卫生部在中国公共卫生机构化中扮演的角色，即能否通过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公共卫生系这样的工作“刺激”中国官方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是国际卫生部更为看重的问题。可以看出，国际卫生部仍将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和设立卫生机构看作其重要的工作宗旨。笔者认为，正是国际卫生部的领导人认识到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或可促进中国建立官方公共卫生机构的可能性时，国际卫生部才最终转变了其在华卫生实践的思路。虽然国际卫生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罗氏驻华医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展公共卫生教育的工作达成一致，但他们在理念上的差异使得国际卫生部日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带有明显的培训卫生行政人员的意味，这与国际卫生部自身的工作思路相吻合。
由此可见，虽然国际卫生部在华主要实践者兰安生，在钩虫病防治中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卫生实践提出新的想法，但是卫生实践路径之所以能够得以转变，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介入和影响下，并结合国际卫生部自身工作宗旨的基础上完成的。这表明，无论基金会的基层实践者、直接管理机构还是最高管理机构，都对此有所影响。三者之间不同动机与考量的协调和张力反映了跨国公共卫生实践本土化的复杂过程。
4 结语
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广泛开展钩虫病等疾病防治工作。然而在中国，其公共卫生实践却较为特殊，经历了很大转变，从早期依托萍乡煤矿的钩虫病防治，转向依托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本文通过考察这一实践的转变，指出两者间存在紧密关联。正是基于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的实地工作和与不同人士的实际接触，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实践者兰安生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一方面认识到单凭钩虫病这样以防治单一疾病为主的卫生实践作用有限，难以让政府当局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并自主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另一方面，在与颜福庆共事中，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人脉在中国的重要作用，认为那些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学子及其家族能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为此，他建议应以公共卫生教育为着力点在中国推进工作。在该建议的基础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努力调整其一贯的工作模式，转变了在华开展公共卫生的思路和方式。这样的应对过程表明，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外来机构进入中国后，会根据中国本土环境调整自身工作路径，这清晰地呈现出跨国卫生实践在华的本土化过程。
促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公共卫生实践路径转变的因素是复杂的。这转变并非仅取决于基层实践者兰安生的作用，还缘于基金会对中国的关注以及它在中国部署工作的特殊性。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开展工作的机构，除了以公共卫生为主的国际卫生部，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的罗氏驻华医社。由两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下属机构同时在中国开展工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实为罕见。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工作安排，兰安生才得以有机会直接面见基金会的高层领导并向其建言，也正是缘于罗氏驻华医社着眼于开展医学教育，兰安生的建议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关注。可见，基金会在中国特殊的工作部署方案为其在华卫生路径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卫生工作的背景下看。中国卫生路径转变的条件无疑是特殊的。
当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卫生路径转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斥着矛盾与妥协。通过本文案例可见，兰安生的建议最初并未得到国际卫生部的关注。该建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认同，但双方对于开展卫生教育的理念和初衷存在较大出入。兰安生希望借助在华教会教育机构开展公共卫生通识教育，同时培养相关卫生教师与卫生行政人员，而文森特及罗氏驻华医社则更看重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国际卫生部来说，虽然其工作态度最终有所转变，但对于在华开展新的卫生实践仍持有自己的目标和考量。不同于罗氏驻华医社着眼于的精英医学卫生教育，国际卫生部更希望通过教育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推行公共卫生实践。由此可见，基金会各方在工作理念上存在不小的差异，而他们最终相互妥协，并就新的卫生实践方案达成一致。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新的实践方案并未完全背离他们各自的工作初衷，他们能够从各自的立场找到推行新方案的可行性，而由此形成的合作基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日后在华的卫生实践得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国际卫生部虽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其在华开展公共卫生的工作路径，但其根本目标并未发生改变。不论是通过钩虫病防治展示卫生示范效果，还是通过卫生教育培养卫生专门人才和行政人员，国际卫生部都旨在与中国政府当局建立联系，进而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影响。新的卫生实践，看似着眼于教育，实则搭建人脉，锐意在政府层面促成卫生机构的建立。厘清这一点，才能更好的理解为何洛克菲勒基金会日后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教育的过程中，会明显带有培养卫生行政人才的目的，并时刻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敏锐抓住时机，在民国政府更迭之际，力促建立卫生机构。也正是如此，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的医学人才才能够在中国卫生领域有如此高的显示度，并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通过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卫生路径转向的案例分析，不仅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卫生实践的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独特性，也呈现出跨国卫生实践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金会的路径调整对日后中国卫生事业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早期公共卫生制度建立的过程，同时让我们重新审视兰安生在协和医学院的作用，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致谢 感谢邹大海研究员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田森研究员、王晓斐博士对本文的指正和建议，感谢协和医学院蒋育红教授对本文的点评意见，感谢洛克菲勒档案中心Tom Rosenbaum先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勇副教授在档案查阅方面予以的帮助。
收稿日期：2024-01-10；修回日期：2024-05-21。
注释：
①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5月成立，其成立初期以医学和公共卫生为主要方向在世界各国开展工作。
②国际卫生部于1913年6月27日组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一个下属机构，旨在全球推进公共卫生，传播医学科学知识。该机构多次易名，初名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ittee，后于1916年更名为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又于1928年再度更名为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为行文统一，不引起混淆，本文仅采用“国际卫生部”指代这一机构。
③兰安生，公共卫生学家。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Michigan Medical School)毕业后，于1917年12月正式就职于国际卫生部，于1918年6月抵达中国萍乡，于1919年11月离华返美。
④颜福庆，字克卿，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1906年，颜福庆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获得热带病学学位证书。他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⑤关于中国钩虫病防治工作的缘起与人员任命等情况，详见[17]。
⑥钩虫是一种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线虫，成虫长1厘米左右，其蚴虫通常生活于温湿度适宜的土壤中。蚴虫经皮肤进入人体后，随血液循环入肺，再经喉嗓进入消化道，最终附着在十二指肠或小肠处，靠吸食肠道中的血液为生。其虫卵随人类粪便一道排出，造成土壤污染。人们不慎接触污染土壤后，会再导致感染。
⑦国际卫生部认为，在中国，收集和运输粪便以及施肥的过程均易造成人员感染钩虫病。若单纯依靠建造厕所这种国际卫生部惯用的防治手段，显然无法控制钩虫病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传播。而且，这种施肥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极为普遍且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面对这样的情况，国际卫生部表示尚无有效解决办法，并认为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防治钩虫病很难取得成效。([15]，20-21页)
⑧事实上，国际卫生部在筹划该项目时充分考虑了与中国政府当局合作的可能性。1916年，该项目得到当时的湖南省都军谭延闿(1880—1930)的支持和肯定，并与湖南省有矿务总局和矿业协会的官员达成合作协议，计划与湖南的矿业部门和江西的萍乡煤矿联合开展钩虫病防治项目，然而最终却因湖南政局动荡和战事爆发等原因，与湖南矿局的合作事宜未能实施。
⑨国际卫生部当初以粪便中是否含有钩虫卵作为诊治疾病的唯一判断标准，认为但凡粪便样本检验结果呈阳性者均需予以治疗。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即便粪便样本均呈阳性，不同钩虫病患者的临床病症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与患者体内载虫量的多寡、营养摄入情况、个人体质的调剂能力和免疫能力，以及感染钩虫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等多种因素相关，而对于那些极为轻度的钩虫感染者则无需予以特别的治疗。[19]
⑩该报告由兰安生和颜福庆联合署名，但由兰安生主笔撰写。该报告有前后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写就于1919年5月，之后兰安生曾就该报告与胡美和颜福庆讨论。在他们的建议下，兰安生携此报告前往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和南京等地，与当时在华的中外医学家和教育家进行交流，听取并吸收了他们的部分意见，对报告做了再次修改，于1919年8月形成第二个版本。[20]
(11)圣约翰大学创立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92年起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升格为大学。兰安生在报告中提及该校之处可参见前文的引文，笔者在“圣约翰大学”下添加了着重号。
(12)夏偕复，字棣三，浙江杭县人。清末历任工部主事，中国留日学生总监督，驻美国纽约总领事，外务部云南交涉使，天津造币总厂总办。1913年10月，任驻美国兼驻古巴全权公使。1915年10月回国。后转入商界，1916年9月起任汉冶萍煤铁公司总经理，1924年辞职。
(13)黄锡赓，字绍三，江西九江人。1910—1913年，就读于美国理海大学，学习采矿专业。1911年获工程学士学位，1912年获采矿硕士学位。1913年到汉冶萍公司工作，历任萍乡煤矿矿长、萍乡煤矿总矿师，以及大冶工程坐办。金岳祐，字湘生，浙江诸暨人。1911—1915年在德国学习矿学，归国后到汉冶萍公司工作。1917年，任萍乡煤矿正矿师。(参见[23-24]。)
(14)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原名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于1890年。中文名为益智书会，自1915年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基督教教育协调机构，总会设于上海，同时在全国设10余个地方分会。
(15)罗氏驻华医社最初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建立一所精英医学院校。191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但由于一战原因，汇率变动，开支超出预算，致使建立上海医学院的计划流产。此处所说的医学院校应指的是罗氏驻华医社最初设想的北京和上海两所医学院校。当时筹建上海医学院之事尚未完全放弃。
(16)湘雅医学校于1913年7月开始筹办，由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共同促成。颜福庆为该学院院长。
(17)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个版本的报告中，兰、颜二人对此项建议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个版本明确建议依托“罗氏驻华医社在北京及其后将在上海设立的学校以及和长沙的湘雅学校”协同合作，但在第二个版本中则隐去了前一版本提及的具体医学院名称，改为建议在“高等医学院”中设立公共卫生教席。
(18)胡美出生于印度，其父亲与祖父都在印度传教。他于1897年在耶鲁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0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获博士学位。1905年，受雅礼会之邀，来到中国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即日后的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校。
(19)1910年，颜福庆毕业回到中国后，即加入了胡美掌管的雅礼医院，成为其重要的工作伙伴。湘雅医学校建立之后，颜福庆成为该校负责人。
(20)文森特于1917年接任小洛克菲勒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罗氏驻华医社主席至1929年。他同时还担任美国大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914—1929)、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1917—1929)，及罗氏驻华医社委员(1930—1938)。
(21)鉴于1919年初国际卫生部认为萍乡煤矿的钩虫病防治工作已步入正轨，且情况基本稳定，他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工作。为此，1919年2月28—3月24日，兰安生前往大冶铁厂进行钩虫病考察，并撰写相关调查报告。
(22)协和医学院建校之初即设有细菌学、寄生虫学、卫生学等课程，这些内容也属于公共卫生范畴，但课程内容更强调调查研究疾病病因，着重服务于生物医学研究。
(23)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6年在美国资助建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文森特应该是参照这一模式考虑在中国建立公共卫生系和公共卫生学院。
(24)海瑟尔这里提及的“新的北京医学院”即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着重符号为笔者引用时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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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Letter from Victor Heiser to Fu-qing Yen[A]//1919-12-22.New York:RAC,Folder 1204,Box 85,Series 1.2,Record Group 5.
[41]Letter from Victor Heiser to Robert C.Beebe[A]//1919-12-13.New York:RAC,Folder 1204,Box 85,Series 1.2,Record Group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