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调查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了解基本国情，进而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创造条件的一种重要手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传统海洋渔业衰落以及日本海洋渔业扩张的局面，因此海洋渔业调查更加受到政府和水产界的重视，参与其中的有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学校师生等。中央渔政工作中的海洋渔业调查主要以行政命令展开，而研究机构与学校师生的介入使海洋渔业调查充分回到“现场”，呈现出科学化的特点。但这一时期各类海洋渔业调查因受经费、人才等的制约普遍缺乏持续性，调查成果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差距，且大部分未转化为政府渔政工作的基础。海洋渔业调查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建设进程中知识精英对海洋人群与海洋经济的关注。

关键词：海洋渔业/ 渔业调查/ 科学化/ 水产学/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25年第5期 第104-114页

作者简介：叶君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杭州 310058)。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空间广阔，海洋资源丰富，历史上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海洋渔业是滨海区域的一项重要产业，明清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王朝国家也建立了一套管理渔民与渔船的制度。①晚清以降，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中国海权沦丧，海洋秩序逐渐走向失控。海洋渔业虽然从国外引入了一些新的生产工具与技术，②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陷入全面性危机，渔村经济凋敝，渔民生活穷困。与此同时，日本渔轮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捕捞，日人又大量倾销渔获物，③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海洋渔业生产和水产市场。如何振兴海洋渔业经济，成为民国水产界知识精英以及渔业主管部门的一个主要议题。

欲使中国海洋渔业摆脱落后与衰退的状态，实现产业的现代化，一个首要前提是调查了解海洋渔业的状况。作为一种新型知识生产的手段，民国时期调查蓬勃兴起，在认识基本国情、推动国家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海洋渔业调查涉及海洋自然环境与渔业社会经济两大方面，内容广泛且专业性强，在整个中国沿海实施调查更是一项庞大计划。④随着危机的加深，政府部门和水产界人士愈加重视并推动海洋渔业调查。既有研究注意到了民国时期水产试验研究机构所做的一些海洋渔业调查工作，⑤但学界对当时海洋渔业调查的整体情况并未进行细致梳理与深入讨论。本文主要考察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学校师生的海洋渔业调查活动，从而勾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海洋渔业调查的基本脉络，在有效补充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调查活动研究的同时，从一个侧面展现20世纪上半叶国家建设进程中知识精英对海洋人群与海洋经济的关注。

一、中央渔政工作与海洋渔业调查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农林部设立水产司，“是为中央水产行政设立专司之始”⑥。为了解全国水产情形，农林部专门制定“水产调查录”，“明定图式图说”，1912年9月19日发文要求各省“饬属遵照调查，分别填写，于文到之日起算，限二个月以内呈报到省，汇案送部”⑦。此外，农林部还直接派员前往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实地调查渔业。⑧农林部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汇报来迅速了解全国水产状况，但各省对此行政命令最初并未贯彻执行。1913年1月10日，农林部不得不再次发文督促各省填报。⑨1913年底，中央渔业行政有所调整，农林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农商部，下设渔牧司。而农林部此前所推动的全国水产调查呈报工作到1914年仍未完成。除奉天、直隶、山东、湖北、江西等十五省已经造册呈报外，像江苏省尚有十三个县未填报，以致无法呈送农商部。⑩

相较于内陆渔业来说，海洋渔业因资源丰富，从业人数众多，潜在的利益巨大，并且关涉国家海洋权益，农商部对此更为注意。1918年，为了“推广海产利源”，农商部直接派员去浙江宁波等渔业繁盛之处调查。(11)1920年，农商部发文给山东省实业厅，让其调查胶东沿海各县渔业。(12)1921年，农商部训令沿海各省实业厅，将本省“公私渔业机关暨渔业教育机关之组织方法及办理情形等，详晰报部”，并且“该省如于渔业上有何措施，亦应随时呈报”(13)。通过行政命令让下级呈报渔业资料，这样的调查方式对于农商部来说固然十分简便，但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难免令人怀疑，至于地方行政部门是否重视并及时执行命令也不尽相同。

北京政府时期的渔业调查虽有发展渔业的目的，但多以加强渔政管理、增加财政收入为出发点。因此，中央除了农商部以外，另有其他部门介入渔业调查之中。1917年1月，财政部专门拟定渔业税调查表式，发给各省填报。在财政部看来，“渔课为国家收入所关”，沿海以及内地江河湖港皆有捕鱼之人，但“每年税课亦仅十余万元，为数实属无几”。如若不进行有效整理，“不但于渔业渔课致生种种窒碍，且恐无业游民散漫江湖流而为盗贼”(14)。1921年，海军部因经费短缺，会同财政部提出整顿渔税，以“所溢税款，充作海军经费”。同时，海军方面派员前往闽浙交界渔区进行实地调查，“以便将来酌设渔业分局，并派舰驻泊保护渔业”(15)。之后，财政部、海军部、农商部联合发出训令，要求沿海各省将“渔业上历来之状况、渔税办法及其团体之内容”认真调查，按照表格样式详细填写后上报。(16)近代以来海上盗匪出没无常，渔民不堪其扰，海军部涉足渔税的重要理由便是保护渔业生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政府的护渔成效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海盗势力，保障渔民海上生产安全。

整体而言，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行政部门虽间或派员实地调查，但主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各省呈报来了解海洋渔业状况。这种简单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海洋渔业调查，显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考虑与通盘规划，其完成度因下级执行情况而异。同时，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调查，资料的价值相当有限。(17)在海洋渔业危机未充分显现的情况下，相关调查也不注重沿海渔民以及渔业经济可能面临的困境，反映出国家主动促进海洋渔业现代化的意愿不是特别强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渔业行政有所变化。国民政府设农矿部，下置渔牧科。1931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渔牧科扩充为渔牧司，(18)至1937年未有变化。鉴于“我国夙擅鱼盐之利，迄今日用所需反多仰给于舶来品……推原其故，实于渔业日就衰颓所致”，农矿部亟待了解各地渔业状况，专门制作调查表格，1929年3月18日发文令各省农矿厅或建设厅转饬所属各县调查填写，汇总后呈报。(19)对于此项行政层面的渔业调查，各省重视程度不一，甚至有未执行者。两年以后实业部训令各省催填汇报，内中称：“卷查前农矿部所颁各种渔业调查表，迄今日久，尚有未据查填呈部者，有仅填送一部分者，殊碍渔业行政进行。”(20)很显然，在中央权威不足的情况下，行政科层体系的运转受到了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遭遇了与北京政府类似的困境。

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加强了海洋渔业工作。1931-1932年，实业部先后成立江浙、冀鲁、闽粤三区海洋渔业管理局，由部直接分区管理海洋渔业。1933年实业部成立江浙区渔业改进委员会、江浙区渔业建设费征收处，试图按渔获物价值的百分之二征收渔业建设费，但计划没有成功。1933年11月，实业部放弃分区管理，江浙、冀鲁、闽粤三区海洋渔业管理局以及各区渔业改进委员会、渔业建设费征收处被撤销。(21)所以，1933年是实业部海洋渔政遭遇挫败的一年。1934年，实业部以行政命令积极推进渔业调查工作。当年所进行的调查事项主要有各省市渔业单行法规与渔业施政情况、全国鱼苗情况，外轮侵渔情况，以及沿海各省市护渔情形。(22)不难发现，实业部迫切想要了解各地海洋渔业情况及其发展困局，为中央渔政的开展提供参考。

明清以来海洋渔业的经营，包括渔船的建造维修、渔需物资的准备、劳动力的雇佣都需要大量资金，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鱼行放款、亲友借贷等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各地维持海洋渔业经济循环的民间资金体系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严重影响渔民生产。1936年，实业部联合银行界筹备渔业银团，试图为海洋渔业发展注入资金。11月7日，渔业银团筹备处在上海成立，参加银行有12家。(23)渔业银团资金总额100万元，其中政府承担20万元，参加银行认缴80万元。(24)在筹备期内，渔业银团聘请上海市渔业指导所所长屈均远、新华银行放款部主任华文煜为设计委员，计划进行调查事宜，同时“调查员额定为专任两人，兼任两人”(25)。为使贷款发挥效用，渔业银团筹备处对于海洋渔业调查工作相当重视，“除制定表格，分函各渔业机关，或团体协助搜集材料外”，还派员前往嵊泗列岛展开调查。(26)

嵊泗列岛位于长江口东南、舟山群岛以北，由数以百计的岛屿构成，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民国建立后属江苏省崇明县管辖。1935年，浙江省提出将嵊泗列岛改隶该省定海县管辖的要求，由此引发浙江与江苏两省的争端。193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裁定嵊泗列岛仍归江苏省管辖。(27)争端结束后，江苏省计划进一步开发嵊泗列岛，并邀请各界人士组成视察团于11月30日前往考察。20余名视察团成员中有实业部渔牧司第一科科长侯朝海、实业部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唐承宗、实业部渔业银团代表屈均远、实业部渔业银团调查员曹尔炜。(28)12月7日考察结束回到上海后，屈均远主笔撰写了《嵊山渔业调查报告》，以作为渔业银团放款参考资料。《嵊山渔业调查报告》共分六个部分，重点介绍了嵊泗列岛重要岛屿之一嵊山的渔业金融状况。调查报告的结论指出，嵊山“渔民之能得借款出渔者，已属万幸，其借贷无门，并高利借贷而不可得者，为数尤多”，“各界对于款项之贷予，均感极大之需要”，但当地合适贷款的渔民团体很少，放贷事宜“惟有假手鱼行”(29)。

嵊泗列岛考察结束后，渔业银团筹备处继续对江浙其他产鱼区开展调查。浙江定海沈家门的调查由曹尔炜进行，当地因受1935年宁波金融风潮的影响，鱼栈放款时“对渔民之条件甚为苛刻”，“渔民经济困窘异常”，渔民获知渔业银团将发放低息贷款后“异常欣快”(30)。1937年3月1日，渔业银团正式成立。考虑到渔业贷款需要合作社或鱼行进行转贷，“现在各地渔民组有合作社者，尚属少数”，渔业银团仍派员去渔区调查，“尤注意鱼行及合作社之组织”。在浙东、浙南沿海一带调查的胡金元了解到，除了宁波的东钱湖合作社、象山石浦的东门岛合作社、玉环坎门的渔民借贷所或可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外，其他各地渔民“均由鱼行借贷”(31)。在结束浙江渔区的调查后，渔业银团又决定5月份派曹尔炜调查江苏沿海渔业。(32)同一时期，实业部派渔牧司技士饶用泌、合作司职员刘崇德调查江浙沿海渔区。(33)他们先是在浙江沿海调查，4月13日到上海，次日即赴松江、金山沿海调查，之后再去常熟、南通、如皋、盐城一带。在浙江，两人去了定海、镇海、宁波、象山、温州、瑞安、平阳、玉环等地的渔村，感到“捕鱼技术均系旧法”，“渔民生活应迅速改善”，当前救济渔民的急务在于举办各种合作事业，使“将来渔业贷款团，能拨借巨款，则进行较易”(34)。

较之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海洋渔业危机。所以，中央渔业主管部门多从促进海洋渔业发展的角度来推进渔政，在海洋渔业调查工作中虽然仍常通过行政体系下达命令，但也注意直接派员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实业部推动成立的渔业银团，因贷款事宜而较为集中地调查了江浙沿海的重要渔区。不过，实地调查并非中央渔政工作中的主流，普遍的方式仍是“中央以一纸命令委之于各省，各省以一纸命令委之于各县”，造成的结果是下级机关人员“决没有此种学识，也没有此种时间和精力可以件件能办，势非伪造不可”(35)。

二、研究机构进行的海洋渔业调查

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渔业调查并非简单依赖行政部门的政令展开，而是需要结合水产科学、生物科学、海洋科学等知识，由具有相关教育经历或者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员深入实地进行。民国时期，中国沿海省份建立了一些水产(渔业)试验场。这些试验场隶属于政府的渔业主管部门，以接受过现代水产学教育的人员为业务骨干，主要工作是涉渔科学研究以及技术试验，其中便包括了海洋渔业调查。相关调查活动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目的是推动海洋渔业的科学研究以及促进传统海洋渔业的改良。

1917年，山东省长公署委任陈葆刚在烟台筹备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1918年春，农商部创办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1919年冬，农商部又与江苏省合办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36)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渔业研究机构，它们除了进行科学试验外，有的也向少数渔民传授现代水产知识或渔业技术。1923年，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分别更名为定海渔业试验场、海州渔业试验场。(37)同年12月，因财政困难，农商部将定海渔业试验场裁撤，并入海州渔业试验场，试验场的船具及其他财产最后被移交给浙江外海渔业总局。(38)到1926年，海州渔业试验场因缺乏经费，且无渔轮捕捞试验，不得已在当年10月停办。(3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12月农矿部呈请行政院设立中央模范水产试验场，“以为整顿渔业之准备”(40)。虽然相关提案经行政院会议通过，但是由于财政困难中央模范水产试验场始终未能成立。(41)中央同时也推动地方筹设水产试验场。1930年7月，农矿部发文要求沿海各省于渔业繁盛之处设置水产试验场或渔业指导所，“委派专家从事研究，启渔民之新知，为改良之模范”(42)。沿海省份之中，江苏较早推动这项工作。

鉴于外国渔业的发达“多有赖于渔业试验场及海洋调查所之设置”，江苏外海渔业资源丰富但渔业建设滞后，1929年江苏省农矿厅提议在嵊山设立渔业试验场及海洋调查所，并经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第187次会议原则通过。(43)1930年10月，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正式成立，王文泰担任场长。(44)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在改良拖网渔轮渔具方面颇有成绩，同时也相当重视渔业调查，“曾有嵊山墨鱼渔业调查，嵊山螟蜅鲞调查，泗礁岛渔业调查，嵊山带鱼渔业调查，小黄鱼渔业调查，外海各岛渔业调查报告等，公诸社会”(45)。试验场成立之后在上海办公，未迁往原计划中的嵊山，所以这些调查大多由该场附设在嵊山的渔业指导所完成。

除了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以外，这一时期成立的还有广东省水产试验场(1929年)、浙江省水产试验场(1935年)。广东省水产试验场曾派员在香港、海丰、澳门、前山、洲仔等地进行渔业调查，1931年6月该场因“省库支绌”而停办，设备和人才并入农林局水产课(后改设水产系)。(46)浙江省水产试验场虽然成立时间较迟，但在渔业调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成立于1935年2月，设在定海，原水产职业学校和水产品制造厂的设备均归该场保管利用。(47)全场职工22人，前广东省建设厅技正兼水产系主任陈同白担任场长和总技师，技师陈椿寿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养殖科、林书颜为燕京大学生物学学士、巫忠远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科，技士陈琼璋毕业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制造科、林茂春毕业于广东水产讲习所渔捞科。(48)成立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是为了“发展本省水产富源，及挽救渔业之衰落”，试验场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渔业之基本调查，研究及试验”，其工作计划包括“拟于一二年内将全省之渔况、渔政、鱼捞法及经济方面，作精密之调查及统计”(49)。

从1935年开始，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开展了全省渔业的调查。1935年4月9日，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派技助金之玉到沿海各重要渔区进行初步调查，6月初调查工作结束。调查成果《定海县渔业调查报告》的编写得到了同事吴玉麒的协助，以及场长陈同白和技师陈椿寿的指导。(50)11月下旬，林茂春、吴玉麒前往鄞县调查渔业状况，编写成《鄞县渔业调查报告》。(51)1936年1月，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派朱通海、吴玉麒到奉化、象山、南田等县继续调查渔业，并派技师巫忠远到沈家门、镇海等处渔船厂调查造船情形。(52)3-5月，林茂春、戴行悌两次前往温州，调查永嘉、平阳、瑞安、乐清、玉环五县渔业情况，完成《温属五县渔业调查报告》。(53)8月，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派戴行悌、林书颜、林茂春和吴书齐在全省沿海一带调查网捕渔业。(54)到1937年6月，该场基本完成全省渔业调查，“举凡渔民生活、渔村经济、渔捞方法、运销情形，均作详细纪录”(55)。

由上可见，浙江省水产试验场的渔业调查有着较强的计划性与持续性。这与场长陈同白的理念密不可分。陈同白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水产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水产工程学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接受了严格的水产学训练，回国后主持过广东省水产试验场。(56)他认为，渔业调查“最好每年一次，因为如果数年一次所得的资料各属不同时期，拿来互相比较，一定不准确”(57)；“盖浙省水产情形经详明之调查后，始能明了浙省水产之特性与原有方法之利弊，明了其特性与利弊，始能认清浙省水产之中心问题”(58)。从方法上来看，这些具有现代水产学知识的技术人员采取实地调查法，有的还深入重要渔村。鄞县渔民的特点是散居各处，所以林茂春、吴玉麒将当地渔村分为东钱湖、姜山镇、咸祥镇三区，从交通、人口、职业、经济、渔民生活、教育、卫生、信仰等方面进行考察。(59)在温属五县的调查中，考虑到以渔村为单位的调查方法获取的数据较为准确，调查人员继续沿用，“报告内所举渔船数目为渔村渔民所有之渔船数目，而所举之渔获量为渔村所有渔船之渔获量”(60)。

渔业调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仅有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有调查之前如经费方面的制约。前述1935年4月至6月金之玉对沿海的调查，因“为期短促，且预备未周，故所得甚少”，“仅定海一县调查较详”。即便定海的调查较为翔实，他仍坦言“因时间人才经济之限制，渔民之畏避，各方之隐瞒，未能多有所获”，“缺漏较多，殊称遗憾”(61)。从中不难看出，地方上对于调查者的动机多有怀疑，渔民对于陌生的外来者抱有警惕甚至害怕的心理，调查者很难获取真实且充分的信息。金之玉提及的“经济限制”，反映了浙江省水产试验场经费的紧张。建场时，浙江省政府仅拨给开办费6395元(原预算7100元)，并削减经常费至37000余元(原预算42500元)、临时费至4000余元(原预算16000元)。(62)

地方水产(渔业)试验场的调查一般限于本省沿海，服务于该省的渔业改良与发展，无法辐射到全国海洋渔区。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解“中国沿海水中动植物之繁殖状态，藉以发展我国渔业，并供科学上之研究起见”(63)，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64)拟分期对全国沿海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

1935年初，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确定了为期四年的全国沿海渔业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鱼类分布、浮游动物生长、各种鱼类每季集合地点、海水盐性成分、海藻生长等。为便利工作的开展，该所拟向海军部借用一艘军舰。经费预算方面，每年需1万余元，四年合计约需5万元，另外军舰每月耗费4000余元，四年共需20万元，开支浩大。(65)拟定的四期调查基本涵盖中国沿海，第一期从河北秦皇岛到山东成山岬，第二期从成山岬到长江口，第三期从长江口到汕头，第四期从汕头到东京湾(即今北部湾)。第一期调查工作由伍献文主持，组织沿海渔业调查团，配置2名助理员，若干名测验员和捞鱼工人，1名鱼工长。因经费上的困难，该所考虑将四年计划缩短至两年完成。(66)

沿海渔业调查团的工作计划是在渤海湾内设立39个小站，每个小站每月工作一次，每次工作6个小时，即一年每站反复工作12次；工作内容包括海洋自然环境的测量研究、海洋鱼类分布洄游的调查以及海洋动植物的研究等。(67)1935年5月18日，伍献文一行八人离开南京，21日从上海搭乘商轮船前往山东威海卫。(68)23日，调查团抵达威海卫。(69)海军第三舰队将“定海”号军舰借给调查团，海军方面承担寻常经费，中央研究院则补助额外的煤钱等。(70)此次海洋渔业调查从1935年5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下旬结束，历时约半年。调查范围从青岛到北戴河，以威海卫为中心，实际共设31站，每月按站循行工作，其中“青岛、烟台、威海卫等站，因军舰停泊时间较长，记录亦较多”(71)。比照最初的全国第一期计划，可见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山东半岛南部沿海。而从调查内容来看，沿海渔业调查团更偏重于海洋自然环境与生态，未对渔业社会经济进行调查。

租用海军军舰进行渔业调查，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调查更加细致与精准，但也带来极重的经济负担。1936年，由于经费困难，特别是租用军舰“需耗煤费甚巨”(72)，中央研究院不得不改变调查方式，精简工作内容。当年进行的长江北口至海州一带沿海调查，主要是采集了水产标本。(73)

1937年，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组织浙江渔业调查队，派遣唐世凤、胡荣祖、施泽远三人到浙江沿海调查渔业经济、海产动植物、渔船渔网渔具等，并采集标本。这次调查采取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该所“函请浙省府派员领导”。浙江省政府专门下令给沿海十三县政府，调查队到达本地后需要“派员陪同前往，并加以保护”(74)。应浙江省建设厅的请求，浙江沿海调查的一个重点是三门湾渔业。3月上中旬，唐世凤一行三人与浙江省水产试验场职员戴行悌一起在三门湾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工作。据唐世凤的陈述，调查之初遇到了不少困难：“因渔民等智识幼稚，多所误会，均不肯实告。后经一再解释，并请就地乡镇长转告渔民，此次政府派调查员前来调查，完全为渔民谋福利，该渔民始释然相告。”困难解决后，他们即分两路进行调查，“一路向渔村方面查询渔民捕鱼方法，一路向各鱼商行栈查询销售鱼类情形”(75)。

不同于行政体系中的下情上达，接受过现代水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通过实地考察，使海洋渔业调查回到了“现场”。结合现代科学知识与手段，海洋渔业调查逐渐科学化。但是，科学化并不意味着“真实”。专业人员不是直接从业者，双方缺少共通的生存体验。因此，民国时期专业人员进入渔业社会困难重重，金之玉、唐世凤碰到的问题不是个例。调查者必须借助地方精英的力量，方能与渔民等打上交道，进而获得一些相对可靠的信息。在地方渔业知识与经验转化为现代调查文本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筛选与再创造，“真实”也就进一步被挤压。同时，科学化意味着财政投入的增加。这些隶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在从事海洋渔业调查时，调查人员的差旅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的需要购买相关仪器设备，甚至租用海上交通工具。财政始终是困扰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问题，这也影响到了海洋渔业调查的成效。由于经费等的限制，许多调查未能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展开，实践与计划往往脱轨，持续性的缺失使科学化大打折扣。

三、专业教育中的海洋渔业调查

近代中国的水产学知识主要是从日本传入，留日学成回国的专业人员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是水产界知识精英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推动下，水产学在中国扎根并逐渐发展。海洋渔业知识不再仅是一种民间的地方性经验知识，还可以通过科学的语言与方式传授给一般民众。在水产学知识和现代渔业技术形成扩散过程中，除了前文提及的水产(渔业)试验场起到作用以外，担负专业人才培养任务的水产学校是更为重要的基石。与试验场的调查多服务于传统海洋渔业改良和科学研究的目标不同，水产学校师生的海洋渔业调查本身就是水产学专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实地调查来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提升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1909年，直隶省派工艺局参谋兼工业学校庶务长孙凤藻赴日本考察水产讲习所及水产试验场等。次年，孙凤藻考察完毕回国，“并在日本购回图书、标本多种”。考虑到开办水产学校支出巨大，“巨者至需数十万金，最省亦须十余万金”，并且缺少师资力量，所以直隶劝业道决定先建水产讲习所，“专招渔民子弟入所教授”(76)。直隶水产讲习所由孙凤藻主持筹备，1910年创设于天津，后改为水产学校。1914年奉教育部令改为直隶省立甲种水产学校，1928年因学潮而停办，1929年恢复为河北省立水产专门学校，随即又易名为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77)从这所水产学校的办学之中，不难发现“日本”因素对中国水产教育的影响。1917年，该校渔捞科和制造科10名毕业生赴日留学。这批留日学生于20年代初归国，至少有4人回校任教员或编译员。课程设置方面，该校二年制渔捞组、制造组学生要在第一学年第一、二学期学习日语，每周2—3小时，教材是《速修日语课本》和《日本文法通论》。(78)1930年开始掌校的张元第，亦是该校1917年10名留日学生之一，曾在日本长崎水产试验场、东京水产讲习所制造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他先在千叶县松浦罐诘会社任技手，但很快回国任直隶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制造科主任。(79)

除直隶外，中国较早推动水产教育的另一个沿海省份是江苏。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上海成立。次年，该校迁至吴淞炮台湾(故通称吴淞水产学校)，分为渔捞、制造两科。留日人员是学校的核心力量，首任校长张镠(字公镠)、渔捞科主任李士襄、制造科主任曹文渊都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80)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渔捞科和制造科的修业年限均为三年，“教学有授课与实习之分”，第三学年侧重于实习，渔捞科的实习包括操艇、操船、航海、测天、渔具等，学校先后添造2艘渔船供学生实习之用。(81)实习内容也涉及到海洋渔业调查，如第一届学生曾乘船“分赴苏、直、鲁各省调查渔业”(82)。1922年4月，因中国政府将从日人手中收回青岛主权，该校第七届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七人在教员的带领下，专门“赴青岛调查水产行政、水产组合、鱼市场以及渔捞、制造、养殖、盐田等业”(83)。

福建的集美学校由著名华侨陈嘉庚一手创办，1913-1919年相继成立两等小学、女子小学、师范部、中学部、幼稚园。(84)其间，陈嘉庚想要发展水产教育，所以在1917年2月写信给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希望该校能够支援师资力量。得到的答复是水产教师奇缺，该校恰有两名杰出的应届毕业生，可在海外深造后回来任教。这两名毕业生是冯立民和侯朝海，他们幸运地得到了陈嘉庚的资助，赴日本留学。(85)冯立民1919年毕业回国后，参与集美师范学校(86)水产学专业的创建。1920年该校设立水产科，以冯立民为主任。此后水产科有所更易调整，1927年改为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87)1920-1928年集美的水产教育主要由冯立民主持，其间他曾短暂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担任过校长。冯氏于教育有着自身的观察与看法，他在《新中国之新青年》一文中批评当时的青年学子“不求实学而徒托空言”，“重理想而轻实践，恋安闲而恶劬劳”，主张要“去空言，务实践”(88)。在水产教育实践中，冯氏兼顾课程与实习，1922年他亲自带领水产科三年级学生赴台湾实习捕鲸、手操网等渔业，“并兼水产调查”(89)。

到20世纪30年代，海洋渔业调查已经成为集美水产学专业学生实习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调查主要在福建沿海进行。1933年9月，在实习主任陈维风的率领下，高一组学生十余人前往闽北霞浦、福鼎沿海调查渔业，历时十天左右，(90)调查成果有《沙埕的网艚网渔业》《福鼎的冬钓船渔业》《台山渔业》《猎戆鲨渔业》。(91)1934年9月，黄文澧带领高二组学生十人赴东山、汕头、达濠、潮安等地调查，(92)其中重点是东山的渔业情况。东山本是福建南部的一个海岛，民国初年设县。据该校学生的调查，“全岛人口约十万，鱼盐为其出产之大宗，居民赖是以为生者，约十之六七”，“全岛每年产鱼额，价值约近百万元之谱”，但由于渔业衰落，“渔民的生活都是很辛苦”(93)。他们调查了东山的桁仔网渔业、围罾渔业、牵风网渔业、搬网渔业、掷缠仔渔业、空钩延绳钓渔业、鱼行、养蚝业等。(94)总的来看，调查偏重渔船渔具与渔业技术，对渔业经济关注不多。

除了水产学专业以外，民国时期生物学专业的师生也有介入海洋渔业调查之中的。费鸿年于1921-1923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动物学，1924年应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担任生物学系主任。受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影响，1925年底费鸿年离职，之后到武昌大学任教，但1926年8月又返回中山大学。(95)鉴于海产“于国家经济，关系至巨，而历来调查，未能详尽”，费鸿年计划1928年夏季对广东海域进行调查，并向学校申请拨款2000元，转请广东省政府补助4000元，同时“呈请政治分会暂借海军军轮一艘”。据相关计划书可知，其调查方法是“预先设立调查站，共一百处”，“每站至少须观察半日至一日”；调查内容包括水产生物学方面的海产鱼类等，海洋学方面的海洋自然环境，以及各地渔业渔民。(96)实际的调查似乎未按原计划展开，主要进行的是标本采集，没有设立调查站进行观测，也没有调查渔业社会经济。7月中，由费鸿年组织的海产及渔业调查队先乘船到海口，再由海口赴三亚，到三亚后分三路采集标本：一路由费鸿年带队，由三亚至陵水，到清澜，再到海南西岸各港；另一路由大四学生吴瑞庭带队，由三亚至莺歌海；第三路由何觉带队，由藤桥入五指山，再到博鳌一带。三路约定9月初在海口集合，再一起赴北海调查。整个调查活动历时约两个月。(97)

厦门大学是国内海洋生物学研究的一所重要学校，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动物学专家莱特(Sol Felty Light)在该校开创的文昌鱼研究享誉世界。1930年，来自不同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外专家在厦门大学举办暑期生物研究会，其间还成立了中华海产生物学会。(98)1931年，学校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99)为期三年的补助款，此项资助主要用于海产生物研究。动物学系(100)起初用于购买仪器设备，1932年移作福建渔业调查经费，并在集美学校教师黄文澧的介绍下，聘请该校毕业生曾广茂、林泉岐从事调查工作。曾、林二人经过充分的专业训练，拥有丰富的渔业调查经验，“闽省各县之渔区，有为其本乡，有曾到过者，或有同学与友人在者，对于交通路径、地方情形，以及人情风俗，早有相当认识”(101)。从中可见，这二人是福建人，较为熟悉地方社会，且在各地有一定的人脉，便利他们深入渔区获知情况。

1932年9月，曾广茂、林泉岐开始进行福建省海洋渔业调查(1933年秋曾广茂请假，由黄文华代替)，至1934年1月结束。总计调查十七个县，分别是同安、思明、海澄、晋江、惠安、兴化、金门、东山、闽侯、长乐、霞浦、福清、福鼎、平潭、连江、宁德、福安，“足迹所经，大小渔村凡二百余，行程千余里”。调查成果为十七份渔业报告，(102)共20多万字，除统计表格外还配有“渔场图，及渔具、渔法图数十幅”，内中产量、鱼价、渔获金等数字，“系就调查时与渔民或鱼行经理人谈话得来，照一定方式，推算估价而得”(103)。这些渔业调查报告一般分为“调查者”“调查日期”“渔区概况”“渔场概况”“渔业种类”五个部分，其中“渔业种类”为各报告的主要内容。“调查者”部分则呈现了调查人员如何得到帮助，获取信息的简要过程。调查人员通过政府官员、知识精英、师友、同学、同乡，乃至牧师，辗转接触渔民了解相关情况，或者直接利用原有的渔民人际网络。如惠安县的调查，“蒙集美水产学校邓腾裕先生之介绍，及崇武公学张校长之帮助，介绍该地渔夫数人”(104)。又如长乐县的调查，“蒙福州渔业管理局程一岳先生之介绍，至梅花村从事调查，又蒙梅花村公所王委员之帮助，介绍该地渔夫数人”(105)。再如福清县的调查，“在平海承美会牧师刘春嘉先生介绍至南日一会友家，该会友刘君原是渔夫”(106)。

海洋渔业调查是民国时期水产学专业培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师生们在课堂之外能够更为切实地注意到中国海洋渔业的状况以及遭遇的困境。且不论这些调查的详细程度如何，实地考察无疑是提升专业素养与能力的正确方法，不仅为专业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一定基础，或许还能让他们在水产科学知识的熏陶中进一步思考海洋渔业现代化的本土出路。生物学专业师生从事海洋渔业调查时，更加注重标本采集等，这与水产学专业师生有较大差异。不过，厦门大学聘请林泉岐等人所做的调查则是一个例外，其调查内容偏重社会经济层面。虽然调查本身仍有不少缺陷，如数据的可靠性不强、调查对象的随意等，但能以较短的时间与有限的人力将调查地域基本覆盖福建沿海，并最终用文本全部呈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属不易。

结语

海洋渔业调查是近代中国各类调查活动的一部分，也是解决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困境、推动海洋渔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建设进程中知识精英对海洋人群与海洋经济的关注。海洋渔业调查所形成的文献，留存了近代沿海地区丰富的自然环境、海洋生物、渔业人群、渔业技术、经济活动等信息，无疑是一类很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就调查活动与调查成果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洋渔业调查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第一，受制于经费、人才等，加之国内政局的动荡，海洋渔业调查普遍缺乏持续性。中央渔政工作中的调查多以行政命令推进，较难获得确切的信息，某些实地调查则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发生，没有全国性的长期计划。研究机构之中，浙江省水产试验场的海洋渔业调查一度呈现持续状态，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而中断，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四期全国沿海调查计划由于经费掣肘而不得不加以调整。

第二，科学化的海洋渔业调查成果与沿海渔业社会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差距。从事调查的专业人员大多受过现代水产学训练，但他们一般通过地方精英进入渔业社会，与渔民间有着较强的隔膜。在调查过程中，具体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的选取也有偶然性，并不一定能如实反映当地渔业社会经济的面貌。地方知识转化为科学文本的过程，伴随着诸多的再创造，“真实”往往不可见。例如在许多调查文本中，“渔民”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没有内部差异性，是被完全代表的群体，无法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此外，大部分海洋渔业调查成果未有效转化为政府渔政工作的基础。平心而论，渔业不是民国时期各级政府施政的重心，渔政工作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尤其是研究机构、学校师生进行的海洋渔业调查，大都不是政府直接指令下的结果，与渔政工作的关系并不密切。各类调查中所揭示出来的中国海洋渔业发展问题，政府不是没有注意到，但其推动海洋渔业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及所能够调动的资源均十分有限。在缺乏政府的有效整合与治理之下，民国时期中国海洋渔业未能完成转型，海洋渔业经济长期在衰退状态中艰难维系。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海洋出版社，2015年；邱仲麟：《从禁捕到渔甲：明代江浙地区出海捕鱼管制措施的变迁》，新竹《清华学报》新35卷第2期，2005年12月；杨培娜：《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渔轮的引进和发展，参见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1991年第1期；侯嘉星：《战前山东地区的渔业竞争与渔轮机动化发展(1921-1937)》，台北《政大史粹》第21期，2011年12月；白斌：《民国时期上海渔轮经济发展与影响分析(1932-1937)》，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国家航海》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

③相关研究参见刘利民：《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利民：《日本越界侵渔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应对(1924-1927)》，《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刘利民：《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④20世纪30年代有渔业专家提出构想，主张设立中央渔业调查所，配备专门技术人才直接调查海流、水温、盐分、海深、浮游生物、渔况等海洋自然环境；至于渔船渔具、渔捞方法、渔民及其团体、渔获物、税捐等社会经济层面的调查，需要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渔区，由中央渔业调查所分期分年与各省市政府合作调查。参见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5页。

⑤侯朝海：《中国水产事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42页；张震东、杨金森编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282—287页；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89—92页；臧乐菲、王申奥：《近代中国第一所水产试验机构——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历史探析》，《古今农业》2024年第4期。

⑥侯朝海：《中国水产事业简史》，第18页。

⑦《农林部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将军都统办事长官饬属调查该管境内水产情形限期报部文》，《政府公报》第148号，1912年9月25日。

⑧《农林部委任令第九号》，《政府公报》第220号，1912年12月7日。

⑨《农林部咨各省民政长都督都统办事长官参赞请将前送水产调查录饬属从速填报文》，《政府公报》第248号，1913年1月14日。

⑩《江苏省行政公署训令第一千九百八十二号》，《江苏省公报》第239期，1914年4月11日。

(11)《调查渔业部员赴浙》，《神州日报》1918年12月10日，第11版。

(12)《农部注重渔业》，《益世报》1920年3月16日，第3版。

(13)《调查沿海渔业之部令》，《中华实业丛报》第2期，1921年4月。

(14)《部令调查渔业》，《无锡日报》1917年2月19日，第3版。

(15)《海军署调查沿海渔业》，《时报》1921年4月9日，第9版。

(16)《令各县知事四二○号》，《江苏实业月志》第26期，1921年5月。

(17)例如从《农商公报》公布的部分“水产调查录”内容来看，各县上报的资料比较简略，很像是结合地方志内容、经验性知识以及某些初步调查所形成的文本，主要为了应付上级任务，对于深入认知当地渔业经济与渔民处境的意义不大。

(18)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6-27页。

(19)《令各省农矿建设厅仰饬属遵照部颁渔业调查表式查填呈核文》，《农矿公报》第11期，1929年4月。

(20)《实业部训令渔字第二一号》，《实业公报》第8期，1931年3月5日。

(21)侯朝海：《中国水产事业简史》，第19-20页。

(22)《实部励行渔业调查》，《水产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1935年1月。

(23)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第197-201页。

(24)《渔业贷款银团努力调查工作》，《申报》1936年11月24日，第12版。

(25)《实部准拨二十万元充渔业银团资金》，《时事新报》1936年11月29日，第9版。

(26)《明春鱼汛前成立渔业贷款银团》，《申报》1936年12月23日，第10版。

(27)凌富亚：《民国嵊泗列岛改隶之争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

(28)《嵊泗列岛视察团返沪》，《申报》1936年12月10日，第14版；《实业部渔业银团明年二月中成立》，《神州日报》1936年12月31日，第3版。

(29)渔业银团：《嵊山渔业调查报告》，《水产月刊》第4卷第1期，1937年1月。

(30)《渔业银团派员赴定海调查》，《中外经济情报》第53号，1937年1月22日；《渔业银团调查苏浙近海鱼业状况》，《民报》1937年2月17日，第7版。

(31)《渔业银团准备放款》，《大公报》1937年4月7日，第4版。

(32)《渔业银团调查苏省渔业》，《大公报》1937年4月28日，第7版。

(33)《渔业银团决下月一日成立》，《立报》1937年2月25日，第5版。

(34)《实业部派员饶用泌等调查浙渔业》，《水产月刊》第4卷第5期，1937年5月。

(35)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第225页。

(36)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01页。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正式成立于1920年4月(参见《海州渔业所成立》，《民意日报》1920年4月7日，第3版)，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的工作成效始终一般。

(37)《令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第四五二号》，《农商公报》第9卷第10册，1923年5月；《令海州渔业试验场场长王文泰第七二○号》，《农商公报》第10卷第3册，1923年10月。

(38)《咨江苏省长第二三六九号》，《农商公报》第10卷第6册，1924年1月；《令浙江实业厅第二一三九号》，《农商公报》第11卷第6册，1925年1月。

(39)何恢禹：《恢复渔业试验场以图渔业之发展》，《农矿公报》第4期，1928年9月。

(40)《呈行政院拟请设立矿业指导所中央模范水产试验场请备案文》，《农矿公报》第8期，1929年1月。

(41)《国府扶殖矿渔两业》，《矿冶》第2卷7-8期合刊，1929年5月；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02页。

(42)《令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农矿厅浙江福建广东建设厅仰筹设水产试验场或渔业指导所文》，《农矿公报》第27期，1930年8月。

(43)《拟请于十八年度设置省立嵊山渔业试验场及海洋调查所案》，《江苏省农矿厅农矿公报》第9期，1929年3月；《拟设嵊山渔业试验场及海洋调查所》，《江苏省政府公报》第86期，1929年3月18日。

(44)《省立渔业试验场正式成立》，《农矿通讯》第56期，1930年10月13日。

(45)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07、115页。

(46)(47)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22-123、117页。

(48)浙江省水产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水产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595页。

(49)《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成立经过》，《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2期，1935年3月。

(50)金之玉：《定海县渔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水产汇报》第1卷第2册，1935年8月。

(51)(59)林茂春、吴玉麒：《鄞县渔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水产汇报》第2卷第2册，1936年4月。

(52)《水产场研究改善浙渔船》，《东南日报》1936年1月13日，第5版。

(53)(60)林茂春、戴行悌：《温属五县渔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水产汇报》第2卷第8册，1936年12月。

(54)《调查渔业近况》，《东南日报》1936年8月7日，第5版。

(55)《水产场筹备海蜒火诱试验调查渔业完竣》，《东南日报》1937年6月25日，第6版。

(56)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山市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57)陈同白：《渔业统计的解释》，《农业革命》第1卷第9期，1932年8月。

(58)陈同白：《十年来之浙江水产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10卷第11期，1937年5月。

(61)金之玉：《定海县渔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水产试验场水产汇报》第1卷第2册，1935年8月。

(62)《水产试验场整顿设备》，《之江日报》1935年5月16日，第5版；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18页。

(63)《中央研究院调查渤海动植物》，《新闻报》1935年2月15日，第16版。

(64)1934年7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植物部主任裴鉴，动物部主任伍献文(主要从事鱼类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于1930年1月，曾在西南诸省及海南岛进行动植物的调查与采集，在山东沿岸进行海产动物的采集。参见侯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近代中国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代表》，《博物院》2022年第4期。

(65)《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计划调查沿海鱼产》，《中央日报》1935年2月9日，第8版。

(66)《中央研究院组织沿海渔业调查团》，《中央日报》1935年2月17日，第3版。

(67)《中央研究院渔业调查团明日由沪赴威海卫》，《中央日报》1935年5月20日，第7版。关于工作计划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即在威海卫设一总站，另设18个分站，相互间联络，“对沿海气候变测及渔产动态相互报告”。参见《鱼产调查团昨抵沪》，《时事新报》1935年5月20日，第9版。

(68)《中央研究院渔业调查团明日由沪赴威海卫》，《中央日报》1935年5月20日，第7版；《中央研究院调查沿海渔产》，《申报》1935年5月22日，第9版。这八人分别是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伍献文，助理员常麟定、唐世凤，气象研究所吕炯，以及练习生四人，渔夫就地雇用，另有九人的说法。

(69)《中央研究院鱼产调查团抵威》，《黄海潮报》1935年5月24日，第4版。

(70)《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成立大会会议录》，《水产月刊》第1卷第12期，1935年5月。

(71)《海洋渔业调查团事毕返京》，《气象杂志》第11卷第6期，1935年12月。

(72)《中研院调查沿海水产海部派舰协助》，《时事新报》1936年3月13日，第3版。

(73)《中央研究院续派员搜集水产》，《申报》1936年6月17日，第12版；《中央研究院搜集水产》，《水产月刊》第3卷第9期，1936年9月；《中央研究院派专员搜集长江水产》，《水产月刊》第3卷第12期，1936年12月。

(74)《省府饬属协助渔业调查队》，《东南日报》1937年3月6日，第6版。

(75)《中研院派员查竣三门湾渔业情形》，《东南日报》1937年3月16日，第6版。

(76)《直隶劝业道详筹办水产讲习所情形文并批》，《北洋官报》第2488册，1910年7月17日。

(77)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水产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78)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28页；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水产志》，第181-182页。

(79)张绍祖编著：《水产教育家张元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0页。

(80)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31页；《上海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

(81)冯立民：《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设施概况》，《江苏教育》第2卷第5期，1933年5月；《上海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渔业志》，第371页。

(82)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31页。

(83)《青岛水产调查》，《水产》第4期，1922年7月。

(84)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校史编写组编：《集美学校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85)刘惠生：《集美学校早期的留日学生》，厦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宣传委员会主编：《鹭江春秋——厦门文史资料选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5-376页。

(86)1918年12月，集美学校师范部定名为集美师范学校，并以中学、小学隶属之。

(87)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第136页。

(88)冯立民：《新中国之新青年》，《集美周刊》第131期，1926年3月29日。

(89)《集美学校水产科之发展》，《水产》第4期，1922年7月。

(90)《渔业调查》，《集美周刊》第14卷第1期，1933年10月16日。

(91)参见《集美周刊》第16卷第1期，1934年9月1日。

(92)黄文澧：《卷头语》，《集美周刊》第16卷第10-11期合刊，1934年11月12日。

(93)蚁昭佑：《东山县巡礼》，《集美周刊》第16卷第10-11期合刊，1934年11月12日。

(94)调查文本参见《集美周刊》第16卷第10-11期合刊，1934年11月12日。

(95)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陈德源编：《中国现代海洋科学人物志(第一集)》，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276—279页。

(96)《中山大学函请核发补助调查粤海水产费案》，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辑股编辑：《广东省政府年刊(十七年份)》，1929年印行，“调查”第1-14页。

(97)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第32页。

(98)袁东星、李炎编著：《启航问海：厦门大学早期的海洋学科(1921-1952)》，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16、47-55页。

(99)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于1924年，由美、中双方派员组成，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补助形式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

(100)1933年秋，动物学系和植物学系合并为生物学系。

(101)(103)陈子英：《福建省渔业调查报告》，《中国建设》第11卷第1期，1935年1月。

(102)这些调查报告先后发表于《中国建设》第10卷第3期(1934年9月)、第10卷第6期(1934年12月)、第11卷第1期(1935年1月)，并经陈子英主编，汇总为《福建省渔业调查报告》，由厦门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于1935年5月出版。

(104)《惠安县渔业》，《中国建设》第10卷第3期，1934年9月。

(105)《长乐县渔业》，《中国建设》第10卷第3期，1934年9月。

(106)《福清县渔业》，《中国建设》第10卷第6期，193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