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医学史的引入对民国时期西医或中医的发展有何意义？本文旨在探究当时的医者怎么看待西方医学史这门学科，他们如何在历史叙事中找到自身医学体系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并梳理民国时期西方医学史著作与出版概况。除介绍其大略的发展历程外，本文还借助一些西方医学史的内容与文本翻译，分析当时医者对西方医学史书写、出版与教学的看法。对民国西医群体而言，医学史乃展示一国进步、文明之象征，不论是花时间撰书或阅读，都是为了推动一个美好且光明的医学世界到来。对于当时反对中医发展的西医来说，西方医学史是一面镜子，他们既借其攻击中医不够科学与提示未来需要改进之处，也试图让民众接受西医。

关键词：西方医学史/ 中医科学化/ 医学教育/ 史学/

原文出处：《医疗社会史研究》(京)2025年第1期 第5-21页

作者简介：皮国立，“中央大学”历史所教授兼所长。

一、民国初期西医史教育之施行

西方医学史的撰写在19世纪前后有所发展，①不过当时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勃兴，多以研究过去医学无益于今后医学之发展，故医学史研究不为学界所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乃因国际氛围转向对立，各国开始重视历史、医学刊物增多等种种因素，医学史研究遂转而兴盛，②研究的重点大致落在三个主题：一为医学知识的历史，即广义之病理学及治疗法之历史；二为关于医家地位(对社会及国家而言)之历史；三为疾病之历史。③相对于医学史研究在20世纪初期之再兴，近代中国的西方医学史研究和教育开展得较为缓慢，当时日本的医学史教学与研究也不及欧美。④而回头来看看参与民国时西方医学史研究的社群，可追溯至1914年陈邦贤即已发起的“医史研究会”，但是以研究中国医学史为主。1937年，医史委员会(中华医学会之专门委员会)独立成立学会，名为中华医史学会；1941年，又有中华医史图书馆建立。⑤发展到1947年5月修正之《中华医史学会章程》，已明定该会为中华医学会专门学会之一，在举行大会时按例将主持医史组议程，会址即设于上海中华医学会内。⑥

若以教学而论，在1935年颁布的《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的“课目时数分配表·普通科及基础科学类”中，不见西医史的踪迹，当时仅有党义、国文、第一/二外国语、数学、生物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学等基础课程。⑦1941年3月14日，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务会议上，江苏省立医院院长汪元臣报告修正医学院教材大纲之情形，⑧在讨论事项中有《修正拟订六年制医学专科学校课目表》的审核案决议，其中第四条为“医师伦理、医学史列为必修科”，第六条为“医学史置于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每周一小时”。⑨这是最早将医学史列入西医院校必修课程的记载。而中医院校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普遍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程，只是教育部当时还没有统一中医院校的课程纲要；而这次开会的结果，则是明确订立西医院校的课程，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程。不过，当时具有试行的意味，所以也有“建议本部成立一新校，作为试验性质”。而在5月30日的报告中，提及该令在浙江、山东、陕西各医学专科学校可“试行”。⑩也就是说，在全国抗战爆发以前，于医学院内实施西方医学史教育，是不被政府重视的；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后，政府才重视这件事，但因整个中国陷入战争的阴霾，所以也只能“试行”，无法大规模地开展。

当时中医院校的医学史教育早已开展，而且地位非常重要。(11)反观全国抗战爆发前西医的医学史教育，有两个特点。其一，早期课程多采用讲座的形式，而非一般的常设课程，师资方面也较为缺乏，大多采用邀请演讲的方式。例如，1929年王吉民受聘于国立中法医学院，1934年李涛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陈邦贤则应江苏医政学院之聘，皆以讲授医学史和疾病史为主。其实，医史作为讲座课程存在是当时英美流行的做法。(12)正如日人石川光昭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医学史小书内指出：“欧美各国近来对医学发达史的研究兴味非常浓厚，许多著作在不断的出版，许多大学设立了医学史的讲座。”(13)其二，当时讲述的不一定是西方医学史，很多应西医院校邀请的讲者，讲的却是中国医学史。(14)

民国时期医学史与西方新式学科相较，正如梁启超所言，史学实为中国所固有，相对较容易修习与从事。故罗志田指出，清末民初相当多的学术门类，一开始都有和史学挂钩的情形。(15)若然，西医史的情况如何？本文将分析民初西方医学史的研究概况。(16)而这样的工作汇集于一文当中，显然不可能对每一本著作都进行深刻的内容分析，但可梳理个别较为特殊现象，并综合提出当时撰写趋势之观察，方为本文之鹄的。

二、西方医学史的引介与研究

根据笔者搜罗，民国时期的西方医学史专著，举其大要者，计有：丁福保的《西洋医学史》(1914)，“上编为内科学史，下编为外科学史”，(17)为最早的医学史专著；其后则有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1926)，(18)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1933)，西格里斯(Henry E.Sigerist)著、顾谦吉翻译《人与医学》(1936)，黄素封编著《南洋热带医药史话》(1936)，李涛编著《医学史纲》(1940)，施德芬(Gladys Stephenson)、刘干卿编译《医护界开道伟人略传》(1941)，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1944)，施德芬编著《护病历史大纲》(1947)，等等。分析这些著作，其内容大多直接引用、抄录西文的西方医学史著作，较少基于自己的基础研究而书写，故究其本质，多为作者编辑整理之功夫。以今日视角观之，多数著作或许更像教科书，而非学术专著。例如施德芬编著的《护病历史大纲》(The History of Nursing)，作者即言参考各国护病史专著，至于中国的护病史资料，则参考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等著作。(19)又如1939年石川光昭的《医学史话》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实该书内容大多不是创见，甚至作者也说并不是要完成一种“完善而精密的史学书”，只先求基础事实之理解，内容主要也是采用各国——包括德国苏德霍夫(Karl Sudhoff)、奥地利纽伯格(Max Neuburger)、英国辛格(Charles Singer)——流行之著作。(20)这些专著在撰述或翻译方式上，有时文白夹杂，翻译名词未完全统一；而在用途方面，大抵为讲义、演讲材料之汇编，而非原创研究。例如1931年，东南医学院新创医学史讲座，由陶炽孙担任讲席，他的《西洋医学史》原只是上课讲义，或称“课堂备忘录”，但已是学生上课极好的参考资料。陶的书引用了谢筠寿、俞凤宾、伍连德和王吉民等人的著作，书末还表达了谢意，(21)从这些信息中也可知道当时主要关切医史或医学人文的一批人士。

比较特别的著作如黄素封编著的《南洋热带医药史话》，书名由胡适题字，主要通过梳理南洋的医疗史，关注南洋华侨的教育和生活，并介绍南洋文化。“此册固足为我国医学界之参考，但由此可见欧人开拓殖民地之勇敢，而医生亦肯尽其天职。”(22)黄自嘲“这种书是没有销路的”，可证实这类书的销路并不广，前述多从讲义而来，可思之过半。黄感谢这样的书能在“出版界落伍的中国”和读者见面，完全是出于王云五、黄绍绪等人的好意，也自述引用了王吉民和伍连德等人的著作。(23)而李涛编著的《医学史纲》则是著名的中西医史事并陈的教科书。李涛言1937年中华医史学会成立于上海，为了满足各校教授医学史之需求，遂编辑此书。这本书无论是在章节上还是参考书目的编排上，都较符合学术专著的体例，故对其评价甚高；而全书经过杨济时、鲁德馨、王吉民等人审阅，更见其较为严谨。(24)

民初很多医学史的“讲义”，大多是上课教材、讲座之文，未及正式出版，发行量少，也比较零散。例如汪企张的《世界医学史稿》只是在《医药评论》上连载，终未成书。很多在期刊上连载的医史文章没有继续发展为专著，以至于成为专著的情况不多。值得注意的还有李赋京撰写的《西洋解剖学源流论》、《解剖生理学史》(1936)，以及姚伯麟的《明清两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之史的考察》(1936)、《化学疗法之史的展望》(1944)，刘兆麟则有《外科史》等文章，(25)可见学界当时对于西医较为擅长的外科或疗法保持一定的关注和兴趣。从多数单篇文章研究，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仅就前人研究略为补充。早在1909年，汪惕予的《外科之历史》《麻醉法之历史》已开其先端。曾仲鸣则有《微生物学略史》(1922)，还有李赋京的《病理学的进化史》(1929)等。30年代后更多，例如鲍鉴清的《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1931)和杨东儒的《中西解剖学先后比较谈》(1931)等文，同样从中西医的现状出发，进行历史发展上的比较。还有涉及西医眼科、牙科、X光与航空医学史的论文，不一而足。在疾病史研究方面，则多用西医的疾病定义，来检视中国医学文献中过往所涉及的病史，例如李涛《中国人常患的几种营养不足病简考》(1936)、宋大仁《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史》(1948)、伯力士《主要传染病流行于中国的历史》(1931)等文章。虽然是以中医典籍为主要对象，但其论述方式则都带有西方医学的特点，显见单篇研究文章较专著更容易撰写，也比较能进行小范围主题式的考察。(26)

其他相关著作，笔者通过资料库和上海图书馆馆藏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于理解当时西方医学史的撰写，相信有正面的帮助。笔者阅读了程瀚章所编的《医学史话》(1948)，该书被定为小学卫生科的补充读物，希望能唤起儿童的阅读兴趣。编者是当时著名西医程瀚章，他将中国医学史的发展情况一并列入。不过，该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讲近代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宣扬西方医学之意图相当明显。(27)书内提及中国医学的系统为古代四大医学系统之一，但编者话锋一转，指出埃及系统的科学、解剖、药物成了西方医学的正统，已是世界共同的趋势。(28)

该书对中国医学的评断，更为笔者所注意。书中提出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幻想神秘的医学，第二阶段为附会经验的医学，第三阶段为科学实验的医学，中国医学的经验确实有价值，但又掺杂了夸大与附会，若不经科学验证，就不能算是一种真确的事实。(29)该书说古人常以“岐黄之术”来指代中医，“可是只知保守，不知进取，实在是有负着古人的初意”，意即守日、保守，不知革新，并非古人创制医学的初衷。(30)作者认为，假如有人能用科学的手段重新编辑本草书，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国产药物，那么就可以依着前人的“经验”得到未来的“发明”。(31)关于历代医者，西医程瀚章最为推崇的就是张仲景。他认为《伤寒论》虽然离真正的科学还有一定距离，但当时这样的论述完全从经验得来，而非玄虚附会，是很难能可贵的，甚至书内“有许多的话，即科学家也不能否认”。所以站在西医的立场，他宣称未来大家要学张氏的毅力和苦心，“不要专门保守着过去的学说”，换句话说，张仲景的发明还是很有开创性的。(32)这样的认知和余云岫等人倒有几分相似，他们并非反对中医的一切知识，而是反对迷信和不科学的部分，并非盲目地反中医。(33)

另外几部较少为人提及的医学史著作，主要分为传记和机构两种类型。例如丁福保的《历代名医列传》(1909)，是最早将进化史观写入医学史的著作。全书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而后者作为附录，仅介绍哈维、琴那、嘉约翰和科霍。他认为过去医者事迹都不被重视，若要求医学进步，至少需要用史学来介绍其进步和发现，明其得失以作为展望未来之可能。(34)丁全书以纪传体的形式来书写，例如称王清任为“医学改良家巨擘”，更以“黄帝之功臣，长沙之畏友”来评价其历史地位。(35)当然，丁福保也认为这种改革精神虽良善，但看到王清任攻讦古说，观其史事，读者也未必就要诋毁古人之事业和发现，仍要对古代中医史抱有尊重。(36)

许明斋辑录了《世界历代名医传略》。他是一位“博览群书、兼参西法”的中医，颇有冶中西医者传略于一炉的会通理想。他论述中西医者的人数较丁福保之书更为扩大，可惜只出了前半部，宋代以后中医和西方医者的传记均未书写。作者认为，中西医相较，各有所长，不能以西医之长来讥讽中医之短，所以他书写历史，很大的部分在帮古代医者立传，希望彰显中医事迹。另外，他不排斥西医的历史，同样做平均分量之书写，总体而言还是希望中国的医学可以进步。(37)可以说从中医史书写来看，作者并不排斥西医史，而是兼容并包，成就一种新的医史论述。许尚文编的《当代医家传略》则相当特别，打破“活人不入史，生人不立传”的原则，他采用纪传体形式编纂，因见于《全国医药界名录》之出版，旨在尊重中医人才，鼓励中医发展，也沟通医界友谊，促进彼此认识，以增进中国医界之地位，采用历史论述的方式来介绍生者。(38)

另一些著作，涉及的层面也相当广泛。例如，介绍医学院校历史的《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略史》，只不过该书仅能算是流水账式的叙事，多采编年体，记述何年何月发生什么事，有点类似今日大事记的写法，并非完整的历史论述。(39)其他所见，还有鲍鉴清的《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作者认为，解剖学乃西方专精，所以在谈解剖学输入时，非常强调书写医学名词和解剖生理学名词的定义。他认为，“国无一定之术语，即知无独立之精神”，若都仰赖外国名词，则数十年、百年后“仅为某国医学之附庸，而医学界亦不过为该国医学之殖民地而已”。(40)所以该书着重梳理当时医学家审定名词之努力，尽量不用外国语是其原则。

中外医学史的比较是当时书写的重点，前面几本著作也不能回避这样的比较，王云五指出：“撰医学史难，撰中外贯通之医学史更难；而能以数万言撰一贯通中外之医学史，使专家资以比较，不嫌其浅，恒人取而研究，不嫌其深者，则尤最难能可贵者也。”(41)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李廷安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上课之讲义，修改成《中外医学史概论》出版。该书通过中西比较，认为中西医学在古代都有迷信色彩；而文艺复兴后，虽有新旧学派之争，但西方医学学校教育较为完善，而且“外国近代医学为进步的，革命的，而中国仍为保守的”，所以西方医学已迎头赶上中国医学。但李氏也通过医史阐明，西医到中国后又分派系，各自歧视，才导致新医学拓展困难，他认为应该尽速使“西医中文(国)化”，才不会各自分派，抵消进步的力量。(42)颇可延伸论题至作为一种对现实状况(西医在中国)之理解，故研究在中国的西医历史，同为当时研究主题之一，例如王吉民的《中国新医事物纪始》(1945)和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1942)等著作，皆属此类。(43)那么，纯粹的西方医学史研究与教学，在当时有哪些被讨论的意义与价值呢？

三、民国西方医学史书写之内涵

论述民初西方医学史书写之内涵，有几个面相是可以归纳出来的。第一，当然不脱很实际的医学人文教育。李涛在1947年介绍苏联的医史课程时指出：“医史讲座在医学院之重要，除了增进学生基本教育以外，更需指示医生所需的文学、普通史、哲学史等最低限度的知识”；“医史教育不只是医史教授的责任，所有各科教授皆应注意其本科的专门史，随时指导”。(44)可见医学史乃基于一种塑造医师人文素养的学科而存在，而且还要具备专科史内容之呈现。陶炽孙指出：“回顾这科目，要是把吾辈所信奉的西洋医学的历史陈列之外，对于青年学子加一个这学问的本质及价值的暗示，除了卫生学直接在讨论医术之能性外，医学史即供给些我们自己的地位的侧面观察。”所以陶氏在书中提醒医学生“快知道你的自己！”(45)施德芬则指出，任何事业都难免有创造者的精神与苦心在其中，但“仍不免有历史之提示，并借以鼓励前进，启发智识”，“连贯既往与现今之事实，而鼓励其将来者”，可使每位医疗工作者自觉其事业之重要，是医史教学内容之核心价值。(46)若由这一点来分析，这样的写史趋势和民国初期新史学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在傅斯年等人所建立的史学专业化蓝图中，专业历史研究本来就不是为现实服务的，甚至为了科学与客观，也不能含有道德意识在其中，但当时西医史的写作与教学，显然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存在。(47)

第二，当时的医学史课程讲授之意义重于研究。当时有文章介绍美国各医学校中教授医史之概况与方法，以演讲为主，但也有提到研究式的授课，报告指出：“调查所得正式教授医史之四十六校，大致皆取讲演方式，授课时间自八小时至三十小时不等。其中二十八校(占百分之六十一)列医史为必修科，十八校(占百分之三十九)则以之为选修科。”美国医史的研究方式教法，其目的与演讲不同，“为教授者除向学生演讲外，尚须与之共同合作，教以研究方法。讲论多由学生开口，教授则从旁发问，同作讨论。或偕其从事研究一尚未解决之问题，学生与教员分任研究工作，而学习教员之研究方法”。(48)此研究讨论之方式，在欧美研究生教育中已开展，但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这样的方法还比较新颖，当时中国大学之教育仍以讲授为主，这可能也是西方医学史研究无法开展的原因。医史文章、专书也以介绍、述其源流与过程为主，谈不上专精研究。陶炽孙也感到研究的困难，当时也不认为医师必须去“研究”医史，所以他认为自己虽担任医学史授课教师，但无法开设研究室以指导研究家，只是“如果说不能指导研究的教授是死的，那么我情愿成死人。可是吾辈要把已死的医学史成为活的，那便是吾辈的思索，给吾辈以史的考察来看现社会，这是吾辈唯一之路”。(49)他希望医学史上的思想变迁，可以给医者一个“思索上的暗示”，如此培养医科大学的“大学生”，而不是强调医学只是“医术职业学校”的等级。所以若放在当时的思想脉络来看，研究本来就不是第一要紧之事。

第三，笔者认为虽然当时没有完全做到，而且和史学界的交流还相当浅薄，但已开始重视医学史与史学方法之间的结合。例如在编写方式上，丁福保已介绍不少西方医学史著作。他指出，医学史著作不能偏于主观的叙述，或有超过历史事实范围之倾向，显见其重视史学方法之一面。他说：“吾人医史之研究，须离主观的叙述，本诸始终正确之史料，否则往往失历史上之事实，而陷于冥想之议论也。”(50)而传统中国叙述医史，以纪传体形式为主。其实民初的西医史也有不少采用这种书写方式，1941年出版的《医护界开道伟人略传》就是一例。(51)但当时医学史著作已具有多元性，例如1936年被翻译成中文，西格里斯的《人与医学》一书，读者群除了锁定医学生，内容也有西方医学各学科发展史与疾病史的记述，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知识。该书原是西格里斯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担任医学讲座时的演讲稿，作者希望让初学医学的青年能了解他们的研究和将来所要从事职业的性质。(52)当时书评作者叶宏魁指出胡适所点出的一项重点：“他处处使我们明白每一种新科学理或新技术的历史化背景。”此外，该书还有一个时人公认的优点，它认为医学不是只有枯燥的理论和终日愁眉苦脸的病人，“医学”不是只有医学本身，还有国家和社会。(53)这已经比传统的医学史书写只着重医者和技术面相更为进步，因为医学事务有时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它必然受到诸多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言把卫生学做一种社会文化的历史考察，除了科学，也将涉及一个时代之物质文化、社会之道德和法律，(54)其实都超越了传统东西方纪传体形式写史的范畴，关切的面相更加广泛。正如李廷安所言：“外国医学日趋于预防方面及社会化，我国则仍系注重于治疗而为个人职业化。”他认为医史关切社会性议题，与传统的纪传体以医者事业为主的书写方式大不相同，它是有所进步的。(55)

第四，当时西方医学史着重通俗、普及而非以纯粹专精研究的方式灌输医学史知识，使医学史成为一种科普知识。1937年，一位书评人指出，想把医学通俗化，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令人满意的不多，但却非常重要。他举《人与医学》和《细菌与人》，认为两书颇具代表性。其中，《人与医学》的译者顾谦吉的翻译功力为该书的书评者所称许。《人与医学》以历史为背景，从人说到病人，从病人说到病因，最后归根于医疗预防和医师，故医学生可以将之当作医学史和医家伦理学来研读，大学生也可将其作为医学常识课本来读。他说：“西格里斯是把医学进化史的故事穿插在专门的材料里面，无怪乎本书通俗易读。”至于另一本《细菌与人》，也是把艰深的医学知识通俗化。(5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医学史的书写与呈现方式并不单一，具有多元且活泼的一面。此外，从普及与大众化的视角来说，当时的著作还是希望能有教化一般民众的功能。历史本来就有鉴往知来与促进理解现状的意义存在，丁福保在《西洋医学史》的绪言中提到，医史学本为医学中的一科，有独立之资格，种类甚多，有医学之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主题。但不论如何，关于医学史的意义，丁氏有言：“吾人若除去一切之历史上之知识，则吾人自少而壮而老，其一生之中，无论其如何努力，而所得之知识，仍极微少。何则？盖吾人现有之知识，决非尽得诸自身之经验，其大部分得诸过去几千年之古人。故吾人今日所有之科学的知识，皆赖先辈之失败与努力，益趋于完全之域(时或反有过误)，绵延至今。遂为吾人之所有也，医学与他种科学同，故医学之医史的知识，实为必需之学问。”(57)此说法即取历史使人聪明、理解世事的功用而延伸出去，(58)没有历史常识的人容易见识昏聩，阅读医学史则能使人增长这方面的见识。作为出版人的王云五，在看过《中外医学史概论》书稿后也不禁赞叹：“适余以事赴蓉，把晤之余，承示斯稿，受而读之，虽百忙不忍释手，迄午夜而毕读。以余对医学之无根底，竟借此而对中外医学之进展获一鸟瞰之印象。”(59)以上都可见医学史作为一种灌输科学常识的媒介而存在，不单作为医学院教材来思考。

第五，彰显历史进化观，特别是与中医发展史对照，展现了中西医学在文明和进步意义上的重大分歧；如此显著的对照，目的是协助西医事业在中国的推展。进化史观背后所蕴含的医学进步，是传统西方医学史的重点，不论是专门还是通俗书写，都保持这方面的关注。日人石川光昭指出：“无论那一种科学，若不知其发达进化的历史，殊不易确切理解其真相。现代医学之精密的知识和进步的技术，均发源于远古的医学。因此探求医学的进化史迹这件事，不论是钻研学理的研究者，或是从事于治疗疾病的医师，对他们都极有用处，足以使他们感到甚大的兴味。”(60)而当时人不以此解释为满足，学习西医者，更认为学习西方医学史是一种理解进化、科学轨迹的好办法，能使医学发展摆脱迷信与愚昧，特别是对于当时卷入中西医论争的中国而言。

20世纪30年代，在同德医校担任医学史教授的谢筠寿指出一个深切的、对现实状况的反思。(61)他认为医学常与自然科学、宗教、文艺等有密切之关系，故其消长与一国之政治、经济命运相关联。读医史者，要知晓医学发展之消长，且能洞察当时之背景。他认为中医“蒙昧无知”，到了民初依旧如此，应该借西方医学史来阐述医学进化之轨迹；而读医史后方能领悟，尽速急起直追西方医学之发展。而且谢氏对于中国医学史颇有了解，他说：“自逊清中叶，西法东渐，国人之有卓见者，知故纸堆中，难有发见，远适异邦，以求实学。至逊清末叶，疠疫流行，西法之治，速于中医，学者多而信者亦日以多。至民国肇兴，医校林立，新医之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旧医学有一蹶不振之概。”(62)所以医学史正好可让“泥而不化之旧医”醒悟，可由“混沌而趋于光明，由哲学而至于科学，此进化之递嬗”。(63)汪企张也提出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医药之道，恒随人类之进化而进化。”他分析了世界医学的四大源头，其中埃及医学在中世纪之后开始科学化，乃日新月异，反观中国医学仍故步自封，无法脱离附会的经验时期，如此“将一蹶不振矣”。(64)而且，现今世界海禁大开，各种事物乃在求其统一大同，渐趋于一轨，但是中国医学与世界格格不入，“依然因袭其故态，而不知有世界之大者也，此今日世界医学史，不可不亟作也”。(65)可见汪认为可通过研读、理解西方医学史来使人们醒悟，去积极追求中国医学的进步。经历政府取缔中医之不利事件后，(66)长于撰写医史的李涛也认为新医人数太少，或许推广西方医学史教育将对西医事业之发展有所帮助。(67)1931年前后，汪企张还编著《泰西医史论略初稿》，但没有写完。他以医学发展“始倚神权，纵竞哲理，而终归于科学。苟按图以索骥，不难今古了然”。(68)汪编辑此文稿时也采取类似纪传体的形式，将重要的西方医者列出。当中对时代之迷信、无知、臆测之医理多有批评之语，如谓公元前6世纪阿而克蒙(Alcmaeon of Croton)论孕妇之生理状态有如“空中楼阁”，不切实际。(69)又言希波克拉底之功绩，乃在推论重视实际，可惜后继无人，其子擅造议论，堕入玄虚荒诞，欺骗后世；但“今日医学之昌明，诚不能忘恩于圣者也”。(70)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医学史之显著功用。不过，该文论述偏文言，累赘的形容词过多，叙述的方式多为彰显科学进步之可贵，用文字彰显医学历史和人物的贡献，是论述上的一大特点。西医庞京当时在同德医校大力推广西医史，同样是因为感到西医的推广在中国遇到许多枝节阻拦，“非实际指示不为功”，要从历史中确实指出西医对国家、社会的真实益处，与政治、经济之命运相关联，亦即要用医学史帮助西医发展。(71)

承续上言，既然要由对比中西医来凸显落后与进步之差异，则比较医学史的书写方法在当时蔚然成风。李廷安认为，中西医发展史颇有类似之处，例如，“古代人民重迷信，病则敬神以祷之，驱鬼以正之，故中外古代为医巫兼行之迷信医学。中古时代，西洋有宗教之黑暗时代，中国当时之医学，亦先后受佛教与道教思想之影响，长生不老之术，符咒乞神驱鬼之技，又与医混合，迄文艺复兴，新旧医学争斗之时，亦即中国金元四大派争论最烈之时也，是中外医学进展之程序约略相同”。(72)不过，中国医学教育的起源比较早，主要是学徒制，与西方医学10世纪开始就有学校教育相比，还是落后的。而从整个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西医学在上古与中古时代进步缓慢，但西医在文艺复兴后，科学医学基础日渐确定，故有惊人之进步。不过，他认为西医在中国之发展也并非全然顺利，因为西医有英美、德日派系之分，互争长短不融洽，以致减少新医学在国内发展之力量。(73)李廷安认为：医学有关全国人民之幸福，必须由国家办理，以有系统之组织，然后可用最小经济获最大效果，绝不能漫无秩序以从事；而预防重于治疗，亦为今后必然之趋势，防患于未然，不仅可减少人民死亡，亦可增进人类健康。所以，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医学史的观点来推测我国未来医学之动向”，医学也有其历史使命。(74)可以说西方医学史并非独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存在，在现实意义的强烈需求下，与中国医学史放在一起对照，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史书写者的目的，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作为对照，可以展现更丰富意义的是李涛编著的《医学史纲》，其中也谈到要注重中西医的比较，但他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医史不应在世界医史内占如此大之地位，惟以国家民族立场言，中国人应详知其祖先之医学，当此中国医学专史尚乏善本之时，读者倘能由此略窥门径，亦不无裨益也。”所以即使审查(校阅)人杨济时认为应该降低中医史的比例，李涛仍保留了原来中医史的篇幅，显示当时虽重视中西医对比，但西医界对于撰写医学史该不该纳入一定比例的中医史，仍存有些许疑虑与思量。(75)

第六，乃当时对于中国医学史在西方文化中的定位问题，促使写史者去追问，中国传统医学在西方文化中可能的位置。例如在当时撰述医史的人物中，西医王吉民不可忽略，他和伍连德合著之《中国医史》显然就在追问中医学史在西方应有之定位，以及论述西医在中国发展之历程。(76)他对民国时期医学史的研究与资料汇整、搜集功绩卓著，特别是后者，他早在1928年就开始于《中华医学杂志》(第14卷第2期)介绍西文翻译之中国医书，而且持续关注，至1936年发表《西译中医典籍重考》。(77)可见当时非常注意传统中医典籍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王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显示当时中国的西医非常关心在西方医学史撰述内中医的可能位置与评价。(78)这与当时论述西方医学历史的时候，在很多方面是要和中医学进行对比的特点一致，皆显示了医学史论述的时代意义与中国(地域)特色。

结语

总体而言，中国的西方医学史教学与研究，其开展都较中国医学史更为缓慢。这种情况背后所映照的，是民国时期西医的医学史教科书比中医史的要少；西方医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由于传统史家的精力不见进入专史研究，故这方面多由医者来承担，少有专治西方医学史的学者，注意翻译或撰著相关专门著作。整体而言，在著作性质上，可以说引介与教学多于研究，这可能也与西方医学史原始资料难以取得有关，故只能撰写介绍性的文章。传统史家的力量不见进入专史研究，治医学史者多为医者出身，导致医史论述较重视医学理论、技术发展和疾病史，而有关社会文化的话题虽有所提及，也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数量仍较少。

在写史意义上，民初的西方医学史研究具有六大面相，包括教学重于研究、与史学意义之结合、医学人文和大众科普的目的、论述医学进化的目标，以及在各方面进行中西医比较史的论述等。笔者认为，谈及中国医学的缺失，李廷安乃至当时人的著作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意图证实西医较为符合世界科学进化之趋势。在民国初期中西医论争中，部分西医希望借由医学史来证实传统中医学落后与无知，所以即使谈到中医历史，也颇具有抑中扬西的意味，可以说中国的西方医学史的撰写与诠释，必然与中国医学界的未来发展联结。

当时学者在西医院校讲医学史，不仅是讲西医史，尚关注中国医学史的发展与定位，但书写或讲述的出发点与传统中医不同，是为此时西方医学史教学与研究之一大特色。相对于当时的中医，他们希望借由中医学史来证实自己的价值，阐述古典医学以探索未来中医可能之发展方向。这两种撰史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绝对地割裂中医史和西医史，仿佛两者毫不相关，如此只会忽略很多知识互动的实情，许多国人在撰写或介绍西医史时，并没有排拒中医在整体中国医学发展中的角色，只是观点、侧重有所不同。而当时学者尝试中西医史之对比研究取径虽不算成功，颇有主观之嫌，但也可从其努力的“野心”上看出来，西方医学史不完全是“西医”的历史，还包括当时学者想要探索的在中国所发生的西医史，以及当时中西医学之间的互动与纠缠，乃至中国医学在整体西方医学史书写中的意义等。这些面相都显示新学科(西医)在中国传统知识领域中既想突破创新，又希望能与传统对话，彰显自身优势的现实意义。

文中有当时人贬低中医的言论，为了展示历史原貌做了引述，请读者留意。——原刊《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者注

注释：

①[美]约翰·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5页。

②郭成圩主编《医学史教程》，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第15页。

③丁福保：《西洋医学史绪言》，《中西医学报》第4卷第1期，1913年，第1～2页。

④[日]石川光昭：《医学史话》，沐绍良译，商务印书馆，1939，第1～2页。

⑤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第263～264页。

⑥《中华医史学会章程》，《医史杂志》第1卷第2期，1947年，第35页。关于该社群之医史研究成绩，需另文探讨。

⑦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1935，第3页。

⑧陈邦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务会议纪录》，《医育》第5卷第1期，1941年，第9～10页。

⑨陈邦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务会议纪录》，《医育》第5卷第1期，1941年，第11页。

⑩陈邦贤：《六年制医学专科学校科目表史料之检讨》，《医育》第5卷第3期，1941年，第8页。

(11)皮国立：《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与医史教育》，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40～66页。

(12)Henry Eosigerist[E.Sigerist]：《美国各医学校中教授医史之概况》，梅晋良译，《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12期，1939年，第1085～1087页。

(13)[日]石川光昭：《医学史话》，原序，第1页。

(14)张大庆：《医学史教育在中国：历史、问题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4期。

(15)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述论》上册，桃园：昌明文化，2018，第45～57页。

(16)中国医学史的部分已有另文探讨，此处不再重复论述。

(17)丁福保：《西洋医学史绪言》，《中西医学报》第4卷第1期，1913年，第1页。

(18)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第111～112页。

(19)施德芬编著《护病历史大纲》，刘干卿译，上海广协书局，1947，引言，第1～2页。

(20)[日]石川光昭：《医学史话》，第2、221页。

(21)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东南医学院，1933，第74页。

(22)黄素封编著《南洋热带医药史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卫聚贤序，第2页。

(23)黄素封编著《南洋热带医药史话》，自序，第3页。

(24)李涛编著《医学史纲》，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序，第1页。

(25)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第112页。

(26)赵石麟：《医学专科史研究60年》，《医学史志探论》，九州出版社，2001，第39～40页。

(27)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第2页。

(28)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第8页。

(29)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第11页。

(30)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第16页。

(31)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第21页。

(32)程瀚章编《医学史话》上册，第24页。

(33)皮国立：《民国时期的医学革命与医史研究——余巖(1879～1954)“现代医学史”的概念及其实践》，《中医药杂志》第24期第3卷，2013年。

(34)丁福保：《历代名医列传》，文明书局，1909，自序，第1～4页。

(35)其事迹可参见王道还《论〈医林改错〉的解剖学——兼论解剖学在中西医学传统中的地位》，《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皮国立《晚清身体诊疗室：唐宗海与中西医的对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23，特别是第二章。

(36)丁福保：《历代名医列传》，第79～84页。

(37)许明斋辑著《世界历代名医传略》，绍兴医药学报社，1927，序，第1～2页。

(38)许尚文编《当代医家传略》，崇济医室，1945，自序，第2页。

(39)北京大学医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略史》，北京大学医学院，1942，第1～2页。

(40)鲍鉴清：《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第47～55页。

(41)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上海书店，1991，王云五“序”，第1页。

(42)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第47～50页。

(43)赵石麟：《医学专科史研究60年》，《医学史志探论》，第39～40页。

(44)李涛：《苏联的医史课程》，《医文摘要》第1卷第4期，1947年，第52页。

(45)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第73页。

(46)施德芬编著《护病历史大纲》，第1页。

(47)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67～122页；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第209～233页。事实上，同一时期关注医学史教育，在1959年将医史文字出版的杜聪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余读医学史时，感觉医学之发达，均由传统连绵而生，又由于有伟大医学者，以其发明与发见，促进一时代之划期的进展，而且其高洁之人格，常能感化门生后学之治学精神不鲜。”可见医学技术之创新与医者之人格，乃20世纪初期以降医史的重要书写内涵。杜聪明：《中西医学史略》，高雄：高雄医学院，1959，序言，第1页。

(48)Henry Eosigerist[E.Sigerist]：《美国各医学校中教授医史之概况》，梅晋良译，《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12期，1939年，第1080～1081页。

(49)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第73～74页。

(50)丁福保：《西洋医学史绪言》，《中西医学报》第4卷第1期，1913年，第2页。

(51)施德芬、刘千卿编译《医护界开道伟人略传》，上海广协书局，1941，第1页。

(52)陈学才：《人与医学》，《今日青年》第4期，1940年，第22～28页。

(53)叶宏魁：《介绍新书〈人与医学〉给我们医学的朋友》，《光华医刊》第1卷第2期，1937年，第132～134页。

(54)晖峻义：《卫生学的史的展开》，陶炽孙译，《社会医报》第149期，1931年，第2270～2272页。

(55)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第48页。

(56)《〈人与医学〉和〈细菌与人〉》，《民间》第3卷第19期，1937年，第14页。

(57)丁福保：《西洋医学史绪言》，《中西医学报》第4卷第1期，1913年，第2～3页。

(58)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5页。

(59)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王云五“序”，第1页。

(60)[日]石川光昭：《医学史话》，原序，第1页。

(61)《同德年刊》，1930年年刊，第65页照片。

(62)谢筠寿：《世界医学史绪言》，《医药评论》第19期，1929年，第42页。

(63)谢筠寿：《世界医学史绪言》，《医药评论》第19期，1929年，第43页。

(64)汪企张编述《世界医学史稿》，《医药评论》第12期，1929年，第12页。

(65)汪企张编述《世界医学史稿》，《医药评论》第12期，1929年，第11页。

(66)文庠编著《移植与超越——民国中医医政》，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第78～83页。Sean Hsiang-lin Lei,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pp.97-119.时人言论可参考皮国立主编《中医不科学？1920～1930年代的社会舆论》，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2。

(67)李涛等：《关于我国医学教育意见之汇录》，《医学周刊集》第5卷，1932年，第1页。

(68)汪企张编著《泰西医史论略初稿》，《社会医报旧刊汇编》第1期，1931年，第6页。

(69)汪企张编著《泰西医史论略初稿(续)》，《社会医报旧刊汇编》第2期，1931年，第21页。

(70)汪企张编著《泰西医史论略初稿(二续)》，《社会医报旧刊汇编》第3期，1931年，第38页。

(71)谢筠寿：《世界医学史绪言》，《医药评论》第19期，1929年，第43页。

(72)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第47页。

(73)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第48～49页。

(74)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第50页。

(75)李涛编著《医学史纲》，序，第1～2页。

(76)Wong K.Chimin,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Tientsin:Tientsin Press,1932.上篇为中医史，下篇的内容则几乎都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77)王吉民：《西译中医典籍重考》，《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2期，1936年，第1229～1234页。

(78)王吉民、傅维康合编《中国医学外文著述书目(1656～1962)》，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1963，第1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