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构化新闻建制被打破、职业化新闻规范被冲击、中心化新闻影响被削弱及专属化传播渠道被挑战，彰显了大众新闻业的系统性危机。以开放性、交往性、伴随性、主观性、无序性、可供性为显著特征的个体化新闻实践成为媒介化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聚焦于大众新闻传播的传统新闻学在阐释个体化新闻现象时存在三大困境：其一，对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理论忽视，导致公共性预设与个体非理性传播现实的割裂；其二，对新闻生产个体维度的研究缺失，难以解释自媒体时代“人人皆媒”的新闻传播生态；其三，对非职业化新闻的排斥，使其知识体系滞后于媒介化社会的多元新闻实践。基于中国现代性、人民性、治理现代化、媒介化、公共性等理论视角，建立涵盖个体赋权、技术中介与社会连接的个体新闻学知识体系迫在眉睫。
关键词：个体化新闻 个体新闻学 传统新闻学 自主知识体系
传统新闻学的知识建构总体上对应的是大众新闻业的传播实践。在大众新闻传播模式下，传统新闻学可被认为是一种“大众新闻学”。建基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实践的传统新闻学知识体系，对大众新闻传播模式有足够的阐释力，但对以平台化、移动化、视频化、数智化为特征的个体化新闻传播缺乏足够关切，严重滞后于已经成为媒介化时代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个体化新闻实践。因此，建立面向个体化新闻实践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迫在眉睫。
一、大众新闻传播模式的危机与传统新闻学的困境
“凡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必然是和现代性纠缠在一起。”新闻业是现代性的产物。新闻学是现代性语境下知识生产体制化的结果。大众新闻业以及将大众新闻业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其知识生产对应的均为人类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议题——公共性。正如塔尔德所言：“新闻业的工作就是要使公共头脑越来越全国化，甚至是国际化。”新闻有着中介性，且具有突出的公众沟通功能。正因如此，大众新闻传播模式成为公共性实现的首选。传播主体的机构化、内容生产的职业化、传播方式的中心化、传播渠道的专属化，使得大众传媒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社交媒体日益兴起、平台媒体持续扩张、社会进入深度媒介化之后，“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使得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被打破，也使其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日渐弱化，此前形成的稳态、可持续的结构化再生产模式遭遇重创”，具有机构化、职业化、中心化、专属化等特点的大众新闻传播模式陷入了危机。
（一）机构化的新闻建制被打破
在大众新闻传播模式下，机构是从事新闻生产传播实践的主体。新闻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建制化新闻实践的可能性。机构化的新闻建制长期主导着新闻场域的话语权，机构传播也构成了最基本的新闻传播形态。机构对新闻的垄断，与传媒制度本身有很大关系。大众传媒的运行本就需要各种资源的协同，机构化实为势所必然。只有实现了新闻生产传播的机构化，新闻产品的规模供应才有可能实现。媒介的机构化建制，也对应着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匮乏的现实。在媒介资源稀缺的新闻传播环境中，个人无法成为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只能通过服务于新闻机构而参与其中。在媒介极大丰富的当下，机构化的新闻建制被打破。全球新闻业的结构性变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机构化新闻建制主导性的衰减。平台媒体在全球范围强势崛起。尽管其运营依然需要强大的资本机构来支撑，但从新闻生产与传播来说，它将权力交付给了平台用户。平台机构并不需要专门就新闻进行建制化运营，仅需要为用户提供媒介使用的权限而已。信息类型的多样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分散于平台的个体深度参与到新闻实践中。机构新闻与个体新闻的并行已经成为当下新闻供给的常态。
（二）职业化的新闻规范被冲击
新闻是信息的一种类型，它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信息中被抽取并独立出来，缘于机构化新闻建制之下职业化的新闻规范的建立。职业化的新闻规范来自机构的秩序性，亦来自技术的规定性，还来自职业的共同体想象。机构的秩序性要求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标准化，以服从于机构的利益诉求。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技术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较大的隔膜与鸿沟，技术专供要求必须建立基于技术运用的新闻规范。此外，职业化的新闻规范也来自职业共同体的自我身份建构。新闻规范使新闻成为一种“手艺”，从而区隔于其他职业。不断迭代的自媒体持续冲击着职业化的新闻规范。技术民主化使得传媒业祛魅，非规范、无秩序的新闻大量出现。这一类的新闻很难用职业化的新闻规范去界定。其价值选择不一定诉诸公共价值，其内在要素也不一定符合经典的“5W”要求，其文本更不会去遵循新闻界约定俗成的文本体制，等等。打破了职业规范边界的新闻业呈现出“开放待定状态”，甚至难以命名。
（三）中心化的新闻影响被削弱
大众传媒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和舆论影响，关键在于大众新闻传播模式下传媒的中心化权力。这种中心化的新闻影响力，与传受双方在信息拥有、技术能力、资源掌控等方面的不对等有关。受众必须要忍受无差异的传播和单向的话语秩序。网络社会的崛起打破了这种中心化的传播秩序。分布式、节点化的技术逻辑，多主体、开放式的传播形态，加剧了网络化、扁平式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尤其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节点化、多元化的传播生态型构了去中心化的新闻生产传播模式。新闻传播实践变成了一种社会连接实践。依托这种基于信息交互、话语交流、文本交换的社会连接行动，个体接入了无远弗届的网络空间。因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而兴起的平台社会形成之后，去中心化的新闻传播实践因技术的加持而拥有了提升其影响力的更大可能性。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这种去中心化的新闻传播趋势日益加剧，聚集了大量个体用户的流媒体平台超越了传统的主流媒体影响力。
（四）专属化的传播渠道被挑战
在大众传媒一家独大的大众新闻传播模式下，新闻传播的渠道是专属于传媒机构的。传媒机构拥有的专属渠道不仅将其他机构排斥在传播空间之外，也拒绝了作为个体的传播主体加入其中。在拉斯韦尔总结的“5W”传播模式中，其中一个“W”就是渠道（In Which Channel），且渠道居于极为关键的中介节点位置。传播的竞争就是渠道的竞争。某些传媒机构之所以拥有绝对影响力，就是因为建立了排他性的渠道。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下，专属化的渠道垄断遭遇挑战。即使是大众媒体的新闻产品，也被纳入网络平台的渠道中传播。甚至，渠道对于新闻受众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新闻流动于媒介交互的日常生活空间，通过什么渠道获得新闻无需特别关注。大众新闻传播模式下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的渠道，在媒介持续赋能于普通大众之后，日益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新闻业的结构变了，从大众传媒一家独大的传统结构发展为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多形态并举的结构。新闻的边界模糊了，大量个体化、私己性的资讯以新闻的形式传播。但以公共性为旨归的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对此缺乏根本性的调整，因此阐释力下降、学科贡献度衰减。从知识学角度来看，其困境主要如下。
其一，对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缺乏足够关注。公共性是一个理想构型。它假定人在本质上是公共性的，需要参与公共生活，需要公共性的供给。同时，公共性还是一种理性假设。在公共性的视角下，公众都是理性参与者，基于理性可以通达公共性。传统新闻学假定新闻实践都是公共活动，新闻实践中的人是有着公共需求的。新闻的公共性功能须倚仗公众的理性，只有理性的公众接受，方有公共性可言。但公共性的理想构型忽略了现代性或者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或趋势——个体化。迪蒙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是个体主义的。”在埃利亚斯看来，个体是现代社会的质料。启蒙、理性、革命、共同体、公共领域等概念支配下的新闻学，对现代社会的公共性有足够的关切，但对个体化却总体忽略。所以，张扬公共性的新闻学在当下对新闻的个体化需求无法给予更好的回应。其对新闻效果的理论预设，指向的是一个理性的共同体，却忽略了新闻接受的另外一面——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而乌合之众的形成，除了群体的非理性，其根源还在于非理性个体的关系交互。新闻作为一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化再现，如何表达非理性的现实世界？当前的新闻学显然力不从心。
其二，对新闻的个体化缺乏深入研究。“一切新闻，皆足道也。”佩蒂格里在其著作《新闻的发明》中的这句话，对破解传统新闻学困境颇具启发意义。仅仅关注新闻的公共性，使传统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天然地存在短板——对新闻之“公”阐释充分，对新闻之“私”视若无睹。在批量生产新闻的印刷媒介出现之前，口语新闻、手抄新闻中就充斥着大量个体化的新闻，其生产来自个体、传播来自个体、反馈也来自个体。传统新闻学并非完全不关注个体与新闻的关系，但其研究视野中的个体来自新闻效果的对象化，即新闻如何影响公共场域中的“个体”。事实上，即使是在大众传媒主导新闻业的时代，个体依然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20世纪40年代，在令拉扎斯菲尔德声名鹊起的伊里县调查中，拉扎斯菲尔德就发现，主导选民的竞选信息并非由大众传媒供给，而是来自选民个体之间的信息交互。互联网媒体出现之后，特别是在数字化、智能化媒体不断涌现的当下，媒介的个体化已成为日常可感的现实，新闻的个体化趋势必然加剧。而当前的新闻学对这一现象的阐释力却很有限。
其三，对非职业化新闻缺乏学科应对。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呼应的是媒介史的变迁。无媒介，则无新闻。但作为学科建制的新闻学，主要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结构中的媒介，即专业化、体制化的大众传媒。既有的新闻学研究的只是专业化新闻。其原因很简单：规模化的生产、制式化的流程、理想化的受众，把复杂、立体的事件通过一种特定范式予以“复制”，使其成为一个简略化、平面化的“作品”，这样的专业化新闻逻辑被认为是科学的、理性的、可操作的。因此，传统新闻学研究“主要是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选择、处理的标准、新闻报道的规则要求、新闻采集和写作的技巧、报刊的功能和责任、报刊从业者必须具有的公共服务精神，以及道德和知识素质等等而展开”。这就注定了新闻学的先天不足——非职业化新闻未被纳入学科视野。而当代新闻业的现实情境却是，大量非职业新闻人与非职业化新闻涌现，不仅解构了新闻学构筑起来的“新闻”话语，还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文化景观。如何应对这样的新闻实践，新闻学还没有做好准备。
二、个体化新闻的崛起：媒介化时代新闻生产的实践转向
新闻个体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与媒介赋能于越来越多的个体密不可分。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下一样拥有如此发达的媒介形态和如此充裕的媒介供给。“这使得当今世界不只是一个媒介化的时代，还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之前有着专业门槛的传媒业成为向全社会开放的“零门槛”行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介化时代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媒体人。工业化催生的大众新闻业，在媒介化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其体制化的新闻生产，其中心化的新闻话语体系建构，其模糊化的新闻接收—反馈机制，都在媒介化时代受到了来自媒介（新闻）个体化的挑战。个体化新闻作为媒介化时代日益扩张的新闻种类，也呈现了不同于大众新闻业的显著特征。
（一）个体化新闻的开放性
相对于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业的专业化设限，媒介化时代日益繁荣的个体化新闻呈现出多维开放的态势。个体化新闻的实践主体可涵盖所有的个体，这意味着媒介化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并非来自行政许可或行业认定，而是来自个体的参与意愿。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为新闻实践提供了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制作发布、效果生成、介入现实等更多的可能性。信息的获得是新闻业的基础。在传统的新闻采制活动中，线报、线人、信息员、通讯员等称谓的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职业新闻主体需要充分地获得可能成为新闻的各类信息。在传统新闻业的竞争中，“独家爆料”“独家新闻”等成为新闻机构彰显自身价值的话语，其背后表达的就是对信息源的独占性。新闻实践主体向社会开放之后，这样的独占性不复存在，出现在受众视野里的是信息的叠加、整合、混杂、流动。新闻内容生产以往是被作为一种专业技能来看待的。新闻内容也因此被赋予了各类形式化的指认，如消息、通讯、专题报道、系列报道等。总之，新闻内容被形式纳入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体制之中。多元主体的内容生产打破了这种生产体制。内容生产失去了既定形式的规定性，只服从于生产主体个人选择并适配于其使用的媒介平台，呈现出芜杂的内容形态。体制化的新闻业，其制作发布是一个极其标准的制式化流程，如“三审三校”的审核机制。制作过程也体现了工业化生产的特点：多人协作、多点配合、环环相扣。在专业化新闻的制作发布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性是消解的、隐匿的。在个体化新闻的制作发布中，生产者的主体性体现于全程，这赋予了个体化新闻直显、鲜活的文本意蕴。带着明显的公共性诉求的专业化新闻，其效果评价往往依赖于专业评价（如新闻评奖、行业认同等）。个体化新闻的效果生成，带有极强的偶然性和私己性，能否形成流量和效果，不可预测。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对于社会现实的介入方式主要是基于事件、事实的话语性介入，以新闻生产传播的“事权”去获得舆论支持并介入社会现实。个体化新闻生产并非来自科层化赋权，其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虽然也是一种话语实践，但更多的是一种关系实践。基于社交媒体的好友、群聊、朋友圈、粉丝等关系编织，使其获得了介入现实的合法性自证。
（二）个体化新闻的交往性
新闻天然地具有交往性。口头传播时代的新闻，就是用于交往的。传递信息、交换信息，是原初的新闻功能。文字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手抄件（包括早期印刷件）是信息（新闻）交互的主要媒介，它虽然不具备口语传播的在场性和及时性，但其在时空延滞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时空限制。伴随着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兴起，专业化的新闻成为新闻常态，新闻的交往性大大降低，其依然保留了前新闻时代的交往功能，比如与受众的沟通。互联网激活了新闻的交往性。当下的新闻要素，已经必然地包含着传受双方的交往了。只不过，囿于单向传播、精英生产等惯习，专业化新闻的交往性依然较弱。所谓流量、爆款，也依然是前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反馈模式的延伸。个体化新闻将交往性作为首要的新闻功能。首先，媒介属性决定了个体化新闻的交往性特质。个体化新闻得益于社交媒体的赋能。其内容、形式都服从于平台的社交算法。所以，个体化新闻尤其注重交往功能。这也是个体化新闻生产传播的核心价值诉求。其次，信息来源的圈子化特征影响着个体化新闻的交往性。专业化的新闻生产诉诸公共领域，其初始信息多来自机构供给，强调的是权威、专业、公共价值。即使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信息，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强调的也是对公共生活的倡导。个体化新闻则不一样，其信息完全来自日常交往。对信息的处理也来自生活经验，是一种对话式的新闻。最后，个体化新闻关联着社群身份的归属。不管是专业化的新闻生产，还是个体化的新闻生产，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专业化新闻面向的“社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个体化新闻诉诸的则是具体的社群。这个社群，既可能是实体的现实社群，也可能是网络社群。其传播期待的是社群的深度认同。
（三）个体化新闻的伴随性
现代新闻业诞生之后，“媒体”就日益远离普通民众，变成了一种想象物，以至于出现了“媒介近用权”这样的权利概念。媒介近用权之所以作为一项公民权利被提出来，皆因大众传媒往往被资本或权力系统控制，普通民众失去了借助媒介发声的可能性。这也说明，科层化的媒介供给其实远远满足不了公民需求。在媒介化时代，媒介近用权的问题迎刃而解。媒介是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伴随者。基于伴随性的媒介而型构的个体化新闻，拥有强烈的伴随性特征。其一，时空的伴随。个体化新闻的生产制作没有具体的时空限制，只要有基本的基础设施硬件支持，就可以制作新闻、发布新闻。同时，个体化新闻的接收、反馈也没有仪式感。日常生活的时空就是新闻的时空。其二，内容的伴随。个体化新闻没有制式和标准，其内容来自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家长里短、街谈巷议，都是个体化新闻的来源。无论对于传播者还是接受者来说，个体化新闻都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关。他们就生活在新闻里，新闻也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其三，功能的伴随。服务功能一直是大众新闻业极力倡导的，但除了间接的信息服务外，其他的服务功能一直是大众新闻业的一个短板。个体化新闻很好地解决了新闻的服务功能问题。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个体化的新闻不仅提供信息，还提供切实可行的日常生活技能甚至是解决方案。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如家居生活、子女教育、出行出游、求职就业、健康养生等，都能在个体化新闻的供给中找到。而这种下沉日常生活的功能性，其实就来自无数个体化新闻的“众筹式生产”模式。
（四）个体化新闻的主观性
长期以来，客观性一直被视为刚性的新闻伦理。尽管学术层面对新闻机构能否实现其标举的客观性有诸多的质疑，但在新闻实践中，客观性被新闻从业者奉为行业规范，成为新闻生产的基本法则。客观性既是认识意义上的事实判断标准，也是实践意义上的文本生成规则。以公共性实现为旨归的大众新闻业，强调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知，并通过事件与信息的理性化处理，求取公共领域的共识。所以，在其新闻规范中必须屏蔽主观、情感、非理性等因素。就客观性来说，个体化新闻没有这样的束缚。尽管事实依然是新闻的基本质料，但如何处理事实却更多地来自个体化新闻生产的主观倾向。个体化新闻呈现的事实，在很多时候是主观化的事实，甚至可能是偏离事实基本要件的。一方面，其主观性来自极具个体特征的立场设定。不过这一个体的立场，可能是出于对公共的考量，因为个体化新闻也会关注公共议题，也会尽可能地贴近公共立场。但个体化立场也有可能出于私利诉求，比如对流量的追求。这种对私利的诉求，就有可能导致事实被异化处理。另一方面，其主观性和个体的情感相关联。个体化新闻繁荣于社交媒体平台。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情感触发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这种情感触发，是主动参与或无意识介入共同作用的。要形成传播能量，获取私域流量，就需要参与者主体性的融入。个体化新闻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基于平台的主体性呈现，其实是一种情感劳动。这也意味着，对于个体化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情感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感的介入很容易形成情绪化传播，从而使事实性因素被悬置起来。
（五）个体化新闻的无序性
专业化新闻强调与公众的沟通，强调公共目标的达成，生产与传播都呈现出明显的秩序感。这与专业媒体的体制化属性有关，也与议程设置的需求有关。体制化属性要求将专业化新闻纳入一个规定性的框架。这个框架并不是即时生成的，而是有着历史沿革、价值共识和既定路径的。议程设置的功能性亦要求专业化新闻必须遵循预设目标，对具体的新闻生产来说，预设目标可能是短暂的，但它沿袭的却是基于媒体定位、公共目标的一整套法则。个体化新闻则总体呈现为去中心化的无序构成。生产与传播主体的芜杂是个体化新闻无序性的首因。多主体的参与使得“新闻”这个现代性语境中具有特定知识学意涵的概念边界失守。失去了边界，依靠专业化标准建立起来的新闻生产必然走向无序。媒介形态的变化是个体化新闻无序性的重要推手。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构成依靠的是中心化的权力（如资本、行政体制等）推动。中心化的媒介体系催生的新闻，其话语秩序自然是中心化的。在媒介供给充分的媒介化时代，尽管个体媒介来自资本建构的平台赋能，但去中心化的媒介技术依然提供了个体化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充分的自我实现可能。媒介化时代个体化新闻的异军突起，可被视为技术赋能之下新闻生产的“脱嵌”现象。个体化新闻从中心化、秩序化的话语场域中脱离出来，以去中心化、无序性的姿态建构了一种新的话语机制。
（六）个体化新闻的可供性
个体化新闻迥异于追求公共性的专业化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范式。这一范式的出现，其决定性因素是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可供性理论为我们理解媒介化时代的个体化新闻提供了开阔的理论视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日益贴近个体需求的媒介技术为个体化新闻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设施的最大可能。当代媒介技术的底层逻辑是个体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私人账号成为媒介技术赋能于个体的“密钥”。只有通过私人账号这个“密钥”，个体才能打开界面，进入无边无际的媒介应用空间之中。同时，当代媒介技术是节点化的。节点化的技术设置让使用者进入媒介世界的方式是散点分布的，而不是集束出现的。个体化新闻也因此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可供性赋能，与技术一起无孔不入地涌入日常生活世界。从生态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媒介技术强大的可供性使得人与技术融为一体。技术不仅是工具性的，还是建构性的。媒介技术不仅建构了人与媒介环境联结的多种可能，还提供了媒介环境向人生成的多维路径。凭借持续增加的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个体化新闻实现了动态的关联。个体化新闻生产在节点的关联中成为一种独异性的网络行动。而这正好呼应了可供性理论所关切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与呈现。
三、个体新闻学：新闻理论创新的多维视域
个体介入新闻实践，新闻实践赋能于个体，个体化新闻已成为新闻生产传播领域令人瞩目的现象。媒介技术日益具有普惠性，持续赋能于公民个体。媒介构成加速迭代，传播与社会的连接持续深化，新闻边界日益模糊。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学科交叉的多维视域下审视个体化新闻，并建构个体新闻学的理论阐释体系，是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必然。
（一）中国现代性与个体化新闻
现代化作为人类告别古典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普遍化过程，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现代性作为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质的规定性的抽象，其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这就意味着，基于西方现代化历程而产生的现代性理论，其实是有着特定的时空限制的。因此，现代性的问题域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性。无论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现代化的结果来看待，还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工业文明驱动下的新型社会结构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都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赋义。其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现代性与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叠加。百余年来，发端于近代中国的中国现代性，既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借鉴了西方现代性中的优秀因子，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丰富发展了现代性的内涵。
中国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一般内涵，也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特殊内涵。中国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出现的，同时是在时空压缩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家和民族命运，使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始终与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历史规定性。由此，个体化新闻作为中国现代性情境下的文化现象，也应当纳入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规定性中进行探讨。
沃勒斯坦把现代性分为“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技术现代性”侧重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即现代性之于技术专家的解放。“解放现代性”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即现代性对普通大众的解放。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在西方语境下始终充满悖论。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下，“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的冲突获得了充分调适。在媒介化时代，我们不难发现，“技术现代性”呈现为一种普惠的技术供给，从而赋能于所有的公民个体。“数字中国”“宽带中国”等战略的实施，就是消除数字鸿沟的公共福利。技术供给与大众解放是一体的。在技术的普惠供给中，个体化新闻才成为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动。
基于中国现代性的视域，当代中国的个体化新闻可被视为国家主体性与国民主体性相融合的新兴新闻实践。从国家主体性来说，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文明的国家，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其个体化是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化时代个体化新闻的兴起，表面上看起来是媒介技术的赋能，深层次却是国家主体性的赋能。在现代治理框架下，技术的普惠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国家主体性使然。个体化新闻作为媒介化时代的个体知识生产，同样来自国家主体性的内在驱动。从国民主体性来说，近代以来伴随现代性而演进的中国人的个体化过程，其实是一个持续国民化的过程。国民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觉意识，社会成员个体才最终成为“自主性社会行动者”。个体化新闻就来自国民主体性加持的自主性社会行动。
（二）人民性与个体化新闻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话语，其阐释力不应局限于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党报、党刊、党台、党网、党端等）所从事的新闻舆论工作，还应扩展至媒介化时代的所有新闻实践。因此，要将个体化新闻纳入人民性视角下予以审视。
在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阐释中，往往把“群众办报”局限在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范畴之内，即依靠群众做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既有新闻实践专业化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技术与信息供给的短缺。互联网介入新闻实践之后，人民群众以“网民”这一新的称谓进入新闻舆论场。但长期以来，新闻学研究仅仅是把网民群体对象化，将其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客体来看待。这样的认知显然不适配媒介化时代的个体化新闻实践。在内容供给上，个体化新闻生产已呈海量态势。在传播效果上，个体化新闻在具体事件、议题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走出自我设限的理论框架，把个体化新闻实践纳入群众办报（媒体）的研究，是新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如何走好群众路线，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个体化新闻来自群众，表达的是群众的观点，体现的是群众的思考，应当成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渠道。在个体化新闻生产传播已经成为普遍的群众实践的互联网时代，新闻学研究如何将这一新的群众性实践纳入人民性的理论视角，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议题。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不能将党的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简单地视为党主办的媒体发动群众的工作安排，而是要充分重视个体化新闻这一群众性实践中蕴含的人民主体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基于人民群众的参与、协商与监督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之一。在既有的新闻学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了党管媒体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取向、理论逻辑、实践理路上的同质性，也有学者基于基层乡村社区媒介的实证探讨了话语协商之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效能，但对作为一种内容供给与话语实践的个体化新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却鲜有涉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来自国家的制度安排，也来自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个体化新闻实践勾连了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话语参与、行动协商、实施监督的可能。个体化新闻的微观实践，如何融入民主政治的宏观愿景，理当纳入新闻学研究的学理关切。
（三）治理现代化与个体化新闻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基础与治理支撑。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在媒介化社会中，社会治理不仅要介入线下的社会现实，还需要应对线上的社会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顶层设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党管媒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2013年以来由上而下相继推行的媒体融合战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其中即蕴含着治理现代化的内容。近年来，主流媒体新闻实践在政治生态建设领域、社会氛围建设领域、国家形象建设领域、公民素养建设领域发挥出日益突出的治理功能。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个体化新闻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性关注仍然不够。
媒介技术在公民生活世界中的强势扩张，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液态社会”的特征加速形成。失去了稳定的结构规制和关系连接，必然催生流动、失序的日常生活政治景观。如何面对流动的日常生活政治，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破解的难题。个体化新闻作为一种泛化的新闻形态，容纳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非专业化、非科层化、非制式化的个体化新闻，对应的正是流动、失序的日常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宏观政治愿景与微观政治实践。个体化新闻就是一种微观政治实践。“液态社会”改变了公民日常政治生活，因此新闻学研究既要关注宏大的政治叙事，也要介入日常生活微观政治实践。个体化新闻是公民个体的日常生活表达，其中包含着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及愿景。个体新闻学研究要做的就是准确地感知其动力、洞悉其愿景。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个体化新闻的三个方面需要给予充分的理论阐释：其一，生产主体的多元构成，如何为治理的多主体协同奠定公民参与的坚实基础；其二，传播媒介的加速迭代，如何为治理的多维度互动提供充分的技术条件；其三，内容文本的复杂生成，如何为治理的多层级协商创造开阔的交流空间。
（四）媒介化与个体化新闻
媒介化是令人关注的当代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媒介化并非突然涌现，而是“社会世界中持续且累积的传播的融汇（enfolding），才导致了今天的媒介环境、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关系”。机械化、电气化、数字化都带来过不同时代的媒介化，但数字化创造的媒介环境对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影响最大。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的媒介，被视为“中间物”，是一种客体化的媒介。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媒介，则具有了相应的自主性，深度介入人类本体及其社会生活的主体性的媒介系统得以形成。基于媒介主体性，个体化新闻的媒介逻辑、算法逻辑、交往逻辑需要新闻学研究深入关注。
传统新闻学对内容研究极为看重。新闻学的整个知识架构就是围绕“内容”这个核心概念来建构的。新闻史是关于内容生产的历史，新闻理论是关于内容生产的理论，新闻实务是关于内容生产的技能。“内容为王”也因此成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话语，并嵌入社会权力乃至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就个体化新闻来说，其聚合而产生的海量内容供给无疑值得关注。但就其具体的内容来说，很有可能是极其平常的信息或观点而已。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何以形成网络热点，甚至造成了网络舆论？相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媒介发布，效果何以迥异？官方媒体的新闻经由一些自媒体处理后，为何流量和关注度会大幅提升？此类现象就和内容背后的媒介逻辑相关。在媒介化社会中，日益丰富的媒介形态本身就携带着“形式的意识形态”，其深层机制需要开掘。
和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传播机制不一样的是，个体化新闻受制于所依托的媒介平台。平台的发布尤其是推送机制，决定着个体化新闻的“可见性”。把关机制是传统新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学界长期将其作为新闻舆论的重点来研究。在媒介化时代，把关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主体、机器主体、人—机主体同时并存，算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算法作用下，新闻如何形成并不那么重要，新闻如何“涌现”反而最为关键。如果缺乏算法过滤机制的协同，则新闻既不“可读”也不“可见”。承载个体化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平台，如同代码交织的迷宫，而算法就是使个体化新闻走出迷宫并向公众打开的那把钥匙。在算法逻辑下，人的主体性弱化。以新闻生产传播中人的主体存在为依托的传统新闻学，尤其需要在技术—社会交互的视域下来审视个体化新闻背后的算法逻辑。
人类交往需要媒介。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进行交往实践的过程。信息是交往实践的基础。新闻是基于信息的人类交往实践的结果。传统新闻学关注到了新闻的交往属性，但基本上是从交往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的。个体化新闻交往属性的彰显，并非基于信息的想象性交往，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价值的追求。因为，媒介化的交往已经成为当下的交往常态。个体化新闻如何联结日常生活，新闻如何从个体性表达变成群体性实践，其交往逻辑需要新闻学研究予以揭示。
（五）公共性与个体化新闻
个体化新闻不以公共性作为首要价值目标，但同样存在着公共性显现的可能。个体化新闻的公共性因子能否涌现，与个体化新闻的可见性密切相关。就新闻的可见性来说，分散的个体性是总体的公共性建构的基础，私域与公域并非泾渭分明，其边界绝非一成不变。在个体化新闻实践中，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递变并在公共空间呈现出来，亦为屡见不鲜的传播现象。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个体化新闻的公共性可能：其一，交往的公共性。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了不同形式的人类交往方式，型构了不同的交往图景。“交往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既体现了人类生存的现实适应性，又展现出人类生存的不断超越性。”信息交互是交往的基本构成。在媒介化时代，个体化新闻实践并不是隐匿的表演，而是向互联网空间敞开的展演。这种带着交往功能的展演，天然地有着公共性禀赋。其二，媒介的公共性。媒介化时代造就了人类的媒介化生存。之所以可将人类的当代生存称为“媒介化生存”，就在于平台化的媒介已是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基础设施。平台的技术规范、审核机制、推流算法等，都有着公共性的考量。这种公共性的考量必然会对个体化新闻实践形成规训。其三，传播的公共性。传播是社群（社区）形成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在实体化的现实社群（社区）中，还是在虚拟化的网络社群（社区）中，传播都是一个关键变量。个体化新闻实践看起来是“自传播” “私传播”，但依然受到了参与主体所在社群（社区）的制约。新闻实践的质料——信息来自特定社群（社区），新闻实践的主体——传受者来自特定社群（社区），新闻实践的空间——平台来自特定社群（社区）， 这就决定了个体化新闻传播的公共性内蕴。
围绕“新闻”而发生的采集、生产、传播、反馈活动，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日常性的公共生活。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活动，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共同在场”的想象。就此而言，无论是大众传媒以公共性为明确的价值诉求的新闻实践，还是自媒体表现为强烈个体化的新闻实践，公共性都内蕴于其间。对个体化新闻来说，其公共性实现可能来自具体议题的海量用户参与，并进入公共场域之中，或被大众传媒关注，或引起公共管理层面关切，公共性直接呈现。在更多的时候，其公共性则是隐匿的、潜在的、偶发的。隐匿的、潜在的、偶发的个体化新闻如何进入公共生活，其动力、机制、规律是什么，尤其需要学理性的开掘并予以呈现。
四、结 语
传统新闻学面临着技术迭代之下不断涌现的个体化新闻实践对学科元理论的持续挑战。当新闻生产从机构垄断走向社会参与，当新闻接受从公共理性转向情感认同，基于大众新闻传播模式而建构起来的新闻学知识体系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个体新闻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指引，立足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与新任务，深入探究传播格局深度调整语境下的个体化新闻实践，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增强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提供学理支撑。在实践层面，个体新闻学应探入媒介资源从稀缺时代到过剩时代新闻生产传播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在认知层面，个体新闻学应突破公共性话语对新闻本质的垄断性解释，将个体叙事、情感体验、具身实践等长期被贬抑的个体性内容纳入学术视野。这样的转型并非对传统新闻学的否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视域下重新审视新闻传播实践中“大众—个体”的辩证关系存在，构建更具理论张力的阐释框架。个体新闻学的理论建构，并非宣告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底的新闻学的终结，而在于为理解新闻与人、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探索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新闻学的建构既是应对新闻学学科危机的一种选择，也是传统新闻学重拾理论活力的契机。
陈守湖，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学、媒介社会学。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