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增强技术正逐渐以新兴形态普遍介入人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本真性问题的挑战，人类对其担忧主要集中在增强技术可能会削弱或破坏人的情感本真、叙事本真、道德本真等。这种担忧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人工手段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即人类增强技术作为一种人工手段不仅会破坏作为自我发现之本真和作为自我创造之本真，还会破坏作为人类真实活动之本真。但人工手段对本真性的介入和干预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源于一个对本真性的新理解，即本真性应当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过程中。生物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稳定本真与超人类主义者所宣扬的超越本真可以在动态稳定的本真性中得到调和。人类增强技术对真实自我的合理干预在于接纳本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这种干预应当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就在于不能破坏动态本真的内在稳定。
关键词：人类增强技术；本真性；人工性；真实自我；道德增强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关于“authenticity”词条的解释，authenticity（本真）及其形容词authentic（本真的、真实的）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指本源的、自我的；另一层指符合原意的、可靠的表述。然而，当这两层含义在涉及人类特征时，其区分就变得十分复杂。前者所强调的“自我的本源”究竟是什么？后者所侧重的“表达自己”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新的诠释。当人类面对现代性危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孤独、虚无和异化时，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提出通过重新思考“本真”来寻求被现代性所压抑的“真实自我”。此时，本真性被赋予了伦理意义，即本真就意味着“本来的和真实的自我”。
当前，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介入人的真实自我，并引发一系列关于本真性的讨论。概言之，人类增强技术旨在通过传统或新兴的技术手段改进或增强人类能力，主要包括人的身体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社交能力、思维能力、道德能力等。人类增强技术引发的伦理质疑涉及诸多方面，比如人的自主性争议、同一性争议等。而本真性争议除了讨论“我能否自己作决定”（由自主性讨论引发的问题）和“我还是不是原来的我”（同一性聚焦自我融贯的问题）之外，还进一步关注“真正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子”。进言之，通过人类增强技术改变自我的结果到底是“让我变得不像我”还是“让我变得更像我”？对此，人类增强技术的经典流派，如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展开了激烈讨论。以生物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是对本真性的侵犯和压制，会导致“我不再是我”，如利昂·R.卡斯（Leon R.Kass）、卡尔·艾略特（Carl Elliott）等人持有这种观点（cf.Kass,pp.9-28;Elliott,2011,pp.364-374）；以超人类主义者为代表的支持者则认为，人类增强技术能够真正唤起人类的真实自我，“只有这样，我才更像我”，如彼得·D.克莱默（Peter D.Kramer）、大卫·德格拉齐亚（David DeGrazia）等人属于这一阵营。（cf.Kramer,pp.x-xix;DeGrazia,2000,pp.34-40;2005,p.112）实际上，这种对立隐含着不同流派对本真性的差异化理解。生物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本真是一种稳定的、无变化的一致性，对这种稳定本真的任何介入都是对本真性的破坏；超人类主义者则反对这种“一成不变”，并宣扬人只有借助技术手段方可超越本真。（cf.Levy, pp.308-311）基于对上述分歧的深刻反思，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试图回答人类增强技术如何干预本真性，以及这种干预能否在哲学层面得到有效辩护。
一、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性的挑战
人类增强技术有多种类型，涉及本真性争议的增强技术主要有情感增强技术、认知增强技术和道德增强技术（cf.Savulescu et al.［eds.］, pp.xvi-xvii），与之对应的本真性挑战也相应体现在情感本真、叙事本真和道德本真三个主要方面。
（一）情感增强技术对情感本真的挑战
情感增强技术指的是通过服用一些药物（例如百忧解或催产素）或者采用一些具有侵入性（或者非侵入性）的技术手段影响或者调节人的情绪，从而使人能感受到“更好的”情绪，比如使人更快乐、更投入、更有活力等。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增强技术，由情感增强技术引发的本真性挑战和担忧更加直接和明显。
第一个挑战在于，由情感增强技术诱导的情感是否是真实的？反对者认为，这种情感并不真实，因为被诱导的情感并非一种自发情感。情感的本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基于自身体验所形成的真实感受，诸如快乐、痛苦、兴奋、悲伤这些情感通常都与人的实际体验密切相关，因此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就时的快乐与通过服用药物提升的快乐在本质上不能等同。（参见费多益，第203页）如果只是通过对大脑内部刺激而使之产生快乐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只是一种被动的、应激的情绪反应，而缺乏构成情绪内在尺度的体验性感受。因此，在反对者看来，利用增强技术所诱导或改善的情绪，只是一种粗糙的、虚假的情绪，它们缺乏自发性情感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特征，而这些恰恰是技术手段无法替代的内在尺度。（cf.Elliott, 2011, p.372）此外，增强技术对情感本真的影响还体现在情感的多维性上，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所拥有的情感并不是单一的，多重情感的相互交织也反映出情感的复杂性和立体性。增强技术试图诱导或改进的情感往往比较单一，对这种单一情感进行改造会使情感的复杂性和立体性受损，特别是对单一情感的强化有可能造成对其他情感的弱化。
第二个挑战在于，由情感增强技术诱导的情感是否真的属于自己？这种担忧与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Frankfurt）关于身份认同的担忧相似。在法兰克福看来，一个人要在道德上对一种行为负责，其背后的欲望必须是一个人所认同的欲望。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应对胁迫的或非全心全意的行为完全负责。（cf.Frankfurt, p.26）这意味着要想使一种情绪成为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必须与自己的信仰和态度完全一致。（cf.Erler, p.237）据此，本文认为，情感增强技术所诱发的情感实则只是一种表象，而并非由主体的信念与态度所驱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难判断由增强技术所诱发的情感是否为主体真正的情感。
第三个挑战集中体现在情感增强技术可能导致的异化问题上。增强技术所诱发的情绪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性情，从而导致之前的“真实自我”产生异化。一个性格忧郁的人可能会因为需要渡过特定危机或履行特定职责而反复服用一种引起兴奋的药物使自己走出忧郁。但是，如果他本身已接受之前那个忧郁的自己，尽管他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改善自己的情绪，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被改造过的新气质反而令自己深恶痛绝，因为这种改造会使他从前的自己产生异化。（cf.Wasserman and Matthew, p.184）正如生物保守主义者卡斯所言：“我们正处在生物技术黄金时代的开端。……但我们仍然要为此感到担忧。……因为我们正在失去并彻底放弃成为自己的可能。”（cf.Kass, pp.9-10）
（二）认知增强技术对叙事本真的挑战
认知增强技术是通过改进或扩展人的内部或外部信息处理系统，针对认知能力进行放大或延伸的技术。（cf.Bostrom and Sandberg, p.311）认知增强技术不仅包括传统的干预措施（如思维教育），还包括新兴的脑机接口（Brain-Machine Interfaces，BMI）、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和增强人的注意力、记忆力和认知处理能力。本文认为，认知增强技术对本真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叙事本真上，即认知增强技术是否破坏了叙事同一性。
第一个挑战在于，认知增强技术是否会破坏个人层面的叙事同一性。反对者认为，认知增强技术对认知能力的介入会对真实自我造成深远影响，由此导致对个人叙事同一性的破坏。（cf.Erler, p.239）本文以深部脑刺激技术为例进行分析，该技术旨在通过神经疗法治疗强迫症、帕金森病等神经类疾病，具有减轻焦虑、改善情绪等积极作用。但该技术仍有一些副作用，例如人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相反的性格特征，有受试者在经过治疗后表示自己像变了一个人。正是因为对真实自我的介入，所以深部脑刺激引发的本真性问题也受到极大关注。斯文·尼霍姆（Sven Nyholm）和伊丽莎白·奥尼尔（Elizabeth O'Neill）讨论了深部脑刺激技术如何影响真实自我，他们认为深部脑刺激会影响思维功能，包括真实自我的认识模式和表达模式，由此影响真实自我的呈现与外部解释。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历时性维度，即真实自我是否与其过去相融贯，还体现在共时性维度，即真实自我能否被当时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所接纳。（cf.Nyholm and O'Neill, pp.652-653）
认知增强技术对真实自我的影响不仅停留在这些实际问题上，还破坏了个人层面的叙事同一性。一个人的叙事应当是连贯的、可持续的，并且与自身经历和记忆保持融贯。但是，像深部脑刺激这类认知增强技术会打破个体自身的融贯性，对个人叙事的同一性造成破坏。就像玛丽亚·谢赫特曼（Marya Schechtman）所说的那样，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深部脑刺激对叙事流的扰乱所带来的叙事身份的变化，在成功治疗抑郁症的案例中，导致抑郁的自我叙事停止了，新的快乐叙事开始了。（cf.Schechtman, pp.133-139）
认知增强技术除了对个人层面的叙事同一性产生影响外，它还会引发关于社会层面的叙事同一性的担忧，这主要表现在个人叙事与社会叙事之间的矛盾上。例如，记忆修饰技术（Memory Modification Techniques，MMTs）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抹去一个人的记忆。（cf.Erler, p.235）但是，如果一个人抹去了他过去的痛苦记忆，他还是以前那个人吗？而且，尽管抹去了个人记忆，但是社会记忆仍旧存在，我们又该如何调节个体叙事与社会叙事之间的冲突呢？更有甚者，基于记忆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呢？因此，一个人生活中“真正发生了什么”与他“选择记住了什么”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并非能够单纯地通过一种或几种技术得到彻底改变。
（三）道德增强技术对道德本真的挑战
道德增强技术是指利用特定的手段，“让人获得特定态度和性情，进而产生特定动机和行为的技术”（Persson and Savulescu, p.168），这既包括传统道德增强方式，如道德教育、行为规训、风俗教化、制度规约等，又包括新兴的生物医学手段，如神经类药物、基因编辑、大脑神经刺激等。（cf.ibid., pp.164-168）尽管这一概念的倡导者描绘出多个关于道德增强的有利图景，但在本文看来，这一想法仍然引发了关于道德本真的诸多担忧。
第一个担忧是经道德增强技术调节过的道德是否为真实的道德。尽管支持者认为，通过特定的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相应干预，能够迅速达到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目的，因而道德增强的过程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显著收益的。（ibid., p.171）但是，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强烈。比如，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认为，经调节的道德会打破道德作为对称性的本真存在方式。在他看来，人的善恶之真实就在于其本身是具有对称性的。通过技术使人快速实现弃恶从善的转变，这会破坏善恶的对称性，那么这样的善也将毫无价值。（cf.Harris,p.135）对此，迈克尔·豪斯凯勒（Michael Hauskeller）表示赞同，他更强调犯错的自由是人自我完善的重要部分，道德增强技术不应该对人做恶的自由进行干预。（cf.Hauskeller, p.365）对于道德本真而言，善与恶都是道德的真实表现，强迫行善并非值得称赞的行为，而且由强迫产生的善会因其方式的不恰当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贬值，其本身就违背了道德本真的存在方式。
沿着上述思路，对道德增强技术的第二个担忧就表现在外在的干预手段能否激发人主动的、内生的道德意识？由非自然手段“合成”的道德还有道德本真的意义吗？从道德增强的过程看，调节道德意图或改进道德动机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干预手段，想要实现这个过程，首先应当接纳神经科学对道德的生物还原，即认为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由大脑特定区域的电活动与化学反应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个过程实则忽视了道德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这里的道德也不具有道德作为本真而存在的内生属性。道德增强技术通过干预人的生物特征，直接作用于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机，使人做出道德行为。这种干预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道德的机械“合成”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抽掉了主体的道德本真所凭借的道德反思和道德推理能力，仅表现出数值意义上的道德水平的“提升”，实则并不具有道德本真的内在意义。
二、人类增强技术引发本真性挑战的根源
本文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之所以会引发人们对本真性的担忧，其背后蕴含着人工手段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即认为但凡有人工性的介入就是对本真性的破坏。但这里的关键仍是如何理解本真性，以及如何理解本真性与人工性的深层次关系。主流传统观点对本真性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种视角，即作为自我发现的本真和作为自我创造的本真，这分别代表了本质主义视角和存在主义视角对本真性的不同理解，也呼应了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关于本真性的争论焦点。（cf.Gordon, p.283）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担忧就在于，该技术作为一种人工手段不仅会破坏本质主义层面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认同，还会破坏存在主义层面的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甚至会破坏实践意义上作为真实人类活动的本真。
（一）对作为自我发现之本真的破坏
根据本质主义的视角，人之为人在于其本质。所谓本质，可以被定义为持久性的条件，即“如果属性X对于事物的存在既必要又充分，那么X就是该事物的本质。”（DeGrazia, 2005, p.29）从本质主义的视角看，本真即为人的本质，真实自我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本真意味着探索和实现真实自我，即一种自我的、个人的本质。根据前面的担忧，人类增强技术被认为破坏了作为本质的真实自我。虽然也有支持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并没有破坏作为本质的真实自我，如德格拉齐亚。他通过对数的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和叙事同一性（narrative identity）进行区分，进而论证了如果人类增强技术仅触及叙事同一性而非数的同一性，那么这并不会改变真实自我的本质。（cf.ibid., p.229）
但是，更多的反对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作为一种人工手段，的确干预并破坏了真实自我的本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遮蔽了真实自我的呈现。在生物保守主义者看来，不论增强技术作用于人体的程度如何，只要它对人类真实自我进行干预，就遮蔽了真实自我的呈现。例如，艾略特在讨论百忧解的使用上认为，像百忧解这种增强类药物的使用是对个体的异化，由这类药物所带来的改变同样也是一种异化。对此，他说：“如果百忧解改变了我的性格，即使它给了我更好的性格，也会令人担忧，因为它不是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改变似乎违背了本真性的道德规范。”（Elliott, 1998， p.182）按照艾略特的理解，通过服用百忧解调节人的情绪是一种非自然的干预方式，这种方式阻碍了人体验自己真实情绪的过程，使人难以感受到真实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增强技术作为一种非自然的手段对真实自我有一种必然的干预，只要是借由人类增强技术所引起的变化，不论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态度还是增强一个人能力、特征等都会引发对真实自我的质疑，因为这些由技术带来的变化并不真正属于“我自己”，而只是借助技术制造和改进后所呈现的特征，其本质与原来那个“真实自我”并不一致。
另一方面，人类增强技术对作为本质的真实自我的干预还体现在对自我同一性的介入上，即被增强技术改造过的对象是否还保有自身的同一性。例如，经过深部脑刺激治疗后的主体是否还具有原来的本质？对此，人类增强技术的反对者提出了较为保守的看法，认为借由增强技术而改造过的人已经不再具有同一性的自我，其自身的本真性存在方式也随之受到影响。（cf.Kass, p.27）这里暗含着一个观点，只要利用增强技术改变人自身的特征或能力，就破坏了自我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种相对折中的观点认为，人类增强技术对自我同一性的破坏主要指冲击了“真实自我”的“内核”，而并非局限于一些外部影响。比如，当乔纳森·普格（Jonathan Pugh）等人在论及深部脑刺激对真实自我的影响时，他们认为应当首先区分作为真实自我的核心特征和外围特征。在他们看来，“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可能存在一些更普遍的元素，这些元素不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而仅仅是外围的……本真性理论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识别自我的那些‘真实’特征和那些外围特征”（Pugh et al., p.641）。因此，只有当增强技术在改变自身的过程中触及“真实自我”的“内核”时（并非影响外围特征），才会破坏人的自我同一性和本真性。真实的自我是存在的，实现本真的过程就是发现真实的自我并认同它的过程。也许正如约翰·S.密尔（John S.Mill）所表达的观点，一个人自己的存在方式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存在方式。（cf.Mill, p.83）
（二）对作为自我创造之本真的破坏
相比之下，基于自我创造的方法将本真理解为通过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来面对自己的可能性。这个想法来自萨特式个体的自我创造，按照这个想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现有的生物或神经技术视为‘真正的自我创造’”，“即使是基因增强也可以被视为以积极的方式改变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性’（facticity）”（Iftode et al.,p.744）。换言之，这种干预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扩大人类对自我选择的看法来增强人类的自我决定能力。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真实的自我是我能选择成为谁，这其实是为人类增强技术唤醒人的本真性提供了证成的土壤，因为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创造自身才是其本真性的彰显。因此，在作为自我创造之本真的意义上，更多的讨论是由人类增强技术的支持者发起的。比如，提出作为自我创造之本真的德格拉齐亚就认为，自我并非预先存在的、等待被发现的静态图像，改变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自我创造。（cf.DeGrazia, 2000, p.35）
但是，上述观点也引发了一些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担忧，因为这种自我创造的过程未必都出于本真，看似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的过程实则也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例如，在讨论女性选择做整形整容手术是否出于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之本真时，德格拉齐亚认为，关键在于女性的选择是“真的出于她自身的选择”还是出于“她正在屈服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选择的社会力量”（DeGrazia, 2005, p.216)。在德格拉齐亚看来，人们对本真性的合理担忧似乎是对自我选择的担忧。如果一位女性出于内在意愿选择手术，她就是真实的。如果她作出选择是由于外在压力或者她的多虑，这个选择就不是出于其内心意愿，因此也不是真实的。（cf.ibid., pp.112-113)由此可见，如果存在主义的自我创造之本真想要为人类增强技术证成，它就至少要证明其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的过程是出于自身真实的意愿，而非外在约束，但这恰恰是最困难的地方。
此外，人类增强技术的干预看似提供了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无限”机会，但也正因此，“改变”的压力反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原本因为人的性格多样性，不同性格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找到相对合适的机会，比如性格内向的人可以寻求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强求表现出外向。并且，社会需求与人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妥协。只要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不那么容易被改变，他就可以尝试设定不同的目标或改变自身的社会需求。（cf.Leuenberger, p.14）但是，一旦改变性格变得容易（正如人类增强技术的支持者所期待的那样），这种社会需求与人类特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人们反而会期待甚至要求改变自身以主动满足社会需求。进言之，这种技术干预并非真的唤起作为自我创造之本真，反而将人类置于“被迫”改变的境地中。
（三）对作为真实人类活动之本真的破坏
在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关于何谓本真的争论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调和的声音。例如，尼尔·利维（Neil Levy）试图承认本真同时具有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双重基础”（dual-basis），以此阐释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性的深层次影响（cf.Levy, pp.308-318）；普格等人试图以一种融贯式的方法来吸纳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关于本真性的合理成分，并以一种历时性的本真价值作为调和的基础。（cf.Pugh et al.,pp.640-657）还有另外一种实践性的尝试，即从“真实人类活动”的框架中寻找本真。卡斯曾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以代替对“什么是本真”的质疑，即“什么构成了真实的人类活动”（cf.Kass, p.23）。本文认为，作为真实人类活动的本真可以从其经验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两个方面得到理解，这也引发了人类增强技术的担忧者对破坏本真性的声讨。
一方面，人类增强技术被认为破坏了本真的经验性特征。经验性特征也是一种历时性特征，意味着承认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时间推移并不会使其丧失本真性。而增强技术的介入无法使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对其造成一种非融贯性的影响。比如，沃尔特·格兰农（Walter Glannon）列举了一个音乐家通过服用普萘洛尔来减轻他的焦虑的案例。正如格兰农所说，虽然他的（焦虑）症状似乎有所改善，但他的演出表现却迟钝了。（cf.Glannon, pp.49-50）当然，相反的案例也有不少。通过人类增强技术的干预，不论使其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这都是对真实经验的破坏，影响了叙事融贯性的最低限度。而且，人类增强技术本身是不可逆的，这对于作为经验尺度的本真而言，其伤害也不可逆。
另一方面，人类增强技术被认为破坏了本真的社会性特征。对本真的社会性特征的考察是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即不考虑过去或者将来的尺度，只考虑主体当下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性。这里的前提是，如果仅仅将本真视为一种自我的特征，而不承认本真的社会因素，那么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本真性。比如，亚历山大·埃勒（Alexandre Erler）在讨论记忆修饰技术时曾假设了一个场景，伊丽莎白在其求学阶段受到长期的校园霸凌并深受困扰，她决定通过光遗传学技术剪掉这段不愉快的记忆。这个过程是成功的，而且伊丽莎白的生活质量也由此得到明显提升。（cf.Erler, p.236）在这个假设的场景中，伊丽莎白的记忆修饰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她自身而言仍然在过一种真实的生活，但她将如何面对其他人仍然知道这件事情的现实？对于知道内情的人而言，伊丽莎白仍旧是受害者，所以她仍然需要将这一关键事实融入她的身份中。但是因为伊丽莎白已经将这段记忆抹除，所以她不得不通过别人的讲述来重构自身叙事。结果是，事实的遗漏打破了她的叙事和周围人的叙事之间的平衡。（cf.Zawadzki and Adamczyk, pp.3-21）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将“被迫”比以前更加依赖其他人分享的叙事内容，这些人被称为与她一起建构关于她的叙事的“共同作者”。（cf.McConnell, p.30）而危险就在于因为伊丽莎白缺少了这段记忆，所以她没有相关的事实来捍卫自己的叙事，只能任由其他人成为“主要作者”来建构她自身的叙事。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增强技术的干预被认为破坏了主体的本真建构过程，由于将主体本真建构的权利一定程度让渡给了他人，所以降低了主体自我捍卫的能力，从而破坏了作为真实人类活动之本真。
三、动态稳定：人类增强技术对干预本真的有限合理性
实际上，人工手段对真实自我的介入并非都不合理，而是具有一种有限的合理性。其中，合理性在于承认本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本真会受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并非如生物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一成不变”。但是，在这种动态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即真实自我的稳定“内核”。因为人的本真是被自身经历和社会影响长期塑造的结果，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人的本真又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密切相关，会随之产生动态变化。因此，本文认为，以动态稳定的视角来理解本真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增强技术的有限干预，即允许人工手段以合理的方式介入真实自我的动态变化，且前提是不应当打破其内在稳定性。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本真：人类增强技术对真实自我的合理干预
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之所以存在着合理性，正是因为将本真置于动态过程的理解框架中。而之所以应当将本真理解为一种动态过程，是因为“真实”本身也有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真且不美”或“真且不善”，这就需要从一种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本真。也许有些人会坚持呼吁保留本真，即使是一些不好的特征也不应当被改进。如果按照这种主张，本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太理想的特征。对此，克莱默就不赞成，他在《倾听百忧解》一书中提出多个使用百忧解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案例。在他看来，有些人被症状折磨得不堪重负，服用百忧解后不仅症状好转，而且自己的性格也发生巨大改变。克莱默由此创造了“美容式精神药理学”（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一词，旨在将服用百忧解比作患者自愿给情绪打上一支肉毒杆菌，即使你并非临床抑郁症患者，但只要你相信服用百忧解可以提升自信心，这就是干预带来的积极效果。（cf.Kramer, pp.17-19）道德增强的支持者也有相似的观点，人的道德本真并非都是“善”的，“恶”的本真同样存在，通过增强技术改变“恶”的本真有其合理性。比如，最早提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观点的英格玛·佩尔森（Ingmar Persson）和朱利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就表示，推荐道德增强的原因是激励人们去做那些已经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这将有助于克服意志的道德弱点。（cf.Persson and Savulescu, pp.172-173）
沿着上述思路，有学者更加激进地提出增强技术不仅没有破坏本真，反而是对本真的增强。比如，利维站在萨特式自我创造的立场上，提出从第三人称视角看人类增强技术不仅不是对本真的阻碍，反而是对本真的增强。针对艾略特等人所反对的百忧解，利维认为，如果站在第一人称视角看，百忧解确实改变了一个人的本真，但是如果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看，这种改变就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让人变得更好。在利维看来，增强技术才是对本真的强化，使人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我创造的本真。（cf.Levy, p.311）
事实上，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借由人工手段改善“真且不美”或“真且不善”的现实状况有利于促进“真与美”和“真与善”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相互包容。另一方面也在于廓清本真性的内涵，即本真性的内涵是处于历时性层面的动态变化之中的。本真并非固定的、静态的、无变化的，而是流动的、可塑的、充满活力的。因此，人类增强技术的干预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导了真实自我进行“新陈代谢”。
但是这种干预一旦超过了限度，就失去了其合理性。尤其是主张将人类增强技术视为实现本真的手段，更是对增强技术的夸大和鼓吹，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原本属于人类的价值问题还原成技术问题，那些原本应当通过人自身努力改变的现状也都可以通过诉诸技术的“进步”来实现，这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冲击。因此，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必须加以适当限制。
（二）动态本真的内在稳定：人类增强技术对真实自我的有限干预
人类增强技术干预本真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干预的有限性上，即为这个有限性规定一条清晰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就在于本真的“内核”，即确保人的内在稳定性。本真并非生物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一成不变”，但也绝非超人类主义者所宣扬的“随意可变”，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本真的内在稳定。以动态稳定的视角来理解本真性是对当前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关于本真性争议的合理回应，因为二者争议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对本真性的不同理解，如果不能对本真性的内涵达成共识，这个争议就始终没有结论。承认本真的内在稳定性实际上可以作为调和共识的一个有效的备选方案，因为它既承认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本真“内核”，又接纳本真的动态发展过程。另外，承认动态本真的内在稳定性也是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策略，这有助于为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划出合理的限度，即如果人类增强技术一旦打破这种稳定性就超出了这个限度，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不应当过快，要充分考虑人对技术干预的可承受度。在人类增强技术的支持者看来，通过快速的技术手段改变那些“真且不美”或“真且不善”的状况，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引导或教化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更有效率。比如，佩尔森和萨夫列斯库就认为，由于道德具有与进化相关的生物学根源，那么与其按照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进行长久教化，不如通过特定的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相应干预，如此更能达到对人的道德水平进行迅速提升的目的。（cf.Persson and Savulescu, p.168）但是，这种快速增强是有很大隐患的。传统的道德教化虽然缓慢，但是通过对人之内在尺度的影响使其能够真正地接纳道德规范并形成道德意志，最后落实到道德实践上，这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然而，通过增强技术快速提升人的道德水平只是一种指标性增长的表面现象，并未从意识层面增加一个人对道德的深层理解和认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异化。比如停止使用增强技术后，人的道德感知能力和行动能力有可能会衰退，甚至出现“反道德”行为。因此，通过增强技术对人类本真的快速干预或介入存在很大风险，这会打破本真的内在稳定性，继而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第二，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不应当是片面的和单一的，要充分顾虑人自身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从现在的技术发展看，人类增强技术按照不同的能力类型，分为感官增强、情感增强、运动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等若干种。不同类型的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都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各自领域的难题，使不同类型的能力都得到进一步增强，但这就有可能忽视不同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比如，对运动能力增强的技术更加专注于提升人的运动速度、耐力、强度等方面，但是这种增强可能会对人的情绪造成危害，使人表现出暴躁或抑郁等负面情绪。再比如，像脑机接口、深部脑刺激等认知增强技术更加专注于提升人的认知能力与思维能力，使人变得更有记忆力和专注力，但是这种认知增强的代价也可能对人的机体协调性、感官灵敏性等机能有所损伤。因此，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类本真的干预要充分考虑人自身的整体性和多维度，只关注人类本真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类特性是一种片面的和割裂的思考方式，对单一能力的增强可能会导致其他能力的退化甚至异化，从而破坏人类本真之内在稳定性。
第三，人类增强技术对本真的干预不能只考虑当下利益和个人偏好，更要兼顾社会公平与长远利益。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也应被视为一种商品，就如同整容整形手术一样，可以由客户根据医生的建议和个人偏好作出选择。比如，可以设想引入一种建立在特定原则之上的按需医疗的道德框架，客户和医生可以根据自身对本真性的偏好和需求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以作出决策。（cf.Savulescu et al.［eds.］, pp.189-190）这种观点看似关注个人的本真诉求和偏好，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个人的本真偏好可能会忽略社会的公平和长远的利益。如果一个人仅从自身立场来判断何谓本真的诉求，那么他可以自称为了寻求本真而选择比较极端的方法，并且为这些极端方法作出所谓的“合理”辩护。这显然是对本真诉求的曲解和滥用。此外，增强技术对人类本真的干预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个人的本真诉求只顾及当下，就有可能对未来人类的发展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为，当下的某些价值诉求可能无法适应未来的发展，对本真的追求应当兼顾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开放性。
四、结语
本真性作为哲学史上的经典话题由来已久，从德尔菲神庙的“认识你自己”到存在主义者所倡导的“创造你自己”，再到语言哲学所宣扬的“叙事你自己”，都是对本真性的持续追问和深刻反思。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人类增强技术以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特征深刻地介入本真性的范畴之中。生物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是对本真的消解和破坏，人不再能够“认识你自己”和“叙事你自己”；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并没有对本真性造成危机，相反只有通过技术的改造才能够真正使人“创造你自己”。双方围绕着什么是本真、如何达成本真展开了深刻讨论，这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本真性奠定了思想基础。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将本真性视为一种伦理品质和道德理想，追求本真应当是一个有道德之人的内在行动准则。（参见张容南，第116-125页）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增强技术应当作为一种调和以促成作为道德理想之本真的呈现。同时，对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介入，应当始终坚持有限合理性。对于那些“真且不美”和“真且不善”的现实状况以合理的方式施以援手，同时要注意技术干预的有限边界，促使真实自我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稳定之中。只有对真善美之内在关系的关照，才符合本真性伦理，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增强与人之本真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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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雪，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