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考古研究在材料选取、遗址发掘及方法创新等方面已积累丰厚成果，但在解释框架、话语建构、理论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材料充盈而阐释贫瘠”的结构性短板。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严重阻碍中国考古研究的学术自信，并限制了对中华文明的有效阐释。
尽管中国的考古研究在材料选取、遗址发掘及方法创新等方面已积累丰厚成果，但在解释框架、话语建构、理论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材料充盈而阐释贫瘠”的结构性短板。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严重阻碍中国考古研究的学术自信，并限制了对中华文明的有效阐释。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中国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从考古发现规模、技术方法，到学术组织、成果产出等方面看，中国考古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在繁荣背后，中国考古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深层问题，制约学科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并非新近出现，而是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涉及知识范式、研究模式、方法更新等方面。如何跳出窠臼，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中国的考古研究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学术依赖。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影响出现，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学科体系。在学理架构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现代考古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主导性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诱导”。因此，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历史叙述与阐释方式，乃至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上，中国现代考古学都呈现“预设性”或“先在性”特点。这一影响除体现在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外，在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方式上也时有体现。如对贾湖遗址、尧都陶寺遗址等中国史前文明进行阐释时，部分学者不自觉地将西方近代模式作为隐性的评价标准。这种做法往往导致中国史前历史被归入所谓“不发达”、“非文明”的时间序列中。
还需注意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不单由外向内“输入”，也在学界内部形成相应的认知习惯和制度逻辑。从目前考古学人才培养、课题制度、研究考评等方面看，流行的规范多套用西方学术体系模板。从片面追求在SSCI、AHCI等国际平台上发表论文，到研究方法崇尚西方“科学化”取向，再到分析图版制作尊崇西方标准化模式，这些现象均反映出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过度倚重。加之世界学术出版体系的金字塔式结构，中国学者为了获得所谓国际学术界承认，往往调整自身学术旨趣、研究视野，削足适履之弊端显而易见。
第二，重材料轻阐释。尽管中国的考古研究在材料选取、遗址发掘及方法创新等方面已积累丰厚成果，但在解释框架、话语建构、理论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材料充盈而阐释贫瘠”的结构性短板。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严重阻碍中国考古研究的学术自信，并限制了对中华文明的有效阐释。回顾老一辈考古学者，夏鼐、苏秉琦、张忠培诸位先生，均强调考古学文化在历史阐释中的重要性。夏鼐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定名；苏秉琦先生提出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满天星斗”说，关注文化和社会结构；张忠培先生指出考古学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其不仅是精神财富，也是推动国家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资源。时至今日，考古学科蓬勃发展，科技考古、农业考古等领域的兴起，极大拓宽了我们的认知视野。这些新兴分支的涌现并不意味着历史阐释的价值有所减损；相反，它们与历史阐释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因此，新时代中国考古研究需要明确定位，加强研究阐释，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方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第三，脱离田野发掘的趋向。田野考古是考古知识产出与历史重构的关键场域，随着考古发现材料的文献化与数字化水平日益提高，考古研究人员不必亲历田野现场就可以对材料展开研究。不少考古研究者开始脱离田野实践，仅依据已有材料开展研究。这一情况的出现除技术进步外，与评价激励机制也不无关系。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中，论文数量、项目级别等指标是评价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由于田野工作具有周期长、成果转化缓慢且不确定等特性，在考评中往往处于劣势。在这样的导向下，部分研究者为追求短期成效，开始回避田野调查，投入“可控性”强的材料型研究，而田野工作逐渐变为材料收集而不是知识生产，学术价值日渐式微。这样的研究方式，容易忽视相关遗址之间的关联、发掘现场相关实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地层的打破关系。如此一来，可能导致对考古材料信息作出过度解读。从长远来看，田野工作与考古研究的系统性脱节，将破坏考古学赖以生存的基本链条，削弱考古成果对历史的还原与阐释能力。中国现代考古学若不能继续坚持以田野为本的研究范式和从田野考古出发的学术逻辑，便无法实现对历史本真的还原，也难以形成有深度的文化理解。
第四，跨学科研究不足。当今考古学的范畴与视野早已不限于实物资料层面，而是包含环境变化、社会组织、技术演进、认知文化等，具有深厚的跨学科潜力。目前部分考古研究者忽视关联学科的重要作用，如遗址发掘研究中未充分运用碳十四测定技术。整体而言，跨学科视野的不足导致一系列问题，例如：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出土器物物化性质探究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存在不足；科技考古手段未得到充分施展与应用；不少考古研究者跨学科研究未真正深入，仅停留在文物标本层面；众多考古学成果未能及时且有效地促进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等等。目前中国考古研究跨学科整合不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专业训练延续考古学的专业化养成路径，未能充分吸取地质学、遗传学、材料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二是缺乏多学科协调机制，研究项目、人才培养、资源配置依然按学科划分，进而无法有效建立跨学科合作机制与学科整合路径。多学科整合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考古研究工作缺乏整体视角和结构意识，在整体研究上欠缺处理历史过程和多变量问题的能力，倾向于片段而不是整体阐释，导致结论简单化、碎片化、公式化。
第五，“虚热”和泡沫化倾向。无论在学界还是社会上，考古发现的热度都很高，但高关注度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效益。在学术领域，发现新问题并提供新解释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但考古学界在新发现后提供的新解释及理论回应匮乏，成果转化不及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科研项目与研究惯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学者往往受限于既定研究课题与发表计划，难以抽出时间与精力对新涌现的发现进行持续追踪探索。二是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充分认可田野材料的价值。由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研究者更倾向于对已有考古材料展开研究，而非深入挖掘田野材料。三是新发现考古材料的编辑出版活动，在地方层面时常面临流程管理、经费支持等方面的困难，严重制约研究成果发表的时效性，导致对新材料的研究跟进工作出现滞后，进而错失知识产出的最佳时机。新材料常常沦为数据库中可供调用的辅助信息，而非催化理论创新的助燃剂，使考古研究日渐丧失提出新问题的能力，陷入对新材料熟视无睹、勉强敷衍的窘境。
在公共领域，尽管公众对考古学热情高涨，每当有新的考古发现公布，媒体便竞相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当前公共考古教育在发挥文物和历史的育人功能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考古学科涵盖的古墓葬发掘、文物保护等领域，因自带神秘色彩以及潜在的文旅经济价值而备受瞩目。然而，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导向严重扭曲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甚至将盗墓行为与考古发掘相提并论。此类导向仅仅聚焦于文物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文物所蕴含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与考古学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初衷相违背。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