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充斥着偏见，只要人还有选择，就一定会对选项有所偏好。现代生活中手机、电脑背后的算法也在无形中强化着我们的偏好，甚至把我们塑造成了它们掌控的对象。我们是否有可能摆脱这种控制，重新找回自我，获得生活的主动权？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y）在其《偏见——一项哲学研究》（Bias： A Philosophical Study， Oxford 2022， 下称《偏见》）中探寻偏见的本质，揭示与偏见相关的各种有趣现象、偏见现象的特征，探讨是否能够，并在何种程度上避免偏见。
一、真实与偏见
在《偏见》一书的开篇，凯利便以列举的方式展现了偏见的多元性质：许多事物或事项都可表现出偏见。比如新闻团体、观点、信念、判断、判决、决定、评价、报告、录取过程、阐释以及算法等（19—20页）。这些事项似乎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分类，但归根结底，偏见乃是对真正的规范的系统性偏离，此番定义也是凯利这本书对偏见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要理解偏见，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规范”（57—59页）。在凯利看来，真实性、准确性、认知随证据的改变、正义和道德方面的规范均属真正的规范的范畴。
就真实性规范而言，它预设了一种朴素、符合论的真理观。根据这种真理观，命题或者语言所描述的内容与实际“符合”，人就能得出真实的判断。相反，所谓的“偏见”，大概就是人对世界、事情和他人的看法与实际“不符”或偏离，在凯利看来，这种“不符”需要表现出系统性，而非随机性。
真实存在的东西才可能成为我们判断是否与之符合的标准，比如世界和他人。世界中有我们追求的真理，与人交往会产生伦理、政治和历史叙事等，都是我们可能产生偏见的领域。当然，系统性也意味着一致性（58页），比如宗教教徒对世界的看法系统且一致地偏离了根据证据不断修正的现代科学世界观；还有人对他人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无论后者做了多少与前者的偏见不一致或者相反的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偏见。上述例子也提示，人似乎难以容忍自身信念系统与事实的不一致性，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还会把与自身信念系统相反的信息解释成与之一致，比如神奇的阿Q精神。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偏见的形成是人在信念和理性层面自我保护的需要，偏见能让人构筑起抵挡陌生世界之恐惧和各种议论的外壳。当然，偏见的系统性也可以算作人格统一性的体现，各种信念在个体的人周围相互联系，生长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人凭借这个系统筛选、过滤世间的各种信息。尽管凯利区分了几种真正的规范，但实际上，认知随证据改变的底层同样预设了符合论的真理观。而就道德规范（比如尊重他人）来说，如果某人“一视同仁”地歧视所有人，那就算不上偏见，但如果相对于白人、年轻人而言，此人更倾向于冒犯黑人和老人，他的行为就表现出某种系统模式，我们也可以说他具有种族和年龄偏见（10—11页）。在凯利看来，这种人的行为系统性偏离了尊重他人的道德规范，所以他心存偏见。
有没有可能，道德偏见最终也是建立在某些真实性规范之上的？就好比很多人对德国人“严谨”的“偏见”一样，在这些人眼中，无论给出多少反面证据（比如德国列车晚点简直就是百分之百发生的事情），他们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看法。而这个所谓严谨的偏见，自然也是得自某些特别的事实（比如对德国精密机械制造业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这些道德层面的偏见也有其真实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偏见应该能被真实性规范所解释——即偏见是对事实的偏好性评价。
按照上述解释，凯利眼中的不同规范似乎都与真实性规范相关。从本体论角度讲，这个结论似乎也站得住脚，毕竟，偏见犹如看法，只要系统性偏离了真实的现象本身（无论它是什么），偏见就产生了。世界和他人都真实存在，自我对它们的见解也真实存在，而偏见现象提示我们，人对世界和他人的观察其实并不全面。可是，人都必须保持人格统一性，概念成对出现（陈嘉映），所以关于世界和他人的看法至少存在两种以上的自洽系统观点。后现代的概念增殖似乎并未发展出一套自成一体的世界观，它们更多还是寄生在现代世界观之上（赵汀阳）。要而言之，如果要达到对世界的正见，无非成为一块镜子而已。在凯利看来，哪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法，也可算是一种偏见（150—151页）。若果真如此，我们又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呢？
二、偏见与知识
凯利在书中提到了偏见的归纳法，他的论述比较精彩，值得引述如下：
标准的贝叶斯框架表明，在对世界进行任何观察之前，我们并不是认知上的白板，不会在所有经验可能性或世界表象的可能性中保持中立。相反，某些完全一致的实验假设在从世界本身获得任何经验材料之前就已经存在，尽管在某些可能世界中，不受欢迎的假设是正确的，而受欢迎的假设是错误的。在贝叶斯理论中，归纳确认的前提似乎是我们对某些真实的经验可能性存在偏见，而对另一些可能性则没有偏见。（150—151页）
很显然，我们认识世界的前提在于世界的齐一性。归纳法让我们从各种经验可能性中挑出了最符合世界齐一性的假设。比如，四季轮替从概率上说存在二百五十六种可能，但先民们从重复出现的现象中得出了春夏秋冬这种符合世界齐一性的结论。或者说，当人们开始注意到四季轮替的时候，其他可能就不存在了。
这种舍此无他的归纳总结其实已经排除了专属于偏见的“视角特征”，即我们只能以这样的角度看待世界，唯一的角度也意味着本来的角度。因此，归纳法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认知“偏见”，因为归纳法并未系统地偏离世界的真相。相反，它以系统的方式无限接近世界的真实本相。
而之所以会有归纳法，大概是因为人有想象的能力，能把现实世界通过符号和形式化手段在大脑中再现，这种再现的过程就把真实世界的模型与想象世界的模型并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说，归纳法得出的世界观不过是多种可能世界观之一种，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做比较。在此，笔者只想指出，所有对世界的想象都必须建立在归纳得出的现实世界之上，后者是前者是否真实，是否“走偏”的判断标准。
正是在上述“唯一视角”的背景下，哲学上的怀疑论才显得特别轻佻。凯利在书中也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怀疑论做过细致分析。在许多哲学家看来，我们对怀疑论抱有偏见。的确，许多未经哲学训练的常人对怀疑论的态度多半是嗤之以鼻，因为它要怀疑的内容恰好是大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如外部世界的存在。但是经过哲学训练的人对待它的态度又过于认真了，说到底，怀疑论只是一种思想实验而已。思想实验最早是科学家们用来辅助实际实验的手段，比如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要起作用，它就必须受到真实世界的约束并且与实际的实验若合符节。
可惜，怀疑论走得太远了，它怀疑的是一整个真实世界；而我们知道，真实世界恰好是怀疑论和其他世界观得以判断为“偏见”的最终参考。于是，常人对怀疑论的嗤之以鼻才更算得上一种合理的生活态度，而哲学家们倒显得越发丧失了健全的实在感（罗素）。
总之，哪怕归纳法被视为对世界的偏见，但这种偏见也是世界齐一性在人类思维中唯一的呈现方式，唯有遵循了归纳而来的教导，人才能很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才谈得上发展出其他多元的世界观和偏见。
三、人有偏见，然后呢？
人对世界至少存在两种以上的偏见，因为日常语言中的概念本身就是成对出现的，可是为什么概念是成对出现的？这几乎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姑且可以说，成对出现的概念构成了思维的两端或两极，也是传统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之一。
概念的两极似乎决定了我们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必然位于其中一极，判然相对的两端思维似乎也是它们从其他思维中胜出的关键。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面对任何人时不做任何判断，那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或者彼此之间交流的效率也会大大降低。至少，从齐夫的最省力原则角度看，这种思维是经济的。毕竟在羚羊眼中，猎豹的本性并不是复杂的，它们也不会在每次遇到猎豹的时候都能克服来自基因的“偏见”而对之重新审视。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传统社会都有一种主导的宏大叙事。在这套主流宏大叙事的遮蔽下，生活其中的人很难看到其他可能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前现代的人没有偏见，因为他们似乎也没的选（他们的偏见更多是针对那些与自己距离较远的外族或陌生人）。如此看来，世人在伦理政治层面持有的多元价值观和偏见也仅仅是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必须受制于成对的概念和“多元”的世界观而以偏见观世界，那么，笔者的建议依旧是选择符合客观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偏见。换言之，在跟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尊重规律和归纳得出的知识。其次，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把他人当人看待的价值观。其实二者本身也是彼此共生的关系：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本身也在不断淡化知识和观念提出者的身份、血缘和地域等背景，进而去论证或检验知识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这一点从德国科学家萨克斯对英国科学权威达尔文的质疑中可见一斑（见《达尔文的后花园》），前述过程会对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形成正反馈。
需要铭记在心的是，真实性规范或者真实的世界与他人仍旧是我们的偏见之为偏见的前提。世界观与世界之间并不平等，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其他价值观也并不平等。后现代哲学能解构前现代的宏大叙事，但它无法解构事实，怀疑论也无法否认世界的存在。
凯利在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与偏见相关的有趣现象，比如偏见的视角特征、偏见观点的对称关系，我们更倾向于看到他人而非自己的偏见，等等，值得现代人细细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