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词“一”后续的语义功能非常多，这些语义功能大部分与数词“一”语义关系较远，因此显得非常独特，也远远超出其他数词的语义演变范围。本文重点分析各个语义功能的来源及演变动因，区分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一”各个语义功能的形成绝大部分都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只有定语和关系从句标记、时体副词用法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区分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二者的差异，提供二者的判别标准及方法，有助于语义演变的微观研究。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位移、空间范畴的语义演变及语义图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BYY154）。

作者简介：李小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20年度），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江西 南昌 330022）。

关键词：数词“一”/ 语义演变/ 语义驱动/ 句法驱动

原文出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安)2025年第4期 第77-85页

一、引言

词汇项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其语义功能可能发生变化，变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衍生出一个新的语义功能，这种语义功能的变化就属于语义演变研究的范畴。从以往国内外大量个案研究来看，语义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与句法操作有关的演变”和“与句法操作无关的演变”两种类型。

与句法操作无关的演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新语义直接从旧语义隐喻而来，如“口”本指动物的进食器官，基于形状隐喻可以说“针口”“井口”，这种“口”意即“出入通过的部位”。这种隐喻投射不需要借助句法操作，而是基于心理层面的直接投射。另一种是新语义从旧语义直接转喻而来，比如“聪明”从表“耳目功能发达”转指“内在的智力发达”。这两种演变情况不仅仅跟句法操作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基于说话人的主观创新。换言之，首先是说话人这么使用，然后在言语交际中迫使听话人按照说话人的语用策略进行理解。

跟句法操作有关的语义演变可以分为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两种类型，这两种演变类型都需要经历句法上的重新分析。很多学者不大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演变，同时认为所有的语法化演变都需要合适的句法环境甚至是具体的句法格式，而语义之所以会变，都是基于语义表达，因此认为所有的演变都是语义导向的，不存在所谓的语义驱动与句法驱动之分。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以往对语法化动因的解释一般认可“意义先行假说”，即认为语法化的根本动因就是成功交际。如Heine指出：“人类一个显著的策略，是以具体、可及性高并且/或者容易描写的意义所用的形式来表达具体程度较低、可及性较低以及不易描写的意义内容。因此，词汇性或者语法化程度低的表达形式被用于表达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功能。在改变其表达习惯之前，说话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也就是意义。因此，意义的变化被假定为先于形式的变化。”[1]20这话无疑很有见地，不过我们认为“意义先行假说”与本文所说的语义驱动与句法驱动二分并不矛盾。意义先行立足于语义表达——人们要说什么，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来说语法化的动因；而本文所说句法驱动指的是词汇项的演变是先句法形式变而后语义功能变，立足于演变过程，侧重于微观层面。且“意义”所指不同，一个是句子的语义表达，一个是词汇项的语义功能。

具体而言，本文所谓语义驱动的演变，是指词汇项由于部分语义特征的变化或消失，导致句法扩展，句法扩展到一定阶段就诱发重新分析，而后经过类推直到一个新的语义功能完全确定下来这样一种演变。之所以称之为语义驱动的演变，乃是因为演变始于词汇项语义特征的变化。这一演变输出的往往是虚词，因此这一演变也即通常所说的语法化。语义驱动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往往表现为语义功能相近的词具有平行演变，很多演变模式甚至具有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普遍性。

所谓句法驱动的演变，是指词汇项的词义中本不具有相关的语义特征，但是在特定句法、语境中词汇项通过重新分析获得了某一语义功能这样一种演变。新语义功能的形成完全是吸收语境义的结果，演变前后的语义也不具有对应性。这一演变起始阶段也可能存在句法扩展，但句法扩展跟词汇项的语义特征变化无关，因而是一个纯粹的转喻过程。

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二者虽然有很多共性，但区别也非常明显。从普遍性来看，语义演变绝大部分是语义驱动的，极少数是句法驱动的。本文尝试借数词“一”的语义演变来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数词“一”在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功能非常多，很多辞书中“一”的功能多达二十几种。基于句法及语义的关联，我们对“一”的语义功能重新进行了梳理，大致有如下一些：数词“一”，一类，一概，完全、全部，强调、肯定，很、非常，竟然，小量，完成体，完整体，定语及关系从句标记，等等。这些语义功能之间差异极大，有些语义功能之间甚至是相反的，比如“一概”“完全、全部”“强调、肯定”“很、非常”等显然都属于客观大量或主观大量，而在“V一V”中“一”又表小量。从语义功能之间的关联来看，大部分义项与数词“一”之间难以看到具体的联系，其他数词也没有相应的语义功能，甚至在其他语言中也未见。

Heine和Kuteva在整理世界语言语法化的词库时，归纳了源头意义“一”的9种语法化的目标意义：（1）独一的（alone）；（2）不定指（indefinite）；（3）不定代词（indefinite pro-noun）；（4）只有（only）；（5）其他（other）；（6）同样的（same）；（7）单数标记（singulative）；（8）一些（some）；（9）一起（together）[2]323。这九种功能，汉语“一”具有的只有“独一的”“不定指”“不定代词”“其他的”，其他功能无论是汉语史还是汉语方言中都不具有；相反，汉语“一”的绝大部分功能其他语言都没有。何以汉语数词“一”的语义演变与其他语言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演变机制何在？

以往对数词“一”的语义演变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施关淦认为语义上“一V”固然可以产生某种结果，但同时又隐含量（时量、物量）的意义[3]；吴春仙讨论了“一”在动词、形容词前的三种情况[4]；陈前瑞和王继红[5]在汪化云[6]、殷志平[7]、李宇明[8]191、吴春仙[4]、陈光[9]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一”的完成体、完整体用法以及演变过程和机制。谷峰[10]在俞敏[11]52、解惠全等[12]862研究的基础上，构拟了“一”的演变路径，具体为：一（个）＞一（类）＞同样＞一概＞完全＞肯定＞竟然。邓盾和綦晋[13]在刘世儒[14]、张赪[15]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汉语的重叠结构“V一V”起初源于“动+数词+借用动量词”格式，中古和近代的“动词+数词+借用动量词”格式是一个表达动作创生语义的动宾结构，在近代发生“轻谓提升”开始词汇化，现代汉语的“V一V”成为了词汇形式。此外，陈刚探讨了数词“一”的关系从句功能[16]，陈晓锦和肖自辉[17]、黄小平[18]分别探讨了缅甸仰光客家方言、赣南客家方言中“一”的高程度副词用法，华学诚探讨了“一”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释义问题[19]。

以往的研究成果众多，且非常深入，但是很少从演变机制上进行系统观察，因此结论的解释力就不够具有普适性。本文尝试从句法驱动与语义驱动两个维度来解释“一”的语义演变，试图弄清“一”的演变机制，并为如何区分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提供一些具体的参照标准。

二、强调、反预期、总括、高程度等功能的衍生及其动因

关于“一”总括副词用法的来源，张亚茹认为是从“一国之人皆若狂”中表“全、满”义的形容词“一”演变来的[20]214-215；解惠全等认为总括用法可能由“同一、一致”义的形容词做状语虚化而来[12]865。不过谷峰在脚注⑤中认为张亚茹的观点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总括副词“一”在《诗经·风》中已见，而“一NP皆VP”始见于《孟子》，在战国语料里仅6例；2）“一”表“全、满”义依赖“一NP皆VP”结构，并且仅限于有空间义的“国、家、乡”，故而“一”有“全、满”义对特定语境依赖性强，是临时意义，这种出现时代晚、使用频率低、尚未固化的意义很难成为总括副词的来源[10]。谷峰进而构拟了“一”的语义演变链：“一（个）＞一（类）＞同样＞一概＞完全”[10]，这一观点其实与解惠全等的观点接近，不过解惠全等并没有具体论证。下面来看谷峰的具体观点。

上古汉语的许多形容词可以直接置于动词前作方式状语，作状语的“一”可理解为“一致地、同样地”。例如：

（1）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今文尚书·金滕》）

“一致VP”与“全部成员VP”在说法上等值，因此下例可以重新分析为“一概”或“全部”：

（2）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战国策·东周策》）

谷峰同时说到，如果“一”约束的对象不再是动作的施事，而是动作的受事，“一”就只能理解为“全部”，即总括副词“一”[10]。例如：

（3）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

（4）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一为我用。（《管子·地数》）

应该说谷峰对张亚茹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且语义演变链的构拟从语义功能之间的联系上也可以很好解释，不过同样存在例证时间上的问题。如谷峰所说，《诗经》中“一”就有总括副词用法，但谷峰所举用例，重新分析的例子出自《战国策》。《战国策》的编者一般被认为是西汉刘向，各篇成书时间不详，因此用《战国策》中重新分析的材料来解释《诗经》中的用法，显然不妥。后两例典型的总括副词用法，《孟子》成书于战国早期，《管子》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换言之，谷峰所说张亚茹存在的例证时间问题，谷文中也存在。

我们认为，《诗经》之前的材料没有“一”的总括副词用法，也见不到具体的演变痕迹，《诗经》中也只有《邶风·北门》中这两例：

（5）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

同期或稍后的文献也未见“一”的总括副词用法，而《诗经》之前不但未见总括副词用法，连演变的痕迹都看不到，因此，《诗经》中此两例“一”的总括副词用法值得斟酌。我们认为句中的“一”不是总括用法，而是与《今文尚书·金滕》中的“一习吉”一样，都是表“整个儿、一致”。数词“一”处于谓语位置，表示“一类、一种情况”，这种功能在《诗经》《左传》中不乏其例。再如：

（6）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诗经·桧风·素冠》）

（7）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诗经·曹风·鸤鸠》）

（8）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左传·庄公12年》）

“一”在谓语位置指称前面主语或话题的同一性，因此具有形容词性质。亦可释作“专一、纯而不杂”等。如：

（9）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

（10）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管子·水地》）

亦可以表使动用法，则依据对象的不同分别可以释作“统一、联合、专一”等。如：

（11）“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统一

（12）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战国策·秦策1》）——联合

这种用法的“一”一旦在状语位置出现，就衍生出“整个儿、一致”义，换言之，《诗经》中“政事一埤益我”意即“公务整个儿增加给我”。虽然此例的“一”理解为总括用法句子文从字顺，但是考虑到“一”在整个春秋时期的用法，我们认为“一”此时还没有典型的总括副词用法，不过后来的总括副词用法正是从这种用法演变而来。

下面来看演变动因。“一”的这一步演变属于语义驱动还是句法驱动呢？很显然是语义驱动的。数词“一”作为最小的自然数，在人们日常的认知心理中内部是不可分割的，一旦分割就破坏了整体性甚至事物的属性，因此在指称事物或描述事物时，就具有“一类”“整个儿、一致”这一功能。换言之，出现于“其仪一兮”这种句法格式，是因为数词“一”自身内在的语义功能，而不是因为这种句法格式导致数词“一”的语义功能发生变化。至于从“整个儿、一致”到总括副词用法，汉语史上不乏其例，如“全”“浑”等，这一步演变显然也是语义驱动的。“整个儿”指事物的整体，一旦事物内部可以分割为一个个的个体（“一N”的N从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名词扩展到内部可以分割或分开的名词），则“一”就具有了总括副词用法，“全”“浑”等也是如此。如“全”：

（13）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战国策·燕策1》）——整个儿

（14）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全部

前例（4）“天下之宝一为我用”，“天下之宝”显然不是一件，故“一”为典型的总括副词。语义驱动的演变，就在于A与B之间语义上具有紧密的联系，A的用法往往蕴涵B，从A可以推导出B，因此语义驱动的演变都源于语用推理。这也是判别语义驱动的演变和句法驱动的演变的一个基本语义标准。而从演变过程来看，这一演变始于句法扩展，即“一+N”“全+N”的“N”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事物扩展到可以分割的事物，进而到同类的不同个体。如例（13）的“燕”作为一个国家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例（14）人类群体则是可以分割的——由一个个人组合为群体。因此，随着N的扩展，重新分析后“一”“全”等就从“整个儿”衍生出“全部”这一总括副词用法。“一”后来还与总括副词“皆”“概”组合为“一皆”“一概”。如：

（15）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体。（西汉·贾谊《新书·修正语上》）

（16）开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唐·张鷟《朝野佥载·卷4》）

从总括副词到高程度副词这一路径，是汉语史上一条非常经典的演变，也属于典型的语义驱动的演变。李小军讨论了具体的演变机制，认为依据强调整体性还是个体性可以将总括副词分为两类，强调整体性的“全”类副词与程度副词存在语义适应性，整体VP/AP往往蕴涵VP/AP的程度很深[21]。相反，强调个体性的“皆”类副词，都不存在“范围→程度”这一演变路径。范围副词到程度副词的演变，从结果来看属于隐喻，故而存在整齐的语义对应性：总括—高程度；从过程来看则属于转喻，伴随这一演变的是深层句法结构及语义指向的改变。总括副词“一”显然也是强调整体性的，其表总括的“全部”义本就是从“整个儿”这一语义而来，“全”“浑”等也是如此。因此“一”的演变原理与“全”“浑”等相同。如：

（17）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庄子·大宗师》）

（18）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墨子·大取》）

“一怪之”也即“（觉得）非常奇怪”，“一若今之世人也”也即“非常像现在的世人”。“全”“浑”的高程度用法如：

（19）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粟不全贫。（杜甫《南邻》）

（20）客舍早知浑寂寞，交情岂谓更萧条。（唐·戎昱《成都元十八侍御》）

从高程度到强调语气副词的演变汉语史上也常见，这也属于典型的语义驱动的演变。李小军认为这几个语义范畴之所以具有这种演变关系，关键在于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量范畴[22]。不过范围、程度、频率属于客观量，而语气是主观量（强调为主观大量；委婉、不确信为主观小量），因此范围、程度、频率与强调、确信之间是一种单向的衍生关系。范围、程度、频率虽都为客观量，但语义上也存在虚实之别。“一”的语义演变也是从高程度演变为肯定、确信义语气副词，相当于“确实、的确”。如：

（21）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礼记·檀弓下》）

（22）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管子·霸形》）

语义驱动的演变，前后的语义功能存在隐喻性，这也是前面所说过程性转喻体现出来的结果性隐喻。至于“一”表反预期语气副词用法的来源，谷峰认为直接从肯定、传信义用法而来，在语境中因为对偏离预期事实的确认，进而产生了反预期用法[10]。这一观点是可信的。比如下面两例，例（23）的“一”表过量肯定，已经带有一些超预期的特征；例（24）的“一”反预期用法就比较典型。

（23）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吕氏春秋·知士》）

（24）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一步演变属于句法驱动，或者更狭窄的说法是语境驱动。本文将所有句法驱动的、语境驱动的演变都归入句法驱动的演变，因此从强调、肯定义语气副词用法到反预期语气副词用法，就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这一步演变前后的语义功能不具有对应性，汉语史上强调、肯定义语气副词也很少衍生出反预期用法。这是因为说话人强调的命题不一定具有反预期性，因此无法从A衍推出B。何以“一”衍生出了反预期用法，其他强调义语气副词没有，原因还不得而知。目前只能说是人们的一种词汇选择，即说话人倾向于用“一”来强调带有反预期性的命题，久而久之，“一”的这种反预期用法就规约化了，而其他语气副词的反预期用法最多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用法。

三、小量及关系从句标记功能的衍生及其动因

（一）“一”的小量用法

“一”在“V一V”格式中“一”表小量——动作次数少或延续的时间短，动词重叠式“V（一）V”的研究非常多，不过主要集中于共时平面的句法语义功能。“V一V”的出现源于同形动量词的借用，之前刘世儒[14]、张美兰[23]、张赪[15]都有一些讨论，邓盾和綦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V一V”的发展及演变，认为起初“V一V”为动宾式[13]。如：

（25）岐亦喝，明连喝两喝，岐便礼拜。（禅宗语录《宋代卷·虚堂和尚语录》）

（26）师以拄杖空中点一点，曰：“会么？”（《五灯会元·卷4》）

（27）师便拦胸拓一拓。（《五灯会元·卷11》）

这种同形动量词之前的“一”仍是数词，故而例（25）还可以说“喝两喝”，“V一V”结构句法上属于“V·一V”，数量短语“一V”为前面动词V的宾语。这种结构的大量产生缘于汉语中的动量词数量太少，当要表达动作的次数时，有时就只好临时借用同形的动词来表达动作的次数，最初的“V一V”就是指V一次。其实魏晋以来不仅借用动词来表达动作的数量，有时还借用名词来表达动作数量，比如“打一拳”这种情况。“V一V”本是动宾式数量表达，但这种结构后续的发展却直接催生了动词重叠式“V一V”。

起初“V一V”格式中临时借用的多为瞬间动词，张赪认为，宋金以降除了瞬间动作动词，有些活动动词和状态动词也开始进入“V一V”[15]。如：

（28）且歇一歇了，去坐地。（《张协状元·第8出》）

（29）到这处又更须审一审。（《朱子语类·卷17》）

“歇”是活动动词，“审”是心理状态动词，如邓盾和綦晋所说，与瞬间动作动词不同，活动动词与状态动词所指称的动作不具有离散性，无法对它们进行原子单位的计数[13]。这两类动词所构成的“V一V”不表示动作的一次发生，而是表示动作的短时延续。换言之，随着V的句法扩展，非瞬间动词可以进入“V一V”这一格式，进而引发这一格式的重新分析。依据邓盾和綦晋的研究，近代汉语中“V一V”因为“轻谓提升”逐渐从动宾式短语被重新分析为构词形式，开始词汇化[13]。到了现代，词汇化完成，“V一V”成为词汇形式。

“一”的这一步演变其实源于动宾结构“V一V”的重新分析及构式化，换言之，不是因为“一”的语义功能变化导致“V一V”格式变化，恰恰相反，是“V一V”格式的语义功能变化及构式化导致“一”语义功能的变化。不过我们认为这一步演变仍是语义驱动的演变，而非句法驱动。这是因为“V一V”的功能变化及构式化起初缘于句法扩展，即非瞬间动词进入“V一V”格式的后一动词位置，而非瞬间动词进入这一格式，就导致这一格式进入了演变的通道。语义功能上，一开始的“V一V”表动作一次，其实就蕴涵动量小，即动作次数少。换言之，正是因为“V一V”本身具有动量小这一语义特征，才会促使“V一V”后一动词的句法扩展。再从演变前后语义的对应性来看，数词“一”作为最小自然数，在计数动量时本就表小量，因此演变前后语义功能的联系非常紧密，具有很强的对应性。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都是语义驱动的演变，但“一”却分别衍生出大量用法（总括、高程度、强调等副词用法）和小量用法（“V一V”），看起来非常奇怪。这实际上与“一”本身的语义特征有关。数词“一”在人们的认知心理中不仅仅只有数量这一个语义特征，还有“整体性”这一特征。其实不仅仅是数词“一”，其他一些数词比如“二（贰）”也有“贰于楚”（《左传·僖公30年》）这种表达，这显然也是“贰”非数量特征凸显的结果。因此“一”分别衍生出大量和小量用法，虽然看起来奇怪，但二者属于平行演变，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衍生关系，且都是源于语义驱动。

（二）“一”的定语及关系从句标记用法

对这一功能进行探讨的主要是陈刚[16]，且主要集中于现代北京话。先来看定语标记用法：

（30）我一朋友｜车站一旅客

再来看关系从句标记用法：

（31）我不小心踩到刚下车一年轻人。

（32）他是我刚认识一朋友，是个警察。

陈刚认为数词“一”成为关系从句标记的深层原因是它所处的特殊句法位置，即位于关系从句与核心名词之间，特殊的句法位置是促使语法化过程产生的动因之一：同时认为“一”仍然保留其基本的计数功能，使其成为核心语标注形式[16]。

实际上“一”的定语标记、关系从句标记功能非常接近，都是标注定语与中心语，且都是一种未完全语法化的状态。说是未完全语法化，乃是因为“一”仍然保留了计数功能，比如“我刚认识一朋友”，显然只能是一个朋友。换言之，“一”仍是数词，定语标记功能只是数词“一”在特定句法格式中衍生出的一种临时用法，还没有完全规约化。实际上不仅仅是数词“一”，代词“这/那”也具有定语标记和关系从句标记功能，如“我这朋友”“我刚认识那朋友是个警察”，但“这/那”也仍是代词，兼有定语和关系从句标记功能。无论是数词“一”，还是代词“这/那”，做定语和关系从句标记都属于一种句法操作，是典型的句法驱动的演变，且是一种不彻底的语法化演变。从语义的对应性来看，数词“一”与定语及关系从句标记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无法通过语用推理推导而来，因此其他数词也没有发展出同样的功能。

四、“一”时体功能的衍生及其动因

“一”的体貌用法，主要指“一V”中的“一”，这又可以分为有后续小句和无后续小句两种情况。分别如：

（33）你一说，他就会同意。

（34）我打开门，见是他，不由得一愣。（梁晓声《表弟》）

陈前瑞和王继红将非结句的动词前“一”的用法归入边缘视点体中的完成体，而将结句的动词前“一”的用法归入核心视点体中的完整体，同时认为“一”经历了从完成体到完整体的变化[5]。下面简单介绍其具体观点。《左传》中动词前“一”仍然表示特定的一次动作，没有纯粹的“一旦、一经”的假设义。如：

（35）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左传·襄公25年》）

战国时期《孟子》《庄子》中“一”出现了表示假设义的用例。如：

（36）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37）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庄子·齐物论》）

这种假设用法陈前瑞和王继红称之为动词前“一”的紧促完成体[5]。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庄子》中有些“一”既可以理解为“一次”，也可以理解为假设。如：

（38）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39）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庄子·徐无鬼》）

例（38）“一怒而诸侯惧”既可以理解为“发怒一次诸侯就恐惧”，也可以理解为“一旦/如果发怒诸侯就恐惧”，前一种理解为特定事件，后一种理解为假设性的规律性的事件。从“发怒一次”的结果可以不完全归纳出“一旦发怒”的结果，从“一旦发怒”的结果可以演绎出“某一次发怒”的结果。动词前“一”的紧促完成体用法直到魏晋时期才基本成熟，故而《史记》中的下例仍然存在两解。

（40）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动词前完整体用法直到明代才出现。如：

（41）被妇人顺手只一推，把小伙儿推了一交。（《金瓶梅词话·第19回》）

（42）于是把脸子挨向他身边，被金莲举手只一推。（《金瓶梅词话·第52回》）

基于陈前瑞和王继红的考察，下面讨论演变的动因。从数词“一”到假设义副词“一旦”，解惠全等认为是直接从表动量的数词虚化而来[12]864，不过我们认为单纯说虚化显然无法解释，因为数词“一”的词义里并不蕴涵假设这一语义特征，换言之，再怎么虚化都不可能衍生出假设这一功能。倒是陈前瑞和王继红认为从“发怒一次”的结果可以不完全归纳出“一旦发怒”的结果，从“一旦发怒”的结果可以演绎出“某一次发怒”的结果[5]，这种解释更贴近实际。不过即使是陈王文的解释，只能说是句子的语义表达功能，而不能说是数词“一”具有这一语义功能。

我们认为这一步演变属于典型的句法驱动的演变，也即数词“一”假设功能（或者如陈王文所说紧促完成体）的形成乃是源于句子的功能，也即吸收了语境义。比如上例“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当说话人说出这个句子时，显然此鸟还没有飞，因此是一种虚拟、假设的情况。“一”本表动作的一次，而虚拟的动作很难量化到具体的次数，加上句子本身具有虚拟、假设意味，句中又没有其他表假设的词，因此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句子的虚拟假设是“一”带来的。一旦这种用法规约化，“一”就成了体貌副词。这一步演变，语义不是虚化而是主观化，即句子的虚拟假设意味附着到了数词“一”身上。与数词“一”演变类似的就是数量结构“一旦”，也是吸收了句子的虚拟、假设意味而衍生出假设功能。

至于从完成体到完整体，人类语言中非常普遍，这一步演变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

五、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数词“一”的语义演变，侧重于演变动因的探讨。可以看到，“一”后续衍生出的语义功能非常多。还有一些功能本文没有具体探讨，比如数词“一”后的名词没有出现，还具有指代功能，如：

（43）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左传·昭公元年》）

（44）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淮南子·原道训》）

（45）尔登陟兮一长望，理化顾兮忽忆予。（南朝梁·萧统《示云麾弟》）

这种“一”不同的辞书注解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既是数词，又具有指代性。

“一”后续的语义功能大部分都非常独特，也远远超出其他数词的语义演变范围，甚至在人类语言中都非常特别。本文重点分析了各个语义功能的来源及演变动因，区分了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可以看到，“一”各个语义功能的形成绝大部分都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只有定语和关系从句标记、时体副词用法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本文尝试系统区分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二者的差异，提供二者的判别标准及方法，为语义演变的微观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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