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特指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始到1945年9月3日中国胜利为结束的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这场战争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局部抗战阶段，后者为全面抗战阶段。
所谓全面抗战，亦可理解为全面战争。毛泽东说：“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庐山谈话也提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可以看作是全面抗战的重要表述。
政治家、军事家都意识到中国抗战不能局限于军事，而应该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种力量汇合，文化人同样英雄所见略同。早在1938年2月，郭沫若在长沙演说时就指出：“现代的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作战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全体的战争了。我们现在是以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整个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是以我们全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以我们全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正是中国文化人在全面抗战中发出的宣言。
引 言
日本侵略中国，蓄意已久。尤其重要的是，日本之侵略中国，亦不止于军事侵略，而同时伴随文化侵略。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袭击上海闸北，挑起“一·二八”战事，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月29日上午10时，日军多架飞机向当时中国最大文化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6枚炸弹，浓烟蔽日，机器尽毁。2月1日上午8时，商务印书馆创建的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又复起火。最后结果，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皆成瓦砾之场。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6年，为中国领袖出版机构，为全中国供应百分之七十五的学校用品，其被炸毁被认为是中国教育文化之一大打击。日军为何毁灭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华北明星》一语道出其中奥秘：“炸毁商务印书馆及其价值千百万元之图书馆，自以为从此可以永远断绝中国学生之爱国行为及中国国民之反日运动。”文化机构具有激发学生爱国及国民反日的功能，日军将其视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的确，不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学校、医院等文化、医疗机构同样是日军打击的目标。1932年3月16日《时事新报》报道：“商务印书馆先为炮火之目标。其后东方图书馆、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省立水产学校、私立中国公学、私立持志大学、私立法学院以及若干中小学若干医院，相继轰毁。”
1938年10月26日，巴金从广州逃出抵达梧州的第一天上午，就遇到空袭。当时敌机轰炸的地点在巴金藏身地的河对岸。巴金记录他所听闻的情况：
去对河的两个友人回来了。今天被炸的地点就在对河。他们受了不小的虚惊。他们说，他们刚到那边友人的家，看见一座很漂亮的洋楼，问起来知道是广西大学的理化馆。不久，警报来了，他们跟着友人躲进防空洞去，在洞里听见炸弹爆炸声。警报解除后，回到友人家，再看那个美丽的建筑物，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疑心先前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整个中国大地，日军对中国文化机构的态度是必欲去之而后快。对此，郭沫若说：“无论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敌人每进攻我们的一个据点，在以猛烈的炮火毁灭我们的军事上的工事建筑之外，同时还要摧毁我们的一切文化机关，毁坏我们的学校和图书馆，封锁我们的报章杂志，逮捕并枪决我们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敌人，明明白白是把我们的文化力量看得来与军事力量有同等的重要的。”
“欲亡人国者，必先灭其国的文化。日阀之所以恣意摧毁我国的文化机关，也就是想要达到灭亡我国家的目的。”正是因为意识到日军的险恶用心，中国文化人终于拿起了文化的武器，开启了文化抗战。
文化抗战
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冲突，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由是，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战争必需物质的支持，经济作为战争的物质支持和保障，在战争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说全面抗战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全方面抗战，文化抗战就是全面抗战中文化这个方面的抗战。于是，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抗战，为什么需要文化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两个月，学者沈志远即对文化抗战有所解释：“文化主要地是指所谓意识的上层建筑而言，政治觉悟、思想、学术、文艺、戏剧、教育、新闻、出版等等方面。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就是这种种方面动员起来以加强和推进全民抗战的阵势，它须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抗战紧密地配合起来，以促成真正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一贯认为，战争包括文武两个战线：“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那么，战争为什么需要文化的介入？文化在战争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主要从恪守正义立场、唤起民族意识、提振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思考战争与文化的关系。
（一）恪守正义立场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动机和目标决定了战争的性质，是得到国际支持、世界同情的战争。对于中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是求生存、求解放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反过来，日本侵略中国，“是以帝国主义为立国精神，近年来再加上法西斯主义的外衣，所以专门以亡人之国灭人之种为最高目的”。是邪恶的非正义的战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指出：“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因为其退步和野蛮，国际形势必然是失道寡助。两相对比，“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中国因为进步与正义，国际形势自然是得道多助。
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导向。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中国能够得到人民最大限度的支持，得到国际最大限度的援助。回首抗日战争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中华民族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是必须首先明确的。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并非中国自说自话，国际社会亦广泛认同。英国学者拉纳·米特专门谈道：“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二）唤醒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共同体、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赋予民族成员以民族的属性和价值观。“一个人民而能知道爱护他的国家，爱护他的民族，而能视民族的安危就是一己的安危，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所谓民族意识。”
近代中国，屡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国人思考其中原因，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民族意识的薄弱与淡漠。1932年，面对东北沦陷的局面，即有学者指出：“我国民众对于这种民族意识是十分薄弱的。正因为这种民族意识的薄弱，于是东北沦亡，而亦不自觉，而亦不觉其重要。这样必须等到整个的国家灭亡了，民族不能自主了，自身做了亡国奴了，才感到些微由麻痹所感到的切肤之痛。可是那时已经太迟了，那时悔悟和补救也都来不及了。”
文化是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1935年，面对日本挑起的伪满洲国、华北自治运动等分裂中华民族的理论与行为，傅斯年曾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937年以后，顾颉刚连续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系列文章，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明确和强化民族意识，体现出文化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全面抗战初期，广西民众动员成绩突出，民众民族意识较为普遍。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解释其中原因：“本省民众之民族意识较为普遍，因为上级干部平时对于民众、教员、学生，以及一般公务人员说话，或遇公共集会时，常常提出日本对中国压迫的问题来说，加以去年六一运动，全省学校的职教员学生大规模地到省内各乡村去普遍宣传。所以本省民众知道日本怎样欺凌中国，怎样要根本消灭中国，并且知道不抗日，国家民族绝难以生存。”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无论是战区或非战区的民众，因此次抗战之后，皆已认识日本之残暴，而引起民族意识，所以抗战时间愈长，战区愈广，则民众感受的痛苦欲深，其民族意识愈普遍发展，这是必然的道理。”尽管敌强我弱，从平津到沪宁到武汉，敌人持续进攻，我军不断退守，而国人仍然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恰是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具有了民族意识。历史学家阎宗临指出：“我们处的局势是有史以来未有的严重，我们遇的敌人又是有史以来未有的强悍。所以，敢与之对抗并且深信胜利的原因，为着我们却有了民族意识的武器，而这武器又是近三百年来从苦难与侮辱中所锻炼成的。”
（三）提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习俗、性格、信仰、宗教以及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共同特质，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抗战中，日军不仅毁灭我们的文化机构，杀害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而且组建笔部队，既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作伥，又泯灭我们的民族意识，扼杀我们的民族精神。日军在沦陷区实施“四化”魔道：腐化，引诱国人沉溺恒舞酣歌醇酒妇人；奴化，造成与宣传汉奸理论；恶化，组织伪军；毒化，以鸦片、红丸、白面麻醉和沦丧国人的精神意志。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从精神上彻底击垮中华民族。精神垮掉，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真正垮掉。好在，中华民族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法学家章渊若谈到民族精神问题，提出一个精神力的概念：
一个民族的物理力、经济力与精神力之大小，是决定全体性战争中国防力之大小的。其中尤以精神力为最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团结的，是精神力；能在为争民族生存的全体性战争中支持日久的，也是精神力。现代的国家，都晓得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武装之不可缺；但所以决定全民抗战之胜败的，却是这个精神力。唯有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才能对于前方的军队，常有一种新精神力的灌输，使人为国防而工作，而在极艰难的战争中，与夫敌方的攻击中，能永葆战胜与克敌的决心。就平日言之，精神的一致团结，尚非难事；唯在抗战的时候，要动员全国国民，使军民心理，交流为一，那就非随时蓄积充实的精神力不可。而且战争时间愈延长，国防的力量愈受动摇，尤赖有精神力以维系之，鼓舞之，才能始终不懈，永葆光荣的胜利。
战争作为力的对抗，既包括物理力的对抗，也包括经济力的对抗，同时，还包括精神力的对抗。而且，精神力尤其重要。这种不屈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就是可以最终决定侵略的敌寇失败，抗战的中华胜利的民族精神。美国军事专家Hanceron氏，在上海《中国评论周报》发表评论：“中国的勇敢而坚强的军队，无疑他能够抵抗，‘如果他晓得为什么而战的时候’。红军的兵士已证明这句话的意思。在八个半月间，他们作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由南方到西北，经过几乎不可穿越的国土与狭道，经过中国最高的山脉，十二条大河。这英雄的行进，是因为红军知道他们为什么打仗，才有可能的。”在这些外国军事专家心目中，中国军人身体条件和装备条件都远不如他国军队，但只要中国军人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他就会焕发大无畏的精神，爆发无穷大的力量，因为中国军人有着令外国人不可思议的精神素质。这种素质只能称之为民族精神。
人们在书写抗战历史的时候，反复出现一个意象：弦歌不辍。弦歌不辍的典故最早出自《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说的是孔子在匡地被人包围仍不中断弦歌、继续传道授业，表现出中国儒家对礼乐教化的坚守与维护。孔子弦歌的是《诗经》“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两千多年后，这一幕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重新出现：
师生举校西迁，敌机狂轰滥炸，一路备尝艰辛，加以交通阻塞，师生渐渐散失。行至湖南株洲，只剩校长唐文治、教师陆景周，工友高福与学生袁步祺、沈令生、虞念祖、奚干城等数人而已。又值隆冬严寒，唐校长仍于旷野命学生席地而坐，朗诵《诗经》“兕虎”一章，夫子声泪俱下，诸生皆为动容。
这样的情景在抗战期间反复出现，亦被亲历者反复书写，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校师生最常见、最动人、最难忘的记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39年10月16日，诗人穆旦在《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写道：“国难在激励着人们。我们对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复就是拿工作的成绩来给他们看。”两千多年来，弦歌不辍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基因，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一旦遇到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就会卓然而立，挺身而出。
抗战文化
什么叫抗战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抗战文化就是抗敌图存、救亡复兴的文化。广义地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创造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狭义而言，主要指文化人在抗日战争中从事的工作。
毛泽东如此解释文化人从事的抗战工作：“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毛泽东回答：“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这些具体的方式和途径，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可以分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教育科技等领域。
当时国共双方都意识到文化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1938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下设第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第三厅设三个处，分别是文字宣传处（第五处，胡愈之任处长）、艺术宣传处（第六处，田汉任处长）和国际宣传处（第七处，范寿康任处长）。这三个处中的文字宣传处和艺术宣传处，承担的正是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的抗战宣传职能。而科技教育领域则有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等机构负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不仅是一个文化机构，而且是国共合作，体现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机构。这恰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文化层面上，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认同。
（一）新闻出版
信息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新闻出版正是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行业。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需要物质食粮的营养，人同时是精神的存在，需要精神食粮的营养。全面抗战爆发，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民族阶级、不分前线后方，全部卷入了这场保卫国家、捍卫生存的战争，每时每刻都面临生死存亡，对战争信息的需求格外强烈，对战争进程的关注特别密切。战争期间的信息——精神食粮，直接联结着中华民族抗战的信心、决心与恒心。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高天在前线采访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前线士兵对精神食粮的强烈需求：“千千万万战士们久陷于精神饥荒中，他们需要精神食粮，报纸、杂志和更大量的士兵读物，求知欲使他们急于认识炮火及压迫以外的东西，向上心使他们忘不了广大的世界。”在战地，高天经常听到这样的询问：“这次带报纸来了吗？……那么，书或者杂志呢？……”为了满足士兵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高天曾经创设一种军人自己组织的文化服务机构——文化兵站，专事代办及转送书报杂志给作战部队的官兵。
《大公报》同样意识到精神食粮的重要。它刊登的《战区的文化工作是维系人心的主要工具》一文说：“还有一个最重大的工作，便是游击战区的文化食粮的供给。在完全被占的大城市，民众只见敌人与汉奸的报纸刊物，不能知道后方的真相及政府的措施，精神上皆陷于忧惶苦闷。在一般的游击战区，也因缺乏文化食粮，使一般战士与民众也均陷烦恼。”事实上，精神食粮不仅战区需要，敌后也需要，后方更需要。著名记者范长江专门谈到新闻对敌人后方百姓的影响：“我们要在敌人后方强化我们的新闻活动，告诉沦陷区内的军民以正确的我们后方和国际的消息，唤起广大军民对于抗战的热情，坚定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念，和指出争取最后胜利的方法。我们要拿新闻工作联系着一般文化工作，配合着军事，以达成赶走敌人这一总的政治目的。”
人们都知道巴金是作家，但巴金同时也是出版家，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要成员。1938年，随着全面抗战的推进，巴金从上海转到广州，在广州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广州即将沦陷的最后几天，巴金每天白天到印刷局催促《文丛》的排版，夜晚在家抓紧时间阅改《文丛》的校样。1938年10月20日，巴金离开广州。第二天，广州沦陷。因为离开得紧急，巴金除最简单的行李之外，只携带了10月19日才制成的《文丛》纸型。
一路轰炸，一路惊险。11月10日，巴金抵达桂林，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将《文丛》印制出来。这本书扉页，是巴金抵达桂林后写的《写给读者》：
这本薄薄刊物的印出，虽然对于抗战的伟业并无何种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于敌人的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毁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这是巴金要告诉国人的重要信息。《文丛》及其所象征的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与精神生活。祖国土地一块块沦丧之际，《文丛》这样的刊物，就像是在国人的心中，耕耘一块块灵魂土地。因为这样的耕耘，国人的精神日渐觉醒，国人的意志日渐坚定，国人的集体日渐凝聚，而这种觉醒、坚定与凝聚，正是一个国家取得持久战争最后胜利的精神保证。
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战时新闻出版，战场精神食粮的生产与传播，不仅能够满足战时中华民族的精神需求，而且能够为战后国家重建奠定基础。对此，范长江指出：“在敌人后方开展新闻工作，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迹。把传统观念上认为只能在安全地方才能工作的新闻事业，今天以后要在敌人的后方建立和开展。把客观上认为只能在都市中生活的新闻记者，从今以后将以游击战士的姿态，一手提笔一手提枪地活动于敌人占领区域中。在敌人后方的报纸和新闻记者，他们所接触的，是广泛的、深刻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抗战事实。他们将由于辉煌的抗战生活，锻炼成功崭新的意识与文化内容。他们将孕育成为再建中国整个新闻事业，和发展为整个民族革命文化的基础。”
（二）文学艺术
相对而言，新闻是对正在和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主要诉诸人的理智；文学艺术则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主要诉诸人的情感。可以说，新闻和文学艺术分别从理智与情感的不同方面完善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新闻以事实教育民众，文学艺术以情感打动民众并使之产生共鸣。
1939的1月30 —31日，《救亡日报》连续两天在报脊刊登艾青诗集《北方》的出版广告。《北方》虽然只有八首诗歌，但出版后反响巨大，获得广大读者的由衷喜爱，出现了十多种翻印本。有一天在公园，艾青看到一个少女将《北方》给其男友，说：“这本诗你可以读一读。”甚至还有一位女性寄给艾青一块白布，叫艾青写上他的诗，然后她把诗绣在白布上。多年后，诗人彭燕郊撰文说：“自从有新诗以来，还没有哪一本诗集引起这样大的轰动。”因为《北方》的出版，人们认为：我们民族自己的成熟的诗人终于出现了。
《我爱这土地》正是在《北方》这本薄薄的诗集中第一次出现，这首仅仅十行的诗歌，许多国人耳熟能详：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是浙江人，曾在法国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到祖国。七七事变后，艾青离开家乡，足迹遍布江南水乡、华北平原、黄土高坡，穿越长江黄河，最后抵达山水胜地桂林，正是这种对祖国山河的广泛介入和深度接触，帮助他写出这首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诗歌。
诗人在祖国大地流亡。他看到暴风雨打击的土地、悲愤汹涌的河流、无止息吹刮的风、林间温柔的黎明。通过这组意象，抽象的国家变得血肉丰满、可感可触，读者内心的爱国之情得以激活。除了视觉意象，这首诗还有一个听觉意象，即鸟的歌唱：这个听觉意象隐含西方天鹅之歌、中国杜鹃啼血的典故，建构了深刻隐秘的忧伤情调，传达的是对祖国的深情与至爱。这首诗情景交融、深入浅出、短小精悍、雅俗共赏，传诵80多年，仍然经久不衰，确实达到了诗人所希望“由它而激起一点种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的艺术效果。
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的“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普通得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是一个农民，只有当他的脚踏在田堤温软的泥土上时，他才会感到莫名的欢喜；他很年轻，年轻到当他看到女护士纤细洁白的手指，会感到苦恼；他很贫穷，在那些新式汽车的行列的旁边，在那些穿着艳服的女人面前，他显得多么褴褛啊；他没有多少文化，当他最后一次在田野上找寻那向他招呼的东西，他甚至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年轻农民，他们所知道的只是：“自己是一个兵士，一个兵士必须在战争中受伤，伤好了必须再去参加战争。”“他只晓得：他应该为这解放的战争而死，当他倒下了，他也只晓得，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而中国的土地，正是为千百万这样的士兵所支撑。
战争是残酷的，在艾青的笔下，战争并不仅仅承诺光荣和梦想，更充满残酷和迷惑。即便如此，千万的中国战士仍然“把千万颗心紧束在同一的意志里：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呀！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害怕呢——当我们已经知道为战斗而死是光荣的？……我们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回祖国的命运，只有这神圣的战争，能带给我们自由与幸福……”艾青的诗歌不仅写出了战争的铁与血，也写出了战争中的温情与忧伤，他写出了更完整的战争。唯其如此，他的诗歌更加感人，更加持久，更加能够激励国人的情感和意志。
（三）教育科技
80年以后回望历史，中国抗战文化最悲壮的景观，就是千百所学校的南渡西迁。1941年出版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的《编者之言》说：“抗战以来，敌人破坏我文化机关，未遗余力，为避免无谓之牺牲计，沿海各校迁移内地者有之，内地城市各校迁移偏僻者有之，或跋涉数千里，或迁校三四次，因为交通的困难，所移地带复多偏僻山林之区，千百教授及万千学子颇多徒步以赴，其间可歌可泣之事，有足多者。而教育中心之转移内地，及其对内地文化教育之影响，尤开世界历史最伟大之一页。我们读过这本书以后，益信寇机之轰炸，只能毁灭我地面的物质，决不能损伤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文化，反在敌机威胁之下而更发扬充实起来了。”他说的只是大学，还有中学、小学，他说的是从七七事变后开始，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之后，迁徙已经开始。
辽宁籍女作家齐邦媛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因为东北沦陷，很多东北青年流亡内地。1934年，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等人得到当时行政院的支持，在北平创办国立中山学校，招收约2000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这所学校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936年秋天，华北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国立中山学校从北平迁到南京。1937年10月，国立中山学校从南京迁到汉口。南京沦陷之后，国立中山学校从汉口迁到湘乡。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国立中山学校从湘乡迁到桂林。当时，国立中山学校的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里，女生住进临时搭建的草棚。然后，从桂林徒步走到柳州，走到怀远，国立中山中学在怀远住了三个月，正式恢复上课，1939年农历年后还认真地举行期考。之后，经贵州，到四川，到重庆，才算安定下来。
在详细叙述这一段万里流亡、弦歌不辍的经历后，齐邦媛说：“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到重庆后，齐邦媛上的南开中学。“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生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她永远都记得校长张伯苓的话：“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齐邦媛在乐山上的武汉大学。在朱光潜的英诗课上，她读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她回忆，最后一首《彼时，幽暗遮蔽我的心》“是我六十年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求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艰险，也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显而易见，弦歌不辍已经内化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文化基因，千年流淌，世代相传。
如今人们深知科学技术对于现代战争之重要。实际上，抗日战争期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充分显示。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曾帮助解决若干军事及防毒等问题。1938年，广州沦陷之后，内地干电池供应受阻，导致无线电通信难以维持。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自制振子整流器，该整流器一经采用，则全部收发机之电力供给，仅赖一两只蓄电池，而且电源完全独立，无须依赖干电池或引擎发电机，哪怕到了穷乡僻壤，也可以保持通信至二三年之久而不停，成为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中内地通讯必需品。1943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南延宗，两次调查广西钟山红花区黄羌坪锡矿，对野外采回的样品，用显微镜光性鉴定、定性化学分析、显微化学分析和照片感光等方法，确认出磷酸铀矿、脂状铀矿和沥青铀矿三种铀矿物。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现铀矿，是铀矿在中国的第一次发现，成为1954年“党中央、毛泽东决策中国有必要、有能力研制原子弹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
1940年，日后享誉全球的电脑大王王安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留校当了一年电机工程学的助教后，意识到他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1941年夏天，王安和8位同学一道签订了一份最能发挥他们特长的科研合同，为政府军队设计和安装收发报电台，以便与设在内地的中央无线电台联系。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21岁的王安到了桂林，他受命负责一个小组，设计战争中使用的无线电装置。在此之前，王安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中国的无线电先驱王端骧已经先期到达桂林，创建了当时中国自制的最大功率的桂林广播电台，接收和播发最新的时事消息。王安的工作对于中国军队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一直成为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正是在频繁的轰炸中，王安带领的无线电小组研制成一种手摇发电机，并通过反复的测试，探索出一套能够保持电压稳定的手摇发电机动作，保证了军用无线电通信设备能全天候工作。
正是因为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真正领略了科技的重要，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技力量在抗战进程中得到迅速发展，科技力量成为国防力量的重要构成。
结 语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战争从东北打到西南，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部分地区成为沦陷区。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一场敌进我退的战争，一场敌人蓄谋已久、我们被迫应战的战争。这是一场全地域的战争，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中华民族全身心投入。这更是一场全文化的战争，中华民族取得最后胜利的战争。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全方位上阵。
也许我们很多方面技不如敌，我们屡败屡战，但在文化这个综合的、柔软的、在战争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方面，我们却享有明显的优势。文化让我们在不断的退却中保持战斗的勇气，让我们在不断的挫败中保持胜利的信心，让我们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保持发展的动力。全面抗战第四年，有人就指出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一民族文化之估价，往往因其经历有关存亡绝续之大战而确定。因为文化的力量，有时须在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而同时军事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文化而不是暴力。某一民族之文化而具有特种优点，亦即必为其制胜之道。闪电战不能残一民族的文化力量，但持久战却能试验一民族的文化力量。战争是文化的试金石，文化是战斗力的基石。这在历史上是颠扑不破的一原则。”文化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最终制胜的重要法宝，让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坚韧顽强；抗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生成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巨大的创造力以及对于世界和平深刻的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的意义不止于文化动员，它还促进文化发展。1939年出版的《战区文化工作》一书就指出：“我们的抗战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是件显明的事实。比如西南西北各省，本来文化比较落后，自从首都失守以来，文化人及文化机关大批内移，反形成了突跃的进步。”郭沫若以其亲身经历为例：“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见四川人要造川汉铁路，二十几年前，有一部分人来发起造铁路，是相当引起了注意，可是到现在，四川找不到半寸铁路。但大家知道湘桂铁路，却在无声息中造成了，发生了在抗战中输送的伟大作用。这就说明了：抗战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出版家王云五同样认为：“抗战使我国出版事业自上海逐渐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多少个出版据点，刺激了内地文化长足的发展。”郭沫若以诗意的语言描述抗战促进文化的发展：“各大都市沦陷的结果，文化人便不能不向内移。我自己到过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到处都可以碰见许多的文化界的朋友。我们的文化人就俨如几簇地丁花的种子，被抗战的暴风一吹，便向我们全国分播了来。这一分播，对于国家民族是有莫大的贡献的。因为这一分播，文化的力量便更能深入并普及于民间。”
的确，文化不仅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更可以在建设中，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早在1935年，徐悲鸿即发表言论，认为“我国历代之艺术作品，其振作奋发之精神，似非现代作品所可同日而语。值兹民族颓糜、人心沉醉之时，余以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与复兴民族应有同等重要之意义”。1938年，丰子恺在其日记中写道：“桂林师范在广西各中学中，宗旨最为远大，希望最为丰厚。我被邀初到桂林时，会见校长，即承告‘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之旨。此旨实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如果说八九十年前，徐悲鸿、丰子恺的文化观念还属于一种较为朦胧的个人意识，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复兴的理念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比如，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1998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希望）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
80年后，硝烟散尽，真相毕呈。回首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战争，思考文化在那场战争中的作用，我们意识到，是文化抗战，更是文化建国，文化在抗战、在建国、在民族复兴中都有巨大作用；是抗战文化，更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绵亘古今，历尽劫难而长存，实在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1941年6月16日，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他这样结尾：
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向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因为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这段文字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抗战、抗战文化的真切写照。这场抗战“不仅是为要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为要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抗战，我们并且是为要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抗战”。
详见《南方文坛》2025年第6期
◆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本文系2022年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JDZD202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