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钟惺、沈德潜等称曹丕的诗具有“文士气”，论中可见这主要是指其诗情感婉约、语言委婉、书写细腻。曹丕诗歌的诚挚自然的文学化抒情、体察入微的代言体表达、天赋藻丽的修辞技巧，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曹丕诗歌的“文士气”，有其父辈慷慨激昂建功立业的豪情、身边文人的诗酒流连等的影响，更是他基于独特的个性，有意识进行文学创作，并受政治家身份特殊理性作用而思考后的结果。从文学史的意义看，这是一种文学面貌的新变，为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以及后代的文人诗歌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古文人自觉化的滥觞，开启了此后晋宋六朝诗歌的绮丽新风。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曹丕说：“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1〕说明他具有一代贤主的潜质，虽不如其父为“一代枭雄”，却也杀伐果断，雷厉风行。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与乃父大相径庭，缺少“古直”的苍劲，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士气”，正像钟惺评价的：“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2〕沈德潜也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3〕两人不约而同都用“文士气”来评价曹丕的诗风，说明其“文士气”特征比较明显；而且二人都将之与曹操加以比较，说明曹丕是在曹操的基础上有的新变化。可以说，曹丕带有“文士气”的诗风，实际上不仅“一变乃父悲壮之习”，而且一开六朝“蕴藉”之风。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曹丕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一、“文士气”的解读
钟惺与沈德潜说曹丕诗具有“文士气”，都是与其父曹操所作的比较，相较辨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士气”的内涵。
曹操谥“武”，自然与他一生戎马、“创造大业”有关，《逸周书·谥法解》称：“威强叡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曹操遏制董卓之乱，攻灭二袁之兵，平定刘表当州，自称“遂平天下”。〔4〕《三国志·武帝纪》评价他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5〕因而，当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陈礼命册时，自然常常显露武士的“豪气”与帝王的“霸气”。敖陶孙评其诗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6〕胡应麟说他：“东汉之末，猥杂甚矣。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7〕沈德潜说他的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8〕刘熙载说他的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9〕与此相对，钟惺称曹丕诗“文士气”的特点是“婉娈细秀”“风雅蕴藉”。婉，美好貌。《郑风·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毛传》解释：“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10〕亦委婉、婉曲之意。《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杜预注：“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避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11〕娈，也是美好的样子。《齐风·甫田》有诗：“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毛传》：“婉娈，少好貌。”郑笺：“人君内善其身，外修其德，居无几何，可以立功。犹是婉娈之童子，少自修饰，丱然而稚。见之无几何，突耳加冠为成人也。”孔疏：“婉然而少，娈然而好兮。”〔12〕《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毛传》：“婉，少貌。娈，好貌。”〔13〕细秀，也是用女子的细腻秀美形容诗风。
沈德潜称曹丕诗之“文士气”，强调的是它不同于曹操悲壮的诗风。曹操生于乱世：“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曹操《存恤令》）。他曾说：“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军谯令》）因而，其诗往往多悲怆。有的是对生命短暂的瞬间触动和深切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有的是对生灵涂炭的大手笔勾勒和撼动性悲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有的是对人生道路的整体思考与时代悲叹：“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步出夏门行·土不同》）。钟嵘《诗品》称其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4〕此后，多有类似评论，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说“曹公莽莽，古直悲凉”，〔15〕等等。曹丕的诗虽然也有悲情的方面，这是时代的特征，但他的诗中更多了一种回环往复的细致描写，多了一种撩动心扉的婉转诉求，多了一种一唱三叹的韵味情致，因而沈德潜说他“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需要注意的是，古人评曹操诗，还有“古直”“钝朴”之语。宋代的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有言：“乐府曰：‘何以销忧，惟有杜康。’……虽有意绪，词亦钝朴矣。”〔16〕说的就是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明代的胡应麟《诗薮》也说：“魏武《度关山》《对酒》等篇，古质莽苍”，〔17〕《度关山》一诗以四言为主，直白道来，因而具有古朴率直的风格。《对酒》是曹操对酒高歌时唱出的一首政治理想之歌，诗中描绘了一幅君圣臣贤、国富民强、路不拾遗、讼狱不兴、人人皆得寿终的美好社会图景；诗为杂言，起始便直接呼唤太平盛世：“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表明希望与理想：“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这种朴质的诗风与曹操的性格大为相关，《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说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18〕节俭不好华丽，性格直爽讲求实用。而曹丕的诗歌，语言则多加修饰更加委婉，表达更注重内心感受和情感的抒发，即使是叙事也多场景描绘与心理刻画，即使是四言诗也多用叠字而多抒情感。
由上述论证可见，二者提出的“文士气”，其共同点在于一是情感婉约，二是语言委婉，三是书写细腻。
二、曹丕诗“文士气”的表征
细读曹丕诗，可以感受到其与曹操诗的明显不同。在关注的话题、抒情的方式、表达的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诚挚自然的文学化抒情
政治家的曹丕，留给人的是一种强硬而冷漠绝情的形象；而文学家的曹丕，却展示着细腻温柔的一面，有着文士的感性和气息。他感念友情，在吴质要去朝歌赴任之际写了《与朝歌令吴质书》，信中表达对吴质的想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思念之情不可抑止，所以要一吐为快。表达对昔日美好宴游时光的怀念：“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昔日那么美好，清风明月伴着友人在侧，但敏感的诗人恰恰在最高兴的时候忽然就感伤起来。这样的心理变化是很真实的，体察入微。人有时候会在一种情感走到极致的时候，转向另一种情感，比如我们说的“乐极生悲”。经过了汉末的动荡，诗人历经战争疾疫长大，看了太多的死亡，因此，对于眼前的美好那么珍惜，才有了怆然伤怀的情绪。表达对已逝故交的思念和感伤：“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生死相隔而痛不可言，这也是前文铺垫累积的情感在这里爆发了，果然美好是难以永久的，欢乐是短暂的。继而诗人表达物是人非的感慨：“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19〕相似的风景但是时间在推移，物还在而人已没，我做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诘问忽然就上升到对人生的思考，读来令人内心受到震撼。一封信并不繁冗，简短的文字有想念，有回忆，有感伤，有慨叹。因别离带来的感伤，因故交离世带来的思念，因时移世易带来的感慨，这些细微的情感波澜，曹丕将之表达得深婉细腻。
可见，曹丕深谙文学表达的真谛，唯真情能打动人。文学化的抒情最大的优势就是用理性而又深情、真挚而又克制的方式，充分展现作者多情细腻的文士面貌。他没有以世子的身份居高临下，而是以友人平等的身份娓娓道来，深情诉说，既自然真挚又清丽明快，以抒情打动人，以文采折服人。
2.体察入微的代言体表达
在代言体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文学家面貌出现的曹丕。他体察爱情，将女性的内心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他就是那个“她”，是那个失去了爱侣或与爱侣分别的凄凄哀哀的女子；他也是那个“他”，是那个远离家乡、艰难行路的戍卒。他在是“她”的时候，是那样的温柔伤感，顾影自怜，即使是怨怼也不尖刻，充满了柔情缱绻的气息，难以想象这是男子在做闺音；他在是“他”的时候，是那样孤苦悲伤，艰难行路，我们也难以想象这是贵公子哥能体察到的心态。而这恰恰可以说明，在曹丕这里已经远远超越了“发言为诗”的诗歌自然创作状态，而是有意识进入了创作的文学自觉状态。
比如《燕歌行》，虽然是代言体，但对于思妇的心理，诗人揣摩得自然贴切。诗歌从描写景物开始：“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以秋的经典意象开篇。《楚辞》中就有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20〕汉武帝的《秋风辞》也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21〕都是将秋天之景和离别怀人之情融合在一起。曹丕在诗中沿用经典意象，构设了白露为霜、北燕南飞的背景画面：“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燕子都要归返故乡了，可是夫君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画面的中心是思妇的孤单身影，是思念难捱，是泪下沾裳。这思念和悲伤难以抑制，所以女子弹琴微吟以排遣：“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是援琴鸣弦，是短歌微吟，是明月皎皎，是长夜无眠，是星汉渺渺，是遥遥相望的牵牛织女，不禁发出感慨，他们是多么无辜！而其实是想说自己更加无辜，被迫和夫君分离，有丝丝怨怼在其中。诗歌营造了凄清孤独怅惘幽凉的意境，无怪胡应麟说：“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22〕文士气不仅表现在风格意境的营造，能移人情的动人力量，还表现在诗歌技巧的运用：诗歌都是以“ɑng”为韵，读来摇曳生姿又朗朗上口！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的评价：“盖句句用韵者，其情掩抑低徊，中肠摧切”，〔23〕有靡靡之态，哀婉缠绵，深情又无奈，达到了凄恻感人的境地。所以，王夫之也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殆天授，非人力。”〔24〕夸赞诗歌能够达到的艺术境界，已非人力所能为了。
再比如《陌上桑》中，曹丕用乐府旧题写从军远征、行路艰险。诗中所写仍然不是诗人的自我经历，而是代言了士卒“弃故乡，离室宅”后从军的艰难和痛苦、路途荆棘又危险、孤单又可怜的悲伤心理。这里所看到的士卒的所见所感所思，都是运用了诗歌中代言化的手法来表现的。这些并不是诗人自己的遭遇，但他却让我们有了感同身受的哀伤凄凉。这就是诗人运用文学的技巧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
因为冷静而能体察，因情感细腻而能描摹至微，因注重诗歌技巧而能打动人心。曹丕的诗歌少了建安文学的梗概之气，多了惆怅缠绵的悲哀与忧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优。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25〕所谓“能转能藏”，就是说曹丕诗歌注重诗歌的变化技巧，表现出跌宕缠绵的文士色彩。可见，在曹丕这里，诗歌已经带有技术层面的探讨了。
3.天赋藻丽的修辞技巧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里，对曹丕作出了历史评价。作为帝王，陈寿并没有先说曹丕的文治武功，而是先肯定了他的文学天赋：“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26〕陈寿用笔简练，一个“文藻”所涵盖的意指是非常明确的，“文”为修饰之意，“藻”指华丽的文采、文辞；“成章”中的“章”是“彰”的初文，本义指花纹、文采。可见，在当时人看来，曹丕的诗歌，可以自然运用各种修饰手段，带来诗歌华丽的色彩。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体的特点做了总结和规定：“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7〕这里他对文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身体力行，在创作中追求建安文学之外的对文学本质的探讨，运用各种修辞来进行诗歌的修饰。比如：“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孟津》）流畅自然，节奏鲜明，开始注重修辞，将“曜灵”与“炎烛”对举，带来“铿锵可听”的音乐效果。再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芙蓉池作》）写落日余晖，华星初上，落霞漫天，灿烂鲜艳。诗人极尽词语描写之能事，将芙蓉池黄昏的美景一一铺排开来，带来绚烂绮丽的色彩。还有如《杂诗二首》（其一），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白描的手法写思乡，诗句没有直接描述思乡的情感，而是用动作一一排列来展开，“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因为夜不能寐，才觉得秋夜长，“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听到草虫声声的悲鸣，看到孤雁高飞的身影，“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思乡的心切和忧伤，接下来的“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诗歌并没有结束，而是又宕开一笔，为什么这么思乡呢？是因为回不去，“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所以思乡的悲哀就更上一层，令人肝肠寸断，无奈又绝望。此诗的作法正如陈祚明所评：“魏文帝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倾国倾城，在绝世佳人本无意于动人，人自不能定情耳”。〔28〕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摇荡心灵的情感，感同身受的无奈，这是曹丕诗歌践行“诗赋欲丽”的典型篇章，引入赋作的白描手法，写出诗歌的强烈感情，可以说这是曹丕的大胆尝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曹丕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其二）：“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共。”这首诗前有段序言交代作诗背景：“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三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还于道中，作诗二首。”即使被休，作为弃妇，仍然有情有义，甚至仍然依依不舍，远远地望着曾经的丈夫，虽然距离不远，但只能徘徊不前，感慨从此以后不能同他在一起了。我们从诗句中甚至看到那个哀伤、落寞的身影，她在时间的长河中伫立，从此再也抹不去。无怪陈祚明评价此诗：“此章惓惓不忘，情怀忠厚。……语不须琢，婉曲缠绵矣。”〔29〕从注重雕琢修辞的运用，到这里不再雕琢，却仍然能展现婉曲缠绵的特点，曹丕是深得诗歌动人力量的秘诀，就像最高超的武功从来都是没有招数的，最高深的道理也是没办法用语言形容的，所谓“大道无形”才是作诗的至高妙境，而曹丕竟参透了。
三、曹丕“文士气”的形成及文学史意义
曹操稳定了北方，曹丕、曹植兄弟建立邺下文学集团，他们带领邺下文人们“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曹丕有着独特的个性，父辈慷慨激昂建功立业的豪情、身边文人的诗酒流连都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他一方面有着建安文学的慷慨之气，另一方面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的创作和思考，渐渐形成其特殊的理性思考后的感性文学创作的“文士气”。
曹丕生于中平四年（187）。从中平五年（188）开始，曹操被汉灵帝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正式进入政治舞台。此后曹操伐董卓、战吕布、灭袁绍、定北方，到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确立三国鼎立的局势。这二十年是曹操建功立业的二十年，也是曹丕成长的二十年。曹丕童年时代便文武兼修，贯通百家，他在《自序》里就曾说到自己的成长：
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30〕
这说明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是他能够掌握天下，并跻身“文士”之林的基础。这个写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人，这个才艺兼备、流连诗酒、引领一代风骚的人，似乎和政治并不融合，但他却深具谋略，理性得甚至比曹操还要可怕：
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陈思王传》）
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帝（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他在与曹植进行世子之争时是这样，没有顾忌，敢于运用机谋；在代汉献帝自立时也是，没有父亲曹操受儒家君臣思想影响下的犹豫和心理负担，《魏氏春秋》中记载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形象地勾画出曹丕代汉自立时扬扬自得之态。这样的曹丕终究在陈寿那里失了喜爱，陈寿说他：“若加之旷大之度……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31〕这么说大概多半也是因为世子之争后，作为胜利者的曹丕不依不饶对曹植的苛责、冷落和压迫，觉得他失了古之贤主的气度。其实，曹丕是把理性与冷峻赋予了政治，对曹植的打压也许是他政治理性的一种落实罢了。
另一方面，他却将柔情和细腻都付与了文学。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刘勰对曹丕这样评价：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32〕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刘勰认为，相较曹植，人们对曹丕“去植千里”的文学评价有失公允。究其原因，他认为是人们往往同情曹植的遭遇，进而将这种感情态度带进了对二人的文学评价中。人们历来同情弱者，曹植后半生心怀忧惧，生路坎坷；而曹丕则不仅在与曹植的太子之争中胜出，而且他又做了父亲曹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完成了汉魏禅代。于是，“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植后期的“势窘”反而获得了人们对他文学的追捧，曹丕的政治成功却带来了人们对他文学的贬抑。他认为，二人的创作各有千秋，曹植长在文思敏捷、辞采华丽飘逸，曹丕长在文思缜密、平实不露锋芒，因而不能扬彼抑此。
第二，刘勰肯定了曹丕的文学才华，认为他各体文学创作都有特色。他说曹丕的创作“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乐府之诗清新激越，典论之文论析扼要，长句短句交互使用。“迭用短长”一句解释不一。詹瑛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说：“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典论·论文》批评建安七子，能从短长两方面着眼。其论应瑒则曰‘和而不壮’；论刘桢则曰‘壮而不密’；论孔融则曰‘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论王粲则曰‘长于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33〕这是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建安七子时，能够从长处和短处两方面着眼加以论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特别是解释《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短长”是合适的，因为其所谈即为《典论》。但在这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三句并列，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说：“迭用短长：交替地运用所短或所长，言曹丕、曹植各有短长。”〔34〕这个说法值得商榷，这几句主要说明曹丕在创作上的独到之处，不是兼评二者。笔者认为，这里“迭用短长”应该从诗体上加以解读，指的是曹丕在诗歌创作上兼善各体，有四言、五言，也有七言，这是曹植所不具备的。
第三，刘勰评价曹丕的总体风格是“洋洋清绮”。“洋洋”是“广远无涯”之意，指其文才广博；“清绮”是“清奇绮丽”之意，言其诗歌风格。前论曾引曹丕自言其“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以此用于创作则视野开阔并兼容各体，以此用于议论则居高临下洒脱自如。刘勰论文好以“清”字称之，并以此组成“清丽”“清峻”“清风”“清采”“清美”“清新”“清省”“清切”“清畅”等美誉之词。“清绮”亦即“清丽”，言其乐府诗称为“清越”，因而在曹丕的诗中，“清”也具有了多种含义，既有凄清，又有激越，又有绮艳，这和曹操的那种骨梗慷慨已经有了明显差别。
在这里，作为评论家，刘勰是独具慧眼的。他力排众议，提出了曹丕文学创作的开创意义和史学价值。客观地说，刘勰对曹丕文学上被贬抑原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从现存文献来看，曹丕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价值上，都逊于曹植，因而其文学史地位显然低于曹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曹丕的开创性文学贡献又是不可抹杀的。他推进了诗歌文体的改革与发展，其《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成为文人第一首七言诗，具有开创之功；他重新认识文学的重要意义，在《典论·论文》中，他把文学地位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推进了文学的发展，在《典论·论文》中，他鲜明地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鲁迅先生指出：“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35〕可以说，曹丕对待文学的态度恰恰和他政治家的作风是一致的，他以一种理智的、有意识地思考研究文学作用，并推动文学发展。
曹丕具有文学家的才华和政治家的地位，因而他还可以引领文学风气，带动文学创作。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还说：“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36〕《三国志》注引《魏书》记载：“（曹丕）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37〕在《叙诗》里，他还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魏文帝集》）〔38〕可见，他不仅努力创作、引领创作，还有意识地组织文学活动。如前所述，曹丕以自己独特的“文士气”伫立于文坛，展现独特的气质和风貌。他以诚挚自然的文学化抒情、体察入微的代言体表达、天赋藻丽的修辞技巧，为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以及后代的文人诗歌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古文人自觉化的滥觞，开启了此后晋宋六朝诗歌的绮丽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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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笔之辨’与中古文学生态研究”（18BZW038）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