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本文为《〈 穀梁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第二章“文本的形成──从口授到书于竹帛”，标题为编辑者所拟，引用请参考原书。

《穀梁传》从口说至书于文字，遗留部分口述语言特征，部分文字则经过书面语修饰，二种型态同时存在。在形诸文字后的传播过程，《穀梁传》的文本一直存在文字的变动，若正俗字、通假字、错讹、脱衍皆有，但基本不影响经义传承。具有较大的变动是在口传至书成文字的过程，它必须考虑口传书成文字的转换，还有如何处理先师所传与同是传承穀梁师说的其他榖梁家言，以及其他传说，最终汇整成《穀梁传》。后世理解《穀梁传》，若不考虑前面阶段的变化过程，或以为《穀梁传》即是穀梁子将口传书于竹帛耳。

汉代曾立穀梁春秋博士【1】，《史记》《汉书》多处载云“为穀梁春秋”、“受穀梁春秋”者【2】，知其时“穀梁传”已与《左氏传》《公羊传》分属不同的传经系统。穀梁为名之前，乃孔子弟子传其学，如司马迁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3】，《汉书》《艺文志》亦云：

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4】

司马迁提到孔子将《春秋》之义口授于弟子，班固云孔子传《春秋》，“传”不以文字传，仅口授其义，诸家未兴之前，七十子之徒退而传之已有异言，及后之公羊、穀梁、邹、夹四家所传“事实”，估计亦不尽相同。穀梁为七十子之徒再传，有师承，于时有书，立于学官，是穀梁书于竹帛也。每一个节点，都可能存在文字与意义的新增与遗漏，碍于文献不足，不可能将每一环节的差异体现出来，但仍有一小部分可以证成。从穀梁初始受于口传，后书于竹帛，所书既非纯粹口述文本，亦非纯粹的书写文本。辨析文本哪些留有口语形态，哪些在书写的过程被修饰过，就能理解《穀梁传》文本与原七十子之徒所传有异，说明经典存在变动的事实。

语言形诸文字的痕迹在《穀梁传》中可分为两类情况，一是将口述语言用文字书写下来，如《穀梁传》中的问答，云：“及者何？内卑者也”、“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5】，此或是生问师答，或是自问自答，可视作口说传承的痕迹；另一类是原本以口述方式解经，转化成书面文字时，因为口语无形，文字有体，所以不得不改变原来发传的次数与位置。例如意义相同的经文，在口说时可以屡屡言之，形成文字后，若于相同处皆发传则颇显繁累，为略去重复，假以义例统摄其他相同经文的意义。这是由口传书于文字时的变动。

见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僖公十六年，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穀梁》均发传，云：“大夫日卒，正也”。

其余《春秋》记公子、大夫卒者，多矣，但无发传。如文公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成公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成公十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狸蜃。襄公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卒。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孙蔑卒。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孙速卒。己亥，仲孙羯卒。昭公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昭公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叔弓卒。昭公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辄卒。昭公二十三年，春，癸丑，叔鞅卒。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昭公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昭公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定公五年，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哀公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等等。虽未发传，以传例通之，意皆为“鲁内大夫卒日正也例”之义。

又如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穀梁传》云：“大夫不日卒，恶也”，另宣公五年，秋，九月，叔孙得臣卒。宣公八年，夏，六月，仲遂卒于垂。未发传，其义亦同“鲁内大夫不日卒恶也例”之义，遂不复陈其辞。

以上相同经例，其义相同，惟对象有异，若为口传，见则说之，口出见义，若弟子晓得其义，亦可不提。凡书文字者，若同者皆发传，不胜其烦，故不尽书。若不尽书，如何能够在无传的经文下，体现经义？即以传例解之，义同可知。

另如《穀梁传》书“入者，内弗受也”十四次【6】，《春秋》书入者，共计四十三次。皆未发传，盖省文耳。至于何处发传，何处减省，或首书之，或书或不书，无甚定则，此可视为口说过渡文字的痕迹。口语发传，原则上在有经文处，对经义娴熟的经师皆可解经；文字解经时，除了所见经文，还必须在经师见到经文时有意识解经，才可能被记录下来，如果经师在前面经文未发生意识，于后面经文底下才意识，那么就在后面的经文下发传，这可能是传例不于首出的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传例应在首见经文下发传，以统于后，但《穀梁传》若于前面经文未发传，至后面经文才发传，可能是经师看到后面的经文才意识到，所以解之，故有些在首出经文发传，有些则否。当然，从口传至书于文字的过程，即便书于文字，必然经过反复斟酌，多次修改，不是一次就定稿，不可能没发现经文之前已出现，然而于后发传者，不仅传传例，往往附加解经，且与上下文相贯，所以即便后来看到前传同例，想在首发经文下发传，可能还得重新考虑经传问题，遂不再发传。例如昭公十三年，《穀梁传》：“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7】，此是弒君传例，凡“弒君者，日”，在此之前隐公四年，戊申，卫祝吁弒其君完、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与夷、庄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弒其君诸儿等等。均书日，未有传。

又如昭公十三年，《穀梁传》：“变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灭国不葬”【8】。言外诸侯书卒，不葬者有此三故。在此之前，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范宁：“犯逆失德，故不书葬”。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与夷。此弒君不葬。若非见昭公十三年传例，于此处恐疑外诸侯卒何以不葬乎，至此方知弒君、失德，不书葬。

对口传而言，不同于文字有固定的位置，口传不存在发传在首出与后出的问题，即便口传在首出经文底下未发传，是在后面经文下发传，只要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马上就能将理解补上，当经师向另外一位弟子口授时，也可能就在首出经文发传，因为未有实体，所以不存在发传在前在后的问题，而书于文字就会存在首出或后出的问题。

所以，无传之经，究竟是原本无传，还是口传至书于文字时的省文、遗漏？值得进一步思考。

又，《穀梁传》文中以“言”提词者，大多标志为口语也。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穀梁传》：“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穀梁传》：“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来。《穀梁传》：“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桓公六年，寔来。《穀梁传》：“寔来者，是来也。何谓是来？谓州公也。其谓之是来何也？以其画我，故简言之也”【9】。虽然所述是文字，但传者不自觉的用“言”字彰示著口语面貌。

《穀梁传》书于竹帛，遗存口述特征，部分传文为便于视读经过改写修饰，底下就此论之。

与“言”、“曰”、“谓”相比，“志”、“书”、“录”、“辞”是面对书写成文字的陈述。如“志”者，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穀梁传》：“吾伯姬归于纪，故志之也”。庄公二十年，齐大灾。《穀梁传》：“其志，以甚也”，是说明《春秋》经文以文字记载之故。又“书”者，隐公九年，秋，七月。《穀梁传》：“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桓公五年，州公如曹。《穀梁传》：“外相如不书，此其书何也？过我也”。“录”者，庄公十七年春，齐人执郑詹。《穀梁传》：“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也”。成公十七年，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狸蜃。《穀梁传》：“致公而后录，臣子之义也”。“辞”者，僖公二年，城楚丘。《穀梁传》：“其言城之者，专辞也”。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郄锜来乞师。《穀梁传》：“乞，重辞也”【10】等等，均以对象为文字者言之。

除此之外，《穀梁传》部分内容会因为要符合书面的视读，对原口说内容进行叙述层次与表述的修饰，成为书面文字。例如故事叙事或是言制度者，其对内容的完整性要求较对答性口语更为详尽细密，呈现先后铺陈次序有当，逻辑缜密环环相扣，此是从文章角度修饰后的结果。如故事者，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穀梁传》：

称国以杀，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与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其杀之不以其罪也。其杀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为杀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乎？”故杀之，不以其罪也。其为重耳弒奈何？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有二子，长曰奚齐，稚曰卓子。丽姬欲为乱，故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则世子可。”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世子曰：“敬诺”筑宫，宫成。丽姬又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故献公谓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丽姬以酖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丽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将食，丽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贲，以脯与犬，犬死。丽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君喟然叹曰：“吾与女未有过切，是何与我之深也”，使人谓世子曰：“尔其图之”，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则可以生，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则丽姬必死，丽姬死，则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宁自杀以安吾君，以重耳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为弒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11】

此处《穀梁传》将晋献公与丽姬、世子申生故事作为传文，与多数以义解经有别，俨然为一篇散文故事，用字精准，没有赘语，若由口述言之，难以达到如此境地，应是先师口授故事，后世弟子继以修饰文章，遂成此文彩斑斓之文。

又如言制度者。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穀梁传》云：

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于变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伤，展道尽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时也。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则免之，不吉则否。牛伤，不言伤之者，伤自牛作也，故其辞缓。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为牛者异。有变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礼，与其亡也，宁有。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后免之，不敢专也。卜之不吉则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后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变也，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牲虽有变，不道也，待正月然后言牲之变，此乃所以该郊。郊，享道也，贵其时，大其礼，其养牲虽小，不备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12】

此言郊卜牛之时间与规矩，前后相贯，系统介绍，若非以文字陈述，仅凭口语要将内容如此精要的传与弟子，恐非易事，故疑先师以口语授之，弟子书成文字时再次斟酌推敲，方成今日所见之文。

凡此故事叙事，言制度者，传文会改成适合视读的文字。大抵《穀梁传》的改动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为，其文与孔子口授七十子之徒当时原貌不尽相同，说明《穀梁传》文本经过后人改动而形成今日所见的文本。

三传所录《春秋》经文，有部分异文是师承有别，一部分是传者录字不同所致，皆反映在经文用字，可知穀梁家除了传《穀梁传》，还有《春秋》。例如文公十三年，邾子籧篨卒。钟文烝：“唐石经《左氏》初刻作‘籧蒢’，后并磨去艹头。板本同初刻。唐石经《公羊》初刻并从竹，后并改从艹。板本则上字从艹，下字从竹。惟《穀梁》石经、板本皆并从竹，为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并当从竹。籧篨，竹席也，此以器为名’”。【13】三传录字不同，各家所传不同故也。

又如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公》《穀》经文皆作“罃”，何休于昭公五年注云：“秦伯婴”，虽徐彦云：“婴字者误也”【14】，此或何休当时所见经文即作“婴”也。再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瞯卒。《左氏》作牼。钟文烝云：“案从闲从肩及从幵从巠之字，声转得通”【15】。钟文烝以声转得通解之，说明二字相通。然而，二字或可通，人不应二名，究其字异原因乃是先师口传，经师传写时辨音著字，择字不同所致。

类似之例不少，僖公三十二年，郑伯捷卒。《公羊》作“接”。文公六年，晋侯驩卒。《公羊》作“讙”。宣公十八年，楚子吕卒。《公》《左》作“旅”。成公二年，卫侯速卒。《公羊》作“遫”。哀公五年，齐侯杵臼卒。《公羊》作“处”等等。姑且不论是非，三传用字出入乃传者所传，则三传所传《春秋》经文不同也。

另外，文公七年，宋公壬臣卒。钟文烝：“壬，本或作‘王’，唐石经作‘王’，《左氏》《公羊》作‘王’。《左》亦或作‘壬’”。又如襄公十七年，《穀梁》“春王二月”，唐石经《公羊》初刻作“三月”【16】。凡壬王、二三之异者，其音不同，应是书于文字后的传抄之误。同音异文或为口传书于竹帛时发生；形近错讹，应为之后传抄所致。

若然，后世传《传》者，理应同时传《春秋》，《春秋》经文在各家传承的过程，凡有变动，《春秋》遂有异文。故知《穀梁春秋》与《公羊春秋》《左氏春秋》经文不同。

除传者不同，据史载，秦火后，经籍佚乱，两汉均曾由官方主导进行改动，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汉书》《艺文志》云：

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17】

又《后汉书》《孝安帝纪》云：

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8】

虽然未具体列出修订书目，但已可说明朝廷对经籍进行校订整理，又如石渠阁、白虎观召五经名儒，集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诸生议五经同异；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等等，多次对经传进行校定。

以熹平石经春秋为例。时立春秋于学官，仅公羊一家，经文当公羊家所传习之本，然今本《公羊传》所录《春秋》经文有异于石经春秋，说明至少从石经春秋到《公羊春秋》，除了经过汉代官方修订，不同公羊家的传承仍有传之于后世并在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穀梁春秋》虽不见石经，若以同于今本《公羊传》经文者相较之，今本所传《榖梁春秋》与石经春秋亦不同也，或曾改也。例如昭公二十年，《公》《穀》经文“盗杀卫侯之兄辄”，“辄”石经春秋作“絷”。襄公二十九年，《公》《穀》经文“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段”石经春秋作“”。襄公二十六年，《公》《穀》经文“卫宁喜弒其君剽”，“弒”石经春秋作“杀”【19】等等，皆可证石经春秋与今本《公》《穀》所传经文不同也。

除了三传所传经文不同，同是传承穀梁师说，亦不尽相同。如《汉书》云：“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20】，《后汉书》：“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21】，提到穀梁当时有多家传其学，传者不同，其传本或与今日传本亦有不同。见陆贾引“穀梁”文，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22】，今本《穀梁》不见该文，此穀梁家所传非今《穀梁传》也。

班固引“穀梁传”曰：“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23】，查襄公十一年，《穀梁传》作“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又引“穀梁传”曰：“林属于山曰麓，沙其名也”【24】，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传》作“林属于山为鹿。沙，山名也”，与班固引文不同。

另，荀悦引“穀梁传”曰：“其不称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25】、班固引“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26】，桓公二年，《穀梁传》作“孔，氏，父，字谥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与二人引“穀梁”文不同。

范晔引“春秋穀梁传”曰：“五穀不登，谓之大侵。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群神祷而不祠”【27】，襄公二十四年，大饥。《穀梁传》作“五穀不升为大饥。一穀不升谓之嗛，二穀不升谓之饥，三穀不升谓之馑，四穀不升谓之康，五穀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此大侵之礼也”，与范晔引文亦不同。

以上所引“穀梁传”与今本《穀梁传》文字多有出入，盖孔子口授七十子之徒，弟子再传，后书于文字，又传穀梁者非一，各有其本，虽同名“穀梁传”而文字有异。

对口传而言，即便经过经师逐一口授，再传承时产生增减或遗漏在所难免，所以彼此存在差异是可能的；对流传的文本而言，影响力最大的文本或吸收他家师说并入自己的传说内，致使其他穀梁家所传的文本失去需求而亡佚。

钟文烝认为《穀梁传》之“或曰”、“其一曰”，是穀梁先师疑兼存之。其云：

诸称“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异义也，皆示《传》疑兼存之，师说如是。【28】

钟氏之意与《穀梁传》“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义类近。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穀梁传》：“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对于不能确定的内容，兼存二说，不以己意断之。

如“或曰”者。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传》：“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钟氏云：“此两‘或曰’与下八年异，师并疑之，《传》亦并载之，非以前说为较常也。《传》于师所受，无疑信皆存”【29】。又隐公八年，无侅卒。《穀梁传》：“无侅之名，未有闻焉。或曰‘隐不爵大夫也’，或说【30】曰‘故贬之也’”。按此应二存疑说，不可断定，杨士勋疏称：“后‘或曰’是也”，其依据“不日则恶可知矣”，推断此经文有贬义。而钟文烝认为“不定从后说者”，其依据无侅帅师入极已发贬义，且如前说，则本不当称氏；如后说，则本当称氏。此“无侅”是名非氏，故不当从后说。【31】实则，“或曰”者，即两存其说，以两存解之，不有违碍。

如“其一曰”者。如庄公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穀梁传》：“国而曰伐。于余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讥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处“其一曰”，亦不知两者何是，存此二说，即钟氏疑兼存之之意。

不过，钟氏所举“或曰”、“其一曰”，是穀梁先师闻有二说不敢断，故兼存之，不是指孔子的存疑，是孔子传弟子之徒后所产生的异说。说明《穀梁传》所传的内容不能够全视作穀梁一家的思想，即便内容均是穀梁先师所传，但可能兼存其他家的传说在其中。

另有引他传之说而非疑者，“传曰”之属是也。《穀梁传》中注明“传曰”者，后世穀梁家范宁、钟文烝对此理解不同。见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穀梁传》：“传曰：言伐言取，所恶也。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范宁云：

称“传曰”者，穀梁子不亲受于师，而闻之于传者。【32】

钟文烝云：

全《传》称“传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盖七十子杂记之书，乃皆闻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传曰”以相别，当亦闻之于师也。《春秋繁露》称闵子、子贡、子夏、曾子、子石、公子肩、世子、子池之伦，皆论《春秋》，或当时诸子皆有书也。古书通称为“传”，非必说《春秋》之专书。【33】

范宁认为“传曰”是穀梁子不受于师之说，另闻于他之传者。其推论依据是《穀梁传》中出现“传曰”者不多，此若是师说，则其他传文亦应冠上，但其他则无，说明这些少部分的“传曰”非传自其师。钟文烝认为有几种可能，其一，此“传曰”仍是其师所传，惟出自七十子之徒杂记之文，为别之，故冠上“传曰”。其二，钟文烝认为是穀梁子转引他家解《春秋》之说，非其师所传。其三，钟文烝认为是穀梁子转引自非解《春秋》之古书，此亦非其师所传，惟穀梁子闻之而记之。

就此，《穀梁传》中存在他家传说，此是理解《穀梁传》思想时，应注意到这部份不纯粹性与不确定性。

倒是范宁与钟文烝二人均未提到“传曰”内容为何，或以为全段皆是“传曰”。笔者认为“传曰”只“言伐言取，所恶也”一句耳，后文“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是穀梁子藉之阐发的内容。何以知之？盖“谨”之说，于《穀梁传》多矣，如“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其月，谨之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34】。若《公羊传》则无，《公羊传》多曰“托始”、“讥始”、“疾始”【35】，不用“谨”，故下文“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应是穀梁子对经文于此发传的补充。以此论之，“传曰”虽引自他传，却得到穀梁的认同，加以阐发，故以其为穀梁之意亦非不可。

相同例者，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穀梁传》：“《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号从中国，名从主人”不包含在“传曰”内，理由是此语多见于《穀梁传》，是穀梁解经用语。见襄公五年“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昭公五年“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36】，皆有此文。

以上为经师所传，兼引他家之传说，此非孔子授七十子之徒所言，当是弟子再传时，或有异言，不可断定是非，遂二存其说，或参引他传传说来补充自己先师说之未明者。

《穀梁传》的变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成书前至成书阶段，一方面是成书后的传播过程产生的变动。后一部份通常是错字、通假字、脱衍文、倒错等等，仅是文字上的变化，这种改变对于经文的影响不大，除非是有意的改动文字产生异文异义，才会对经义产生影响。变动较大的是在“穀梁传”书成《穀梁传》的这一段过程。首先，《穀梁传》在纯粹性上不是完全是继承孔子或七十子之徒，至其时已有许多传说存在，然后穀梁先师经过选择判断，决定纳入或排除，慢慢形成今日所见《穀梁传》的雏形。今见两汉诸多文献中，颇有引“穀梁传”与今本不同者，说明今本《穀梁传》仅是当时诸多传承穀梁传说之一，故不能不加分辨的将之“辑佚”视为今本《穀梁传》的内容。期间，先师自会有闻于其他穀梁家或其他传说的机会，若自家穀梁先师未传或不知疑信的情况下，《穀梁传》或不相信他说，也有兼存二说，或采他传说而阐释的情况。之后，诸多穀梁家在竞争的过程中，有一穀梁文本成为主流，渐使其他穀梁家说消亡，自此之后，《穀梁传》文本基本固定，不再有太大变化。

文字的变动虽然说明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变动状态，但在《春秋》之义的传承上，主旨与关键思想仍被传承著，基本上《穀梁传》的大义仍然非常稳定的传承。即经典所承载的经义附于文字，它可以由不同的方式来陈述，读者最终会自行推敲出文字后的意义。是以经典的变动事实在传播过程并未被强调，甚至被忽略不谈，久而久之，口传至书于竹帛的过程，便顺理成章的在“经学史”一笔带过。此正是本章所欲强调，在“经学史”中不应被忽略的部分。

另外，经典形诸文字后，经师功能开始变化，原本透过口授传承经典的经师靠的是背诵，书于文字后，对经师口传记诵的要求不再，因此经师的功能发生转向。东汉时，王充曾批评仅会背诵的时儒，云：

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矣。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胷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遗误者，则为善矣。传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37】

说明东汉王充时，传经的传统尚未全然改变，却已见改变迹象。不久，何休、郑玄登场，注解经典成为更被推崇的传经之法。此时注解经典与以义例阐述经典的意义，成为经师被期待的新价值。

① “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参见(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宣帝纪》，《汉书》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

 ②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参见（汉）司马迁：《儒林列传》，《史记》卷121，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29页。“受穀梁春秋”，参见(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楚元王传》，《汉书》卷36，第1967页。

 ③（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卷14，第509页。

 ④(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艺文志》，《汉书》卷30，第1715页。

 ⑤隐公元年。参见(战国)穀梁赤著，(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据清嘉庆二十年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影印，第6页b-第7页a。

 ⑥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无侅帅师入极。隐公五年，卫师入郕。隐公八年，我入邴。隐公十年，齐人、郑人入郕。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也。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庄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昭公二十一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定公十一年，入于萧以叛。哀公六年，齐阳生入于齐。

 ⑦《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7，第13页b。

 ⑧《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7，第15页b。

 ⑨分别参见《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第4页a；卷2，第6页b；卷3，第12页a。

 ⑩分别参见《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第10页a-第10頁b；卷6，第2页a；卷2，第11页b；卷3，第11页b；卷5，第20页b；卷14，第13页a；卷7，第4页b；卷14，第5页a。

 ⑪《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8，第7页a-第8页b。

 ⑫《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20，第1页a-第4页a。

 ⑬（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儒藏》(精华编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3页。

 ⑭（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32，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据清嘉庆二十年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影印，第11页a。

 ⑮（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852页。

 ⑯分别参见（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719页、第852页。

 ⑰(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艺文志》，《汉书》卷30，第1701页。

 ⑱（南朝宋）范晔撰：《孝安帝纪》，《后汉书》卷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⑲ “絷”、“”、“杀”，参见马衡：《汉石经集存》，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b、第35頁b。

 ⑳(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儒林传》，《汉书》卷88，第3620页。

 ㉑（南朝宋）范晔撰：《郑范陈贾张列传》，《后汉书》卷36，第1235页。

 ㉒（汉）陆贾：《道基》，《新语》卷2，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弘治刊本影印，第5页b。

 ㉓（汉）班固：《三军》，《白虎通德论》卷4，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据元大德覆宋监本影印，第1页b。

 ㉔(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五行志》，《汉书》卷27下之上，第1455页。

 ㉕（汉）荀悦：《孝成皇帝纪》，《前汉纪》卷25，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据上海涵芬楼用梁溪孙氏小绿天藏明嘉靖本影印本影印，第9页b。

 ㉖(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杨胡朱梅云传》，《汉书》卷67，第2925页。

 ㉗（南朝宋）范晔撰：《樊宏阴识列传》，《后汉书》卷32，第1127页。

 ㉘（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533页。

 ㉙（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435页。

 ㉚ 王引之认为“说”、“故”均衍文。转引自（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464页。

 ㉛（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464页。

 ㉜《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2，第1页a。

 ㉝（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骈骅校点：《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445页。

 ㉞ 参见《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第1页b；卷2，第2页a；卷2，第12页a；卷3，第1页a；卷6，第17页a。

 ㉟ 参见(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第2页b；卷2，第4页a；卷2，第12页a。

 ㊱ 参见《监本春秋穀梁注疏》卷17，第1页b；卷15，第4页b-第5页a；卷17，第5页a。

 ㊲（汉）王充：《定贤》，《论衡》卷27，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据上海涵芬楼藏明通津草堂本影印，第9页a-第9页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