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华，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李泽华.旅居经济的内涵特征、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56-66.)
摘要：旅居经济是将文旅的体验性与居住的生活性相结合，形成涵盖康养、文化和休闲等多元需求的复合型经济模式。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变革和创新是旅居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中供给端包括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双向赋能、产业转型与模式创新的推动、交通与数字基建设施的基底支撑3个层面，需求端包含银发经济的崛起和新兴青年群体的需求分化两大方面。旅居经济的发展面临政策支持和监管机制不足、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与产品类型单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压力增大、数字化转型迟缓与技术应用不足，以及旅居运营人才匮乏与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未来，旅居经济的发展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政策保障体系；深化多元业态融合，构建产品创新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支撑；优化市场结构，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旅居经济；孵化旅居专业性人才，打造知名旅居品牌。发展旅居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新时代城乡发展、文化传承和民生改善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旅居经济；文化旅游；旅居品牌；旅居运营人才；民生改善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
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国家更加注重文旅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供给。202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文件，明确提出在“实施美好生活度假休闲工程”中要“合理布局自驾车旅居车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在“开展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中要“推动实施旅游民宿国家标准”[1]。202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支持住宿业与旅游、康养、研学等业态融合发展。……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发展乡村酒店、客栈民宿服务”[2]。可以看出，在当下文旅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中，“住宿”“旅居”“康养”等备受关注，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对游客而言，“住”既是刚需亦是归宿；对旅游地而言，“住”是“留客”的重要方式，是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引擎动力。如今，一些省份和地区开始重视“旅居”的发展，如云南省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视为本省全力打造的文旅品牌，“向往云南、来到云南、爱上云南、留在云南，成为外地游客‘旅居云南’的‘四部曲’”[3]。又如山东省济南市着力打造的“今晚住济南”，其住宿品牌在2025年“五一”假期为济南市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旅居经济”的快速崛起，换言之，“旅居”正逐渐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赛道。
目前，学术界对于旅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居养老、旅居地和旅居者三大方面。在旅居养老方面：刘卓等从可行性、支撑人群、建设策略等方面，对贵州民族地区“候鸟式”旅居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研究[4]；周榕等在探索了旅居养老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推拉理论以及多种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乡村旅居养老的时空格局演变、形成机制，以及发展模式[5]；封铁英和齐心竹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养老旅居企业—智慧养老平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旅居养老产业链智慧化纵向整合的演化逻辑和路径，研究了整个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合适强度[6]。在旅居地方面：王园园等以滇西北乡村为例，采用最大熵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融合地理空间数据，构建了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7]；王金莲等基于社区场域理论，探索了三亚市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的现状及对社区发展的影响，认为社会互动的空间异质性，导致了不同地理空间内社区场域发展存在差异性，并为旅居地发展政策的制定构建了和谐社区发展模式[8]。在旅居者方面：李书简基于深度媒介化理论，研究了媒介在文化适应中的角色对旅居者的适应过程所产生的变革，分析了深度媒介化对社会关系和适应结构带来的变迁影响[9]；林昱君以山东烟台的韩国旅居者为例，探讨了东道国媒体与母语国媒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起到的不同作用[10]。可以看出，现有成果对旅居经济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即对何谓“旅居经济”，以及其内涵特征、理论逻辑、驱动因素、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等重要内容观照较少。鉴于此，本文不揣冒昧，拟对其进行钩沉与探讨，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二、旅居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其理论逻辑
（一）旅居经济的内涵特征
从词源来看，“旅居”是“旅”与“居”的集合体。“旅”最初含义与军队相关，《说文解字》有云，“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即将五百人军队视为一“旅”。由于军队时常行军征战，故引申出“寄居、客处”之意义，同时军人出门在外，身份便如同客人一般，由此“旅”便引出了“旅行”“旅途”等含义[11]。“居”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12]，即蹲踞是从古而来的习俗，所以从“古”。《周易》云，“上古穴居而野处”[13]，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即居住要有住所，而人在住所占用的时间较多，故“居”字引申为住或居住[14]。可以看出，“旅”和“居”皆有居住之意，但“旅”还有“旅行、旅游”的含义，所以当二者合在一起组成“旅居”一词时，指称游客在他地长期或短期居住和生活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旅居”一词最早由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萧振鹏（Paul C.P.Siu）等人在研究某类跨国人群时所提出，认为旅居是那些在居住国倾向于孤立居住，而不想融入当地社会的群体[15]。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布曼（Taubmann）在1973年基于旅游首次提出了“居住型旅游”的概念[16]，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像“居住型游客”“季节型游客”“候鸟游客”等类似术语。而旅居亦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主要满足人们休闲、康养与旅游之需[17]。综合来看，旅居的关键在于离开原有的居住生活环境，在旅行中居住，感受异地的多元生活以及体验其特色文化，在“旅”与“居”的平衡中重新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旅居经济是以“旅居”为关键形态的新型经济范式，实质是通过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强其在旅居地的多元体验，推动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可持续的消费闭环。相较于传统旅游业，旅居经济突破了过去“走马灯”“打卡式”的消费形式，旨在实现游客在旅居地长期居住与本地自然人文深度体验的融合。如2024年11月，云南省文旅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三年行动》就明确提出将康养、研学、文体、养老等业态融入旅居场景，从“度假旅居”“医养旅居”“养老旅居”“文艺旅居”“体育旅居”“边境幸福旅居”“乡村旅居”“城镇旅居”8个板块发力，通过建设3000个以上重点旅居村，打造“生活盲盒”式体验[18]。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满足游客对自然景观的欣赏需求，更能使其沉浸式融入本地的生活和文化。从产业属性看，旅居经济包含住宿、医疗、教育、餐饮等诸多领域，逐渐形成“旅居+”的产业生态，是一种多要素协同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如云南省凤庆县以红茶文化为核心，建立“党支部+乡村振兴理事会+企业+农户”的发展机制，形成景村联动发展，合力打造“疗休养基地+旅游景区”，通过茶文旅融合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形态打破了传统旅游业的单一盈利结构，通过延伸产业链来提高经济附加值。
旅居经济不仅是文旅业态的革新，更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变革的缩影。它通过“以旅促居、以居兴旅”的理念，强调“诗意栖居”，注重游客在旅游地的长期停留和深度体验，而这也重构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动能，成为提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9]目前，旅居经济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强调消费场景的多元化。旅居经济除了涵盖传统旅游业“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服务外，还拓展至医疗、教育、房地产等更多领域。例如，2024年1月至10月，云南省景洪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17.6万平方米，其中78.7%的购房者为外地旅居客。此外，该市积极探索旅居发展多元模式，创建“15分钟服务圈”，开展文体活动、康养医疗进社区工作，为“新市民”更好地体验和融入本地生活提供保障[20]，旅居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与文旅、医疗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其次，旅居游客停留时间更加长久。不同于灵活自主的“旅行”和以“隔夜”为基本单位的“旅游”，旅居的时间跨度一般在一周至数月，甚至季节性长居[21]，形成了高频次、长周期的消费黏性。如2024年云南省丽江接待旅居游客14.5万人次，消费金额约7500万元，其平均停留时长为15-30天[22]，而旅居游客的日平均消费多集中在101-500元间，有效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产业规模的扩展。
再次，更重视文化体验的功效价值。“体验”作为商品消费之属性，具有连接旅居者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之功能，“所有的旅游吸引物都是文化体验”[23]（P91-92）。非遗活化、民俗体验等成为旅游地发展旅居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而旅居者自身也更注重在地参与和文化互动。如云南省临沧通过挖掘少数民族非遗、传统村落等资源，为旅居者推出非遗体验、民俗节庆等活动，让旅居者真正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最后，旅居者对文旅资源的品质要求更高。在当下社会，景点已不再是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物，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成了核心吸引物。在旅居中，旅游吸引物价值的实现，除了旅居者自身参与程度或解读能力外，还在于吸引物自身价值的大小[23]（P91-92）。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各不相同，民族习俗丰富多姿，人文氛围各具特色，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居地是否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旅居游客，而拥有优质资源的地区会更具竞争力。
（二）旅居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
1.马克思消费理论是旅居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旅居经济作为一种融合旅游、居住、文化体验等元素的新型经济形态，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多个维度存在理论契合性。首先，旅居者对异地生活的消费需求，直接拉动了旅居地住宿设施建设、生态资源保护、文化IP开发等生产活动，印证了马克思“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之论断，即消费需求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使生产活动更具针对性。其次，旅居者在旅居地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如参与当地手工艺制作、乡村劳作等，这看似是旅居者的消费行为，但其过程却表征了消费行为与生产行为的同步进行，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具有内在一致性。最后，旅居者通过旅居消费暂时脱离异化的劳动场景，如数字游民，在相对自由的时间中恢复劳动力并寻求自我实现与突破，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消费成为短暂摆脱异化的途径[24]，具有很高的适配性。
2. “以人民为中心”是旅居经济发展的根本落脚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话语表达是“为人民服务”[25]。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旅居经济发展的创造主体和共享主体，而旅居经济发展的活力亦源于人民的持续性参与。旅居经济的吸引力主要源自旅居地的文化魅力，而旅居地居民则是本地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若脱离本地居民这一主体，单纯以商业化为导向进行旅居服务开发，则可能会导致文化失真以及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弱化。唯有尊重旅居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让他们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角，才能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以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统一。
旅居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其核心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数据显示，我国亚健康人群已经达到了70%，完全健康的人群只有15%，其年龄主要在35-60岁之间[26]，所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了更多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选择。与短期旅游相比，他们更多会选择旅居，其个人需求也已从简单的“观光住宿”升级为”深度体验、文化感知、身心疗愈、自我实现”等多元诉求。“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发展旅居经济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变化，提供个性化、品质化和包容性的旅居产品和服务，让发展成果直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旅居经济的发展与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息息相关，所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其重要评价标准。诚然，“以人民为中心”为旅居经济划定了价值坐标，成为检验其发展成效的试金石。只有将人民的需求、参与和共享贯穿于旅居经济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方能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异化，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短期利益与长远福祉的统一，真正让旅居经济成为增进人民福祉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3.文旅融合是旅居经济发展的主要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27]文旅融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其出发点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体验，有效路径则是基于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文旅产业价值链有机性融合，落脚点在于促进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8]。文旅融合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科学发展理念，让文化成为旅游的灵魂，让旅游成为文化的载体，其最终目标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文化体验和旅游消费中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文旅融合顺应了旅居消费的内在需求，表征着从“物理停留”到“精神体验”的转化升级。有别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消费，旅居经济以“慢体验”为主，要求旅居地应提供兼具生活便利性和文化独特性的场景。而文旅融合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将住宿、餐饮和休闲等功能转化为可沉浸、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满足了旅居者“去异地过另一种生活”的深层需求。同时，旅居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旅居地居民与旅居者的共生发展。文旅融合通过活化本地文化，既能提高居民文化自信，增加本地就业，又能让旅居者获得“真实的在地生活”体验，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空心化”。在体验经济时代，旅居经济的竞争本质应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旅融合不仅解决了“住哪里”“玩什么”的表层问题，更通过“文化认同—情感连接—价值共鸣”的深层逻辑，让旅居地从“过境之地”变为“向往之所”。
三、旅居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
供给端与需求端是旅居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二者相互依存、动态平衡，共同塑造旅居经济的形态与规模。
（一）需求端变革
1.银发经济的崛起
银发经济作为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具有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等表征。之所以成为旅居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其关键在于老年群体的需求特征、消费潜力与旅居经济的供给形态高度契合。
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放大了银发经济的驱动效应。目前，我国已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占比达22%，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29]。同时，据联合国预测，2020-2050年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将增加112.3%，而旅游则成为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30]。新一代老年群体的消费理念逐渐从生存保障型转向品质发展型，兼具经济实力与健康意识的“新老人”更倾向选择周期灵活、康养结合的旅居模式。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到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其市场规模将达到51万亿，占GDP的25.5%[31]。旅居消费已成为老年消费升级的重要赛道。
其次，银发群体的“时间—经济”双优势直接激活了旅居需求。一方面，退休后的老年群体已然拥有了完全的时间自主支配权，可避开节假日高峰旅游，选择错峰出行，填补旅游淡季市场的空白。如当下许多老年群体倾向于在气候宜人的春秋季进行周期性旅居，也被称为“候鸟式养老”，形成稳定的季节性客流，大大优化了旅居地的资源利用率[32]。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养老金体系的不断完善、资产累积及代际经济的支持，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居家、社区和机构方面皆在不断成熟完善，截至2024年末，我国享受老年人补贴人数共计4949.4万人[33]，而康养旅行是老年群体的主要消费意向之一。他们更愿意为安全舒适的住宿、定制化的行程、配套的医疗服务等支付溢价，这也推动了旅居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升级。
再次，银发群体的需求升级重塑旅居经济的供给结构。一方面，众多老年人对“养老”的界定超越了基础性生活保证，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呈现，这也决定了银发群体的需求已从“生存型养老”逐渐升级为“发展型旅居”。旅居成为银发群体拓展社交圈、体验多元生活方式之载体。另一方面，银发经济不仅包含60岁以上群体，还涵盖45-59岁的“准老年”人群，他们通过体验“预演型旅居”“亲子旅居”提前规划养老生活，形成了“未老先备”的消费习惯，扩大了旅居经济的受众基础。
最后，银发经济推动旅居产业链适老化改造与创新。一方面，为满足银发群体对安全、便捷之需，许多旅居地加快了基础设施的适老化升级改造。如在交通方面，通过对列车加装扶手、设置无障碍通道、提供医疗随行服务等。另一方面，银发经济带动了旅居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旅居+”成为创造文旅新增长点、延伸产业链的重要模式。如江西省庐山市通过“旅居+度假村”模式，对庐山山南景区进行了整体性改造，构建起集康体休闲、文化体验、山水游览等于一体的休闲度假目的地[34]。
2.新兴青年群体的需求分化
新兴青年群体作为在新兴经济领域以灵活就业方式从事新兴职业的年轻人，是由网络文化青年、独立文艺青年和生活新业态青年等群体构成，主要集中于文化产业和生活服务业[35]。他们通过消费模式革新、技术赋能创新和社交裂变传播三大途径，成为旅居经济结构性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新兴青年群体以“数字游民”“体验先锋”“文化策源者”三重身份重构着旅居市场格局，推动行业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
首先，新兴青年群体的消费模式已从“打卡观光”革新为“生活方式植入”。青年群体不再拘泥于过去的“景点打卡”逻辑，而是将旅居转化为生活化的沉浸体验。据2024年《中国旅居市场需求调查报告》显示，20至40岁旅居者约占60%，其中1-3个月中长期旅居者占比为63.8%[36]。一方面，深度体验方式开始主导市场。据调查显示，超4成受访青年每年在旅行方面的花费超过5000元，其中39.12%的青年花费在5000-10000元区间，24.9%的人不设预算[37]，他们热衷在地化的文化参与和体验。如云南省昆明市推出的“猫之邮局”便是“旅居+”的典型案例。旅居者可以云南非遗符号“瓦猫”为元素来参与打造“黑猫局长”IP和创作更多作品，通过深度体验实现了从“打卡”到“生活”的转向。另一方面，消费决策的社交化成为常态。目前，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成为旅居消费的重要窗口，青年群体大多会通过“攻略种草—即时下单—内容反馈”形成旅游闭环。
其次，新兴青年群体通过技术赋能构建起“数字游民生态”。青年群体依托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旅居经济向“虚实融合”和“弹性供给”方向发展，而数字游民自身亦是新型旅居群体。一方面，RemoteOK、Upwork等平台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全球性工作机会，确保了群体的流动性。云南、浙江、四川和海南等省区纷纷布局数字游民社区建设，努力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休闲文旅产业协同发展[38]。另一方面，一些在线旅游平台（OTA）通过大数据分析青年偏好，推出了“越住越优惠”的动态定价策略，如携程针对Z世代推出“门票+接送车+酒店”的演唱会旅行套餐。
最后，新兴青年群体凭借社交裂变传播重塑旅居经济的价值链条。青年群体通过圈层文化输出和社群经济运营，促进了旅居产品的指数级传播。一方面，青年群体将“极客”“二次元”等标签融入旅居场景，植入亚文化符号。如浙江青田县通过咖啡文化吸引青年旅客，2024年“青田旅游”搜索量同比增长109.7倍，青田县拥有数百家咖啡馆，形成了“咖啡+文创”的独特IP[39]。另一方面，青年群体主导的“旅创”众创空间、艺术社区等社群，通过线下活动和线上社群形成黏性联动，激活了长尾效应。
（二）供给端创新
1.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双向赋能
目前，旅居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呈现出“国家战略引领—地方特色创新”的立体化局面。从国家规划来看，除了前文提及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外，2022年7月，文旅部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乡村民宿的开发与建设[40]。2024年12月，国家出台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开发旅居养老市场”，“发展康养旅居等新业态，推动旅居养老目的地建设”[41]。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发展银发经济”，推广康养和慢游等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等[42]。
从地方实践状况来看，云南、海南和广西等省份依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地出台了相关政策。近年来，云南省相继出台了《云南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三年行动（2023-2025年）》《智慧旅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三年行动》《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打造旅游消费升级版的若干措施》等相关政策文件，从文旅产品的供给与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文化资源挖掘等方面推动旅居经济的发展。海南省作为热带旅居的典型，出台了《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文体旅商展联动扩大消费若干措施》《海南省关于住宿业达限纳统奖励实施细则》《海南省关于支持达限纳统住宿业实施细则》等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颁布了《广西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深入推进“壮美广西·长寿福地”康养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系列性政策文件。此外，河北、浙江、贵州等省份亦出台过关于发展旅居康养类项目的相关政策。
2.产业转型与模式创新的推动
产业转型与模式创新对旅居经济的系统性推动，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业态升级和新型消费场景等多个层面，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应用重塑供给端，从而适应消费升级之需。
第一，产业转型深刻体现出从传统制造到服务经济的结构性升级。产业转型推动经济发展从依赖农业和重工业等传统产业转向服务业，而旅居经济则成为新增长极，房地产、农业等传统行业通过跨界融合参与旅居经济，开始创造新价值。一些资源型城市或农业县在传统产业式微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发展旅居经济。如云南省的曲靖市、元江县等，通过发展乡村旅居，将闲置农房、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度假产品，这种转型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还催生了旅居管家、康养顾问等新职业，形成“银发经济+大健康+文旅”的产业集群[43]。
第二，科技赋能推动旅居产业从单一业态到多元融合的颠覆性突破。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重塑了旅居体验和管理，催生了智慧服务、精准营销等新型模式。如云南临沧市开发的“旅居临沧”小程序，就集智能推荐、在线预订等功能于一身，并利用大数据分析为旅居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临沧市又构建旅居数据大模型，整合景区、交通、文化等数据，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通过技术创新打破资源壁垒，重构了旅居供给方式。如以Airbnb为代表的共享平台通过“闲置房产+短租服务”模式，降低了旅居门槛。
3.交通与数字基建设施的基底支撑
第一，交通网络重构了旅居空间格局，释放了旅游资源潜力。一方面，时空压缩效应激活了全域旅游，尤其是高铁网络的快速扩张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时空逻辑。如江西省靖安县G353宁福线旅游公路建成后，公路沿线的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释放，带动了沿线景区发展，成为“交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典范。另一方面，农村公路的通达性提升激活了乡村旅居的潜力。从2017-2023年，我国农村公路建设投资每年保持在4000亿元以上规模，2023年度农村公路改建、增建里程达18.8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农村公路里程累计达460万公里，占全国公路总长的84.6%，大大促进了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的发展，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44]。
第二，数字基建夯实了数字化赋能旅居服务的基础。目前，我国数字基建已进入高速发展期，据统计，“2024年我国数据年产量已达41.06泽字节，同比增长25%，算力总规模达到每秒28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累计建成5G基站超425万座”，243个地方创建了省级和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超37万个有效数据集中开放，为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45]。一些有名的旅居地，借着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之东风，加大数字基建建设，从而推动旅居经济发展。例如，近年来云南省大力增强网络通信设施，5G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为旅居云南数字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
四、旅居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
旅居经济在加速崛起的进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除了涉及政策和监管外，也关乎文化内涵挖掘、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和专业性运营人才培育等多个维度。
（一）政策支持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
目前，虽然在一些国家政策中提出要发展“旅居”“康养”“住宿业”等要求，但这些要求仅是依附于释放旅游消费、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等专项政策中，并未出台过关于旅居经济的专项政策或文件。而从地方实践来看，尽管云南、海南、广西等省份已经出台政策来支持旅居经济发展，但政策体系较为碎片化，大多停留在方向性指导层面，缺乏较为细化的服务标准、设施规范和质量监管规定。此外，还有很多省份尚未出台关于旅居经济的政策文件，旅居经济发展仍处于萌芽状态。而在新兴业态发展方面，现有政策存在监管滞后的情况。如旅居经济衍生出了“旅居+直播”“分时度假”“康养金融”等新模式，但现有监管框架却较难覆盖。
（二）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与产品类型单一
如今，一些旅居地对于本地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较难满足旅居者的深度体验和在地生活诉求。旅居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让旅居者深度融入当地生活，体验本地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和人文氛围，对于旅居者自身而言，他们亦渴望获得异质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但部分地区存在盲目模仿“网红民宿”“古镇商业街”等现象，忽视了本地的手工艺、饮食等文化特色，致使旅居产品沦为“空心化”的住宿载体，同时也导致了旅居产品的单一化。
（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压力明显增大
旅居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给旅居地所带来的公共交通、医疗资源、生活服务配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热门旅居地，由于短时间内人口激增，致使公共设施超负荷运转。如在云南的热门旅居地元江县，就出现过公交线路覆盖不足和频次低的问题，导致旅居老人出行不便[46]。又如昆明市存在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不足，以及养老服务信息与相关部门信息资源未能有效对接等问题。
（四）数字化转型滞后与技术应用不足
数字化转型滞后的本质是旅居经济发展中“体验升级需求”与“技术供给体系”间的结构性错配。目前，我国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本身就面临城乡信息基建覆盖不均、数字鸿沟问题显著之困境，而这也导致一些乡村旅居地面临网络覆盖弱、算力资源匮乏、技术应用不足等问题。例如，在某些民族特色村寨中，其存在旅游服务信息化水平相对滞后、民族旅游产品数字创意不足等问题，旅游服务信息化统筹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相关从业者整体数字技能不足，导致智能设备使用率较低[47]，极大阻碍了本地乡村旅居的发展。
（五）旅居运营人才匮乏与品牌建设不足
旅居经济涉及文化体验、健康管理、资源整合等诸多方面，需要兼具文旅策划、运营管理、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的缺乏会直接影响旅居服务品质。如在乡村旅居中，一些乡村旅居地缺乏专业的医疗服务人才，乡村医疗条件极为有限，有的村连医务室都没有，一旦旅居者遇到突发疾病就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这也导致很多患病的银发人群不会选择长期在农村居住[48]。而人才的不足又导致了旅居品牌的弱化，如云南省红河州地区，当地乡村旅居项目由于缺少专业性人才，出现了主题同质化、管理混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旅居云南·红河最好在”品牌的打造[49]。
五、旅居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当下我国旅居经济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以及国家战略规划的要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之取向，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多元业态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市场结构、孵化旅居专业性人才等方面推动旅居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政策保障体系
一是明确旅居经济的战略地位，构建全域统筹的战略规划体系。国家应将旅居经济纳入“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推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银发经济的重要抓手。如在城市群规划中划定“旅居经济示范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旅居型村庄”建设目标，抑或在健康中国战略中整合康养旅居产业链等。同时成立由文旅部、发改委、住建部等多部委共同组成的“旅居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打破条块分割，制定国家级的《旅居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发展定位和目标等。二是设立旅居专项扶持。中央和地方可出台专项政策支持旅居地产、民宿集群、康养社区等业态，在土地审批、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三是创新旅居金融工具。开发“旅居消费贷”“候鸟式旅居保险”等金融产品，降低旅居者长周期旅居的经济门槛，并引导社会资本设立旅居产业投资基金。四是建立旅居行业标准体系。需明确民宿消防安全、长租公寓服务规范、康养社区医疗配套标准等重要指标，建立分级认证制度。五是建立跨区域监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打击虚假宣传等乱象，保障消费者权益。
（二）深化多元业态融合，构建产品创新体系
一是以文化IP激活“旅居+”的多元场景开发。一方面，将地域非遗、传统技艺嵌入旅居产品，如打造“非遗工坊旅居社区”，让旅居者能够参与手工艺创作，形成“居住+文化研学”的深度体验。另一方面，可在旅居地规划文化街区、主题博物馆、特色集市等，形成文旅商综合体模式。二是结合中医药、温泉等特色资源，形成康养融合发展范式，打造“医疗+旅居”产品，如设立中医理疗旅居基地、候鸟式康复社区等，同时配套慢性病管理和健康体检等服务。三是融合乡村资源，形成乡居融合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可以“农业+旅居”的模式，盘活闲置农房并融合农事体验、有机农业、乡村研学等，推出“认养农田+民宿居住”服务产品。旅居者可长期租赁农田，参与作物种植与农产品加工活动，体验农耕生活。四是通过数字科技升级智慧化旅居体验。一方面，通过AR/VR技术构建虚拟旅居体验，打造“元宇宙旅居”，如在实体民宿中楔入“元宇宙文化展”，旅居者可线上线下同步参与艺术展览和虚拟社交。另一方面，打造高速网络覆盖、共享办公空间的“旅居+远程办公”基地，吸引自由职业者或远程工作者长期驻留。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支撑
一是优化交通网络，提高通达性和便利性。一方面，增加旅居地与枢纽城市的高铁班次、直飞航线和长途客运线路，尤其是针对康养旅居、乡村旅居等偏远地区，可增设“旅居专列”“旅居直通车”等，缩短跨区域流动时间。另一方面，在旅居集聚区构建“慢行系统”，如城市绿道、骑行道等，将景点和商业体等连接成片。同时建设“共享交通枢纽”，提供电动车租赁、共享单车等服务。二是完善旅居住宿与生活配套设施。一方面，除传统酒店外，应重点发展长租公寓、康养民宿、田园旅居小院、青年旅社等，降低长期旅居成本。同时还应推动住宿设施的适老化改造，增加防滑地板、无障碍通道、智能呼叫设备等。另一方面，在旅居社区周边布局连锁超市、便民市场等，满足旅居者日常采购需求，并规划餐饮聚集区，融合本地特色美食。三是强化医疗和健康服务体系。一方面，在旅居地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慢性病管理、急诊转诊等服务。同时针对康养旅居人群，设立康复医院和健康管理中心。另一方面，开设“旅居健康档案”，整合体检、就医记录等，推出营养咨询、运动指导等定制化服务，同时对接旅居住宿设施，形成“住宿+健康管理”套餐。
（四）优化市场结构，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旅居经济
一是以“市场细分”重构供给结构。一方面，各地可根据年龄、消费能力、需求场景等划分市场，针对不同群体性质设计产品矩阵。如为银发群体开发“适老化旅居”，为新中产人群开发“城市近郊+文化沉浸”短途旅居产品等。另一方面，各地应结合本地特色，形成旅居的区域差异化布局。如自然禀赋型地区应以生态康养为主；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应以地域特色文化开发“生活方式旅居”。二是创新供给模式，破解季节性瓶颈。一方面，由于南北气候差异显著，所以可根据季节开发“应季旅居”，北方冬季可以“冰雪+温泉”为主，南方夏季可推出“避暑+漂流”服务，并搭配节庆活动来吸引客流。另一方面，可通过平台租住当地人的闲置房屋，或允许其他旅居者合租公寓，共享客厅、厨房等公共空间，分摊租金，降低旅居成本，推行共享旅居模式。三是构建旅居产业供应链平台，整合本地农产品、文旅演艺、手工艺品等资源，形成“旅居消费—本地产业—居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五）孵化旅居专业性人才，打造知名旅居品牌
一是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体系。一方面，各地可推动高等院校开设旅居管理、康养文旅、休闲产业等专业，设置与旅居相关的课程，同时与旅居相关企业共建人才实训基地，培养运营管理、活动策划、康养服务、社区管理等专业性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可设立“旅居人才培训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岗位技能认证，如旅居规划师、民宿管家等类似职业资格认证，并通过举办国家级或省市级的“旅居服务技能大赛”来提高岗位人员应急处理、客群沟通等实践能力。二是创新旅居人才引进机制，推行柔性引才政策。对旅居行业的高端人才可实施“候鸟式就业”，提供人才公寓、项目补贴政策，并建立旅居人才专家库。三是明确旅居品牌定位，精准提炼核心价值。旅居品牌定位的核心在于“挖掘自身独特的价值，调配一切资源，和消费者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连接”[50]，可基于旅居地资源禀赋来进行品牌定位。
六、结 语
旅居经济作为现代文旅产业与生活方式深度融合的新兴形态，是将文旅的体验性与居住的生活性相结合，形成涵盖康养、文化和休闲等多元需求的复合型经济模式，正以“异地长居”的方式重构文旅消费格局。旅居经济既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还是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从经济层面看，旅居经济通过延长旅居者停留时间和提高旅居消费深度等方式，优化了传统消费结构，同时催生了康养、文旅和数字服务等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社会价值来看，旅居经济推动了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城市“候鸟”群体带来的资金、技术和智力资源，与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互补，而这不仅可以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还能提高旅居地的社会治理水平。从文化传承视角看，旅居经济成为文化活态化传播之桥梁，一些地区将非遗传统融入旅居，形成了“非遗+旅居”的文化活化模式，使其本地文化传承从静默化保护转向了动态化体验，而这种深度文化互动不仅可以增强旅居者的文化认同，更能通过旅居者的二次传播，扩大旅居地的文化影响力。总之，发展旅居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其价值不仅在于推动经济增长，更在于通过产业融入实现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协同进步，为新时代城乡发展、文化传承和民生改善提供可持续性路径。
【参考文献】
[1] 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N].中国旅游报，2023-10-02（002）.
[2]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4，（23）：21-24.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N].人民日报，2024-12-30（012）.
[4] 刘卓，王卓楠，杜文君.贵州民族地区”候鸟式“旅居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4，45（1）：108-116.
[5] 周榕，石磊，庄汝龙.中国旅居养老空间发展模式研究[J].地理学报，2023，78（6）：1553-1572.
[6] 封铁英，齐心竹.旅居养老产业链智慧化纵向整合——基于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情景仿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1）：89-101.
[7] 王园园，谈国新，张文元.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与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4，44（11）：222-231.
[8] 王金莲，苏勤，吴骁骁.第二居所旅居地社会互动及其对社区发展的影响——以三亚市为例[J].人文地理，2021，36（1）：66-72.
[9] 李书简.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外国旅居者文化适应的意涵转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3）：51-60+200-201.
[10] 林昱君.功能满足与心理满足：媒体国别差异对旅居者文化适应的影响[J].当代传播，2022，（2）：75-78.
[11] 子默.读懂汉字：人类与生活[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68-69.
[1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三）[M].汤可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1724.
[13] （商）姬昌.周易[M].宋祚胤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351.
[14] 殷杰.生活风貌[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9.
[15] Paul C.P.Siu.The Sojourne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2，58（1）：34-44.
[16] 吴鸿，赵玉，赵达.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1（6）：110-119.
[17] O’Reilly, K.Intra-European Migration and The Mobility-Enclosure Dialectic[J].Sociology，2007，41（2）：277-293.
[18] 李琤，饶定烈.从“欢迎来”到“留下来”——旅居云南开启新生活[N].中国文化报，2025-01-17（001）.
[19]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8.
[20] 叶新颖.景洪筑巢暖“候鸟”[N].云南经济日报，2024-11-15（001）.
[21] 孙小荣.“旅居”经济，一个加速崛起的新赛道[EB/OL].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25-05/20/content_11788 4810.shtml，2025-05-22.
[22] 张田睿.2024年丽江接待旅居游客14.5万人次[N].春城日报，2025-04-16（008）.
[23] 傅才武.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73（2）：89-100.
[24] 管义伟等.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34-36.
[25] 袁银传.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以人为本及其对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超越[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 （9）：11-15.
[26] 鲍勇，张标.好血管，靠养护：血管精准健康管理新动力[M].北京：线装书局，2024.22.
[27]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03.
[28] 范建华，李林江.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6（4）：80-90.
[29] 从“养老”到“享老”社会组织助力解锁“夕阳红”幸福密码[N].中国社会报，2025-04-01（A04）.
[30] 李志刚.老年旅游需求持续提档升级[N].中国旅游报，2023-07-04（002）.
[31] 胥帅.养老产业迎黄金发展期，今年银发经济规模可达9万亿[N].每日经济新闻，2025-02-05（003）.
[32] 安娜.有一种养老生活叫“冬南夏北”[N].中国社会报，2025-02-13（001）.
[33] 朱高祥.202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282万人[N].四川工人日报，2025-07-26（001）.
[34] 张曹，余翰辰.金融“加码”文旅“出圈”[N].江西日报，2024-11-26（008）.
[35] 李春玲，刘保中，李闯.新兴青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力量[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5）：62-70.
[36] 李志刚.越来越多年轻群体体验旅居出行[N].中国旅游报，2024-08-15（002）.
[37] 王晓飞.把握青年消费新趋势 激活消费新动能[N].光明日报，2025-05-06（011）.
[38] “工位”安在山水间，各地争相为“数字游民”建社区[N].文萃报，2025-03-04（001）.
[39] 赵珊.小而美 特色足，县域旅游释放消费新动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8-23（012）.
[40] 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卫生健康委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文物局 乡村振兴局 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25）：38-41.
[4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N].光明日报，2025-01-08（001）.
[42] 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N].中国旅游报，2025-01-14（002）.
[43] 李庆雷，郭喜梅.推动乡村旅居健康持续发展[N].中国旅游报，2024-11-20（003）.
[44] 白皮书：中国持续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N].新余日报，2024-12-03（008）.
[45] 谭睿鹏.系统布局数据基础设施建设[N].经济日报，2025-05-23（005）.
[46] 杨茜，王剑钊.暖冬小城留住“候鸟老人”[N].云南日报，2024-12-09（007）.
[47] 张江华，卢嘉一.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民族特色村寨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N].桂林日报，2025-04-25（006）.
[48] 李俏，赵天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6）：115-125.
[49] 王碧炜.全力打造红河乡村旅居IP[N].云南政协报,2025-04-10（05b）.
[50] 秦宗财.定位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创品牌塑造的方向和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5）：5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