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书维，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曲如杰，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力闻，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范洋洋，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近十年间，在全球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日益受重视的背景下，“行为革命”席卷整个社会科学界。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行为＋”公共管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心理学视角来探究传统理论无法准确剖析的公共管理议题（如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组织行为、公民满意度与公民参与），实验法和测量技术等心理学研究方法亦在公共管理学界得到广泛采用。于是，行为科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公共管理学中极具潜力的新兴分支。行为公共管理学（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BPA）由格里默里克休伊森等学者于2017年正式提出，其标志性特征是从微观层面审视公共管理现象并特别关注政民互动行为的心理层面。换言之，行为公共管理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试图以一个全新的微观基础假设来建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将个体和群体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模式视为理解公共管理复杂性现象的基本出发点。这有利于消除公共管理研究中由来已久的痼疾——“宏观视野有余而微观洞察不足”，夯实公共管理学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
尽管已有文献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来龙去脉进行过各有侧重的论述，但缺乏一个统合的处理，也无法反映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基于此，有必要站在学科整体的高度，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阐释。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梳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历史脉络与学术溯源，揭示其酝酿过程，行为公共管理学虽然只有短暂的历史，但它拥有漫长的过去。第二节从本土话语和国际前沿两个角度，展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三节介绍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聚焦实验法。在前三节的基础上，第四节从议题拓展、方法兼容和扎根实践三个方面，展望行为公共管理的未来研究趋势。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历史脉络与学术溯源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正式确立不足十年，但将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公共管理学这一做法却有较长的历史，远早于“行为公共管理”学术称谓的普遍使用。追溯学科渊源，当前公共管理学界的“行为革命”源于20世纪二战期间兴起的跨学科运动，该运动强调以“方法迁移”“概念整合”来跨越学科边界束缚，弥合学科间的知识割裂。例如，维也纳学派秉持逻辑实证主义理念，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引入哲学学科的探讨与思考。于是，在跨学科运动的有力驱动下，公共管理学界的一股学术新潮在暗中涌动。与此同时，以个体和群体行为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行为科学于20世纪40—50年代在西方学界快速兴起，为行为公共管理学奠定了学科基础。西蒙和瓦尔多等著名学者率先呼吁在公共行政与心理学领域间寻求更深层次的互动与融合。特别是以跨学科研究和决策理论蜚声学界的西蒙在其经典之作《行政行为》中将行为革命引入行政学界，倡导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即便是在决策过程、民主等议题上与西蒙存有诸多观点分歧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明确指出，“公共行政科学必须建立在对公共行政边界范围内人类行为的深刻理解之上”。遗憾的是，20世纪的学科间边界仍较为严格，公共管理学尚主要依托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传统社会学科，心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融合度不足，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更多表现为实证方法层面的“实验转向”，而非理论内核层面的“行为取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共管理学界仍对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持有保留态度，行为公共管理学历经了逾半个世纪的漫长酝酿期。
在学科积淀期间，行为经济学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生发提供了宝贵的学科范式和探路指引。作为经济学分支中的后辈，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塞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假设，力图将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这一主张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大相径庭，导致行为经济学一度被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边缘化。此后，随着理性人模型在解释及应对经济实践问题时暴露的局限性越来越多，行为经济学才逐渐赢得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关学者三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2012年和2017年），行为经济学无疑已成为经济学分支中的显学。
作为跨学科运用的典范，行为经济学演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激励着公共管理学与行为学科的深度交叉与融合。甚至有学者指出，行为公共管理学本质上就是行为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学科。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经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排斥后才逐渐获得学界的广泛接纳。于2017年方正式诞生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在公共管理学界的演进则比较顺利，正以一个独立的公共管理学科分支“模样”快速兴起，并由酝酿期走向创建期。究其原因，这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及现实条件密不可分。一方面，公共管理学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偏好那些能够提高政策效果和公共管理效率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经济人或政治人假设的传统模型难以应对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如政策执行困难，公众参与不足），客观上需要重新检视立论的实证基础，亟须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解决。杨开峰指出，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向来具有典型的“拿来主义”特征。通过引入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行为公共管理学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而易被学者接受。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本身具有较强的跨学科属性。对公共管理学科而言，虽存在学科边界不清以及统一研究范式缺乏的局限，但也表明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对增益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持有较高的开放度，这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生发提供了良好的学科土壤。特别是，近十年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重构公共管理学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行条件。
伴随着行为科学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加速融合，公共管理学界中行为导向的“革命”趋势愈发显著，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学术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及《公共行政评论》《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评论》等国内外公共管理学权威期刊相继开设了行为公共管理学专栏，充分彰显了该领域的研究热度；《行为科学与政策》（Behavioral Science ＆Policy）、《行为公共政策》（Behavioral Public Policy）、《行为公共管理》（Journal of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三份行为公共管理学专业期刊于近十年间陆续问世，进一步凸显着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国际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国内首个致力于行为科学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应用的学术辑刊《行为公共管理与政策》，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为本土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成果交流平台与学术阵地。此外，一些聚焦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相继成立。如2024年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中国七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的“行为公共管理联盟”，标志着该领域学术合作的深化与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公共管理学长期陷入“身份危机”和“学科边界”的困境，作为公共管理学与行为科学深度融合与交互的产物，行为公共管理学自诞生之初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学科归属的争议，即隶属于心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一些学者强调行为公共管理学应坚持公共管理的底色，明确指出行为公共管理学为公共管理学下属的一个跨学科分支，并将二者间的关系类比为政治心理学与政治学、行为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且，一个研究子领域的存在与否不能主要依据其使用实验或其他研究方法来进行判定。“实验转向”并不能使行为公共管理学真正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独立学科分支，其还需在理论硬核、方法论和实践性等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范式。学界亟须进一步推动公共管理与心理学之间的深度对话与融合，以构建一个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次级学科领域。
无论其当前是否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管理学科分支，不可否认的是，行为公共管理学正在掀起的“行为革命”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基于微观基础、务实求真的新思路，彰显出其不可忽视的学科价值。在追求“致广大”的征途中，公共管理学或多或少地简化，乃至摒弃了对人性深层次问题的关照。行为公共管理将人视作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特质的复杂“心理人”，由此构建属于自身独有的微观理论基础。可以说，行为公共管理学倡导在公共行政与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人的行为特点和心理因素，进一步提升了公共管理的人文关怀和亲和力；它既是对西蒙“管理科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在价值导向上也力图体现瓦尔多坚持的公共情怀。基于实验设计等心理学方法的积极运用，公共管理学能够更好地面对并解决变量间的内生性和同时性问题，从而帮助研究者模拟或观察真实世界中的公共管理实践，打开公共管理“黑箱”。更为重要的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将助推公共管理学地位的提升。从学科演进角度看，公共管理学更倾向于知识“引进”而非“输出”，从而在学科思想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这种知识流动的不平衡，削弱了公共管理学在跨学科交流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公共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互动中的“贸易逆差”。心理学被誉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枢纽，因此，融合心理学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助推公共管理学与那些行为科学应用早已广泛的政治学、经济学等优势学科的对话，丰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而提升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地位。
当前，在全球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行为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正以其特有的学术魅力异军突起，已然从初期的萌芽阶段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以及复杂多变的公共治理环境和多样化的公共管理问题，将行为公共管理学纳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且必要。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行为公共管理学凭借其独特的跨学科视角、精细化的研究方法和应对复杂问题的“以小博大”，正迅速成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热点，有望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更为深远的影响，为提升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行为公共管理前沿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中的本土话语
近年来，通过对公民行为、组织行为与领导行为以及公共治理中的行为科学应用的探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公民行为受助推、透明度和参与机制的影响显著，组织行为与领导行为在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行为科学的应用则为复杂问题的协同治理、危机管理和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
1.公民行为与公共管理的互动
公共管理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过程，它还直接影响公民的态度、决策和行为。近年来，来自本土的研究聚焦于通过行为干预和制度设计优化来影响公民行为，增强政府的治理效果。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快速发展，揭示了行为科学在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中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在影响公民日常决策和参与公共事务方面。
一是政策设计中的助推与行为引导。助推理论（Nudge Theory）已成为优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工具。通过不剥夺公民选择权的方式，助推可以引导公民做出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其背后的逻辑在于，通过设置环境和框架条件，公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引导，而不感受到外部的强制。例如，在公共健康领域，研究表明，通过设置默认选项和提供描述性规范的方式推广疫苗接种，能够显著提高疫苗接种率。默认选项给公民提供了一种“容易的选择”，减少了他们在复杂决策中的顾虑和犹豫；描述性规范则为个体提供了特定情境下哪些行为是最流行和最容易预期的社会信息。同样地，助推策略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显示出显著成效。通过将节能设备设置为默认选项或者将大多数人的环保选择作为参考，公民节能行为的普及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些“软性”干预措施的优势在于，政府无须强制执行，公民在保留选择权的前提下仍然能被引导做出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此外，助推策略的应用还在交通管理、食品安全和垃圾分类等方面得到推广，有效增强公共管理的执行效果，减小政策实施阻力。
二是政府透明度与公民信任的提升。研究表明，政府的透明度与公民的信任感密切相关。提高政务公开、财政透明度和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不仅能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还可以增强公民对政策执行的信任。这种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不仅让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还增加了对政策执行结果的信任，从而促进了政策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更进一步地，学者研究发现政府不同的数据呈现方式影响公众的参与意愿及其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分别采用可视化和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活动的参与，进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此外，政府透明度还可以有效减少腐败的发生率。研究显示，当公民能够更好地监督政府行为时，腐败现象会明显减少。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与信任。透明度的提升，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公开、公正，有助于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是公民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公民参与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政策合法性的关键因素。通过公民咨询、公众讨论会和在线意见征集，政府能够更好地理解公众需求，并调整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这不仅使政策更加贴近实际需求，还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在城市治理中，居民参与的社区项目为公民提供了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使得政策设计能够反映实际需求。例如，在社区改造、城市绿化和交通规划等项目中，居民的直接参与提升了他们对政策的认同感，并使公共服务的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此外，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的广泛性与其对政策执行的支持度呈正相关，通过增加公民的参与渠道，能够有效增强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公众支持力度。此外，也有学者系统阐述了行政负担在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中摩擦成本。
2.组织与领导行为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
在公共部门中，领导行为、职工激励机制、组织文化和公共服务动机决定了组织绩效的高低。变革型领导、激励措施以及组织文化不仅能够提升公共部门的效能，还能够激发职工的工作动能和创新能力。
一是多重因素对公职人员及组织绩效的影响。学者们探讨了个体、情境等多方面因素对公职人员及组织绩效的影响。个体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职工的内在动机能够促进组织成员对公共服务目标的认同，从而提升整体绩效。强烈的角色认同感能够激发干部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还有学者从公务员一元思维模式的角度探讨了个体认知对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组织情境下公务员行为复杂性的理解。同时，研究表明，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是应对行政任务动态变化的关键因素，个体的创新动机能够推动政策有效执行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情境因素同样对公职人员及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政绩考核、工作任务对基层党政干部行政动力呈非对称倒U型激励。公共领导是嵌入复杂治理体系中的机制，涉及政治引领、组织管理和资源动员。此外，组织文化在塑造职工行为和提升组织绩效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营造尊重、信任和合作的文化氛围，领导者能够激发职工的工作动能，促进创新。研究表明，支持性的组织文化能够鼓励职工提出创新性建议，推动组织内部的变革和创新。在绩效信息管理中，负面反馈往往推动组织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而正向反馈则激励风险承担与创新决策。
二是干部激励与工作动能的提升。干部的激励机制直接影响到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科学合理的晋升机制、绩效考核等激励手段能够显著提升干部的工作表现。例如，透明的晋升机制能够减少工作中的不公平感，增加干部的工作满意度和创新动能。通过优化晋升体系和绩效评估制度，政府能够激发基层干部的责任感，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参与政策实施与改革创新。研究显示，当干部的工作表现与晋升机会和绩效评估挂钩时，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尤其是在基层治理中，合理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增强干部的创新意识，进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学者们还关注声誉在公共管理中的软性激励机制，包括其对组织行为、决策过程和社会信任的影响。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声誉机制在公共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在物质奖励有限的情况下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并增强官员的责任感。
三是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是影响公共部门职工工作动能和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公共部门职工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会推动他们更积极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提升组织绩效。拥有较强公共服务动机的职工表现出更高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尤其是在基层公务员中，这种动机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公共服务动机与职工的组织承诺、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动机会增强职工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更高的职业道德，并推动政策的高效执行。例如，变革型领导通过强调公共服务的价值，可以进一步激发职工的公共服务动机，增强他们在公共服务中的奉献精神。此外，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对组织的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也有积极作用。通过引导职工将个人目标与公共利益结合，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推动职工参与社会公益和社区服务，提升公共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当然，公共服务动机也存在副作用，值得关注。
3.行为科学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
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新的工具，尤其是在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方面，行为科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将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设计，政府能够更好地理解公民行为，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一是协同治理与复杂性应对。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协同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在应对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问题时展现出显著成效。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中的激励机制和心理学的群体行为引导，协同治理相关研究在理解、激励和引导多方行为方面得到了增强，从而优化了政策的执行力和协作效果。在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和公共健康等领域，行为科学的助推策略、社会规范引导和公共承诺机制成为推动多方合作的有效工具。例如，研究表明，助推策略通过调整政策设计或默认选择，能够在不限制公民选择的情况下鼓励更环保的行为选择；且公共承诺机制有助于各方在合作中承担责任，增强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行为科学在协同治理中的应用也在资源整合、政策一致性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引导公众行为和强化多方协作，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和政策的社会信任度。
二是危机管理中的响应与合作。危机管理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领域。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还是自然灾害，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都是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政府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并提高危机中的应对能力。例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医疗机构的合作，有效地改善了防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减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信息公开在危机管理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多方协作和信息公开的结合，使得政府在应对危机时更加高效，政策执行更加顺畅。另外，研究发现，在公共危机情境下，“柔性治理”政策工具对数字治理民众支持度具有显著作用，“柔性治理”政策工具可以有效调节数字鸿沟对数字治理民众支持度的影响。此外，有学者关注集群行为的演化分析，指出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不仅影响行为的传播速度，还塑造了集群行为的治理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行为科学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已经催生出“行为应急管理”这一新兴交叉领域——将行为科学的理论、工具与应急管理的实践相结合，旨在建构基于“行为”的应急管理模式。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将继续为政策创新与公共服务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推动公共管理实践的现代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研究内容中的国际前沿
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巴塔利奥等人系统地回顾了公共行政学科中受行为科学启发的109篇文章，对2018年以前的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溯源和实践行为策略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近五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通过系统梳理并结合行为公共管理的最新研究趋势，总结提炼了行为公共管理国际前沿。通过将行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研究者们探索了行为干预、认知偏差、问责机制、行政负担与公民信任等方面的问题，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洞见。
1.行为干预与公共政策执行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强调利用行为干预，如“助推”（nudge）策略，来影响公民行为，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近年来的研究涵盖了行为干预对公共政策共制、公众参与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通过实验证明，助推策略（如社会规范助推、损失规避助推）在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度方面具有显著效果。研究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通过双向风险沟通和助推干预，政府可以提高公民对防疫政策的遵守意愿。相关研究分析了不同助推策略对公民参与自然灾害防御和器官捐献等公共政策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设计有效的公众参与工具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行为干预不仅局限于公民个体层面，还包括政府内部的组织行为和政策设计。助推策略不仅在健康行为、环境政策等领域有效，还可以在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中发挥作用。例如，研究发现，助推策略可以提高政府机构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健康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效果，揭示了行为干预在公共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前景。
2.问责机制与公共组织行为
问责（accountability）是管理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众多文献集中在组织问责机制中进行探讨。然而，只有当个体相信他们将来会被追究责任时，问责机制才能正常运作。伴随着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感知问责成为时下研究的热点议题。该领域研究问责机制与公共组织中公务员行为之间的联系，特别关注问责机制对决策、风险管理和道德行为的影响。例如，相关研究探讨了感知问责（felt accountability）和关系问责（relational accountability）对公务员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了公共组织中的问责动态与绩效评估机制。在公共管理中，问责机制与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问责机制如何影响公务员的决策行为和组织绩效。例如，有研究探讨了问责标准的具体化程度如何影响公务员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并发现具体标准的问责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学者们还关注了感知问责对公务员和领导行为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在街头官僚制中，领导者对公共价值的承诺与组织内员工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息息相关，问责机制的设计对组织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3.认知偏差与公共绩效管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有关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在做出艰难决定时采用的一系列启发式方法，以及一系列系统地将个体引入歧途的认知偏见。近年来，认知偏差在公共管理决策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五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据此关注了认知偏差（如框架效应和动机推理）如何影响公共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研究内容包括认知偏差对招聘决策、政策执行、风险感知和绩效信息处理的影响，重点在于这些偏差如何在不同行政环境中影响公共服务人员的选择和行为。既有研究分析了政客对财政状况的认知受到党派倾向和职位级别的影响，揭示了认知偏差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关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发现，社会压力、锚定效应等偏差在评估和决策过程中对决策者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表明，认知偏差不仅影响个体决策，还影响组织层面的绩效管理和政策执行。例如，一项关于韩国公共部门绩效反馈的研究揭示了组织对绩效管理的反应受制于历史和社会期望，这种反应符合行为理论的预测。
4.行政负担与公民—政府互动
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是公共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行为公共管理研究视角，该领域研究聚焦行政负担如何影响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机会，特别关注这些负担如何加剧社会不平等。部分研究探讨了行政负担对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影响，包括认知和心理因素如何影响行政负担的感知，并分析了行政负担对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影响，如官僚主义对情绪的影响，以及这些情绪如何进一步影响公民对政府服务的信任和满意度。一项基于生理测量（例如面部编码、皮肤电活动、心率）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中行政拖延、行政负担和规则失灵的不同情况如何引发离散的情绪反应，如困惑、挫败感和愤怒。
研究运用调查实验探讨了公民接触基于资格的项目中嵌入的行政负担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民对这些项目的好感度，有证据表明，接触有关行政负担的信息会提升对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及其接受者的好感度。学者们基于实地实验的证据探讨了行政负担对候选人留在招聘流程中的可能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减少参与的摩擦成本和简化流程可以提高合规性，研究结果扩展了该领域对行政负担如何影响政府人才选拔的理解。此外，行政负担也对公共部门机构内部的工作产生影响。例如，一项关于大学研究管理的研究指出，行政负担和“机器人官僚主义”的兴起在无意中将合规负担从管理者转移到了研究者身上，导致研究人员的负担加重。
5.信任、技术与公共参与
人工智能（AI）在公共管理与服务中的应用是当今世界一个新兴且至关重要的问题。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开始将信任与技术的作用纳入研究范畴，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人工智能（AI）和数字技术对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影响。公民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取决于他们对这项技术的看法。既有研究通过调查实验，分析了公民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如何调节算法透明度和隐私关注对其遵循政府建议意愿的影响，阐明了公民认知的影响，确定了信任的作用，并探讨了公民遵循人工智能系统建议意愿的沟通策略。基于准实验设计探讨了政府绩效与公民认知、信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不良绩效与负面认知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机制比良好绩效与正面认知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机制更强，参与式治理会通过让公民参与绩效改进过程并促进他们与政府官员的互动来缓和不良绩效与负面看法之间的联系。此外，共同生产（Co-production，也称合供、合作生产）成为公民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学者们运用行为实验研究范式，深入探讨了内外在激励措施对公民参与共同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并将信任、技术等纳入重要指标因素中。
行为公共管理前沿研究方法
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跨学科特性赋予其方法论体系以丰富性，这一研究领域的“方法宝库”涵盖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多元路径，前者包括案例研究、定性访谈、关键事件分析以及调查研究等，后者则以实验法为特色。近年来，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在国内外学者中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基于该方法的国外研究更是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这一研究趋势有力地推动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兴起，而这些研究也成为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聚焦于个体层面，实验研究方法因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准确识别因果效应，深入探索个体行为机制及有效验证理论假设，已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实验研究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运用实验方法探索公共管理相关议题的研究最初散见于与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研究相关的期刊中。1992年《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在创刊之初即连续发表了多篇实验研究文章，标志着实验研究正式进入公共管理学者的视野。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传统研究范式的惯性影响，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实验方法的研究仍不多见。自2010年后，伴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对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入借鉴以及经济学领域“可信性革命”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实验方法，以回应对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有效识别因果效应的质疑。响应此趋势，《国际公共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与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推出了实验研究专栏。国内核心期刊《公共行政评论》紧随其后，自2015年起，相继开设多个实验研究相关专栏，刊发了多篇公管的实验研究论文。
当前，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应用较多的实验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和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实验室实验通常利用外生性干预、随机化处理和干扰因素控制，以准确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公共管理的情境中，选择实验室实验往往是为了排除不同部门和个体在文化价值观、工作绩效和其他方面的差异对因变量的影响。早期的实验室实验主要依托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的范式，对腐败、群体决策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等公共管理的经典议题展开研究。近年来，采用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宽至公民的纳税遵从；品牌化政策对政策信任的影响，公民与国家互动中的情绪反应、基于信息的政策工具、公开政府数据的影响等。由于实施了严密的过程管理措施，实验室实验相较于调查实验与实地实验，展现出最优的“内部效度”，这意味着研究者对实验中揭示的因果关系的确认程度达到最高水平。然而，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相较于调查实验与实地实验，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效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具体体现在：一是实验室环境与真实环境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完全模拟现实情境的复杂性；二是参与者往往局限于学生或经过筛选的样本，可能导致的样本代表性不足，影响结果推广；三是实验设计简化及短期视角，可能忽略长期影响和现实动态性，导致评估偏差。
调查实验，亦被称为问卷实验，它依赖问卷作为媒介，向受试者施加实验性的刺激，这一过程融合了研究者控制的外部干预措施与随机分配原则。得益于其大规模的受试群体、操作上的便捷性以及成本效益，调查实验已跃升为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内最受欢迎的实验设计方式之一。在此类实验中，受试者通常会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版本的问卷小组中。此外，部分研究还会采纳如列表实验、离散选择实验（或称联合实验）等精细化的问卷构建策略。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基于调查实验的研究涵盖了包括街头官僚的行为，政府治理中的数字化、智能化工具使用，社会心理背景对合作生产激励的调节作用，启动效应与情境因素如何影响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应，行政负担影响公众对政府项目支持度，公众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绩效感知的差异，公众的腐败感知，代表性官僚制与公民合作生成意愿之间的关系等多样化的主题。调查实验虽然在因果推论上弱于实验室实验，但是其优势在于情境设置上更贴近现实，能够兼顾研究的内外部效度。
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为公共管理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不仅在于对因果效应识别的重视，更在于向现实性的干预方式的显著倾斜。这一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实地实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使其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研究手段。与侧重内部效度的调查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相比，实地实验更倾向于在现实情境中展开操作，因此能够更贴切地反映实际情况，进而提升研究的实用性和可信度。随着实地实验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逐渐普及，它已成为探索多样化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在已发表的基于实地实验的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中，绩效议题尤为突出，成为研究最为频繁的主题之一，得到广泛深入的探讨。紧接其后，领导力研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此外，合作生产、歧视现象、透明度、助推策略、政府资助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选民登记等主题也备受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领域实地实验的多元化图景，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认识，还极大地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地实验为实际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彰显了实地实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与地位。
行为公共管理的未来研究趋势
广泛探索：拓宽行为公共管理研究议题的范畴
未来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应致力于三个核心方向：首先，深入挖掘公共部门行为的独特性质，开辟行为科学研究的新议题；其次，超越当前助推框架的局限，构建更具统一性和凝聚力的理论体系，以应对复杂且长期的公共管理挑战；最后，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公共服务与行政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同时审慎评估其伦理风险，以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是开辟新议题。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公共部门行为的独特性质，以确保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显著区别于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的“行为洞见”，并为行为科学研究开辟新的议题范畴。例如，可着重探讨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公共部门人员的选择与决策过程及其优化路径。分析认知偏差如何与公共服务动机相互交织，进而影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决策制定，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同时，信息时代背景下政府信任与信息信任之间的优先顺序问题，对理解公共部门信任机制至关重要。未来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除了应继续涵盖监管行为、廉政治理、行政改革等传统公共管理议题，还需深入分析非营利组织、专业团体等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主体的角色与功能，以及它们与政府、公民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第三方的运作与成效，并特别关注这些议题中公民的体验与参与程度。通过拓宽议题的范畴，旨在更全面地理解并优化公共部门的行为与治理机制，并在此过程中，为行为科学领域引入新的议题和更为丰富的思考，从而增强公共管理学科对其他行为科学学科的影响。
二是构筑新理论。行为科学领域的诸多核心理论，其根源深植于实证实验的严谨结论之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行为公共管理不仅承载着通过科学实验为宏观层面现象或直观感知背后的微观因果机制提供更为精确证据的重任，还肩负着基于广泛实验数据，提炼并构建适用于公共管理独特情境的行为理论框架的使命，以期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带来新的理论滋养。然而，审视当前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并非所有实验努力都聚焦于行为理论的深入探究。一部分研究仅限于评估特定政策或管理改革的实际效果，其目标更多在于实践应用的即时反馈而非理论构建；另一部分研究虽触及个体决策过程或态度变化的微观层面，却往往止步于表层的因果关系识别，缺乏对深层次理论逻辑的挖掘与整合。这种研究趋势若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实验工作呈现出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积累与对话，从而削弱行为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深度与连贯性。因此，为了促进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健康发展，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实验设计与理论构建的紧密结合，鼓励跨学科合作，以期在实证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创新性的行为理论，为该领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是探索新层面。未来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可以考虑超越微观层面，深入探索政策与机构的中观及宏观层面，以构建更具凝聚力和统一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在实践中，基于助推干预的行为研究以其快速、简单、低成本及低风险的特点，可以快速解决紧迫且规模较小的公共部门挑战，但是假如在研究中若过度聚焦短期、快速干预，可能妨碍对更复杂的、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关注。未来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系统性变革、机构作用、治理结构长期效应及其驱动人类行为的深层次心理过程，同时探索如何构建政府机构绩效体系、理解政府间信息共享机制等广泛议题。还需要在“情感—行为—认知”的个体模型中加入社会互动的元素，将西蒙的行为思想和沃尔多的公共性相结合。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公共部门行为的理解，而且能为推动公共管理的系统性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四是关注新发展。科技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新兴工具改进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流程的关注。人工智能、机器人、算法等技术的融合，正构建一个日益复杂的技术环境，促使大量研究涌现，以探讨技术应用的多维影响。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新兴技术对提升公共部门效能的潜力，特别是探索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在决策制定中的应用，如人事安排及资源需求预测等。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技术应用的伦理考量；尽管从统计意义上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善成效，但也可能对个体带来负面的心理、行为影响，甚至可能对社会治理与公平正义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亟须深入剖析这些风险。
兼容并蓄：推动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发展
尽管实验研究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已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并被普遍认可和接受，但与心理学、经济学等成熟学科相比，该领域对实验方法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为了推进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进步与发展，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将实验研究的焦点从当前的个体层面议题，如公民态度、行政决策、公务员的认知及动机等，逐步延伸至更为复杂的群体层面议题。在此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决策与群体行为的丰富实验成果，将这些经过验证的研究范式融入公共管理领域，从而探索诸如行政或政治决策在群体中的形成机制及其深远影响、群体对公共政策的不同感知与反馈模式等更为宏观且复杂的议题。第二，尽管公共管理实验中常采用较大样本量，当前的研究中仍较多使用学生样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引入由异质参与者构成的多样化样本，对验证假设在不同群体中的有效性及促进可靠知识的生成至关重要。第三，在未来的研究中，行为公共管理学者应重视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以及复制实验的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实验若缺乏医学研究式的持续验证、复制及元分析整合，则所得知识可能趋于分散、琐碎，乃至自相矛盾，而非形成深刻洞察社会现象因果机制的自洽理论，而复制实验对提升结果可推广性、验证初步发现及降低错误发现率至关重要。为检验情境理论并了解处理效应的边界条件，公共管理研究人员应在不同文化背景、情境或群体间进行重复实验。同时，还可以考虑不同实验类型的融通，如结合实验室实验与实地实验的实地实验室实验（lab-in-field experiments），以规避单一实验的不足，强化结果的稳健性。
尽管实验研究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占据核心地位，但它并非唯一选择。实际上，实验方法自身的特点限制了可探索问题的范围，因为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适合随机化处理，这往往使得一些至关重要的公共部门问题被忽略。公共管理研究倡导紧密关联实践者的实际需求，而非仅基于特定研究手段。在此背景下，未来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应更好地承认方法多样性的价值及实验设计的局限性。这要求研究者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仅要吃透行为科学的理念及范式，将其精髓加入到民族志、扎根理论方法、叙事分析、行动研究等质性分析手段之中，以揭示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与意义结构；同时，也要积极拥抱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行为遗传学、大数据处理与分析等“硬科技”手段。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及行为遗传学的方法，行为公共管理学能深入探究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微观机制；云计算及大数据技术则突破了小样本的限制，为分析政府公务人员及公民行为提供了真实、准确、及时的大规模数据。这些技术为打开行为公共管理的“黑箱”，揭示行为背后的神经生理机制和社会心理动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通过这种跨学科、多方法的融合与创新，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不仅能够更加精准地捕捉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复杂行为模式，还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依据，进而推动公共管理实践的持续优化与革新。
扎根实践：强化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应用
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扎根实践的价值毋庸置疑。正如盖恩斯等人所指出，政治科学家不同于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心理过程并非出于其自身目的。行为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亦是如此。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学理的探讨或特定研究手段的应用，而应紧密关联实践者的实际需求，旨在确保公共管理研究能够真正服务于实际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然而，公共管理中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不少评论家对公共管理理论与研究的实践价值提出了质疑。奥图尔进一步指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非简单的线性转化过程，而是需要深入理解和紧密互动。因此，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扎根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更是促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一，未来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将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对关键实践领域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能力，还能够促进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学理发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养老保障以及风险管理等一系列关乎社会福祉的重要领域中，行为实验所揭示的深刻洞见蕴含着巨大的应用潜力与广阔的前景。这些领域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与安全，也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挑战之所在。因此，未来的研究工作应深入挖掘这些领域内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最紧迫、最实际的问题之上。我们应当秉持问题导向的研究原则，紧密围绕公共健康领域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响应与灾害管理、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与优化，以及风险管理中的精准预测与有效应对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通过精心设计并实施行为实验，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这些实践中的难题，为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产出新的学理发现，推动相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第二，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多样化的行为策略。当前，针对公共管理领域行为干预策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检验降低行为障碍、改变信息呈现方式等策略的有效性。然而，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仅仅依靠这些策略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实践。因此，未来研究应当拓宽视野，结合实践中对成本收益的精细考量和对社会福利的深远影响，深入探究更多样化的行为干预策略。将传统工具与行为工具进行组合应用，实现相辅相成与优势互补；结合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来设计和实施更为精准、高效的行为干预措施。通过这些努力，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更多元化的策略选择，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公共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三，为了显著提升研究效果的实践应用价值，未来的研究工作还应当着重于对不同的行为干预手段进行综合性的评估与比较。这一过程中，尤为关键的是要深入考量相同的行为干预手段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以及面对不同类型的公众偏好时展现出的异质性影响。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设计实验和评估效果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以确保干预措施能够精准对接目标群体的实际需求，从而达到最佳的实践效果。
文章来源：《行为公共管理与政策》2024年第1辑，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