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思想与学术为背景，梳理一代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大家耿云志先生的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之初，他在胡适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研究领域贡献力作，开风气之先。他推动胡适研究，促动学界研究与胡适类似的近代思想文化人物，从而丰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主张全面地研究历史，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回到历史场景中去研究并加以分析，主张超越“革命主义”思维，客观地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改革两派的历史遗产。他创建近代史所的近代思想史学科，并组织学术团队，开展集体攻关，贡献广受学界重视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他洞察世界潮流，深研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主张以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基本趋向，并将之贯穿于其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与《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之中。这是一个饱含人民情怀，抓住现代化本质内涵，而有高度延展性的学术创见。在治学方法上，他强调“跟着事实与逻辑走”。他的学术研究，始终立足于坚定的人民立场，始终关注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也始终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一、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并推动胡适研究

耿先生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对胡适开展严肃的学术研究，并对其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对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给予正面评价的学者，也是改革开放后推动胡适研究的关键人物。

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政治领域，胡适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也批评国民党的党治。甚至当反帝成为时代思潮之时，他不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内乱与贫弱之原因，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内政化。因此，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在政治上就遭到批评，被戴上“买办文人”之类的政治帽子。不过，政治上的批判，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胡适在知识界、教育界的地位，不少读书人还是把他“奉为知识分子模范式的人物”。1950年代，在两大阵营冷战与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及思想文化界亲美派的代表人物，其相对亲近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表现，其推崇美国文化、主张中国应走英美式资本主义道路，使他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对象。这就有了1950年代那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以胡适思想为重点，内容涉及到胡适的家世出身、学业师承、政治立场、历史问题、人际关系、 治学方法、思想流派等方方面面。”虽然，批胡运动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意识到，对胡适全盘否定、完全抹黑的“缺席审判”，“有点片面性”，也曾表示，对于胡适不能“全部抹杀”，至少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的。但在批胡运动已全面开展的情况下，高层不便正面评价胡适，而将实事求是评价胡适推到将来。经过批胡运动，在中国大陆地区，胡适的形象被彻底负面化，不仅其政治立场、政治思想被彻底否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其学术贡献与个人人格等，都被彻底否定，成为一个只许批判而不能研究的人物。

耿先生回顾其胡适研究的历程，说他进入胡适研究领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机缘。从客观上说，1972年，他有机会加入李新负责的民国史研究组，并被分配到“人物传”小组，并因其对思想文化类人物的兴趣，而被指派为“民国人物传”思想文化类人物的负责人。于是，作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的胡适，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说自己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从主观方面说，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社会上流行的关于胡适的成见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他初接触胡适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是他研究胡适的最初动机。他了解，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胡适这样一个被彻底否定的重要人物，所面临的困难。于是，他在撰写王国维、丁文江、史量才等人物小传的同时，注意搜集有关胡适的材料，并拜访了一些与胡适有过接触的前辈，了解相关情况。1975年秋开始，他花了10个月将藏于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翻阅了一遍，对胡适的生平、交游、活动以及基本思想主张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1976年6月，他完成《胡适》小传的初稿，并拟编制胡适著作目录、年表作为该小传的补充。他的《胡适》小传，明确肯定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引起所内前辈学者的关注。李新建议他整理胡适档案，蔡美彪建议他写一本胡适传，刘大年也有与蔡美彪类似的意思。而耿先生则觉得，“对胡适做全面研究，做全面评论，似乎舆论的空气还不适宜”，所以他决定先从专题研究做起，“一是把胡适的生平活动尽量搞细，搞清楚；一个是把胡适的思想脉络搞清楚，同时，通过这些，把和胡适有关的现代思想文化史串起来。”他当时虽有志转向思想文化史研究，但因正承担“中华民国史”第一卷有关清末立宪派的写作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全面开展胡适研究。

1978年10月，在知道高层已决定于次年举办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李新先生要耿先生写一篇关于胡适的论文，先在次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讨会上宣读，再以此文参加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经过考虑，耿先生答应了。1978年12月，在听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之后，他感觉到学术研究的春天来了。于是，当他写完关于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书稿的初稿后，1979年3月，他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文的初稿。在写作该文的过程中，他曾向李新先生汇报写作要点，得到李新先生的肯定。黎澍先生读过该文后，给予了“很好，很好”的评价。其后，此文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刊载于1979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上。这篇文章，连同陈铁建先生的《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被当时学界看作历史学研究领域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此外，他还完成关于胡适博士学位论文的稿子，并着手写“胡适传”，到1980年1月，已写完前三章计8万字的书稿。又完成并发表《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者和保护者》《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等论文。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关于清末国会请愿运动、清末咨议局以及关于梁启超的论文。这样，他就成了当时学界的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被看作国内外研究胡适与清末立宪派的著名专家。

在学界前辈如李新、黎澍等人的提携、鞭策之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督促之下，他于1984年赶出几篇关于胡适的论文，并于1985年出版《胡适研究论稿》。该书收录有关胡适研究的论文十篇，并附一部17万字的“胡适年谱”，共计40万字。该书虽论及胡适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但考虑到批胡运动所造成的胡适形象还普遍存在，还不具备全面评价胡适的社会氛围，故只是选择若干专题来进行研究。在沿袭一般说法，指出胡适一生“坚持政治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因而是一位重要的反面人物”的同时，该书以扎实的史料，对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给予肯定。书中指出，文学革命确是一场革命，对于传播新思想、解放青年，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和动员，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胡适是“白话文运动首倡者”，功绩不可磨灭。胡适倡导个性解放，提倡女子独立，要求最基本的自由权，具有反封建、反军阀专制的进步意义。胡适鼓吹“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不承认封建道统的权威，并用实验方法整理旧有学术，“与当时反封建、反孔的思想潮流并行不悖”，“对于传统的各种封建迷信，是有瓦解和破坏作用的”，对于建立现代中国学术有开路的作用。胡适鼓吹疑古，“对于打破对古书的迷信，打破封建学者‘信古’‘泥古’的陈腐偏见，进而对于破除封建思想和儒家经典的束缚，都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又指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疑古，主要矛头是对着封建主义的。胡适自己整理国故的成绩并不壮观，但他的主张与方法却影响了一批学者去整理国故，做出了贡献。关于胡适的教育思想，该书指出，教育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用，对于革命年代，献身教育事业的学者、教育家、知识分子，应采取正确态度，只要他们不参加反革命活动，就不必苛评。胡适虽够不上教育家，但在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学领域占有一定地位，其重视教育，主张教育独立的主张，有相对的合理性，其关于教育宗旨的基本思想是造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为其社会改良的目标服务。关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该书主张既要明确肯定其批判封建学者的进步意义，也要指出其因资产阶级立场而表现出的片面性和种种错误。关于胡适五四到三十年代初的政治态度，该书认为，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胡适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从大革命事变到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希望促进国民党改善自身。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才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学者”。在比较胡适与梁启超时，该书指出，胡适比较自觉地运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具体深入到几个旧学领域，作了较为成功的创造性工作；他对文化的本质的理解，远远高于封建学者。又指出，胡与梁都在政治上是失败者，但“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影响不容抹杀”。“社会流俗多以成败论人，往往视失败者一无足取，当作历史的垃圾抛到一边。这种态度对于学者，特别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未必可取的。历史学的任务是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历史发展的规律。”

该书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本以胡适为研究对象，能够尽量摆脱政治批判与教条主义，而以扎实的史料尤其是有关胡适的档案材料为基础的，有相当深度的专题研究著作。该书打破当时流行的全面否定胡适的成见，正面评价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主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历史。所谓全面地研究历史，就是既要研究成功者和胜利者的历史，也要研究失败者的历史，以“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所谓具体地研究历史，就是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在大量掌握并准确理解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该书将胡适放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把握时代任务与时代趋势，分析其文化与学术方面的主张、贡献相对于封建学者的进步性，其政治主张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也指出其文化、政治主张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相对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该书已崭露出耿先生“跟着事实与逻辑走”，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历史研究，以汲取前人经验与智慧，助益于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治学理念，只是尚未进行理论上的概括。

该书是耿先生受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舞写出来的，出版后受到社会欢迎，又表征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成效。受此书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胡适及类似思想文化人物，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繁荣。该书出版后，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内外出现多篇相关书评，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耿先生写信，肯定该书的价值，给予他鼓励。也有少数人囿于成见，认为该书是替反动文人翻案。面对质疑，耿先生有学术自信，因为他的研究有扎实的史料基础，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相关论述有充足的理据与事实依据。毋庸讳言，受时代以及个人认识的限制，该书中“往往还杂有‘大批判’的痕迹”。比如，该书数次说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说胡适的“科学方法”，“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说胡适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方学者”，说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把个人铸造成器，会误导青年走上个人主义的道路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一些广为流传的成见还有相当影响，要把胡适这样一个过去完全被否定的人物，拿来做研究的对象，需要相当的勇气。面对社会成见，耿先生一面用扎实的史料去支撑自己的论述，一面对社会成见“心有余悸”，不得不“迁就批评的舆论”。1985年5月20日，在校对完《胡适研究论稿》之后，他在日记中说，该书“总的问题是仍然没有真正放开写”。同年7月21日，他在日记中还曾写道：“胡适是中国极少有的对东西方都有较深了解的人。他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比较最冷静，最有进取精神。他一生提倡注重方法，虽然只是一种运用范围有限的方法，但在那时，亦是不多见的。胡适做学问与做人是统一的。他是同时代中最具有人格完整性的人物。”另一方面，写作此书时，耿先生刚40岁出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没有那么透彻，不免有论述不到位之处。后来的研究中，他对一些论述进行了调整，但都是另发新文，而非暗改旧文。《胡适研究论稿》重版时，他只是“校改一些标点和错字，内容没有丝毫改动”，并强调“凡已发表的言论、著作，或已做过的事，便都成了历史。我们可以改变对历史的认识，但不可以改变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把这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准则”。总体而言，该书是思想解放时代的产物，确实起到了“引导和过渡的作用”。

《胡适研究论稿》出版后，因个人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日常工作，耿先生没有将胡适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仍继续胡适研究，出版《胡适新论》《胡适研究十论》等著作，深度讨论胡适有关个性主义、世界化、和平改革等方面思想的内涵、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同时，他也为推动胡适研究，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发起编辑《胡适全集》，编辑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编）等相关资料集。组织胡适研究会，多次举办有关胡适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及小型的学术座谈会，编辑出版《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究论丛》，发行《胡适研究通讯》，在绩溪举办“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等。在他和许多学界同人，以及社会上一些热心人士的共同推动下，胡适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研究论著。由于胡适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研究的进步势必会推动学界去研究相关思想文化人物，去重新评价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而重新思考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问题。耿先生的相关工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踏入胡适研究领域，耿先生就对推动胡适研究倾注极大心血与努力。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胡适所主张的面对实际问题，一个个地解决的思想，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需要点滴积累的思想，“在今天和平发展的年代，确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极其有用的智慧”；其提倡个性解放，提倡独立思考，提倡理性讨论与容忍，对于塑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其所倡导的世界化的主张，对于化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困惑，建设中华现代新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研究胡适，推动胡适研究，“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

耿先生自己也从胡适研究中，得到提升。《胡适研究论稿》中，胡适对耿先生的影响还不那么明显。随着研究的进行，年深月久的熏染，不但他的文字受胡适影响，而且其中道理性的思维风格，温润如玉、言行一致的君子风范，也有胡适的影子。

二、关于清末立宪派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革

耿先生最初以胡适研究与立宪派研究闻名于学界。胡适研究是他参与《民国人物传》逐步发展出来的研究领域，而立宪派研究则是他参与李新主持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产品，其最初的两篇代表作是《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与《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咨议局》。

《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一文，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针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立宪派及其活动的学术见解，进行了有力的辨析。文章指出，国会请愿运动是立宪派为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完整而发动的“群众性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在揭露预备立宪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打击专制政权的威信，对民众开展普遍的民主教育，促进人民的革命觉醒，加剧统治集团的矛盾，促进革命总危机的成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是反动的运动。立宪派虽在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途径问题上、在争夺群众支持的问题上，与革命党有分歧与冲突，也对革命党人存有反动的绅贵意识，但在反对专制政治，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近代政制问题上，与革命党目标相通，在实际活动中，没有告密，而反有种种联系，所谓“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只是梁启超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斗争策略，并非整个立宪派的根本路线。文章并对长期流行的“革命主义”思维提出了质疑。

《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谘议局》是他提交198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论文在研讨会上就引起参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被陈志让教授翻译成英文，刊载于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1984年第17卷上。后来，此文压缩为《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刊载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上。此文分析谘议局的构成，讨论各省谘议局议案的种类及其执行情况，指出谘议局不是督抚的咨询结构，也不是拥有完全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的机构，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和监督行政权，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权力机构”。又分析谘议局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立宪派利用谘议局，揭露和打击专制制度，纠劾贪官污吏，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力量，起了促进清朝统治趋于瓦解的作用，并对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了民主教育与训练。

这两篇论文，抛开既有定见，从充分占有史料入手，实事求是地分析清末立宪派的两个主要活动即国会请愿与利用谘议局所开展的斗争，对长期以来全面否定立宪派及其活动的见解，提出了有力的批评意见。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学界多数人的肯定，被看作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两篇力作。要了解这两篇论文的价值，就需了解“革命主义”思维对于学界的影响，需了解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史。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在列强主导的奉行“权力即道理”原则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处于被欺凌、被掠夺的地位。面对国家积弱积贫，“强邻环列”，“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严峻外部局势，以及“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内政现状，统治当局却“因循苟且，粉饰虚张”。因为官僚系统的腐败，因为见识与自身利益的限制，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轻忽人群要求改善民生、救亡图存、实现富强的迫切愿望，缺乏及时主动推动社会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勇气与能力，而试图以枝枝节节的改良来谋求化解矛盾，保全其统治地位。对于要求制度根本变革的力量，则出之以欺骗、利诱与强力镇压之策。结果，矛盾得不到化解，反而愈加尖锐化。于是，要求以武力推翻旧政权，以为国家与社会发展扫除制度性障碍的革命思潮就成为时代思潮的中心，革命形势不可遏制，革命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在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革命之后的历史叙事趋向于强调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及其进步意义，而贬斥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的势力及其活动。这就会形成“革命主义”思维。这种思维，以暴力革命为唯一可行道路，以是否赞成革命作为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进而全盘否定和平改革派之思想主张与活动。这种历史叙事，出现在许多以武力完成政权更迭的国家，因为这对于巩固革命政权，便利革命政权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当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已然远去，革命政权需要落实革命初心，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与建设，以完成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之时，当以推翻旧政权的正当性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意义逐渐弱化，而改革、建设的绩效合法性意义逐渐凸显时，及时从“革命主义”思维中走出来，重新审视历史，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汲取和平改革派对于改革与建设的种种思考的有益部分，就成为了必要。“文革”结束之后，学术界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革，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产物。

在中国历史学界，这种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首先出现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1949年前，学界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几乎没有研究。1949年到“文革”开始，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于革命党人与革命运动，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的研究十分有限，相关研究也基本“立足于批”。“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辛亥革命成为学术热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研究渐为学界所关注。学界对于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性质，其与革命派、清政府的关系，其在清末历史中的作用等，虽有分歧，但相关讨论已渐入学术轨道，也渐有人肯定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既往的成见，如认为只有以暴力推翻旧政权的政治行动才是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已表明和平改革道路已经走不通，此后再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就不再具有进步性，而是阻挠革命开展与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还有相当的影响。耿先生在写作所承担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书稿时，发现这些成见与历史事实有距离。然而要打破这种成见，却有相当难度，一则成见仍然普遍存在，二则缺乏可足借鉴的研究成果。于是，他就尽可能搜集、阅读史料，尽量弄清楚立宪派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如何等具体问题，而不是在概念问题上、评价问题上绕圈子。正因为如此，当他研究成果呈现出来时，近代史研究所内一些前辈学者虽不赞同重新评价立宪派，但也都承认他的研究史料基础扎实，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据，分析深入，同意他发表其研究成果。其后，他又陆续发表《梁启超在清末的政治宣传》《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新民丛报〉前期梁启超对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贡献》《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张謇与江苏谘议局》《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论文，继续深入探讨与立宪派、立宪运动相关的问题。

他又从理论上探讨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与活动的几个问题》（1989年）中，他从理论上讨论革命、改革、改良的概念，并就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的革命与改革，提出了明确而系统的看法。其后，在《革命、改革与激进主义》《谭嗣同的政治遗嘱与清季的改革与革命》《走向现代的中国》《中国近代史上改革和革命（论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以及《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大略而言，他的看法如下：（1）革命的本质内涵“是以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凡以创立新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不论是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手段，都是革命。反之，不以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的政治斗争，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都算不上革命。前者只能实现政权更迭，后者则只是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活动，都不能实现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2）重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往往都是一个很长、很曲折的过程，往往是暴力与和平手段交相为用，互相补充。完全不流血的社会大变革，似乎没有先例。同样的，只用暴力手段，从来不可能实现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在这个过程中，革命与改革各有作用。（3）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当统治集团拒绝改革时，暴力革命才会发生。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应扎扎实实地推动改革与社会进步，否则就不可能实现革命初心，真正建立新的社会制度。（4）究竟选择哪种方式实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由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平改革或暴力革命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研究要求制度根本变更的政治力量为何会分裂为改革、革命两派，它们各自的主张、彼此间的真实关系、实际活动以及各自的历史作用，而不是从主观喜好或愿望出发，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将其中一种方式理想化，加以无条件的肯定，而绝对排斥、全盘否定另一种方式。他指出，革命与和平改革两种途径，“不存在何者更正确、更合理、更优越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凡是有利于促进中国朝着独立、民主、富强之路走的，不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应该肯定的；革命家与改革家都应受到尊重。改革和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应当珍惜的宝贵遗产。”他指出，戊戌以后，改革运动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有相当的发展，不但不是脱离群众、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行动，反而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与革命运动一起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

对于近代中国的革命，耿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的思想与活动。他不是一般性地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唱赞歌，而是在肯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从汲取前人智慧与经验的角度去讨论孙中山及革命党的思想。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他尤其肯定孙中山关于建立共和政治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革命之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才能实行共和制度的思想，以及民权主义不但为革命之目标，而且为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原则的思想。但是孙中山的这些宝贵思想，远远不是被所有革命党人所接受、所领悟。不少革命党人认识不到民权主义的意义，而把民族主义作为革命的第一目标，认识不到训练革命党人以及提高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与能力对于建立民主制度的意义，而忙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忽略革命党自身的训练，忽略积极参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各项民主性的改革和社会活动，对于训练革命党、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意义。这是辛亥革命未能真正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原因。这是因为民主思想并非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成长而出现的社会思潮，而是由少数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而从域外输入进来的，故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民族主义则借助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借助域外输入的近代民族主义，而成为最能动员社会大众的思想武器，遂使辛亥革命只能在降一格的形式下以民族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他研究辛亥革命前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指出革命党人关注的是暴力革命问题与民族革命问题，而梁启超关心的则是民族革命问题与土地国有问题，民权主义并非论战双方的核心问题。论战双方对于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认识各有可取之处，但革命派将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而立宪派则看得太难。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革，他主张站在今日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立场上，超越历史上革命、改革两派的争议以及它们的党派立场，从汲取前人经验与智慧的角度，去加以研究。而不是斤斤于功过评价，或根据主观愿望而站在其中一派的立场上去否定另一派。不但要从近代的革命思想中汲取智慧与经验，也要从近代的和平改革派思想中汲取智慧与经验。和平改革派思想家们针对中国由专制转型民主的社会大变革问题，提出的一些基本见解和主张，比如注重地方自治与国会，主张以自上而下的运动与自下而上的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社会转型，主张将西方政治学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都有借鉴意义。

三、组织团队，开展集体攻关

在开展个人研究的同时，耿先生注重组建、培养学术团队，开展集体攻关。1990年，耿先生组建近代史所的思想史课题组时，曾提出三个任务，即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编纂一部“近代思想学术名著提要”，撰写一部“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按他最初的设想，后两个任务是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准备工作。在后来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近代思想学术名著提要”没有开展，而代之以“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首先启动的是“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参与此课题的，除耿先生外，还有闻黎明、郑大华、李育民、王法周，后来邹小站也加入。此项目于1993年正式启动，2001年完成初稿。其后，耿先生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全书进行统稿。他在打印稿上修改，我将他的修改誊录到电子版上。他的不少修改，我至今记忆深刻。比如我在写到《临时约法》时，说它“剥夺了”广大妇女的选举权，他修改为“没有赋予”妇女以选举权；我不加思考，顺用一般说法，称《临时约法》的颁布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他则修改为《临时约法》“宣布了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人民共认的国家标帜。尽管大多数人仍不能深解民主共和为何物，但却大都能明白,帝制自为者定与民主共和不相容。这就是为什么此后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都在全国一致的声讨中迅速败灭。这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我从这次的誊录工作中，受益匪浅，尤其是在如何准确把握并表述历史事实方面。

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是2003年出版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该书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深入发掘材料入手，力图遵从事实与逻辑，实事求是地研究1840到1949年一百多年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努力从中发现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渐次达到了何种程度，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认识，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和力求实施各种构建中国民主政制的方案，在力求顾及国内外基本背景的前提下，分析这些方案在实行中依次遭受挫折直至失败的基本原因，以了解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认清我们的起点。其研究思路，注重将认识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结合来考察。在研究中国人的西方式民主实践时，重点考察选举、政府权力制衡、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等三方面的内容。由此在总体上建构了这一专题的较为完整的历史框架。在谈到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时，耿先生指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而民主制度的实施，却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其原因除专制传统深厚，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地域差异大难以实现政治统合，教育水平低，参政意识不易普及等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近代生产方式发育不充分，民主力量缺乏坚实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西方民主制度始终未尝找到足够支持它的社会力量。随着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民主力量虽不断有所增强，却始终没有达成民主力量的组织上巩固的联合。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而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社会不安定，人民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没有机会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影响了民主运动的开展。该书出版后，耿先生曾分寄各位友好。张朋园先生来函称，“你们似乎已说了我想要说的很多话”。韦政通来函说，此书是从认识与实践两方面研究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开山之作，相当完整”。巴斯蒂来函说，该书“论述事实很详细”，“结论很有说服力”。野村浩一来信说，“先生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意义”，“这本书在资料以及分析两个方面给我大的启发”。又谓：“先生培养了大有前途的青年学者们，非常佩服。”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课题接近完成时，耿先生决定以“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为题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课题于2000年立项，2007年结项，200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奖一等奖。该书除耿先生自撰的导论卷外，采取抽样研究的方式，分八个专题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郑大华、彭平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李长莉）、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邹小站）、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郑匡民）、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王中江）、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宋惠昌）、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左玉河）、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张剑）。这八卷分别讨论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文化转型，外来文化刺激与文化转型，民族文化中比较核心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学术体制、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

耿先生自撰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在梳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基本轨迹时，还讨论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他说，所谓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由中古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为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研究这一转型的目的是试图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人持久的文化困惑，即文化上的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问题，树立起健全开放的文化心态，助力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设。研究的重点是梳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探究文化转型的外在条件与内在机制，把握文化转型的基本线索与基本趋向。关于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他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首先由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需要引发采西学的洋务运动，开始积累新的文化因素；随后是要求建立近代民主制度以救亡图存、实现富强的政治觉醒引发以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觉醒，以及文化发展的平民主义潮流；而文化觉醒、文化的平民主义潮流又反过来推动政治觉醒与政治变革。关于文化转型的外部条件，他重点关注制度性条件、物质性条件以及人的基本素质条件，也就是政治、经济与教育方面的条件。他特别强调，文化转型的实现需要新文化因素的逐步积累，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质变。而这需要政治革新、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力量的积累。关于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他重点关注传统文化内部积累新质因素与外部新文化因素之刺激关系，指出文化转型的内因与外因谁主谁次的问题，不能机械地看待，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他深度阐释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之基本趋向的主张，并将其贯穿于全书。

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他还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见解。比如，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因此，激发本土文化的活力，吸纳外来文明之有益成分，创造新文化的根本，就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能够平等获得参与文化享受与文化创造的机会。这就需要：（1）在政治上赋予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利；（2）经济上主张均富，防止极端的贫富不均，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使他们有裕余去享受文化；（3）在教育上普及教育，提升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4）在文化上，必须顾及文化与人民生活的实际关系，破除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雅文化优于俗文化的虚幻想象，重视物质文明对于精神文明的基础性作用，优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使有裕余去享受文化、创造文化。因为坚定地相信文化的本位在“千千万万的人民”，坚定地相信人民大众的智慧与选择，他强调，民族文化传统不只是存在于典籍之中，“真正有生命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个摧不垮、打不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在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是沉淀在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中”。我们不必担心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中丧失我们的优秀传统，不必预设文化取舍的标准，令人民群众遵从，而以“开放的文化心态，虚心迎受一切于我们有益的外来文化”。他强调，人民、百姓、大众不是某种抽象物，“而是由一个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主体。寻得了这个社会主体，民主制度才能落到实处。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使每个人有机会发挥其主动精神与创造才能；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不断进步”。这里，人民本位的文化观是与个性主义、世界化相统一的。

又比如，他指出，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由贵族主义转向平民主义，强调唤起人民的自觉心，激发人民的创造力，集聚人民的力量，对于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他在考察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特别注意考察近代传媒、近代出版业、图书馆、公众演说、近代社会团体等公共文化空间以及近代产业、近代教育发展，在传播新观念、塑造新民、解放人的创造力、化解上下层文化鸿沟、集聚人民力量等方面的作用；特别强调白话文运动对于破除上下层文化壁垒，普及知识，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动员过去完全与教育、文化隔绝的普通工农大众参与救亡与文化创造，激活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伟大作用。

完成“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课题之后，耿先生于2008年领衔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并获批。2014年，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上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项目大部分成员被征调，而陷入停顿。2018年，项目重启，并获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研究项目资助。2020年底，项目结项，并于2022年7月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依据历史进程与思想自身的分期，全书分为八卷：1840年前后至1860年代初为第一卷（王法周、刘晨）；1860年代初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为第二卷（熊月之）；1894年甲午战争至1905年为第三卷（郑匡民）；1905年前后至1915年前后为第四卷（邹小站、王波）；1915年前后至1923年前后为第五卷（耿云志），1924年前后至1930年前后为第六卷（邹小站、彭姗姗、陈于武、李红喜、宋广波、王波）；1931年至1937年为第七卷（郑大华、俞祖华、李锐）；1937年至1949年为八卷（左玉河）。该书是学界第一部对近代思想展开贯通式研究，有新见解、新框架、新资料的近代思想通史专著，搭建起了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基本研究框架，其特色与贡献在于：第一，各卷都努力贯彻主编思想，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与中心线索。这就使该书有一个明确的、将近代中国各家各派思想统合起来的主线，也使该书显著地与其他类似著作区分开来。第二，在研究思路与写法上，该书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入手，紧紧围绕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历史任务，系统地讨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应对挑战，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种种方案，将各家各派思想人物的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门类思想有机融合起来。这样，思想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又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鲜活的思想，是围绕时代中心任务的有机的、整体的思想，而非各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或各门类思想的简单集合。该书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充分吸收各家思想之智慧为出发点，力图实事求是地对各家各派思想开展全面研究，把握其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分析其对历史进程发生的影响与作用，努力破除过往一些研究中存在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倾向。第三，得益于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该书在占有材料方面，超越了以往的同类著作。由于有丰富的材料，本书对于近代思想史上一些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都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独立研究，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新论断。

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思想通史的写作，耿先生有成熟的思考。他提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以思想家们的思想为主体。他说，思想因人类解决现实问题而起，它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一定的系统性，有一定的影响。思想作为哲学的对象时，它是一种抽象物，是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和思维作为对象而产生的认识。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是具体呼应一定历史时代出现的逼人的挑战性问题的各种思想和主张。就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应当紧紧抓住中国人应对内忧外患，为追求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提出的思想主张作为研究对象。它应当不同于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而是把它们中直接涉及时代主题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提出来，作为思想史的内容。”这样，思想通史才能与哲学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等专门思想史区分开来，才不会写成学案史或各种专门思想史的简单拼凑。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入手方法，他主张可以从一两类专门思想入手，遵循由个案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由专题到综合的理路，从具体的、个案的东西开展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与研究能力，逐步增加积累、增长见识，养成贯通研究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再开展贯通式研究。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把握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时代思想的主要议题，梳理思想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及其所受大众观念的影响，研究各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比较其异同，研究思想渗透到民间的渠道与方式及其所发生的社会影响等。研究应当遵循思想解放的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占有史料，遵从事实与逻辑，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避免教条化，避免从主观意愿出发去任意剪裁史料，牵强解释历史。

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组建起有力的学术团队，持之以恒地开展集体攻关，并非易事。耿先生能够连续组织起团队，就几个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并取得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及其带来的学术声望，另一方面，也与他带领团队的工作方法有关。他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前言中说：“本书各卷在进人写作之前，我们曾经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共同讨论，对包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以及文化转型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的认识等等，取得高度共识。在此基础上，对各卷的框架设计亦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流。所以，凡在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上，本书各卷的作者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在各卷所涉及的某些具体的、特别的问题上，容有各自的见解互有出入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需要强求一致的。在学者们合作进行研究的工作中，在形成共识的同时，容许个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特别见解，这应该是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如果因为合作研究，而要学者放弃他们经过自己诚实的研究而得到的独特见解，那是很不应该的。”这是他带领学术团队开展研究时所共同遵守的方法。

耿先生是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创建人。多年来，他在规划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学术团队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学科团队的各位同人，互相协作，彼此砥砺，不但完成了几个重要的集体课题，成立了“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而且学科团的各成员，也都在学术上各有建树，成为一支为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队。这些工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占用了他时间与精力，对他的个人研究有一定影响。以他学术能力与学术造诣，若全身心地投入个人研究，其个人成就比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会更丰富。但换一角度来说，学科建设需要有学术能力、学术公心的带头人，他在带领学术团队方面的工作，也是他令人钦佩的学术贡献。

四、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基本线索与基本趋向的思考

以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基本趋向，是耿云志先生的重要学术创见。所谓世界化，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世界化的过程”，即各民族各国家打破各自的封闭状态，物资、人员、文化之交流逐步发生、发展，从而形成近代世界市场、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的过程。“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世界化首先是对外开放，其次在交流中，对外来的东西有所吸收，固有的东西则向外流传。再次，外来东西与固有的东西碰撞，而互相化合，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个性主义，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理论，强调人民大众是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最主要创造者，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打破少数社会上层在物质上对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剥削，打破少数社会上层对于政治权力与精神生活的垄断，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政治，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能够平等地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强调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一切改革、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解除束缚人民群众创造力、创新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精神的桎梏，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这就需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一个个具体的人格与尊严，保障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普及科学精神与民主意识，使人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迷信、权威的束缚，独立思考，自争权利，自主行动，自担责任。

这一创见，与耿先生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认识相关。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学界主要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说与现代化说，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两种叙事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革命史范式，以社会基本矛盾为视角，强调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强调必须以革命打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势力对中国发展的桎梏，才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中国。现代化范式则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现代化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中国近代史是近代中国人为寻求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而奋斗的历史，是一个包含改革、革命、实业教育社会发展以及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两种学术见解都有相当理论与事实依据，两者之间的争论、融合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近些年来，又有学者主张以民族复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民族复兴范式确实较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更有延展性、包容性，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包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历史叙述。耿先生以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可以看作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主张。耿先生看来，近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即一个“充分开放的”、与世界发展进程紧密联系的国家，一个“在集体的奋斗中，充分容纳个人的创造力的”、“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自由的发展机会”的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路径，就是积极地参与到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之中，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成分，激发本土文化优秀传统的活力，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创造力。在他看来，一切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根本动力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一切革命、改革与建设根本目的是求得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

耿先生的这一提法，是一个抓住现代化本质内涵，揭示近代中国革命进程根本目标，而又可以包容近代中国之革命、改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高度延展性的提法。他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是一个从晚清开始，延续到现在，将来还会继续开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还在进行的，并非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处在当今的建设时代，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建设问题，思考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他特别强调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意义。他的这一提法，并没有忽视近代中国人奋斗的具体的、现实的目标。他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是近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比如在谈到孙中山的主要遗产时，他说“孙中山的理想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和富强的现代国家”。在谈到清末革命、立宪两派时，他说，革命、立宪两派都谋求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只是手段不一样而已。在谈到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时，他说，就近代中国而言，“凡是有利于促进中国朝着独立、民主、富强之路走的，不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应该肯定的”。在谈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时，他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须解决如下问题:（1）独立；（2）统一；（3）民主；（4）富强。所以，凡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主张，所发表的言论，都应列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当范围。”在谈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时，他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又说，“民族主义是各民族独立国家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民族主义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近代中国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争取国家独立与建立要求各国家、各民族平等相处相统一的民族主义，是明确认识自己的民族利益所在，同时承认其他民族的利益的民族主义，是认识到各民族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彼此取长补短的民族主义。可见，在他那里，追求国家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实奋斗目标，与思想文化上的世界化、个性主义的发展趋向，是有机统一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是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手段。

这一见解，是他在长期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逐步深入的。

1980年代初，当学术界不满足于历史研究几乎完全以政治史为中心，而不太重视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现状，而寻求历史研究的突破方向时，出现了思想文化史热。耿先生对思想史有浓厚兴趣，当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合作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时，经李新先生推荐、丁守和先生敦请，他成为该刊的八名编辑之一。这一机缘，促使他从全局的高度去思考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

1983年3月，他在《文化与文化史研究刍议》一文中就将民主、独立、走向世界、富强作为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他说，“中国近代史，是我国人民挣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历史；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走向民族独立的历史，是从愚昧锢蔽中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从贫穷落后走向富强的历史。”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于是有一些人就担忧这会造成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丧失，忧虑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针对此种情况，他在向1986年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以及随后写成的《要确立健全的文化心态》两篇文章中，回顾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接的历史，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文化上面临的困惑，并指出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与迫切的救亡需要，由于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环境，国人难以冷静、理性地、深入地讨论中西文化问题，解决文化问题的困惑。在国家独立根基已经确定、政治稳定、人民团结，改革开放的国策已确定的情况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问题，应当从近代中国人那种急切谋求救亡之策的心态中走出来，确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所谓“健全的文化心态”，有三层含义：第一，对外而言，要“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之中”，“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尽量吸收别人的长处”。第二，对内而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现经济、政治与社会等结构的合理化，“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毒害；打破种种束缚人的创造精神的枷锁；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大胆创造，不为前人所蔽，不为成见所蔽”，从而“活跃本土文化的生机”，“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精神”，“让人民中久已蕴藏着的无比巨大的创造力尽量充分地发挥出来”。第三，积极吸纳世界文化，激发人民创造力的目标是，“永葆民族的青春”，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将自己的文化贡献于世界，“为人类多做贡献”。可见，此时他已将世界化与激发民族创造力作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但还没有清楚地论述个性主义、世界化的内涵，及其在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发展脉络，还没有将它们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1988年，当学界有人提出应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又有人主张儒学复兴时，耿先生提出，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国家、民族尽量地摆脱中世纪传统的羁绊，全体人民能够创造和享有基于现代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之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二是使国家和民族积极参与世界现代发展进程。”“近年较为人所熟知的改革与开放的说法，可以认为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比较简明的概括”。

1993年8月，他在为欧阳哲生所著《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所写的序言中，明确将“现代性”与“世界性”作为新文化的两大基本特征，并论述个性主义的意义。他说，“新文化第一是具有现代性，现代性的最中心的特点是充分承认‘个人的价值’，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同时也要求个人负起对社会的责任。第二是它的世界性，新文化不是封闭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它应该是可与世界各大民族的文化相互融通的，应吸收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要向人类贡献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大体写于1999年，后来收录于2000年出版的《蓼草集》的《走向现代的中国》一文，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强调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最大目标是“解放人的创造力”，又说，“我们前辈所追求，我们正在努力的，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一个在集体的奋斗中，充分容纳个人的创造力的社会”

2004年，在《世界化与个人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向》一文中，他系统总结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基本线索的思考，深入讨论近代中国世界化意识的萌发、形成过程，个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意义，并将其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基本趋向。此后，他多次在论著中继续阐发这一重要学术创见。他认为，近代中国的世界化意识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经过戊戌、辛亥两阶段的发展，而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个性主义因素，杨朱的“为我”，嵇康的“贱物贵身”，李贽的“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以及戴震的“遂情”“达欲”之说，可为代表，只是后来这种思想为专制主义所压制，而流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端。晚清以来，因着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政治觉醒，严复提出“存我”之说，梁启超提出“独立”“自主”之说，到五四时期就出现了“健全个人主义”之说。他比较晚清五四两时期思想界对个性主义的认识，指出五四思想界对于个性主义的认识有三点贡献：一是把个性主义的本质说清楚了，即明确了个性主义就是强调个人意志自由，强调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二是，克服了严复，梁启超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困惑，明确认识到个人自由是建造自由国家的前提。三是厘清了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强调个性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所主持的9卷本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8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两大课题，都贯彻了他的这一学术创见。

我在为《名作欣赏》所写的“耿云志先生生平”中，谈到我对耿先生这一学术创见的理解，这里不妨引用一下：“以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耿云志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纵观人类文明史，洞察世界历史潮流，深研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得出的深刻洞见；是他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深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理性、欲望、价值、权利对于社会存在与文化进步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提出的卓越见识，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

结语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常青的学问，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研究历史是一项清苦的工作，要能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并有所成就，需要有对历史学价值的体认，需要有为民族、为人民做学问的使命感。耿先生是怀着使命感与高度敬慎的态度去开展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的。他说，是否有思想，能否总结和汲取前代的经验和智慧，从事创造性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类从前代汲取的经验与智慧，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但随着人类文明的累积，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显著，“历史告诉我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人文与社会科学几乎总是起了伟大的先导作用。”“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固然首先要有兴趣，但作为我们精神上恒久的动力的是一种使命感”。中国的近代“是一个伟大民族创造历史的时期；也是这个民族在急剧的历史变革中进行自我改造的时期。”把握现代化的根本特性，分析传统中阻碍现代化的成分，探究其中可资利用为现代化助力的因素，总结近代中国人为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所开展种种的奋斗，分析其中的得失，以为今日的人们提供借鉴，就是他研究历史的使命感所在。关于对学问的敬慎态度，他说，人文社会科学在历史发展中有极为重要功用，正确的或错误的思想，都可能影响群众，变成物质的力量。因此，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对思想及其后果抱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可不有高度敬慎的心理，必须拿出最好的东西献给社会。”因为这种敬慎的态度，他历来提倡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平心静气的讨论”。主张知识分子，既要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又要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在讨论和辩论中，使自己更加接近真理，用真理的声音去影响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思想的真理性”。他不但这么提倡，也这么践行。读他的论著，与他交谈，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耿先生强调，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汲取前人经验与智慧，以应对今日的挑战。不过，“只有真实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能提升我们的智慧”。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是在各种利益、意见与力量的斗争中前进的。研究历史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历史采取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进行研究”，直面历史运行中的种种矛盾、种种力量，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发挥的作用。他说，“历史是真实的，是由种种人物，种种势力相互影响、相互斗争所造成的。因此，历史不应当是单线条、单色调的简单化的平面化的描述所能济事的。必须全面地研究各种人物、各种势力的真实情形，研究他们的关系，研究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实际情形。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历史上主流人物、主流势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人物、主流势力的道理。”

要探求真实的历史，总结出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就要遵循马克思所提倡的治学方法。耿先生说，“研究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语中表述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充分占有的那些材料就是‘实事’（或作为实事的反映），‘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就是‘求是’”。关于这一点，他曾反复强调，并曾将这种方法概括为“跟着事实与逻辑走”。我们看他的文章，可以看到他本人就是依照这种方法，开展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

除开展个人的研究工作，推动胡适研究，带领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学科同人开展集体攻关之外，耿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负责人，为现代文化学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先后培养了20位博士、博士后，他们现在大都已成为所在机构的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他乐于与后辈学者交往，并在学问上提供自己的意见，在中青年学者中具有广泛影响。

耿先生一生的学问，是在汲取前人经验与智慧以助益于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感的驱动之下，秉持探求真理的敬慎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去进行的。他的学问是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进行的，他的问题意识，他思想的逐步成熟，是随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一起前进的。他也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奉献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国家社会现代化伟业。

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出处：《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2期（总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