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程师是深度影响生产力的关键力量，是发明和创新的核心力量，是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构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工程师精神的内涵是创新、协作、严谨、担当、造福人类。工程师精神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是工程师回应社会需求、推动工程创新的内在动力。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质量工程师队伍的有力支撑。大力弘扬工程师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未来，我国的工程师队伍建设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必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增进人类福祉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成就。
工程师的起源和发展
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工程”这个词语出现得很早，但没有出现“工程师”这个词语。汉语中的“工程师”，是洋务运动后才出现的、源于外语的汉语新词。如果从功能角度理解和定义工程师，即从事工程设计和工程活动计划等工作的人，那么可以说，古代社会甚至原始社会，就已经有“工程师”存在。
人们更有理由从社会分工的历史进程，以及工程共同体群体结构发展的角度，理解和定义工程师。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作坊制度中，工匠需要同时承担手工业产品的投资、设计、生产、销售等功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工厂制度形成。在工厂制度中，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出现“资本家”（投资者、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现代工人”（生产操作者）和“现代工程师”（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计划管理者）等不同的职能分工。一方面，三者有密切联系，这种密切联系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为，在开设工厂以及生产经营中，投资者、工程师和工人这几种人群“一个类型也不能少”；另一方面，三者又有职能分工，相互之间形成既有合作又有摩擦的复杂关系。按照这种理解和定义，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才有制度化、职业化的（现代）工程师。
由于工人、工程师、资本家（投资者）有不同的职能分工、价值追求和利益关切，三者因此各自建立和形成职业团体——工人的“工会”，工程师的“工程师学会”，以及资本家的“雇主协会”。
马克思强调：“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分工既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又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的条件。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原先的手工业工匠阶层分化为资本家、企业家、工程师、现代工人。而在20世纪的生产发展中，工程师阶层又进一步分化为研发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又称“设计师”）、管理工程师、生产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监理工程师、销售工程师等不同的岗位。
在认识和分析工程师的职能特征和角色定位时，一方面，需要注意在工程共同体内部，也就是在企业角色结构和功能中，工程师与工人、资本家、企业家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分工；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在工程共同体外部（全社会角色结构和功能中），工程师与科学家、政治家、律师、学校教师等也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特征。
对工程师的社会认知亟待重塑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工程师的人数越来越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虽然工程师是一个独立且重要的职业类型，但出于多种原因，工程师未能像教师、律师、科学家、工人一样，在学术领域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特别关注的“学术研究对象”。应该强调，由于工程师在职业岗位和活动中，一方面作为“领工资的雇员”从而与工人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由于在工作职责和技术上处于对工人进行“管理”的位置，从而与工人存在区别，这种矛盾状况使得工程师群体自身在“角色自觉和职业自觉”上出现某些认识模糊、进退失据的状况。
虽然有些人常常把科学家和工程师混为一谈，但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研究角度，都必须明确认识到，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社会中是两种职能不同的社会角色。空气动力学家、航天工程专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指出：“科学家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工程师创造从未存在过的世界。”这不但深刻认识并高度评价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职能、贡献和意义，而且指出二者是职能和任务都有根本区别的两类不同的社会角色。
在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中，工程师的作用和重要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严峻问题，如环境、气候、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工程师。在现代高技术企业中，甚至可能出现员工大多数都是工程师的情况。但由于多种原因，现实中工程师的重要作用未能得到足够的评价与肯定，工程师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声誉“偏低”。这种现象和情况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广泛存在。
当前，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科学轻技术的倾向，工程师群体地位有待提升。从招生与就业状况可见一斑，学生报考工科意愿下降，工科毕业生从事本专业的意愿下降。有调研发现，一些传统院校的工科院系，面临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显著低于录取计划人数的尴尬局面，在就业意愿选择中，甚至出现“逃离工科”“远离工厂”的趋势。这些状况亟待引起重视。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意味着当前已经出现新情况和新形势，发展将面临新问题和新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分析框架，新的战略思维与策略思路。在社会认知方面，根据新时代的形势和任务，全社会应对工程师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进行再认识。
工程师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角色与作用
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工程师是主要在生产力领域工作的群体。通常认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是最重要的劳动者；而工业社会，工人和工程师作为“雇员”，成为最重要的劳动者。如果说在工厂制度的初期，工人在现代生产中还在发挥比较大的“工艺创新”作用，那么在福特制发展之后，工程师就已完全掌握现代工程产品的技术主导权。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人的数量（这里主要指工人在“总体劳动者”中的比例）出现下降趋势，而工程师的数量（即工程师在“总体劳动者”中的比例）则不断增加。目前，对于我国工程师的数量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统计结果，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4200万，主要工作在国有和民营的大、中、小企业中。
所谓劳动资料，就是生产的基础设施、各种机器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与工人和工程师的作用是密切联系的。工人是机器和工具的“操作者”，而工程师是各种基础设施、机器、工具的设计者，是对不同岗位工人的生产操作活动进行技术协调、技术管理和技术指挥的人。现代生产力发展中，不但需要重视工人和劳动资料的相互关系，而且需要更加重视工程师与劳动资料的相互关系。
现代生产活动中，机器等劳动资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程师和劳动资料的关系表现为，劳动资料的设计来自工程师，劳动资料的使用也要依靠工程师。广泛使用机器后，技术协调、管理和统筹越来越复杂，可以说，没有工程师，就不可能进行具体、直接的生产活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劳动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以矿产和矿业为例，古代只能开采“浅层”矿产，而现代矿业可以开采地下数千米复杂地质情况中的金矿、石油、稀有矿藏。古人不能利用的空气中的氮气，在现代化工中却成为高温高压下合成氨的原料（即成为劳动对象）。正是由于工程师的贡献和力量，人类劳动对象的范围才有古人不可想象的空前扩展。
当前，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既是数据时代的动因，又是数据时代的表现。现代社会和现代生产中的数据是“数据采集”的结果，同时，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条件和意义都依赖于“数据加工”，而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加工，则有赖于工程师的能力和工作。
综上，工程师是全面渗透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骨干力量。在我国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应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工程师的关键作用。工程师是推动国家工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程师群体的能力素质与专业水平，不仅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更关系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并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提升，进而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演变和重塑。
发明和创新的核心力量。许多人习惯把科学和技术连称。不可否认，科学和技术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密切联系并不等于可以混为一谈。科学的核心职能和内容是科学发现，而技术的核心职能和内容是技术发明。
有了技术发明后，如果要使其得到社会和市场接受，往往还需要经过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转化过程，也就是技术发明的工程化和市场化过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和深刻意义为人们所忽视，许多人将其看成一个“逻辑演绎”和“线性放大”的过程。直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出版后，人们才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困难、曲折、复杂的“创新”过程。
如果说“发明”主要是一个技术领域的概念，那么，“创新”则主要是一个经济社会领域的概念。“创新”的首要含义就是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让“发明”成果走向市场，接受市场考验。有学者指出，人们经常混淆“创新”和“发明”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后者只是使一个好的创意变成广泛有效的实际应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一位优秀的发明家，并不能保证他的发明能够获得商业成功。事实上，生产一个单件商品，与大批量、稳定地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完全是两码事。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技术发明走向企业创新的过程，即技术发明的“工程化”“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也要经历“经济社会惊险跳跃”的“生死考验”，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为“死亡之谷”的考验。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作为发明家的工程师发挥核心作用；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发挥“领导者”“决策者”的作用，工程师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前文已经指出，科学家的核心任务和职能是进行科学发现，而工程师的核心任务和职能是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然而当人们提及重大发明和创新的成果，往往将发明家、创新者称为“科学家”，可见舆论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
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新生事物的创新过程，要经历“诞生”“孕育”“孵化”，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复杂的研究和开发。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研究”这个词时，许多人可能都会将其理解为科学研究，但从现实情况看，其实际内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科学理论导向的研究，而是技术开发、产品与工艺的研究，是由研发工程师进行的、面向工程和服务于工程实践目的的研究活动，其核心任务和成果不是科学发现，而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发明和创新成果。
虽然近现代生产力实现了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成果卓然，但主流西方经济学家大都将“经济均衡”视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范式，不仅忽视技术要素的动态演变，更未充分重视能够打破既有“均衡”的技术进步，及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直到熊彼特“反传统”地提出创新理论，将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过程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概念，经济学领域才越来越关注技术要素和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只关注资本和劳动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忽视技术进步的作用。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7年提出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概念，用来衡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在经济学家最初的认识中，尽管承认技术进步会带来经济增长，但仍认为资本和劳动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技术进步的力量不会太大，所以经济学家采用“剩余”这个术语来表示技术进步的微小影响。
然而，经济学家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多数情况下，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可以称得上是“主要原因”，而不是“微小数量”的“剩余”原因。当前，索洛剩余已经成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指标：索洛剩余的大小可以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技术进步正在对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工程师无疑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
由此，经济学理论体系也逐步发生转变，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要素”与“创新要素”，甚至形成“技术创新经济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
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构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许多技术发明主要依赖工匠的生产经验，如凯伊的飞梭和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织机，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电机和内燃机等现代机器的发明中，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则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力军。
在谈到人类有目的的工程活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时，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说明人类的工程和生产活动不是对已有的物品的感知过程，而是要先有发明和设计的知识，然后再据以生产的过程。那么，关于产品设计的知识从何得来、如何产生？
以往谈到知识的进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然而，当人们在历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接受“新产品”（汽车、飞机、拖拉机、电话、电视机、化纤、塑料、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等等）带来的技术新知识冲击时，人们逐渐认识到，涉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器、新场景、新用途、新手法的知识，是由工程师和企业创造出来的。
在以往认识中，人们主要认为企业是“生产单位”和“生产主体”，科学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是“科学研究单位”和“创造知识的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知识整体”包括不同的类型：（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基础科学知识）、创新知识（特别是技术创新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等等。不同类型的知识有不同的创造主体。在熊彼特之后，经济学家对创新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一项重要的进展，即工程界和理论界普遍承认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
在创新过程中，获取创新的知识是先导性的。爱迪生是伟大的发明家，获得专利的发明高达1328种，其中许多专利都进行了工程化、产业化，产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这并非个人成果，而是其投资两万美元创立的研发机构“爱迪生实验研究所”的集体研发成果。该研究所设有实验室、加工车间、器材库和图书馆，组建了包含200名专业不同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团队，按照统一研究计划开展系统性研发。在爱迪生实验研究所存续的34年间，平均每10天产生一项成果，该机构被认定为世界首个工业实验研究所，美国化学学会更是将其认定为国家历史化学地标，该机构后来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旗下研究所之一。此后，企业的研发机构越来越多。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在“初次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迭代”。如果没有迭代的过程，“初次创新”将难免“夭折”的命运。因此，创新的竞争不但是“初次创新”的竞争，更是“创新迭代”的竞争。企业的研发机构往往是创新竞争的先锋力量。20世纪以来，企业的研发机构蓬勃发展。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3.6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而研发投入中超过77%来自企业。在民营企业领域，我国“民营企业500强”营收总额43.05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13万亿元，研发人员达到115.17万人。
目前，工程界和学术界已经深刻认识到，创新，特别是工程创新，其基本主体是制度化的企业，而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主体，关键原因就在于工程师发挥的先锋与骨干作用。
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相同类型的企业构成一个个行业（产业）。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产业结构不断演化，不断有新的行业形成，逐步达到鼎盛期，也有某些产业衰退乃至消亡。从工程哲学角度看，可以把传统产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落后产业，即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下降阶段，逐渐衰落乃至被淘汰的产业。如蒸汽机制造业。对于这类产业，如何让其“合理退役”是具有挑战的。
第二类是支柱产业，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并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或产业群。从产业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看，当前的支柱产业，在发展初期都曾经是产业史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需要强调的是，支柱产业必然是研发投入最大且仍在不断创新的产业。
第三类是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非支柱产业，如纺织行业。此类产业相应的社会需求持续存在，但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创新。考察纺织业的历史发展，不但可以看出现代纺织业和古代纺织业的巨大差异，即使从二三十年的时间区间看，现代纺织业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面貌更新”。如果从“细分行业”看，其推陈出新更为显著。以纺织品的原料为例，古代纺织和服装原料主要是麻、蚕丝、羊毛等，后来发展到棉花、羊绒、羊毛、化学纤维、羽毛羽绒等。如果说化纤原料的出现，曾使人们为其能够替代棉花而惊讶莫名，那么，当前的“化纤原料更新”对人们的“冲击力”则显著降低，但不能由此否认当前的“化纤原料更新”仍然属于创新。
如果说古代纺织业创新主要依靠工匠，那么，现代纺织业创新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种状况在纺织原料、纺织机械制造等细分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不断有新的行业形成，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引人瞩目。从产业生命周期维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指随新科技成果应用出现的，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能够实现引领带动、产业替代、经济效益等作用，终将成为附加值高、回报率高、成长性高且对国家具有主导性、支柱性、战略性的产业群体。在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及海洋装备产业都是当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指当前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随产业的演化发展进程，其有可能继续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再进一步，则可能发展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不同时期，其未来产业的具体所指是完全不同的。就当前而言，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都是未来产业。
工程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先锋，特别是对于产业细分维度而言（如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及海洋装备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如果没有特定的产业细分领域的工程师，则该产业细分领域难以落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该细分领域（研发）工程师的先锋性、先导性创新活动，该细分产业就难以形成、发展。
大力弘扬工程师精神
工程师精神是工程师职业和工程师工作的灵魂。工程师精神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创新是工程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工程的本质是“造物”与“用物”的融合，而创新正是突破制造瓶颈、拓展应用范围的关键。工程史上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工程师在技术、方法、理念上的创新。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是工程师的核心使命。
协作。协作是现代工程的必然要求。工程是集体的事业。现代工程早已超越单一技术范畴，成为融设计、施工、管理、运维于一体，跨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协作的紧密程度直接关乎工程质量与效率，甚至成为工程成败的关键。
严谨。严谨是工程活动的基石。工程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严谨既体现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技术标准和规范的遵从，也包含对实践细节的敬畏。在任何行业、任何项目的工程中，都必须坚持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细微偏差、疏忽懈怠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唯有全方位全过程严谨，才能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
担当。工程师必须有崇高的使命担当和严肃的责任担当。工程不仅关乎技术实现，更承载着对社会、环境和未来的责任。工程师须时刻谨记职业与伦理责任，毫不松懈。工程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担当是工程得以成功的根本条件和保障之一。
造福人类。造福人类是工程的终极使命。工程的价值，应以是否增进人类福祉为根本标准——不仅看短期效益，更需关注长远影响。一切工程都应以“是否真正服务于人、促进社会发展”为评判标准。背离这一宗旨，工程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创新突破困境，协作凝聚力量，严谨夯实基础，担当守护底线，四者统一于造福人类这一最高目标，共同构成工程师精神。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成为工程活动的灵魂，成为推动工程创新、演化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工程师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在工程创新和工程发展中，工程师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工程师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僵化的教条，其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是工程师回应社会需求、推动工程创新的内在动力。无论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现实压力，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抑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都迫切需要工程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弘扬工程师精神，应对全球挑战，共创美好未来。
大力弘扬工程师精神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国的工程师队伍建设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弘扬工程师精神的倡议下，我国工程师必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增进人类福祉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成就。
傅志寰，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部长。研究方向为铁路运输和综合交通，主要著作有《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探索与实践》、《大城大道：中国超特大城市发展规模及结构战略研究》（主编）、《交通强国战略研究》（主编）、《傅志寰文集（2005-2020）》等。李伯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史、中医史，主要著作有《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合著）、《中国近现代工程史纲》（合著）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