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促使中国共产党认为壮族是一个省级自治区呢？西方学者虽没有提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背后的复杂原因，但是他们给出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承认壮族自治区的两个基本原因。这两个原因都暗示性地否认中央政府认为壮族通过区域自治能进行最好的（或者事实上必须是最好的）管理。两者都未能认识到：尽管壮族不能或者是被激励而接受共产党给予的自治特权，但中央政府认识到承认壮族有明确的原因。
第一种看法以哈德森为代表。这种看法过去常常用来解释中央政府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动机。哈德森认为共产党给予壮族自治区是为证明新疆、西藏、蒙古的事情。他写到：“北京进行讨论，认为适合壮族的一定适合人数较少的维吾尔人、藏人和蒙古人。然而，后者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按当今世界的标准，他们具有成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资格。”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政策的描述可以表明：决定成立壮族自治区是从上到下的过程。在壮族地区并不是为了规范少数民族政策，而是用来证明党对西部的政策。政策的形成是为适应西北部的需要，然后用它去证明是否符合南部的情况（虽然是不便的）。
通过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理论的基础，以及壮族政策编年学的改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政策首先形成是为了给北部的少数民族更多的让步，然后再用它来把南部种类不同的民族融合进统一的国家中。第二种看法认为政府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并不是因为它关心怎样更好地管理种类不同的壮族。提到壮族不需自治的要求时，乔治·莫舍里这样归纳到：
计划（从成立广西西部自治区到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并不是这个省的真正需要，也不是由于民族剧烈的不满。这一切只有一个政治目的：改变广西汉族对党的不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也可被认为是当地汉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击。共产党在壮族这里找到同盟军。壮族承认共产党对这个省的统治，而壮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省统治的主要力量。
第纳·拉瑞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的看法与莫舍里的相似。拉瑞认为广西和广东在传统上比中国中部的省份更需要自治，而且，这两个省经常被作为单一的政治群体——岭南被统治着，并且这两个省的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拉瑞暗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为了把两个省分开，隔断岭南的天然群体思想，同时削弱这个地区想自治的倾向。创造壮族，实际上意味着提高壮族的社会地位并与汉族平等，包括广西河边城市被称作“郡人”的汉族。这样广东的大片疆域就属于广西，包括广东省西南部的那部分。这个政策似乎达到了承认一个少数民族——壮族的预期目的，但实际上却削弱了较小群体“郡人”，减少了他们对邻近省份的影响，拿走他们的一部分疆域，割断了岭南的联系。
这三个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壮族并没有要提出自治的紧迫要求。产生这错误前提，大部分是由于对壮族内部民主的误解，以及自从1949年以来对几乎所有壮族的不准确的猜测而造成的。这些学者错误地认为壮族与汉族没有差别，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政府有未显露的动机才创造并发展了壮族，这与壮族内部的情况无关。这种国家与壮族关系的统治观点只是部分有效。少数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根据其议程制定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有组织的壮族民众的压力。中国共产党熟练地利用每种方法去取得壮族的支持，并给予他们自治权。拉瑞的分析也不能不相信，因为承认壮族确实改变了广西内部这种扭曲的平衡力量。因为广西以前远离对东部而仅仅控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壮族没有正式的民族组织，没有民族觉悟，因而不可能向中央政府提出确切的政治要求。但政府还是得采取特别政策使其融入更大的中华民族中。哈德森、莫舍里、拉瑞都没有意识到这决定性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少数民族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纲发展而来的。苏联民族政策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哪些群体组成何种民族最初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但当它遇到西南部的不同支系民族时，它就被迫调整其民族政策。在其存在的最初二十年中，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很流行的看法认为：在北部和西北部存在几个少数民族。因此，最初的少数民族政策很明显是为处理北部少数民族事务而制定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西南部进行正式统治后，它意识到如果对广西、云南的几个少数民族身份不进行具体确定，那它的少数民族政策就不可能在云南和广西实施。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像哈德森那样认为创造壮族仅仅是由于政治目的。散居在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不同支系的历史很复杂。这使得从外部看来一些群体的身份似乎很相近。今天的壮族，不管他们自称是“村民”、“村子里的居民”，还是“侬智高的后代”，都清晰地认为某些群体有直接密切关系，并属于一个群体。例如，许多支系的壮族把自己与“瑶”族区分开来，并认为地位高过于瑶族。尽管中国共产党把不同群体归类为壮族，但这些群体并未感觉他们除外的群体也是壮族。他们对于与其有直接关系的那些人的知识一点也没有。
西方学者现在还在研究壮族民族问题。对于国家严格的分类体系与当地少数民族对壮族政治身份的看法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史蒂汶·哈瑞尔最近提出可分三步进行理解：
一个群体的民族意识和身份的提高有三方面的相互影响：群体认为自己与其他有区别点，邻近的民族认为这个群体也有区别点。无论政府严格的分类还是孤立于其他民族以外的易变特点，都应该有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国家强迫实行分类而这种分类以前并未进行过，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易变的身份是明显的。民族就部分地或几乎全部地减少去适应国家的分类。
尽管爱德华·希斯，克利弗德·杰兹把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分类时所出现的特征定义为“原始的”，为了政治和统治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统一地利用了壮族的身份。如何准确地实施分类，这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中国共产党尽力地融合壮族并确信他们对党忠诚。创造大壮族是想把西南民族群体融合进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创造壮族不是为了同化他们，也不是利用其内部进行控制，并不像许多西方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淘汰民族或者使其同化而完全成为汉族，而是为了把他们融入中华民族中，除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所有民族的不同点，都采用怀疑的态度去看待。各民族并未想从中华民族中退出或对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这些民族相对于非自治区的人来说，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自治权。
本章首先研究少数民族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前政府态度对党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其次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以及它们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政策构思的影响。接下来的章节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从苏联模式，到民族融合，最后到承认他们的不同点。
中华民国（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中华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哪些民族是不同民族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也能从实施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吸取教训。在中国西南部有57％以上现在被认为是民族的人居住着，而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少数民族主要集中于中国北部或西北部地区。从1935年到1947年，例如，教育支出是837867088元，而只有16％用于西南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蒙古、新疆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对中央的统治提出挑战。而英国、俄国则设法想得到这些地区的统治权。西北部主要独立运动的次数远远超出西南部。这使得国民党把它大量的精力集中在西北部紧张的问题上。只要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不公开反对中央政府，国民党就不会感到应充分把西南部少数民族融入大汉族的中。这样，当地的统治权就落入大将军和他们的继承者手中，只有他们仍然归顺于政府，就不管他们是否为政府直接负责。国民党早期对北部、西部少数民族很重视，这很明显地影响了它承认某种民族以及成立少数民族事务的组织机构。
西北部与西南部情况的不同。至少有五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从人口统计上讲，西北部少数民族很明显地从地理上与汉族隔离开来。第二，西北部少数民族的宗教比西南部的要集中，他们的宗教不但增强了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统一感，而且也提供了与国民党政府隔离开来的领导组织。蒙古、西藏、维吾尔的宗教有标准的教材，并且有其更高层次统一的宗教领袖，而西南部少数民族却很少。第三，西北部少数民族的语言比西南部少数民族的语言要统一。西北部不但口语比西南部破碎的方言要统一得多，而且有自己的文字。第四，西北部的主要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西藏、蒙古都曾宣称过自己是个国家。在过去的世纪中，这些少数民族都曾宣布过自己独立的区域。第五，外部势力的介入，主要是英国、俄国、日本。这增强了西北部少数民族的政治重要性，因为他们想从中央政府中获得独立。
从人口统计上讲，西北部少数民族居住相对集中，并与汉族区分开来，这一点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西藏，汉族不到5%。在1949年，没有公路通向西藏，到达该地区如果不化去数月，也要用去数周。非藏族只有在不是冬天时才冒险进入西藏。因为西藏的天气很不好。
同样，新疆省也因为戈壁滩而与其它分隔开来。在1949年，75%的人口是维吾尔人，而汉族只占总人口的6.71%。尽管蒙古族事实上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但汉族对该地区的影响到晚清才开始。二十世纪上半叶时，大量汉族的涌入才使该地区汉族的人数从150万增加到520万，从而使得汉族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3.6%。
相反，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居住大致一样，甚至数字分布也相近。尽管有些少数民族群体没有受到汉族的侵入，但他们只是聚居在村子里而不是居住在远离汉族的地方。例如，在广西和云南，很少有行政区是由单一民族组成，而是由几个单一民族的村子联合组成的。
在最初，与少数民族外的人进行融合有时会增强民族感情，但西南部少数民族的民族弱点限制了民族觉悟的发展。信息交通的不发达，限制了进行更大区域的民族融合，而在较小的民族地区进行融合，因为有太多的民族而不能建立更大区域的民族感。某些村子也许意识到自己与相邻村子不同，但它没有意识到自己与非相邻村子的关系。图三就解释了这种现象，当一个群体不断地保持联系并在特定的情况下融入外部群体中，与外部群体的不同点一对照，就增强了第一个群体的民众的团结。图3.1左边的圆圈就提示了这种民族融合。这是西北部的融合。如果群体不断与外部发生融合，而不进行群体内部的融合，正如图3.1右边所示，每个群体只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而没意识到它应与它这个圈子外的相似群体团结起来。这种民族群体在西南的分布就使得村子地方主义凌驾于大民族主义之上。
图3.1 民族族群分布模式
宗教行为的不同点在少数民族民族觉醒和政治身份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西南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各样，多形式的宗教或者是非主教团统治的佛教，而北部三个主要少数民族有着统一的教材和集中的宗教领袖。例如：藏族宗教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加强藏族的爱藏主义。这对于西北部少数民族难说是不能过低估计的。整个西藏社会都绕着喇嘛教转。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解放该地区时，20%-33%的男性人口是和尚。当然，西藏的喇嘛主义并未不顾西藏社会的分支，有时，许多藏族愿意与汉族团结一致，是为了从藏族统治中获得民主的自由。“然而，接受了达赖喇嘛名义上的理论的人就与没有接受这一理论的人有区别。蒙古在十七世纪接受了喇嘛佛教。对于蒙古族和藏族来说，寺院是学习文化教育的地方。而西南少数民族没有统一的宗教领袖或者统一的宗教学校。
维吾尔与伊斯兰的关系严重地影响了它融入中华民族中。伊斯兰为维吾尔提供了统一的力量，把所有非伊斯兰人称为“外来者”。历史学家乔舍夫·弗来切尔提到研究新疆的穆斯林时说：“整个世界对皇帝的至高权力提出挑战。没有成为喇嘛，皇帝只能是喇嘛寺院的一个资助人。而作为一个非信奉者，他没有权力统治穆斯林世界”。尽管伊斯兰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正式的组织结构，但它的宗教学者，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就可以把它作为选择的权威源泉。
伊斯兰不但是统一的力量，而且有广大的宗教同胞。维吾尔过去、现在、将来都能吸引国外的穆斯林，从而从非穆斯林汉族那儿得到更多的自治。而南部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就没有统一的宗教及宗教领袖。
除了有统一的宗教外，北部少数民族也有统一的文字。而西南少数民族却很少有自己的文字。尽管有些少数民族，例如彝族确实有古老的文字，但这些文字与他们的地方语一样种类繁多。相反，蒙古、藏、维吾尔的文字对西北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及统一的力量。例如，维吾尔在七世纪就有自己统一的文字，尽管在其产生的第一个世纪曾进行过几个改动。在十三世纪，维吾尔开始改变为伊斯兰时，就开始采用阿拉伯文字。他们的语言相对统一，方言随着绿洲城市与沙漠的转变过程逐渐缩小。而在西南，少数民族倾向地方化，与偏远的、孤立的山村很少有交流。缺乏交流，从而导致不同地区宗教的不同。这在第二章、第六章仔细讨论。
北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进行人口统计时更为集中，有统一的宗教及相同的语言，而西南却没有这一切。除此之外，西北地区的每个少数民族在过去都曾要求独立。不管独立是否成功，这已成为民族活跃分子想成立一个国家的象征。对国民党来说，西北大量的民族暴动所产生的压力比西南要大得多。
新疆要求独立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十九世纪主要是民族内部战争，许多现在政府称为“分裂分子”的叛乱很盛行。新疆在1884年就被认为是一个省，尽管当时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正如杜·格拉德尼所提出：维吾尔就像“壮族”，是一群以居住地区进行划分的民族名字，而不是一个较大的民族群体。它不像壮族，壮族在政府定义之后就有一种民族认同感。1921年，在塔什干的东图尔库会议上，苏联与中国的民族代表都投票称自己为维吾尔。1931年，据报道，在一系列穆斯林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中有一千人死亡。1933年，新疆南部的叛乱宣布成立独立的东塔什干图尔库伊斯兰共和国。这次暴乱于1934年2月被镇压。然而，直到今天，维吾尔想建立自己的国家。
1944年11月，另一次独立运动在这个省暴发。伊犁的叛乱分子宣称东土库斯坦共和国从中国中独立出来。叛乱者向东前进，想把整个新疆作为东土库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经过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许多次不成功后，蒋介石派遣张治中将军与这次叛乱者谈判。这次谈判达成的条款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归入少数民族事务规程中。首先，新疆能选举自己的领导，至少有一个副主席来自于伊梨地区。这个省有宗教自由并承认当地民族有权在小学、中学开设自己的语言课。尽管汉语在中学是必学课程，少数民族有自由发展自己的艺术文化，并有集会、言论及出版的自由。
在仔细研究暴乱的一篇文章中，林达·本森描述了这些法律怎样从未被完全实施。政府答应“民族统一”与中央军队介入干涉这个省内部的事务，这是很明显的不一致，从而导致新疆少数民族与国民党的关系紧张。
与此同时，在西藏，藏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很紧张。藏族认为中央政府对封建主义的控制过强。拉萨政府有军队，能发行钱及邮票，能与外国进行谈判，还有终审法庭。在1911年以前，达赖喇嘛能否真的统治整个王朝朝庭,这值得讨论。西藏至少从唐朝开始就宣称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西南少数民族认为自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但他们从未宣称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而藏族在历史上可以指出许多证据表明藏族领袖不但是宗教领袖，也是独立国家的政治领袖。藏族宣布独立的呼声是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发展起来的。清朝在1911年灭亡，藏族就马上宣布独立。藏族以前都是被用军队镇压下去的。
外国势力在西部、西北部的介入也极大地增强了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统一进中华民族的决心。尽管英国、法国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在云南建立势力范围，然而他们的影响不深。在北部、西北部，英国、俄国、日本不断介入地区政治中，并想把这些少数民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1903年法国与英国在新赫布里底纠纷的结束，英国就对西藏感兴趣，英国传教团迫使藏族不反对英国介入该地区后，英国与西藏在1904年9月签署了英国-西藏拉萨协议：未经英国同意，禁止任何外国势力侵入西藏。
在清朝灭亡后，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而英国统治者则向北京的中国外办递交一份备忘录，宣称中国没有权利介入西藏内部事务。备忘录宣称英国并未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并未同意中国在西藏驻扎军队。
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背景的不同使得政府精力主要集中于西北，而很少顾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实上，国民党已清楚地意识到西南有“野蛮部落”，但他们并未认为是个独特的民族。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少数民族政策。因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其少数民族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于西北这一猜想之上的。
国民党认为只有五种民族：汉、蒙、满、藏、回族。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总统宣布：“由五个民族组织的共和国成立，包括蒙古、西藏、新疆都属于我们民国的领土。因此，所有蒙古、西藏、新疆的民族都是民国的公民。”民国的旗子有五条同样宽的条纹，每个条纹分别代表一个民族。
孙中山也认为有五个民族：汉、蒙、满、藏、回疆之突厥人。在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关于民族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定义民族的五个标准：第一，他认为同一民族应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除了有相同的祖宗外，同一民族应有相同的生活环境、口语、宗教、风俗习惯等。根据孙中山的这种标准，国民党把西南少数民族称为彝部落。当然，壮族也不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国民党政府在其少数民族政策文件中也未提到“壮族”。
国民党成立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主要把精力集中于西北部。直到日本入侵中国，所有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都局限于处理西藏、蒙古的事务。民国政府在执政后，就用蒙古、西藏事务部去代替法庭事务。这个部门在1927年被提升为一个独立的部，然后1929年在袁世凯部的统治下，这个部门的地位有所上升。蒙古、西藏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在当地工作的人。1930年教育部成立了一个蒙古、西藏系。
省级政府认识到有许多“部落”，而采取特殊的法律去同化或者融合他们，尽管中央主要集中于西北的事务，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广西成立了“广泛教育”的项目，主要是为“广大的人口”建立特殊学校，这些后来被归类于不同的民族。尽管他们很少提到“壮族”，但主要集中提到彝或苗部落。
除了承认五个民族外，民国与共产党政策的不同在于它公开承认同化。尽管国民党的国旗有五道条纹，每条都代表一个民族，但官方政策号召“严格实行民族同化。”事实上，1913年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宣言中就已提出这种号召。1921年6月孙中山宣布：
“中华民国”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些民族不同点而改变了单一民国的意思。我们必须促进中国所有民族的同化，例如：满、藏等。在这方面我们应学习美国，例如满足所有民族的要求并从单一的文化、政治上把它们统一起来。
从1923年到1925年，国民党放松了它的同化口号。在1923年，国民党受到苏联的影响，重申了它在第一次国民大会宣言上的民族同化，并宣布支持中国所有民族的自主权，并号召“在所有民族自由协商而形成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
在蒋介石执政后不久，国民党再一次放弃对自主权的支持，并继续推行同化。蒋把代表五个民族的五条旗改为白色背景的太阳旗，并用“民国”这个词。1929年6月，国民党拒绝承认它早期给予蒙古、西藏的自主权。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提到中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有权保持其独特性。蒋这样写到：“中国五个民族的不同是由于地区、宗教原因，而不是人种或血液的缘故。”
中国的民族统治者并未隐藏其同化的倾向。例如以前贵州的省长杨森宣布“没有哪个民族可能有不同的服饰、文字、口语”并预测“贵州在以后几年内将不会再听到不同的语言、看到任何奇怪的风俗或者在不同民族不会找到不同点。”
中国共产党继续采用国民党的这些政策，从而获得不同民族的支持。早期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者采用了国民党的这种猜测，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北部或者西北部。在制定政策时，中国共产党把这种对民族的理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连在一起。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苏联为模式，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民族是资产阶级关系的反映，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将逐步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起源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时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比封建社会更需要工人的协调，结果产生了统一的政府及语言。而封建社会的领地则相对孤立，资产阶级革命需要集中化及大量的公民。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劳动力的明显分工，人口应分为竞争的阶级，疆土需要足够大地去支持能发展的国家。
马克思认为，民族运动是进步还是反动，主要是根据社会已达到何处发展而定。假如民族运动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它是进步的；而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反动。在无产阶级有革命意识之前，资本主义一定允许自己达到完全发展。
马克思认为，政府达到多大是理想的，这不清楚。但他倾向赞成大的、集中的政府。在1850年的伦敦宣言中，马克思很清楚地指责建立联邦德国：
工人必须为一个单一的、不分裂的德国共和国而奋斗。但在这个共和国中，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他们不应伪装自己去谈论群体的民主自由，或者是自治等等。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有如此多的中世纪的东西需要废除，有如此多的当地、省级的顽固需要废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任何村、镇、省在革命的过程中设立新的障碍，应随着中央完全控制的过程发展。
尽管马克思赞成政府的集中统治权，但在1865年第一国际的伦敦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中，他确实承认“自主决定的权利”。然而，马克思并未清楚地解释“自主决定”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独立国家的权力，还是留下来解决的一定程度的自治呢？
马克思最早并未研究民族，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民族将消亡。例如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提到：
民族的不同及群体的敌人一天天地消失。因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贸易自由、世界市场、生产方式的一致、相当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至高的权威将使它们消亡得更快。
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对于民族的描述。马克思把民族看作资产阶级社会过程的表现形式，并认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就消亡。尽管很清楚地不准备在苏联允许民族地区存在，但苏联宪法理论承认少数民族有完全自由的权利，包括从“自由苏维埃联盟”脱离的自由。列宁反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意见，是为了保证苏联民族在宪法上拥有这些权力，但他强调党拥有最终权力去说哪个民族允许实践这种权力。“我们不强迫支持每一个独立的努力或者每一个共和体，或者反牧师的运动。”起先锋作用的党决定哪些民族运动对于革命是有益的，哪些是被资产阶级利用的。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更清楚地提出：“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必要阐明自决的原则。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广大群众的辛劳。自决的原则必须附属于社会主义原则。”
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斯大林认为苏联共产党将使俄皇时期以来的几个世纪的民族压迫消亡。中国共产党认为封建王朝否认民族的存在是为了强迫人们遵从其剥削统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不断地提到前封建王朝想使少数民族处于隶属的、经济上受压迫的位置。
斯大林认为民族对于共产党事业的贡献可以通过承认他们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的权利以及在民族学校教育孩子的权力。斯大林认为只有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只要大幅度减少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裂痕，那么民族就能自然地加入到共产党的事业中。
苏联早期实行土著制度。这种制度是用土著民族成员代替许多俄罗斯官员。斯大林认为：许多对民族加入共产党运动的责备是由于缺乏对苏联学说精通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能用自己的语言教育其民族。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深受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相信随着共产主义在全国实现后，少数民族的差别将日益减弱。在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深入联系之前，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就已制定。早期共产党的政策反映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及以前中国人对于中国是由哪几个民族组成的观点。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是由国民党认定的，但共产党设法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方法。中国共产党因此强调不想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化。而且，从193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苏联模式支持民族的自决。
在中国共产党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对于发展自己的广泛民族政策没有兴趣，对于模仿的苏联模式似乎满意。中国共产党最初集中于城市革命（1923-1927年），并很少与少数民族联系，因为少数民族聚居于乡村。在最初的年代里，共产党并未把少数民族看作主要关心的，甚至在1922年党的九大重要任务中也没有提到少数民族。
根据哪些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观点，共产党提到少数民族时，指的是西北少数民族。毛泽东对于少数民族的观点最早出现在他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在信中，毛泽东表明他支持少数民族独立的权力，并认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解是西北。他说：“我们的任务不应局限于中国。我的观点认为让中国人工作的同时，让世界上的人工作是必要的。例如，我们必须帮助苏联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帮助朝鲜获得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西藏、青海取得自治与自决。”他根本未提到西南少数民族。
在一篇署名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出版于1920年9月3日），毛悲叹“消灭满族以及减少蒙、回、西藏直到最后一刻。”再一次没有提到西南少数民族。在以后提到湖南运动时，毛公开指责强迫少数民族在其边界上“大概地说，至今一直有错误的看法影响着。这种看法是只有大地区为世界未来的存在而努力着。这种观点不良的影响扩大了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少数民族的祖国压迫少数民族，而在海外反对殖民的斗争把半文明、不文明的民族变成完全的奴隶，剥夺了他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强迫他们无条件地听从与归顺。”毛的这篇拥护“二十二个省、三个特别地区、二个边疆地区（蒙古、西藏）的自决，并赞成大国的基础是由小地区组成的。”这些早期的观点反映了毛接受了流行的民族组成观点，以及苏联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运动的观点。
毛对湖南重建的文章表明他认为自决将不会导致中国永久的分裂而最终导致重新统一。马克思关于民族的读物只提过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毛相信未来中国的重新统一的观点可以根据下列看出：“现在没希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重建，”“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从全体开始，但必须从部分开始，”“今天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碎无基础的大中国，建立许多小中国。”1920年10月，毛提出“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每个省自决与自治是重建真正中国的唯一办法。”
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党代会可以看出早期的党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算法。文件中宣布蒙古、新疆、回疆是自治省而没提到西南少数民族。
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深受西北少数民族情况的影响。1925年10月，党号召成立蒙古族革命党。这个党主要处理内蒙古人民的政治、民族事务。在第四次中国共产党扩大会议中起草的结论中，共产党承认蒙古族有一定的民族觉悟，并认为成立蒙古政治党是唯一的方式，去鼓励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革命。共产党的理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实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随后一年才成立了西南地区的自治区。
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后，共产党转移到农村，全国范围内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增加。在以后的十年中，党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包括与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证明了进一步对全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需要。1928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会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项巨大要求，”其中第三部分写到：“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党宣布民族问题“对于革命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央委员会负责收集民族问题的材料，这将作为第七次会议议程的一部分。然而第六次会议的议题没有实现。因为党后来再一次回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中，并以李立三为领导。
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地方农民组织及党的分支部门开始提到南部少数民族，但党中央的文件直到1938年才提到西南民族。1926年1月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方法去解决苗、瑶民族的问题。”
1928年共产党开始改进民族构成的传统观点。1928年7月，党列举的少数民族为“北部的蒙古、回，美丽高大的满，福建的台人，西南的原始民族如苗、彝，新疆人和西藏人。”然而，1928年后，西南少数民族并未当作显著的少数民族。许多“民族问题”继续指的是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例如，1929年1月第四红军宣布支持“满、蒙古、回、藏”的自治，并未提到西南少数民族。
当共产党在江西时代（1928-1934年）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在长征中取得很多经验。共产党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地一直到延安。国民党发动了宣传运动反对“无神论共产党”，企图煽动宗教少数民族反对长征的共产党。尽管许多现代中国报道描述少数民族张开怀抱欢迎共产党，但部分报道讲述了野蛮的少数民族曾攻击长征的共产党。长征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共产党学会如何与少数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在长征结束时这种必要性就很明显。正如第一军的政治部提出“占据西北的一千万穆斯林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目前的目标和责任是保卫西北并在这五个省成立抗日战线……假如我们不能使穆斯林加入抗日战线，那我们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也承认在发展少数民族政策的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当务之急。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族文件的权威选集这样写到：
我们已经有少数民族工作的悠久历史。1939年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这使我们把马克思理论目标系统研究利用到我国少数民族自治中。1940年西北工作委员会宣布：“关于回族问题。”同年7月提出“关于蒙古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纲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秘书长同意后，这两份纲要成为其它所有少数民族的工作文件。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西南种类不同的少数民族后，还是持续在西北进行大量的投资。例如，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十万公里的公路，西南地区只有四千六百公里。西南的新公路占少数民族地区新公路的5%还不到，但人口却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0%。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自己是唯一始终承认各民族自治的政党。然而，中国共产党最早主张的民族自决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放弃了，完全由民族自治而转向统一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少数民族情况比它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比北部、西北部要求独立还要复杂。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它突然面临着许多民族群体联合挑战。这些民族群体存在于中央统治体系之外。在1950年欢迎西南民族工作队到来的演讲中，邓小平反复地说党对广西地区没有经验，并强调将把西北的经验应用到该地区：
中央西南民族工作队的到来将一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你们有很多经验，因此比我们在座的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各位更有体会。因此你们将解决许多问题。一旦你们真的到达西南地区。我们希望同志们全部研究所有问题，提出各种新建议。不要担心你们的观点是肤浅的——有比没有要好。我们目前情况的痛苦是我们没有观点。
中国共产党相信一旦少数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不同将逐步减弱。于是把西北地区的政策应用到西南地区。第四章、第五章将研究从执政至今的中国共产党与壮族的政治关系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Kaup, K.2000.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c.3 （Early CCP Minority Policy: The Decision to Recognize the Zhuang），侬春明译，云南民族学会壮学研究委员会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