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写作，首先要在学术创新的最高层面上确立“原创”理念。以原创性为最高目标的学术写作，自当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意识：一是关注以“文章学”的自觉覆盖“纯文学”之自觉所造成的文学本质被稀释的既有现象，基于此而在深化认识文学本质的层面上，通过古今通鉴来探询开放“纯文学”的实践路径，此亦即回归文学本体的回归之路；二是聚焦“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性文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契合点，基于此而将重塑人的文学主体精神的终极关怀落实为传承发展中国“大文学”人文襟怀的实践探索课题；三是凸显“文学是艺术”的艺术性自觉，基于此而在艺术本质探询的维度上深化对艺术悟性的科学认识，进而提升文学研究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之语言艺术原理的科学阐释能力。
关键词：文学；原创性学术写作；开放纯文学；大文学人文襟怀；文学语言艺术
以文学的名义探询学术写作之道，并且期望摆脱泛泛而谈的空洞和经验交流的局限，那就需要首先确立“原创性”这一学术写作的最高目标——当然是在价值判断的最高层级上。原创性是科学的最高价值，任何一种关于学术论文质量检测标准的质询，最终都会指向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唯其如此，在学术创新的最高层面上确认“原创”的引领性理念，乃是题内应有之第一义。不仅如此，对第一要义的探询追求，只有明确指向“文学的自觉”的本质认识，并且直接落实为学术写作的实践探索课题，才能真正有助于学术写作的原创性追求。将上述这样的前提性认识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写作领域，就有了以下三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学术课题：第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古代“文章学”自觉几乎覆盖了现代“纯文学”自觉的既有现象，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文学本质被稀释的客观结果，对此，理当进行深刻的反思，深刻反思引发学术改革，而改革路向之所指，必然在深化认识文学本质的原创层面上，提倡古今通鉴的通观眼光，提出重构“纯文学”知识体系的学术目标，进而提出在“开放纯文学”的文学本体论观念引领下探寻“纯文学”的具体开放路径；第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双创”视域下，再度聚焦“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性文学本体观念，以此为切入点而探讨重塑文学的人学主体性的人文课题，关乎文学研究是否具有终极关怀的重大问题，值此之际，明确指出传承中华文脉必然意味着发掘和阐扬中国传统“大文学”主体精神，实属必要；第三，伴随着“文学是人学”的人学自觉而以同样的力度强调“文学是艺术”的艺术自觉，就学术写作实践而言，这意味着在艺术本质探询的维度上提高学术写作主体的艺术悟性，因此而需要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作为艺术之艺术本质以及作为语言艺术之语言艺术原理的深入探究和科学阐释。以上三题，均属于探索性话题，期望有助于当今时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写作事业。
一、回归本体自觉：古今通鉴，探寻开放纯文学的实践路径
必须说明，这里以文学的名义提出的“回归文学本体”的探询思考，实际上有两个切入点：一方面，这意味着要在呼应“回归文学本体”之学术吁求的层面上进一步探询“文学本体”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要具体剖析“文学本体”之历史生成过程中各种“文学的自觉”之论说的理论根据和话语方式。如果说前者实际上是一种面向学术现实的文学本质之探询，那后者则是面向学术历史的文学本质之探询，而两者共有的关乎“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追问，最终有可能在古今通鉴的学术视野里收获新的“文学的自觉”。
首先，让我们直面当今学术写作之现实。
关于“回归文学本体”的学术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话语方式。一者如葛晓音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提出回归文学本体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从目前的研究动态出发的。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的外围研究发展得很快，成绩也很突出。尤其是唐代，几乎所有与文学沾点边的题目都被挖出来做过了，很难再找到特别重大的新课题。这类研究的目的是再多找一点解释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因为做的时候可以借鉴史学界、哲学界的很多成果，所以现在博士生选题多喜欢做这一类。”一者如张伯伟专题论文所指出：“文学研究，首要的和重要的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面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但是，在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的体悟解读，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竟成为横亘在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显而易见，两家言说均有“回归文学本体”的学术诉求，但两家思考问题的切入角度又有所不同，葛晓音“外围”“内部”的辨析路径，如果放置在“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文化语境下来思考，就将涉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解放思想”以及缘此而形成的西学东渐之新潮流，而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应运而生的“宏观研究”，实际上是一次文明互鉴之学术新生态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民族性之宏观确认，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伴随着许多“禁区”被突破，许多曾经被遮蔽或忽略的问题得以被重新思考。其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之“杂文学”特质的确认，堪称宏观思维视域下的典型论点。以当时陈伯海的论文和蔡锺翔等的论著为代表，这种对于“杂文学”的理论确认背后，分明隐藏着“纯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质论。有鉴于此，当我们反思新时期以来的“外围”研究并提出“回归文学本体”时，就有必要思考“外围”的不断扩大是否与“杂文学”的本体认识有关。实际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习惯于用“文章学”“大文学”来置换“杂文学”这一颇有贬义的概念了，而随着对范围远远超出“纯文学”边界的对象世界的默认，“外围”世界不断扩大的现象也就越来越变得自然合理。殊不知，默认的习惯并不能替代辨识的思考，缺乏理论深度和思辨智慧的历史沿袭，绝不是守正创新。也就是说，要想“回归文学本体”，不妨先回到以“大文学”来置换“杂文学”这个具体问题来作思考，一个“杂”字，尽显繁多杂乱之象，而一个“大”字，则尽显包容万有之象，也因此而隐喻着“纯文学”那个“纯”字所喻示的“小”来。然而，如此理解毕竟只是从“量”的角度着眼的，一旦转换视角而着眼于“质”的讲求，就不能不归结到诗歌、小说、散文缘乎审美感悟与想象虚构的文学本体特质，于是乎，对于“大文学”之“大”的认可最终难免造成文章学研究发达成熟而其中的文学性却日渐稀薄的现象。表面看去，这似乎与“文献挤压批评”“考据取代分析”的学术现象不相关涉，殊不知在疏离于文学审美这一基点上却是深度契合的。唯其如此，今天我们响应“回归文学本体”的呼吁而“接着说”的第一步，就是要回到“杂文学”（“大文学”）与“纯文学”之关系这个原点问题上。
从原点问题出发的新探询，需要一种古今通鉴的眼光，值此之际，树立“开放纯文学”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以古今通鉴的眼光透视百年以来文学观念之演变轨迹，可以发现，鲁迅当年之话语，实际上是有言外之意的。众所周知，鲁迅在那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曾说道：“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显而易见，其中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样的话语，充分说明鲁迅是站在“近代的文学眼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来作出判断并加以发挥的；同样显而易见，鲁迅演讲中又频繁言及“他也是喜欢文章的”“汉末、魏初的文章”之“文章”。这就说明，鲁迅并没有用“近代的文学眼光”去覆盖古人所说的“文章”。既然如此，即便检索曹丕相关论说而发现其只有“诗赋欲丽”而并没有“诗赋不必寓教训”，也不会影响我们作出“魏晋文学自觉”说实质上是近代以来“为艺术而艺术”一派“文学的自觉”这样的判断，而且这也正是中国新文学主体自觉区别于古代道德文章传统的具体体现。鲁迅演讲的话语体系，既凸显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近代的文学眼光”，也保留了古代“文章”传统的话语体系，从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古代文章学话语体系与现代纯文学话语体系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典型。重新认识这一话语典型，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新文学发生期“文学的自觉”的历史全貌，除了新文学主体普遍具有的批判旧文学的话语系统之外，其实还有着古代文章传统与新文学相映成趣的历史真相。正是这种可以称之为“古今共时”的客观现实，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通古今之变”的探询空间，在坚持现代的文学眼光和还原古代的文学眼光两端之间，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探询与阐释空间。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绝不能在“文学”与“文章”的概念混用状态中无所事事，也不能满足于“大文学”概念的包容所有而不做深入的内涵辨析和本质阐释。
与此直接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反思“魏晋文学自觉”说而展开的学术探讨，已经提出了“汉代文学自觉”说和“春秋文学自觉”说等各种新观点，然而，所有这些论点的持有者都意识到：一个最值得关注和继续讨论的问题正是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和现代所说的“文学”相对应的概念。既然如此，现有种种“文学的自觉”说也就共同面临着一个以文学的名义发出的本体追问，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的“纯”“杂”之辨。当然，今天的“纯”“杂”之辨，需要在古典“文章学”话语体系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来重塑现代“纯文学”话语体系，而重塑的探索过程也正是“纯文学”开放自己的探索过程。换言之，不能因为现代“纯文学”观念源自西学且不适合统摄中国古代的文学文章观念，于是就让今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沿袭古人的“文章”观念。无论如何，这种古今简单分离的学术理路，恰恰反映出我们学科体系的不成熟，也恰恰反映出我们的文学研究在最基本的对象本质认识上缺乏原创性。
无法否认，现今许多文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文学性含量正面临着越来越低的趋势，究其原因，多少也与那种“翻篇式”地将“纯文学”之讲求置之度外，从而直截了当地以“文章的自觉”替代“文学的自觉”的现成选择有关。有鉴于此，我们不妨致力于“杂文学”与“纯文学”相向而行的学术实验，就像文学创作在不断尝试文学之新兴可能性那样，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理当探索出一条中华文明精神与文学内在尺度深度契合的复兴之路。具体言之，譬如在超越“纯”“杂”之辨的文学新兴可能性的发明阐释中，打破“文言”与“白话”的界限而“重构为一种超越语体的语言艺术”的理论自觉，将有助于打通中国文学的古今界限而实现古今通鉴，然而绝不能止境于此，这是因为，超越文言语体而普遍存在于古今所有语言实践中的“修辞”语言艺术，既可能与抒情主体的想象活动结为一体，也可能与思想主体的思辨活动结为一体，前者自然就是文学的语言艺术，而后者的属性就耐人寻味了。众所周知，先秦“诸子散文”属于我们“大文学”历史叙述中的华彩乐章，然而人们更加懂得，“诸子散文”作为中华思想文化之元典创制的经典，不仅是现代学术话语所谓“跨学科”的典型形态，而且以哲思推论和形象描述的相得益彰为显著特色，唯其如此，当今天我们在“古典学”新热潮的推动下去探询古典文学的原创形态时，就有必要重新认识“诸子散文”的文学性本质。须知，“散文”原本是一个源自“纯文学”的文体概念，而一直以来“诸子散文”的概念阐释，并没有真正解决如何辨析哲理思辨语体和抒情叙事语体浑然一体的问题，时至今日，可否确认理性思辨与想象虚构相互生成之“诸子散文”为中国特色“文学性”之生动体现，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确曾有过，人们把先秦诸子文章中精彩纷呈的寓言故事抽离出来以便凸显其“文学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做法实质上碎拆了浑成一体的原创智慧世界，同时也使得文学研究者因此而越来越缺乏解剖先贤“思辨＋想象”之整合思维的学术能力。亦唯其如此，本文在这里才特意提出古今通鉴意义上的“文学的自觉”问题。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譬如《庄子》一书就具有哲理思辨与想象虚构各极其妙而相得益彰的思维特征和语言风格，我们因此而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说庄子擅于创造“哲思意象”。再具体一点，如传世《庄子》一书开卷首篇《逍遥游》，其中关于鲲鹏的意象塑造，其影响后世文学的深远度，绝不亚于其哲学论题对后世哲学的影响，而其中隐含的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契合原理，才真正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精髓之所在。与此相关，《庄子·秋水》中曾经启迪了西哲海德格尔的哲思寓言“濠梁之辩”，其富有逻辑理性的哲理对话在关键部位的突然转型，一直以来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除了像过往那样视之为哲学之诡辩以外，能否从文学的角度理解为哲思幽默的谐趣书写呢？如此等等，面对如此这般的文本经典，与其像目前这样用“大文学”概念替代“杂文学”概念以便凸显其无所不包的包容力，不如以“开放纯文学”的新眼光来看待中华先贤的创意写作，以便揭秘其中超越现有“纯文学”之边界的思想灵感和语言智慧。
毫无疑问，“开放纯文学”的眼光，将重新审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围研究”问题，自然也就会重新思考“回归文学本体”的问题。在立志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新世纪学术背景下，在文明互鉴以建构中国自主文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时期，让“回归文学本体”的吁求与“开放纯文学”的自觉契合一体，这应该成为当代学人的时代共识吧！当然，究竟如何开放，该开放到什么程度，又该沿着怎样的实践路线，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本文作者也因此而期待着学界同道的共同努力。至少，在针对中国古代散文这一特殊对象时，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清楚的：审美想象力所塑造的文学意象，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评判，只有与相关文章主题以及主题展开的主要方式联系起来，才能在浑然一体的整体把握中确认其是否为文学散文。尽管先秦诸子都善于以寓言故事喻说某种道理，尽管相对而言《庄子》更富有哲学意味，但本文作者却觉得《庄子》恰恰是“开放纯文学”的古典范式之一！
二、追求终极关怀：传承文脉，养成大文学的主体精神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写作主体，需要在学术创新最高层面上实践“文学是人学”的终极关怀。毫无疑问，“文学是人学”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必然具有契合于“开放纯文学”的文学精神建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精神与古典文学精神的有机结合。然而问题又在于，即便我们确立了“开放纯文学”的探索方向，现代“新文学”以批判古代“旧文学”为前提而建构起来的“人的文学”的精神体系，究竟如何实现与古代文学所传承的中华道德文章之文脉的深度契合，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并且特具难度的思想文化课题。
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有着“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的探索历程。如果说这意味着百年文学发展轨迹实际上也正是一个重建“载道”体系的发展路线，那向所谓“终极关怀”的精神实质也将因为这种重建所必需的思想探索而产生相应的价值重构。譬如，中国现代文学有着自己“改造国民性”的“总主题”，这一“总主题”分明就是现代文学研究主体的终极关怀所提炼的。相对而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总主题”的提炼，就始终处在若有若无之间，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当然，也有现代学者在追溯中国道德文章代表人物“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道统文统自觉时，意识到其间分明存在着一种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苏轼在那篇堪称文章典范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相关话语的经典性也因此而凸显出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又曰：“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据说，“东坡作《韩文庙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两句，下面只如此扫去。”我们相信，当代学人之所以面对如此文章而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正是因为苏轼借此而塑造了凝聚着中华文明核心精神的理想人格——“布衣”精神与“天下”意识的深度结合。显而易见，与“士不遇”这种集中体现士大夫文人历史命运的人学主题比起来，苏轼所提炼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冠三军之帅”的理想人格，以宋型文化语境下“道理最大”的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支撑，生动体现出“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的批评精神，从而也就在终极关怀层面上实践了有限超越古代君主制度的人学自觉。以此人学自觉为精神内核的“文以载道”古典命题，以其固有的批判精神而契合于现代文学“反载道”的精神追求，也因此而可以作为“新载道”体系建构的精神资源。
不言而喻，在关乎“新载道”体系建构的特定维度上，“文学是人学”的精神主体所特有的通向终极关怀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将同时涉及忠君与爱民的双重文学主题。这既是一个经历过反复讨论的老话题，也是一个必然常谈常新的新话题，因为这种内含着君主制时代君权至上与民本主义之深刻矛盾的精神分析，不仅有助于持续探究“诗史”书写所呈现的真实现场以及缘此而生的理想人格，而且有助于培植新时代文学读者群体通向终极关怀的大文学精神。
当今时代，借助大众媒介的学术言说与带有网络舆情性质的网民大众的文学评论同处一个平台，一旦专家言说的推广和大众网民的反馈形成冲突态势，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学情绪，尤其是其间隐含着的关乎文学价值评判之标准的思想倾向，往往成为人们进一步探讨人文价值观问题的现实动力。譬如，围绕着杜甫作品《石壕吏》的诗意阐释而展开的网上争论，一方面是“中华诗词大会”出镜专家的创新解读，他透过石壕吏夜捉人的现象发现了诗人笔下那位关心国家大局的官员形象，同时也揭示出老妇人为国家大局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形象刻画，另一方面则是情绪激动的大众网友，他们批评该专家过于强调国家利益而忽略了劳苦大众的苦难，于是乎又一次引发了如何认识杜甫诗意人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及其“诗史”意义的诗学讨论。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一场网络热议再生动不过地反映了文学读者群体关乎“人的文学”的终极关怀精神。实际上，我们的诗词专家和广大网友都自觉地将杜甫诗意的解读引向事关家庭不幸和国家安危、君主艰难与百姓苦难、个人遭遇与天下兴衰等多重矛盾的深度思考。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聚焦的诗意主题由杜甫一首诗的主题凝练上升到杜甫诗意人格的精神建构，进而上升到堪称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总主题”之建构方式。如果说在杜甫诗意的解读过程中，笼统地强调其忧国忧民之情怀，实际上无助于化解深入分析过程中具体凸显出来的“忧国忧民”之整体观实际分裂为“忧国”与“忧民”两端而形成的相互矛盾，那么，西方智者言说的参考价值也随之而凸显出来，譬如克罗齐曾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卡尔又曾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一言以蔽之，在关乎人性之生态现实与人格之理想塑造的特定意义上，我们对杜甫诗意的理解和阐释深度，最终是由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文明价值观念的内在尺度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个“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上，网络媒体上围绕着杜甫诗意的解读而展开的争论，实质上正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的一次，并且是富有现代意义的一次，因为这种“对话”不仅直接涉及特殊历史场域中的家国悲剧的矛盾主题，而且又在引申思考中涵涉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建构的重大问题。
回到杜甫《石壕吏》来继续探讨。当代诗词专家强调国家利益的新出发点和网络大众更强调关心百姓苦难的批评之声，实际上已经涉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如何实现高度统一的文明价值观构建原则。基于中国古代历史而言之，这个原则应该就是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家国一体观念，缘此而必须以民本思想批判君主威权，只有这样，才能与建立在现代社会人民至上原则基础上的家国一体观念相契合。当然，文学作品的解读需要用文学的眼光和话语，绝不能径直转换为政治哲学论题和话语。然而，问题只要涉及论世知人而直指人性至善境界的生成机理问题，“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规定就会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譬如在面对杜甫诗歌这样特具人格理想魅力的作品时，就有必要关注其微观诗意境界背后关乎中华文明人格理想的宏观主题。譬如，不仅包括《石壕吏》在内的“三吏三别”有着显而易见的宏观主题，而且在联系《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等代表作来充分阐释这种宏观主题时，更会发现其中关乎儒家文化核心精神之构建原则的思想内容。如此看来，诗人杜甫在家国危难之际基于亲身体验而诗意书写的人学主题，是向所谓“感士不遇”的咏叹主题所无法涵盖的，无论是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追求放置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总体判断和“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的个体经验所构成的历史现实之中来书写悲凉襟怀，还是在表现出“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以及“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之双重反省意识的同时，又以曲折反复而沉郁顿挫的笔法述说其“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现实抉择最终出自“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之“物性”的精神本根，并且又以“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这种高扬文学批判之思想武器的特殊笔法，将“物性”之精神本根进一步归结到先儒孟子的“仁者”理念，杜甫的诗意书写已然凸显出内在的精神根脉。循着这条根脉来作解读阐释，杜甫的诗意人格自然而然就是先儒“仁者”人格的诗意传承。我们有必要在儒学理想人格之构建的总主题层面上来“接着说”。于是就可以将杜甫“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与先儒孔子的“祖述尧舜”视为一体，于是又将发现，“祖述尧舜”的孔子同时又有着“尧舜其犹病诸”的批评话语：孔子在回答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之问时，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而在回答“子路问君子”时，又回答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如此批评话语，实在意味深长。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当代学术语境下，倘若以“必也圣乎”为标识性话语，那原始儒家心目中尧舜并非完美的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格理想和政治文明的实践统一境界，才真正是其终极关怀的本质规定，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倾向。不言而喻，诗人杜甫具有传承这种儒家理想人格的高度自觉，并以其“诗史”书写的真实美感丰富了这样一种内涵批判意识的主体精神。唯其如此，在充分阐释杜甫诗歌叙事性咏怀之主体精神的问题上，追溯其精神来源从而确认其传承先儒“仁者”襟怀的“人的文学”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就绝不是任意拔高和随意引申的过度阐释，而是“回归文学本体”进而聚焦“文学是人学”主题的杜诗学创新发展之必然要求。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回望不久前的网络争论，唯一的遗憾，恰恰是那场讨论自行消散而没有进境于更高的层次。
总结上说，可以提炼出原创性学术写作必须自觉追求的“大文学”的主体精神。在这里，“大文学”不再是传统“文章学”的代名词，而是在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开卷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人文价值观为中华文明之标识的前提性认识下，重新认识“文章经国”“文以载道”等价值观念和思想命题，并且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之理论阐释层面上的探询思考，而必然是紧密结合像杜甫“诗史”书写之历史真实与曲折心路的“人的文学”的透视观照。一言以蔽之，如是言说的初心所在，是期望文学研究主体最好具有这样一种通向“文学是人学”之最高价值判断的内在追求，而不要让终极关怀变成哲学家的专利！
三、提高艺术悟性：艺科融通，揭秘文学艺术的意象语法
曾经，学术圈里的一些同好之间讨论过“美文论美”的问题，今天接下来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美文论美”讨论的“接着说”。当然，这势必是向深度拓展的“接着说”，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一般所谓文章修辞方面的文学性讲求，譬如像有人所提倡的那样，尝试着将“论文”写成“论笔”——随笔性的论文——以增强其文学的可读性，而是要着力于文学研究论文之学术写作内在思维机制的创新探索。在原理阐释层面上，这意味着要深入探讨文学研究者的艺术悟性如何成为学术研究之科学理性讲求的题内应有之义，而在写作实践层面上，这意味着极有必要自觉提升文学研究论文写作主体的艺术感悟能力以及对此感悟心得的学术阐释能力。
毫无疑问，在回归文学本体从而追求文学本质之深化认识的特定意义上，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文学是人学”，从而赋予学术写作主体以人文关怀精神之外，同时还需要强调“文学是艺术”，从而赋予学术写作主体以艺术感悟的本质自觉。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对“文学是艺术”的强调只是一种对常识的重复，希望广大同好能够理解，这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学研究界艺术感悟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深刻关切。如果有人要问：当前文学研究界论文写作中亟待提高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本文作者的回答便是：亟待提高学术写作主体的艺术悟性。而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艺术悟性必然是与人文关怀精神高度契合的艺术悟性，与此同时，也必然是与学术研究本质规定的科学理性高度契合的艺术悟性。关于前者，上文已有讨论，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艺术悟性与科学理性的契合问题。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纯粹思辨层面的理论思考，还是贴近学术写作实践的经验分析，截至目前，人们还无法真正走出文学的艺术性追求和学术的科学性追求彼此纠缠不清的理路困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内设的一个学部而后来独立出来自成一体这一国家学术管理体制的改革轨迹为实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包括所有学术活动的普遍性的“科学性”追求，到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性”内部的多样差异性，历史发展的逻辑指向原本是异常鲜明的，而当今时代对“跨学科”的提倡，则又以逆学科独立而动的实践模式，证明了普遍意义上的科学性与彼此分工的学科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同样体现在作为学术的科学性讲求和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艺术性讲求之间。长期以来，一种深入人心的观点认为，艺术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适宜对象，因为艺术美是斥之于感觉、感情、知觉和想象的，对于艺术活动和艺术产品的了解，需要不同于科学思考的另一种思维功能。沿着如是思路一直走下去，最后必然确认文学艺术研究不是科学。当然，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上面的这种认识太过绝对化！于是乎，另有一种思路，那就是寻找到让文学艺术成为适宜对象的特殊的科学性讲求。就当今学界现状而言，以上两种思路，不仅各有其生存空间，而且始终纠缠在一起。有鉴于此，虽然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久经讨论的话题，但在今天特殊的时代语境下仍然有其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具体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艺术与科学二元辨析的维度上，人们当然可以分别强调文学创作的艺术悟性和文学研究的科学理性。但是，恰恰是这种简单二分的思路，实际影响到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之艺术性的主体自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这里才要强调，文学研究主体只有具备艺术悟性与科学理性成功跨界的思维智慧，才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以文学艺术——文学的艺术性和作为艺术的文学性——为对象的科学探索。值此之际，很可能会有一种误会出现，那就是坚持认为作为艺术的文学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适宜对象，于是最终否认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或者换一种表现方式，即认为真正具备科学性的文学研究不包括文学作品的审美品鉴，而这种倾向的极端形态，便是文学研究成果无关乎文学艺术水平之高低的价值判断。要之，寄希望于成功跨界的我们，当然要主动去探寻一种叩问于艺术与科学两端而能曲尽其妙的学术方法。
想必人们早就注意到，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设》的文章，在明确标识以“科学性”为追求目标的同时，文章也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统一的“科学性”标准仍然“缺席”。既然如此，任何一个自觉负有学术责任的学者值此都应追问：人文社会科学之统一的“科学性”标准之所以“缺席”，其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伴随着如是之追问，我们难道不应该思考统一性与多样性实现多元统一的新标准问题吗？缘此之故，首先注意到学界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要看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可检验性”，包括逻辑的检验和实践的检验。然而接下来的难题又在于，如是“可检验性”所针对的对象，如果恰恰是人类共识所确认的文学艺术“不可检验”的个性化审美世界，那又该如何呢？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何以“可检验”的方法去探究“不可检验”的特殊存在了！不言而喻，这其实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微妙契合问题，而就其基本原理之探询而言，所谓微妙契合者，首先应该是曲尽两端之妙的新方法，而最终将落实在“可检验”与“不可检验”之有无相生的内在机制上，再进一步讲，也就是落实在科学理性和艺术悟性之相互生成的思维机制上。
鉴于一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科学性建设目标的一致确认，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这里更要强调艺术悟性——与科学理性微妙契合的艺术悟性——在原创性学术写作中的实践意义。为了让我们的讨论尽可能地贴近文学艺术本身，这里选择了一个自以为非常适宜的切入点——以中华诗词意象审美为中心的文学语言艺术。如此选择的学理依据是：其一，鉴于“文学是艺术”的本质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语言艺术；其二，鉴于中国当代美学界关于中国美学的核心命题是“美在意象”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意象语言艺术”；其三，鉴于中华诗词艺术在当代人审美生活中的高度普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聚焦于“中华诗词的意象语言艺术”。
不言而喻，“意象语言”既是一个符合语言学“语音”“词汇”“语法”相应规范的普通对象，又是一个无法被语言学所确认的语言形式规范所限制的特殊存在。唯其如此，已经有人提出建构完全独立的“诗的语法”体系，譬如西方原型批评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就曾提出“意象的语法”这一概念。对此，今天的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这正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语言学的形式规范与文学的形式规范之间，有着历史造就的某种契合性。在汉语语言学那里，从字词、短语到语句的逐层解析及其规范系统，确立了一个以语句完整性为尺度的有序体系，在此完整语句之句子成分的构建秩序中，不同的词语以其不同的词性而处在不同的结构位置上，对此，语言学家认为是对普通语言生活之客观规律的科学发现。至于汉语诗歌的语言形态，同样有其自成一体的形式规范，譬如古代诗歌的五言诗、七言诗；古体诗、近体诗；齐言诗、长短句，等等，这些诗体的韵脚安排、平仄规则乃至于四声配置等，构成汉语韵律学的完整体系，而汉语韵律学既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汉语韵律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要说明的是，为方便讨论“意象的语法”问题，可以一方面参照语言学视“句”为表示完整意思之语言单位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又参照中国古代诗学批评高度重视“名句”的话语方式，然后在“句法”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意象的语法”。不仅如此，追溯中国诗学系统里“意象”第一次出现时的话语形态，那就是刘勰《神思》论说中“寻声律以定墨”与“窥意象而运斤”的骈然同出，这样的阐述模式就决定了意象思维的无限可能与遣词造语的声律规范之间，既是同步推进而相互协调的，又是彼此分离而相互冲突的。尤其是后者，因为关系到文学意象思维的本质属性，所以格外重要。
于是要强调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追求独创和尊崇原创的艺术探索，美妙的诗句更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灵性的艺术闪现，其中自然隐含着同样不可重复的“诗的语法”——亦即“意象的语法”——的结构原则。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即向来所谓“戴着镣铐跳舞”的问题，那就说明“意象的语法”并非普通语言学的“语法”，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科学认知与文学的艺术创意之间的二元对立，一直以来的情势就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走出语言科学与语言艺术二元分离的思维僵局，希望实现学术的科学性原则与文学的艺术性原则之间的“双赢”：既能以艺术悟性的直觉敏感充分感知文学意象世界的生动魅力，又能以科学理性的寻根究底来祛除长期以来蒙在“审美”和“艺术”身上所谓妙不可言的神秘色彩，此之谓叩其两端而曲尽其妙。叩其两端而曲尽其妙的关键，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最终在于能否以艺术与科学融通一体的新智慧去发现并阐明文学意象之美的艺术原理，而这种艺术原理之体现于语言艺术者，并非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从普通语言形式规范中彻底解放自己的自由追求，而是一种自身融化在普通语言形式规范之中的文学创意写作的内在超越。换言之，今天我们的文学研究者，需要一种透过语言外在形迹——往往表现为突破甚至颠覆普通语言形式规范的文学书写语言——而发现其内在语言艺术奥妙的透视眼光，当然也就需要一种文学的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的语言艺术研究之间的密切结合。
现在，让我们结合实例来将上面的道理说得更明白一些。
唐诗中家喻户晓的《登鹳雀楼》，是选入小学课本的古典诗歌代表作，该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诗意景象，作为登高远望之视觉意象的一种典型，呈现出视觉真实世界和视觉想象世界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而其艺术语言又自然朴素而贴近日常生活。若从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的角度来看，其语法结构是清晰可辨的，作为典型的“主谓句”，“白日～尽”“黄河～流”共同塑造出长河落日的浑融意境，而其中“依山”“入海”相互对应的状态描写，作为对动词谓语“尽”与“流”的补充修饰，在诗意表达上丰富了视觉审美的生活内涵与情感内蕴，当然也在现代语言学所说的“语法”结构上充实了主谓句的语句完整性。换言之，家喻户晓的唐诗名句实际上正是诗歌“意象的语法”契合于普通语言形式规范的一种典型。讨论至此，有必要与海外意象派诗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样的意象类型进行比较，显而易见，意象派诗学家所谓“名词句”而汉语语言学家则称之为“省略句”的那种“意象的语法”，就不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样完全契合于普通语言的语法规范，于是就要问：究竟哪一种才是中国诗歌的典型代表呢？就诗学界意见之倾向性而言，因为“省略句”的不完整性恰恰可以被确认为艺术语言区别于普通语言的鲜明特征，所以往往以此为诗人创意句法之典型，而沿着这样的思路一直推导下去，最终就会导致这样的认识：诗歌艺术语言即使不以突破普通语言形式规范为唯一目标，也不需要去遵循普通语言形式规范。说得更透彻一点，在语言科学与语言艺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两者背向而行且越离越远，将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把背向而行改为同向而行，然后又在相伴而行的过程中实现“意象的语法”的内在超越，而这种内在超越并不颠覆普通语言的形式规范。譬如上举“省略句”之所谓“省略”，说透了，实质上是从现代语言学“语法”分析的角度出发确认其“省略”了相应句子成分，殊不知，“鸡声”一语就分明隐含着“鸡鸣”的语义内容，就像“人迹”二字隐含着“人行”的生活内容一样，而诗人之所以如此“省略”，也因为该诗题目《商山早行》中已然明示“早行”之意了。由此看来，相对于语言学之注重于语言形式规范，诗歌“意象的语法”更注重语言意蕴的丰富创意，然而两者之间实际上有一种并存并行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换言之，诗歌意象的原创性是其艺术价值的本源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颠倒语序或省略句子成分才是最佳选择。
让我们继续以“白日依山尽”为例，同时再举与之相似而别开生面的王维诗句“落日鸟边下”，以便展开进一步的探讨。那首题为《登裴秀才迪小台作》的王维名作，若不是海外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的学术影响，很可能至今也引不起当代大众读者的关注，这正是文明互鉴的意义所在。和海外学者津津乐道的“名词句”有别，“落日鸟边下”和“白日依山尽”一样，都是为语言学所确认的表示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王维此句意象之妙，乃是在普通语言形式规范内部实现内在超越的生动案例，宇文所安就注意到了“落日”与“鸟”这个飞动的小动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且具体联想到宇宙之大与飞鸟之小之间的深刻寓意！必须承认，这确乎是一个关系到意象何以完美的重大发现，而此间所谓完美者，不仅指鲜明可见的视觉审美捕捉到的直觉形象，而且指诗人取象创意本身赋予该意象的瞬刻永恒的哲思蕴含，那转瞬即逝的自然景象，显然要比“白日依山尽”更富于诗意构思的灵感发现，更何况在作为律诗颔联的对句形式所营造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的整体氛围中，“鸟边”与“人外”构成“鸟”与“人”之间的特定呼应关系，这既是真实景象的自然呈现，又分明含有受别具只眼的美感发现所激发的创意构思之妙，或许还可以阐释为感物写真而又富于“目击道存”的禅悟寄托，如此等等，阐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最终又必须指出，深解禅悟旨趣而凸显瞬间意象的王维诗句，丝毫也没有挣脱普通语言形式规范的创作意图！
然而，值此之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直接有违于普通语言形式规范的外在迹象容易察觉，而在普通语言形式规范内部完成的诗美创意难以发现，这是问题的第一层次。就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在王维“落日鸟边下”此句下有“妙绝言诠”的品评一样，中国古典诗学的话语体系中固有一种于美妙待言处“欲辨已忘言”的特殊传统，这是问题的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关系到诗意解读者的审美眼力，第二层次关系到诗意解读者的话语能力，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涉及本文作者之所以强调“提高艺术悟性”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涉及对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之典型话语方式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直面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往往以“妙不可言”一类的赞叹话语作为诗学价值判断的普遍现象，我们除了在参照西方逻辑理性话语的比较研究视野里感叹中国诗学似有“缺陷”之外，理应探询事情的另外一面：伴随着某一理论判断的简明话语，往往又有以示例为论证的标志性“名句”同时出场，于是乎，理论言说顷刻间转换为艺术品鉴。显而易见，这里的理论判断之概念思维，是与艺术品鉴的意象思维相映成趣且相得益彰的。唯其如此，即便在现代人文学术必定讲求“科学性”的时代语境之下，即便传统话语体系确乎给人留下“言不尽意”的感觉，我们仍然可以转换审视角度，从而将目光聚焦于理论判断与艺术品鉴瞬刻转换的思维机制本身，并将我们自己值此之际不得不从逻辑理性思维跨界到审美直觉感悟的切身体验引入接下来的探询思考，那就自然会意识到，这种往往以“名句”品鉴来验证理论判断的传统诗学话语模式，不仅直接凸显出批评者的艺术鉴赏水平，而且在客观上造成理论判断力与艺术鉴赏力相互依存的学术精神。恰恰是这一点，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探询原创性学术写作的题内应有之义，因为人们实际上往往忽略了文学艺术批评本质上非常需要艺术鉴赏力这至为关键的一点，而所谓原创性学术写作的原创机制，也恰恰需要这种艺术鉴赏力的内在支撑。
基于以上讨论，这里尝试着提出“富于艺术悟性的科学理性”这样的新概念。毫无疑问，这种需要诗学理论家首先具备极高的诗美鉴赏能力——很多时候也要求理论家同时兼备创作家的艺术素质——的诗学批评，在本质自觉层面上就兼有文学的艺术性和学术的科学性的双重自觉。唯其如此，当我们的人文社科学术界在强调自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诉求时，就有必要强烈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向“艺术性”开放自己的“科学性”。当然，不容否认，理论话语的科学性必然讲求的是概念术语的准确定位和理论命题的明确判断，因此就会遭遇到诗美意象以直觉美感呈现丰富意涵的非准确性和不明确性，越是“叩其两端”而欲曲尽两端之妙，这种准确与否、明确与否的内在冲突就越是显著。在中国古代诗话类的批评系统中，往往会用“妙绝言诠”之类的话语替代具体而微的艺术解析和理论推演。显而易见，从“叩其两端”的角度来说，这里就存在着双向的缺憾。既然如此，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今天的我们就必须实施双向的探索推进，尤其是在古典诗情画意的研究阐释领域，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讲求有必要同时具备“艺术性”的自觉，说透了，这即是向艺术悟性开放自己的科学理性！不仅如此，从原创性学术写作的着眼点出发，对古人所谓“妙绝言诠”者所实际呈现出来的“言不尽意”的批评话语，也应有一种入乎其内而又超乎其外的超越意识，否则，“妙绝言诠”就会成为我们美言论美之际往往在最高境界面前望而却步的美妙“借口”。或许，人们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误解吧！譬如先哲围绕“言意之辨”而展开的思想探询，其历史性的收获未必只有“得意忘言”这一点，其中至少还有着超越既有“言象”范式而探索“新言象”范式的主体精神，就像北宋时代欧阳修与苏轼他们在“景语”诗美创作中提倡“禁体物语”那样，中华文明语境下的“言意之辨”，最终是以“言不尽意”与“言尽意”的相互推动为原动力而不断深化拓展的。总而言之，世人无不有在古人“点到为止”处“接着说”的主体冲动，但世人未必都有在古人所谓“妙不可言”处“曲尽其妙”的主体自觉，因为这往往涉及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之艺术美境的精妙解析，也因此而需要不同于学术科学理性的艺术悟性智慧。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家习惯于让理论价值的判断总是伴随着美妙意象的品鉴，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仍然在传承这种话语范式。而今天的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欣赏并仿效古人话语模式的层次上，既然我们对理论话语的体系化已经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什么不能相应地对艺术悟性的自觉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呢？而这必然意味着，我们既要有古人那样的品鉴眼力，又能够用准确深刻的学术语言完美讲解文学创意之妙。
总而言之，“文学是艺术”的本质规定体现为文学语言艺术的问题意识：一者是基于普通语言形式规范而创意写作的内在原理之探询，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语言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契合关系；一者是关于文学创意之妙的艺术性深入解析，这需要特殊的艺术悟性，更需要能够阐释艺术美奥秘的艺术与科学融通一体的思维智慧。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整合为一而称之为艺术科学的自觉！
总结全文，本文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在回归文学本体的吁求基础上，提出“开放纯文学”的学术命题，希望以此而深化认识文学本体之“本体”；二是结合当代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批评现象，提出“文学是人学”在特定维度上的终极关怀问题，希望人们从终极关怀的高度领会中华文脉传承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沿袭古代文章学体系的泛文学传统；三是提出以学术研究的科学理性去阐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奥妙，并着重强调提高文学研究主体艺术悟性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鉴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基本点，提出普通语言形式规范与艺术语言创意自由的契合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篇关于文学研究之论文写作的学术探询文章，或许可以自称为富有问题意识吧！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