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主体，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地位举足轻重。应用型大学如何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加快创新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围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江汉大学党委书记覃道明。

以重大任务牵引跨学科协同攻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应用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取向？

覃道明：大学本质上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一般来讲，传统意义上大学有着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的演变过程，也是大学应用性逐步增强的过程。大学在不断增强应用性的过程中，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大学怎样的时代使命？

覃道明：“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纳入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大学必须履行好时代使命。一是强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国大学必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二是发挥龙头作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三是强化创新策源。中国大学应主动对标“四个面向”，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作用。

突破功能趋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理解新型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和外延，其目标和宗旨是什么？

覃道明：一方面，新型应用型大学是新型创新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仅有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力远远不够，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应用型大学乃至新型技能型大学，必须共同发力，共担使命。只有处于不同分类的各个大学以不同的创新类型、创新要素、创新方式承担起各自的独特使命，才能共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新型应用型大学可看作是应用型大学的迭代升级，是应用型大学通过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一种新样态，体现为此类大学的“至高追求”。第一，在人才培养方面，突出高层次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第二，在科学研究方面，突出引领性应用科技创新。第三，在办学模式方面，改变大学的运作方式，让大学成为连接教育、科技、产业的“超级枢纽”。新型应用型大学通过构建“教育—产业—社会”的枢纽接口，成为创新体系的“知识交换机”和产业升级的“技术加速器”。

构建“政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新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型应用型大学应着力培养高层次实践创新型人才，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的路径与方法？

覃道明：加快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需要在政策目标、工具、措施等方面强化一致性。一是树立“顶天立地”的高水平标杆。“顶天”就是应用型大学也应开通“双一流”建设通道，加快建成一批高水平新型应用型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增设“应用型双一流”类别，单列新型应用型大学指标。“立地”就是着眼于引导应用型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地方应用型大学应主要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打造开放融合的协同创新样板。打破传统大学封闭办学模式，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将新型应用型大学打造成为“开放治理、跨界整合、生态共生”的协同创新样板。三是重塑贡献导向的应用价值坐标。推动大学评价体系从“学术本位”向“社会贡献”转型，构建以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贡献度为核心的应用价值体系。

加快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需要提升政策供给与政策力度的匹配度，强化支撑力和针对性。一是实施专项建设计划。参照“双高计划”，遴选一批基础好的应用型大学，实施新型应用型大学建设专项计划或工程。在专业学位点建设、高层次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未来学科等方面，对新型应用型大学单列硕博专业学位点、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实验室等指标。二是培育创新生态载体。增设新型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试点，引导科技型企业，与创新基础好的应用型高校共建研发基地，联合攻关产业共性技术难题。三是建立贡献导向指标体系。制定《新型应用型大学建设指标体系》，设置“技术转移收益”“成果本地转化率”“产业贡献度”等特色指标。考虑建立“应用型教授”职称序列，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制定行业标准等纳入晋升核心条件，进一步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

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四链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加快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既是破解应用型大学发展系统性困境的现实之需，也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力之举。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新范式？

覃道明：基于理论和实践探索，我尝试提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型应用型大学构建设想。第一，在“用”的追求上体现分类发展。分类推进大学改革发展的初衷，在于有效引导不同类型高校依据自身优势，开展特色化科研、差异化培养各类创新人才。以“横向分类”代替“纵向分层”，事实上认可了每所大学都拥有从基础到高端的发展通道，驱动高校办学从“资源竞争”向“使命驱动”的范式转变。

第二，在“用”的机制上体现开放融合。打破传统大学封闭办学模式，通过“开放治理、跨界整合、生态共生”机制设计，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打破学科与产业壁垒，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载体，为企业技术难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推出中小企业人才供给定制模式，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应用创新人才培养联合体。

第三，在“用”的评价上突出贡献导向，重塑应用价值坐标。推动评价体系从“学术本位”向“社会贡献”转型，引导应用型“双一流”建设从“学术竞赛”转向“战略支撑”，构建以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贡献度为核心的新型应用型大学价值体系，真正将服务国家战略和解决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为自身使命和重要职责。更加突出高层次应用导向，考虑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任务，构建以应用研究贡献为特色的成果分类和核心评价指标。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注重应用场景的适配性，聚焦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和跨领域协同创新能力。构建教育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形成“需求牵引—能力塑造—价值输出”的闭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